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燮与钱澄之交游考述

姚波

姚文燮与钱澄之交游考述

朱素芬，江小角

（安徽大学历史学院，安徽合肥230039）

[摘要]姚文燮是清初官员、学者，出生于桐城望族麻溪姚氏，诗文书画皆闻名当世；钱澄之为明遗民、里中宿儒，二人相差15岁，属忘年交。姚文燮自幼与钱澄之交流诗文，中年建宁为官时又与钱澄之在他乡相遇，晚年时二人同居里门，因此，与钱澄之的交游贯穿着姚文燮的一生。明清易代之际，清廷汉臣的姚文燮与不仕清廷的钱澄之之间的交游，既体现了桐城地区以文会友的文化生态，又体现了清初士人入世、隐逸的异向价值。


[关键词]姚文燮；钱澄之；交游


[中图分类号]K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1102（2024）04-0033-04



收稿日期：2023-11-27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校协同创新项目（GXXT-2021-013）。
作者简介：朱素芬（1989—），女，安徽合肥人，安徽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江小角（1963—），男，安徽桐城人，安徽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桐城派。


原载：池州学院学报2024年08月第38卷第4期

姚波收集录出，以原文为准


明清时期，桐城文化鼎盛一时，这与桐城望族的兴起以及桐城士人间的世代交游密不可分。其中，姚文燮与里中宿儒钱澄之因在诗文上的共同旨趣而建立了终生的友谊，彼此之间交游密切。目前关于姚文燮的研究，多集中在其诗画方面，对于其交游的研究尚未涉及，而关于钱澄之的交游学界已有较多的研究成果，但关于其与姚文燮之间的交游还未见探究成果。二人一为清初官员、一为明遗民，互为知己，考察二人的交游，既体现了桐城地区以文会友的文化生态，又体现了清初士人入世、隐逸的异向价值。




姚文燮（1627-1692），字经三，号羹湖，又号听翁，晚称黄蘖山樵，清初官员、文学家、书画家，江南桐城人。顺治甲午举人、己亥进士，仕宦于康熙朝，历任福建建宁府推官、直隶雄县知县、云南开化府同知，为政有声，入《清史稿》“循吏传”，晚年隐居桐城龙眠山黄檗岭，卒年六十六。官员身份之外，姚文燮喜诗文书画，施闰章称其“挥毫染翰，驰骋挽强，无不欲一空古今所为”[1]卷首序，马其昶评其“干才优裕，兼娴文雅”[2]250。现存作品有《无异堂文集》《薙簏吟》（《羹湖诗选》）及《昌谷集注》。钱澄之（1612-1693），原名秉镫，字饮光，号“西顽道人”，江南桐城人。少以名节自励，是时复社、几社始兴，其与方文、方以智为邑中主坛坫者；又与陈子龙、夏彝仲联云龙社，以接武东林。明亡，追随南明小朝廷，后因忌者众而乞假归里，结庐先人墓旁，环庐皆田，自号“田间”，终不仕清，卒年八十二。


姚文燮与钱澄之一生均游历四方，交游甚广。关于二人的交游，姚文燮自言“余发燥时即受道人知，以余可言诗也，与为忘年交”[1]卷二16，而钱澄之有言，“仆于其发燥时，即以国士相许，而尊公于词坛竞起，独于仆有私好焉。吾乡不足论，即四海相知，屈指有多人哉？”[3]490-491可见，姚文燮自少年至终老，与钱澄之的交游贯穿其一生。


1里门共酬唱


姚文燮与钱澄之能成为忘年交，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二人对诗文学术的共同追求。姚文燮出生于望族之家，古时望族之间喜通婚，就姚文燮来说，自小便深受家学的熏陶，他说“余儿时习见先君子与舅父坦庵公相酬唱，稍长悉授以法”[1]卷十一94。姚文燮的母亲为桐城桂林方氏之女，有学者认为：“家学除了从祖父辈、父辈（包括伯叔系列）处传递给晚辈这一来源之外；从祖母、母亲那里，也有家学的另外一个来源，相对而言，它有充实和更新之功。”[4]57在如此文化氛围下成长的姚文燮，六岁便能诗，“十余龄即妄以能诗从前辈游”[1]卷一10。


