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宽｜后秦与其他政权关系初探

姚波

后秦与其他政权关系初探

梅宽

烟台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3月1日

姚波收集录出，以原文为准


备注略……


摘要


后秦是在十六国时期由姚苌建立的羌族政权，是当时数量众多的少数民族政权中比较有影响力的一个。自公元384年姚苌建立算起，至公元417年姚泓投降东晋，历时34年。它继承了前秦对于关陇地区的控制，统治范围涵盖了今天甘肃、宁夏、山西、陕西、河南的部分地区。这一地区在十六国时期居住着诸多民族，民族关系也较为复杂。


本文就是以这一时期羌族后秦与其他各民族各政权之间的关系作为着眼点，力图描绘出后秦在这一时期民族关系处理上的各种情况和措施，尝试着总结出后秦民族关系的功过得失。


本文的第一章的重点为后秦同北方地区先后两个强大政权之间的关系，一为前秦，一为北魏。后秦正是在继承了前秦巅峰期部分产业的基础上建立的，也因此与前秦并立时矛盾重重，多有战事，最终消灭了前秦；后秦与北魏这个日后统一北方的政权之间，无论是互相对战还是和亲通好，都对当时北方的局势有着很大的影响。


第二章着重讨论了后秦与周边其他政权之间的关系，包括赫连夏、南凉、后凉、西秦、后仇池等等，后秦与赫连夏的矛盾正是起源于后秦对同北魏民族关系的处理上，河陇诸政权利用后秦的怀柔安抚而得以积蓄力量，危及后秦西部。


第三章重点讨论羌族与汉族之间关系的变化。后秦面对身处南方的东晋政权以军队骚扰、扶植抵抗势力和招纳东晋降臣为主要手段；后秦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体现在其早期效忠对象的选择、继承人教育理念、人才选用、政策制定等各方面；后秦大力弘扬佛教文化，对中国佛教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通过佛教，后秦加深了同东晋的交流，也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羌族同其他民族的矛盾。


结语部分着重分析后秦在处理民族关系过程中的功过得失，进一步深化对相关问题的认识。


关键词：后秦，羌族，民族关系，十六国

姚波

目录


摘要        II


ABSTRACT        IV


绪论        1
第一节研究目的和意义        1
第二节研究现状        2
第三节主要研究内容        4
第四节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5
第一章后秦与北方强势政权的关系        7
第一节后秦与前秦的关系        7
一、姚氏集团臣属于前秦        7
二、后秦灭前秦        8
第二节后秦与北魏的关系        10
一、后秦与北魏的通好        10
二、柴壁之战的对峙        10
三、后秦与北魏的和亲        11


第二章后秦与赫连夏及河陇诸政权的关系        13
第一节后秦与赫连夏的关系        13
第二节后秦与河陇诸政权的关系        15
一、后秦与南凉的关系        15
二、后秦与后凉的关系        16
三、后秦与西秦的关系        16
四、河陇诸政权时叛时降的原因        18


第三章后秦与东晋的关系        20


第一节后秦与东晋在政治上的关系        20
一、姚氏集团依附于东晋        21
二、后秦立国后的相持阶段        23
三、刘裕北伐        26
四、后秦灭亡的思考        28
第二节后秦与东晋在文化上的关系        29
一、后秦儒学的发展及影响        29
二、后秦与东晋佛教上的交流及影响        31


结语        35
参考文献        37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40
致谢        41


版权声明        42

姚波

绪论


羌族是中国的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少数民族，其族名早在商代就已出现并延续至今。在甲骨文卜辞中也多次出现“羌”、“羌方”等文字。关于古羌的分布中心在西晋司马彪的《续汉书》中首次被提及，即西羌位于自赐支以西至河首左右的大片区域。而现代考古于河曲这一古羌民的分布中心一带已经发掘出许多新石器时代的陶器、石器。由于并没有先秦时代汉人到过河曲地带的记载，所以这些陶器和石器应属羌族。


根据已出土的甲骨卜辞可以推测，商朝时的羌族已经进入部落联盟阶段，商王朝的奴隶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战败的羌民，显然此时羌民已经活动至黄河一带以东，到达今山西西南部。至周代，羌人与华夏族的联系更加密切，如周代始祖后稷之母姜塬便是渭水支流姜水一带的羌人与周人通婚的最好例证。


东汉时期，羌族虽处于受压迫的地位，但汉族对羌族的政治经济文化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羌族社会与汉族社会也已经渐渐形成相互结合的关系。东汉末年，关陇地区人口数量因战争不断下降，政府为补充劳动力，不断将周边的少数民族迁至内地，姚氏就在其中，其九世孙迁那被安置在南安赤亭，此后南安姚氏一直生活于此。


魏晋以后，西羌、东羌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逐渐延伸到雍、秦、凉、益四州，内迁的羌民广泛地卷入中原的混战中，成为各派军阀争相利用与拉拢的对象，三国时，能否取得羌众的支持更是成为魏、蜀两国博弈的焦点。因民族压迫、民族歧视愈演愈烈，羌民最终于西晋泰始五年(269年)起兵响应了由秃发树机能发起的反晋起义。在西晋崩溃后，北方地区陷入各族豪强互相攻伐、割据一方的战乱局面，羌民也于其间建立了后秦政权。




第一节研究目的和意义




后秦建国于前秦与东晋的淝水之战后，此时基本统一北方的前秦政权的统治土崩瓦解，后秦作为率先起兵反前秦并建立政权的国家之一，处于当时纷乱局面的最前线。由于地处中原，四周临近众多政权，其与周边民族政权的关系也成为当时北方政治军事事件的主要影响力之一。


后秦立国后，与四方政权或战或和，灭后凉、西秦，吸收汉文化，崇佛尊儒，选贤任能，一步步扩大势力。后秦第二位皇帝姚兴死后，后秦发生内乱，实力大减，周边国家对其兴兵，最终在内忧外患中，被当时的东晋将领刘裕所灭。


对后秦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前秦瓦解后北方地区各民族关系的发展与变化，窥探那个战乱纷争的时代各民族政权的应对措施的得与失，了解羌族这个古老民族在十六国时期的发展，对后秦民族关系的功过得失加以整理，以期能够对当今的社会发展以启示。以史为鉴，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的民族关系，不但有助于了解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而且对解决当代的民族问题，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建立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有着重要意义。


第二节研究现状


两晋十六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代之一，除了汉族政权外，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也纷纷建立属于自己的政权，这一时代也因此被古代史家称之为“五胡乱华”时期。也正是因为历代史家的这种“正统”观点，导致了历史上这一时期的政权的记载较少，正史里主要是作为僭伪政权被《晋书·载记》提及。在这之外唯一一部专门记载十六国时期历史的史书《十六国春秋》也在北宋时就已散佚，后人只能看到在《太平御览》《资治通鉴》等书中所摘抄的部分。在这之上，后秦作为诸多政权之一，记载的内容显得更少。不过虽然史料和考古发现要逊于其他历史时期，但学界仍有不少的研究成果出现。


其中，在政治国别史方面，有蒋福亚的《前秦史》(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里面将后秦作为前秦的一个延续一带而过，但可以在文中了解后秦对前秦政治文化方面的继承。洪涛的《三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讲述了后秦及与之相关的前秦、西秦的历史。其中的第三章主要讲述后秦，以后秦的发展、姚兴在位时的各类政策以及后秦对外关系的前因后果为重点。陈勇的《<资治通鉴>十六国资料释证(前秦、后秦国部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对资治通鉴中前秦、后秦的部分进行整理并与其他史书进行对照，列出其中叙述的异同之处，对参照考证各部史书史料可信度有重要意义，是研究这一时期历史十分重要的工具书。


在民族史方面，有马长寿的《氐与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明确了氐与羌为不同的民族，在羌族部分内容中记述了羌族的起源与迁徙以及各部落大致位置；论述了自汉至唐羌民与中央朝廷的关联及当时羌民的生活状况，整理了文献记载中关于古代羌民社会经济文化的内容。任乃强的《羌族源流探索》(重庆出版社，1984年版),论述了羌族的形成和所创造的文化，讨论了从羌族派生的各民族，辨析他们与羌族的族源关系，其中任乃强先生提出的古羌人的迁徙与盐池分布的关系有着重要参考价值。周锡根、冉光荣、李绍明编写的《羌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阐释了不同朝代羌民的社会状况并据此划分成几个时期，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个方面，记述了各时代政府对羌政策的变化以及羌族与其他民族的交流融合。何光岳的《氐羌源流考》(江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对羌族众多的支系进行了分类整理、研究论述，阐明了戎、氐、羌各支系的源流和变迁。杨建新、马曼丽主编的《西北民族关系史》(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论述了两汉魏晋时期羌族与各政权的相互关系。杨建新的《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涵盖了自古至今西北地区活跃的各个少数民族，叙述了源流、历史、社会状况。唐长孺的《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年版),通过唯物史观研究问题，书中的《晋代北迳各族“变乱”的性质及五胡政权在中国的统治》对羌族迁徙原因、魏晋以来关中政权与羌族之间的联系以及羌族内部发展都做了深入的分析。贾小军的《本位正统与守国——魏晋南北朝政治格局新论》(甘肃文化出版社，2014年版),从本位政治、正统之争、守国形势三方面考察魏晋南北朝政治格局的变迁分析了地域和民族本位政治在由分裂至统一局面下的重要作用。贾小军，武鑫的《魏晋十六国河西镇墓文、墓券整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对已知十六国河西镇墓文进行系统地整理对照，并对其中包含的信息进行研究，归纳出时代社会历史变化并揭示了十六国时期河西地区民众的社会生活状况和丧葬习俗。


论文方面有何宁生的《后秦法治初探》(《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讨论了后秦的法律制度，阐述了后秦的法制思想和特点。张国杰的《论羌族政治家姚兴》(《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1期),从姚兴的用人、兴学、重农、崇佛等方面对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评价。左华明的《刘裕北伐后秦考》(《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讨论了刘裕北伐的起因、双方对比及北伐的影响。郑文、张方的《论前秦、后秦与关中佛教》(《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讨论了后秦时期佛教的发展及其影响。戴晓刚的《后秦姚兴的汉文化修养及其主要来源和历史影响》(《甘肃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论述了后秦君主姚兴对汉文化的积极吸收，阐释了其原因和影响。刘海玲，崔峰的《鸠摩罗什与后秦政权的关系》(《普陀学刊》2016年00期),分析鸠摩罗什在传播佛教过程中同当地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处理，并就这种关系对佛教传播的影响加以探讨。此外，还有一批硕博学位论文，如崔一楠的《十六国时期北方政权政治模式研究》(南开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运用政治史、社会史和民族史的视角，来审视十六国时期北方政权的政治环境、官僚制度、权力运作、施政措施、行政效率等问题，一方面从共时性静态角度分析不同政治系统的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另一方面从历时性动态角度考察各个政权的前进方向及发展轨迹。姜涛的《后秦佛教研究——以译经为中心》(兰州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对统治者同佛教的关系、僧官及译场制度、佛教石窟艺术等问题加以讨论，以整体角度对后秦佛教进行全面的论述。杨志荣的《十六国时期后秦文士集团的形成及其文学成就》(西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通过文史互证，从羌族对汉文化的借鉴与学习方面入手，对后秦统治阶级汉化历程追根朔源，对羌族汉化历程及后秦文学成就进行较为系统的总结。俄琼卓玛的《后秦史》(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通过整理和考证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运用历史学、民族学等学科方法对后秦历史做了系统、完整的研究，是第一个较为完整的对后秦历史进行单独论述的著作。




