俄琼卓玛｜后秦史

姚波

后秦史

俄琼卓玛

《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二O一二年六月

姚波收集录出，以原文为准




摘要：十六国时期，在关陇地区先后建立起多个少数民族政权，而由东迁羌族建立的后秦便是其中之一。从公元384年后秦建立者姚苌改元建制，国号大秦        （史称后秦或姚秦），到公元417年东晋刘裕攻下长安，历时33年，共历三代君主，是我国历史上唯一由羌族建立的封建政权。继前秦之后统治着关陇的大片地区。目前，学界对于后秦的个别领域已有所研究，但尚没有一部完整的后秦史问世。故笔者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通过梳理和考订文献及考古资料，借助历史学、民族学等学科方法对后秦历史做一系统、完整的研究。


本文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内容为后秦的学术史。通过对后秦相关学术史总结，介绍了目前学界对后秦史研究状况，肯定了其取得的成果。同时也提出后秦史的研究仍有不足，可以有全面、完整的研究。


第二部分为第一章和第二章，主要叙述了后秦建立者南安羌族姚氏的来源与迁徙活动，及其后秦政权的兴亡经过。经过对文献的分析认为姚氏并非如史籍中所云，为羌族烧当嫡系后裔，应多为烧当旁系后代。羌族姚氏在东汉末期已定居在南安赤亭一带，及永嘉之乱，东徙于榆眉，后为石赵徙于关东清河，石赵灭亡，复归于关中，在前秦统治之下。淝水战败，前秦迅速走向衰落，整个北方地区呈现分崩离析之势。在此情形下，南安姚羌在其首领姚苌的带领下，杀前秦皇帝苻坚，即帝位于长安，改元建制，国号大秦，即后秦。后秦至姚兴在位期间一度兴盛，先后征服了河陇的诸多政权。但是，最终在内乱外侵的双重压力下走向灭亡。


第三部分为第三章，探讨了后秦的社会制度。后秦的政治制度主要是沿袭了汉魏以来的旧制，但其地方行政机构在一定程度上还保留了其传统营户制度。本章按照中央官职、军事官职和地方官职三个方面详细梳理了后秦的汉魏职官系统；其次将后秦的在十六国当中表现非常突出的司法制度及其用人制度的具体内容做一总结。


第四部分为第四章，介绍了后秦的社会经济与文化。首先后秦在关中战乱之后着力恢复关中人口，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后秦的在文化方面主要是大力提倡儒学，加速了后秦各族的汉化过程，同时后秦的佛教异常兴盛，其组织的佛经翻译工作成果可观，对我国乃至亚洲的大乘佛教都有不小影响。


第五部分为结语，总结了后秦政权对我国古代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影响，以及后秦政权的历史地位。


关键词：后秦，羌族

姚波

目录


摘要        I
Abstract        Ⅱ
绪论        1
第一章后秦政权的建立        9
第一节古羌的变迁        9
第二节羌族姚氏的崛起        17
一、南安姚氏的兴起        17
二、姚弋仲与姚襄时期的发展        19
第三节后秦的建国        28
一、归降前秦        28
二、姚苌开国        32
第二章后秦的兴盛与衰亡        37
第一节后秦的兴盛及其发展        37
一、平定关陇、灭亡前秦        37
二、与邻国的关系        42
1、与后燕、南燕之关系        43
2、与北魏之关系        45
3、与东晋之关系        47
4、与河陇诸政权之关系        49
第二节后秦的衰落与灭亡        54
一、由盛转衰        54
二、诸子之争        56
三、后秦灭亡        59
四、后秦灭亡后关中羌族的分布及进一步汉化        65
第三章后秦的社会制度        69
第一节后秦的政治制度        69
一、中央职官        69
二、军事之官        73
三、地方之官        77
第二节后秦的司法及用人制度        81
一、后秦的司法制度        81
二、后秦的用人制度        84
第四章后秦的社会经济与文化        87
第一节后秦的社会形态与经济        87
一、社会形态        87
二、发展农业生产        88
三、手工业和商业        92
第二节思想文化        93
一、儒学兴盛        93
二、尊崇佛教        94
结语后秦的历史地位及灭亡的原因        101
参考文献        103
附录一：后秦世系表        111
附录二：后秦大事年记        113
附图：后秦姚氏迁徙图        121
致谢        123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125

姚波

绪论


十六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较为特殊的时期，由于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先后入主中原建立政权，因而被封建史学家称为“五胡乱华”时期。加之十六国时期政权分立，战争频繁，割据混乱，造成了历来史学家对十六国史的忽视。以致十六国的历史未被载入正史，只以僭伪的形式列入《晋书·载记》。而唯一一部专门记载十六国历史的文献《十六国春秋》则早已佚失，现只有部分保存在《太平御览》等类书当中。此外，《资治通鉴》、《魏书》当中记载了部分关于十六国史的内容。由于十六国史史籍的缺乏，不免使得学者们对于这段历史的研究逊色于其他历史时期。即便如此史学家们却从未停止过对五胡十六国历史的研究，而且通过学者们不懈的努力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尤其是针对于十六国各个政权的国别史研究方面。如：杨伟立《成汉史略》（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周伟洲《汉赵国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再版）、《南凉与西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再版），蒋福亚《前秦史》（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齐陈骏《五凉史略》（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洪涛《五凉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三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赵向群《五凉史探》（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等等。其中，蒋福亚的《前秦史》将后秦作为前秦政权的的遗续，放在了淝水之战后，关中诸多地方势力之一的角度来带过。因该书的重点是前秦，对后秦的政策没有深入的探讨，不过可以在文中了解后秦在政治，文化等方面对前秦的继承。洪涛的《三秦史》的第三章集中讨论了后秦兴衰过程，对后秦历史的发展脉络进行了大致的勾勒，从后秦姚氏的兴起到发展壮大建立政权，以及后秦政权的的内政外交方面均有叙述，使人们对后秦历史。然而应该指出的是，该书中后秦部分叙述的略显简略，缺乏系统性、整体性和深入性的论述。


另外，从民族的角度研究羌族的，有马长寿《氐与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再版），任乃强《羌族源流探索》（重庆出版社，1984年版），冉光荣、李绍明等编写《羌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等著作，都侧重从整体上探讨了羌民族发展的历史过程，对于十六国时期的由羌族建立的后秦政权并未有过多涉及，且内容也多较为粗略。可以说目前还尚无针对由内迁五胡之一的羌族所建立后秦政权研究的专著成果。对于十六国时期非常活跃的羌族及其所建立政权缺少专门的研究，这无论是从中国古代史，还是中国少数民族史的角度来说无不是一种不足和缺憾。


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说，如果缺少了对这一政权全面、系统的研究，必然会影响从整体上把握十六国史乃至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从民族史的角度来说，羌族作为中国古老的少数民族，也是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因此，对历史上由羌族所建立的重要政权—-后秦政权的进行进一步研究，也可丰富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史中羌族历史的内容。综上原因，本人选择了后秦史研究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希望能够对十六国史与中国古代民族史的研究起到有益的补充。


关于十六国时期后秦历史研究的学术史，可以分为清末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1979年改革开放之前、1979年改革开放至今三个时期。


清代以来学者们就已经关注到十六国史的研究，其中涉及到了一些与后秦史相关的内容，主要有万斯同的《伪后秦将相大臣年表》（《二十五史补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版）、王夫之的《读史通鉴论》（中华书局1975年版）、张愉曾的《十六国年表》（齐鲁书社1996年版）、汤球的《十六国春秋辑补》（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洪亮吉的《十六国疆域志》（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等。其中后三部乃是清末学者对于十六国时期的研究著作，将包括后秦在内的，十六国有限的史料或辑补、或解读，做了不少整理和评论方面的工作，拉开了中国学界十六国史研究的序幕。随后有恽毓鼎《读十六国春秋》（《中国学报》1913年第3期），李嘉善的《五胡十九国世表》、《五胡十九国兴亡表》（《北大国学月刊》1927年1卷4期）继续此方面的工作。进入30年代后学者们的研究也有所深入，如谭其骧的《晋永嘉丧乱之后之民族迁徙》（《燕京学报》1930年第8期），倪今生的《五胡乱华前夜的中国经济》、《五胡乱华明日的中国经济》（《食货》1935年1卷7期、8期），鞠清远的《五胡北朝及隋的官手工业机关》（《天津益世报·食货周刊》1936年4期），史念海的《晋永嘉流人及其所建的壁坞》（《责善半月刊》1940年1卷12期）等。其中1948年由开明书店出版的吕思勉先生的《两晋南北朝史》可谓这一时期的重要著作。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1979年改革开放，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这一时期学界对十六国研究的领域进一步拓宽，涉及问题也更加广泛，研究程度也不断深入。主要有唐长孺的《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年版）开始用唯物史观去看待和分析历史问题，该书中收录的《晋代北还各族“变乱”的性质及五胡政权在中国的统治》一文中以氐族为切入点，来探讨胡人政权与地方豪强之间的关系，对羌族迁徙的原因、魏晋以来羌族与关中政权之间的联系，与羌族内部发展都做了精辟的分析；此外，姚薇元的《北朝胡姓考》（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李剑农的《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59年版），周一良的《魏晋南北朝史论》（中华书局1963年版）等著作中，也多有十六国历史与民族方面的内容。相关的论文有刘尧庭的《五胡之乱是谁造成的》（《新史学通讯》1951年1卷3期），金家瑞的《十六国及北朝前期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新史学通讯》1953年第9期），王仲荦的《试论淝水之战为什么南胜北败与前秦败亡后的北方局势》（《文史哲》1955年第12期），还有日本学者刚崎文夫的《魏晋南北朝通史》（弘文堂1954年版）。但是，文化革命时期中国史学界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许多相关的研究也基本陷于停顿状态。


伴随着1979年改革开放，我国的史学工作也随之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十六国史亦不例外。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新方法、新理论逐步应用到研究工作当中，使得许多新问题得以解决、新领域得以开拓。因此，绝大部分十六国史的研究成果都产生于改革开放至今的几十年间，特别是在80、90年代集中出现了一批的研究专著。主要著作有王仲荦的《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韩国磐的《魏晋南北朝史纲》（人民在出版社1983年版），万绳楠《魏晋南北朝论稿》（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马长寿《氐与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中华书局，1985年版），洪涛的《三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高敏的《魏晋南北朝经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其中洪涛先生的《三秦史》当中有一章专门关于后秦史的论述，虽然略显简略，却是目前国内唯一整体论述后秦史的著作。同时，这一时期日本学者也有一些相关研究成果如田村实造《中国史上の民族移动期—一五胡·北魏时代の政治と社会》（创文社1985年版），谷川道雄《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の基本问题》（汲古书院1997年），川本芳昭《魏晋南北朝の民族问题》（汲古书院1998年），三崎良章《五胡十六国——中国史上の民族大移动》（东方书店2002年版）、《五胡十六国の基础研究》（汲古书院2006年版）。


此时，对于十六国历史的研究也有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且内容相对集中于政治制度方面，这方面的主要成果有：关尾史郎：《“大营”小论——后秦政权（384年—417年）军事力と徙民措施—》（《中国古代の法と社会》汲古书院，1988年），周伟洲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护军制》（《燕京学报》，1999年新6期）、《十六国官制研究》（《文史》，2002年第1辑）分别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地方行政体制上出现的护军制的性质、渊源、发展、建置及其与军镇制的关系进行探讨，以及全面系统的将十六国时期的官制做了进一步研究。雷家骥《前后秦的文化、国体、政策与其兴亡的关系》（《国立中正大学学报》第7卷第1期，1996年），何宁生《后秦法制初探》（《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该文主要根据《晋书》的有关载记，通过对后秦统治者的法律思想、后秦的法律内容以及后秦的司法制度的论述，较全面地探讨了十六国时期后秦政权的法制，并概括了后秦法制的特点。高敏的《十六国前秦、后秦时期的“护军”制》（《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当中对护军制“只存在于前秦与后秦”，其具有一系列不同于魏晋中央护军制的特征，并对其产生原因的分析。认为中央护军制度在秦汉魏晋时期发展变化的论述，认为十六国时期前秦、后秦护军制与此不同。“前秦、后秦所实行的护军制度，实为十六国时期所独有的一种军事编制与统治形式。”


另外，牟发松《十六国时期地方行政机构的军镇化》（《晋阳学刊》，1985年第6期）一文当中分析了后秦的军镇，指出《晋书·姚苌载记》所记载的那种既从事征战镇守又“供继军粮”的军营，以及以营领户以户出兵的制度，正是姚兴时军镇与镇户的前身。但镇户并不等于营户，它毕竟原则上不属于某个将领，而隶属于姚秦国家的某个军镇，原则上不随镇将的调动而移徒。这些镇户所在的军镇，是整个姚秦国家赖以存在的基础。郡县之立，在姚秦也不过徒具虚名。旷天伟在其文《论十六国时期胡族政权的兵役》（《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1期）提出南安羌建立后秦以后，李闰羌因屡次起来反抗而被反复迁移，贰县羌也发动过反抗后秦统治的斗争，说明羌族内部并不一致。后秦政权和羌族部落豪酋之间“并没有自视为同族的观念”。“即使已经归附后秦的羌族豪帅，与后秦的关系也并没有形成一体的关系”。少数部族之间的不统一和内部冲突，影响了兵士的来源，削弱了自己的力量，从而决定了胡族政权中除本部族人当兵外，还必然要以其他部族成员为兵。当然，取其他族人为兵的原因远不止这一点而已，本部族兵的伤亡和其他部族的同受汉族统治者压迫，也是重要因素。


此外还有邱久荣：《十六国时期的胡汉分治》，（《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3期）。冯君实《十六国官制初探》，（《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4期）；周伟洲《十六国时期的“胡汉分治”》（《西北历史研究》，1987年）；马欣、张习武《十六国军制初探》（《天津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1期）；[日本]三崎良章《五胡十六国与护羌校尉》        （《文史哲》，1993年第3期）；张金龙《十六国“地方”护军制度补正》（《西北史地》，1994年第4期）；高敏《十六国时期的军镇制度》（《史学月刊》，1998年第1期）都对后秦内容有所涉及。


进入到新世纪以来仍然有一些这方面的研究，如何宁生在《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政权的司法制度的建树》（《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当中为了使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政权法制中的司法制度得到进一步的解读和认知，运用例证、比较分析和理论归纳的方法，对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政权的司法制度进行了探究，认为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政权基本是仿效汉魏晋以来的中原汉制建立自己的司法制度，但在一些方面也不乏创新和建树，从而对中国历史上司法制度的发展建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其中后秦和后赵虽只是十六国时期仅存30余年的少数民族政权，但他们却在中国历史上容隐原则制度发展的道路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迹。陈琳国的《十六国时期的“军封”、营户与依附关系》（《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指出后秦的营户虽不称军封，但性质是一样的。它们的共同点是，军营的将领荫占营户，营户是军营将领的依附民，而不属于州郡。不同点是，前、后燕的营户是国家授予的，是得到制度认可的；而后秦的营户形成于乱世，国家事后才认可的。营户不是前、后燕和后秦所特有的，而是十六国普遍存在的。十六国这种依附关系的新形式，使十六国时期依附关系的发展走上一个新的阶段，从而对十六国时期依附关系的发展作用不可低估，它在改造内迁少数民族的社会结构和重塑少数民族面貌等方面发生了深远的影响。还有何宁生《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政权法制的历史影响》（《民族研究》，2006年第2期）；杨铭《试论后秦政权兴盛与衰亡的原因》（《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4期）；李爱琴《十六国时期的户籍制度》（《中山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由于后秦是受汉文化影响很深的政权，因此有关其汉化的研究也是一方面，有张秀平《试论十六国时期汉族士族的历史作用》（《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1期）；杨茂盛、刘柏冬《“五胡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的汉化是其自身发展的需要》（《民族研究》，1997年第3期）；刘国石、王玮平《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政权典章制度的汉化》（《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刘国石《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贵族的汉文化修养》（《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6期）。其中戴晓刚的《后秦姚氏的汉文化修养》（《社会科学辑刊》，2008年第2期）着重介绍了淝水之战后建立的后秦在十六国后期的历史上地位异常重要，而建立后秦的羌人姚氏之所以能继前秦迅速崛起，除却其他因素，后秦姚氏的汉文化修养实属关键。在姚氏三代之中，汉文化修养当以姚兴为最，其次才是姚苌、姚泓，其范围涵盖伦理、教育、（儒家）经学、为政诸方面，而以教育、为政为主。后秦姚氏较高的汉文化修养不仅直接提高了姚羌的汉化水平，推动了后秦政治、经济、军事的发展，而且也加速了整个十六国北朝的胡汉民族融合。


宗教信仰研究，也是学界较为关注的重要问题，集中在其最重要的国君姚兴及其在位时期兴佛方面。如刘幼生《简论姚兴》（《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4期）旨在就对姚兴这样一个颇有作为的少数民族统治者的历史地位及作用进行一些粗浅的探讨。张国杰《论羌族政治家姚兴》（《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1期）肯定道在十六国后期，姚兴是比较有作为的一位君主，是有贡献的政治家。刘仲文《姚兴略论》（《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4期）。杨耀坤《苻坚、姚兴与佛教》（《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2期）；牟钟鉴《鸠摩罗什与姚兴》（《世界宗教研究》，1994年第2期）；徐勤春《小论姚兴》（《池州师专学报》，1997年第4期）还有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1999年度的硕士学位论文黎毓雯的《姚兴政权与佛教》，其中杨耀坤与牟钟鉴的文章重点阐述了姚兴与佛教以及鸠摩罗什的密切关系。


