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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三国艺文志》考述 《三国艺文志》是《师石山房丛书》中的第二部，在光绪十四年（1888）至光绪十六年（1890）间，与《后汉艺文志》同期编纂完成，代表着姚振宗补史艺文志研究第一阶段的成就，填补了三国正史艺文志的空白。《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是志依隋志之例，以书类人，盖传记之体，……是志非特采辑，较侯氏加详，为例亦较元也。”①本章分别从编纂缘起、版本对校、编纂体例等方面对《三国艺文志》进行梳理，并略加评述。 第一节《三国艺文志》成书与版本 一、撰述背景 二十四史中撰有艺文志、经籍志的仅有《汉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宋史》《明史》六部，清代以来补史志之风大兴，陆续出现相关著作多达数十种，其中有关《三国艺文志》的有三种，包括侯康《补三国艺文志》，陶宪曾在侯《志》基础上拾遗补缺，作《侯康补三国艺文志补》，姚振宗在二者基础上又作《三国艺文志》。 三国首尾六十年，风云动荡，人才辈出。姚振宗认为，陈寿所作《三国志》记述简略，且脱漏甚多。侯康补《志》仅著录经、史、子三部，子部只著录至小说家，农家、历算、五行、医方、杂艺等五类书目均无记载，是一部未完之书。陶宪曾《侯康补三国艺文志补》未分卷、分部，共增补31条目，39种，其中明确标注从《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中辑补出的有五行类10种，医方3种，历算2种，其余征引文献主要包括《太平御览》《文选》《三国志》《太平寰宇记》等。姚振宗未提及陶宪曾补志，仅以侯《志》为基础，搜集资料，重修体例，编定《三国艺文志》四卷，分经、史、子、集四部，1122部，4562卷，又1779篇。 姚振宗在《后汉艺文志·叙录》中有言“因览钱、侯二《志》之脱略不完，故别自为编。不云补者，不自以为补旧史之阙也。”《三国艺文志》与《后汉艺文志》编纂背景别无二致，“余既辑《后汉志》讫事，因续加采获，并成是志。爱举其例，约有数端”，二志体例一致，姚振宗自认非为补志，是为有所创格。 二、版本源流 《三国艺文志》现存有五种版本：台湾“国家图书馆”藏宣统三年（1911年）蓝格清钞底稿本、民国初年张均衡刻《适园丛书》本、1936年上海开明书店《二十五史补编》本、2011年王承略、刘心明主编《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本、2022年王承略主编《姚振宗集》本。 （一）台图藏宣统三年蓝格清钞底稿本 台湾“国家图书馆”藏《三国艺文志》以下简称“台图本”）是当前可检索到的唯一稿本，馆藏版本信息标注为“清宣统三年（1911）蓝格清钞底稿本”。“台图本”封面题有“三国艺文志稿四卷”，“癸巳八月潜宣题记于岭南广雅书局”字样，并钤印一枚。正文“卷一”下端有“陶文冲读书记”藏印。 陶文冲，即陶濬宣，字文冲，号心云，绍兴陶堰人，光绪二年（1876）举人，清末著名书法家，善书魏体，尤精篆隶真草。曾先后任职于广雅书局、湖北志书局。他与陶方琦兄弟二人，与姚振宗交往甚密，虽在学问上不似族兄方琦之渊深，但也十分支持姚振宗的目录学研究事业，赠予书籍、校勘书目、题写序跋等，如师石山房重编钞本《汲古阁刊书目》二卷提要中姚振宗有言：“陶心筠孝廉以朱色笔为校勘之，并为书序跋署简首”，师石山房编录本《百宋一廛目》提要中有言：“陶心筠孝廉校正一过，并为点定。” 图3-1台湾“国家图书馆”藏《三国艺文志》封面 图3-2台湾“国家图书馆”藏《三国艺文志》卷首页 书内版式，左右双边，每半页10行，行22字，小字双行，行22字，黑口，单鱼尾。卷次、书名顶格书写，每书提要空两格书写，字迹清晰，字体大小匀称，有少许朱墨两色校改痕迹，多为抄录时笔误。 书中有避讳例，如郑玄作“郑元”，“孟康，弘农太守”中“弘”字缺笔，引《吴志·张昭传》注“昭与孙劭、滕胤、郑礼等采周、汉撰定《朝仪》”中“胤”字缺笔，《管宁别传》“宁”字缺笔，等等，可辅证为清本无疑。 （二）《适园丛书》本 《适园丛书》为民国时期吴兴三大藏书家之一张均衡所刻丛书。张均衡 （1872—1927年），字石铭，号适园。祖籍安徽休宁，康熙年间迁至浙江吴兴。张氏世代经商，张均衡在乡试中举后曾有短暂仕途经历，但后继承家业。 收书是张均衡的嗜好之一，凭借着雄厚的经济实力，积书万卷，光绪三十三年（1907），他在吴兴南浔建园林一处，命名为“适园”，为其藏书之所，多藏宋元善本、稿本、抄本等。除藏书外，张均衡也热衷于刻书，在宣统三年（1911），刊行铅印本《张氏适园丛书初集》七种，均为罕见明清之作：清廖平《今古学考》二卷、清罗谦《残明纪事》一卷、明尤镗《清贤记》六卷、明谈迁《枣林杂俎》六卷、清吴骞《尖阳丛笔》十卷、清陈梓《陈一斋文集》六卷、明付山《霜红龛诗钞》一卷。后在缪荃孙的指导下，于民国二年（1913）至民国六年（1917）增益重编《适园丛书》，共12集，74种689卷，体例仿照《知不足斋丛书》，不分门类，以得书先后为序，多自藏稿本、抄本，其中多有未刊行、流布之作，姚振宗《后汉艺文志）《三国艺文志》就是其中一例，分列于丛书第十一、十二集，一般标注为“民国初年乌程张氏刊本”，是此二志的最早刊本（以下简称“适园本”国家图书馆、南京图书馆、浙江图书馆、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均有收藏。