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娜｜姚燧碑志文研究

姚波

姚燧碑志文研究

白娜

山西大学·2024届硕士学位论文

二〇二四年六月

姚波收集录出，以原文为准


注释略……


中文摘要


姚燧是元初有名的文章大家，在当时享有“一代文宗”的美誉，由于其刚正不阿、直言不讳的个性以及其当时在文坛上的影响力，当时不少名公巨卿以得姚燧创作碑志为荣。碑志文是姚燧散文中的一个重要类型，占姚燧散文创作的41%。关于姚燧的研究集中在其散文、诗歌、文学理论研究，而关于姚燧碑志文的研究，只有关于姚燧墓志铭的专论文章1篇，因此关于姚燧碑志文研究仍有很大的开拓空间。本文试图从姚燧的碑志文出发，管窥姚燧的精神世界和碑志文的思想内涵及艺术成就。


第一章将姚燧的生平和碑志文的创作结合起来，将姚燧的一生按照其人生的关键节点，分为家学深厚、师从大儒的求学期，中年出仕、克尽厥职的为官期，辞官归乡、告病江东的归隐期。通过碑志文的关键信息，考证碑志的创作时间，力求以时间为轴，管窥姚燧各个阶段碑志文的创作面貌。


第二章通过将姚燧碑志文的书写对象进行分类研究，按照叙讼主体的不同，分为人物类碑志和非人物类碑志，人物类碑志又可细分为名臣良吏类、武官将领类、道教名流类、平民百姓类以及女性碑志类，名臣良吏类和武官将领类是姚燧碑志中最具华彩的两类，根据书写对象的不同又呈现出了不同的创作特色。


第三章深入剖析姚燧碑志文的思想内涵，认为其碑志表露了姚燧以大元王朝为正统的观念，但是也对元朝征战过程中的血腥进行如实反映，对那些当时历史环境下能够仁爱止戈、解民倒悬的历史人物高度赞扬。姚燧在碑志中反复表露其反对佛教过度盛行带来的与民争利等流弊，孜孜不倦地对丘处机等道教名流的仁爱止戈之行反复赞扬；为官多年的姚燧对元朝的官场生态有着很深的洞察和体悟，他在碑志中揭露了元朝官场的不良风气，生发出为官不易的慨叹，更是感慨保持世代功勋之家的不易，强调“种德”的重要性。


第四章从叙事艺术、人物塑造、结构艺术三方面分析姚燧碑志文的艺术特征，其碑志根据书写对象的不同，呈现出不同艺术特色，文官武将两类由于其事迹颇丰多呈现出赡而不秽、详而有体的创作面貌，而其他类碑志则采取宕开一笔、填补空阙的叙事策略。在总的叙事取材特征上，又呈现出了正中见奇、求新求变的特征。在人物塑造上，采用以语言刻画人物心声、选取典型事例突出个性特征、侧面烘托等手法，突出人物的风采。结构特征上突破“十三事”的传统，灵活求变，此外，将丧者的生年也载入碑志，丰富了碑志文的写作要素。另外，在子嗣情况上分书子女，更体现了其碑志“详赡”的艺术特色。


关键词：姚燧；碑志文；儒士；思想内涵；艺术创新

姚波

目录


中文摘要        I
ABSTRACT        Ⅲ
绪论        1
第一节选题缘由和研究价值        1
第二节国内外研究动态        1
一、关于姚燧其人及其作品《牧庵集》的考证和研究        2
二、关于姚燧的文学思想、文学理论的相关研究        4
三、关于姚燧文学创作的研究        5
第一章姚燧及其碑志文的创作概述        10
第一节姚燧生平        10
一、家学深厚，师从大儒        10
二、中年出仕，克尽厥职        13
三、辞官归乡，告病江东        15
第二节姚燧碑志文的创作概述        17
第二章碑志文的书写对象        27
第一节人物类碑志        28
一、名臣良吏类        28
二、武官将领类        32
三、道教名流类        35
四、布衣白丁类        37
五、女性碑志类        38
第二节非人物类碑志        41
第三章姚燧碑志文的思想内涵        44
第一节标序蒙元王朝正统，盛赞传主“活”人之德        44
第二节揭露元代官场黑暗，慨叹为官艰辛不易        47
第三节微讽佛教盛行流弊，称颂道教名流高义        52
第四节感喟人生盛衰无常，保持世代勋德实难        55
第四章姚燧碑志文的艺术特征        58
第一节姚燧碑志文的叙事特征        58
一、赡而不秽，详而有体        59
二、宕开一笔，填补空阙        62
三、正中见奇，求新求变        63
第二节姚燧碑志文的人物塑造        65
一、选材典型，凸显人格特质        65
二、言为心声，刻画人物性情        66
三、侧面烘托，彰显人物风采        67
第三节姚燧碑志文的结构特征        69
结语        72
参考文献        75
致谢        79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81
承诺书        82
学位论文使用授权声明        83

姚波

绪论


第一节选题缘由和研究价值


姚燧是元初颇负盛名的文章大家，在当时即有“一代文宗”的美誉。姚燧的散文不仅雄浑劲健、独树一帜，而且种类繁多、各具特色。碑志文是姚燧散文中一个重要的类型，姚燧散文创作共有239篇，其碑志文就有97篇，约占41%。此外，姚燧文采卓著，笔参造化，其碑志文有极高的文学价值。


关于姚燧碑志文的研究，统摄于从整体角度对姚燧的散文进行研究的文章之中，直接论及其碑志文的专论文章仅有1篇。姚燧碑志文研究是姚燧散文研究中的薄弱环节，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通过研究姚燧的碑志文创作，不仅可加深对于姚燧学术、思想、文学、生平诸方面的认识，对于碑志文之发展历程与姚燧的精神世界的研究亦有所助益。因此以姚燧的碑志文为研究对象，探求其碑志文的主要内容及其思想内涵，揭示姚燧碑志文创作背后蕴含的文化心理及价值观念，分析其碑志文的艺术特征，进而总结其碑志文在碑志文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它的史学价值。


对姚燧碑志文进行研究，以期丰富对姚燧其人及其散文的深入研究，揭示元初以姚燧为代表的文人的精神风貌和责任意识，对姚燧在碑志文的领域的成就以及其碑志文的价值作一个相对客观公正的评价，进一步丰富对碑志史的研究。