第三节主要研究内容




本文以后秦与其他各民族各政权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对象，系统梳理后秦处理民族关系的各种措施，总结后秦民族关系的功过得失。


本文的第一章，重点为后秦同北方地区先后两个强势政权之间的关系，一为前秦，一为北魏。后秦正是在继承前秦政治遗产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受益于淝水之战造成的北方乱局，后秦吞并了前秦在关陇地区的领土，吸收了大量前秦的人才；后秦与北魏先战后和，自身的发展使得后秦同北魏发动战争，其中柴壁之战使得后秦东扩之路遭遇失败，周边民族政权的骚扰又使得双方以和亲方式和解，彼此之间和平相处。


第二章讲述后秦同赫连夏及河陇诸政权之间的关系。赫连夏统治阶级本源自后秦，是后秦在处理与北魏民族关系时产生的叛乱势力，正是民族间关系的问题使得赫连夏日后成为后秦最主要的威胁之一。河陇地区政权林立、势力弱小，因此被后秦或灭或招降，以南凉和西秦为代表的民族政权利用后秦对降服民族的宽容而积蓄力量，成为了后秦西部的不安定因素。


第三章主要讨论后秦与东晋之间的关系，划分为羌族起源发展、后秦与东晋在政治上的关系、在文化上的关系三部分讨论。后秦与东晋从初期姚氏集团依附于东晋，再到后秦立国后与东晋的对立，处处受制于整体实力的局限，后秦面对身处南方的东晋政权以军队骚扰、扶植抵抗势力和招纳东晋降臣为主要手段，最终因实力不济为刘裕所灭；后秦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体现在其早期效忠对象的选择、继承人教育理念、建国后的人才选用、政策制定等等各方面，同时后秦大力弘扬佛教文化，对中国佛教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通过佛教，后秦加深了同东晋的交流，也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羌族同其他民族的矛盾。


结语综合后秦发展中的种种措施，探讨后秦在民族关系处理上的得失，其对文化方面的重视和怀柔安抚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各民族之间的矛盾，但并不能根除民族矛盾，作为统治阶级的羌族同其他民族的利益冲突不可避免，最终后秦也正是因此而被陷入常年攻伐的局面，最终衰落灭亡。


第四节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后秦的民族关系是一个复杂的课题，除了需要对传统史籍进行整理外，还需运用多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此外，还应注重考古对于相关事物的发现以及研究结果。目前对于后秦的研究相对其他朝代较少，本文因此意图以后秦作为主体，围绕后秦所展开的一系列历史为切入点，综合当时各方民族政权相互交错的关系，观察那个时代后秦民族关系的情况。


本文在查阅古代文献和学术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运用历史学民族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试图对后秦和各民族的关系做梳理分析。目前对于后秦的研究相对其他朝代较少，希望这篇文章能够对十六国时期后秦的研究有所贡献，本人虽已做了一定的梳理与研究，但仍有一些如后秦与周边民族政权在经济方面的相互关系等重要问题需要进一步探索，因资料有限，参阅甚少，未能做深入研究。因为笔者的水平和学识所限，文中难免有不当之处，敬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姚波

第一章·后秦与北方强势政权的关系


第一节·后秦与前秦的关系


一、姚氏集团臣属于前秦


姚苌在姚襄死后统领姚氏余部投降前秦，面对前秦内部叛乱，苻坚在王猛等人的帮助下夺得帝位，并在稳定局势后开始统一北方的战争，姚苌作为前秦统治集团中的一员多次参与其中。前秦建元二年(366年)，苻坚派遣扬武将军姚苌等帅众二万进攻晋荆州、南乡郡，并且姚苌助前秦掠走安阳万余户后撤退。建元三年(367年)姚苌又与王猛等人率众万七千被苻坚遣往略阳讨敛岐，敛岐各部投降后，苻坚任姚苌为陇东太守。建元七年(371年)，时为前秦扬武将军的姚苌在苻坚的命令下率步骑七万讨伐前仇池割据势力杨氏，杨篡面缚请降，前仇池国灭亡。苻坚于建元九年(372年)从东晋手中夺取汉中、益州，并且将势力直入南中之地，以姚苌为宁州刺史，镇垫江。建元十二年(376年)苻坚命姚苌等率前秦步骑十三万攻前凉，很快歼灭前凉诸军，前凉灭亡。并且，苻坚同年十月一举歼灭拓跋代国，至此，前秦基本统一北方。


苻坚急于实现统一南北的愿望，所以不顾朝内大多数臣下的劝谏，以“混一六合'、使“天下归一”①为由发动对东晋战争。扬武将军姚苌率步骑五万为西路，出兵南乡，对东晋的战争持续了三年，双方势均力敌，各有胜负。前秦内部关于南伐灭晋之事有颇多争议，唯独姚苌、慕容垂进言支持苻坚伐晋。最终苻坚于建元十九年(383年)力排众议，下诏南下攻晋，统一全国。拜兖州刺史姚苌督梁、益二州诸军事，率水师由巴蜀顺流而下，既有牵制晋军作用，又能顺流而胁迫建康，姚苌使命甚重，苻坚曾谓之曰：“朕本以龙骧建业，龙骧之号未曾假人，特以相授，山南之事一以委焉。”②淝水之战惨败，加速了前秦的衰亡。前秦在应付东晋北进的同时，还需平定在其内部出现的因征服而被迫归附的其他民族的分裂活动。建元二十年(384年)，苻坚任命龙骧将军姚苌为司马，率兵五万讨伐复国的慕容泓，姚苌建议苻叡放慕容泓东归，遭到苻叡反对，对慕容泓率兵追击，却兵败被杀于华阴，前秦军也闻风溃败。


二、后秦灭前秦


苻叡死之后，姚苌遣长史赵都向苻坚代为谢罪，苻坚一气之下斩杀赵都。姚苌因惧怕符坚的降罪不敢返回长安，并逃往渭北一带。牛双、张乾等西州豪酋拥戴姚苌为盟主，反前秦自立。姚苌接受天水人尹纬：“今百六之数以臻，秦亡之兆已见，以将军威灵命世，必能匡济时艰，故豪杰驱驰，咸同推仰。明公宜降心从议，以副群望，不可坐视沈溺而不拯救之。”①的建议于前秦建元二十年(384年)自称大将军、大单于、万年秦王，称制行事，从而脱离前秦，建立后秦。姚苌于是年进屯北地，在苻坚与慕容氏相互攻讦之时厉兵积粟，静观时变，并且前秦华阴等地十余万羌胡来降大大增加了姚苌的实力，因北地地理位置的重要性，苻坚率兵两万亲征姚苌，姚苌以其子姚嵩为质通好于慕容氏的同时，命其弟姚绪镇守杨渠川大营，并亲统七万大军反击苻坚，一举挫败并俘获以毛盛为代表的前秦高级将领数十人。此役之后，姚苌冷静分析局势，放弃乘胜追击攻打长安的计划，以其子兴留守北地，自率部众攻新平。次年正月，姚苌留兵围城，亲率大军攻打安定，生擒前秦安西将军苻珍，并且岭北诸城纷纷投降。在面临姚苌及慕容冲等多方势力围攻节节败退形势下，苻坚搬出“帝出五将久长得”②的图谶之言，留太子苻宏守长安，自己则出奔五将山。苻宏因无力死守长安，带其母妻奔降于东晋，前秦朝中百官也是四处逃散，以姚苌旧臣权翼为首的朝中文武数百人选择投靠姚苌。后秦骁骑将军吴忠俘虏苻坚，将其押至新平。因苻坚坚决不传传国玉玺于姚苌，而被缢死于新平佛寺。


苻坚的儿子苻丕在晋阳自立为帝，原拥护前秦的地方势力，又会集于苻丕之下。其后，姚苌在与慕容氏关于关中的争夺中胜出，占领长安，并于前秦太安二年(386年)正式即位称帝，定国号大秦。后秦建立后，面临着西燕、后燕和拓跋代国等多方面的威胁，但最大的威胁则来自前秦的残余势力。苻丕继位后两年便在与东晋的交战中战死，其后，苻登即位称帝，改元太初，因而，姚苌将主要精力放在与苻登的对峙上，姚苌虽屡次败北，但符登兵力、势力范围有限，故难以攻破姚苌的防线，双方在新平、安定一带相持了一年多。然而，苻登因屡战有胜，日渐骄傲，只是一味挑战，但是疏于防范，将镇守大界大营的重任交予年幼的苻尚以及皇后毛氏。并且，在姚苌试图偷袭大界之时未引起足够重视，于是，前秦太初四年(389年)八月，姚苌亲帅精骑三万夜袭大界，并杀死苻登妻及其子，时苻登进逼安定，只能在收集余众后退据胡空堡，大界一役使得苻登辎重尽失，成为其与姚苌争夺关陇的转折点。


苻登被迫进一步依赖窦冲、杨定等人，于前秦太初五年(390年)集兵支持攻打长安，杨定于清水之格奴坂大败姚苌，其后苻登攻天水，因姚苌支援而退败。姚苌攻下新罗堡，前秦扶风太守投降姚苌。其后，郭质响应苻登号召起兵于广乡，发布檄文，声讨姚苌罪行，在三辅一带获众多支持者，苻登任命郭质为东平将军率部攻打姚苌，屡战屡败，后郭质归降于姚苌。


此后，苻登在与姚苌的交战中虽有过几次胜利，但总的趋势却是节节后退，难以为继。前秦太初七年(392年)前秦骠骑将军没弈干降于后秦，姚苌任命其为车骑将军，晋封高平公。同年，姚苌病于安定，召太子姚兴诣行营。太初八年(393年)七月，前秦政权内部右丞相窦冲叛乱，苻登镇压其于野人堡，姚苌接受窦冲求救，派太子姚兴出战，姚兴在攻下胡空堡后突袭平凉，劫掠苻登辎重，大获而还。同年十月，姚苌因病情加重还长安，并留：“有毁此诸公者，慎勿受之。汝抚骨肉以恩，接大臣以礼，待物以信，遇民以仁，四者不失，吾无忧矣”①等遗言后病逝。