明末社会动荡，1644年的“甲申之变”，明政权轰然倒塌。年富力强的钱澄之忠于故国，跟随南明小朝廷，一路南逃，后因党派纷争而流亡闽粤近十年。顺治八年（1651）底，历经国难家难的钱澄之回到桐城，改号“西顽道人”，在先人墓旁的废弃瓜田中结庐而居，名之曰“乐易堂”，覃心研《易》。而此时的姚文燮对于《易》的研究也颇有心得，如其兄长姚文然所言“吾弟谈易如数家珍，秘理元机遏于刻露矣”[1]卷一1。二人交流易学的场景，有记载的是在顺治十四年（1657），当时多在越地游历的姚文燮回到桐城，与邑中友人一同相聚于钱澄之城北的家中，此次杯酒论学的场景，钱澄之吟诗为纪：


吾衰人共弃，讲易是生涯。暂入华阴市，争迎处士车。
鬼诗姚合注（诗注：姚经三方注长吉诗），梧月戴逵家。
道院谈经处，秋来几点花。[5]诗集卷四12（其一）


正如诗中所言，此年姚文燮始注李贺（昌谷）之诗。李贺诗多感讽诽怨，当世忌之者众，后世有“鬼才”之称，其诗亦称“鬼诗”。清代是我国古代文化集大成之时代，清人素有注诗传统，作为有“诗史”之称的杜甫的诗文，当时注者甚多。姚文燮家学是宗杜甫的，而其之所以注李贺之诗，在于他认为“昌谷余亦谓之诗史也”[1]卷一5。


此注一成，姚文燮即请钱澄之过目，并托其作序，钱氏言其“旁引曲通，直令字无虚设”[5]文集卷十六5。顺治十七年（1660）《昌谷集注》于吴门初次刊刻，便引发极大反响，一时洛阳纸贵，时人王猷定评之曰“文字透彻痛快，真长吉知己也”[1]卷一6。康熙二年（1663），姚文燮通籍后为官建宁，建宁下辖建阳，为当时著名的刻书之乡，当地人请其重刻《昌谷集注》，姚文燮遂对前刻本重加校订批点，刊刻前再请钱澄之审读。而钱澄之适逢著庄子之《南华》七篇初成，深感于注书之难难于著书也，因此能以己心度友人之心，道出姚氏此注的用心，乃“非癖昌谷也，姚子之意盖以见古人之称诗，虽险僻如昌谷，其大者固无以异于少陵也，盖欲以忠爱概天下之诗教也”[5]文集卷十二20。


顺治十六年（1659），姚文燮中进士，钱澄之吟诗颂曰：“文章早识无双士，科甲连争第一人。作吏锋芒应蹔敛，传家清白岂辞贫。知君出造苍生福，利弊先蘅桑梓民。”[5]诗集卷六4诗中既有对友人才学的欣赏，更有如父兄般的叮咛，唯恐友人年轻气盛，而有所闪失，同时勉励其为官一方、造福苍生。


古时有俞伯牙与钟子期知音之谊，而钱、姚二人的友情也正如钱澄之所言“仆与尊公交情，所谓相知以心”[3]512。作为后生之辈的姚文燮能得到钱澄之的赏识，自然是十分珍视的，而其对钱澄之的诗学才华，也是心生景仰。从庚寅年跟随任龙泉训导的父亲一同前往越中，此后十年姚文燮多游历于吴越等地。当时的吴越多名士，姚文燮也得以结识如朱彝尊、宋琬、蒋超等名流，其在酬唱之时，常将自己所抄录的钱澄之的数百首诗文与众人交流，而时人因慕钱氏之文名，竟以致“竞相传写楮獘墨漶至不可读”[1]卷二16，如此也使姚文燮萌生将钱澄之的诗文刊刻以流传后世的愿望。


对于友人极力推荐自己之举，钱澄之得知后，曾作诗一首致谢蒋超，句首即言：“明君昔向越州游，把我诗篇咏不休（同邑姚经三，与公在越东，索观予诗，谬加赏叹）。”[5]诗集卷十七13徐乾学在为钱澄之诗集作序文中也有所提及：“三十年前桐城姚经三尝手一编示余，为其同里钱饮光先生所撰《田间诗集》。”[6]卷二十22这些都是姚文燮推崇钱澄之的明证。


顺治十八年（1661），姚文燮结束越游，自吴兴（今浙江湖州）返回桐城，其意图付梓钱澄之诗文的想法与里中友人左国棅、左国材之愿不谋而合。对于此诗集刊刻的契机，钱澄之自言“儿子法祖间取十年来所有诗，汇成帙号《田间集》藏诸家”。然而历经磨难的钱澄之诗文中不乏过悲之作，考虑到时代因素，二左子删其过悲者。待姚文燮归来时，他所见到的《田间诗集》已是删后之作，姚氏只能一面遗憾于田间之诗存之甚少，一面也感于诸子之爱田间之至。待到康熙元年（1662），姚文燮将此版田间之诗付梓，此集便是流传后世的十卷本的《田间集》。