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出版《丛书集成续编》第66册“史部”收录二志，皆为“适园本”。 图3-3“适园本”《三国艺文志》卷首页（左）、扉页书名刻印（右） “适园本”书内版式，左右双边，每半页11行，行23字，小字双行，行23字，黑口双鱼尾，版心处刻有书名及卷次，下书口处刻有“适园丛书”字样。卷次、书名顶格书写，每书提要空两格书写。张均衡将扉页镌刻书名时写作“补三国艺文志四卷”，与版心处所刻书名“三国艺文志”及姚振宗本意皆不相同。后1986年广陵古籍刻印社、1992年文物出版社原版刷印了“适园本”《三国艺文志》，其中文物出版社所出印本，封面及版权页书名直接题作“补三国艺文志”，实为不妥。 （三）1936年上海开明书店《二十五史补编》本 民国二十五年（1936）上海开明书店辑二十五史补编，在前述两个版本的基础上将《师石山房丛书》第一次全部印行，一般称《二十五史补编》本（以下简称“补编本”）。书前有沙文若书名题字“师石山房丛书”“沙文若题贉”字样及钤印，姚振宗先生小像，王式通题辞、陈训慈序及小传，陶存煦所撰姚振宗年谱，并丛书原目录及序言。《三国艺文志》列于第七种。福厚曾抄录此书并赠予浙江图书馆，开明书店据此刻印为缩印本。 图3-4“补编本”《三国艺文志》叙例及卷首页 （四）2011年王承略、刘心明主编《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本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以下简称“萃编本”），包括四方面的内容：一是二十五史中原有的七部艺文、经籍志；二是宋代以来对原有七志的考证、订补与注释，如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三是清康熙、雍正朝以来补撰的艺文、经籍志，如姚振宗《后汉艺文志》《三国艺文志》，钱大昕《元史艺文志》等，四是宋代国史艺文志的辑本与明清两代艺文、经籍志，如赵士炜《宋国史艺文志辑本》，焦竑《国史经籍志》等。共收录84种书目，按时代先后排序，同一朝代的作者则按生卒年排序，每书扉页标有底本及参校本，文中校记置于本页下端。 姚振宗《三国艺文志》列于侯康《补三国艺文志》、陶宪曾《侯康补三国艺文志补》后，并为第九卷。朱莉莉以“《适园丛书》本”为底本，1955年中华书局影印“二十五史补编本”为校本进行整理点校，繁体横排。 （五）2022王承略主编《姚振宗集》本 2022年王承略等学者在“萃编本”基础上，再度整理出版《师石山房丛书》，书目次序基本依照“补编本”，略有调整，《三国艺文志》列于《七略别录佚文》《七略佚文》《汉书艺文志拾补》《汉书艺文志条理》《后汉艺文志》之后第六种。 朱莉莉在“萃编本”基础上，首次使用“台图本”为参校本，对《三国艺文志》再度整理（以下简称“全集本”），并于每卷最末附校勘记，说明文中某处在某本中有误据某本更正，或文中某处在某本中脱漏据某本补充。 综上所述，姚振宗好友陶濬宣所抄“台图本”为现存唯一稿本，且抄录时间与《三国艺文志》完稿时间十分接近，应为最接近姚氏著述原貌的版本，仅有较少字词脱讹，或为抄写之误，对内容完整性无影响，于校勘大有裨益；“适园本”是《三国艺文志》首个铅印本，应是据稿本刊刻而成，但因其讹误之处较多，且与台图本大不相同，又无其它稿本存世，故难以确证其所据稿本；根据“补编本”前陈训慈所作《师石山房丛书·序》可知，姚氏七种史志目录的“补编本”底本皆为姚振宗三子福厚在其父逝后所抄录副本，讹误少于“适园本”；“萃编本”是《三国艺文志》首个点校整理本，也是当前通行版本，但校勘粗疏，有适园本之脱讹未尽改例，也有新出讹误例；“全集本”中“适园本”“补编本”“台图本”互校，相比“萃编本”校正更细致，但仍有部分讹误未校出，部分校正之处无校记说明。 第二节《三国艺文志》编撰方法与征引文献 《三国艺文志》“本非史志所有，以前人有此未完成之作，故绪成其书”，但姚振宗不自称“补志”，是对当时补史志之作体例的不认同，“近时为目录考证者，往往以搜辑佚文为事，余皆不甚措意。不知佚文特考证中之一端，不於一书之本末源流，推寻端绪，徒沾沾于佚文之有无以究心焉，则直以辑书之法，为目录之学，殊不然也。又辑书自有别行之本，无俟辗转传写以佚文杂于目录之中，累牍连篇，或至数版数十版，使目录亦变而为辑本矣。”他认为当时的补史艺文志过重于辑佚是偏离子目录考证之学的宗旨。本节通过对是志编撰方法和征引文献等内容的梳理，以窥姚《志》体例之不同。 一、编撰方法 在乾嘉学术风潮的影响下，清代补史艺文志的考据色彩逐渐浓厚，并形成辑佚、考据并重的辑考体目录，在提要撰写方面，也运用辑考的方法，对书名、作者、卷数、内容、版本、存佚等情况加以考辨，同时著录后世学者的辑佚成果及评价等。《三国艺文志》正是辑考体目录的一种。 （一）分类法 1.“类中分类”法 郑樵强调“类例既分，学术自明”，图书分类是撰写目录的重要一步。清代学者编修书目大多依从四部分类法，或沿袭《隋书·经籍志》的分类，或在《隋志》基础上根据图书情况因时制宜，或是依据《四库全书总目》的分类。 所谓“类中分类”，即指对类目进行了二次划分。姚振宗在《汉书艺文志条理》中提及了这一分类方法：“其后《隋经籍志》类中分类未尝不师资于此”，戴维民《姚振宗目录学研究》最早将这一名词提炼出来概括姚振宗《隋志考证》的体例特点。笔者认为，姚振宗在《三国艺文志》中已然运用了这一分类方法。