姚兴秘不发丧，在平定咸阳太守刘忌奴的叛乱后着手准备伐苻登。前秦太初九年(394年)初，苻登知晓姚苌病逝消息后说道：“姚兴小儿，吾折杖笞之耳”②，决定最后一搏。姚兴接受尹纬建议，决定一举歼灭苻登以巩固新生政权，于是尹纬举众出战，苻登大败后出奔平凉。此役后，姚兴于槐里即位，并于九月与苻登战于山南，苻登兵败被杀，后苻登子苻崇于湟中即帝位，不久被西秦乞伏乾归所逐，逃奔杨定，后被西秦击杀，前秦至此灭亡。


纵观后秦与前秦，两者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后秦正是在前秦政权瓦解的情况下，吸收了大量前秦大量的文武人才，继承前秦政治遗产的基础上而建立起来的，在对前秦残余力量的扫清中，后秦不断吸收前秦的势力壮大，最终成为北方地区的强势政权之一。




第二节·后秦与北魏的关系




一、后秦与北魏的通好


北魏，前身是鲜卑族人拓跋什翼犍建立的代国，于前秦建元十二年(376年)被前秦所灭。前秦太初元年(公元386年)，在姚苌于长安准备称帝时，拓跋什翼犍的孙子拓跋珪纠合旧部，在牛川即位，正式恢复了代国国号，迁都盛乐，同年四月，改国号魏，自称魏王。北魏初建时因实力稍弱，无法与姚苌统治时期的后秦相比，另外，初期时后秦疆域不与北魏接壤，因而构不成直接威胁，故北魏致力于与后燕的势力争夺。而后秦则对东方保持观望，维持平衡，在于后燕遣使交好的同时也为了曾出兵帮助刚建立的北魏防御后后燕进攻。


至后秦皇初六年(399年)，姚兴再遣镇东将军杨佛嵩等人进攻旧都洛阳，时东晋雍州刺史杨佺期因势弱又不得朝廷救援，而此时北魏在参合陂之战后日益强势，遂遣使向北魏常山王拓跋遵求救，拓跋珪得知后以散骑侍郎张济代拓跋遵与之商议，杨佺期意图挑拨秦魏关系：“以魏之强，小羌不足灭也。且晋之与魏，本为一家，今既结好，义无所隐。此间兵弱粮寡，洛阳之救，恃魏而已。若其保全，必有厚报；若其不守，与其使羌得之，不若使魏得之。”①张济回禀拓跋珪后，拓跋珪遣太尉穆崇率轻骑六千前往救之，然而魏军未至，后秦就已将洛阳攻陷。出于对北魏的忌惮，后秦并未就北魏支援东晋的举动与北魏敌对，双方于弘始二年(400年)开始互派使者通好。


二、柴壁之战的对峙


在两方和平共处之时，北魏拓跋珪派北部大人贺狄干携千匹良马向后秦求亲，但姚兴得知了拓跋珪己经于两年前立慕容宝之女为皇后，于是便扣留贺狄干，回绝了拓跋珪和亲提议。后秦弘始四年(402年)，北魏进攻后秦属国黜弗、素古延，与后秦关系很好的柔然首领郁久闾社仑选择出兵救援黜弗、素古延，社仑其后更是自号可汗，成长为北魏北方的心腹大患。在对待附庸的问题上，后秦与北魏的关系开始恶化，不久，北魏长山王拓跋遵击溃了后秦高平公没弈干，平阳太守贰尘又进攻后秦河东地区。后秦与北魏关系彻底破裂，姚兴积极练兵，与朝臣商议亲征北魏。


五月，姚兴大举发兵，以其弟姚平等攻北魏乾壁六十余日，克之。同时，姚兴以尚书令姚晃辅佐太子姚泓守长安，以高平公没弈干镇上邽，以广陵公敛权镇洛阳。八月，拓跋珪至永安，义阳公姚平遣将率精骑二百以探魏军虚实，被长孙肥所擒。姚平退兵到柴壁，婴城固守，北魏大军追上将其围困。姚兴率兵前往救援，欲据柴壁对岸的天渡运粮以济姚平。拓跋珪听从博士李先的建议，增筑重围，利用柴壁地形，内防姚平脱出，外拒姚兴攻入，另外，拓跋珪命部众于汾河南北架浮桥，于汾河西岸筑围。一方面，姚兴迫于魏兵重兵阻隔而不敢贸然行进，十月而粮绝矢尽；另一方面，姚平突围不得其口，率麾下投河自尽，拓跋珪俘虏后秦官吏四十余人，士兵三万余人，姚兴困窘，屡次遣使求和，而拓跋珪本欲追击遭遇重创的后秦军队，但柔然可汗郁久闾社仑在北魏边境蠢蠢欲动，“帝虑蠕蠕为难，戊申，班师”①。经过这次柴壁之战后，后秦元气大伤、无力东进，北魏应对柔然，双方各自休养。


三、后秦与北魏的和亲


后秦弘始九年(407年)，拓跋珪归还后秦将领唐小方，姚兴也遣人出使北魏，送良马千匹以赎在柴壁之战中被俘的狄伯支等人，并放还北魏大臣贺狄干，双方关系日益缓和。后秦在拓跋珪死后又分别于弘始十三年(411年)之后多次遣使北魏，北魏也再次向姚兴提出和亲的请求。最终于弘始十七年(415年)，姚兴遣使送西平公主至北魏，鉴于之前与后秦和亲所生嫌隙，为了示好，拓跋嗣以皇后之礼迎娶西平公主。虽然西平公主因未铸成金人，违背北魏旧制而被册封为夫人，但是拓跋嗣以皇后之礼待西平公主，更欲正其皇后之位，终因西平公主“谦让不当”作罢，拓跋嗣“宠幸之，出入居处”④。在刘裕北伐后秦时，也由于这层姻亲之盟而出兵助后秦。并且，在西平公主去世后，拓跋嗣为悼念公主赠其皇后玺绶，谥号昭哀皇后。此后，史籍中不再有关后秦与北魏关系的记载。④


后秦与北魏和亲关系的实现也是双方国力的体现，在分裂割据的十六国时期，作为当时北方相对强势的两个政权，北魏以和亲为主要手段拉拢后秦，可以使双方能够安心应对其他民族政权的威胁，这自然是最符合双方利益的选择，但同时，与北魏的和亲也是赫连勃勃反叛最重要的导火索，使得后秦不得不面对胡夏政权长期的骚扰。不过总的来说，胡夏之于后秦，柔然之于北魏，使得后秦与北魏能够有共同的和平需求，促进了双方友好和平发展，对两国人民的安定具有积极意义。

姚波

第二章·后秦与赫连夏及河陇诸政权的关系


第一节·后秦与赫连夏的关系


就在后秦东征西讨，极力扩张版图时，北方铁弗匈奴首领赫连勃勃带领铁弗匈奴迅速崛起，并日渐成为后秦所要面对的强劲对手。赫连氏原本是匈奴南单于的后裔，内徙后改姓刘，其部落首领从前赵起便归顺于历代控制关陇地区的政权。北魏登国六年（391年），北魏军杀刘卫辰，其子赫连勃勃逃奔后秦，迎娶后秦高平公没弈干之女，姚兴封其为骁骑将军，常常参与议论军国大事。姚邕曾劝谏姚兴杀赫连勃勃，姚兴惜其才干不许，不过在姚邕的力谏之下，姚兴还是打消了原本命赫连勃勃协助其岳父没弈干镇守高平，并配以铁弗部众及三城、朔方的各族三万人的念头。但后来还是以赫连勃勃为持节、五原公、安北将军，统帅三交五部鲜卑以及各族人共两万余，命其镇守朔方，赫连勃勃日后能在朔方地区反叛建国就根基于姚兴所予的一切。


后秦弘始九年（407年），北魏同后秦重新通使和好，与北魏有灭族之仇的赫连勃勃听闻后起兵反叛，并拦下柔然可汗郁久闾社仑献给后秦的八千匹马，其后，赫连勃勃佯猎于高平川，袭杀高平公没弈干，并尽收其数十万兵众。勃勃自称天王、大单于，以“大夏”为国号，与后秦并立。同年，赫连勃勃攻打已降于后秦的鲜卑薛干部等三个部落，收编数千人；又进攻后秦三城以北的各处要塞，斩后秦戍将杨丕、姚石生等。其后，赫连勃勃驳回手下提出的直取关中的方案，并说道“且其诸镇用命，我若专固一城，彼必并力于我，众非其敌，亡可立待。吾以云骑风驰，出其不意，救前则击其后，救后则击其前，使彼疲于奔命，我则游食自若，不及十年，岭北、河东尽我有也。”①主张以游牧民族惯用手段不停寇扰后秦北部诸城，一步步蚕食后秦边境，待姚兴死后再慢慢攻取长安。以当时赫连夏的实力来讲这是最合适的手段。赫连夏开始长年侵扰后秦，使后秦边防不堪其扰，国力日渐衰落。②弘始九年（407年），赫连勃勃攻打后秦青石原，斩获俘虏五千七百余人，弘始十年（408年），姚兴派左仆射齐难率军两万进攻夏国，赫连勃勃听闻后退保河曲。后勃勃突袭齐难，擒获齐难的同时俘获一万三千余人。经此一役，诸多部族投靠夏国，勃勃均以“拜置守宰”的形式安抚。而后秦与夏国之间的强弱对比关系也出现变动，夏国实力逐渐增强。①


针对齐难之败，姚兴再次出兵，后秦弘始十一年（409年），姚兴以其弟平北将军姚冲等人率四万骑兵攻打赫连夏，姚冲欲回师谋反，征虏将军狄伯支不从而被毒杀，事情败露被姚兴处死。后赫连勃勃率军攻打后秦西北，掳掠平凉杂夷七千余人，并进屯平凉以南的伊力川，九月，姚兴率大军至贰城，攻打赫连夏，被赫连勃勃打败后退回长安。其后，赫连勃勃成功攻下后秦黄石固、我罗城，并派尚书金纂领兵一万攻平凉，姚兴来救，大败金纂，但随后后秦定阳、清水二城也被攻破，姚广都被俘投降，姚寿都逃奔上邽。弘始十三年（411年），夏军逼近杏城，斩后秦大将姚祥，又破尚书杨佛嵩于青石北原，数万部众大都被俘投降，随后攻陷东乡，后秦镇北参军王买德投降赫连勃勃，被任命为军师中郎将出谋划策。弘始十四年（412年），姚兴以杨佛嵩为雍州刺史，出击夏国，战败后杨佛嵩被俘，绝食而亡。弘始十六年（414年），后秦后军将军敛成因讨伐羌叛失败投奔赫连勃勃。姚兴病重后，后秦内部诸子相争不断，在后秦叛乱四起时，赫连勃勃乘机率兵攻上邽，杀秦州刺史姚平都，毁城而去。后攻阴密、雍城，收后秦守将胡俨、华韬等数万人，此后，勃勃遣提南入侵池阳，包围后秦重镇安定，后秦岭北镇戍诸郡皆降赫连勃勃，使其尽有后秦岭北之地。后刘裕北伐灭后秦，遣使与赫连勃勃通好，但仍在撤退后被遭遇攻击，后秦都城长安等地落入赫连勃勃手中。