除了互相欣赏对方的才华，姚文燮和钱澄之还共同致力于乡邦文献的整理，并由此开启桐城诗文集编纂的先河。顺治十五年（1658）冬，钱澄之和钱谦益在金陵长干寺中夜谈，钱澄之感于钱氏所辑《国朝诗选》中龙眠诗登载者寥寥，遂“慨然有龙眠诗学之选”[5]文集卷十六6。


还乡之后，钱澄之便发动诸乡友搜集前辈遗稿，但效果不尽如人意。翌年，姚文燮成进士归里，得知钱澄之编选龙眠之诗，认为此举是自己早有之志，于是“征选诗传诸稿麇集姚子”[5]文集卷十六6。此时，姚文燮还只是一介清贫书生，出于对桐城乡邦文学的热爱，撰写《龙眠诗传征录引》，主动奔走于城乡之间。起初，姚文燮和钱澄之分别独自编辑《龙眠诗传》和《龙眠诗选》（也称《龙眠诗录》）。非常遗憾的是，《诗传》的刊刻因二人对所选诗文标准存在分歧而未果。关于《龙眠诗传》的体例，方孝标所作《龙眠诗传序》中记述一二，“见其人，则自吾祖断事公而下，以迄列代之名儒硕辅，为诗者无不具载。而遗草散佚者，犹将博访，以补未备。其诗人各为卷，卷首各载小传，以纪其行事之本末。或编年，或分体，粲然在网，诚盛举也”[7]11。《诗传》虽未付梓，但其作为桐城乡贤诗歌总集编纂的开山之作，引领了后续龙眠诗文集编纂的风尚。


除了共同致力于诗文学术之外，二人也喜方外之学。身处明末清初三教融合的时代背景下，士大夫在功名之外，多有信仰佛道者。特别是钱澄之，在落魄归乡后改号“西顽道人”，以示自己避世态度，他在金陵结交高僧觉浪道盛，“自是晨夕往还”[8]己亥。此僧门下弟子众多，其中就有同为钱澄之密友的方以智。而此类交游唱和，姚文燮也常常参与，其有诗《觉浪大师贻我语录招晤天界西顽相期偕往以同舟人即发不得诣感赋》[9]卷五22。此外，其诗集中多首诗与“钱西顽”相关，都是这一时期与钱澄之交游时所作。


2他乡遇故交


康熙二年（1663），姚文燮前往福建建宁府任推官，与友人辞别。钱澄之作诗饯行，因福建为其抗清故地，如今友人前去为官，不免一番叮咛。翌年，钱澄之于新安遇沙县友人邓可权，诚邀其同入闽，再与老友相聚。这年秋末钱澄之抵达闽中，造访姚文燮的三山客署，并赠诗曰：“一别经旬雨，三山望不开。遥怜司李署，谁把论文杯。作客知予拙，逢人说尔才。几时辞幕府，岁晚共舟回。”[5]诗集卷十二20久别的友人在异乡相聚，欣喜万分，但转念又想到此地并不能久留，失落之余只能期待友人不再宦游时，才可以“岁晚共舟回”。


从康熙三年入闽至康熙六年冬回桐城，这期间钱澄之与友人多游玩闽中山水，值得一提的是，桐城方以智、江皋、吴道新等人，此时俱在闽中。康熙四年腊月，钱澄之于闽中生重病，至翌年上元节后病渐愈，意欲归里。其时，正值建宁府修志，姚文燮深知钱氏之史才，在征得友人同意后向上司推荐其入志局。是时建宁郡守程应熊，他对钱澄之赏识有加，邀请钱澄之留住闽中，便于交流。


康熙五年（1666），姚文燮四十岁生日之时，钱澄之为其祝寿，作《客建宁赠司李姚仲子经三序（时值其初度）》一文，文曰：


姚仲子初筮仕建宁司李，吾赠以诗曰，作吏锋芒宜蹔敛，传家清白岂辞贫……今至闽所闻皆无是也，其听讼也详，其事上也谨，其与僚友也忠，其遇属吏也恕。一城之内，文武和衷，军民安笃，则皆恃司李为之调剂焉。然后知君于政事不惟其才实有其学焉，然后悔吾向者之知君之不尽也[5]文集卷十六20。