赵嘉将姚氏三级类目的划分方式主要概括为派别、体裁两种，笔者认为不够全面。 《三国艺文志》在《隋志》的四部分类法基础上再细分三级类目，使体例更加清晰。姚振宗一方面根据三国时期图书著录情况，对《隋书·经籍志》的类目略加增减，经部增加了五经总义类，史部古史、霸史、起居注、旧事四类改为编年、史钞、史评、故事类，子部，删减墨家、纵横家、农家类，增加杂艺术类，收录书画类作品等；集部删减楚辞类，佛经仅分翻译、赞注二类，不似《隋志》以佛经本身的经义类型划分详细，道书虽标注为3门，但实际著录中未见细分门类。通过增加的类目可以发现，虽大体依据《隋志》部类，但仍借鉴《四库总目》的分类思路。 另一方面，姚振宗根据著述时间、内容、思想渊源、文体、撰人国别等的不同对二级类目再次分类。如子部兵家类根据著述时间分为注钞前代兵书和三国时新撰之书二类（姚《志》兵家类下仅分“注钞前代兵书”类及其它，笔者根据书目特点，归纳为“三国时新撰之书”）；如经部礼类下分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四类，子部历算类根据内容将历术和算数一分为二；如经部易类根据思想渊源的不同分为孟氏易、费氏易、杂难义音并杂论三类，其余简约归为不知家数类，春秋类划分为左氏学、公羊家学、春秋三传三类；如集部别集类以魏、蜀、吴三国划分属类；等等。“类中分类”之法使目录体例更为清晰，更便于呈现、还原当时学术风貌，这一分类方法在《后汉艺文志》中已有实践，并在之后的《隋书经籍志考证》中更精湛地运用。这一分类方法钱大昭、侯康等人皆未运用，是姚振宗的创新之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总志郡县之属。总志1家1部，郡志6家8部，县志2家2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注：表中“/”表示姚《志》中在二级类目下未细分三级类目者) (注：表中“/”表示姚《志》中在二级类目下未细分三级类目者) 2.释道独立于四部之外 佛教典籍一般由佛家专门著录书目，被纳入官私书目之中始于魏晋时期。西晋荀勖撰《晋中经簿》，首次著录释书二卷，刘宋王俭撰《七志》，将佛教、道教典籍附于七部之后，阮孝绪《七录》、《隋书·经籍志》均仿效此例。实际著录中，一些佛道典籍也混杂在子部、集部之中，未被完全排除在四部之外，这就造成了分类不清的情况。《隋志》著录了佛经1950部6198卷，道经377部1216卷，体量之大，可见一斑，但分类不清的问题仍未得到妥善解决，并且在著录中也仅标注书目数量，无具体书名。 姚振宗既然采用“类中分类”法对《隋志》体例二次细分，必然是认识到《隋志》四部分类法存在的弊端，或许为还原当时的学术情状，或许三国时期释道典籍未成规模不足以单独划类，或许考证资料不足，无法为释道典籍撰写与经史子集四部等同的提要，姚振宗仍旧沿袭旧例将释道单列于附录之中，但也并非没有变化。首先在分类上，有别于《隋志》受隋唐时期佛教兴盛宗派林立影响而以经义之不同划类，三国时期是佛教在中国本土化发展的重要时期，与中国本土的道教、儒教不断交汇融合，为了更广泛的传播，对佛经的注释与翻译尤为重要，大量著作应运而生。姚振宗据此将佛教典籍分为翻译、赞注两类，并著有失译之作。其次，有别于《隋志》对释道典籍的极简备案，姚振宗详实罗列出每一部释道典籍的书名、卷数及撰人，部分撰写有辑考提要。由此可见，在释道典籍的著录方面，姚振宗表现出了对传统目录思想的继承与超越。 (二)互著法 互著法是目录学中为避免内容重复所使用的一种有效编撰方法。章学诚认为：“书之易混者，非重复互注之法，无以免后学之抵牾；书之相资者，非重复重复互注之法，无疑究古人之原委。”①可见其对互著法之看重。 因《三国艺文志》是在《后汉艺文志》编定后续加采获而成，故互著法主要表现为《三国艺文志》简省著录《后汉艺文志》中已详录之内容。如经部乐类《王粲魏国登歌》书名下小字“粲始末已具《后汉艺文志·书类》”，史部杂传记类《陆绩别传》按语“绩卒是当在汉建安中，详见《后汉艺文志·经部易类》”，均为不再赘述撰人生平例；如经部谶纬类宋均《礼记默房》条按语“此疑在七经纬礼记中，详见《后汉艺文志》”，《后汉艺文志》谶纬类著录有“郑玄《礼记默房》三卷”条，按语中对此书“疑在七经纬礼记”一点，有所考述，故《三国艺文志》中略之；史部杂传记类《潘勖别传》按语“勖有集已录入《后汉艺文志·别集类》”，是对撰人补充信息的省略。关于两书内容互著，赵嘉以“虞翻《周易日月变例》”条为例，按语中注明“与《后汉艺文志》互见”，但《后汉艺文志》收录为陆绩《周易日月变例》，《隋志》载《周易日月变例》为虞翻、陆绩二人同撰，赵嘉认为此例可代表姚氏使用互著法的情况之一，即难以判定不同撰人所撰的同名书是否为同一本书时，则采用互著法表存疑。 赵嘉在《姚振宗《三国艺文志〉研究》论文中已提及《三国艺文志》对侯康补《志》作出部类调整之例，此处不在赘述。笔者补充认为，姚氏按语另有解释侯《志》著录书改编入《后汉艺文志》例。如兵家类序中提及侯《志》兵家类有沈友注《孙子兵法》二卷，但姚振宗认为沈友卒于汉献帝建安九年，故应归于后汉；杂家类序中提及侯《志》著有王粲书数十篇，录入《后汉艺文志》中，但并未解释原因。 