纵观后秦与赫连夏之间的关系，在赫连夏建立不到十年的时间里，赫连勃勃充分利用游击战的理论，先后攻下平凉、杏城等后秦重镇，消灭后秦军近十万人，将其统治区域不断向南推进。又充分利用后秦内部动乱之机不断扩展自身势力，实为夹缝中成长起的政权。后秦在与赫连夏的战争中遭受了极大打击，兵员折损惨重，众多人才战死或叛降，国力大幅衰微，最终在刘裕北伐时受制于赫连勃勃的军势而不敢撤军合力防守，这也是导致后秦灭亡的重要因素之一。


第二节·后秦与河陇诸政权的关系

一、后秦与南凉的关系
南凉是十六国时的鲜卑政权，由河西鲜卑人秃发乌孤所建。后秦弘始二年（400年），西秦被后秦所灭，乞伏乾归被迫投奔南凉，唇亡齿寒，后秦势力的西进对南凉有着极大的威胁，因此秃发利鹿孤虽然独霸一方，却不得不选择遣使臣属于后秦。弘始四年（402年）姚兴封秃发辱檀为广武公、车骑将军，秃发辱檀迫于后秦国势，主动示弱，表示无取后凉吕氏姑臧之心。是年年底，秃发辱檀弟文真俘虏后秦建节将军王松，秃发辱檀大怒，在归还王松等人后降罪于秃发文真，自己也上表称谢，后秦因此采取巩固河西的措施加强对南凉的控制。弘始六年（404年），秃发辱檀因姚兴之盛，改用后秦年号，废除尚书等官，并遣参军关尚出使后秦，借此献媚于姚兴。不久，秃发辱檀再次请求自己独掌凉州大权，撤去凉州刺史王尚，姚兴虽未准允，但还是加官进爵以犒劳他。弘始八年（406年），秃发辱檀又向姚兴进贡，姚兴误以为秃发得檀十分忠心，册封“使持节、都督河右诸军事、车骑大将军、领护匈奴中郎将、凉州刺史，常侍、公如故，镇姑臧”①，秃发辱檀兵不刃血占领姑臧。秃发辱檀虽然向后秦称臣纳贡，不再称王，革去年号，但秃发氏充分利用了后秦姚兴对降臣的安抚，使得这支鲜卑秃发氏集团在附属于后秦之后并未折损实力，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成为河西一方霸主。


后秦弘始十年（408）年，南凉为赫连勃勃所败，内部也遭受叛乱，姚兴企图吞并秃发氏势力，并于攻打前去书道：“遣尚书左仆射齐难讨勃勃，惧其西逸，故令弼等于河西邀之。”②佯装借道，实则进攻南凉，秃发辱檀信以为真，未加防范，后秦军得以长驱直入，直至姑臧。其后，南凉军队设伏击败后秦军，战死七千余人，后军统帅常山公姚显赶来后命人挑衅也以失败告终，最终姚显因无法达成目标而遣使安抚秃发得檀，假意将战事归罪于将军敛成，“辱檀也遣使者徐宿至长安谢罪”⑧。后秦针对南凉发起的这场的战争，虽然秃发辱檀以其胜利告终，但也因内部反叛势力的存在而蒙受不少损失，此战之后秃发辱檀重新称王并专心于同北凉、西秦及西凉的战事；后秦方面，这场失败使其在河西地区的声望受损，鉴于赫连夏的骚扰，其兵力也逐渐从河西地区撤出，集中对付北方的赫连夏。


二、后秦与后凉的关系


后凉是由氐族吕光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因地处凉州得国号凉。淝水之战后前秦势力瓦解，吕光据有姑臧，并于后秦建初元年（386年）称大将军、凉州牧。建初四年（389年）吕光称三河王，建立大凉，史称后凉。弘始五年（403年），南凉联同北凉共击后凉，魏兴人焦郎建议后秦陇西王姚硕德说：“隆藉先世之资，专制河外，今虽饥窘，尚能自支，若将来丰赡，终不为吾有。凉州险绝，土田饶沃，不如因其危而取之。”①姚硕德向姚兴请示后，率众将及步骑六万攻打后凉，乞伏乾归也率兵七千随征，同在军中的后秦尚书左仆射齐难也趁此机会与北凉沮渠蒙逊结盟，北凉遣使朝贡后秦。吕隆派辅国大将军吕超等迎敌，后凉战败，上万士兵被杀，吕隆据城固守，后巴西公吕伦率兵向后秦投降，吕隆派遣使者向姚硕德投降。姚兴封其为镇西大将军、建康公、凉州刺史，镇守姑臧。后吕隆与南凉秃发辱檀、北凉沮渠蒙逊互相攻伐而败，向姚兴要求内迁，同年八月，吕隆率臣下迁往长安，姚兴封其为散骑常侍、建康公，后凉灭亡，弘始十八年（416年），吕隆因参与姚恼叛乱而被姚泓杀死。


三、后秦与西秦的关系


西秦是由陇西鲜卑族酋长乞伏国仁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在姚兴攻灭苻登后，后秦的势力开始往西渗透进入陇右、河西，首先面对的就是称臣于苻登的西秦。后秦皇初三年（396年），西秦立义将军越质诘归率两万部众归降后秦。一年后，后秦长水校尉姚珍叛逃西秦，被乞伏乾归厚待。在矛盾不断积累后，弘始二年（400年）五月，姚兴与姚硕德倾全国之力从南安峡向西进攻西秦，乞伏乾归亦深知此役之重，为了实现其引军平川作战的计划，乾归令卫军将军慕容兀屯于柏阳，镇军将军罗敦迁于侯辰谷，自己则率轻骑数千侯姚兴。偏逢大风昏雾，乞伏乾归军与慕容兀失联，后被姚兴击败，败逃苑川，其部众则降于后秦。在姚兴攻打枪罕时，乞伏乾归又从苑川奔金城，他在劝众将降秦以保住家人受拒后，说道：“自古无不亡之国，废兴命也。苟天未亡我，冀兴复有期。德之不建，何为俱死!公等自爱，吾将寄食以终余年。”①后乞伏乾归率数百骑奔降南凉秃发利鹿孤。南凉待之如上宾，后乞伏乾归谋叛逃南羌未成，于是以其子乞伏炽磐于西平为质，南奔枪罕，降于后秦，受封“镇远将军、河州刺史、归义侯，复以其部众配之。”②姚兴遣乾归还镇苑川，命其重新统帅旧部，使得乞伏乾归死灰复燃，企图复国。弘治四年（402年），乞伏炽磐自西平逃至后秦。姚兴又加封乞伏乾归散骑常侍、左贤王，封乞伏炽磐为振忠将军、兴晋太守。乞伏乾归父子在旧地的势力日渐恢复。弘始五年（403年），乞伏乾归随军招降后凉吕隆，又受命前往滋川讨伐叛羌，随后应对后仇池国，于皮氏堡攻克后仇池将领苻帛，于西阳堡攻克杨玉。弘始六年（404年），乞伏乾归讨伐后仇池杨盛，在竹岭为杨盛所败。


后秦弘始九年（407年）正月，姚兴见乞伏乾归父子势力渐渐增强，于是留乞伏乾归于朝，单使乞伏炽磐统兵在外，主要职责在于监抚其部众。弘始十年（408年），受赫连勃勃叛乱及秃发得檀战胜后秦的影响，乞伏炽磐召集旧部二万余人，筑城于慷狼山据险而守。弘始十一年（409年），乞伏炽磐反击从后秦叛降南凉秃发辱檀的羌人彭奚念，得胜后直接围攻枪罕，乞伏乾归闻讯后逃回苑川。乞伏乾归留乞伏炽磐守枪罕，收众三万迁于度坚山，至此乞伏乾归与后秦决裂。弘始十三年（411年），后秦镇抚西北，姚兴以太常索棱为太尉，招抚西秦。乞伏乾归正图河西，遂谢罪请降称藩后秦。乞伏乾归只不过利用对姚兴的妥协换取在陇西地位的正统性，而姚兴此时也无心再顾及河西的乱局，只能对乞伏乾归父子加封各种名号，以示君臣之别，这种名义上的臣属关系并不妨碍乞伏乾归的势力扩张。


除以上河陇诸国外，在其西南方，氐族杨氏建立的后仇池国也曾多次遭到后秦的进攻。除了利用西秦乞伏氏多次攻击后仇池外，后秦弘始七年（405年），姚硕德多次出兵击败杨盛。到了七月，惧于后秦军势，杨盛投降，并且以亲贵子弟数十人作为人质换取了“秦以盛为都督益、宁二州诸军事、征南大将军、益州牧。”③在局势安稳之后，东晋义熙三年（407年），蜀地谯纵的叛乱使得汉中地区空虚，杨盛乘虚而入，后秦梁州别驾吕莹起兵响应，打败了后秦梁州刺史王敏，获得了汉中大片土地，随即投靠东晋，以东晋为后盾，抗击后秦，直至后秦灭亡，后仇池国依旧存在。


后秦第二代君主姚兴执政前期，不断的东征西讨，其中向西灭掉了后凉，吞掉了前秦，使得南凉、北凉、西秦、西凉、后仇池国等先后遣使称臣。但是，版图不断扩大的同时也使得后秦的兵力和精力不能集中，后秦对西部地区的攻略和掌控在后期日渐削弱，主力被用于对抗胡夏与东晋，但后秦利用和后秦并不相邻的北凉西凉与周边民族政权的矛盾冲突，使得脱离了后秦掌控的河陇诸政权则因同周边各民族政权的连年攻伐及自身实力的限制，并未对后秦产生威胁。


四、河陇诸政权时叛时降的原因


综上可见，河陇诸政权与后秦的民族关系出现时叛时降的特点，河陇诸政权虽然在名义上臣属于后秦，但在内部权力的掌控上仍是各自为政，不受后秦制约，而这种特点主要是由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首先，在河陇诸政权内部相互倾轧、权力争夺的现象屡见不鲜。例如西秦政权主要是依靠陇西鲜卑各部贵族的军事手段合并了各地方的势力建立，其内部各地地方势力本身时常发生叛乱，政权尚需巩固。乞伏氏虽然在建国后主要与陇右氏族的交流结合，但成效尚未明显。