第二节国内外研究动态


姚燧是元初著名的文学家，他生于元太宗窝阔台汗十年（1238），死于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字端甫，号牧庵，营州柳城人。其诗文曲皆工，尤以文著，在当时即被誉为“一代文宗”。姚燧的作品相当丰富，他的弟子刘致曾经将他的作品加以搜集、整理，编成《牧庵文集》50卷。但此刊本至明末已经亡佚，今存《牧庵集》36卷，系清代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比元刊本篇目较少。


随着20世纪90年代学界对元代文学研究的渐趋活跃，作为元代具有代表性的文学家，姚燧及其作品开始受到关注。关于姚燧研究的较为突出的成果当属2011年由查洪德先生编校的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姚燧集》，这为后续学者对姚燧的研究奠定了基础。而关于姚燧研究的专论文章共有35篇。其他关于姚燧的研究则散见于文学史、散文史等著作中。


学界关于姚燧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关于姚燧其人及其作品《牧庵集》的考证和研究；关于姚燧的文学思想、文学理论研究；关于姚燧文学创作的研究。


一、关于姚燧其人及其作品《牧庵集》的考证和研究


1.姚燧籍贯及家世考


学界关于姚燧其人考证的争议点，主要聚焦于在姚燧生父考辨和姚燧的子女情况这两个问题上。


关于姚燧其父的问题，则有两说：以格为燧父和以桢为燧父。学者杨新勋在《姚燧籍贯家世考》表示以格为燧父更为可信，此外，他还详细考证了景行和汉英（姚燧的九世祖）之间的关系。认为景行和景祥（姚燧的六世祖）应为同辈，怀疑汉英不仅是景祥的曾祖，也是景行的曾祖，但是关于汉英是景行的曾祖的观点尚需要确凿的证据。陈晓伟、刘宪祯于2016年发表的《辽代<姚企晖墓志铭>与蒙元姚枢、姚燧家族》则持以桢为燧父的观点。该文以新发现的乾统四年（1104年）《姚企晖墓志铭》为研究起点，联系蒙元时期姚燧撰《姚枢神道碑》和天庆七年（1117年）《姚璹墓志铭》等石刻资料及相关辽金元文献中的家谱，钩沉整个姚氏家族发展史，考证相关人物履历，清晰地梳理出一个汉人世家在北族王朝政治社会的谱系脉络。其中关于姚燧有关的叙述，详细考证了姚燧先父为谁和其后裔相关的问题，认为姚燧乃是姚桢之子、而非姚格之子这一说更为可信。


关于姚燧的子女情况的考证，陈晓伟和刘宪祯的《辽代<姚企晖墓志铭>与蒙元姚枢、姚燧家族》认为姚燧并不是如《元史•姚燧传》所载的：姚燧有三个儿子，分别为：姚埙、姚圻、姚城，另根据许有壬《至正集》卷六七《崇文监丞姚贡夫画像赞》以及元代政书《秘书监志》卷九《管勾》这些文献资料，考证出姚埴（字贡夫）亦是姚燧之子，认为姚燧一共有四子。彭万隆、魏素素2017年发表的《元代文学艺术家姚燧、李衎二题——以新发现的刘致诗作为中心》以这些新发现的、经过鉴定为姚燧弟子刘致所作的诗作为中心，结合其他新发现的材料予以考证：姚燧曾作《玉谱》，姚燧幼子为姚埴而非姚城，认为《元史•姚燧传》所记其幼子的错误应予纠正，应当表述为：“子三：埙、圻、埴”。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广西师范大学王荧2013年提交的硕士学位论文《姚燧年谱》对姚燧整个人生行迹做了详细而深入的考证。该文主要依据查洪德先生整理的《姚燧集》，鉴于姚燧生三岁而孤、育于伯父姚枢、师从许衡的重要人生行迹，在考证姚燧的生平行迹系年时，亦记载了姚枢与许衡相关的生平行迹，从师从、累官、相关家人的人生大事记载、文学交游等几方面，勾勒了姚燧一生的行迹，并深入考证了姚燧所创作的大部分诗文的系年。


2.关于《牧庵集》相关的考证


关于《牧庵集》相关的考证，查洪德、罗玮分别考证了其漏收误收情况、版本来源，而羊红、陈开林则对四库本《牧庵集》的具体篇目进行了考证。


查洪德先生对《牧庵集》的漏收误收情况作了相关的考证。漏收情况具体如：《全元文》辑录其佚文17篇（按《全元文》自言辑得19篇），其中2篇误辑，为《烈妇胡氏传》《鄃王府长史李公墓志铭》，实15篇。并且详细指出了在《全元文》所辑佚文中具体那些篇目在校勘上存在问题。而关于误收的问题，指出今考得误收文3篇，诗3首。


罗玮则以篇目对勘为中心，考证了四库本《牧庵集》的版本来源，初步判断四库本《牧庵集》所辑《永乐大典》中姚燧诗文应是来自五十卷本《牧庵集》，《元文类》《中州名贤文表》所选姚燧诗文和国图07724号清抄本都是来自篇幅较小的泰定年间宁国刊本《牧庵姚文公文集》。这为之后继续深入研究《牧庵集》版本问题奠定了基础。


羊红、陈开林则对四库本《牧庵集》的具体篇目进行了考证，羊红《姚燧四库本<贺新郎词>疏漏初探》将四库本《贺新郎词》与《姚燧集》本、《四部丛刊》本、《丛书集成初编》本以及《全金元词》本进行比较，指出其主要差异集中于“还”与“远”、“晚”与“晓”、“柱”与“枉”这三个字词上面，而查洪德先生《姚燧集》中的《贺新郎词》与《四部丛刊》本、《丛书集成初编》本、《全金元词》本的差别只有一点，即“还”与“远”。根据武英殿诸本和查洪德先生的校注，“晚”应当为“晓”，“柱”应当为“枉”。再根据《贺新郎词》本身来看，相比“还”字而言，“远”字更妥当。


陈开林《四库本<牧庵集>所收<唐诗鼓吹注序>辨误》指出：元好问编、郝天挺注《唐诗鼓吹》载有赵孟頫、武乙昌、姚燧序，卢挚后序。因姚燧《牧庵集》于明清之际亡佚，四库馆臣据《永乐大典》辑录其作品，排比编次，厘为《牧庵集》三十六卷，意义重大，然颇多谬误。《皕宋楼藏书志》所载武乙昌、姚燧二篇序文首尾完整，经与四库本《牧庵集》所收《唐音鼓吹注序》比较，四库本《唐音鼓吹注序》实际上是拼接武乙昌序文前半部、姚燧序文后半部而成。《全元文》、查洪德编校《牧庵集》沿袭其误，失之考订。同时，武乙昌序佚失已久，诸书不载，赖《皕宋楼藏书志》以存。