此外，笔者发现，书中常有一人著述多书分列于不同部类的情况，在提要中，姚振宗往往在撰人首次出现时详录其生平，后文复现处，如在同一二级类目中，则标注“某见前”，如王肃《孔子家语解》《王子正论》二书先后著录在儒家类中，分属两个三级类目，《王子正论》条下即有“肃见前”字样；如同一部类，但不属同一二级类目，则标注为“某始末见于某类”，如范望《太玄经义注》《老子注训》分别列于子部儒家类、道家类，《老子注训》条下注“望始末具儒家类”;如分在不同部类中，即标注“某始末见或具某部某类”，如前例，“王肃《孔子家语》条”后则注有“肃始末具经部易类”，即见于“王肃《周易注》”条；史部杂史类有虞翻《春秋外传国语注》二十一卷，书名后小字注曰“翻始末具经部易类”即见于易类“虞翻《周易日月变例》”条。 这一方法的使用，既使得著述内容详略得当，避免重复赘述，又方便检索查阅，不仅本书内容前后互见，与《后汉艺文志》、侯康补《志》间亦可快速对读参阅。 二、征引文献 有丰富的私家藏书为依托，姚振宗在编撰《三国艺文志》时自是广征博引，所引材料较为全面，尤其偏重史书、目录学著作、清人辑本三类书目，并且不同书目表现为不同功用，比如引正史多记人物，引目录学著作考篇卷存佚，引清儒辑本见思想嬗变、辑佚成果与后学评价。因一书有多条引文，姚振宗以章段来区分引文类型与著录内容，将记载同类内容的文献合为一段，以文献的著录时间先后为序排列，一般首先介绍作者生平，其次著录《隋志》《两唐书》等对篇卷的记载以及书目内容，再次多为清儒的考辨、辑佚成果、辑本比较等内容，对于征引文献中有误或表述不清的情况，通常加按语释疑或辨误。 (一)征引文献情况汇总 全书共征引典籍约一百四十余部，两千二百余条，范围涉经、史、子、集各类。就文献著录时代而言，三国至清代各时期的典籍皆有出现；就文献种类而言，较偏重史部、子部，且依然表现出对类书、丛书的重视。征引文献类目略举如下： 1.经部文献：《公羊》《广韵》《尔雅》《礼记》《经典释文》《中庸章句》、唐玄宗御注《孝经序》、何晏《论语集解》、张揖《进表》、谢启昆《小学考》、孙星衍《仓颉篇·序》; 2.史部文献：《三国志》《隋书》《新唐书》《旧唐书》《宋史》《宋书》《晋书》《南史》《唐会要》《通志》《吴录》《魏略》《华阳国志》《通典》《魏氏春秋》《齐书》《梁书》《史略》《唐六典》《史通》《北史》《元史》《郡斋读书志》《文献通考》《四库提要》《四库简明目录》《日本国见在书目》、宋庠《国语补音序》、姚之驷《〈后汉书〉补逸》、郝经《续汉书》、洪亮吉《吴疆域志》、钱大昕《三国志考异》孙星衍《建立伏博士始末》、刘昭注《后汉志》、颜师古《汉书叙例》、赵一清《水经》、郦道元《水经注》、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侯康《补三国艺文志》、李兆洛《地理今释》、白云霁《道藏目录》; 3.子部文献：《册府元龟》《太平御览》《艺文类聚》《封氏见闻录》《子略》《意林》《开元占经》《宣和画谱》《抱朴子》《殷氏世传》《姓苑》《颜氏家训》、阮孝绪《七录序目》、陶潜《圣贤群辅录》、王嘉《拾遗记》、范望《太玄经义注》、徐坚《初学记》、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王应麟《玉海》《困学纪闻》、王柏《家语考》、孙堂辑《汉魏易注》、孙惠言《易义别录》、朱彝尊《经义考》、全祖望《读易别录》、余萧客《古经解钩沉》、严可均《全三国文编》、黎庶昌《古逸丛书》、孙星衍《魏三体石经遗字考》《孙子略解》《平津馆丛书》、毕沅《辩释名补遗》、孙瑴《古微书》、洪亮吉《晓读书斋杂录》、释慧皎《高僧传》、智昇《开元释教录》、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张怀瓘《书断》、汪曰桢《古今推步诸述考》、北周甄鸾《数述记遗》、王钦臣《谈录》、钱保塘《物理论》、李梃《医学入门》、梁元帝《金楼子》; 4.集部文献：《杜氏新书》《世说新语》《文心雕龙》《古文苑》、郭茂倩《乐府诗集》、颜延年注《咏怀诗》、李善《文选注》、钟嵘《诗品》、张澍《诸葛忠武侯文集》、范书《郑玄传》、孙志祖《读书胜录》、常球《梓潼人士赞》阮元《校勘记》《畴人传》、汪师韩《文选理学权舆》、冯惟讷《诗纪》、张溥辑本《应休琏集》等等。 姚振宗征引的经部文献较少，以史部、子部文献诸多。史部文献中以官修正史为主，其中《三国志》中约有一百余篇传记被征引，《隋书·经籍志》被引三百余条，两唐书经籍艺文志被引近五百条，侯康补《志》也是征引重点，约有一百余条；另有部分地理类文献；子部以大型类书、丛书为主，其中《太平御览》《册府元龟》《见在书目》《古逸丛书》等均被反复征引。 (二)征引特点 1.征引方式灵活 《三国艺文志》的书目解题主要包括撰入生平、史志目录记载、后世辑本的序跋或评价以及按语等方面，不同方面的内容征引文献的方式也略有不同。 原文征引。即将被引文献中的目标词句、章段原文直接照录。姚振宗通常在征引史志目录如《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等中记载的目标书籍信息时选择原文照录，大多原文照录的情况下，内容都相对简短。这既能保证文献原意不改变，又起到保存文献的作用。 改写征引。姚振宗在著录撰人生平仕宦时一般采用这种方式。撰人史传信息大多引自《三国志》《晋书》，包括姓氏、籍贯、仕宦经历、性格、生平著述、学术成就、人物评价等多方面内容，照录原文意义不大，且有赘余之嫌，故姚振宗一般将作者本传中的内容酌情删减、改换部分字词或适度概括，在保证基本信息准确的前提下，同时兼顾了节录部分的语义连贯性。如“王朗《易传》”条，引《魏志·王朗传》介绍王朗生平仕宦即是姚振宗改写征引的典型一例： “朗字景兴，东海郡人也。师太尉杨赐，以通经，拜郎中，除菑丘长。汉 帝在长安，拜朗会稽太守。孙策渡江略地，朗与战，败绩，乃诣策。太祖表征之，积年乃至。拜谏议大夫，参司空军事。魏国既建，以军祭酒领魏郡太守，迁少府、奉常、大理。