其次，后秦本身以不断的扩张获得势力范围，军队分布松散，贵族与中原豪强结合的政权组织形式下，对投降的河陇诸政权无暇管理。姚苌的崛起很大程度上依靠于西州豪族及岭北诸胡的推戴，加上其所吸收的曾仕于前秦的官员将领，再加上其本身部族势力，因此在其领地之内，混杂着汉、羌、氐、匈奴、鲜卑等诸多民族，其国体性质实际上是部落联合体。①在本部族与汉民的统治区外，后秦采取各少数民族政权统治者管理其原有部众，权力过宽导致分属权力收获迅速，诸政权得以以投降为由积蓄自身实力。这种带有奴隶制残余的政权组织形式所产生的不稳定性也是造成各少数民族政权叛降不定的原因。


另外，后秦内部存在权力争夺不断的现象，自身政权的不稳定性给河陇诸政权降而复叛以可乘之机。从姚兴弘始八年至十八年（406-415年）这十年间，兴之朝臣叛乱者达10人，从兴之诸弟到子侄皆有牵涉者。①更有姚兴子侄姚懿、姚恢之乱，打乱了后秦军队防御部署，这对于靠武力征服周边的后秦政权的统治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

姚波

第三章·后秦与东晋的关系


第一节·后秦与东晋在政治上的关系


作为的后秦和作为正统偏据南方的东晋，他们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既有矛盾又有结合。从姚氏集团对东晋的依附到后秦与东晋的对峙，再到刘裕北伐的进行，它们之间的民族关系成为这一时期少数民族同汉族民族关系的典型，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具有较强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身为当时偏居南方的汉人政权，东晋在历史上被各史家们奉为正统。而在十六国时期，实力较差时的少数民族也会选择臣属东晋，如前燕慕容廆就说过：“吾先公以来世奉中国，且华裔理殊，强弱固别，岂能与晋竞乎？”①并派遣使者臣属东晋。而由于汉族所创文明的发达，各少数民族也很重视吸收汉文化，任用汉族人士，后赵石勒也是其中代表，他“立太学，简明经善书吏署为文学掾，选将佐子弟三百人教之”②。并任用汉人张宾总览朝政。在这种情势下，后秦作为一个位处关中，临近东晋王朝的地方政权，自然也就如其前前后后的政权一样，与东晋在各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后秦与东晋的建立都起因于各少数民族在北方地区的强势带来的混乱，也都灭亡于北府军刘裕势力的崛起，两者在关联密切之外也有着较多的相似之处。


后秦立国之时由于发展受限，势力的扩张仅限于对弱小政权的征服。后秦与东晋的关系虽然也是和好与对抗并存，但是，刘裕北伐前，双方并没有大规模军事冲突，相反的，双方互遣使臣商议和好事宜的史料确是比比皆是，而其民族关系上的对抗主要通过支持东晋叛逃势力、分化东晋统治集团力量的方式进行。后秦与东晋在政治上的关系，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讲述。第一阶段是后秦建国前，自姚弋仲起已经形成一个较为稳固的集团，吸收了羌、汉各族人士，在这一阶段，姚氏更多以依附他人的形式生存，而一直以来被奉为中原正统的晋朝自然是受汉文化熏陶的姚氏部族最认同的对象之一，不过由于东晋无法掌控一个强大的外族部族，最终依附关系破裂；第二阶段，后秦立国关陇，与东晋相接，双方之间更多的发生冲突，后秦在东晋内部混乱之时趁机获取了大量领土和人才，也间接利用东晋内部人士及其他政权给东晋造成了较大的威胁；第三阶段，刘裕北伐，由于后秦此时陷入了内忧外患之中日渐衰落，最终在刘裕稳定朝局后发起的北伐中灭亡，刘裕也借此得到足够的资本取代东晋司马氏。


一、姚氏集团依附于东晋


“永嘉之乱”后西晋政局混乱，姚弋仲趁此内迁，“东徙榆眉，戎夏繦负随之者数万”①，据地自保，成为一方豪强。至此，姚氏由陇上迁到关中。


纵观此时的羌族姚氏，虽然军事上具有中原王朝不可忽视的力量，但只有很强的依附心理，没有政治上的独立意识，因而其虽自称“公”，却于不久后依附刘渊，姚氏在陇上豪强陈安和前赵之间反复选择，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此时姚氏所在部落，是羌族部落中最具实力的一支。石赵后期爆发梁犊之乱，石虎不得不请姚弋仲出山援助，梁犊之乱平定后，姚弋仲被封为“西平郡公”，奠定了姚氏集团在后赵统治中的地位。冉闵之乱更加剧了后赵社会局势的复杂性，面对后赵与东晋的有意拉拢，以姚弋仲为代表的姚氏集团不得不面临何去何从的政治抉择。在苻洪的儿子苻健占领关中后，姚弋仲不得不放弃其占据关中的想法，拥护石祇集团与冉闵作战。


东晋永和七年（351年），在先后投靠前赵、后赵之后，姚弋仲最终选择了归顺自己早已有意的东晋。十一月，晋以弋仲为为使持节、六夷大都督、都江北诸军事、仪同三司、大单于，封高陵郡公。其子襄亦为持节、平北将军、并州刺史，封即丘县公。②而在此之前，姚弋仲很早便有归顺东晋的意愿了。史载他常对自己的四十二个孩子说：“吾本以晋室大乱，石氏待吾厚，故欲讨其贼臣以报其德。今石氏已灭，中原无主，自古以来未有戎狄作天子者。我死，汝便归晋，当竭尽臣节，无为不义之事。”③虽然其中固然有出于政治考量投靠较强力政权的因素在，但也可见内迁羌族深受汉文化的影响，以汉人的晋室为正统，此时姚氏便与东晋有着紧密的联系。姚弋仲于受封第二年去世后，其五子姚襄继承了整个部族。想趁机发展的姚襄秘不发丧并占领了几座城池稳固下来后，开始大封诸臣，“以太原王亮为长史，天水尹赤为司马，略阳伏子成为左部帅，南安敛岐为右部帅，略阳王黑那为前部帅，强白为后部帅，太原薛讃、略阳权翼为参军。”①其中便有数位汉人，可见此时姚氏已经注重吸收地方汉族士人为己所用。


但是好景不长，不久被刚兴起的前秦苻生所败，以至于连姚弋仲尸骨也被苻生所得，不过出于尊重，苻生以王之礼将姚弋仲葬于天水。其后又再次受挫于前秦势力，姚襄自身也险些丧命。最终在东晋永和八年（352年）四月，姚襄率众投东晋，将自己五个弟弟去东晋给自己的封地上任后，独自渡淮拜会东晋重臣谢尚，一见如故，其后还曾在随东晋军队北伐时救助兵败的谢尚。依附东晋后，姚襄便一边结交东晋人士，以博而好学，能言善辩闻名，“江东人士皆重之”②，一边实行屯田，校兵练众，时而接受东晋征召而一同出兵。然而东晋也不是都对外族心怀善意，在姚襄归附后，东晋大臣殷浩便对于羌人姚襄在东晋行动过于自由而甚是忌惮，甚至于“频遣刺客杀襄”，“浩潜遣将军魏憬率五千余人袭襄”③，姚襄遣谋士权翼欲解除嫌隙而不得，两人由此交恶。随后殷浩趁前秦内乱出兵北伐，姚襄也被任为先锋随军参战。战事不顺之后，姚襄趁其不备起兵攻击殷浩，大获全胜后归盱眙，积极扩充军备，并向东晋朝廷遣使请罪，状告殷浩。与殷浩争权的东晋权臣桓温趁机上书责难殷浩，于是晋穆帝司马聃下旨罪责由殷浩承担，贬殷浩为庶人，借以安抚姚襄。


虽然此时来自东晋朝廷的威胁已暂消除，不过由于姚襄旧部出身北方，皆思北归称雄一方，不再受人掣肘，于是东晋永和十年（354年），姚襄选择了投靠消灭冉魏气势正盛的前燕慕容儁。不久，江西流民郭敞等千馀人执陈留内史刘仕，降于姚襄。④姚襄与东晋彻底决裂，东晋增兵边境以防不测。


东晋永和十二年（356年），趁着志在以洛阳为都的姚襄已然围攻洛阳数月，兵困马乏的时机，桓温发起第二次北伐，目标为收复旧都洛阳。洛阳势弱，姚襄自然优先对付桓温，双方于洛阳之旁的伊水处展开战斗，姚襄又一次战败，率麾下数千人仓皇逃走，桓温随后轻取洛阳。姚襄逃难当晚，便有数千百姓奔赴。传闻姚襄伤重不治，桓温所获俘虏无不挥泪，以此可见其所获民心。①对那个时代的百姓来说，与统治者的关系中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相互交叉，如果是能让平民安居乐业的统治者，因为理解和交流不足而产生的民族问题也就暂时性的让位于阶级问题等更加尖锐的矛盾。


在这一时期，东晋之所以接受姚氏集团，是出于几方面的考虑。一是想减少潜在的敌人，为北伐创造更好的条件。二是为了利用骁勇善战而又扎根北方的姚氏集团来为北伐出力，“谢尚、姚襄共攻张遇于许昌”②，姚氏集团先后数次随东晋出兵征讨北方。三是借授予姚弋仲、姚襄封号，展示自身对于北方各民族的恩抚，扩大东晋在北方地区的影响力，以求地方民族政权的归顺。


二、后秦立国后的相持阶段


前秦攻灭姚襄后，姚苌率众投降前秦，其后二十余年效力日渐扩张的前秦，在统一北方的诸多战事中多有功劳。期间前秦与东晋较为和平，这支羌族也就与东晋无甚联系。东晋太元八年（383年）淝水之战，导致此前攻灭了姚襄势力的前秦本族主力军遭到严重削弱，无力管控各地异族，各地方势力拥兵自立，姚苌也在其后自立为帝。此时前秦尚存，与后秦、后燕针锋相对。后秦也以平定关陇为主要目标，与东晋相对和平，直到后秦皇初四年（397年），姚兴平定关陇后，开始对东晋用兵，东晋弘农太守陶仲山、华山太守董迈向后秦投降，姚兴趁机进军陕城，随后攻占上洛郡并派遣其弟姚崇进军洛阳，因东晋河南太守夏侯宗之死守金墉城而无法攻破，于是转向攻陷柏谷，获得此地流民两万余户。