二、关于姚燧的文学思想、文学理论的相关研究


关于姚燧的文学思想或文学理论研究，学界是将姚燧的文学思想、文学理论置于当时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谈及他的思想渊源、承继以及对当时文风的影响，更多的时候是与其散文创作的研究水乳交融，浑然一体，如：叶爱欣《姚燧的散文理论和创作对元代文风的影响》、刘成群和艾琪的《姚燧文章之学与元初北方儒学的涵化》。关于姚燧文学思想和文学理论的专论文章仅有2篇。


杨新勋《姚燧的文学思想》一文指出：自金代中期兴起的师古之风至金后期发展壮大，后金朝灭亡，出于对民族文化传统的维护和中原固有秩序的恢复，在北方儒士中出现了复兴儒家文化的思潮。受师古之风和复兴儒学思潮的影响，姚燧有浓重的复古思想。姚燧育于伯父姚枢，师从许衡，受他们的理学思想影响，提出了自己的文道关系论——“文章以道轻重，道以文章轻重”，肯定了文和道的意义，在散文创作上，倡导古雅深邃的语言风格，以古奥朴实为尚，对当时文坛上因宗宋而导致的文风滑易骫骳之弊有一定的补救作用，“开一代风气之先”。受儒学和理学思想相互濡染形成的文气观，使得姚燧正视文学的价值的同时，也限制了他的文学创作，使他重视思想认识，推重“性情之正”“气粹而正”，并有以此来厘正文坛的意义。


王山林《姚燧的诗论与元初南北诗学的调和》则主要谈及姚燧的诗论在元初南北诗风的融合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姚燧作为元初文坛上“主气说”的代表人物，既要求诗歌的“美恶风刺”作用，主张诗歌“吟咏性情”，又要求诗歌“欣戚一发乎清”。张养浩《牧庵集序》称其创作为“才驾气驱”。而所谓“才驾气驱”，姚燧其才其气，皆是因贯通理学而修养得来的纯粹和婉之气。姚燧的这些诗论主张，在元初北方诗坛与王恽、卢挚共同开了元诗尊汉魏晋唐的先声；至宋亡，即与江南戴表元的“尊唐得古”诗论和赵孟頫的学唐复古交相辉映，不仅促进了南北诗风的融合，而且汇合成了席卷延祐之后元代诗坛的诗学潮流。


三、关于姚燧文学创作的研究


1.姚燧诗歌研究


姚燧有诗歌作品一百多首，约占其作品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关于姚燧诗歌的研究寥若晨星，这可能与姚燧的诗作较少以及诗作成就不高、缺乏力作有很大关系。关于姚燧诗歌的相关研究，共有2篇。


河北大学郭发喜《姚燧诗歌研究》在对诗歌做了基本分类的基础上，研究了每一类诗歌的艺术特色和风格。该文按照题材和内容把姚燧的诗歌分为两大类：人际交往的赠答诗和人际交往之外的其他诗歌。将人际交往的赠答诗又分为唱和诗、送别诗、寄赠诗、应制诗、哀悼诗和留赠诗六小类，而人际交往之外的其他诗歌分为：感怀诗、山水纪行诗和题画诗。在姚燧存世的一百多首诗歌中，体现了姚燧鲜明的个人特色，呈现了多样化的艺术风格。雄刚古邃是姚燧最主要的诗歌风格，晚年写作的《赏花吟》一组七言绝句写得清新质朴，自然而然，平白如话，一反其以往古奥艰深的诗歌风格；姚燧雅好赏花、赏雪、赏画，呈现出典雅质实的风格特点；此外，他的诗歌中也不乏疏野放达之作。


此外，何生荣从语音的角度切入，研究姚燧《牧庵集》的诗歌用韵情况，指出：姚燧诗歌共计144首，近体诗87首，全部押平声韵，无仄声韵。姚诗近体诗用韵严守功令，较少借韵，绝无出韵。古体诗全部57首中有一首押奇句韵，非入声韵经系联归纳后得十六部，其中阴声六部，阳声十部。另有入声韵六部，共计二十二部。


2.姚燧散曲研究


姚燧也是元初的散曲名家，今存散曲有小令29首、套数1套，故学界也有关于姚氏散曲艺术的观照研究。如徐艳丽、赵义山《姚燧散曲创作初论》与张秋景《姚燧散曲析》是对姚燧的散曲从宏观上进行研究的成果。李晨曦则单论姚燧闺情散曲的艺术特色，此外，关于姚燧散曲的其他研究成果则是聚焦于姚燧的散曲名作《越调•凭栏人•寄征衣》的研究，共有论文两篇，即为杜海军《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读姚燧<凭栏人•寄征衣>》和何之的《曲小情深——读<越调•凭栏人•寄征衣>》。徐艳丽、赵义山《姚燧散曲创作初论》将姚燧散曲创作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咏怀、写景记游和男女恋情三类，因题材的不同，表现出不同的风格特征。总之，姚燧散曲的主导风格正是由雄健豪放与清丽雅洁兼融而呈现出一种全新的独特的雅健风格，而他的这种风格的形成与特定的文化背景、个人际遇以及他的才学修养和禀赋性情有关。张秋景《姚燧散曲析》则具体论述姚燧不同题材的散曲呈现的风格特征不同，指出当时广阔的社会背景与风貌，社会的动荡不安、官场的腐败黑暗等深刻影响到他的人生观、价值观，进而反映在文学创作上，形成了他散曲作品叹身世凄苦、抒相思之情、发隐逸情怀三个主题。感叹身世之曲深沉苍凉，相思之曲清丽婉约、深情绵邈，隐逸之曲清新淡雅、意境悠远。另一方面，由于他高官显贵的社会地位，其在继承元曲本色派通俗浅显、生动活泼的特点之外，平添了典丽雅正、清丽婉约之风。


李晨曦则单论姚燧闺情散曲的艺术特色，从散曲的内容情感、审美特质、艺术内涵三方面进行分析。姚燧的闺情散曲写得细致生动，洒脱传神而无脂粉之气，虽口语化却无庸俗轻佻之语，注重内心感受的描写。从审美特质上来看，运用了用典、对仗、比喻、夸张、借代、叠词等修辞手法；从艺术内涵来看，阐述了他文道平衡的个人主张，呈现了雅健的文风特征。