目前有关于后秦的考古发现很比较有限，相关的研究最主要的有马长寿的《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中华书局1985年版）利用关中发现的碑铭25种，从其题名的姓氏、官爵、姓氏变迁、婚姻关系、阶级分化、部族融合等方面，研究这一时期关中各族的历史，初步解决了过去很难弄清的问题。此书系以碑铭证史的典范，得到了治史者的高度评价，有很多值得借鉴之处。李朝阳《吕他墓表考述》（《文物》1997年第10期）对七十年代出土的后秦吕他墓表的形制、出土地及碑文中墓主之职衔、葬地、葬年等均作了考述。路远《后秦<吕他墓表>与<吕宪墓表>》（《文博》，2001年第5期）将《吕他墓表》与已流落到日本的《吕宪墓表》两块后秦碑刻进行比较。此外还有一些与后秦相关的历史地理的研究，如吴宏岐《关于后秦逍遥园与草堂寺的几个问题》（《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通过对相关文献资料的考证，确定了逍遥园和草堂寺的具体位置分别在今西安市汉长安城故址北和今户县东南，并对澄玄堂、西明阁、波若台、须弥山、八宝玉石塔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崔向东、艾涛《前、后秦“京兆郡”辩正》（《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1期），吴宏岐《后秦“岭北”考》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2期）；吴洪琳《十六国时期“岭北”考》（《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两位学者基本一致的认为“岭北”不应是一个单一地理坐标的北部。应该是一个比较大的地理范畴的北部。“岭北”应是九峻山向西一直延伸至庆阳一线以北的地区比较合适。李椿浩《试论羌族后秦之安定地区的地位及其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9期）该文以研究安定的地位为出发点，探讨姚苌的“大营”以及与军镇、护军等有关问题，以了解当时后秦政权的内外局势，并有助于加深对五胡十六国政权的地方统治体系的认识。此外，夏朗云《麦积山早期大龛下层焚烧痕迹的考察——麦积山后秦开窟新证》（《敦煌研究》，2004年第6期）从文化层位的角度，对麦积山石窟第78窟的开窟断代作了进一步论证。同时，结合更多的证据判断，北魏灭法之前这些早期大龛已开凿和利用，并可上溯到后秦及其之前。另外，咸阳市考古研究所近年发掘了几组十六国时期的重要墓葬。其中，出土的器物对于探讨后秦时期的经济发展状况具有一定参考作用。


当然还有一些军事文化面的研究，左华明《刘裕北伐后秦考》（《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李琼英《刘裕七月灭后秦》（《文献》，1999年第1期）杨铭《论刘裕北伐后秦之战及其历史影响》（《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年第2期），禹克坤《十六国时期民族文学述略》（《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5期）。


以上是目前有关羌族建立后秦研究的基本情况。相关的研究虽然范围很广，但还比较分散，还缺乏全面、系统的研究，而且主要集中在政治制度和佛教方面，其他部分如经济及社会生活等问题的研究还和薄弱，仍有待深入。
因此，本文拟用传统的历史考据学方法梳理和考订如《晋书》、《资治通鉴》以及唐宋类书中有关后秦历史的主体文献，以编年的形式对后秦历史加以梳理，其间对于史料中的讹误进行订正。同时，还要借助考古学、历史地理学、民族学等学科的成果与方法，以解决相关文献资料的不足的问题，从而对后秦历史加以深入分析探讨。另外，在写作过程中通过国内学者的综述性介绍和评论，以借鉴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最终完成一部十六国国别史的研究专著，能够部分的填补学术界在后秦史研究上的这一空白。

姚波

第一章 后秦政权的建立


第一节 古羌的变迁


羌族是我国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古老民族。早在公元前16世纪至前11世纪中国奴隶社会的商代，就出现于历史记载。殷墟的甲骨卜辞中就有羌字作等，上从羊角、下从人。东汉许慎的《说文》卷4上《羊部》解释：“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①应劭的《风俗通》中亦云：“羌，本西戎卑贱者也，主牧羊。故‘羌’字从羊、人，因以为号。”②现代学者们一般认为“羌”字皆为汉人因羌之习俗而造字，很可能是殷商人对其的称呼，以其人牧羊为业，供祀羊神，端公（羌民巫师）戴羊皮帽并饰两角以祈禳，故谓之羌。③


周秦时，人们将生活在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少数民族冠以“夷、蛮、戎、狄”四名分别配之。如《礼记·王制》里说：“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④在西方，“羌”与“戎”都是大名，戎成为西方诸族的通称，为表示其地望则曰“西戎”。羌是某族的专名，但因他们所占的地方太大，渐渐也成了通称。因此，西方诸族也不妨称为“西羌”或“羌戎”。⑤关于古羌的分布中心《史记》、《汉书》中均未提及。西晋司马彪的《续汉书》中首先提出了西羌的分布中心云：“西羌自赐支以西，至河首左右，居今河关西，可千余里，有河曲。羌谓之赐支，即析支也。”马长寿先生指出河关在兰州西南，以西千余里为河曲。黄河自西来，至大积石山脉东南端，曲而西北行，经小积石山的东北麓，又曲而东北行，至曲沟，又曲而东行，凡千余里，皆称河曲，羌语称之为“赐支”。⑥而且马先生于上世纪对四川汶川、茂县等地羌语的调查中得知，今日羌人仍称河曲为“赐支”（slitsi），并言其远祖自赐支迁来。⑦由此可见，古代羌族分布中心在青海东部的古之为“河曲”（黄河九曲）及其以西以北等地，活动范围可能遍及到河西走廊之南，洮、泯二州之西的广大地区。①


既然古羌的原始分布可以确定，那么古羌人是由什么民族变化而来的呢?关于这一问题更是众说纷纭。由于羌族与华夏族有着同样久远的历史，而且在甲骨文中羌、姜的区别只是性别上的，男羌称羌，女羌称姜，羌、姜互用。后来，周代的人们以其姓氏的观念加之于传说中羌人的祖先称其为姜姓②。因此在我国的古籍中常常出现羌族与华夏族同源而异流的说法。早在春秋时期就出现了羌族的祖先始于炎帝的说法。此说见于《国语·晋语四》“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③还有《左传·哀公九年》“炎帝为火师，姜姓其后也。”④这样的说法既来源于古代的传说，也包含了春秋战国时期人解史的成分。与此类似的还有将古羌与神农氏、共工、禹相联系起来的说法⑤。到了西晋司马彪又在其《续汉书》中出现了西羌出于三苗说，“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⑥然而根据马长寿先生分析，此说仍然是杂糅了古代传说编造而成的。司马彪等所本的三苗为西羌之祖应源于《尚书·舜典》的“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⑦，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对此事有所云：“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且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解释道：“变谓变其形及衣服，同于夷狄也。”⑧换言之，即西戎（包括西羌）不是由三苗所变，而是三苗变成了西戎。这里丝毫没有三苗是西羌之祖的意思。而且古之所谓三危山，在今何地，尚无一致意见。有谓在今甘肃西北，敦煌县的东南⑨；有谓在今甘肃东南部，洮河上游，陇西鸟鼠山的西南①。二地虽同西羌的分布为近，但终究不是羌族的分布中心。况且司马彪所采用的三苗所在左洞庭、右彭蠡，为南岳之地，那么它的组成部落应属于梦·克迈（Mon-khmer）语系的苗族、瑶族为主，而西羌则属于汉藏（Sino-Ti-betan）语系。因此，从史料上、地理上以及民族上都很缺乏值得信服的依据，可以证明西羌出自三苗。②


事实上在古羌分布中心的河曲一带，已发现了许多新石器时代的石器和陶器。陶器的形式和中原地区的陶器是一致的，但制作工艺就十分粗糙。先秦时代的河曲地区为汉人足迹罕至之地，所以这些石器和陶器应该是属于羌族。根据目前在甘青地区的考古工作展开的情况，有学者认为，羌族被认为是河曲一带所经历的仰韶、石岭下、马家窑、半山、马厂、齐家等新石器文化的主人，及其后的辛店、唐汪、寺洼和卡约文化也都被推定为属羌人的文化遗存③。


我国最早的王朝夏朝没有直接的文字的记载流传，其与羌族是否发生关系目前还未有可靠的相关记载发现。从现有的经典资料看，至少在商汤时华夏就与古羌族有了接触，《诗·商颂·殷武》有云：“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①此事距今已有三千六百余年了。此后华夏与羌人的来往，更是随着相关记载甲骨文的出土得到了有力的证实。从出土的多方甲骨卜辞来看商朝时的羌族是个很活跃的部落群，已经进入到了部落联盟或部落群军事结合体阶段，拥有自己的首领，并且武力相当强大，能够与商王朝进行反复的较量。而且还有大量的羌人成为了商王朝奴隶制下奴隶的来源。这样，这些羌人的活动地区东部已逾黄河而达今山西西南一带。他们是从何而来，从卜辞中只知自西而来，还找不到更具体的说明问题的根据。⑤到了周朝与羌人的来往就更加密切，在周建国以前，居于渭水支流姜水一带的羌族从周的先世起就与周人通婚，周的始祖后稷，其母为姜塬，此后姬姓与姜姓世为婚姻。其后的武王伐纣之时，幽王政变之际以及春秋时晋、秦争霸时候，西羌以各种不同的名义多次向东方中原各地迁徙。那时中原的政权还不十分强大，没有力量经略西方的河湟地区，相反却需要吸取外来的劳动力以开辟田野，吸取外来的兵力从事于列国的征战。从而成为西羌入徙的有利条件。与此同时他们也摆脱了西方原始落后的生产，参加到了东方先进的畜牧和农业生产当中。①


战国初年，关内的秦国逐渐强大了起来，开始伐西戎，与生活在河湟间的西羌接触逐渐频繁，史书中关于西羌的记载也随之详尽起来。《后汉书·西羌传》可谓现存西羌早期历史最完整的记载了。《后汉书·西羌传》云：“羌无弋爰劒者，秦厉公时为秦所拘执，以为奴隶。不知爰劒何戎之别也。后得亡归，而秦人追之急，藏于岩穴中得免。羌人云爰劒初藏穴中，秦人焚之，有景象如虎，为其蔽火，得以不死。既出，又与劓女遇于野，遂成夫妇。女耻其状，被发覆面，羌人因以为俗。遂俱亡入三河间。诸羌见爰劎被焚不死，怪其神，共畏事之，推以为豪。河湟间少五谷，多禽兽，以射猎为事，爰劒教之田畜，遂见敬信，庐落种人依之者日益众。羌人谓奴为无弋，以爰劒尝为奴隶，故因名之。其后世世为豪”。②这一段关于西羌起源的记载很有价值，成为对生活在古羌族分布中心地羌人的最早记载。其间虽然有一些如有虎为救爰劒蔽火，爰劎得以不死这样的渲染成分。但从我们也中可以看出，此时起西羌社会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爰劎以前的西羌是没有固定的首领和首领制度，自从爰劎在河湟地区赢得了羌人的的信任，并“共畏事之，推以为豪”成为西羌的首领，而且在爰劎死后他的子孙世代都相继成为西羌的首领。其与部民的关系也逐渐的从自出结合的状态发展为相对固定的关系。到公元前4世纪前半叶，刚刚即位的秦献公（公元前384年），正欲效法他的祖宗穆公霸西戎的事迹，准备出兵到渭河上游，灭狄豲戎。此时爰劒的孙子卬因害怕秦国的攻伐便率领同族的部落南下，西出赐支河曲数千里，从此与留在河湟和河曲的众羌不复交通。③这批南下的西羌的子孙分成了三支：一支越嶲羌，在汉代的越嶲郡（治邛都，今四川西昌东），大渡河的南边，成为“牦牛种”；一支广汉羌，在汉代的广汉郡（故治今四川金堂东南，后移洛县，今四川广汉）的西北，称为“白马种”；一支武都羌，在汉代武都郡（治武都，今甘肃西和西南）的西部，称为“参狼种”。④而爰劒的曾孙忍及其弟舞留在的河湟繁衍生息，“忍生九子为九种，舞生十七子为十七种”⑤羌族从此开始繁盛了起来。而且从爰劎之后开始兴起的家支分解发展到忍的儿子研的时候已大体稳定下来，有的支系不再分解，而成为较大的种姓。秦孝公时忍子研立，而且研豪健，所以众羌都称其后人为研种。研的子孙都以研为种姓，从而能形成一支较强的力量。直到汉景帝时研种的首领留何率种人求守陇西塞，可见研种从秦孝公时成为一支，到汉景帝，已经经历了二百余年，都以研种为号，说明这一支没有出现新的分解，或者是内部虽有分解，但仍保持原有种号，不另立种姓。①


后来研的十三世孙烧当出现，其人复豪健，后来的子孙便以烧当为号。当然西羌除烧当外，还有很多种落，如先零、卑湳、罕开、封养、牢姐、彡姐、勒姐、累姐、当煎、当阗、阗零、烧何、钟存、牢羌、沈氐、巩唐、吾良、全无、且冻、傅难、鸟吾、虔人②等等。诸羌都有各自相对稳定的部民和活动区域，但这也不是固定不变的，例如烧当种滇良，“世居河北大允谷（在今青海贵德以西黄河北岸），种小人贫，而先零、卑湳并皆富强，数侵犯之。滇良父子积见陵易，愤怒，而素有恩姓于种中，于是集会附落及诸杂种，乃从大榆入，掩击先零、卑湳，大破之，杀三千人，掠取财富，夺居其地的大榆中（在今青海贵德以东黄河南岸），由是始强。”③类似这样的部落之间互相的侵夺都不在少数，部落的规模和活动范围也随之不断变化着。


与此同时，西羌继续同汉人保持着来往，尤以前、后汉时期西羌的六次大迁徙最为明显。汉景帝（公元前156年—前141年）时就有爰劎的后代研种羌豪留何就率领着他的部民要求入守陇西塞。于是汉朝乃徙留何等于陇西郡的狄道（今甘肃临洮）、安故（临洮西南）、临洮（今甘肃岷县）、氐道（今甘肃礼县西北）、羌道（今甘肃舟曲北）。从此拉开了西羌大规模东徙的序幕。宣帝神爵三年（公元前60年），赵充国招徕先零、煎巩等羌降汉，迁徙他们至破羌（今青海乐都东）、允街（今甘肃永登南）等县，并置金城属国以处之。在王莽执政时（9—23年）时曾逼羌人献出青海湖畔，开为西海郡，设五县。及莽败，“西羌寇边，遂入居塞内，金城属县多为虏有。”④到了东汉，东迁的西羌人数和规模就更大了，有二十九次之多。列表如下：



两汉西羌迁徙表

时 间	事   件	出 处
建武十年(34 年)	先零羌与诸种相结，寇金城、陇西，汉遣中郎将来歙等击破之， 斩首数千人，获牛羊万余头，谷数十万斛。	《后汉书》卷  15《来歙传》
建武十一年 (35年)	先零种复寇临洮，陇西太守马援破降之。后悉归服，徙置天水、 陇西、扶风三郡。	《后汉书》卷 87西羌传》
建武十三年	武都参狼羌与塞外诸种为寇，杀长吏。援将四千余人击之， ……	《后汉书》卷
(37年)	羌遂穷困，豪帅数十万户出塞，诸种万余人悉降。	24《马援传》
中元元年(56 年 )	武都参狼羌反，杀略吏人，……陇西太守刘盱遣兵三千人赴武 都，与羌战，斩其酋豪，首虏千余人。时武都兵亦更破之，斩 首千余级，余悉降。	《后汉书》卷 87《西羌传》
中元二年(57 年 )	烧何豪酋比铜钳为卢水胡所击，乃将其众米依郡县，种人颇有 犯法者，临羌长收系比铜钳，而诛杀其种六七百人。	《后汉书》卷 87《西羌传》
永平元年(58 年 )	遣中郎将窦固等击滇吾与西邯，大破之，滇吾远引去，余悉降 散，徙七千口置三辅。	《后汉书》卷 87《西羌传》
永平二年(59 年 )	滇吾复降。滇吾子东吾立，以父降汉，乃入居塞内，谨愿白守。 而诸弟迷吾等数为寇盗。	《后汉书》卷 87《西羌传》
建初二年(77 年 )	迷吾又与封养种豪布桥等五万余人共寇陇西、汉阳，遣行车骑 将军马防等讨破之。于是临洮索西、迷吾等悉降。	《后汉书》卷 87《西羌传》
章和元年(87 年 )	迷吾复与诸种步骑七千人入金城塞。兵败，求降，遂将种人诣 临羌县，护羌校尉张纡诡计杀害羌酋八百余人，复放兵击在山 谷间者，斩首四百余人，得生口二千余人。	《后汉书》卷 87《西羌传》
永元元年(89 年 )	号吾将其种人降。	《后汉书》卷 87《西羌传》
永元五年(93 年 )	护羌校尉贯友遣兵出塞，攻迷唐于人、小榆谷，获首虏八百余 人。	《后汉书》卷 87《西羌传》
永元九年(97 年 )	迷唐率八千人寇陇西，杀数百人，乘胜深入，胁塞内诸种羌共 为寇盗，众羌复悉与相应，合步骑三万人，击破陇西兵，杀大 复长。遣征西将军刘尚等讨之。迷唐惧，弃老弱奔入临洮南。	《后汉书》卷 87《西羌传》
永元十年(98 年 )	谒者耿谭领营兵屯白石。谭乃设购赏，诸种颇来内附。迷唐恐， 乃请降。其余种人不满二千，饥窘不立，入居金城。十二年，  遂复背叛，乃胁湟中诸胡寇钞而去。	《后汉书》卷 87《西羌传》
永元十二年 (100年)	金城太守侯霸，率兵出塞之允川，与迷唐战。羌众折伤，种人 瓦解，降者六千余口，分徙汉阳、安定、陇西。迷唐遂弱，其 种众不满千人，远逾赐支河首，依发羌居。 ……迷唐失众，病 死，永初中有一子米降，户不满数十。	《后汉书》卷 87《西羌传》
永 初 三 年	当煎、勒姐种攻没破羌县，钟羌乂没临洮县，生得陇西南部都	《后汉书》卷
(109年)	尉。	87《西羌传》
永 初 四 年 (110年)	滇零遣人寇褒中，燔烧邮亭，大掠百姓。	《后汉书》卷  87《西羌传》
阳 嘉 三 年 (134年)	钟羌良封等复寇陇西、汉阳，诏前校尉马贤镇抚诸种。马贤击 杀良封，先后斩首二千余级，获马牛羊五万余头，良封亲属并 诣贤降。	《后汉书》卷  87《西羌传》
阳 嘉 四 年 (135年)	马贤复进击钟羌且吕，且吕等率诸种十余万诣凉州刺史降。	《后汉书》卷 87《西羌传》
永 和 三 年 (138年)	烧当种那离等三千余骑寇金城塞，马贤将兵赴击，斩首四百余 级，获马千四百匹。那离等复西招羌胡，杀伤吏民，贤率兵击 那离等斩之，获首虏千二百余级，得马骡羊十余万头。	《后汉书》卷 87《西羌传》
永 和 六 年 (141年)	巩唐种三千余骑寇陇西，武威太守赵冲追击巩唐羌，斩首四百 余级，得马牛羊驴万八千余头，羌二千余人降。	《后汉书》卷 87《西羌传》
	罕种羌千余寇北地，北地太守贾福与赵冲击之不利。 诸种八九千骑寇武威，凉部震恐。
汉 安 元 年 (142年)	诸种前后三万余户诣凉州刺史降。	《后汉书》卷 87《西羌传》
建 和 二 年 (148年)	白马羌寇广汉属国。是时西羌及湟中胡复叛为寇，益州刺史率 板桥蛮讨破之，斩首招降二十万人。	《后汉书》卷 87《西羌传》
延 熹 二 年 (159年)	烧当、烧何、当煎、勒姐等八种羌寇陇西、金城塞，颊击破之。 追讨南渡河，大破之，斩其豪酋以下二千级，获生口万余人，  虏皆奔走。	《后汉书》卷 65《段颊传》
延 熹 三 年 (160年)	余羌复与烧何大豪寇张掖，杀属国吏民。又召同种千余落，并 兵攻颊。颊击败，追击出塞二千余里，斩烧何大帅，首虏五千 余人。乂分兵击石城羌，斩首溺死千六百人。烧当种九十余口 诣颊降。乂杂种羌屯聚白石，颊复进击，首虏三千余人。冬， 勒姐、零吾种围允街，杀略吏民，颊排营救之，斩获数百人。	《后汉书》卷 65《段颊传》
延 熹 四 年 (161年)	滇那等诸种羌五六千人寇武威、张掖、酒泉，烧人庐舍。六年， 寇势转盛，凉州儿亡。	《后汉书》卷 65《段颊传》
延 熹 五 年 (162年)	鸟吾种复寇汉阳，陇西、金城诸郡兵共击破之。滇那等五六千 人复攻武威、张掖、酒泉，烧人庐舍。	《后汉书》卷 87《西羌传》
延 熹 六 年 (163年)	陇西太守孙羌击破之，斩首溺死三千余人。	《后汉书》卷 87《西羌传》
延 熹 七 年 (164年)	羌封缪、良多、滇那等豪酋三百五十五人率三千落诣颍降。冬， 频又击破当煎、勒姐种，首虏四千余人。	《后汉书》卷 65《段疑传》
延 熹 八 年 (165年)	频复击勒姐种，斩首四百余级，降者二千余人。复进军击当煎 种于湟中，首虏数千人。	《后汉书》卷 65《段颊传》
	颊凡破西羌，斩首二万三千级，获生口数万人，马牛羊八百万 头，降者万余落。