东晋隆安三年（399年），东晋内部政治斗争加剧，姚苌时从东晋叛逃至后秦的镇东将军杨佛嵩率军再次进攻洛阳，东晋朝廷未能支援，雍州刺史杨佺期求援于刚攻克后燕都城中山、日渐强势的北魏，试图利用北魏与后秦鹬蚌相争，“若其不守，与其使羌得之，不若使魏得之。”③拓跋珪犹疑之下仅派太尉穆崇率六千骑兵前往救援，北魏援军未至，洛阳已被姚苌攻陷。“洛阳既陷，自淮汉以北诸城，皆请降送任。”④东晋此时又受孙恩卢循起义的困扰，无力分兵北上。另一方面，姚兴因为时年多灾而降号称王后，派使者通好北魏。三方战事消弭。东晋隆安四年（400年），姚兴向东晋示好，将历战所俘的将领刘嵩等二百三十七人送还东晋。其后，桓玄遣使请求归还俘虏，姚兴又归还了何澹之。


东晋的内乱与后秦的日盛，让诸多东晋臣民选择投奔后秦，叛晋投秦的京兆人韦华曾对姚兴说：“晋主虽有南面之尊，而无总御之实，宰辅执政，政出多门，权去公家，遂成习俗，刑纲峻急，风俗奢宕。自桓温、谢安已后，未见宽猛之中。”①在其之后还有多位东晋太守、将军前来投奔，桓温之子桓玄掌控朝政，东晋先有襄城太守司马休之、中郎刘敬宣及高雅之送人质以求得姚兴的符信在关中募兵数千人，后有辅国将军袁虔之、宁朔将军刘寿、冠军将军高长庆、龙骧将军郭恭等投奔后秦得到姚兴重用，顺阳太守彭泉更是举郡降于姚兴。其中袁虔之认为“玄籍世资，雄据荆、楚，属晋朝失政，遂偷窃宰衡。安忍无亲，多忌好杀，位不才授，爵以爱加，无公平之度，不如其父远矣。今既握朝权，必行篡逆夺，既非命世之才，正可为他人驱除耳。此天以机便授之陛下，愿速加经略，廓清吴、楚。”②与姚兴所想相符，姚兴很是赞同。但经与北魏的柴壁之战，后秦元气大伤，又与西方后仇池国多有战事，后秦在这一时期隔岸观火，坐收渔利，利用东晋门阀士族间的内乱，得到了众多人才。


东晋义熙元年（405年），刘裕已基本平定了桓玄在东晋的残余势力，桓谦、桓怡、桓蔚等桓氏残党及之前送还的俘虏何澹之等逃奔后秦被姚兴无差别接收，刘裕在不满中遣使向后秦求和，随后又请求后秦归还所占的南乡诸郡，姚兴因不愿关系破裂再多树敌，不顾众臣劝谏下诏允诺，“天下之善一也，刘裕拔萃起微，匡辅晋室，吾何惜数郡而不成其美乎！”③于是割十二郡还于东晋。


同年，东晋安西府参军谯纵受侯晖、阳昧所胁迫，据蜀自立，自称成都王，次年，刘裕遣龙骧将军毛脩之、益州刺史司马荣期等讨伐谯纵，战事中途司马荣期的参军杀司马荣期自立，毛脩之退兵。其后屡受东晋威胁的谯蜀政权选择向后秦称臣，向后秦求前东晋大臣桓谦助其攻打东晋，桓谦亦自告奋勇前往，积极准备伐东晋事宜。其后，姚兴以谯纵为大都督、相国、蜀王，加九锡，赐以厚礼，对其十分重视；另一方面也从军事上多有支持，东晋义熙四年（408年），辅国将军刘敬宣派巴东太守温祚率兵两千沿外水进军，自己同益州刺史鲍陋、辅国将军文处茂、龙骧将军时延祖等率大军从垫江转道绕行。姚兴派平西将军姚赏、南凉刺史王敏率两万人救援，谯蜀辅国将军谯道福汇兵据险死守，东晋损伤惨重，被迫退还，刘敬宣也被免官。东晋义熙五年（409年），刘敬宣等人再伐，姚兴再遣援兵，一如义熙四年故事，经此之后，谯蜀由守转攻，谯纵命其荆州刺史桓谦、梁州刺史谯道福率两万兵马攻击江陵，姚兴受托派前将军苟林前往助阵。苟林屯于江津，桓谦屯兵枝江，因为桓氏一族在东晋属于名门大族常年镇守荆楚，在荆楚之地还留有许多过去的部下，甚至募得旧部兵士两万人，江陵城内也有人欲作内应，向桓谦汇报城内情况，一时军势极盛，东晋荆州刺史刘道规受雍州刺史鲁宗之增援与桓谦战于枝江，最终桓谦败亡，苟林畏惧撤兵，随后在巴陵兵败被杀。此后谯蜀势弱，东晋义熙九年（413年），刘裕于内乱消解后遣建威将军朱龄石统兵西伐谯蜀，攻陷成都，谯纵自缢，受后秦扶持用以对抗东晋的最大势力灭亡。


自刘裕权势日隆后，与刘裕不和的东晋人士也纷纷来投靠后秦避难，义熙元年（405年），荆州刺史魏咏之死，江陵令罗修与荆州前治中习辟疆、前别驾刘期公密谋造反，推被刘裕灭门的太原王氏遗孤王慧龙为盟主，未及行动，刘裕弟刘道规已受命赴任荆州刺史稳定局势，罗修与王慧龙放弃行动北遁，得雍州刺史鲁宗之资助逃往后秦。其后义熙六年（410年）六月，东晋王室司马国璠、司马叔璠、司马叔道投奔后秦，义熙十一年（415年），刘裕捕杀司马休之子司马文宝、侄司马文祖，发兵攻打荆州刺史司马休之，雍州刺史鲁宗之与司马休之共举义兵，后秦征虏将军姚成王和司马国璠以及北魏长孙嵩的援军未至，刘裕军队已攻破江陵，又各自撤回，五月，司马休之、司马文思、鲁宗之、鲁轨、鲁范等逃赴后秦。这一时期由于东晋孝武帝司马曜后皇权再兴，司马氏诸王与权臣的冲突严重，不敌权臣刘裕的王室成员们也选择了出奔后秦。“裕削弱王室，臣宗族有自修立者，裕辄除之；方为国患，甚于桓玄耳。”①


这一时期后秦对东晋的战略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后秦主力洛阳等地，扩大其在中原地区的势力范围，后秦处于一个上升期，众多东晋臣民也在此时归降后秦。第二阶段为后秦与北魏的柴壁之战之后，后秦遭受重大打击，扩张势头停顿，之后更是面对着西北各政权的威胁。东晋常年的内乱使得姚兴掉以轻心，对刘裕的实力过于轻视，“裕之轻弱，安敢窥吾疆场！苟有奸心，其在子孙乎？”①然而也未能集兵在内乱时对东晋施以重大打击，此时后秦更多是通过支持东晋内部分裂势力、派东晋降臣于边境骚扰的形式来打击东晋，但无论是起兵割据一方的谯蜀还是东晋内部其他叛军都未能对东晋造成毁灭性的打击，最终被东晋一一消除隐患，从内乱中缓和过来。


三、刘裕北伐


南燕作为后秦在东方的附属国，是后秦对抗东晋的盟友。鲜卑慕容氏和羌族姚氏在前秦时期便同朝为官有所来往，而南燕慕容超一家年少时身处后秦，在其掌权后后秦利用仍留于后秦的慕容超母、妻迫使慕容超称臣，后秦与南燕自此共进退。而东晋义熙五年（409年），刘裕对趁东晋内乱期间屡次骚扰边境的南燕用兵。后秦姚兴虽欲派兵援救，但陷于胡夏赫连勃勃发起的战争，刘裕也正是看准这点，面对姚兴的威吓十分从容，姚兴派去救援的一万军队最终也由于与赫连夏战事吃紧而被召回，次年，南燕灭亡，后秦在中原地区共同对抗东晋的势力消失，东晋势力再次进入中原，也为之后东晋发兵灭亡后秦埋下了伏笔。


东晋义熙十年（414年）姚兴病重、太子软懦，后秦也自此陷入了各皇子争权夺位的权力斗争中，姚兴在位时姚弼便多次意图篡位，最终被姚兴处死，姚泓即位后，又诛杀此前密谋作乱的南阳公姚愔、大将军尹元、安定太守吕超等，与齐公姚恢产生嫌隙。皇室相残的同时，地方异族也开始活跃，“并州、定阳、贰城胡数万落叛泓，入于平阳，攻立义姚成都于匈奴堡，推匈奴曹弘为大单于”②，又经受着后仇池国杨盛和胡夏赫连勃勃以及西秦的乞伏炽磐的骚扰，杨盛攻陷祁山，斩杀前来救援的上邽守将姚嵩、陇西太守姚秦都、略阳太守王焕；赫连勃勃攻陷上邽和阴密，斩杀后秦秦州刺史姚军都及五千余将士。而另一方面东晋朝局平稳，刘裕在朝中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东晋已无人有实力与他争权，刘裕离接受东晋皇帝的禅让还需要更为重要的战功来证明自己，北魏政治家崔浩就向北魏明元帝拓跋嗣指出“裕克秦而归，必篡其主”①，相互接壤、多有骚扰又处于内忧外患的后秦自然是其最合适的目标。


在刘裕率军一路顺利北进，多位太守望风而降之时，后秦依然没有停止内斗，北地太守毛雍据地自立，被征东将军姚懿平定，李闰镇将姚宣、姚佛生不知毛雍失败，欲借此机会图谋不轨，被东平公姚绍斩杀。面对东晋军势，姚泓因不信任姚恢而未将其部众召集以一同抗敌。


东晋义熙十二年（416年）十月，刘裕军进逼洛阳，姚泓派越骑校尉阎生领三千骑兵、武卫将军姚益男率一万步兵前去支援。但此时不少后秦官员已有异心，镇守洛阳的后秦征南将军姚洸手下司马姚禹、主簿阎恢、杨虔私通东晋名将檀道济，劝其出城迎击，最终被东晋军队击破，后秦援军未及至，洛阳姚洸投降。


在东晋占领洛阳后，后秦征东将军姚懿受其司马孙畅蛊惑，不顾众臣劝阻举兵欲攻入长安，四处招兵，“临晋数千户叛应懿”②。姚懿被擒后，东晋义熙十三年（417年），齐公姚恢又起兵，“时征北姚恢率安定镇户三万八千，焚烧室宇，以车为方阵，自北雍州趣长安，自称大都督、建义大将军，移檄州郡，欲除君侧之恶。扬威姜纪率众奔之。”③姚恢未能接受姜纪的建议奇袭常安而是步步为营，最终姚泓从前线急招东平公姚绍与之对垒，抚军将军姚赞也留宁朔将军尹雅镇守潼关，自己率大军归还长安，最终姚绍与姚赞联手攻灭姚恢，而此时，东晋已经逼近潼关。同年三月，东晋冠军将军檀道济、平北将军沈林子放弃攻蒲坂而与后秦鲁公姚绍在潼关展开激战，后秦败退，损失数千人，于是选择婴城固守，以武卫将军姚鸾及东平公姚赞分别轻兵断东晋粮道水道，都被东晋击败，姚鸾阵亡。双方陷入僵持。