杜海军《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读姚燧<凭栏人•寄征衣>》和何之的《曲小情深——读<越调•凭栏人•寄征衣>》，指出：《越调•凭栏人•寄征衣》一支浅白如同家常话、寥寥数语的小曲，却写尽了一个少妇对出门久不归来的丈夫寄寒衣时曲折微妙的思绪。这首散曲，之所以曲小情深，在于采用第一人称直叙的方式，围绕一个“思”字，按照思维的逻辑方式，顺手写去，如高山流水。“寄”与“不寄”之间，写尽了思妇对丈夫缠绵宛曲的情思，曲尽幽微，韵味漫远悠长，亦在于作者完全站在他的视角看问题、想问题，本色当行，产生了“天然去雕饰”的艺术效果。


3.姚燧散文研究


关于姚燧的文学创作的研究上，姚燧散文的相关研究较多，这与姚燧散文成就较高有着直接关系。关于姚燧散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姚燧散文“以传奇为传记”、破体立新、正中见奇、重论轻叙等艺术特色上以及姚燧及其散文创作对元代文风和姚门文章家群的影响；


查洪德的《姚燧文章特色论》《以传奇为传记：姚燧散文读札》两篇文章主要谈及：姚燧文章的独特之处表现在三方面：破体立新、正中见奇、以传奇为传记。姚燧文章，既不拘于体，也不拘于题，多借题发挥，不守文法。如《戍守邓州千户杨公神碑》，文章写碑主的内容很少，而用不少篇幅写碑主之子；再如：《浏阳县尉君墓志铭》不述家世，也不写墓主生平，直以议论为文。立意醇正是姚燧文章的一大特点，正的立论也不乏惊人之思，如《遐观堂记》三层“遐观”之意，待读至文末，再来回味，恍然而悟，笔意深密。从以传奇为传记的角度来看姚燧文章的价值，指出姚燧的有些文章运用传奇笔法写人，写出奇人之奇节异行，文章因其以传奇为传记的特征而大为生色。以传奇为传记，传记文章而富有传奇色彩，是姚燧文章的特色，也是元代文章的一大特色。关于姚燧散文“奇”的风格，李东菊亦有论述。此外，李冬菊、马广跃则论及姚燧散文重论轻叙的手法，指出：序记类散文和碑志类散文在姚燧的散文中占了很大的比重,也最能代表姚燧散文的成就。姚燧的散文创作中呈现了“重论轻叙”的艺术特点，主要表现在借题而论、横空起议、以事论理三方面。


关于姚燧其人及其散文的影响，叶爱欣《姚燧的散文理论和创作对元代文风的影响》指出：姚燧的散文理论和创作，影响了元代特有的内容经世致用、文法秦汉唐宋并尊、文采与性理融合的文质彬彬、雍容温雅的散文气象的最终形成。查洪德《姚门文章家群的人格与文品》论及姚燧及其散文创作对以姚燧为中心形成的文学群体的影响，指出：姚燧在元初为一代文章大家，他培养和提携了一批文章家，如张养浩、孛术鲁翀、刘致、贯云石、李泂等人，对姚燧人格、文章的倾慕而集结于姚燧门下，形成了围绕在他周围的姚门文章家群，影响一时。他们的文章各有特点，而共同点是古雅刚方、舂容盛大、动荡开合、气势宏壮、时见奇峻，是其峻洁人格的反映。


而学界关于姚燧碑志的研究，尚没有系统的研究论文及著作，统摄于关于姚燧散文研究的论文或者关于碑志文史的研究著作中。


渤海大学李东菊的《姚燧散文研究》在论及姚燧的碑志时，指出姚燧的碑志文主要围绕标序盛德、主儒家正统和揭露现实、系民生疾苦两方面展开思想内涵的考察，呈现出典雅质实的风格。这一风格表现在：姚燧在碑志文中呈现出好发议论、叙理成论以及以事写人，史笔再现这两方面的特征。


扬州大学张华清的《姚燧散文研究》则将姚燧的碑志以及行状等定义为碑传文，指出姚燧碑传文的高超的写人艺术表现在三个方面：以事写人、传奇记人、细节描人，姚燧承继着以史笔为碑志的撰写笔法，以求“俾来者之有究”，他的碑传文有着补史书之漏的史学价值。


俞樟华、郭亚磊的《略论姚燧墓志铭的史传文学价值》就散文中的特殊一类，即碑志文的中特殊小类——墓志铭展开论述，指出：姚燧在墓志文学的创作中，从史传的角度入手，秉承补史之漏的创作目的，记载了很多不载于正史的历史人物。


此外，姚燧还秉承史学家的眼光，在碑文中记载了西夏王朝的史实，此外，对有元一代的关注屡屡现于笔端。在秉承实录精神补史之漏的同时，抓住时代跳动的脉搏，从波澜壮阔的元代社会中截取最富有时代气息的画面，从而塑造了一批独特的人物形象，这其中尤以道士为代表。而姚燧能够塑造出一批性格鲜明、形象生动的人物类型，这与他运用细节描写、传奇手法、环境描写等多种艺术手法、多角度、多梯度地刻画人物是分不开的。


李贵银著的《中国古代碑志文小史》论及姚燧的碑志文表现出他文学复古的倾向，指出他的碑志既取融经典，议论多发，有纵横之气，具司马迁、韩愈风貌，但是又有似欧阳修的碑文风致，这是姚燧远师司马迁、韩愈，近师欧阳修的缘故。综上所述，关于姚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关于姚燧其人以及作品《牧庵集》的考证、姚燧文学思想、文学理论的研究和姚燧文学创作的研究这三个方面，而关于姚燧碑志文的研究还没有专门的研究著作，统摄于姚燧散文的研究以及碑志文史的研究著作中。


关于姚燧的研究，与元代其他文人一样，存在研究程度不够深入、研究方法不够多元等问题。姚燧作为“一代文宗”，其文学创作当属散文的成就最高，但是关于姚燧散文的研究也存在研究理念的开阔性、研究程度的纵深性不足的问题。姚燧散文中序记文和碑志文占相当大的比重，但是对序记文和碑志文的具体深入研究寥若晨星，未能阐幽明微，从文体学的角度对其文章进行细致深入的研究。因此笔者旨在以姚燧散文中的特殊一类，也是散文中占比最大的一类——碑志文为中心展开研究，探究姚燧在其散文理论指导下的碑志文创作的创新之处，从姚燧碑志文的研究中探索姚燧的精神世界，以期从姚燧的个案研究中管窥元初文学的整体面貌，对姚燧碑志文的独特价值以及它的地位有个相对客观公允的评估。