因得认亲见姚文燮在任上的表现，钱澄之此前的担忧也烟消云散。也正是在此时，钱澄之在修志中遭遇掣肘，因志书涉及明清之际建宁籍的抗清忠节人物，钱澄之秉承“郡志乃国史”的理念，坚持秉笔直书，希望此类人物能在《节义传》中反映出来。但如此便涉及清朝忌讳，当局自然不会应允。对于此事，钱澄之作《建宁修志与姚经三司李书》，向友人阐明己意，他说：


久留芝城荷诸当事以郡志见委，固知出于足下之谬推也。足下见推徒以弟为能文耶，抑以其平生戆直之性，语言文字之间不肯假借以曲徇人耶？如有取其直也，则诸当事宜以听弟自率其直，不宜复有以挠之也！足下谓弟毋太认真，将欲弟委屈以从当事之意指而听诸纷纷者之陈乞耶？则与足下相推之本念大矛盾矣[5]文集卷五1。


史学家陈垣曾说过高寿遗民之难得，他在看到明遗民吴中蕃几乎晚节不保而最终悬崖勒马的记载时，发出如此感慨：“噫！遗民易为，遗民而高寿则难为。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老而嗜利，则有委曲迁就者矣。”[10]254钱澄之高寿而卒，终生保持气节，无怪乎其在此事上不可转圜，其“宁抗当事之指得罪于数人，不敢紊先贤之裔得罪于十数夫子也”[5]文集卷五3。史事关涉万代千秋，直书不成则信史难成，同样具有史才的姚文燮深知秉笔直书的重要性，其后来在主修《雄乘》（直隶雄县志）时，有言“邑志者记事之书也，就邑言邑，不敢僭于史”[1]卷六53，若不是鉴于当局压力，想必其定会坚决地站在友人一边。


关于志书的编纂，因新任太守就职，畏人言不肯继成其事。康熙六年夏，志书修成，仍未付梓，姚文燮有言“武夷紫阳为先儒倡明道学之区，遂于瓦砾榛莽间多所搜采，合一郡八邑阅两稔而手辑成书共数十卷，又奉裁言旋仅付太守孙公鹿园未及告梓”[1]卷六53。后来，府里将此版志书交由姚文燮，后藏其家。


康熙六年，姚文燮生日之时，钱澄之再作长诗一首为友人寿，并计划归里，冬日成行。而姚文燮也因这一年朝廷裁撤推官而离开建宁。


3晚岁意阑珊


康熙十二年（1673）冬，吴三桂谋反，拉开“三藩之乱”的序幕。时值姚文燮为官云南开化，拒不降逆，后假道北上，九死一生抵达京城，在京城逗留三年。康熙二十一年（1682），“三藩之乱”平定，姚文燮乞养回籍，在龙眠黄檗岭构屋，开始其隐居生活。


康熙二十二年，姚文燮长子姚士莱以监生拣选为漳州府通判[11]卷一二11[12]上册314，临行前，钱澄之写信鼓励，“今复远别，辄有一言，效诸左右：豪迈之概，稍宜节制；豁达之才，且蹔收敛。”对于友人之子，即便可能会被认为是迂阔之语，钱澄之也深感有教导之责。


康熙二十四年，姚文燮之溪上别业建成[13]上册313。钱澄之致信姚文燮，希望前去一睹友人山房之貌，但又碍于年老体衰，行动不便，未能如愿：


汗漫之游，遂逾半载，地主既去，虽到处逢迎，总无实着。旅食日久，客况益困，虽鹰老爪钝，而时事艰难，恐嘴距都无所用，从此游兴倦矣。但一椽未成，百口枵腹，游饥三载，负贷如山，逃责无地。求一穷山静舍，以避交谪之声，不可得也。苦甚！苦甚！闻溪上别业落成，徒付梦游。近来老态备见，入城甚艰，但闻车骑下乡，辄思把晤。咫尺蓬荜，不蒙一顾，岂鄙穷陬不足到耶？抑真恐以斗酒只鸡累故人耶？吾老矣，足下年亦不少，余生几何，能不急图聚会？[3]517


钱澄之晚年生活贫苦，为留存付诸多年心血的诗文集，孜孜乞求仕宦诸友资助刊刻生平著述，他在第二次从福建归里后，曾北上结交龚鼎孳、徐元文等名人显宦，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筹资之故，璱楼居士在《田间尺牍》后跋中说“《田间尺牍》四卷，皆肫肫于丐资刻集”[3]532。而这些对于已入耄耋之年的钱澄之来说，真是劳力伤神，但此等狼狈之事也只能向最亲近的好友诉诉苦衷。这年夏天，钱澄之得游黄柏山房，有感于山房构造之妙和友人生活之清雅，遂作《黄柏山居记》[5]文集卷十3以贺。