作为当时实力最大的三个政权之一的北魏，面对其他两个政权的大战自然不能置身事外，后秦向结姻亲之盟的北魏求救，刘裕也想要借北魏水道以求水陆双线并进发起最终攻势。北魏明元帝拓跋嗣忧心东晋会趁机进攻北魏，且顾及后秦姻亲之盟，不顾博士祭酒崔浩的建议派司徒长孙嵩率军屯兵清河北岸并不时骚扰，最终被刘裕击败，北魏遂远远尾随，不再进攻，东晋得以水陆共进。


东晋义熙十三年（417年）七月，姚泓亲自引兵出征，被作为疑兵的沈田子突袭兵败退还灞上。龙骧将军王镇恶率水军经渭水前往长安，先后击败恢武将军姚难、镇北将军姚强以及后秦皇帝姚兴，攻入长安。“癸亥，泓将妻子、群臣诣镇恶垒门请降，镇恶以属吏。”①后秦灭亡。


四、后秦灭亡的思考


纵观刘裕北伐后秦的前前后后，刘裕之所以能成功灭亡后秦，一方面由于姚兴宠爱幼子导致储位之争，各王子意欲夺位，太子姚泓能力不足，在面对刘裕北伐时又在战略战术上屡屡出错，分兵防范胡夏等政权而未能全力抵抗，率大军而被沈田子轻兵击溃；另一方面，东晋自淝水之战后北府兵日渐强势，战力极强，名将辈出，刘裕将政敌基本消灭或逼逃，内部安定。这两点也是被学术界广泛认可的观点，北魏大臣崔浩就曾说过“昔姚兴好事虚名而少实用，子泓懦而多病，兄弟乖争。裕乘其危，兵精将勇，何故不克！”②


除此之外，这也与两方政权的民族成分有关，汉魏以来各民族内迁，文化、利益冲突加剧，到了东晋十六国时期，没有一个能够相对平衡各民族矛盾的强力政权，各民族有能力有野心的人才辈出，纷纷想建立一个代表本族利益的政权。而后秦地处中原，国内民族成分复杂，各民族杂居，民族关系问题一直是一个重点问题。先后有乞伏乾归和赫连勃勃拥兵自立，南凉的秃发傉檀也在归附和叛变中反复，后秦内部还有多次被镇压的起义，如并州匈奴人和李闰镇羌民等。而在东晋得以全力伐后秦的同时，后秦盟友北魏也深受柔然的困扰，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北魏对后秦的援助。北方的民族问题困扰着众多的民族政权，让北方长期陷于分裂动荡的局面，也使得东晋能够有充足的时间稳定内部矛盾。前秦在短暂的统一北方后，由于过度急于求成，在内部各民族矛盾还没有消化的时候发动淝水之战，最终在溃败后各族势力纷纷起兵重新分裂，后秦等政权也由于其他民族政权的掣肘而无力对东晋发起大规模进攻，而刘裕在灭亡后秦后面对后秦领土上着各民族纷繁复杂的局面，虽能在进攻时得到当地汉民的帮助，却也会在占据时受到其他民族的抵抗，“关中华戎杂错，风俗劲悍；裕欲以荆扬之化施之函秦，此无异解衣包火，张罗捕虎；虽留兵守之，人情未恰，趋尚不同，适足为寇敌人资耳”①，还由于忧虑南方朝廷无力加以巩固，最终直到隋朝才最终有实力一统南北。


第二节后秦与东晋在文化上的关系


羌族后秦立足中原，就势必会与汉文化产生紧密的联系，而在十六国时期，汉族文明对于羌族而言，是十分先进而有吸引力的，汉文化对羌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后秦的很多政策也因此而产生。另一方面，后秦受汉人的影响接触佛教，对佛教的传播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僧侣数量众多，以鸠摩罗什为主的僧侣们进行了大量的佛经翻译，这些重要的佛经典籍得以在中国广泛流传，东晋也因此受益。同时由于一系列交流融合的加深，羌族也同其他少数民族一起对汉文化中一些逐渐陈腐的理念产生冲击，比如对于其他民族的看法，并最终形成了隋唐时期那种兼容并包的思潮。但另一方面，接受汉族文化虽然使后秦在姚兴统治时期文化繁荣，但佛学的兴盛也占用了后秦的国力，在那个分裂混乱的时代大规模的佛教活动、寺院建设等等自然会影响到国家军事方面。


一、后秦儒学的发展及影响


早在姚弋仲时期，姚氏集团就已经深受汉文化的影响了，“吾本以晋室大乱，石氏待吾厚，故欲讨其贼臣以报其德。今石氏已灭，中原无主，自古以来未有戎狄作天子者。我死，汝便归晋，当竭尽臣节，无为不义之事。”②而早在东晋名将祖逖之弟祖约在苏峻之乱失败后率众投降后赵时，姚弋仲曾向石勒进谏：“祖约残贼晋朝，逼杀太后，不忠于主，而陛下宠之，臣恐奸乱之萌，此其始矣。”③石虎篡位时，姚弋仲更是借故称疾，其言谈举止中都透露着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忠义概念。姚苌临死前，也告诫其继承者姚兴：“有毁此诸人者，慎勿受之。汝托骨肉以仁，接大臣以礼，待物以信，遇黔首以恩，四者既备，吾无忧矣。”①姚兴之母虵氏死后，姚兴不思朝政，朝中商议依照汉魏以来的习惯，既葬即吉，尚书郎李嵩就谏言请求遵从先王姚苌孝治天下的遗训，身着丧服，为天下表率，姚兴从之。乃至姚兴之子姚泓“孝友宽和”，“泓受经于博士淳于岐。岐病，泓亲诣省疾，拜于床下。”②，在对继承人的教育上，后秦姚氏历代都体现着儒家思想的内涵，渗透着忠、孝、仁、义、尊师重道等理念。


而除了在继承人的培养之外，后秦立国后，自然也就从国家的高度上推广儒家学说，姚苌在位时立太学，“百姓年七十有德行者，拜为中大夫，岁赐牛酒”③。同时积极招揽儒生，任用古成诜等参与朝政。


到了姚兴统治时期，对儒学的重视程度更是在十六国时期的君主中数一数二。姚兴在尚未即位前，镇守长安之余，就时常与太子中舍人梁喜、太子洗马范勖讲经论道，不因战事而荒废学业。在位时，每每在闲暇之时将大儒请至皇宫内讲授学识。凉州人胡辩在洛阳讲学，关中地区的年轻人都纷纷前去求学，姚兴下令：“诸生谘访道艺，修己厉身，往来出入，勿拘常限。”④让儒生自由出入关隘，前往长安、洛阳求学的儒生可达上万人，手下官员如给事黄门侍郎古成诜、中书侍郎王尚、尚书郎马岱等等，都因为文章雅正，得以参与国家大事，掌管机密。其中古成诜更曾评论服丧期间弹琴饮酒的韦高说：“吾当私刃斩之，以崇风教”⑤，韦高畏惧逃匿，终生不敢再见古成诜。由此可见，在官员的任用上，儒家思想可谓是姚兴的一条很重要的标准。这一标准直到姚泓也依然遵从，尚书王尚、黄门郎段章、尚书郎富允文等人都因熟知儒学而得以任职。


姚兴在重儒的同时，也重视国内律法的教育和施行，在长安建立“律学”，召集各郡县里闲散的官吏讲授法律知识，学成之后再回到各郡县断案判决。姚兴也常常亲自去参与断案审案，赏罚分明，当时始平太守周班、槐里令李因收受贿赂被处以死刑。在执法公正的同时，姚兴还简省法令，废除不合时情的刑罚，还下令亲戚之间相互包庇不会被治罪，姚泓时更是讲求宽和仁恕，“人情挫辱，则壮厉之心生；政教烦苛，则苟免之行立。上之化下，如风靡草。君等参赞朝化，弘昭政轨，不务仁恕之道，惟欲严法酷刑，岂是安上驭下之理乎！”①冯翊人刘厥造反，姚泓平定后仅仅处死刘厥，其余同党皆被释放，不去株连。何宁生对此评价说十六国时期各政权大都严刑峻法，多见肢解、车裂、族诛等而后秦却基本未见野蛮的死刑或肉刑。②在律法的制定施行中处处可见儒家文化的影响，对后秦民族冲突的缓和有着积极作用，但同时这种宽仁的思维也放纵了秃发傉檀、乞伏乾归和赫连勃勃等人的野心，致使他们最终成为后秦心腹大患，严重威胁了后秦的稳定，和优待姚苌和慕容垂的前秦皇帝苻坚一样，最终毁于内忧外患。


在国内经济的发展上，姚兴也十分重视农业，关怀百姓。十六国时期战乱频繁，民不聊生，百姓迫于战乱丧失生计，有很多人甘愿为奴以求生，“百姓请出城乞为夷虏奴婢者日有数百”③姚兴因此“班命郡国，百姓因荒自卖为奴婢者，悉免为良人。”④姚兴还不断招收各地流民，诸多百姓得以安定下来，从事因屡遭战乱而荒废的农业生产。与此同时，姚兴十分节俭，身为帝王，所乘车马没有金玉装饰，并下令百姓不得服装奢侈，祭祀铺张。所有的这些举措，都对封建社会经济的复苏和社会的稳定以及人力、物力、财力的增长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总之，在后秦治国的方方面面，我们都可以看到汉文化儒学的影响。后秦羌族在长期的同汉人的交流中吸收了大量的知识，在前代少数民族统治者们的经验基础上，以崇儒为国策，提高了本族的文化修养，削弱了羌汉两族之间的隔阂，也获得了众多的人才，对其维护统治有着极重要的作用。


二、后秦与东晋佛教上的交流及影响


后秦虽然同东晋常起战端，直接冲突或间接冲突不断，但是，民众之间和平往来、贸易沟通和文化交流并没有断绝。佛教典籍的传播和理论的探讨在相互之间诸多交流中尤为突出。佛教通过往北经西域以及南方由海路传播两种方式，在传入之后都受分裂割据的影响较小，经过充分的传播交流，因此，南北方关于佛教的理解也大致相同。后秦同东晋双方与佛教有关的交流传播很是频繁，互相影响很大，通过鸠摩罗什学说的迅速传播到东晋便可见一二。