姚波

第一章 姚燧及其碑志文创作概述


知人论世作为重要的文学鉴赏方法，提醒我们深入了解作者所处的历史文化语境、生平经历及其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精神思想，是解读其作品的关键。因此为了把握住姚燧碑志思想内涵的钥匙，在对姚燧碑志的思想内涵和艺术特征进行深入剖析之前，我们首先应该了解姚燧的人生经历，为进一步研究其碑志作品铺设基石。


第一节 姚燧生平


姚燧，字端甫，号牧庵，营州柳城人。“三岁而孤，育于伯父枢”①。姚枢，金末元初政治家、理学家，姚枢深厚的儒学积淀以及好学的品质，使姚燧自幼年时期便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姚枢除了对姚燧言传身教外，还为其择师就学，姚燧从当世大儒许衡读书，这使得姚燧的儒学积淀越发深厚。得益于其伯父和业师的政治地位和名望，姚燧自入仕以来官运较为畅达，一生没有经历过太大的波折，直至74岁才辞官归家，76岁便与世长辞。根据姚燧一生重要的人生行迹，将其分为三个时期，以时间为轴，管窥姚燧的精神世界变化和碑志文创作面貌。


一、家学深厚，师从大儒


姚燧的父亲姚格在他三岁的时候便撒手人寰了，姚燧在他的伯父姚枢的悉心教导下长大。许州名士宋九嘉称赞姚枢“负佐王之略”②，姚枢在金朝灭亡后北投蒙古，在元太宗七年乙未（1235），在元军南伐攻陷德安时俘虏、救护理学大儒赵复北归。后做官没有多久，不满当时官场盛行的敛财贪污之风，不愿与其同流合污，遂辞官隐居避祸于辉县。此前，姚枢在救鸿儒赵复北归之时，从他那里得到了程颐、朱熹之书，遂潜心研读程朱之书。


姚燧在《中书左丞姚文献公神道碑》中这样描述姚枢当时的治学情形：“堂龛鲁司寇容，傍垂周、两程、张、邵、司马六君子像，读书其间，衣冠庄肃，以道学自鸣。佳时则鸣琴百泉之上，遁世而乐天，若将终身”③，身教重于言教，姚燧从小在这样浓郁的学习氛围中长大，深受其潜移默化的熏陶。《中书左丞姚文献公神道碑》提及了姚枢具体的研读及教学书籍，载曰：“自版《小学书》、《语孟或问》、《家礼》，俾杨中书版《四书》、田和卿版《尚书》、《诗折衷》、《易程传》、《书蔡传》、《春秋胡传》，皆于燕。又以《小学书》流布未广，教弟子杨古为沈氏活版，与《近思录》、东莱经史说诸书散之四方。”①这些都是儒家的经典书目，姚枢隐居于辉县的这一段时期也正是姚燧成长的幼年时期，且姚枢当时还尚未有子嗣，姚枢在姚燧的教育上投注了较多的心血，对其要求十分严格，“枢隐居苏门，谓督之甚急”②，因此姚燧久受儒学浸润，家学深厚，学有根柢。


此外，因姚枢与有着“关西夫子”之称的杨奂经常讲学论道，姚燧在其很小的时候便认识了杨奂。“因慨晦始受学，先生常面命之”③，此间姚燧也受到了杨奂的学术濡染，并得到了其赏识。杨奂曾在姚枢教导姚燧过于严厉时，写信给姚枢说：“燧，令器也，长自有成尔，何以急为！”④杨奂更是在临终之际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了姚燧，彼时姚燧还未到弱冠之年。姚燧在《紫阳先生文集序》这样写道：“且卒，执亡妻手，语夫人吴曰：‘他日，无醮他门，必归姚氏。’后是四年，燧壻其家”⑤，由此可见杨奂对姚枢的器重和赏识。


在姚枢隐居期间，许衡敬佩其学问，搬家到了辉县，与姚枢比邻而居，此时姚燧十三岁，姚燧得以与鲁斋先生许衡相识，这为日后姚燧师从许衡奠定了基础。


姚燧于十八岁拜入许衡门下，姚燧这样形容其师许衡的知识储备：“出入经传子史，泛滥释、老，下至医、卜筮、兵刑、货殖、水利、算数，靡所不究。”⑥足见许衡之博洽多闻。且《元史》有载“衡善教，其言煦煦，虽与童子语，如恐伤之。故所至，无贵贱贤不肖皆乐从之，随其才昏明大小皆有所得”⑦，姚燧在《浙西廉访副使潘公神道碑》中亦谈及其师许衡带给姚燧同门潘泽的变化：“壮而游先师鲁斋左丞许公之门，尽戛故习，而气质大变。养亲不违其志，事兄爱以敬，闺闼有闲。及出门庭，卑以下人，语恐惴之。遇夙无所厚薄者于途，必谦谨恋嫪，令尽所言，不峻谢别。”
①足见许衡教导有方。而且姚燧在其同门之中，是从许衡学习时间最长的。许衡的循循善诱、谆谆教导，再加上姚燧自身的努力，为姚燧成长为一代文章大家打下了深厚的基础。中统二年辛酉（1261），即姚燧二十四岁的时候，开始研读韩愈的文章，并且尝试模仿韩愈创作文章，时人谓之“有作者风”②。姚燧将自己的试作文章拿给他的老师许衡看，许衡对其文辞也表示称赞，姚燧不凡的文字功底由此可见一斑。


姚燧在这个阶段便表现出不俗的审美眼光，在文学上呈现出复古的文学倾向。他在《送畅纯甫序》中说：“余冠首时未尝学文，视辈流所作，惟见其不如古人者，虽不敢轻非诸口，而亦未尝轻是于心也。”③姚燧在师法古人以得为文之道时，除了效仿韩愈为文之外，还继承了他的文道思想，提出了“文章以道轻重，道以文章轻重”④的文学思想，此外，他还盛赞欧阳修的文章，“世复有班孟坚者出，表古今人物，九品之中，必以一等置欧阳子，则为去圣贤也有级而不远”⑤，认为欧阳修乃是一代文宗，就此姚燧走上了师法韩欧的复古之道。


至元八年，姚燧三十四岁。姚燧其师许衡除集贤大学士、国子祭酒，设国子学，召许门弟子十二人来京，姚燧便是其中之一。正如《元史•许衡传》所载：“八年，以为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亲为择蒙古弟子俾教之。……乃请征其弟子王梓、刘季伟、韩思永、耶律有尚、吕端善、姚燧、高凝、白栋、苏郁、姚敦、孙安、刘安中为伴读”⑥，此十二人皆为许门弟子中的佼佼者，姚燧与之相熟。后在白栋卒后，姚燧于元贞二年丙申（1296）为其作《河南道劝农副使白公墓碣》，于至大二年己酉（1309）从吕郁（吕端善）所请，为其父吕洙作《故从仕郎真州路总管府经历吕君神道碑铭并序》。国子学的伴读经历，也为姚燧的仕进奠定了基础。