注：此表依据《后汉书》，主要参考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第89—92页内容制出。

从上西羌内徙的统计情况来看，西羌的内徙绝大多数还是通过豪酋率众犯塞，经过战斗后，没有被汉军击退时，便留居下来。在受到汉军抵抗反击时，有时便留下老弱退走，有时则或降或俘。还有少数情况是西羌各部在受到汉军的军事压力后主动请求内附的，这种情况虽为少数，但是人众并不在少数。据黄烈先生分析内徙的羌人总的估算人数应约在七千万以上①。因此到了东汉安、顺二帝年间始出现了“西羌”与“东羌”之分。胡三省在《资治通鉴》卷五二中解释道“羌居安定（今宁夏固原县）、北地（今陕西耀县东）、上郡（今陕西榆林市东南）、西河（今内蒙古伊金霍洛旗东南）者，谓之东羌；居陇西（今甘肃临洮县南）、汉阳（今甘肃甘谷县东），延及金城（今青海民和县南古鄯镇）塞外者谓之西羌。”②事实上这种区分仅仅是一种地理上的区分，据范晔在《西羌传》当中的行文叙事来看，认为西羌仍为原来意义上的西羌，而东羌则指被内徙的羌人。而关于东、西羌的问题马长寿先生曾做过很好的解释：“若论其渊源，‘东羌'应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西汉时随匈奴而来的‘羌胡’之羌；又一部分是东汉时从金城、陇西迁来的西羌。此外，东汉在三辅之内也有不少羌民，这些羌民是东羌还是西羌?在文献内不曾指明。大致言之，三辅的羌民，论地区分布，应是‘东羌’，但他们是在东汉时多次从金城郡的黄河、湟水、洮河流域迁来的，还有一部分则自陇西、北地、安定诸郡内徙的。简言之，三辅的羌民绝大多数是来自西羌，同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四郡的‘东羌’有所区别，即‘羌胡’之羌占绝对的少数”③。

两汉政府对于边郡的羌人，名义上虽然没有纳入编户，不征赋税，而实际上羌人所受的劳役剥削往往比编户还要严重。两汉政府的设官置尉是为了镇压羌民，戍边屯田则又屡次侵夺羌民耕地和牧场，重其徭役，敛其牛羊。一方面利用羌豪来控制羌人，另一方面对羌豪又加以限制和打压，防止其势力滋长。不仅如此，两汉边郡的大多官吏对待羌族豪酋和部民不但任意欺压榨取，往往还滥加屠杀。因此，一旦时机成熟这些羌民便会毫不犹豫、勇敢坚决的从事起义战争，所以整个东汉王朝自始至终都贯穿着此起彼伏、连绵不断的羌族人民起义，从建初二年到建安十九年，前后断断续续有一百三十多年①。范晔对此事总结中就说：“惜哉！寇敌略定矣，而汉祚亦衰焉。”②与此同时，内徙诸羌已经与汉族呈错居杂处之势，羌族社会与汉族社会已逐步形成内在结合的关系，羌族虽处于被剥削受压迫受歧视的地位，但汉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对羌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③

姚波

第二节 羌族姚氏的崛起


一、南安姚氏的兴起


进入魏晋以后，东、西羌的分布区域除了最初的河曲及以西以北等地外，已延伸到了雍、秦、凉、益四州。雍州包括京兆(今陕西西安市西北)、冯翊(今陕西大荔县)、扶风(今陕西兴平市东南十里)、安定、北地、新平(治今陕西彬县)、始平(今陕西兴平市东南)七郡，其中冯翊、北地、新平、安定四郡的羌族最多。秦州包括陇西、南安(今陇西县东南)、天水(汉阳)、略阳(今甘肃天水市东北渭水北岸)、武都(今甘肃西和县南)、阴平(今甘肃文县西)六郡，各郡或多或少都有羌族杂居其间。凉州包括金城、西平(今青海西宁市)、武威(今甘肃武威市)、张掖(今甘肃张掖市西北)、西郡(治今甘肃永昌西北)、敦煌(今甘肃敦煌市西)、酒泉(今甘肃酒泉市)、西海(今青海海晏县)八郡，其中金城、西平二郡自古都是西羌的根据地所在。益州的汶山郡，岷江两岸的广大地区都有羌族聚居。此时，中原的混战中，羌民也成为各路军阀竞相拉拢的对象，内迁的羌民早已广泛的卷入到各个军阀政治集团的斗争当中去，成为各派军阀争相利用的工具。董卓、韩遂、马腾等人的起家都与羌人有密切的关系。三国时，能否取得羌众的支持也成为魏、蜀两国博弈中的一个焦点。在争取陇西战略要地，姜维与曹魏在争夺陇西、南安一带的时候，“自以练西方风俗，兼负其才武，欲诱诸羌胡以为羽翼，谓自陇以西可断而有也。”然而无论是在曹魏还是蜀汉乃至其后西晋的统治，对羌民的奴役都没有丝毫的轻缓。因此，羌人为了反抗统治阶级的沉重剥削，也参加到了西晋泰始五年(268年)由鲜卑秃发树机能领导的反晋起义当中。西晋政权瓦解后，北方陷入各族豪帅拥众割据的混乱局面。羌族趁此机会建立了后秦政权。


北魏史家崔鸿撰《十六国春秋》中就有《后秦录》专载其历史。据史载，建立后秦的南安羌族姚氏，其祖先可追溯到了西羌豪酋烧当。“姚弋仲，南安赤亭羌人也。其先有虞氏之苗裔。昔夏禹封舜少子于西戎，世为羌长。其后烧当雄于洮、罕之间，当七世孙填虞，虞九世孙迁那率种人内附，汉朝嘉之，假西羌校尉、归顺王，处之赤亭。”①但是，笔者认为此说值得商榷。首先，西羌烧当嫡系之后，缺乏可靠证据。《晋书·姚弋仲载记》记“七世孙填虞，汉中元末寇扰西州，为杨虚侯马武所败，徙出塞。虞九世孙迁那率种人内附，汉朝嘉之，假冠军将军、西羌校尉、归顺王，处之于南安之赤亭。”②对照《后汉书·西羌传》“中元二年秋，烧当羌滇吾与弟滇岸率步骑五千寇陇西塞……捕虏将军马武等击滇吾与西邯，大破之。滇吾远引去。”③核之，可知“填虞”应即“滇吾”。且据《后汉书》记，滇吾降汉后，其子东吾入居塞内，谨愿自守。东吾死后，其子东号立。东号子麻奴，初随父降，居安定。降汉后的羌族各部时常受到各郡县官员的压迫，多有散叛，为了躲避汉军的追剿，麻奴的兄弟们多惧而西奔出塞。延光元年(122年)冬，麻奴因不敌汉护羌校尉马贤追击率种人降汉，汉安帝假金印紫绶，赐金银彩缯各有差。麻奴死，其弟犀苦立，马贤以犀苦兄弟数背叛，因系质于令居。韩皓代马贤为校尉，犀苦求归故地，韩皓亦不应允。《后汉书》关于烧当嫡系记录至此为止。


遍检汉史后发现并无有关烧当嫡系豪酋内附封王之事记载。而迁那之名与《西羌传》中所记永和三年(138年)冬，“烧当种那离等三千余骑寇金城塞”,中的“那离”相类似。根据羌俗父子联名制，其名多有一字相同，为其后世，疑其可能为迁那祖上。而从《后汉书》来看并未言此那离与烧当嫡系麻奴、犀苦等人有任何关系。故弋仲很难认定为烧当嫡系后裔，而多为烧当旁系子孙。因此，我们认为原生活在南安，之后建立了后秦政权的这支羌族，其祖上确切的只能追述到汉朝时的迁那。而姚苌称王后，乃自号酋帅烧当之后，完全是处于附会，以提高其在羌众之中的地位。至于，舜少子之后为羌长，称其为有虞氏之苗裔，与《后汉书》等史籍均记载羌酋之始为爰劎无弋有出入。夏禹封舜少子之事源自传说，其真实性自不必论。由于中国历史上大凡能成事者，提及其出身时往往多有附会先贤圣君。而西羌经过两汉的内徙与汉族相处多年后，已逐步走向封建化。因此，后秦建立者自称有虞氏之苗裔也不免对受到其先历代汉族统治者的影响，附会先贤以求正名。同时，这支南安羌自称有虞氏苗裔，也为汉晋之际羌人使用汉姓时，其以“姚”为其姓氏提供重要依据，因“姚姓，虞之姓也，虞帝生于姚墟，故因生以为姓”①。那么,这支羌人便理所应当的以“姚”为姓，为其所建立政权之合理性，在汉族以及羌族中都找到了有力的依据。


既然，可以初步认为此支羌人为烧当种的一支，而烧当羌从烧当活动的西汉初年到其四世孙滇良生活的西汉末年，皆世居赐支河曲北岸的大允谷(今青海共和东南)。东汉初年，烧当羌击破先零、卑湳二羌，占居大、小榆谷(在今青海贵德以东黄河南岸),成为继先零以后最为强大的一个西羌部落集团。当其盛时，不断向东方的金城各县以及陇西、汉阳、安定、北地诸郡迁徙。②那么《晋书》所言其为南安赤亭人，则可知此支羌人必为迁至此地。“虞九世孙迁那率种人内附，汉朝嘉之，假冠军将军、西羌校尉、归顺王，处之于南安之赤亭”③。据司马彪《续汉书》记南安郡乃是中平五年(188年)由汉阳分置。④那么,迁那率种人内附，处之南安的时间应不会早于东汉中平五年(188年),在东汉后期。纵观来看他们的活动路线大致是从西汉时期的大允谷，到东汉初年开始居于大、小榆谷地区，接着于东汉后期迁入南安(今甘肃陇西县东南)赤亭(今甘肃陇西县西三十里)一带，其后这支羌族逐渐强大了起来。

姚波

二、姚弋仲与姚襄时期的发展


由于两汉政府统治羌民的办法，除了设官镇压和戍边屯田外，还实行了一系列的征伐、屠杀、掠夺牲畜以及“羌胡相攻、以夷伐夷”的离间政策，导致不堪重压的羌民一次又一次的揭竿而起。整个东汉王朝始终伴随着“羌患”的问题，从建初二年（77年）到建安十九年（214年），前后断断续续有一百三十多年。当然，汉朝政府除了镇压外，还采取了一些安抚政策，对其上层封侯、赏赐，安置其庶民。因此，东汉末当迁那率其种人内附时，汉朝政府便封其为冠军将军、西羌校尉、归顺王，并且安置其属民到凉州南安郡的赤亭地方。东汉末年豪强混战，进而发展成了魏、蜀、吴鼎足而立，而当时羌族聚集的陇右、河西正好介于曹魏和蜀汉之间，成为魏蜀必争之地。于是双方为了能扩大地盘和实力，曹魏和蜀汉纷纷加强对羌人的置守，将大量羌人等强制内迁，对其征调租赋兵役，同时还继承汉制保留其首领继续统帅部众，并对其进行分封。于是，这支定居南安赤亭的烧当羌，继其首领迁那被汉朝分封后，迁那玄孙柯迥也被曹魏封为镇西将军、绥戎校尉、西羌都督①。


三国鼎立之势很快就被司马氏建立的西晋所取代，然而西晋统治者虽然对曹魏以来的政治、经济制度作了一些改革，但基本上仍承汉以来之积弊，且有所发展，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因此，西晋建立之初就爆发了鲜卑秃发树机能、氐人齐万年领导的两次大的内迁各族人民起义。当起义一发动，内迁各族皆迅速参加，攻占郡县，杀死晋朝官吏，震撼了西晋王朝的统治。同时随着西晋王朝统治阶级日益腐朽，相互争权夺利，最终酿成了长达十六年（291—306年）的统治集团之间的混战，史称“八王之乱”。而且诸王在混战中利用少数民族贵族参加内战，如成都王颖之引匈奴刘渊，并州刺史司马腾之用乌丸，幽州刺史王浚之用辽西鲜卑参战等。同时，社会的动荡加之连年的饥懂使得各地民不聊生“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②也引发了各州郡大规模的流民起义。在此形势之下，内迁匈奴刘渊于晋永兴元年（304年）称汉王，建立政权。且在晋怀帝永嘉三年（307年），刘渊之子刘聪遣石勒、王弥、刘曜等率军攻晋，在平城（今河南鹿邑西南）歼灭十万晋军，又杀太尉王衍及诸王公。旋攻入京师洛阳，俘获怀帝，纵兵烧掠，杀王公士民三万余人，即所谓“永嘉之乱”。此时，这支赤亭羌的首领为柯延之子，二十八岁的姚弋仲，《十六国春秋》、《晋书》当中都为其列传。称其“少英毅，不营产业，唯以收恤为务，众皆畏而亲之”③。正因如此，他在赤亭时已收拢了戎夏之人，永嘉之乱期间不但没有退保，反而东迁扶风之榆眉（即喻麋，陕西千阳县东三十里）。同时还自称“雍州刺史、护羌校尉、扶风公”④。伴随着西晋政权的摇摇欲坠，刘氏所建之汉国已强盛起来。最终于西晋建兴四年（316年）在刘曜的多次进攻下，长安陷落，西晋灭亡。