后赵时石勒以佛图澄为国师，让他参与朝政，提出佛同为异族之神，应该一起供奉。佛图澄的弟子释道安在前秦时也得到了苻坚的大力支持。姚氏先后归顺的政权都支持佛教，很早就已经同佛教有着紧密的联系；另一方面，释道安在前秦灭亡往来于南北，所收的弟子也遍布于南方。这也表明，在后秦建立之初，双方的佛教文化基础就趋于一致并紧密相连。


双方有关佛教的密切联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从东晋太元十年（385年）后秦建立到鸠摩罗什入长安的东晋隆安五年（401年）共17年时间里，为后秦与东晋佛教的发展的初始期，此时，双方佛教的发展具有相同的信奉基础。在姚苌占领长安之时，长安局势混乱，大批僧人南行投靠东晋，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释法和及僧伽提婆。前秦灭亡后，二人曾率领弟子共入洛阳。洛阳此时已由东晋收复回来，地处后秦和东晋的边界地区，既有利于招集关中僧众，又能与东晋庐山等地的僧团保持密切联系。释法和曾入东晋传教，故而与南方高僧有旧交，僧伽提婆则是印度高僧，这使得他们不论南北都有很大的影响和号召力。二人于洛阳讲解、翻译和释疑释道安所译经书，而当时南方也有大量僧侣研习释道安译本，因此，二人在此地的讲佛也吸引了众多的关中及南方僧人，使洛阳一时成为南北僧人聚集之地。二人在此停留了四、五年，二人分道讲佛则是在姚兴王秦之前的东晋太元十六年（391年），姚兴即位后，对佛法的重视更胜前代，于是释法和入关，僧伽提婆渡江，洛阳法场一分为二。而姚兴在关中大兴佛法期间，吸引了大批东晋僧人赴会讲佛，众多高僧不远万里而来，居无定所奔赴各个法会。在他们脚下，几乎不存在关河阻碍和国疆分隔，可见许多僧人有虔诚的信仰，为了学法和弘教而不畏艰险，风餐露宿，南北僧人常有来往。据《高僧传·释僧肇传》记载，释僧肇在关中享有盛名，而当时关外洛阳等地东晋的僧人纷纷前往论辩，他们与释僧肇的论辩加深了后秦与东晋间佛法的联系。也正是这种联系，使得鸠摩罗什与东晋慧远高僧互相仰慕，并且鸠摩罗什在给东晋慧远的信中也对慧远赞赏有加，这正是南北长期密切联系的结果。


其后，东晋隆安五年（401年）姚兴消灭后凉后，重新开通了与西域的联系，并且迎鸠摩罗什入长安，以国师之礼待之。姚兴统治时期，后秦国势极盛，西域高僧携经持法，聚于长安，长安成为新的佛法宣传之地，后秦与东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东晋元兴三年(404年)，“刘裕遣大参军衡凯之诣姚显,请通和,显遣吉默报之,自是聘使不绝”①。后秦同东晋的和平相处，更推动了两方之间的佛教交流，东晋名僧慧远和鸠摩罗什为代表的双方僧众频繁书信往来，谈经论道，互相传阅著作等。后秦弘始四年（402年），后秦左将军姚嵩书告知慧远鸠摩罗什身在长安的消息。次年，慧远寄信联络鸠摩罗什，不仅赠送袈裟，表达对其的仰慕，还敦促鸠摩罗什翻译佛经，鸠摩罗什也回信表示愿与慧远交流佛法思想。此后，两位南北领袖，终其暮年，一直保持书信联系。在两位高僧的通信中，慧远常常向鸠摩罗什请教问题，且以鸠摩罗什的观点为准，后人将慧远对鸠摩罗什的问答整理编成《大乘大义章》。此外，庐山人刘遗民，释慧持，建康人王谧也和关中有书文往来。据《释慧持传》载释慧持“罗什在关，遥相钦敬，致书通好，结为善友。”并且，除了高僧之间的书信往来，僧人间的直接来往也很活跃。因此，于长安所翻译也很快便传至南方。如后秦弘始七年（405年）鸠摩罗什译完《大智度论》后，后秦统治者姚兴便遣人送给慧远作序，慧远也抄其要义，创造出《大智论抄》。而南方慧远等人的著作也传到长安，如慧远和刘遗民的念佛三昧咏传到长安后曾风靡一时。慧远对长安的译经事业也有影响，如《十诵律》一书，就是在慧远派弟子昙邕向鸠摩罗什提议翻译的。②鸠摩罗什定居长安后，东晋僧人到长安向其学习，并在学习过程中参与译经，回到东晋后对东晋境内百姓进行弘教，成为此时后秦与东晋佛教交流上的又一个重要方面，代表人物主要有竺道生，释慧睿等。与第二阶段的僧人相比，这批僧人在参与鸠摩罗什译经以及南传鸠摩罗什思想上做出更加重要的贡献。他们怀着强烈的求知欲前往后秦学习，对佛法的领悟较为通彻，例如《高僧传·竺道生传》里曾有记载竺道生在长安求学，后宣讲佛法，因其宣扬众生皆有佛性而受众人推崇。


后秦弘始十五年（413年），鸠摩罗什亡于长安，周边的战事使得后秦无力再坚持弘扬佛法花销，长安的译经活动陷入停滞。但此时东晋鸠摩罗什的学说很受重视。直至刘裕北伐消灭后秦，僧侣们纷纷南下，最终将鸠摩罗什的学说移植于东晋，此阶段较有代表性的僧人有释道融和释僧嵩等。如据《高僧传·释慧远传》记载释道融在彭城宣讲鸠摩罗什学说门徒众多，创作有《法华》、《金光明》、《维摩》等义疏，这些人到达东晋后，大都盛弘鸠摩罗什的学说，在佛法宣扬上做出了突出贡献。鸠摩罗什的学说，原本流传于关中，因后秦与东晋的相互交往以及这些南渡的僧人，鸠摩罗什的学说得以在南北方大规模的弘扬。


后秦与东晋在佛学上的交流与发展，对后秦国内外的民族矛盾有一定的缓和作用，促进了民族融合的进行，也推动了佛教在中华大地上的传播发展，姚兴编制了僧人的名册，创立了一套完备的僧官制度来管理僧侣，这套制度影响深远，也对南方汉人朝廷有着借鉴意义。“自此，僧官便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出现了，以后各代王朝都设有僧官。”①同时在那个年代，僧侣中也有许多入世之人，如早在姚襄时，其身边就有僧侣出谋划策，“沙门智通固谏襄”②，注重佛法也使得后秦能够获得不同民族的人才对其的支持，巩固其统治。但另一方面，在那个战乱频仍的年代中，一个政权对文化方面的大量投入势必影响到军事投入，后秦在后期内忧外患中便不能再大力弘扬佛法，后来正因为参考了后秦因发展佛教带来的经济问题，北魏基于为国家提供大量的资金和人力的考虑甚至于后秦灭亡二十一年后采取了灭佛行动。

姚波

结语


纵观后秦时期的民族关系，其主要以怀柔安抚作为出发点，不管是向其投降的河陇诸政权统治者，还是东晋、北魏等政权内投降的将领、高官，后秦均对其礼遇有佳，一方面授予其高官厚禄，另一方面，对于投降的其他民族人士表示充分的信任，不断给予他们建功立业的机会。这种民族关系处理的方式促进了各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且这种融合不是单方面的，而是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融合。在政治上，其东征西讨的处理民族关系的方式实际以“大一统”思想为基本方针，使得各民族政权并立的十六国时期的分裂割据局面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将降服其他民族政权的人民迁徙到关陇地区，这一方面有利于将该民族进行分散，使得该民族与其他民族杂居，另一方面有利于关陇地区经济的发展、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在文化上，后秦以东晋文化为尊，统治阶层提倡儒家文化的继承与发扬，以至于后秦内部自上而下对汉文化的学习趋于狂热，而这一潮流被周边少数民族纷纷效仿，使各民族间的文化差异逐渐缩小，同时各族的封建化水平也不断提高，直接促进了民族融合的发展。同时，后秦对佛教的看重，对以鸠摩罗什为代表的佛教精英的重视，对佛经、佛理的提倡有利于利用宗教影响力实现各民族的交流与交往。后秦统治阶层身体力行的信奉佛教更给各民族人民提供范例。


总结起来，后秦对处理民族关系的贡献可分为三点：
一，通过推广儒家文化与佛教文化，促进民众间的交流，形成较和谐的环境，缓和了民族矛盾。
二，创办了比较完备的僧官系统，以此来管理宗教，让宗教更好的为国家安定做贡献。
三，后秦在对待周边弱小的民族政权时比较宽容，在占领之后没有进行屠杀，而是对民众进行安抚，推动当地经济恢复，即使面对河陇地区时叛时降的政权没有扩大打击面，对后世处理周边弱小民族政权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后秦一味对各民族政权实行怀柔安抚的政策却对其权力的实施范围与力度不加限制，造成各民族上层人士不仅直接参与后秦中枢决策，还掌握了一定军政的局面，这也是后秦政局内部不稳定的原因之一。姚苌、姚兴对于少数民族上层的优厚封赏并没有使得他们对前秦忠心不二，相反的，以忠心为表象暗藏着等待机会复国的野心。后秦虽然有分散各少数民族的决心，但终归治标不治本，徙民措施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各降服政权内部原来的社会组织形式，仍由其原来首领统治的策略更是为后秦后期的灭亡埋下隐患。对于所降服的区域，后秦统治前后的策略出现偏差，前期尚能采取积极的政策，推动降服区域对后秦的认同。但是，后期因一味重视征伐而疏于经营建设，不能为各民族的融合提供条件，这也是其民族关系处理方式中所存在的问题。


后秦作为十六国时期中原地区十分重要的政权，其建立至毁灭都伴随着在那个时代至关重要的事件。在那个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交流碰撞融合的时代里，羌族这个古老的民族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纵观整个羌族后秦兴起衰亡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从姚弋仲时期开始，羌族就与各民族有着密切联系，其中，汉族对内迁羌族有着很大的影响，以姚弋仲为代表的羌族上层人士汉化程度很是明显，使得其不仅在政治制度，而且在思想文化上都体现出儒家文化的影响力，为其后统一局面的出现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后秦利用民族矛盾而建立，又在民族矛盾中灭亡，其与周边民族政权或和或战，以战为主，其自身实力的变化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其它民族政权的实力以及地理位置的独特性等也是影响后秦与其他民族政权民族关系的重要因素。另外，后秦在处理民族关系时所采取的以“怀柔安抚”为出发点的民族政策对十六国时期各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后秦的这一政策成为其覆灭的直接原因，所以，全面客观地评价后秦与各民族政权间的关系才能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十六国时期的历史。

姚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