要而言之，姚枢和许衡是姚燧成长时期的两位关键人物，他们对姚燧的培养和教导，使得姚燧的儒学积淀越发深厚，再加上姚燧枕典席文，力学不倦，使得他卓然而成大家。


二、中年出仕，克尽厥职


姚燧的伯父姚枢汇八目治国平天下之大经，陈卅条救时之弊，“世祖奇其才，动必召问，且使授世子经”①，姚枢在元世祖忽必烈潜藩漠北时期便得到赏识和重用。忽必烈即位后，姚枢更是深受皇恩，“事世祖潜邸十年，左右宸极十有九年，居近密之地，受尊宠之任，可谓必世之久”②，忽必烈即位后，姚枢以潜邸旧臣的身份参与朝政，于至元四年（1267）官至中书左丞。姚枢处尊居显，为元初名臣。这样显赫的家世再加上姚燧师从当世大儒许衡的师承背景为姚燧的仕途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姚燧三十八岁才出仕，“始为秦邸文学，未几，授奉议大夫，兼提举陕西、四川、中兴等路学校”③。姚燧在《送李茂卿序》中谈及元代做官的途径这样说道：“大凡今仕惟三途：一由宿卫，一由儒，一由吏。由宿卫者，言出中禁，中书奉行，制敕而已，十之一。由儒者，则校官及品者提举、教授，出中书；未及者则正、录而下，出行省、宣慰，十分一之半。由吏者，省、台、院，中外庶司、郡县，十九有半焉。”④姚燧指出元代做官只有三条路可以走：一是充当皇帝宿卫，这属于元代做官的终南捷径，但是元廷通常选用有“根脚”的大臣充当；二是由儒入仕，但是姚燧所处的时期，元代的科举制度形同虚设；三则是由吏入仕，这成为元代做官的主要途径。足见在元代作为文官，无论是以儒入仕还是由吏入仕，并驱争先者数不胜数，竞争相当激烈，大部分人只能沉沦下僚，屈居人下。而姚燧一进入官场便被授予奉议大夫一职，在元朝乃是正五品官职。姚燧虽然出仕得晚，但一出仕便是正五品官职，这无疑跟姚燧出身名门、师从鸿儒、少有文名有着莫大的关系。


至元十三年（1276），南宋朝廷奉玺降元，大部分国土尽归元朝。因为汉嘉郡乃是新归属元朝之地，于是秦王派遣姚燧入谕其民，负责安抚百姓以安定民心以及战后的恢复经济生产工作。姚燧后又奉命去合州招降王立，在《光禄大夫平章政事商议陕西等处行中书省事赠恭勤竭力功臣仪同三司太保封雍国公谥忠贞贺公神道碑》中招降王立一事予以详实的反映。


至元十四年（1277），姚燧抚循夔府，这是姚燧第三次深入蜀地。正如姚燧在《与病高崖道中作》中所言“五年三入蜀”⑤，这里的“五”和“三”都是确指，在至元十二年至至元十七年之间，他的确三次入秦。在其任上，皆称职有为。


至元十六年（1279），在崖山之战中陆秀夫抱着小皇帝以身殉国，元朝将中华的全部版图纳入其管辖范围，实现了中原一统。经过连年征战的大好河山疮痍满目，赤地千里，各个地方百废待兴。至元十七年（1280），姚燧被任命为陕西汉中按察司副使，录囚延安。“录囚”指的是“皇帝或上级官吏定期或不定期地直接审理在押囚犯，平反冤假错案，监督司法审判活动并疏通监狱的制度”，①姚燧精通儒家思想的精义，将自己所恪守的仁爱之道付诸自己的政治实践中，能够明镜高悬，明不白之冤，释“诖误”之囚，其任内政清人和,得百姓交口称赞。其后“调任山南湖北道，按部澧州，兴学赈民”②，亦是兢兢业业。


姚燧在《忠勤堂记》中阐述自己信奉的为官之道时说：“为名臣之居其职而职修，授以事而事治，惟忠以尽其心，勤以致其力焉耳。然二者相须：忠，内也，非尽其心则不能本以为勤；勤，外也，非致其力则无以见诸行事而实其忠。”③姚燧在其出任地方官时期，恪守自己内忠外勤的为官之道，仁爱百姓，政绩突出，于至元二十三年（1286）到京城做官。


至元二十三年，姚燧从地方回到京城，但是多年的奔波劳碌，繁重的公务，使得姚燧积劳成疾，因病休假。回顾自己的这几年仕宦经历，情不自禁地感慨道：“役役乾坤远，栖栖道路频”④，足见这几年的奔波劳苦。


在他四处奔波忙碌在外做官的这段时间，他的伯父姚枢、原配杨氏、恩师许衡分别于至元十六年、十七年、十八年先继离世，彼时姚燧都在任上，侧面也可以看出当时的官事的辛劳。亲人的先继离世，使得思家之情一直萦绕在姚燧的心头，姚燧在诗中说自己“十梦九归秦”⑤。亲人的先继离世，姚燧的身心受到不小的打击。


至元二十四年（1287），姚燧被任命为翰林直学士。元代的翰林直学士主要负责“掌译写一切文字，及颁降玺书，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国字副之”⑥。相比于姚燧出任地方官时期为案牍之劳形，公务倥偬，四处奔波劳碌，忙不及履，入职翰林院，这一官职可以说是清闲了不少。


“元贞元年，以翰林学士召修《世祖实录》”⑦，修史的经历使得姚燧有着明确的史官意识，姚燧以史官自任，秉持着实录精神，有着信史传世的明确意识，以直笔之史进行文学创作。此后姚燧又担任过中宪大夫、江东廉访使以及江西行省参知政事等职，但此时天下早已归于一统，地方已经拨乱为治。姚燧在此期间，频繁游览湖北、江西等地的山水，可见虽为地方官，但与之前姚燧在至元十二年到至元二十三年出任地方官时期的忙碌辛苦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至大元年（1307），姚燧正值古稀之年，迎来了他仕途的巅峰期，元庭效仿起征商山四皓故事，起用姚燧为太子宾客，任命其为承旨学士、太子少傅。至大二年（1308），授荣禄大夫、翰林学士惩治、知制诰兼修国史。