事实上，刘渊所建的汉国（304—318年），关陇不是其政权的核心区，虽有刘曜镇守长安，但大抵也只能控制关中三辅地区。因此，其国策是经营平阳、河东二郡为其核心区，分将向东徇略洛阳等地，向西徇略长安等地。①另一方面，汉国内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激化，汉麟嘉三年（318年），刘聪死后，其子刘粲立，旋为大臣靳准所杀。原属汉国的石勒与镇守长安的刘曜各遣军围靳准于平阳，曜遂即帝位，改元光初。后石勒退据平阳，刘曜回关中，徙都长安，改国号为“赵”，史称“前赵”。石勒也于同年称“赵王”，史称“后赵”。前赵刚从汉国分离出来，元气未复，兵民疲敝，整个国内的形势处于分裂割据之中。刘曜的首要任务是平息各地的反叛势力，安定社会秩序。待关中的形势基本稳定下，政权初步巩固后，刘曜便积极准备向外扩展。首先，原晋王司马保将杨韬、陇西太守梁勋等以南安降刘曜。接着，消灭了割据秦州的陈安。前赵建立之初，陈安名义上归属，后借秦、陇归降之氐、羌，士马强盛，众十余万，自称“凉王”，于光初六年（323年）六月，围前赵征西将军刘贡于南安。此时归降刘曜的休屠王石武自桑城（今甘肃临洮县南洮河西岸）攻陈安上邦（今甘肃天水市）以解南安安危，陈安回军败石武，围桑城。后刘曜率军围陈安于陇城（即汉陇县故城，今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当陈安突围后得知上邦被围，平襄（甘肃通渭西）失陷，乃南走陕中（陇城南），为前赵所擒杀，上邦守将降前赵。刘曜控有关陇以后，拥有人口优势的氐羌，即成为前赵的优势种落。刘曜还徙秦州大姓杨、姜（此系羌族）诸族二千余户于长安，陇右氐、羌纷纷降附，并送质任。②这其中就有南安赤亭羌酋姚弋仲，曜封之为平西将军、平襄公③，并命他迁还陇上秦州之地，颇有重用之意。借结合关陇氐、羌的力量，巩固其政权，并将氐、羌优势部落人口纳入匈奴体制之中，作为有效的组织动员，以对抗周边的割据势力的目的。①
然而，由于前赵政权的基础本身就较为薄弱，统治者又连年滥用民力，战事屡起，国势日衰。而前赵的劲敌后赵，却在石勒积极推行的改革下，较快的走上了富强的道路，其国势逐渐强盛，东征西战，疆域不断扩展。终于在光初十一年（328年）七月，石勒遣其族子石虎（石季龙）攻前赵河东之地，刘曜亲率军反击，初胜后败，最后为石勒所俘，前赵基本瓦解。第二年，石勒就攻入关中，前赵太子刘熙等逃至上邦，后赵石虎占据长安。虽有刘胤率众数万从上邦攻长安，最终败还。石虎乘胜追击，一举攻陷上邦，将俘获的刘熙、刘胤等人皆杀之，前赵灭亡。原属前赵的氐、羌诸部，皆投将后赵。在石虎克上邦之际，姚弋仲建议道：“明公握兵十万，功高一时，正是行权立策之日。陇上多豪，秦风猛劲，道隆后服，道湾先叛，宜徙陇上豪强，虚其心腹，以实畿甸。”①凭借姚弋仲对陇上各族豪酋心理的了解，这一提议得到了石虎的采纳，“徙氐、羌十五万落于司、冀州。”②同时，姚弋仲在归附后赵之后也得到了重用，石勒将其封为安西将军、六夷左都督。在晋豫州刺史祖约投奔石勒之事上，原本石勒后赵初据秦陇，统治并不十分稳固，正是招贤纳士之时，石勒对祖约待之以礼。但是，姚弋仲认为祖约实乃晋朝之逆臣，曰：“祖约残贼晋朝，逼杀太后，不忠于主，而陛下宠之，臣恐奸乱之萌，此其始矣。”③于是在姚弋仲等人的进言下，石勒最终将此人杀之。
后赵建平四年（333年），石勒死，子宏立。次年，石虎迫弘立其为魏王、大单于，总揽朝政，镇守关中的石生等遂起兵反石虎，后为石虎击溃。石虎还分命众将进军洲、陇，击降自称雍州刺史的氐酋蒲洪，拜其为光烈将军、护氐校尉。蒲洪等向石虎建议：徙关中豪杰及氐、羌以实京师（襄国，今河北邢台）。石虎从其策，“徙雍、秦州华戎十余万户于关东”④；以蒲洪为龙骧将军、流民都督，居枋头（今河南浚县西南五十六里）；以南安赤亭羌酋姚弋仲为奋武将军、西羌大都督、襄平县公，率数万徙清河（今河北清河县东南）之激头（今河北枣强县东南）。⑤这次秦、雍氐、羌的东徙对十六国后期的历史影响甚巨。
此后，石虎又先击灭据上邦的郭权，徙秦州二万户于青、并二州，仇池氐王杨毅（杨难敌之子）惧而遣使称藩；后镇压了攻扰北地、冯翊的北地羌四角王薄句大等势力。⑥不久，石虎遂于东晋咸康元年（335年），废石宏而自立，改元建武。然而，姚弋仲却对此极为不满，且称病不去朝贺石虎登基。石虎屡次召见，弋仲乃赴，见面就正色谓曰：“奈何把臂受托而反夺之乎!”⑦鉴于姚弋仲自前赵以来就一直受到重用，其耿直的性格没有激怒石虎，反而使石虎对其有几分敬畏。于咸康四年（338年）以弋仲为冠军将军，支雄为龙骧大将军率步骑七万为先锋伐段辽。永兴元年（350年）更将姚弋仲封为持节、十郡六夷大都督、冠军大将军。由于姚弋仲刚烈的性情，在朝堂之上更是屡献说言，无所回避，使得朝中其它官员都因惧其直言不讳惹怒石虎，不敢与其同堂发言。事实上，姚弋仲的刚直不阿还不仅于此，当时朝中有武城左尉，乃石虎宠姬之弟也，因骚扰弋仲部众，姚弋仲一怒之下执其，并命左右斩之。左尉求饶叩头到流血，左右劝谏，乃罢。
此外，在平定梁犊起义一事中，姚弋仲刚直之性更是得到充分体现。石虎末年，虎杀太子石宣，故东宫高力等卫士万余人也被谪戍凉州，途中受尽虐待，当行至雍城（今陕西风翔南）时，高力督定阳梁犊因众心之怨，遂率戍卒举行起义，自称晋征东大将军。起义军手持大斧，攻郡县，杀官吏，秦雍戍卒纷起响应，到达长安，众已十万。击败后赵乐平王石苞，东出潼关，又败李农、张贺度等的步骑十万于新安（今河南渑池东）、洛阳，声势甚盛。石虎闻讯大惧，急招弋仲。弋仲率其部众八千余人屯于南郊，轻骑至邺（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南）。而此时石虎由于疾病原因，没有见弋仲，遣人引其入领军省以赐其食物。姚弋仲却怒而不食道：“召我击贼，岂来觅食邪!我不知上存亡，若一见，虽死无恨。”左右言之，乃引见。弋仲见到石虎居然谓之曰：“儿死来愁邪?乃至於疾!儿小时不能使好人辅相，至令相杀。儿自有过，责其下人太甚，故反耳。汝病久，所立儿小，若不差，天下必乱。当宜忧此，不烦忧贼也。犊等因思归之心，共为奸盗，所行残贼，此成擒耳。老羌请效死前锋，使一举而了。”对此番评论，石虎虽怒，然并没有责怪他，反而授予使持节、侍中、征西大将军，赐以铠马。弋仲曰：“汝看老羌堪破贼与否?”於是贯钾跨马于庭中，策马南驰，不辞而出，姚弋仲与石斌等击犊于荥阳。大破之，斩犊首而还，讨其余党尽灭之。以功加剑履上殿，入朝不趋，進封西平郡公。①
正如姚弋仲所担心的，在东晋永和五年（349年），后赵石虎卒，子石遵立，旋为石虎养孙冉闵所杀。闵立石鉴即立，六年（350年）又废杀鉴，自立为帝，改元永兴，国号大魏（史称“冉魏”）。此时姚弋仲据摄头，氐酋蒲洪据枋头，众各数万，皆不附于闵，继续支持石赵政权，与原后赵驻守襄国的石祗一起同冉闵征战。姚弋仲子曜武将军益、武卫将军若帅禁兵数千斩关奔摄头②，弋仲率众讨冉闵于混桥（今河北临漳县西南故邺城东北）。随着后赵的瓦解，姚弋仲和蒲洪这两位后赵重臣也展开了对关中的争夺，姚弋仲遣其子姚襄率众五万袭击蒲洪，结果被洪击破，大败，斩获三万余级。
是年，石祗即皇帝位于襄国，改元永宁，以姚弋仲为右丞相，待之以殊礼，以其子襄为使持节、骠骑将军、护乌丸校尉、豫州刺史、新昌公。七年（351年）二月，祗、闵相攻，魏主闵攻围襄国百余日，祗危急，被迫去帝号，改称赵王，遣太尉张举求救于前燕，许送传国玺；另遣中军将军张春乞师于弋仲。姚弋仲遣襄率骑三万八千救祗，①并且告诫襄曰：“汝才十倍于闵，若不袅擒，不须复见我也。”②之后，姚弋仲亦遣使与鲜卑慕容氏建立的燕联合，燕主慕容信遣御难将军悦绾将兵三万往会襄。三月，姚襄及赵汝阴王王琨各引兵救襄国，冉闵遣车骑将军胡睦率军拒姚襄于长卢泽（今河北新河县南）③，魏兵大败，闵仅与十余骑退还邺。魏军惨重的伤亡立刻引起邺内的恐慌，谣言冉闵已死，待冉闵亲出郊祀才平复传言。姚襄虽得胜而归，弋仲却以襄未将闵生擒而大怒，将襄杖之一百，弋仲对其子严厉至此。但是面对曾背叛了自己下属马何罗，投奔后赵奸臣张豺，为豺之尚书郎，豺败，复归。众人皆劝将此人杀之，而弋仲却以其博学有文才，正值招贤纳士之时的大局出发，不念旧恶、力排众议，收其力用，以为参军。
姚弋仲实为个性之直率、鲜明之人，其粗犷、豪放的性格令人印象深刻，但是这仅仅是其性格特点的一个侧面。从其说服石氏徙秦、雍豪强以实关中之举，或是对防范祖约的建议，还颇有古之纵横之风。对石虎立太子之事的分析，常告诫其四十二的儿子：“吾本以晋室大乱，石氏待吾厚，故欲讨其贼臣以报其德。今石氏已灭，中原无主，自古以来未有作天子者。我死，汝便归晋，当竭尽臣节，无为不义之事。”④足见，姚弋仲并非是一个性情粗犷，有勇无谋之人，他对于其生活的乱世之时局有着冷静的分析和适时把握，在逐渐内徙的过程中也渐渐受到了儒家文化的影响以忠义之礼来要求子孙。因此，他有也有戎狄不可以作天子的观念，所以后赵亡后即感无主。在无主的情况下，便选择了寄附旧主晋。


永和七年（351年），石祗被杀后，姚弋仲遣使降晋，十一月，晋以弋仲为使持节、六夷大都督、都江北诸军事、仪同三司、大单于，封高陵郡公。其子襄亦为持节、平北将军、并州刺史，封即丘县公。◎次年，姚弋仲卒，时年七十三岁。


于是，弋仲的第五子姚襄继弋仲职位，统领该部，史载其“年十七，身长八尺五寸，臂垂过膝”①。由于姚襄本人不但雄武多才艺，且能明察，善扶纳，得到了士民的敬爱，纷纷请求立其为嗣。弋仲却因其不是长子没有同意，但是在百姓的再三请求之下，弋仲最终授之以兵。姚弋仲死后，襄秘不发丧，而是趁前燕与冉闵争斗，被南下的前燕所灭之际，率六万户南下，接连攻下了阳平（山东莘县）、元城（河北大名县东）、发干（山东冠县东南）等地，由漫头向南转移，屯兵于碲嗷津（一作敲嚣津，在今山东在平县西南古黄河南岸）；遂以太原王亮为长史，天水尹赤为司马，略阳伏子成为左部帅，南安敛岐为右部帅，略阳王黑那为前部帅，强白为后部帅，太原薛、略阳权翼为参军。②其中尹赤、薛为汉族人，权冀为休官族人，王亮疑为羌或氐，伏子成和强白为氐族，敛岐是羌族，王黑那出自屠各。就其部帅的族属来看并非以羌人为主，而是个戎夏混合集团。就在中原大乱之时，原徙于枋头的陇右氐酋苻健（即蒲洪之子），于永和七年（351年）占领关中，即天王、大单于位，国号大秦（史称前秦或苻秦），建元皇始。八年（352年）苻健称帝。姚襄率其部众正好与前秦军队相遇，一场激战，为前秦军所败，亡三万余户。襄率众南退至荥阳后，才开始发丧行服。不久，襄又与秦将高昌、李历在麻田（河南洛阳市东）开战，此战中姚襄战马被流矢击中当场毙命。此时，其弟姚苌下马，将自己的战马让与襄，襄曰：“汝何以自免?”苌曰：“但令兄济，
竖子必不敢害苌!”③正好援兵及时赶到，兄弟俱获救。但姚襄刚立为司马的尹赤改投了前秦苻健，秦以赤为并州刺史。


永和八年（352年）四月，襄率众归晋，遣其五弟为质子使东晋，晋命襄屯于谯城（今河南夏邑县北）。姚襄单骑渡淮水，在寿春（今安徽寿县）拜会了晋豫州刺史谢尚。谢尚闻其名，命令撤去仗卫，以幅巾待之，二人一见如故，欢若平生；二人还一起平定了镇西将军张遇在许昌（今河南许昌东）发动的反叛。很快，姚襄就以少有高名，雄武冠世，好学博通，雅善谈论，英济之称为东晋朝野、江东人士重之。④这段时间，北方的前燕和前秦都壮大了起来，姚襄自知无力北上，只得继续依附于东晋，徙至历阳（安徽和县），在淮广兴屯田，训励将士。“然而，晋中军将军、扬州刺史殷浩却对姚襄有忌惮之意。恰好，此时又出了襄杀了其营中有打算投归殷浩部众之事。于是，殷浩对姚襄进行了一系列的打击：首先，囚禁了襄的诸弟，频遣刺客刺杀姚襄，但这些刺客皆推诚实告于襄，襄待之若旧。


接着，他又派魏憬率五千人偷袭姚襄，襄斩憬，而并其众。其后，殷浩直接命龙骧将军刘启镇守姚襄屯兵的谯，而迁襄于梁国蠡台（河南商丘县城南），而表授以梁国内史。姚襄遣其参军权翼到殷浩处希望能有所沟通，浩谓之曰：“姚平北每举动自由，岂所望也。”冀解释道：“将军轻纳奸言，自生疑贰，愚谓猜嫌之由，不在于彼。”浩又说：“姚君纵放小人，盗窃吾马，王臣之体固若是乎?”翼回答道：“将军谓姚平北以威武自强，终难保，校兵练众，将征不恪，取马者欲以自卫耳。”浩曰：“何至是也。”乃遣翼还。②可见，权翼此次拜见，并未化解殷浩与姚襄之间的矛盾。殷浩又派了谢万讨襄，襄将谢击破，浩大怒。永和九年（353年）北方的前秦发生内乱，殷浩认为此时为北伐的有利时机，自亲率七万大军自寿春北伐，以姚襄为前驱，进军洛阳，欲进据洛阳，收复失地。浩军至许昌时，会征西将军谢尚兵败，浩退还寿阳（安徽寿县，东晋孝武帝时以避郑太后讳，改寿春为寿阳），准备整军复进，行至山桑（今安徽蒙城北）时，姚襄闻浩将至，便派兵埋伏，倒戈攻浩。浩军大败，襄斩获万计，尽收其资仗，浩退保谯城。襄使兄姚益镇守山桑（垒）③，自复入淮南。浩又派部将刘启、王彬攻姚益于山桑，被姚襄自淮南击灭之，启、彬皆败死。姚襄随之进据芍坡（又名龙泉坡。在今安徽寿县南），鼓行济淮，屯于盱眙（今江苏盱眙县东北），姚襄在此招徕流民，部众很快就达到七万余，同时他还采取分置守宰，劝课农桑，积极发展自身势力，还遣使到晋朝状告殷浩，加之浩在朝中宿敌桓温借机陷害，将北伐的失利归罪于殷浩一人身上。于是晋穆帝为了安抚姚襄，免去了殷浩官职。


次年（354年）二月，桓温率晋军四万再次北伐，正当晋忙于征服前秦时，姚襄已为另做打算，遣使降前燕。五月，江西流民郭敞执陈留郡内史刘仕①降于姚襄，建康闻讯大震，以吏部尚书周闵为中军将军，屯军中堂（又名南皇堂、中皇堂，在今江苏南京市南），豫州刺史谢尚也自历阳还，保卫京师，固江自备。自此，姚襄与晋朝决裂，以另谋发展。晋任命桓温为征讨大都督，督司、冀二州诸军事，以讨姚襄。时江淮地区羌族的势力极小，姚襄在此无发展的可能。而姚氏集团是以陇西羌酋及汉族豪门为核心组成的，他们切盼打回老家，重振雄风，裂土称霸。因此，姚襄并无心争夺东晋的江淮之地，而是自称大将军、大单于，引众向北。永和十一年（355年）四月①，姚襄进攻外黄（又作黄，在今河南民权县西北三十八里内黄集），被晋朝冠军将军高季击败。姚襄收拾散众加以抚恤，军队很快复振，一举将许昌攻下。姚襄打算入河东以图关右，自许昌攻洛阳，然数月未克。姚襄的长史王亮劝谏姚襄，正处于阶段起步，将士全心效力，但不宜过度劳师动众，死攻洛阳不放。还是应以河北的根据地，再做长远打算。但是，姚襄认为洛阳虽小，却拥有山河四塞之固，亦是用武之地，据有洛阳便可开建大业。就在第二年，桓温组织了第二次北伐自江陵伐襄。八月，双方战于伊水北，此战姚襄大败，死者数千人，其麾下数千骑奔于洛阳北山（今河南洛阳市北北邙山）中。虽然，姚襄屡战皆败，但他的英武、爱民还是得到了百姓的敬重。所以，当众之其所在，便有五千余人，连夜离家赶去追随姚襄，屯于阳乡（今河南沁阳市西南），随后，又有近四千余户扶老携幼投奔而来。而且，当温军中有传言襄创重不治时，桓温所俘获襄的兵士妇女皆北望挥泪，无怪有人称其“神明器宇，孙策之俦，而雄武过之。”②


姚襄率众西奔至平阳（今山西临汾市西南十八里金殿镇）时，襄曾立为司马，后改投前秦的天水尹赤复以众降襄，襄待之若旧，遂后进据襄陵（今山西襄汾县北十五里古城庄）。在匈奴堡（在今山西临汾市西南七十里）击溃前秦平阳太守苻产。姚襄乘胜挑战，击杀符产，尽坑其众，占领了军事重镇平阳。姚襄势力略有恢复，便遣使苻生，声称借道，实质是企图偷袭关中。符生想稳住姚襄，遣使封拜。姚襄不为所算，斩杀使者，兵进河东。镇守并州的前秦大将军张平受命讨伐。此战姚襄大败，但他却利用张平急欲自立称王的野心，卑辞厚礼，与张平握手言欢，结为兄弟，取得了休整和进一步扩张的时机。


晋升平元年（357年）四月，姚襄将图关中，自北屈（今山西吉县东北二十一里）进屯杏城（今陕西黄陵县西南十里），全力西进。遣其从兄辅国将军姚兰略地鄜城        （今陕西洛川县东南），以其兄曜武将军姚益生、左将军王钦卢等招动定阳（今陕西延安市东南固县镇）、北地（今陕西耀县东）、芹川诸羌胡。很快姚襄的部众又增加了五万余户，精兵二万七千余人，推进到了黄洛（陕西三原东北），直逼长安。苻生令卫大将军苻黄眉统带平北将军苻道、龙骧将军苻坚，建节将军邓羌等以一万五千余步骑阻击。而姚襄则深沟高垒，避免决战。此时，邓羌向苻黄眉建议：“伤弓之鸟，落于虚发。襄频为桓温、张平所败，锐气丧矣。今谋固垒不战，是穷寇也。襄性刚狠，易以刚动，若长驱鼓行，直压其垒，襄必忿而出师，可一战擒也。”①苻黄眉即令邓羌以骑兵三千在寨外百般挑战，当时有个叫智通的和尚力劝姚襄保存实力，厉兵收众，等待时机。但姚襄没有采纳智通的建议，反而急于求成，想一战而有关中，还声言：“二雄不俱立，冀天不弃德以济黎元，吾计决矣。”②尽锐出击。邓羌佯败，引诱姚襄追杀。到达三原（陕西三原东北），邓羌回战，苻黄眉及符坚率伏兵四起，全歼其众，姚襄所乘骏马黧眉驹跌倒，秦兵将襄擒而斩之，时年二十七岁。③而且，由于姚襄将其父姚弋仲的灵柩一直放在军中，所以，苻生将得到的姚弋仲的灵柩以公王之礼葬于孤磐（今甘肃甘谷县东），对姚襄亦以公礼葬之。

姚波

第三节 后秦的建国


一、归降前秦


随着姚襄死在三原，姚襄弟姚苌、谋士权翼统余部投降了前秦。关于姚苌我们知道他为姚弋仲四十二子中的第二十四子，史称其“少聪哲，多权略，不修行业。”①而且也得到其兄姚襄的器重，在部落中担任帅职，随襄征战。


就在苻生打败姚襄后，前秦内部发生了一系列的内乱。首先，是前秦寿光三年(357年)五月，号称“文武兼才，神器秀拔，入可允厘百工，出能折冲万里”①的卫大将军，也就是击灭姚襄的统帅苻黄眉，因不满苻生的封赏，乃密结王公亲贵，欲取苻生而代之。但机密泄露，苻生先发制人，一举成功。苻黄眉的政变未遂，被镇压了。不久，故姚襄的参军薛讚和权翼也极力劝诱苻坚早日发动政变，称：“今主上昏虑，天下离心，有德者昌，无德受殃，天之道也。神器业重，不可令他人取之，愿君王行汤、武之事，以顺天人之心。”②这段话从另一侧面表明，当时密谋政变的集团相当多。在我国封建时代，最高统治主病危或死亡，政局往往不稳，甚至出现巨大的动荡，这几乎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体不可避免的弊病。十六国时期诸少数民族政权都是这样的政体，且又立足未稳，动荡也就更大③。前秦此番内乱最终在王猛等人的协助下，苻坚得到成功，夺得了帝位。