文帝即王位，迁御史大夫。及践祚，改为司空。明帝即位，进封兰陵侯，转为司徒。太和二年薨，谥曰成侯。子肃嗣。朗著《易传》，传于世。” 引文省略了《三国志》中对王朗每段仕宦经历及对应时期疏奏内容的详细记载，最终呈现出的人物简介实际上是《志》中传记全文的梗概，关键信息提取精准全面，尽量保留原文措辞，词句连贯。 另外，标注征引文献的形式也略有不同。有标注被引文献书名及篇卷名例，如《隋书·经籍志》《魏志·钟会传》《通志·艺文略》《册府元龟·学校部·注释门》等；有仅注书名，不注篇卷名例，这一类方式较为多见，经部孝经类“宋均《孝经皇义考》一卷”条引“《唐会要》”，经部谶纬类“宋均《书纬注》”条引“《经义考》”，“宋均《诗纬注》十卷”条引“《日本国见在书目》”，均仅注书名，而无篇卷，这为之后的查证工作带来不便；对明清学者辑本或丛书等的著作往往表明撰人及书名，如史部编年类“《魏武本纪并年历》五卷”条引“章宗源《隋志考证》水，地理类“《魏图籍》”条引“阳湖洪亮吉《魏疆域志》”，故事类《《魏武故事》”条引“钱大昕《三国志考异》”，子部儒家类“嵇康《家诚》”条引“严可均《全三国文编》”;转引文献清晰标注，如经部易类“何晏《周易说》”条引“《世说·规箴篇》注引《管辂别传》”，春秋类“高贵乡公《春秋左氏传音》三卷”条引“裴注引《汉晋春秋》《晋纪》《魏氏春秋》《魏末传》诸书，略曰”，子部儒家类“《杨子太玄经》十四卷”条引“《北堂书钞》六十三引《晋录》”。这一标注方式一方面便于佚书保存，另一方面，也便于原文考证。 2.征引目的明确 根据《三国艺文志》的著录项可以梳理出姚振宗征引文献主要用以完善书目背景信息、考书目存佚嬗变、互证纠误引发己说等。 首先，完善书目背景信息之用。作者传记、撰著背景、主要内容皆是书目文献应当著录的基本信息。姚振宗几乎每书皆引《三国志》对作者生平仕宦详细著录，有时会从同一书不同篇卷中摘录章句，拼凑出较为完整的作者简介，如子部法家类“《阮子正论》十八篇”条，分别从《魏志·杜恕传》《阮氏谱》《杜氏新书》《陈留志》中摘录阮武相关信息。偶有提及成书缘起，如经部易类“虞翻《周易注》”条引裴松之注引《翻别传》中言“前人通讲多玩章句，虽有秘说，于经疏阔。……蒙先师之说，依经立注。又臣所览诸家解不离流俗，义有不当实，辄悉改定，以就其正。”说明了虞翻作注是根据自己的学识与人生经历重订前人对《周易》理解之误；史部刑法类“《魏律》十八篇”条按语“《卫凯传》:‘明帝即位，凯秦请置律。博士转相教授，事遂施行。’此邵等撰《新律》之缘起”。书籍的主要内容概述是书目文献著录中的重要方面，姚振宗主要以直接征引的形式来体现这一内容，几乎不加整理概括，如史部正史类“张晏《汉书注》”条引洪亮吉《晓读书斋杂录》“张晏《汉书注》于地理最详”;传记类“嵇康《圣贤高士传赞》”条引《史通》采撰篇、杂说篇记载，指出嵇康《高士传》多录各国寓言故事、多用虚词、多有假定谬误等特点。 第二，考书目存佚嬗变之用。这一类内容姚振宗大多选取清人辑本或著作作以征引。如子部道家类“谯子《法训》人条、“陆景《典语》十卷，《典语别》二卷”条皆引马国翰辑本序言中对各书存佚篇卷数、辑佚篇卷条目情况的记载，并在按语中增补辑本信息。有时也会引用辑本中原书的评价，如经部易类“王肃《周易注》十卷”条引张惠言《易义别录》辑本序言中对是书的评价“王朗父子窃取马、郑而弃其言礼、言气爻辰之精切者”;史部杂史类“韦昭《春秋外传国语注》二十二卷”条引《四库提要》中评价称韦昭注是为《国语注》中最古者；子部儒家类“周子《新论》”条引马国翰辑本序中评价“其论平情准理，不为低昂，则在当时臧否人物当具有特识”。 第三，互证纠误引发几说之用。姚振宗时有通过征引各不同书目对同一书籍的记载，来考证疑误，阐发自己的观点。经部五经总义类“郑小同《郑志》”条是较为典型的例证。此条引《隋书·经籍志》《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中对《郑志》卷数的不同记载，分别为十一卷、九卷，再引《四库简明目录》说明《郑志》由来，即为郑玄门人在玄没后整理其言论八篇，郑小同编次成十一卷，原书已佚，又引《郑学录》中记载此书本传八篇，与《四库简明目录》所载一致，是为互证。姚振宗关注到上述文献对《郑志》记载的矛盾之处，加以考证，认为“《隋志》独云魏侍中郑小同撰者，考康成卒时，小同仅四五岁，安能记述祖时师弟问答，必是康城殁后久，诸弟子即各出所记，分五经类而萃之为《志》八卷。后来小同更有所得，增编为十一卷，自题己名，故《隋志》归之小同撰耳。”①姚氏按语之观点虽本由征引文献之阐发，且对引文略有否定，但大有推测之嫌。 第三节《三国艺文志》编撰得失 《三国志》本无经籍、艺文志，魏晋时期重要藏书目录《中经新簿》亡佚，加之补撰工作所需要依据的三国断代史研究史料又过于单薄，《三国艺文志》的补撰难度可想而知，至清末仅有三家补撰成果即是说明。 相比于侯康《补三国艺文志》的收书未完，陶宪曾对侯《志》的笔记式补充，姚振宗《三国艺文志》无疑是第一部对三国时期书目著录及存佚情况进行较为完整收录的艺文志，对于展现三国时期学术情状具有重要价值。姚《志》因断代明确、体例谨严、收书广博、考证精审等优势而倍受褒奖，当然，除此之外也存在时代断限与实际收录标准矛盾、收书重复、考证简略有失等不足。 一、学术价值 梁启超评价姚氏《三国艺文志》“二书(并《后汉艺文志》)体例同出一辙，特色有五：一、著者事略，一一详载，令读者得以考见其环境及学术渊源；二、著录各书，皆注出处，视侯康书加详备；三、其书有近人辑本者，皆举列之；四、后人对于原书有批评者，皆录入；五、有疑问者，附按语考证之。