三、辞官归乡，告病江东


虽然姚燧自入仕以来仕途平稳，但是元朝统治者对汉臣始终有所怀疑，一生并未进入政治权力的中心，难以与其伯父姚枢、业师许衡的政治地位比肩。多年的仕宦生涯，让姚燧对元朝官场有着深刻的感悟和体察。姚燧在散曲《醉高歌•感怀》（其二）中感慨道：“荣枯枕上三更，傀儡场头四并。人生幻化如泡影，那个临危自省？”①，感慨自己如牵线木偶般，命运无法自主，对功名利禄的追寻终成空；姚燧在《醉高歌•感怀》（其一）道：“西风吹起鲈鱼兴，已在桑榆暮景”②，用张翰思念家乡的鲈鱼遂辞官还乡的典故，表达了自己的厌官思隐之情。


至大四年辛亥（1311），姚燧74岁，辞官归乡，告病江东，在家勘正《国通离合表》中的错误。“走未壮时，读《通鉴纲目》书于苏门山，尝病国统散于逐年事首，不能一览而得其离合之概焉”③，值此期间，姚燧著《国通离合表序》，“年经而国纬之”④。后再遇元廷起复征用，均以病辞。76岁，以病辞世。


纵观姚燧这一生，可以说是较为顺畅。虽其父早亡，但却得其伯父尽心教导长大。出身名门，又师从鸿儒，为其成长为一代通儒达士奠定了深厚的基础。虽出仕较晚，但是仕途平稳，官运亨通，几乎没有经历什么较大的波折，这也养成了其耿介拔俗、刚正直言、恃才放旷的个性。


秉笔直书、毫不避讳的现象在姚燧文中屡见不鲜，如姚燧在《王宪副母亲夫人九十诗后序》中对为那些在王宪副母亲九十大寿时作诗迎合而言过其实的现象予以直言批评：


然反披而覆诵之，犹病其言有矛盾者：既称夫人妇王婉顺矣，当节度君守赵，将以城活斯民，而是夫人一言制之，是越壸内而出干戎律也。顾以节度君之雄烈识度，其揆义委质，取必夫人之一言，是举阃外而入稟墙帷也。两戾其道，恐君、夫人之贤，两不为是。笔斯言者，将以是而信来世，非诬人耶？……诗中或有赞夫人能诵浮屠书者，抑不知为是者，将报德在今欤？其徼福未来乎？以为在今，外宰物而归之浮屠之鬼，迷孰大焉？以其未来乎？既享有于昭昭，又求不可必得于冥冥，觊孰甚焉？①


姚燧认为这些夸奖的话名不副实，甚至互相龃龉，若言王宪副之母温婉恭顺，则与一言便可以劝谏其丈夫止杀干预戎律一事相矛盾，此外，对王宪副母亲高寿是诵读浮屠书所致的说法，姚燧认为是虚妄之言。由此观之，姚燧刚介耿直的个性可见一斑。但也因此，姚燧为文的真实性和可信度大大增强，《元史•姚燧传》云：“当时孝子顺孙，欲发挥其先德，必得燧文，始可传信；其不得者，每为愧耻。故三十年间，国朝名臣世勋、显行盛德，皆燧所书。每来谒文，必其行业可嘉，然后许可，辞无溢美。”②


第二节姚燧碑志文创作概述


姚燧在文学上的成就颇高，其诗文曲皆工，尤以文著，在当时即有“一代文宗”的美誉。宋濂在修撰《元史》的时候，称姚燧的文章“闳肆该洽，豪而不宕，刚而不厉，舂容盛大，西汉风。宋末弊习，为之一变”③，明末清初史学家、经学家黄宗羲曾评价他“唐之韩柳，宋之欧曾，金之元好问，元之虞集、姚燧，其文皆非有明一代作者所及”④，由此盛赞观之，足见姚燧文采卓著。


姚燧在史学上也有颇高的造诣。曾入职翰林院，编修国史，姚燧在《玉阳体玄广度真人王宗师道行碑并序》中言：“燧由职史馆以来，尝思古者史臣，不要死者之或知，不必生者之见求，于德于功，于事于言，见书见而闻书闻，信传信而疑传疑，实录直致，俾观者自判是非于千载下”⑤，姚燧有着明确的史官意识，且其个性昌言无忌，投射在碑志文中，便是以良史之才秉笔直书，再现墓主一生之重要行迹，使墓主之形象如现眼前,以其如椽巨笔记录了当时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姚燧的作品相当丰富，他的弟子刘致曾经将他的作品加以搜集、整理，编成《牧庵文集》50卷。今存《牧庵集》36卷，系清代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比元刊本篇目较少。


2011年查洪德先生在对《牧庵集》考证整理的基础上，出版了《姚燧集》一书。《姚燧集》大致可分为五部分:《牧庵集》《牧庵集》集外、《牧庵集》辑佚、《牧庵集》误收他人之作、附录五部分，为我们研究姚燧提供了良好的文献基础。


本文据查洪德先生的《姚燧集》对姚燧的碑志文予以统计，共有碑志文97篇。本文以《姚燧集》为底本，刘时中所作《年谱》以及与之相关的史书记载为参照，考证姚燧碑志文的篇目系年，以期更好地反映姚燧碑志文的创作面貌。