苻坚继立后，改元永兴。此时，前秦的东边是慕容氏所建之前燕，西边是前凉，其疆域大致仅有关中和陇右地区。苻坚执政后，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并很快就使前秦强盛了起来，于是苻坚开始着手进行统一整个北方的战争。姚苌作为苻坚统治集团中的一员武将参与了其中不少征战活动。


首先，苻坚于建元二年(366年),遣扬武将军姚苌、辅国将军王猛、前将军杨安等帅众二万攻晋荆州(今湖北荆沙市荆州区故江陵县城),攻南乡郡(今河南淅川县西南丹江水库内),遇到荆州刺史桓豁的抵抗，姚苌等人助前秦掠走了安阳
(今河南安阳市南)的万余户撤退。


接着，略阳羌酋敛岐(一作“廉岐”)以四千家降于时原附于前秦，后通前凉的陇西李俨，自称益州刺史。不久，李俨遂自立，并与前凉、前秦绝。建元三年(367年)姚苌又与王猛、陇西太守姜卫、南安太守南安邵羌等率众万七千被苻坚遣往略阳讨敛岐。由于敛岐部落先前曾归附姚弋仲，当闻姚苌至，敛岐各部皆降，遂克略阳，敛岐奔白马。随后，坚以姚苌为陇东太守。④


再者，由于建元六年(370年)仇池杨篡继立后，与前秦绝，并与其叔杨统争国，起兵相攻。于是，建元七年(371年)三月，时为前秦扬武将军的姚苌在苻坚的命令下，与西县侯苻雅统益州刺史王统、射声校尉徐成、羽林左监朱彤等步骑七万⑤以杨安为向导，讨伐仇池割据杨氏。杨篡倾国而动，提兵五万，击秦兵于鹫峡(今甘肃西和县东南),并向东晋求救。晋梁州刺史杨亮遣督护郭宝、卜靖领骑千余助战。鸳峡一战，杨篡损兵近二万，郭宝和卜靖均为秦军击杀。杨篡退守仇池，杨统据武都投降了前秦。苻雅乘胜进逼，包围了仇池。杨篡部将杨他密遣儿子降秦，约定里应外合。杨篡走投无路，面缚请降，前仇池国灭亡。建元九年(372年),苻坚还从东晋手中夺取汉中(今陕西汉中市东)和益州(今四川广汉市北),并将势力伸入到南中之地；以杨安为益州刺史，镇成都，毛当为梁州刺史，镇汉中，姚苌为宁州刺史，镇垫江(今四川合川市南五里),王统为南秦州刺史，镇仇池。①然而，益州地区的阶级矛盾并没有因换了主人而变化。建元十年(374年)五月，爆发了张育和杨光领导的起义，众达二万，遣使东晋呼救。晋益州刺史竺瑶见有机可乘，会同威远将军桓石虔，合兵三万，杀向垫江。姚苌战败，退守五城(今四川中江县东南)。




东晋兴宁元年(363年),前凉张玄靓为其叔张天赐所杀，天赐自称凉州刺史、西平公，并于次年复据前秦，虽在听闻秦灭仇池后谢罪称藩前秦。然而，前秦早已做好了兼并前凉，统一河西的准备。于是，建元十二年(376年)姚苌、荀苌、毛当、梁熙等人率前秦步骑十三万攻前凉。此时，前凉衰弱，张天赐“荒于声色，不恤政事”。②为了抵抗前秦的进攻，天赐遣使东晋，与晋大司马桓温联盟，定于太元六年(381年)夏，大举攻前秦。但远水难解近渴，何况此时东晋也根本无力发动向前秦的进攻，因此，前秦此次各路兵马很快就击败了前凉诸军，张天赐奔还姑臧，后遂乘素车白马，面缚舆榇，降于军门，前凉灭亡。同年十月，苻坚乘拓跋代国中大乱，一举灭了拓跋代国，至此，基本统一了北方。


这时，苻坚急于实现其灭晋，进而统一南北的愿望，不顾朝内大多数臣下的劝谏，以“混一六合”、使“天下归一”③为口号，发动了对东晋的战争。实际上，苻坚有取晋而代之的想法由来已久。早在建元十四年(378年，东晋孝武帝太元三年)春二月，任命苻丕为征南大将军、都督征讨诸军事、守尚书令，总兵十七万有余，发动了夺取襄阳(今湖北宜城市)的战役。苻丕受命后，兵分四路：亲统武卫将军苟苌和尚书慕容玮等主力七万直扑襄阳，以荆州刺史杨安统邓、樊之众为先锋。扬武将军姚苌与京兆尹慕容垂率步骑五万为西路，兵出南乡(今河南淅川县西南)。征虏将军石越统率精骑一万为东路，兵出鲁阳关(今河南鲁山县西南十四里平高城村)。领军将军苟池、右将军毛当、强弩将军王显领众四万为南路，兵出武当(今湖北丹江口市西北关门岩北)。约期会师汉水北岸，合击襄阳。鉴于襄阳“北通汝、洛，西带秦、蜀，南遮湖、广、东瞰吴、越”①重要的地理位置，实乃军事要地。“与关、陇咫尺，北去洛、河，不盈千里，土沃田良，方域险峻，水路流通，转运无滞。进，可扫荡秦、赵；退，可保据上流。”②东晋据有襄阳，无疑时刻威胁着前秦的安全。事实上，前秦立国不久，桓温北伐，迅速兵临长安附近，就是由襄阳出发的。前秦若夺取了襄阳，一可解除东晋对河、洛，特别是其腹心关陇地区的威胁；二可腰斩东晋，直逼建康(今江苏南京),至少也能凭借襄阳优越的地理形势，牵制东晋一半兵力，大大减少日后从淮南进击东晋的阻力。总之，前秦若取有襄阳，秦、晋间的攻防态势将有巨大的改变。因此，夺取襄阳，对于苻坚来说，是在他酝酿发动灭晋战争前必然采取的军事行动。但苻坚出乎意料的是此役双方对峙了整整三年，直到建元十六年(380年)四月，秦军才破城而入。


当然，东晋也没有放弃反击的机会，建元十九年(383年)五月，桓冲纠集十万兵力亲攻襄阳，仿前秦数道并进之计，令前将军刘波攻沔水(今汉水)北诸城，辅国将军杨亮攻蜀，连克五城后，推进涪城(今四川绵阳市东);鹰扬将军郭铨攻武当；遣偏师一支攻筑阳(今湖北谷城县东北四里)。配合长江中游的攻击，龙骧将军胡彬由淮南兵击下蔡(今安徽凤台县)。苻坚分路抵挡，征南将军苻睿、冠军将军慕容垂和左卫将军毛当帅步骑五万救襄阳，兖州刺史、扬武将军张崇救武当，后将军张蚝和步兵校尉姚苌救涪城。③东晋此次北上虽无显著战绩，但却给了苻坚南伐的借口。长期以来，前秦内部关于南伐灭晋之事争议颇大，包括前秦重臣王猛在内的绝大多数官员均与苻坚意见相左，主张不可伐晋。独姚苌、慕容垂进言支持苻坚发晋。对此，前秦阳平公苻融劝谏道“鲜卑、羌虏，我之仇雠，常思风尘之变以逞其志，所陈策画，何可从也!良家少年皆富饶子弟，不闲军旅，苟为谄谀之言以会陛下之意耳。今陛下信而用之，轻举大事，臣恐功既不成，仍有后患，悔无及也!”①其中，鲜卑即为慕容垂；羌虏即为姚苌。二人虽臣服前秦，但均各思谋异以自立，见苻坚南伐之心如此坚决，二人见时机到来，便从旁极力鼓励苻坚出兵。终于，此役过后苻坚力排众议，于建元十九年(383年)七月，下诏大举南下攻晋，准备统一全国。八月，以苻融为征南大将军、前锋都督，统领将领张蚝、苻方，梁成、慕容啼、慕容垂等步骑二十五万先行；拜兖州刺史姚苌督梁、益二州诸军事，率领水师由巴蜀顺流而下。兵分两路，西路水军既有牵制荆州晋军作用，又能顺流胁迫建康，姚苌使命甚重，苻坚谓之曰：“朕本以龙骧建业，之号未曾假人，特以相授，山南之事一以委焉。”①然而，十一月，前秦的主力便在淝水(今安徽北部北淝河)之战中大败而还。


淝水之战的惨败，直接加速了前秦的衰亡。前秦不但需要应付东晋的乘胜北进，而且最重要的是在前秦政权内部，曾经被其征服被迫归附的其他民族相继的开始了分裂活动。首先发难的是苑川(今甘肃榆中县东北)一带的乞伏鲜卑首领乞伏国仁，他兼并诸部，拥众十万。不过，乞伏鲜卑地处边隅，对中原没有号召力，因此对前秦的威胁并不算大。真正威胁前秦生存的是慕容权贵们的复国活动，自前秦灭亡后，慕容权贵便矢志复国。况且，此次淝水决战慕容垂并未直接参与，所部三万人没有受到损失，给慕容氏复国提供难得的机遇。虽然如此，当苻坚战败，率千余骑奔赴慕容垂时，慕容垂并没有听取其部下的建议立即趁机杀苻坚以恢复燕祚，而是将兵权交予苻坚。同时，慕容垂也深知此次若再入关中的话，势必难返回关东。因此，当慕容垂护送苻坚至渑池时，便提出了前往关东镇抚戎狄以及拜谒陵庙的要求。苻坚以慕容垂将兵权轻易上交，误认为其拥戴自己，也不顾权翼的劝说答应了慕容垂的请求。然而，就是此次回关东，慕容垂正式开始了恢复燕祚的行动，一呼百应，部众很快就达到三万人。就在前秦建元二十年(384年),慕容垂自称大将军、大都督、燕王、承制行事，②由此恢复了慕容燕国，史称后燕。另一方面，其他前燕皇室成员也多乘势而起，相继起兵反秦。是年三月，当前秦北地长史慕容泓得知慕容垂进攻邺城之消息后，逃回关东，召集鲜卑数千人进屯华阴(今陕西华阴市东南)准备招募更多迁徙到关中的鲜卑。此举威胁长安安危，苻坚遣将军强永率五千兵进攻慕容泓，反被慕容泓击败，且泓由此转盛，自称使持节、大都督、都督陕西诸军事、大将军、雍州牧、济北王。③面对此情形，苻坚又以广平公苻熙为雍州刺史，镇守蒲坂(今山西永济市西南蒲州镇),以雍州牧巨鹿公苻叡为都督中外诸军事、卫大将军、录尚书事，以左将军窦冲为长史，龙骧将军姚苌为司马，率兵五万讨伐慕容泓。而与此同时，秦平阳太守慕容冲在平阳(今山西临汾市西南)起兵反秦，率兵二万进攻蒲坂，苻坚不得不遣窦冲引兵讨伐慕容冲。四月，慕容泓闻得前秦将集重兵再次出兵征伐，便打算逃回关东。姚苌也看出鲜卑东归心切，建议苻叡放其归路，但苻叡不听劝阻，继续率兵追击，结果反而兵败被杀于华阴，秦军也闻风溃退。

姚波

二、姚苌开国


苻叡死之，姚苌遣龙骧长史赵都诣坚谢罪，当苻坚听闻其子叡的死讯， 一气 之下斩杀了报信的长史。苻坚的冲动之举导致姚苌因惧怕苻坚的降罪不敢回长安， 而逃到渭北一带。随后到了马牧(今河南灵宝市西),在这里早有一批如尹详、赵  曜、王钦卢、牛双、狄广、张乾等西州豪酋，率五万余家聚集在此，他们拥戴姚 苌为盟主，反秦自立。正在姚苌犹豫不决之际，天水尹纬劝说姚苌：“今百六之数 以臻，秦亡之兆已见，以将军威灵命世，必能匡济时艰，故豪杰驱驰，咸同推仰。 明公宜降心从议，以副群望，不可坐视沈溺而不拯救之。”①于是，姚苌采纳了尹  纬的建议，以晋太元九年(384年)自称大将军、大单于、万年秦王、大赦境内， 年号白雀，称制行事，②脱离前秦，中国史家一般以此年为后秦正式建立之始。姚 苌还任命了重要的官员，以天水尹详、南安庞演为左右长史，南安姚晃、尹纬为 左右司马，天水狄伯支、焦闵、梁希、庞魏、任谦为从事中郎，姜训、阎遵为椽 属，王据、焦世、蒋秀、尹延年、牛双、张乾为参军，王钦卢、姚方成、王破虏、 杨难、尹嵩、裴骑、赵曜、狄广、党删等为帅。③


就在苻坚与慕容冲在关中相攻正盛之时，姚苌于五月先进屯到了北地，在那 里姚苌厉兵积粟，静观时变。此时前秦华阴、北地、新平、安定有十余万羌胡来 降，姚苌势力大增。由于北地一直以来为长安之肩背，此地一失直接威胁长安。因此，为保长安苻坚统步骑二万御驾亲征以击姚苌，屯兵赵氏坞(今陕西铜川市 北)。此战苻坚用兵颇为周密，他首先派遣护军将军杨璧以骑兵三千横截姚苌的归 路，又命右将军徐成、左将军窦冲、镇军将军毛当等对姚苌轮番攻击，频频进攻， 苌军则是屡尝败绩。同时，苻坚还在安公谷(今陕西铜川市北)上筑堰以塞同官 水(应即同官川，今陕西铜川市漆水河),切断姚苌的水源。苌军中无井，干渴异 常。保据频阳(今陕西富平县东北)的游钦虽遣军运送粮、水给姚苌，但均为杨 璧尽获之。姚苌无奈，命其弟姚尹买统领精锐二万，企图挖堰放水。结果为窦冲 大败于鹳雀渠折损一万三千有余，姚尹买为窦冲阵斩。很快苌军中已有渴死者， 就在军队士气低落之时，下起大雨，苌军营中水涨三尺，士气大振。苻坚叹曰：“天 亦佑贼乎!”①这一偶然事件，却使双方将士的心理却受到不小影响，认为苻坚确实气数已尽，姚苌则是天命所归。


六月，正在进攻长安的西燕内部发生了内讧，慕容泓的谋臣高盖、宿勤崇等 人以泓的德望不如慕容冲为由，合谋杀死了泓，另立慕容冲为皇太弟，承制行事。 姚苌首先遣使与慕容冲通好，并以子姚嵩为质。接着命其弟姚绪扼守杨渠川大营， 亲统七万大军全力反击， 一举挫败苻坚，并俘获杨璧、毛盛、徐成、齐午等前秦  高级将领数十人。此役之后，诸将认为要乘胜追击攻下长安，认为此时应先据长  安，而后以制天下。然而，姚苌得知慕容冲已逼近长安，因此他并不急于进攻长  安，难免失误。乃谓诸将曰：“燕因怀旧之土而起兵，若功成事捷，咸有东归之思， 安能久固秦川!吾欲移兵岭北②,广收资实，须秦弊燕回，然后垂拱取之。兵不血  刃，坐定天下，此卞庄得二之义也。”③此时，原苻坚所徙晋人(即汉族)李详率  数千户降姚苌；北地、新平、安定羌胡降者亦十余万户。长安告急之时，前秦各  地守将皆率众赶来支援，苻坚宁朔将军宋方率骑三千从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县  东北)将赴长安，被苌在贰县(今陕西黄陵县西北)击破，只有宋方一人单马突  围，其余部众在其司马田晃的带领下全部投降姚苌。姚苌乃留长子兴守北地，宁  北将军姚穆守同官川，自率部众攻新平(今陕西彬县)。但是， 一切并非如姚苌想  象的顺利。新平太守苟辅在其郡人辽西太守冯杰、莲勺令冯羽、尚书郎赵义、汶  山太守冯苗支持下率众凭城固守、拼死抵抗。土山地道，姚苌使用各式进攻手段， 苟辅则或战山上，或战地下，皆应对自如，后秦损兵折将万有余，却一无所得。


次年正月，姚苌留兵围城，自率大军击安定，此役姚苌生擒前秦安西将军苻 珍，岭北诸城悉降之。此时，为慕容冲节节逼退，困守无援的苻坚企图以“帝出 五将久长得”①的图谶之言来扭转局面，而自率军出奔五将山(今陕西岐山县东北) 入陇以收兵运粮，留太子苻宏守长安。闰五月，苻宏便不敌慕容氏的进攻，无力再据守长安，在数千骑之护卫下，带领母妻、宗室等西奔下辨(今甘肃成县西北), 最后奔降于东晋。前秦朝中百官也是四处逃散，屯驻韮园(在今陕西西安市西)  的李辩率部投奔了西燕，而司隶校尉权翼则带领百人投奔了旧主姚苌。慕容冲旋 即占领了长安，纵兵大掠，死伤无数。这时，姚苌再次围攻新平，城中粮草已尽， 加之外援不至，苟辅已难支撑。姚苌许诺苟辅带领下属撤回长安，决不留难。然 而，当苟辅带领民众一万五千余人才出城，姚苌便围而坑之，无一幸免。①姚苌听 闻苻坚出奔五将山的消息，即遣骁骑将军吴忠统骑兵追击。七月，吴忠包围五将 山，秦军散走，苻坚被俘，将其押至新平。据《晋书 ·苻坚载记》、《资治通鉴》 的记载苻坚被俘后，姚苌曾遣使求苻坚将国玺传与自己，坚不但不允，且怒斥姚 苌曰：“小羌乃敢干逼天子，岂以传国玺授汝羌也，图纬符命，何所依据?五胡次 序，无汝羌名。违天不祥，其能久乎!玺已送晋，不可得也。”②最终，苻坚为姚 苌缢死于新平佛寺中⑧,在晋阳的坚子苻丕乃自立为帝，改元大安，各地苻氏势力 及原拥护前秦的地方势力，又稍集于苻丕之下。