……其断代极谨严，极少滥收阑入之弊。至搜罗之博，则此两时代之著作，殆已全收无遗。” (一)断代明确 《三国艺文志》遵从了严格意义上划分出的三国史时代断限，即黄初元年曹魏代汉(公元220年)至天纪四年(公元280年)东吴灭亡，将魏、蜀、吴各国中卒于其政权存续期间的有文献可考的历史人物及其著述一一收录。姚振宗在《叙例》中明确了以人物卒年为断代参考线的收录标准，他认为，卒于220年之前的应归入汉代，卒于280年之后的当属晋代。 除严格而明确的断代标准外，姚振宗也列举说明了一些变通之例，主要分为三种情况： 1.以书目内容为据。王粲、张纮卒于汉献帝逊位之前，应入后汉；郑默、杨伟仕晋，应属晋代。但王粲《乐歌》、张纮《纪颂》是记载魏、吴故实；郑默《魏中经》、杨伟《景初历》是魏国典章，故应特录于此。 2.《三国志》立传。如蜀国谯周、邵正，吴国薛莹，皆是卒于晋代，但《三国志》中有其传记，且载有著述，故从正史记。 3.卒年不可考者，依旧传之说。如刘徽、范望、闵鸿、杨泉等。 (二)体例谨严 1.以书类人 赵嘉批评姚振宗“虽然‘以书类人'，但其著录方式是人名在上书名在下”②，认为当遵从郑樵主张将书名先于人名著录。显然作者对于郑樵、姚振宗二人关于“以人类书”“以书类人”的概念理解完全混淆，其批评也难以自证。 南宋目录学家郑樵《通志·校雠略·不类书而类人论三篇》将我国古代书目中书名及撰人的著录形式总结为两种，“古之编书，以人类书，何尝以书类人哉?人则于书之下注姓名耳”，即一种为先撰书名，撰人姓名注于其下，是谓“以人类书”，如《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另一种首先标明撰人，书名注于其下，是谓“以书类人”，如《新唐书·艺文志》。 姚振宗《三国艺文志·叙例》有言：“侯氏《志》以人类书，今依《隋志》之例以书类人。盖传记之体以人为重，簿录之体自当以书为重。”“按郑樵所言，《隋志》为“以人类书”，而侯《志》、姚《志》皆是撰人在前，书名在后，如侯《志》:“王肃《礼记注》三十卷”，姚《志》:“虞翻《周易注》十卷”，是为“以书类人”。有别于郑樵局限于对“以人类书”“以书类人”在书名、撰人的先后顺序这一著录形式上的关注与区分，姚振宗则由表及里，从书目编撰顺序所遵循的内在逻辑角度提出了对两种著录形式的一己之见。 姚氏“以书类人”是指在二级类目下以“书”为类，按书之名实细分出三级类目，“以人类书”是指在三级类目下再以“人”为类，将同一作者的不同著作合置一处。如侯康《三国艺文志》经部礼类中：王肃《周官礼注》十二卷，《丧服经传注》一卷，《丧服要记》一卷，《礼记注》三十卷，《明堂议》三卷，《周礼音》一卷，《仪礼音》一卷，《礼记音》一卷，八种书连续著录，而姚《志》中呈现为： 礼类《周礼》: 王肃《周官礼注》十二卷礼类仪礼之属： 《仪礼注》三十卷，《丧服经传注》一卷，《丧服变除》，《丧服要记》 礼类礼记之属： 《礼记注》三十卷 礼类三礼总义之属：《三礼音》三卷 《隋书·经籍志》虽未细分三级类目，但在编目上已有实际体现，如经部谶纬类中收录郑玄、宋均的著作并非全部连续，而是以著作内容的不同间隔排列： 《尚书纬》三卷郑玄注 《尚书中候》五卷郑玄注 《诗纬》十八卷魏博士宋均注《礼纬》三卷郑玄注 《礼记默房》二卷宋均注《乐纬》三卷宋均注 《春秋灾异》十五卷郗萌撰。梁有《春秋纬》三十卷，宋均注 《孝经勾命诀》六卷宋均注《孝经援神契》七卷宋均注 故此，姚氏称其所撰《三国艺文志》“以书类人”是依《隋志》之例。 王重民对“以人类书”“以书类人”的理解与姚振宗相近，“‘以人类书’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著者卡。‘以书类人'就是‘书名卡’”。相比侯《志》在二级类目下单纯以“人”为类，姚《志》的类例思想更加成熟，三级类目的划分使三国时期的著述类型、思想学派得到更清晰的呈现；同时他也借鉴了侯康以“人”为类，将撰人置于前的著录形式，使《隋志》中并不鲜明的“著者卡”发挥出应有的便捷检索功用，同时也利于对同类著作的不同学人思想进行横向比较。可以说，姚《志》的体例是“以书类人”为内核，“以人类书”为表征，姚振宗将两种著录形式的优点糅合，不失为一种书目著录模式的创新实践。 2.类例循章 前文提到姚振宗在《三国艺文志》中运用了“类中分类”方法，沿袭《隋书·经籍志》四部分类法的基础上，更多吸纳了郑樵《通志·艺文略》“类”“家”“种”三级目录分类思想，使得目录的工具性得到更好地凸显与利用。 姚氏的三级目录实际表现为“部”“类”“家(或种)”。第三级目录主要包括三种情况：一是对同类学术的不同派别进行区分，有利于多角度把握学术思想演变与学者承继脉络。如经部诗类下分韩诗、毛诗；春秋类下分左氏学、公羊学、春秋三传。二是对同类学术的不同研究内容予以分类，使得一个历史时期的学术研究倾向一目了然。如经部小学类下分训诂、字书、韵书三属；乐类下分乐律及乐论、乐府歌曲两小类；子部历算类下分历术、算术两小类。三是按照魏、蜀、吴三国国别分类。同类学术与体裁的别集类是将各文集按照撰人国别细分归纳为魏人文、蜀人文、吴人文三小类。不难看出，姚氏目录不单是“部”“类”有章可循，第三级目录“家(或种)”虽是对收录书目内容的细分提炼与灵活创设，实际上也已自成体系，有据可依。 姚氏的书目提要采用了辑考体方式，主要包括引《三国志》记撰人生平，集《隋志》《唐志》等前代史料及侯《志》对书目卷次、存佚情况的记载，引严可均、马国翰等清儒辑本对书目的评价与考释，以及姚氏自注按语四个方面，于每书详略各异。另外，姚氏在经、史、子、集各部开始处皆注明此部中二级类目名称，二级、三级类目结尾处注明收书数量，如有说明，即加按语，是依循《汉书·艺文志》之法。 