康熙三十年冬，姚文燮病重，钱澄之前去探望，此时的姚文燮“气貌如旧，但神智罔罔，不能识人”[3]488。对于姚文燮的病症，《桐旧集》中引用王士禛《居易录》中记载曰：“桐城友人姚经三，诗书画皆有名，年六十余，忽病不识字，医者不知其何症也。”[13]卷五67此年冬，时任编修的姚文燮次子姚士藟自京城归里照顾父亲，钱澄之在写给姚士藟的信中，嘱托其归里后，务必将其父的病情告知自己，而自己因年迈不胜舆马之劳，有约“俟水涨舟至孔城，力疾入城，当在四五月间”[3]488。翌年夏，姚文燮病逝。闻此噩耗，钱澄之悲痛万分，在给姚士藟的信中，天人永隔的痛苦力透纸背。他说：


突闻尊公之变，痛不可言……诙谐指顾宛其犹在竹叶间也。痛！痛！[3]490


此时，黄柏山房中的竹叶亭犹在，而友人已驾鹤西去，钱澄之回忆起与姚文燮在竹叶亭交游的情景，只存记忆，怎不神伤？而年迈的钱澄之也垂垂老矣，康熙三十二年（1693）九月初一日，钱澄之病逝于桐城家中。


4结语


明清易代之际，姚文燮与钱澄之情谊背后的文化价值并不止于文人之间的诗文交游，更体现了抛开政治立场的不同身份的两位儒臣惺惺相惜，但二人的交往并未受到身份差异的影响，这种差异下的交往在当时也是普遍存在的。与钱澄之同时期的全祖望在给友人的书信中曾言：“吾辈不能永锢其子弟以世袭遗民也。然听之，则可矣；又从为之谋，则失矣。”[14]卷三十13此说法可以作为当时遗民与官员交往的注脚，正如钱澄之，其自身拒绝出仕，但对好友姚文燮入仕，还是积极支持的，并希望其能为民作主，造福一方。


从空间上看，桐城地域狭小，但却有着“文献之邦”“诗文渊薮”的地位，可见桐城士人诗文学术间的往来是很频繁的，参看《龙眠风雅》《桐旧集》等桐城先贤的诗文，不难发现士人间多世代相交。而在时间、空间因素之外，钱、姚二人能成为挚友，很大程度上得归于二人在志趣上的契合。“性不工于宦，第求工于文章诗画”[15]卷五44的姚文燮，其作为桐城画史上的重要人物，孜孜以求地便是“诗情画意”的淡泊人生，而钱澄之于国难后便隐居乡间著书立说，有学者将其解读为“田园诗人”[16]100-112，称他有渊明遗风。由此可见，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受儒家之道的熏陶，心灵深处有着强烈的入世愿望，对现实、朝政有着一份难以割舍的执着与关注”[16]6，而桐城学人从自己的人生追求出发，在“入世”与“隐逸”中，做出合乎时势的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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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其昶.桐城耆旧传[M].毛伯舟，点注.合肥:黄山书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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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钱澄之.田间诗集[M].刻本.斟雉堂.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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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徐璈.桐旧集[M].杨怀志，江小角，吴晓国，点校.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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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江小角，方宁胜，朱杨.桐城文派史:上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21.

姚波

姚波

本文是对清初官员、学者姚文燮与明遗民钱澄之之间交游的考述。姚文燮出身于桐城望族，诗文书画皆闻名当世；钱澄之则是明末清初的遗民学者，两人年龄相差15岁，但建立了深厚的忘年交情。文章通过探讨两人之间的交往，揭示了桐城地区以文会友的文化生态以及清初士人入世与隐逸的异向价值。


通过对姚文燮与钱澄之交游的详细考述，展示了两人深厚的文化友谊和在明清易代之际的互动。他们的交往不仅体现了桐城地区以文会友的文化传统，也反映了清初士人面对政治变迁时的不同选择。尽管姚文燮作为清初官员，而钱澄之为明遗民，但两人的交游并未受到身份差异的影响，这种超越政治立场的友谊在当时具有普遍意义。文章的核心观点在于，姚文燮与钱澄之的交游不仅是个人层面的文学交流，更是桐城文化生态和社会价值观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