关中旋即成为西燕和姚苌的角逐之地。太元十年(385年)十月，慕容冲遣其 车骑大将军高盖所领五万余众伐姚苌，为苌击败，高盖投降了姚苌，苌拜其为散 骑常侍。但是，慕容冲据有长安后，考虑到当时关东已是慕容垂的天下，此时若 东返对其个人来说有弊无利，因此改变原计划，欲久据长安，却引起所部鲜卑大 为不满。于第二年(386年)二月，爆发内讧，慕容冲被杀，其将军段随被推为燕 王，改元昌平。三月，段随又被慕容恒及慕容永袭杀，二人立慕容顗为燕王，改 元建明。至此，西燕才决策东归。鲜卑男女四十(《魏书》作三十)余万口弃长安 东归，途中又爆发内讧，经过一系列的杀戮，最后是慕容泓之子慕容忠成为西燕 主，停驻闻喜(今山西闻喜县)。六月，西燕内讧再起，慕容永被推为大单于、大 将军，称藩于后燕。西燕离开关中后，长安空虚，杏城卢水胡郝奴趁机称帝于长 安，渭北诸族皆应之。姚苌则从安定出兵，进军长安，击败郝奴等，据长安；终 于在太元十一年(386年)四月，正式即皇帝，改元建初，建国号大秦，改长安曰 常安。追尊其父弋仲为景元皇帝，立妻地氏为皇后，子兴为皇太子，置百官。自谓以火德承苻氏木行，服色如汉氏承周故事。并徙安定五千余户于长安。①

姚波

第二章 后秦的兴盛与衰亡


第一节 后秦的兴盛及其发展


一、平定关陇、灭亡前秦


后秦虽取长安，以关中为根本，但其东有西燕、后燕和前秦苻丕，东北有复兴的拓跋代国，西有乞伏鲜卑所建立西秦和前秦苻登的势力，南有东晋，处于被包围的境地；而且就是在关中周围还有许多拥有部曲、时叛时服的各族地方势力。后秦要获得巩固和发展，首先必须制服邻近各族地方势力和抵抗来自东、西方面前秦残余势力的进攻。①


姚苌夺取长安后，统治还十分不稳固，经过前秦后期连年的征战，关陇地区重新陷入一片混乱，各族地方势力纷纷拥兵自立，直接威胁着后秦的统治。虽然苻坚的死使得前秦的统治大不如前，但在前秦建元二十一年(385年)八月，苻坚庶长子苻丕在王永等人的劝进下，于晋阳(山西太原南)登上帝位，改元太安，以张蚝为司空、侍中，王永为使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尚书令，王腾为中军大将军、司隶校尉等②。尽管苻丕面临的局势严峻异常，不过，苻丕的登极毕竟使前秦的残余势力得到了一些鼓舞，昔日投降后燕的苻定、苻绍、苻谟、苻亮等皆遣使谢罪。然而，不久前秦政权内部便发生了内讧，在陇右地区发生了益州刺史王广联合秦州刺史王统攻击河州刺史毛兴的事件。结果王广兵败，逃窜途中被陇西鲜卑匹兰所俘，送后秦姚苌。毛兴虽胜但也终因属下不堪兵革，为其属下所杀。不仅如此，被苻丕封为征东将军的苻定、镇定将军苻绍、征北将军苻谟、镇北将军苻亮又一次投降了慕容垂。尽管如此，苻丕仍然得到了天水姜延、冯翊寇明、河东王昭、新平张晏、京兆杜敏、抉风马朗、王敏等的支持，各拥众数万，起而响应前秦，与后秦姚苌为敌。因此，姚苌首先将进攻的矛头指向秦陇的各族地方势力，称帝当年就回军安定。前秦冠军将军邓景拥众五千据彭池(今甘肃宁县北)与征西将军窦冲为首尾合击后秦，姚苌徙安定五千余户以实长安。后秦建初元年(386年)七月，秦平凉太守金熙和安定都尉没弈于(一作“木易于”)，率鄯善王胡员叱、护羌中郎将梁苟奴等与后秦左将军姚方成战于孙丘谷，方成兵败。姚苌以弟征虏将军姚绪为司隶校尉，镇长安；亲自率军至安定击破了平凉(今甘肃平凉市)的胡酋金熙和高平鲜卑破多兰部(一作破多罗部)没弈于。姚苌遂之进入秦州，在那里苌对晋末以来据有秦州的屠各王统发动了进攻，天水屠各、略阳羌胡众二万余户响应姚苌，王统惧而降附后秦。此时，有南安士人古成诜建议姚苌“宜散秦州金帛以施六军，旌贤表善以付鄙州之望”①，以此来收买秦州的地方势力。姚苌从其策，且擢为尚书郎。九月，王统也以秦州投降了姚苌，苌以其弟姚硕德为秦州刺史、都督陇右诸军事、征西将军、领护东羌校尉，镇上邽。后秦初步在秦陇站稳了脚跟。


此时，对于刚建立不久的后秦政权来说，最大威胁的还是来自苻秦的残余势力。苻丕继位后两年，即在与东晋的交战中战死。苻丕死后，苻登称帝于陇东，改元太初，署置百官。苻登即位后，立苻坚的神位于军中，每战必告，凡欲所为启主而后行，又缮甲纂兵，引师而东，欲雪五将山之仇，与姚苌决一死战。姚苌的主要精力也集中在与苻登的对峙上，双方曾在苻登继位前就为争夺秦州鏖战不已。结果，苻登军队不但击退姚硕德军队的进攻，反而接连攻克陇城、南安，拥众达到三万余户，甚至一直追逼至上邽，姚苌被逼亲自驰救。在胡奴阜(今甘肃天水西)一战中，后秦伤亡二万有余，姚苌亦被啖青射成重伤。尽管如此，苻登被拥立为帝后，对于前秦来说关东已丧失殆尽，关陇大部分也为后秦占有，凉州已是吕光的天下，南秦州则处于半独立状态，苻登号令所及，仅河州和秦州的局部地区，此外还有关中杏城一角。苻登的势力被后秦分割在两地各自为战。②


杏城方面，苻登称帝后即拜据有杏城的苻纂为使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太师、领大司马、鲁王。由于苻登的支持，苻纂的势力一度有所增长，相邻的卢水胡彭沛谷、屠各董成和张世龙、新平羌酋雷恶地等纷纷归附。一时间苻纂拥众达到了十余万人之多。于是，在后秦建初二年(387年)四月，苻纂联合南秦州刺史杨定在泾阳(今陕西泾阳县东南)大败姚硕德，姚苌自阴密(今甘肃灵台县西五十里)救之，苻纂才退屯到敷陆(鄜城县)，彭沛谷退守杏城。其后，苻登又遣窦冲攻下苌之汧、雍二城，并斩后秦将领姚元平、张略等，但在汧东为苌所败。八月，前秦征虏将军、冯翊太守兰犊率众二万自频阳，屯于杏城东南与苻纂相约合攻长安。苻登得报，也统军前来配合。就在前秦形势即将好转之时，苻纂弟苻师奴为争权而发难，杀死苻纂，自立为秦公。兰犊绝之，求援于姚苌。九月，姚苌在泥源(即今甘肃成县、徽县境的洛河，亦名泥阳水)一战，大败苻师奴，师奴逃奔鲜卑，所部皆降后秦。十二月，兰犊亦为后秦所灭。


姚苌击败苻师奴后赶回徐嵩垒(今陕西彬县西南)，正好与推进至胡空堡(今陕西彬县西南)苻登呈东西对峙。当时戎夏归苻氏者有十余万，虽然双方交战中姚苌屡次败北，但由于苻登的兵力有限，又难以攻破姚苌的的防线，双方在新平、安定一带相持一年有余。关中各族豪酋归附后秦者见姚苌与苻登相持数年，且数为登所败，对姚苌的信心开始动摇，远近咸怀去就之计。河东人杨政、杨楷等各自召集流民数万，与苻登相呼应，形势对姚苌愈发不利。建初四年(389年)，苻登连克姚苌弥姐营及繁川诸堡，又在安丘(今甘肃平凉市东)，大败姚崇军队，俘斩二万五千，又攻克平凉，以羌人校尉苻硕原戍平凉。然而，苻登却因屡战有胜，而日渐骄傲了起来。只是一味挑战，却疏于防范。他在大界(在今陕西彬县、甘肃泾川县之间)立营，将男女老幼及辎重安置与此，常亲统军马出征，镇守重任则交给年幼的儿子苻尚及皇后毛氏。姚苌虽曾偷袭过大界，亦未引起苻登的重视。于是，在建初四年(389年)八月，姚苌乘苻登进逼安定的时机，命尚书令姚旻吸引住苻登，亲帅精骑三万夜袭大界，杀死苻登妻毛氏及其子苻弁、苻尚，俘名将数十人，驱掠男女五万余人口而还。后秦将士见大营已破，要求全线出击，一举消灭苻登。此时，姚苌果断勒兵罢战，晓喻全军：“登众虽乱，怒气犹盛，未可轻也。”①姚苌则使姚硕德镇守安定，徙安定千余户至阴密，并遣其弟征南将军靖镇之。苻登则收集余众，退据胡空堡。姚苌使姚硕德置秦州守宰，以从弟常戍守陇城，邢奴守冀城(今甘肃甘谷县西南)，姚详戍略阳。然而，九月后秦的陇、冀二城即被杨定攻下，姚常被斩，邢奴被俘，姚详被迫弃略阳，奔回阴密。


可以说大界一役使苻登辎重尽失，是他兴兵以来从未有过的惨败。如果说过去苻登认为凭其勇武可以击败姚苌，收复关陇的话，经过此役，他的信心动摇了。因此，大界之役实际上是苻登和姚苌争夺关陇的转折点。苻登被迫进一步依赖据有南秦州的窦冲、据有仇池和略阳的杨定、以及屯据河西的杨政和湖、陕之间的杨楷。②分别以窦冲为大司马、骠骑将军、前锋大都督、都督陇东诸军事，杨定为左丞相、上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杨政为监河西诸军事、并州刺史，杨楷为都督河东诸军事、冀州刺史，杨璧为大将军、都督陇右诸军事，请他们集兵支持，会攻长安。于是，后秦建初五年(390年)初，苻登在杨定、杨璧的支持下，以窦冲为为前锋大都督率兵为先驱，白繁川(今河南省南乐县西北)往长安，苻登自率众从新平迳据新丰(今陕西临潼县东北)之千户固，令杨定率陇上诸军为其后继，令杨璧守仇池，又命并州刺史杨政、冀州刺史杨楷率所统大会长安，据长安仅六十来里。首先，姚苌遣其将王破虏略地秦州，结果与杨定战于清水之格奴坂为定所败。后苻登攻后秦天水太守张龙世与陇东，苌前往救之，登引退去。随后，姚苌又攻下新罗堡(今陕西眉县东南)，使前秦扶风太守齐益男投降姚苌。③接着苻登将领路柴和强武等也率众投奔了姚苌。四月，前秦振东将军魏褐飞自称冲天王，统氐、胡数万攻打后秦安北将军姚当成与杏城。同时，后秦振军将军雷恶地叛姚苌，以响应之，攻打姚汉得与李润(今陕西大荔县西北)。后秦诸将均以近在咫尺的苻登为劲敌，唯姚苌深以魏褐飞和雷恶地为忧，决定乘二人立足未稳之时，给以致命打击。群臣皆曰：“陛下不忧六十里苻登，乃忧六百里褐飞?”原来在与苻登的多年交战中深知苻登迟重少决的特点，谓之群臣“登非可卒殄，吾城亦非登所能卒图。恶地多智，非常人也。南引褐飞，东结董成，甘言美说以成奸谋，若得杏城、李润，恶地据之，控制远近，相为羽翼，长安东北非复吾有。”①乃引精兵一千六百潜军赴之。当时，氐、胡纷纷赶来归附褐飞、恶地，众至数万。就在魏褐飞决心对姚苌尽众一击时，姚苌一面固垒不战，示之以弱；一面密遣其子姚崇统骑数百，潜入敌后，突然出击。魏褐飞阵后大乱，此时姚苌也乘势纵兵，魏褐飞授首，万余众被歼。雷恶地见势请降，姚苌对其待之如初。由于雷恶地猛毅清肃，富于智计，颇善用兵，声震岭北。此次他诚心归服姚苌，所起影响甚大。使得后秦在岭北的统治日渐稳定了下来。②


七月，冯翊人郭质起兵于广乡(今陕西华县西)，发布檄文，声讨姚苌罪行，以应苻登。三辅一带支持者甚多，唯有郑县(今陕西华县)人苟曜聚众依附后秦。苻登以郭质为东平将军、冯翊太守，率部伐苟曜，大败而归，又战，又败，最终亦归于姚苌。苟曜在后秦支持下击灭郭质后，势力有所增长，拥众一万。但却于次年(391年)四月，密结苻登，许为内应。苻登立刻移师繁川，直逼长安。五月，与姚苌战于马头原(今陕西西安市附近一带)，苻登阵斩后秦右将军吴忠。姚苌料定苻登此举应与苟曜有关，决心立刻解决，以防后患。为此，他整军再战，将苻登击退至郿县(今陕西眉县东)。不久，姚苌即计除苟曜。此后，苻登在与姚苌的交战中有过几次胜利，但总的趋势是节节后退，败局已定，无可挽回。眼看秦主苻登大势已去，建初七年(392年)前秦骠骑将军没弈于率众降于后秦，姚苌以其为车骑将军，封高平公。这年，姚苌病于安定，遣姚硕德镇李润，尹纬守长安，召太子姚兴诣行营。当苌得知姚兴听从后秦征南将军姚方成的建议的诛苻胤、王统、王广、徐成、毛盛，怒斥兴曰：“王统兄弟是吾州里，无他远志；徐成等皆在秦朝，并为名将。天下小定，吾方任之，奈何辄便诛害，令人丧气！”③


建初八年(393年)七月，苻登政权内部发生政变，右丞相窦冲求封天水王，接着自称秦王，建年号。苻登攻于野人堡(今陕西蒲城县西北)，窦冲向姚苌求援。姚苌接受尹纬之提议，此战遣太子兴出击，姚兴先攻胡空堡，当苻登引兵还赴胡空堡时。兴又亲统兵马突袭平凉，将苻登辎重掳掠一空，大获而还，姚苌命其镇守长安。晋平远将军、护氐校尉杨佛嵩见况，率胡蜀三千余户降于苌，晋将杨住期、赵睦追之。败佛嵩于潼关。苌遣将姚崇赴救，大败晋师，斩赵睦。姚苌以佛嵩为镇东将军。


十月，姚苌的病情加重，还长安。姚苌召太尉姚旻、仆射尹纬、姚晃、将军姚大目、尚书狄伯支入禁中，受遗诏辅政。并在临终前嘱咐姚兴：“有毁此诸公者，慎勿受之。汝抚骨肉以恩，接大臣以礼，待物以信，遇民以仁，四者不失，吾无忧矣。”①不久，姚苌病逝，②时年六十四岁，在位八年。


初太子兴秘不发丧，以其叔父姚绪镇安定，姚硕德镇阴密，弟姚崇守长安。兴自称大将军，以尹纬为长史，狄伯支为司马，平定了咸阳太守刘忌奴的反叛后便准备率众伐苻登。次年(394年)初，苻登闻姚苌死讯喜曰：“姚兴小儿，吾折杖笞之耳。”③于是，苻登决定最后进行一搏，尽众而东，留其弟司徒、安成王苻广守雍城(陕西凤翔县西)，留太子崇守胡空堡。四月，苻登自六陌(亦作陆陌。今陕西乾县东十五里)向废桥(今陕西兴平市西北)进发，后秦始平太守姚详据马嵬坡以拒之。苻登部众甚盛，兴恐详一人不能遏，乃遣尹纬帅兵救详，纬用详计据废桥占水以抗登。苻登军队被困争水而不能得，渴死十之二三。登急于与纬交战，姚兴遣狄伯支谓纬：“苻登穷寇，宜持重，不可轻战。”而纬曰：“先帝登遐，人情扰惧，今不因思奋之力，枭殄逆竖，大事去矣。”④尹纬认为当前正是先帝姚苌去世，太子姚兴刚刚继位之际，时局未稳，若不一举灭登，树立姚兴威信，恐各地豪酋部众又起反叛，后秦刚建立不久的政权将面临崩溃的危机。于是，尹纬举众出战，大败苻登，唯登单骑奔雍。但此时苻广和苻崇在得到登战败的消息后，早已各自弃城逃走。苻登无所归，只好奔平凉，收集遗众入马毛山(亦作马鬃岭，今宁夏固原县西南四十里)。此役之后，姚兴始发丧，即皇帝位于槐里(今陕西兴平市东南十里)，大赦天下，改元皇初，遂入安定。谥父姚苌为武昭皇帝，庙号太祖，葬于原陵。退居马毛山的苻登遣子汝阴王苻宗，质于陇西鲜卑、河南王乞伏乾归以请出兵援助，进封乾归为梁王，纳其妹为梁王后。七月，乾归遣前将军乞伏益州、冠军将军翟温率骑两万(《通鉴》作一万)救之，苻登引兵出迎乾归军队。姚兴正好自安定入泾阳(今陕西泾阳县西北)，与登战于山南①，苻登兵败被杀，时年五十二岁，在位九年。益州闻讯，也退回陇西。姚苌与苻登之间长达九年的拉锯战，直到姚苌死、太子姚兴即位后，才最终击杀苻登；苻登子苻崇逃到湟中(今青海湟水两岸之地)，即帝位，不久即为西秦乞伏乾归所逐，逃奔氐族杨定，旋为西秦击杀。前秦至此灭亡，其传五世，凡四十四年。

姚波

二、与邻国的关系


虽然，姚兴扫除了苻登这一困扰其父姚苌多年的劲敌。然而，当时后秦仅据有今陕西、甘肃、宁夏、山西、河南的一部分，四周为各族所建的割据政权所包围。因此，刚即位姚兴需要妥善处理好与诸多豪酋、各族政权的关系，同时也要把握时机扩展后秦的领地，以壮大势力。


首先，姚兴即位伊始就需平定一系列叛乱。皇初元年（394年），后秦内部却发生了叛乱。后秦安南将军强熙、镇远将军杨多反叛，推举前秦降将窦冲为盟主。姚兴准备诸将以讨伐，大军行至武功（今陕西眉县东四十里渭水南岸）时，杨多兄子杨良国杀多而降，窦冲与其弟窦彰武离贰，冲奔强熙。强熙闻姚兴将至，率户二千逃往秦州，窦冲只得奔汧川（一作汧水。今陕西西部渭河支流千河），汧川氐酋仇高执窦冲送于姚兴。于是，窦冲从弟窦统率其众投降姚兴。