3.顺序编次 除类例谨严外，姚振宗在书目排列上也体现出了明显次序特点。 国别以魏、蜀、吴为序。“侯氏隶书皆先以蜀人，次魏人，次吴人。此本东晋习凿齿《汉晋春秋》、南宋紫阳《纲目》争正闰之说也。……今但录存遗籍，于当时之是非曲直，初无容论其短长，亦奚事过为轩轻?故悉仍陈《志》原编旧第，以魏、蜀、吴为先后。”姚振宗认为既是辑录《三国艺文志》，国别次序自当遵循陈寿《三国志》的原意，而非因史评之时代变化及学者的主观价值判断各异而随意排列。 同一三级类目下收录的书目涉及两到三个国别，则按国别次序排列。如礼类仪礼之属中收录四家八部著述，以王肃(魏)、蒋琬(蜀)、谯周、射慈 (吴)为序。 同一三级类目下收录同一国别的书目，则按撰人卒年先后排列。如易类费氏易收录的魏人，依次为王朗(?-228)、王弼(226-249)、王肃(195-256)。 (三)考证精审 按语是《三国艺文志》书目提要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阐释、考辨、辑佚等多个方面。 1.考辨纠误 姚振宗会在按语中对征引文献中的内容解释或纠误。如史部谱系类“何晏《官族论》十四卷”条，引《隋书·经籍志》记有十四卷，《唐·艺文志》记有十五卷，姚氏按语：“《隋志》是书之前有《吏部用人格》一卷，不著撰人。《唐志》似合并此一卷，故云十五卷。”@实是对《隋志》《唐志》记载《官族论》卷数不一的补充解释。 易类“董遇《周易章句》十卷”条，对《魏志》“大司农弘农董遇等，亦历注经传”一条引文加按语予以纠误：“此称董遇等者，裴注引《魏略·儒宗传》以遇及贾洪、邯郸淳、薛夏、隗禧、薛林、乐详等凡七人。又附见严苞一人，而贾洪、薛夏亦不言其著书，此亦陈《志》与裴注记载弗详之一证也。”②又裴注引《魏略·儒宗传》曰“至二十二年，许中百官矫制，遇虽不与谋，犹被录诣邺”引文后按语，引《魏志·武纪》及裴注引《山阳公载纪》中关于此事的记载，纠正《魏略》所记“二十二年”应为“二十三年”之误。 2.补充辑本 姚氏在《志》中大量征引严可均、马国翰等清儒辑本，同时也注重对辑本中失载内容加以补充。如子部儒家类“陆景《典语》十卷”条按语“宋本《意林》有陆景《典语》二条，严、马皆未采。又马氏诸辑本皆不及《群书治要》，故此条所辑止十一条”;子部杂家类“钟会《多案论》五卷”条按语“宋刻全本《意林》有《驾案论》二条，严辑本未采”④;杂家类“《诸葛子》五卷”条按语“宋刻全本《意林》有《诸葛子》一条，马氏未采。又《抱补子·正郭篇》引故太傅诸葛元逊论郭林宗一条，当亦采自本书”。 3.存疑处不妄改妄议 姚振宗的考证之言十分谨慎，对于尚未有确证的疑义，通常会在按语中加以说明。如易类“钟会《易无互体论》三卷”条，姚振宗在按语中提及此书名所存疑义的情况：“《晋书·荀频传》:‘难钟会《易无互体》，见称于世。’《册府元龟》作‘玄体’，亦甚有义，似论王辅嗣之《易》也。然多作‘互体’，不能定。”①前代文献种对钟会此书的书名有两种不同记载，姚振宗认为二者皆有合理之处，无法决断，故取记载更多的“互体”，保留“玄体”一说。 又如史部地理类“张晏《地理记》”条引洪亮吉《晓读书斋初录》考辨书名，“张晏《汉书注》于地理最详。郭璞注《尔雅》引张氏《地理记》云云。《水经注》即作张晏，是张晏所著又有《地理记》，惜不传。”“姚振宗在此条后按语认为洪亮吉所称《地理志》可能是《汉书·地理志》注，惜无佐证，姑录存之。正史类亦收录张晏《汉书注》一书，亦载洪亮吉之言，引颜师古《汉书叙例》记其姓名籍贯，引汪师韩《文选理学权兴》中提及《汉书注》被本书注引。如《地理记》条所提书名之疑，在两处皆未深入考辨。 又如别集类“《魏中山恭王曹衮集》”条引《魏志》本传记曹衮薨于青龙三年秋，按语补充征引《明纪》载其薨于青龙三年冬十月已酉，姚振宗并未对此处疑义多加考辨，仅注明耳。 二、不足 姚振宗《三国艺文志》的优势与成就可圈可点，但细读之下，仍可发现有待商榷之处。 (一)断代有疑 姚振宗依据魏、蜀、吴三国政权存亡时间严格断代，并以著者逝年为准判定是否收录于三国时代。这一划分标准固然明确清晰，但同时也存在一定弊端。如姚氏在《叙例》中所言，存在卒年不符断代但他认为重要的人，如王粲、张纮、郑默、谯周等需变通之例，此类变通时限模糊且无固定判断标准，容易造成混乱。又有许多生卒年难以考证的人物，如董遇、荀融、孙炎、姚信、刘徽等皆生卒年不详，无法判定其是否符合收录时限，以及编次顺序是否合理。再者，对不符断代的收录情况未加解释。据近代学者张鹏一从《魏略辑本》中考证鱼豢卒于晋太康以后，又宋均卒于建元初年即公元76年，董正、陆绩均卒于汉建安中，此三人皆为东汉人。然姚振宗对上述变通例并无解释说明。 (二)收书不当 姚振宗书目收录存在重复、误收等问题。 如史部故事类收《诸葛故事》，集部别集类收《蜀丞相诸葛亮集》二十五卷。《魏志·诸葛亮传》“亮言教书奏多可观，别为一集”①，并录《诸葛氏集》目录，“臣前在著作郎，侍中领中书监济北侯臣荀勖、中书令关内侯臣和峤奏，使臣定故蜀丞相诸葛亮故事。……辄删重复，随类相从，凡二十四卷，篇名如右。”姚振宗在两书提要中皆引《魏志》，“《诸葛故事》”条引《华阳国志》“时寿良亦集(诸葛故事)，故颇不同。”又引张澍辑《诸葛集·序》“陈寿所辑二十四篇，非独哀其文，……是其为故事之体由来已久。陈、寿两家但有所去取耳，未尝改其体裁也。今录其原编于此/其篇数及编辑人皆不可考。”故此，姚振宗按语采信张澍之言，在陈寿、寿良未集之前已有《诸葛故事》存在，且与陈寿所集并不完全相同。然张澍所称原编并不可考，由此实难确证“原编”存在。“《蜀丞相诸葛亮集》”条载“严氏《文编》辑本二卷，凡教、军令、表、疏、上疏、上言、公文、笺、书、诫、论、议、算计、兵要、兵法、木牛流马法、记、序、赞、铭、杂文五十五篇，综九十一首”，与《三国志》中所载《诸葛氏集》目录二十四篇内容多有重合。笔者认为，《诸葛故事》《蜀丞相诸葛亮集》皆是后人对诸葛亮章奏书议的汇编，或可无须分而视之，且即便分别收录，《诸葛故事》入史部故事类亦不甚妥当。赵嘉以《文史通义》中章学诚的观点为据，认为《蜀丞相诸葛亮集》归于集部是为误收，当归子部，未为不可。此外，姚振宗史部又单独收录有诸葛亮《汉书音》一卷、《论前汉事》一卷、《诸葛武侯上事》九卷、《贞洁记》一卷，子部《集诫》二卷、《女诫》一卷、《兵法》五卷、《木牛流马法》、《八阵图》一卷，此皆为《诸葛集》中尽有，如“《兵法》五卷”条姚氏按语“武侯《兵法》陈寿重编《故事集》尽收载之。”①可见无须再分别著录，或可于《诸葛集》条后将可考篇卷列一目录以便概览。 姚振宗借鉴《旧唐书·经籍志》在子部设杂艺术类，收录书法、绘画等艺术作品及理论著作，但姚振宗在《三国艺文志》中将相书、占卜等亦归于此类，不甚合理。自《隋书·经籍志》，大多目录将占卜、相书收入五行类，姚振宗未对占卜、相书归于杂艺术类这一分类改变作出合理解释。另外，此类中收录有高堂隆《相牛经》一书，赵嘉认为《遂初堂书目》设“谱录”类收录相牛经一类书，《三国艺文志》无此类或是姚氏不想因一书单设一类，但归入杂艺术类并不合理。“笔者却认为，《相牛经》一类书归于谱录类并不合理。《隋书·经籍志》入五行类，两唐书《经籍志》收录高堂隆《相牛经》，并春秋时齐国大夫甯戚撰《相牛经》，统归入农家类《郡斋读书志》入医书类，或是姚振宗不认同《隋志》入五行类的分类方法，而“农家类”及“医书类”在三国时皆无其它著述，未免因一书而单分一类，是故并入杂艺术类。 (三)考证有失 诗类“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二卷”条，提要引多条前代文献考辨陆玑姓名。引《经典释文》《新唐志》写作“陆玑”，《隋志》《旧唐志》写作“陆机”，并在此条后注按语认为“机”为“玑”之误。姚振宗取《四库提要》之观点，以“玑”说为据。然余嘉锡考辨驳斥：“《提要》信《资暇集》之说，定元恪名作‘玑'，且引《隋志》及《释文》为证，不知其所据，皆误本耳。明南监本《隋志》‘陆机’字，实从‘木’，不从‘玉’也。”《四库提要》所据《隋志》版本有误，然姚振宗所据《隋志》版本却作“陆机”无误，但其全依《四库提要》所言，未作辨析，表现出在考证方面受限于《四库提要》之不足。 子部名家类“刘邵《人物志》三卷”条，引晁公武《读书志》中载《人物志》凡十六篇，《玉海》转引《中兴馆阁书目》载凡十二篇，《四库提要》取十二篇数，疑晁《志》作十六篇为传写之误。对这一争议，姚振宗未作考辨。余嘉锡认为衢州本晁《志》中作十六篇，袁州本则作十二篇。《四库提要》并未见衢州本，仅自《文献通考》转引，故出此误。依此言，姚振宗所引晁《志》应为衢州本，而未关注袁州本之不同记载，是版本重视不足之失。 别集类“《魏陈思王曹植集》二十卷”条，引两唐书《经籍志》中作“《魏陈思王集》二十卷，又三十卷”，姚振宗注按语“陈思王有前、后《录》。……疑《前录》三十卷，《后录》二十卷。隋时但有《前录》，唐代乃前、后《录》并出。”余嘉锡驳斥其说，他认为，曹植文章原分为两集，其中七十八篇是曹植少年时所作并自为刊定，或为两唐《志》所载之二十卷本；景初中，曹植已逝世多年，此时编撰之文集为曹植全集，为两唐《志》所载三十卷本，所谓《前录》七十八篇已收录此集中。故此两唐《志》将二十卷、三十卷本《曹植集》并称，而不分前后。②姚振宗于此失考，且分条收录《魏陈思王曹植撰定前录》七十八篇、《魏陈思王曹植集》三十卷、《魏陈思王曹植集》二十卷，有重复之嫌。 本章小结 综上所述，《三国艺文志》是姚振宗目录学思想实践成果之一，也是其正史艺文志补撰工作的第二个成果，填补了三国无完整《艺文志》的历史空白，实践了编撰《师石山房书目》时所总结的图书分类思想，在时代人物收录时有所变通，采用三级目录分类法，二级目录依《隋志》视时代图书之有无而增删，三级目录仿照《通志·艺文略》据图书内容而创设，这其实是姚氏在“类中分类”目录学思想尚未完全形成时的有意识尝试，为后期这一方法、思想的灵活运用与总结积累了经验。另外，姚氏区别于郑樵重新理解“以书类人”“以人类书”，并大胆运用将二者相结合的书目著录形式，书目编次表现出明显的秩序性，使《三国艺文志》兼具工具性与学术性。与此同时，经验不足、编撰时间太短也使得是志尚存诸多不足，多存书目重复、误收现象，《师石山房书目》中积累的版本经验未与《三国艺文志》的考辨有效结合，导致一些书目考辨有失甚至存疑未考。 瑕不掩瑜，姚振宗《三国艺文志》在体例与内容方面所作出的研究与探索对其自身目录学思想与实践的成熟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同时也对清代补史艺文志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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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12-29 10:0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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