接着，在皇初四年（397年）北魏攻贰城鲜卑，其首领薛勃遣使请救于姚兴，兴遣姚崇赴救。魏兵撤退。然薛勃反而叛后秦，姚崇伐之，且执薛勃还，大收其人马而还。氐酋杨盛保仇池，遣使请命，姚兴封他为使持节、镇南将军、仇池公。陇西鲜卑头领越质诘归率户三万脱离西秦归附后秦，姚兴安排他居于成纪（今甘肃静宁县西南），拜持使节、镇西将军、平襄公。姚硕德讨平凉胡金豹于洛城（今四川眉山县东北），上邽（今甘肃天水市）姜乳据本县叛乱，自称秦州刺史。姚硕德率军讨伐，姜乳投降。姚兴以硕德为秦州牧、领护东羌校尉，镇上邽，以姜乳为尚书。强熙和略阳豪族权干城率众三万围上邽，为硕德击破，强熙败奔东晋，干城投降。薛勃叛逃到了岭北，得到上郡、贰川等地杂胡的响应，众至数万，围安远将军姚祥于金城（今甘肃兰州市西北西固城）。姚兴遣姚崇、尹纬率军讨伐。崇列营以掎之，然而后方却租运不继，以致三军大饥。纬言之于崇曰：“辅国弥姐高地、建节杜成等皆诸部之豪，位班三品，督运稽留，令三军乏绝，宜明置刑书，以惩不肃。”①遂将此二人斩之。其余诸部大震，很快租入有五十余万。于是又自率步骑二万亲讨，薛勃惧而弃其众，奔于高平（今宁夏固原县）。为后秦高平公没亦于执而送之。姚兴将薛勃叛乱也平定下来。武都氐屠飞、啖铁等杀陇东太守姚回，劫掠三千余家，据方山（今甘肃成县东四十里）以叛。兴遣姚绍等讨之，斩飞、铁二人。又遣狄伯支迎流人曹会、牛寿万余户于汉中。


当然，姚兴继位后除了要平复各地豪酋的叛乱外，最主要的任务还是如何周旋于周围各族割据政权中，为后秦谋得发展。后秦与四周的后燕、西秦、后凉、南凉、北魏、夏国、东晋与之产生或多或少的关系，下面逐一进行叙述。


1、与后燕、南燕之关系


在后秦的东面，由慕容垂建立的后燕于后秦建初七年（392年），消灭了建都于滑台（今河南滑县东南）由丁零族建立的翟魏政权，并取得了翟魏所统的七郡②三万八千余户，为后燕的发展消除了一大障碍。其后，慕容垂将目光转向了据于长子（今山西长子县西南）的西燕。建初八年（393年）十月，在范阳王慕容德等人的支持下，慕容垂决心讨伐西燕，以绝后患。十一月，慕容垂即出兵七万自中山（今河北定州市）出发，以镇西将军丹阳王慕容瓒、龙骧将军张崇从井陉（今河北井陉县北井陉山）出兵，进攻西燕武乡公慕容友（一作支）于晋阳（今山西太原市西南）;征东将军平规攻西燕镇东将军段平于沙亭（今河北涉县东南）。次年二月，慕容垂亲率兵出沙亭，四月，后燕军队即进围台壁（今山西黎城县西南）。西燕慕容永与垂交战，中计，大败，八千余人被斩。慕容永逃回长子，后燕进取晋阳。六月，慕容垂围困长子。慕容永见状欲出奔后秦，被侍中兰英劝道：“昔石虎伐龙都，太祖坚守不去，卒成大燕之基。今垂七十老翁，厌苦兵革，终不能顿兵连岁以攻我也；但当城守以疲之。”③永从之。八月，慕容永被围长子日久，于是遣其子常山公慕容弘向东晋求助，因怕东晋不肯出兵，又以太子慕容亮为质于东晋，结果遭到平规追击，被俘于高都（今山西晋城市）。慕容永只得又遣使求助于北魏。但东晋、北魏的援兵未到之时，西燕内部早已人心动荡，部将开城投降，慕容永被后燕前锋所俘，慕容垂将其斩之，其公卿大臣三十余人悉数被斩，西燕灭亡。西燕所统新旧八郡七万六千八百户，以及慕容永得自前秦的乘舆、服御、伎乐、珍宝，垂尽获之。自此后燕与后秦相互为邻。


消灭了翟魏和西燕使后燕声威大震。通过一系列的征伐，领土范围“南至琅琊，东迄辽海，西届河、汾，北暨燕、代。”①基本恢复了前燕旧土，达到极盛。姚兴见后燕日渐强盛，在其继位之年年底（394年，十二月）即遣使与后燕结好，并送还了后燕太子慕容宝之子敏，慕容垂即封慕容敏为河东公。次年初，慕容垂遣散骑常侍封则回使后秦，双方关系和好。此后，后燕在与东晋的战争中胜利，除了北魏再无强大对手，后燕想控制北魏，而北魏却欲独立发展，双方的矛盾开始凸显，并迅速升级，最终与北魏正式决裂。自后秦皇初二年（395年）起，后燕与北魏开始正式交战。起初，后燕兵势强盛，进逼北魏至五原（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东南）。于是，北魏拓跋珪示敌以弱，向西退后千余里，后燕收归了北魏别部三万余户，粮食百余万斛屯于黑城（今内蒙古武川县南）。就在慕容宝准备造船渡黄河，继续进兵时，拓跋珪也在积极准备抗击后燕大军，另一方面还派遣右司马许谦向后秦求援。八月，姚兴遣杨佛嵩率兵救魏。起初，佛嵩缓军不进，太祖乃命许谦写信给佛嵩曰：“夫仗顺以翦逆，乘义而攻昧，未有非其运而显功，无其时而著业。慕容氏无道，侵我疆场，师老兵疲，天亡期至。是以遣使命军，必望克赴，将军据方，召之任总，熊虎之师，事与机会，今其时也，因此而举役，不再驾千载之勋，一朝可立，然后高会云中，进师三魏，举觞称寿，不亦绰乎？”于是，佛嵩乃倍道兼行，很快就与许谦会合，谦与佛嵩盟曰：“昔殷汤有鸣条之誓，周武有河阳之盟，所以藉神灵、昭忠信、夫亲仁善，邻古之令规，歃血割牲，以敦永穆，今既盟之后，言归于好，分灾恤患，休戚是同，有违此盟，神祗斯殛。”②最后，燕、魏两国在参合陂（今内蒙古凉城县东北岱海）一战，北魏大败后燕军队，慕容宝退回中山。次年（396年）初，慕容垂整军准备与北魏再战，刚开始后燕占得上风，但由于慕容垂的病逝使后燕并未趁势攻灭北魏。此间，反而是后秦姚兴趁西燕被后燕灭亡之际，原署西燕的河东太守柳恭等各自拥兵自守，遣晋王姚绪攻之。由于恭等人依河据守，姚绪无法接近，这时有镇东将军薛强引绪从龙门渡河，遂入蒲坂（今山西永济市西南），恭等人自知无法与姚绪对抗，于是便投降了后秦，兴以绪为并、冀二州牧，镇蒲坂。虽然，后燕也击败几次魏军的进攻，但是强盛一时的后燕政权，最终在北魏的的打击之下分解为几支力量。北上的慕容宝一行，以及后燕留守辽西等地的力量，在慕容鲜卑的根据地——龙城（今辽宁朝阳市）地区继续延续后燕的统治；而在中原，中山城中的慕容详，以及逃亡在外的慕容麟等残余力量还在与魏军周旋；邺城（今河北临漳县西南）的慕容德则开始准备东进，在广固建立新的统治，形成南燕政权。①


随着慕容垂的去世，后燕政权迅速走向衰落。而北魏也欲借此机会将后燕彻底消灭，于是向后燕发动了全面的进攻。后秦皇初四年（397年）正月，后燕范阳王慕容德被北魏贺赖卢、拓跋仪围困于邺城，德被迫遣参军刘藻求救于后秦。恰好此时围城的贺赖卢与拓跋仪之间发生了内乱，拓跋仪的司马丁建暗中将消息告知慕容德，德见有机可乘便遣桂阳王慕容镇、南安王慕容青率兵七千，大破魏军，解除被困之急。此时，派往刘藻从后秦返回，姚兴太史令高鲁遣外甥王景晖随刘藻回邺城，送慕容德玉玺一纽，及图谶秘文。慕容德属下见况也趁机劝慕容德称帝，遭到了德的拒绝。直到十二月，才在慕容麟、慕容和等人的拥立下放弃邺城，迁入滑台（今河南滑县东南），称燕王，改元，置官，史称南燕。两年后，慕容德迁都广固（今山东青州市西北八里），正式称帝。与后燕不同，南燕的压力主要来自东晋方面。


慕容德即位后便派人到长安寻访其母及其兄慕容纳，得知其母、兄及其诸子已被苻昌诛杀。不久又得到了慕容纳有遗腹子尚在后秦的消息，即派济阴人吴辩前往探查。吴辩以其在长安算卦的同乡宗正谦将情况告知慕容纳之子慕容超，于是超与谦互相改名换姓，独自逃回南燕。慕容德知道慕容超将至，大喜，遣骑兵三百前往迎接，加封其为北海王，拜侍中、骠骑大将军、司隶校尉、开府，及慕容德病重，立超为太子。慕容超继位后平定了慕容钟、慕容凝等人的叛乱，最后二人皆投奔了后秦，分别被姚兴拜为始平太守、侍中。②


后秦弘始七年（407年）七月，慕容超遣御史中丞封恺前往后秦，请求姚兴放还其妻、母。姚兴则提出了慕容超称藩于后秦，并送还前秦太乐诸伎或送吴口千人，作为归还超妻、母的条件。对此，南燕内部有两个主张，左仆射段晖主张不能降号称藩，更不能将太乐送予后秦，而建议夺吴口作为交换。相反，尚书张华则认为掠夺吴口会造成兵连祸结之势，主张降号称藩，并派遣韩范出使后秦，借助其与姚兴曾同为苻坚太子舍人的私人关系来完成使命。于是，慕容超采纳了张华的建议，遣韩范出使后秦，称藩奉表。韩范果然凭其出色的交际手段，说服姚兴送还慕容超妻、母。但，从后燕投奔而来的慕容凝此时劝告姚兴应先得到太乐诸伎，然后再送归慕容超妻、母，以防南燕变卦。于是，姚兴改变主意，并没有马上送慕容超妻、母归燕。而于八月，遣员外散骑常侍韦宗出使南燕要求慕容超送太乐于后秦。慕容超无奈之下，只好遣右仆射（一作左仆射）张华、给事中郎宗正前往长安，送太乐诸伎一百二十人于后秦。姚兴大喜，十月，送还慕容超母妻，并以厚礼相送。①


两年后，东晋出兵伐南燕，慕容超向后秦求援。姚兴遣卫将军姚强带援兵一万前往洛阳，准备与姚绍联合援救南燕，但这时后秦受到赫连勃勃的进攻，姚兴召回了行至一半的姚强部队。最终，南燕也为东晋所灭。


2、与北魏之关系


随着，后秦皇初四年（397年）北魏取后燕中山之后，势力猛增，影响所及，原属后秦的渭北、河东各族地方势力有鉴于此情形，很多部族在其首领带领下选择附于北魏。如鄜城屠各董羌、杏城卢水郝奴、河东蜀薛榆、氐帅苻兴等。②


后秦姚兴继位之初，鉴于北魏与后燕的角逐，并没有急于与任何一方为敌，欲坐收渔利。皇初五年（398）七月，姚兴遣齐公姚崇、镇东将军杨佛嵩进攻东晋洛阳，晋雍州刺史杨佺期遣使求救于北魏常山王遵，魏主拓跋珪先派散骑侍郎张济为遵的从事中郎前往，佺期谓之与济曰：“以魏之强，小羌不足灭也。且晋之与魏，本为一家，今既结好，义无所隐。此间兵弱粮寡，洛阳之救，恃魏而已。若其保全，必有厚报；若其不守，与其使羌得之，不若使魏得之。”③张济告知拓跋珪。八月，珪立刻遣太尉穆崇率骑六万前往救之，然晋河南太守辛恭靖婴城固守百余日，魏军未至，后秦已将洛阳攻陷，自淮、汉以北诸城多请降，送任于秦。穆崇遂镇野王（今河南沁阳），以备后秦。尽管如此，后秦和北魏之间还未曾发生过直接的冲突，而且双方还于后秦弘始二年（400年）互遣使者通好。④


然而，这样友好的局面仅维持了两年，从弘始四年（402年）后，这样的局面开始发生了变化。事先，魏主拓跋珪派贺狄干献马千匹求婚于后秦，秦主姚兴原本是同意此门婚事的，但当兴听闻拓跋珪已经于弘始二年（400年）立慕容宝之女为皇后，兴扣留了狄干，并回绝了拓跋珪的求婚，两国关系从此恶化。弘始三年        （401年）年末，拓跋珪遣拓跋遵等五万军袭破属后秦的高平鲜卑破多兰部木弈于；遣和突率骑六千袭后秦河套一带的黜弗、素古延等诸部，获马三千余匹，牛羊七万余头。次年（402年）二月，木弈于率数千骑弃国奔秦州，魏军追至瓦亭（今宁夏固原县南），俘获甚多，辎重库藏，马四万余匹，骆驼、氂牛三千余头，牛羊九万余口，引起长安震动，各城闭门固守。①北魏平阳太守贰尘亦攻后秦河东。五月，后秦姚兴大发诸军，以弟姚平、尚书仆射狄伯支等率步骑四万击魏，兴自率大军为后继，以尚书令姚晃辅太子泓守长安，没弈于镇上邽，敛权镇洛阳。姚平攻魏平阳乾壁（今山西襄汾县东北）六十余日，克之。七月，拓跋珪以拓跋顺及长孙肥统六万骑为前锋，自率大军继发以击之。八月，珪之至永安（今山西霍县），姚平遣骁将率精骑二百侦察魏军虚实，被长孙肥尽擒之。平撤退至柴壁（今山西襄汾县南十里），据城固守，魏军将其围之。兴率四万七千前往救之，欲据柴壁对岸的天渡（今山西襄汾县西南汾河西岸）运粮以济姚平。珪问策于尚书李先，答曰：“臣闻兵以正合战，以奇胜如闻。姚兴欲屯兵天渡，利其粮道。及其未到之，先遣奇兵，先邀天渡，柴壁左右严设，伏兵备其表里。然后以陛下神策，观时而动，兴欲进不得，退又乏粮，夫高者为敌所栖，深者为敌所困（一作囚），兵家所忌，今秦皆犯之可不战而取也。于是，拓跋珪从之，乃增筑重围，内以防平之出，外以拒兴之入。此时，魏广武将军安同建议道：“汾东有蒙坑（今山西襄汾县南与曲沃县北之间），东西三百余里，蹊径不通。兴来必从汾西直临柴壁。如此，则虏声势相接，重围虽固，不能制也，不如为浮梁渡汾西，筑围以拒之。虏至，无所施其智力矣。”②珪亦以为然，遂命部众架浮桥于汾河南北，进至汾河西岸筑围。兴行至蒲坂，对魏军之强有所畏惧，许久才行进。此时，拓跋珪以步骑三万余人，阻击姚兴。秦军未及安营，魏军忽至，兵众慌乱。珪以拓跋顺率精骑冲击，获兴甲骑数百，斩首千余级。姚兴只得南退四十余里，魏军亦引兵还。另一方面，被魏军包围的姚平亦不敢出，但使人烧围数百步而已。拓跋珪分兵据守各处险要，使后秦军难以接近柴壁。九月，姚兴屯兵汾西，凭壑为垒，将成捆柏树从汾水上游纵下，欲冲毁浮桥。但均被北魏军钩起用作柴薪。十月，姚平粮竭矢尽，乘夜率众从柴壁西南突围；姚兴列兵汾西，仅举火鼓噪为应，但不敢逼围。姚平突围不成，乃率麾下投河自尽。拓跋珪命善游者钩捕后秦军将士，俘狄伯支及越骑校尉唐小方等四品以上官员四十余人，另俘后秦军三万（《通鉴》作二万）余人。姚兴不能救，聘遣使向北魏求和，拓跋珪不许，只得班师回长安。拓跋珪欲乘胜进攻蒲坂，秦晋公姚绪固守不战。时值柔然谋攻北魏，拓跋珪遂引军还。③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柴壁之战”。


柴壁之役后，后秦与北魏暂时处于相持阶段，到后秦弘始九年（407年），姚兴遣使北魏，献良马千匹，以赎柴壁之战被俘的狄伯支、唐小方等，并同意放还前求婚之北魏大臣贺狄干。北魏许之，于是双方关系趋于缓和。随后又于弘始十三年（411年）、十五年（413年）、十六年（414年）遣使北魏，并提出嫁女于北魏明元帝拓跋嗣。弘始十七年（415年），姚兴遣使送女西平公主于北魏，拓跋嗣以后礼纳之。此后，遂不见史籍有关后秦与北魏关系之记载。①


3、与东晋之关系
自淝水之战后，东晋的疆域已经推进到江汉流域，紧邻后秦关中之地。由于后秦建立之初将主要力量在放秦陇，与前秦的苻登的征战当中，故与东晋未发生大的冲突。到后秦皇初四年（397年），姚兴安定了秦陇，取河东之地后开始向东晋弘农郡（今河南灵宝）湖城戍进攻，晋弘农、华山太守皆降，遂进军至陕城（今河南三门峡陕县老城东），攻拔上洛郡（今陕西商县）。姚兴又派姚崇进攻晋洛阳，晋河南太守夏侯宗固守金庸，攻之不克，乃陷柏谷（今河南灵宝市西南朱阳镇），徙流人西河严彦、河东裴岐、韩袭等二万余户而还。两年后（399年），后秦镇东将军杨佛嵩等攻陷洛阳，“自淮、汉以北诸城，多请降送任”。②后秦的势力向东扩展到了淮水、汉水以北。而此时东晋政局内部出现动荡，孙恩起义正如火如荼之际，故无力与后秦抗争。


而由于东晋内乱，后秦皇初五年（398年）京兆韦华、谯郡夏侯轨、始平庞眺等率襄阳流人一万余户叛晋投奔后秦。次年（399年），兴引见诸首领于东堂，并谓之华曰：“晋自南迁，承平已久，今政化风俗何如？”韦华等人对当时东晋时事不满，对兴答曰：“晋主虽有南面之尊，而无总御之实，宰辅执政，政出多门，权去公家，遂成习俗，刑纲峻急，风俗奢宕。自桓温、谢安已后，未见宽猛之中。”姚兴听后大悦，拜华为中书令。③弘始二年（400年），姚兴将攻陷洛阳时俘获的晋将军刘嵩等二百三十七人归于东晋。弘始四年（402年），东晋又发生了桓玄之乱，晋襄城太守司马休之、中郎刘敬宣等为桓玄所败，逃至洛阳，与后秦送质请兵。姚兴给予符信，允其在关东募兵。休之等募得千余人，还屯彭城（今江苏徐州）间。此后，桓玄夺晋政权，称帝，遭到以刘裕为首的大臣们的反对，最后以刘裕攻入建康，桓玄败亡而告终。此间，后秦与东晋往来中有桓玄的遣使通好，更为多数的还是东晋北部守宰、将军先后有几批投降后秦。


弘始四年（402年）十二月，晋辅国将军袁虔之、宁朔将军刘寿、冠军将军高长庆、龙骧将军郭恭等背叛了桓玄，而改投姚兴。姚兴在东堂引见，首先问虔之等桓玄其才略何如其父？能否办成大事？虔之认为：“玄籍世资，雄据荆、楚，属晋朝失政，遂偷窃宰衡。安忍无亲，多忌好杀，位不才授，爵以爱加，无公平之度，以臣观之，不如其父远矣。今既握朝权，必行篡逆夺，既非命世之才，正可为他人驱除耳。此天以机便授之陛下，愿速加经略，廓清吴、楚。”①兴善之，以虔之为大司农，其余皆有拜授。而虔之固让，请疆场以自效，故兴改授其假节、宁南将军、广州刺史。其后，晋顺阳太守彭泉以郡来降，姚兴以杨佛嵩与镇远将军赵曜率骑五千迎之，遂攻陷南乡（今河南南阳西），擒晋建威将军刘嵩，略地至梁国（今河南淮阳境）而还。还有，汝南太守赵策委守来奔于兴。刘裕攻灭桓玄后，原支持桓玄的卫将军桓谦等又奔降于后秦。


弘始七年（405年），刘裕遣使后秦求和，并请求归还南乡诸郡。姚兴不顾臣下劝谏，割南乡、顺阳（今河南淅川县南）、新野（今河南新野县）、舞阴（今河南沁阳县西北）十二郡（皆在汉水北）归还东晋。到了十年（408年），东晋蜀郡参军谯纵取蜀，叛东晋，自称成都王，并遣使称藩于后秦。次年（409年），后秦遣使拜谯纵为大都督、蜀王，并送桓谦与蜀。弘始十二年（410年），后秦配合、支持谯纵、桓谦等进攻东晋荆州（今湖北江陵），为晋军所败，后秦前将军荀林此战被杀。两年后（413年），东晋派朱龄石攻蜀，一举灭谯纵。其后姚兴虽然先后支持晋荆州刺史司马休之、鲁宗之等攻晋襄阳等地，但终为刘裕所击败。同时，后秦累于与夏国的征战，日益衰弱，再无力与东晋抗衡。


4、与河陇诸政权之关系


自淝水之战后，前秦的势力大大削弱，又陷入与后秦的连年征战之中，再无力控制陇右地区。聚居在河西、陇右地区的各少数民族趁此时先后建立了各自的政权。由秃发鲜卑建立的南凉、乞伏鲜卑建立的西秦、氐族建立的后凉以及由卢水胡建立的北凉等政权都与后秦有错综的关系。


姚兴灭亡苻登后，后秦的势力开始伸入陇右、河西，而首当其冲的就是公元385年在陇西建西秦的乞伏鲜卑。自皇初二年（396年）后秦取上邽，原西秦越质诘归归、休官权千成等先后降后秦，姚兴以姚硕德为秦州牧，积极准备西击乞伏乾归。弘始二年（400年）五月，姚兴与姚硕德率军五万，从南安峡（今甘肃张家川西）向西进攻西秦。乾归率诸将拒之于陇西。姚兴潜军走绝道深入，乾归闻兴将至，对其诸将说：“吾子开国以来，屡催劫敌，乘机藉算，举无遗策。今姚兴尽中国之师，军势甚盛。山川阻狭，无纵骑之地，宜引师平川，伺其怠而击之。存亡之机，在斯一举，卿等戮力勉之。若枭翦姚兴，关中之地尽吾有也。”①可见姚兴此次西进，乃是倾全国之力，乾归虽屡尝胜绩，但亦知此役乃是决定西秦存亡的一战。为了实现其引军平川作战的计划，乾归令其卫军将军慕容兀（《通鉴》作“慕兀”）率中军二万屯于柏阳（今甘肃清水西南），镇军将军罗敦将外军四万迁于侯辰谷（在柏阳附近），自率轻骑数千以侯姚兴军至。但此时偏逢大风昏雾，乾归军与中军慕容兀相失，为姚兴所逼，走投外军罗敦。第二日清晨，乾归整军与后秦军大战，为姚兴击败，走苑川（今甘肃榆中县西北），其部众三万六千皆降于后秦。姚兴进军枪罕（今甘肃临夏县东南）。时乾归又从苑川奔金城，谓诸将曰：“吾才非命世，谬为诸君所推，心存拨乱，而德非时雄，叨窃名器，年逾一纪，负乘致寇，倾丧若斯!今人众已散，势不得安，吾欲西保允吾，以避其锋。若方轨西迈，理难俱济，卿等宜安土降秦，保全妻子。”部众不从，请死生与陛下俱。乾归曰：“自古无不亡之国，废兴命也。苟天未亡我，冀兴复有期。德之不建，何为俱死!公等自爱，吾将寄食以终余年。”②于是，乾归独引数百骑奔允吾（今青海省民和县古鄯镇北），降南凉秃发利鹿孤。利鹿孤待以上宾之礼，处之与晋兴城（今青海民和县南）。后乾归与南羌叛，为利鹿孤所知，乾归乃以子炽磐为质于西平。八月，乾归南奔枪罕，降后秦。十一月，乾归至长安，姚兴见而大悦，署乾归为“镇远将军、河州刺史、归义侯，复以其部众配之。”③姚兴为藉乞伏氏势力统治陇右，并继续向河西深入，遣乾归还镇苑川，尽以部众配之。乾归还苑川后，“以边芮为长史，王松寿为司马，公卿大将已下悉降号为偏裨。”@姚兴采取的这一措施，使乞伏氏死灰复燃，有了立足之地。乾归表面上为后秦河州刺史，但暗中积聚力量，准备一旦时机成熟，即自立复国。⑤


弘始三年（401年）五月，姚兴命姚硕德进围后凉姑臧，乾归领骑七千从征。九月，吕隆降后秦，河西的南凉、北凉及西凉等皆畏后秦之强，遣使贡于姚兴。弘治四年（402年），在南凉西平的乞伏炽磐自西平逃归苑川，投其父乾归。南凉王秃发傉檀归其妻子，乾归使炽磐入朝后秦。姚兴以炽磐为振忠将军、兴晋太守，镇枹罕；又加乾归散骑常侍、左贤王。这样乾归父子就领有苑川、枹罕等旧地，原有部众多附之，势力复振。弘始五年（403年），乾归随后秦左仆射齐难等至姑臧，迎后凉吕隆之长安。又讨叛羌党龙头于滋川，攻据仇池杨盛将苻帛于皮氏堡（今甘肃天水南），并克之。①六年（404年）八月，乾归随硕德等伐仇池杨盛，与杨盛战于竹岭（在甘肃天水西南），为盛所败，后硕德等击败杨盛，盛弟惧而请降。②九年（407年）正月，姚兴见乾归父子势力逐渐增强，终为其西方之心腹大患，乃因其入朝，留为主客尚书，以炽磐为建武将军、行西夷校尉，监抚其众。


至弘始十年（408年），后秦因连年的战争势力转衰，同时国内阶级矛盾也日益加剧。乞伏乾归父子借此时机召集诸部二万七千余人，筑城于嵻㟍山⑧，以抗后秦。次年（409年）二月，乞伏炽盘至上邽见后秦太原公姚懿，羌人彭奚念乘虚攻之。炽磐闻讯后，不告懿而返，击奚念，破之，遂围枹罕。时乾归正从姚兴至平凉，炽磐围攻枹罕，遣人告之乾归，乾归遂逃回苑川。此时，姚兴也因其弟姚冲的反叛而无暇顾及。四月，乾归即与炽磐会合。又有鲜卑悦大坚部自龙马苑降乾归。于是，乾归留炽磐守枹罕，收众三万（《通鉴》作二万）迁于度坚山（今甘肃靖远县西）。从此，乞伏氏与后秦决裂，积极准备复国。这年七月，乾归终于在部众的一再劝说下，重新称“秦王”改元更始，置百官，公卿以下皆复本位。④


乞伏氏经过九年之后，又重新复国，其之所以能够复国，主要是后秦灭其国时，仍保留了他们的陇西势力，欲借之巩固自己对陇西地区的统治。同时，后秦的逐渐衰弱，内忧外患，接踵而至，也为乞伏氏的复国创造了有利条件。⑤弘始十三年        （411年）正月，后秦见乾归势力增强，欲命重臣镇抚西北，陇东太守郭播请权臣姚弼出镇，姚兴不从，乃以太常索棱为太尉、领陇西内史，使招抚西秦。乾归遂遣使向后秦遣还所掠南安、略阳、陇西诸郡的守宰，谢罪请降。乾归所作出的这些妥协，只不过是一种名义上的臣属，以换取姚兴对他在陇右地位的承认。而姚兴也自知此时无力西讨，遂拜乾归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陇西岭北匈奴杂胡诸军事、征西大将军、河州牧、大单于、河南王，以太子炽磐为镇西将军、左贤王、平昌公。乾归正图河右，权宜受之，遂称藩后秦。这种臣属关系，正如南凉、北凉臣属于后秦一样，并不会妨害乾归的扩张。


弘始二年（400年）西秦的灭亡，对于与河西的南凉的发展自然有利，但后秦势力的西进对南凉也是一种潜在的威胁，故南凉秃发利鹿孤虽然僭位，还是遣使后秦，表示臣属，以避其军锋。后秦的西进还打击了衰落的后凉，同年九月，后凉广武太守吕方降后秦。


弘始四年（402年）姚兴遣使拜秃发傉檀为车骑将军、广武公。北凉沮渠蒙逊为镇西将军、沙州刺史、西海侯，西凉李暠为安西将军、高昌侯。①从后秦对三个臣属于他的河西政权首领的封号傉檀为“公”，而蒙逊、李暠为“侯”，知南凉傉檀的地位和势力均在其他两个政权之上。为此，蒙逊不悦，谓之后秦使臣梁斐“傉檀上公之位，而身为侯者何也？”②后在梁斐的劝说下，才受拜。当时，河西三国仍深畏后秦之强，南凉、北凉虽急于占据河西中心姑臧，可是仍不敢贸然出兵。南凉傉檀于此是大城乐都，示无取姑臧之意。年底，后秦镇远将军赵耀率众二万西屯金城，建节将军王松忽率骑助吕隆守姑臧。松怱至魏安（今甘肃古浪县东）时，傉檀弟文真乘机击之，俘松怱等人。傉檀大怒，送松怱等还长安，归罪文真，深自陈谢。此事给后秦朝廷以震动，使之对南凉的势力及野心有了进一步了解，准备采取加强和巩固河西的措施。


弘始五年（403年）七月，后秦谋臣言于秦王兴曰：“（吕）隆藉先世之资，专制河外，今虽饥窘，尚能自支，若将来丰赡，终不为吾有。凉州险绝，土田饶沃，不如因其危而取之。”③于是，兴乃遣使征吕隆弟吕超入侍长安。隆自知姑臧终无以自存，乃因超入侍，亦请入长安。姚兴遣尚书左仆射齐难、镇西将军姚诘、左贤王乞伏乾归、镇远将军赵曜帅步骑四万迎隆于河西，南凉傉檀则摄昌松、魏安二戍以避后秦军队。八月，齐难等至姑臧，隆素车白马迎于道旁，后凉至此亡国。齐难以司马王尚行凉州刺史，配兵三千镇姑臧，以将军阎松为仓松太守，郭将为番禾太守，分戍二城；徙吕隆宗族、僚属及民万户余家至长安。姚兴以吕隆为散骑常侍，吕超为安定太守。


次年（404年）二月，傉檀以姚兴之盛，又密图姑臧，乃去其年号，罢尚书丞郎官，遣参军关尚聘于后秦，以讨好姚兴。姚兴对傉檀大城乐都一事责问关尚曰：“车骑投诚献款，为国藩屏，擅兴兵众，辄造大城，为臣之道固若是乎？”尚答曰：“王侯设险以自固，先王之制也，所以安人卫众，预备不虞。车骑僻在遐藩，密迩勃寇，南则逆羌未宾，西则蒙逊跋扈，盖为国家重门之防，不图陛下忽以为嫌。”兴笑曰：“卿言是也。”①与姚兴搞好关系后，傉檀又上表姚兴，求凉州刺史，姚兴虽然未许，但还加其为散骑常侍，并增邑二千户。又两年（406年），傉檀献给姚兴马三千匹，羊三万头。姚以为傉檀忠于自己，乃署之为“使持节、都督河右诸军事、车骑大将军、领护匈奴中郎将、凉州刺史，常侍、公如故，镇姑臧”②。而征王尚还长安。凉州吏民得知此消息后，纷纷挽留王尚。申屠英等选派主簿胡威奔赴长安求见姚兴，转达当地人民的请求。胡威流着泪对姚兴说：“臣州奉戴王化，于兹五年，王宇僻远，威灵不接，士民尝胆抆血，共守孤城；仰恃陛下圣德，俯杖良牧仁政，克自保全，以至今日。陛下奈何乃以臣等贸马三千匹、羊三万口；贱人贵畜，无乃不可！若军国须马，直烦尚书一符，臣州三千馀户，各输一马，朝下夕办，何难之有!昔汉武倾天下之资力，开拓河西，以断匈奴右臂。今陛下无故弃五郡之地忠良华族，以资暴虏，岂惟臣州士民坠于涂炭，恐方为圣朝旰食之忧。”③姚兴听到胡威的话后，有些后悔，即遣西平人车普驰止王尚返长安，又遣使谕傉檀，但为时已晚。傉檀与其镇南将军文支已率步骑三万到达了五涧（今甘肃武威市南），王尚也已进行了权力的交割。这样，秃发傉檀兵不刃血，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河西重镇姑臧。从表面上看，傉檀从弘始六年（404年）去年号，臣属于后秦，似乎南凉政权已不复存在，但实际上，南凉不仅借归降后秦保存了实力，而且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去姑臧，控制河西五郡之地（武威、番禾、西郡、昌松、武兴），一时成为河西霸主。①但是这也让南凉成为河西其它政权的众矢之的，反而成了南凉由盛转衰的起点。


后秦弘始十年（408年）五月，后秦姚兴见南凉内外多难，有乘机取傉檀之意，遂遣尚书郎韦宗至姑臧以观虚实。韦宗为傉檀的才辩所折服，比之于由余、日磾。返回长安后，韦宗对姚兴说：“凉州虽残弊之后，风化未颓；傉檀权诈多方，凭山河之固，未可图也。”姚兴不信，反驳道：“勃勃以乌合之众尚能破之，吾以天下之兵，何足克也!”韦宗言：“形移势变，终始殊途，陵人者易败，自守者难攻。阳武之役，傉檀以轻勃勃致败。今以大军临之，必自固求全，臣窃料群臣无傉檀匹也。虽以天威临之，未见其利。”⑤姚兴还是不从，坚持派其子中军将军广平公姚弼、后将军敛成、镇远将军乞伏乾归等率步骑三万伐傉檀。临行前吏部尚书尹昭复谏姚兴曰：“傉檀恃远，轻敢违逆，宜诏蒙逊及李玄盛，使自相攻击。待其毙也，然后取之，此卞庄之举也。”①兴亦不从。


在进攻南凉之前，姚兴先给傉檀一封信内云：“遣尚书左仆射齐难讨勃勃，惧其西逸，故令弼等于河西邀之。”②佯称讨伐赫连勃勃，以掩护其进攻凉州傉檀之计。傉檀中计，遂不设防。姚弼大军济自金城，姜纪向弼献策：“今王师声讨勃勃，傉檀犹豫，未为严防，请给轻骑五千，掩其城门，则山泽之人皆为吾有，孤城独立，坐可克也。”③姚弼不从，率大军至漠口（今甘肃古浪县境），南凉昌松太守苏霸闭城扼守，弼劝降未果，攻拔昌松城，杀苏霸，顺势长驱至姑臧。傉檀婴城固守，出奇兵击败姚弼，后秦军退居西苑。此时，姑臧城中内乱再起，城中人王钟、宋钟、王娥等密为秦军内应，为傉檀所执。在其前将军伊力延侯的劝说下，傉檀尽杀内应者五千余人，以妇女为军赏。又命诸郡县悉驱牛羊于野。后秦敛成纵兵掳掠，傉檀乘机遣其镇北将军俱延、镇军将军敬归等击之，大破后秦军，斩首七千余级。姚弼固垒不出，傉檀攻之不克，乃断水上流，欲困死后秦军。会天降大雨，秦军复振。七月姚兴闻弼败，遣卫军将军姚显率骑二万赴援，至高平，闻弼被困，倍道赴姑臧，遣射将五人挑战于凉风门，为傉檀材官将军宋益所击斩。姚显乃委罪于敛成，遣使谢傉檀，引兵还。傉檀也遣使者徐宿至长安谢罪①。后秦对南凉的战争，傉檀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损失较大；而后秦的失败，则大大衰弱其在河陇地区的势力，其主要精力也逐渐从河陇地区撤了出来，放在其北方日益强大的匈奴建立的夏国上。


除以上河陇诸国外，在西南方向后秦还多次进攻氐族杨氏建立的仇池国。弘始七年（405年）六月，姚兴遣姚硕德进攻仇池杨盛，击败杨盛。此后，后秦军多次击败仇池军。同年七月，杨盛降于后秦，并以子杨难当及其下属子弟等数十人入质后秦。兴封其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益、宁州诸军事、征南大将军、开府、益州牧、武都侯。⑤


据有蜀中的谯纵也于弘始十年（408年）五月，遣使称藩。七月，晋师大举伐蜀，谯纵求救于秦，秦王兴遣平西将军姚赏、南梁州刺史王敏将兵二万赴之，晋军引兵还。纵遣使拜师，仍贡其方物。兴遣其兼司徒韦华持节策拜纵为大都督、相国、蜀王。①


可以看出，后秦第二代君主姚兴政权的前十年时间，经过不断的东征西战基本上消灭了前秦的残余势力，灭掉了后凉，又一度降服西秦和南凉以及沮渠蒙逊、李玄盛、杨盛等几股势力。史称“姚秦盛时，南至汉川，东逾汝颖，西控西河，北受上郡”②。后秦的国力达到全盛时，西控诸凉，北和于魏，东结南燕，东南隔淮河与东晋分庭抗礼，控制着今河套以南、陕西全境、甘肃东部、河南西部、山西南部等地。③但也正是由于后秦将战线向四方铺开，使得后秦的兵力和精力对于任何一方都无力顾及的周全。因此，这样兴盛的局面并没有持续很久，后秦很快因内忧外患而走向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