现对所存的碑志文97篇进行统计，文献可考证篇目系年的碑志文为89篇，列表如下：


表1-2姚燧碑志文创作情况一览表

表1-2姚燧碑志文创作情况一览表
序号	碑志文篇目名称	墓主	碑志文创作时间	姚燧创作该碑志时的年岁	姚燧的仕履情况	卷次
1	《少中大夫轻车 都尉渤海郡侯解 公坟道碑》	解禧	至元三年丙寅 （1266）	不早于 29岁	尚未出仕	卷二十 五
2	《雷君伯静甫墓 志铭》	雷复， 始字国明，后改伯静	至元十三年丙子（1276）	不早于 39岁	汉、 嘉新下， 入谕其民；	卷二十九
3	《洞观普济圆明 真人高君道行碑》	高道宽， 字裕之	至元十四年丁丑（1277）	40 岁	抚循夔府	《牧庵集辑佚》
4	《袁公神道碑》	袁湘， 字润夫	至元十九年壬午 （1282 年）	45 岁	居秦， 任秦宪， 后辞之	卷十七
5	《袁氏先庙碑》					卷十二
6	《希真先生祠碑》	王道清， 字正之， 赐号希真纯素大 师	至元二十年癸未 （1283 年）	46 岁	居澧州，为山南湖北道提刑按察司副使	卷十二
7	《孙府君神道碣》	孙聚（孙显之父）	至元二十三年丙 戍（1286）	49 岁	任翰林直学士	卷二十五
8	《灵山先生董君 实坟道碑》	董珪， 字君实	不早于至元二十三年丙戍（1286）	不早于 49岁		卷二十五
9	《南京路总管张 公墓志铭》	张庭珍， 字国宝	至元二十四年丁 亥（1287）	50 岁	任翰林直学士	卷二十八
10	《赵君和父墓志铭》	赵居中， 字和父				卷二十九
11	《玉阳体玄广度 真人王宗道行碑 并序》	王处一， 号玉阳子				《牧庵集》 辑佚
12	《邓州长官赵公 神道碑》	赵祥， 字天麟	至元二十五年戊子（1288）	51 岁	任翰林直学士	卷十八
13	《中书右三部郎 中冯公神道碑》	冯渭， 字清父				卷二十
14	《医隐阎君阡表》	阎瑀， 字润夫（阎 宏之祖父）	至元二十六年己丑（1289）	52 岁	任翰林直学士	卷二十七
15	《南京路医学教 授李君墓志铭》	李纲， 字文纪	不早于至元二十 六年己丑（1289）	不早于 53 岁		卷二十九
16	《鄢陵主簿毛府 君阡表》	杨彦珍	至元二十六年戊子（1288） —— 至元二十八年（1291）	52—54 岁 姚燧居邓期间	任翰林学士； 53 岁， 授大司农丞；	卷十八
17	《少中大夫叙州 等处诸部蛮夷宣 抚使张公神道碑》	张庭瑞， 字天表	至元二十七年庚 寅（1290）	53 岁	任翰林学士、 大 司农丞	卷二十
18	《巩昌路同知总 管府事李公神道 碑》	李节， 字子忠	至元二十七年庚 寅（1290） —— 元贞二年丙申 （1296） 之间	53 岁至 59岁期间	任翰林学士、 大 司农丞	卷二十一
19	《金故甄官署令 魏府君墓碣》	魏允元， 改德元， 字信之	至元二十九年壬辰（1292）	55 岁	任翰林学士、 大司农丞	卷二十六
20	《平章政事史公 神道碑》	史格， 字晋明	不早于至元二十 九年壬辰（1292）	不早于 55岁		卷十六
21	《中奉大夫荆湖 北道宣慰使赵公 墓志铭》	赵椿龄， 字寿卿	至元三十一年甲 午（1294）	57 岁	任翰林学士、 大司农丞	卷二十八
22	《怀远大将军招 抚使王公神道碑》	王兴秀				卷二十一
23	《山南廉访副使 冯公神道碑》	冯崧（岵） ， 字寿 卿				卷二十
24	《皇元故怀远大 将军同知广东道 宣慰司事王公神 道碑铭并序》	王守信				卷二十三
25	《重修中太一宫 碑》		不早于至元三十 一年甲午（1294）	不早于 57岁		卷十
26	《蓟州甲局提举 刘府君墓志铭》	刘智				卷二十八
27	《唐州知州杨君 墓志铭》	杨子敬	成宗皇帝元贞元 年乙未（1295）	58 岁	以翰林学士召修《世祖实录》	卷二十八
28	《浙西廉访副使 潘公神道碑》	潘泽， 字泽民				卷二十二
29	《浏阳县尉阎君 墓志铭》	阎鼎吉， 字和卿 （阎宏之父）				卷二十九
30	《长春宫碑》		元贞二年丙申 （1296）	59 岁	任翰林学士	卷十一
31	《河南道劝农副 使白公墓碣》	白栋				卷二十六
32	《便宜副总帅汪 公神道碑》	汪忠臣， 字汉辅				卷十八
33	《兴元行省瓜尔 佳公神道碑》	隆古岱， 瓜尔佳氏	不早于元贞二年 丙申（1296）	不早于 59 岁		卷十六
34	《真定新军万户 张公神道碑》	张兴祖	大德元年丁酉 （1297）	60 岁	任翰林 学士	卷二十三
35	《襄阳庙学碑》					《牧庵 集》 辑佚
36	《湖广行省左丞 相神道碑》	阿里海牙	大德二年戊戌 （1298）	61 岁	任翰林 学士	卷十三
37	《太仓监赵君神 道碣》	赵珪， 字君璋				卷二十五
38	《广州怀集令刘 君墓志铭》	刘彦文， 字子章 （刘致之父）				卷二十 八
39	《劝农使陈公夫 人李君神道碑》	陈膺夫人， 陈元凯 其母				卷二十 四
40	《重建南泉山大 慈化寺碑》		大德四年庚子 （1300）	63 岁	任翰林 学士	卷十
41	《少中大夫静江 路总管王公神道 碑》	王均， 字闰夫	大德五年辛丑 (1301)	64 岁	中宪大夫、 江东 廉访使	卷二十一
42	《徽州路总管府 达噜噶齐兼管内 劝农事虎公神道 碑》	虎益				卷十四
43	《有元故中奉大 夫福建等处行中 书省参知政事焦 公神道碑铭 并 序》	焦德裕， 字宽父	大德六年壬寅 （1302）	65 岁	中宪大夫、 江东 廉访使	《牧庵集》 辑佚
44	《金故昭勇大将 军行都统万户事 荣公神道碑》	荣祐				卷二十二
45	《转运盐使曹公 神道碑》	曹世贵， 字仲明	不早于大德六年 壬寅（1302）	不早于 65 岁		卷二十 四
46	《平章政事忙兀 公神道碑》	博啰罕， 忙兀氏	大德七年癸卯 （1303）	66 岁	中宪大夫、 江东 廉访使	卷十四
47	《宋太常少卿陈 公神道碑》	陈希亮， 字公弼				卷十三
48	《董文忠神道碑》	董文忠， 字彦诚	不早于大德七年 癸卯（1303）	不早于 66 岁		卷十五
49	《延釐寺碑》	安西王	大德八年甲辰 （1304）	67 岁	中宪大夫、 江东 廉访使	卷十
50	《颍州万户邸公 神道碑》	邸泽， 字润之				卷十七
51	《领太史院事杨 公神道碑》	杨恭懿， 字元甫				卷十八
52	《江州庐山太平 兴国改为九天採 访应元保运妙化 助顺真君殿碑》		不早于大德八年 甲辰（1304）	不早于 67 岁		卷十一
53	《荣禄大夫福建 等行中书省平章 政事大司农史公 神道碑》	史燿， 字焕卿	不早于大德九年 乙巳（1305）	不早于 68 岁		卷十六
54	《荣禄大夫江淮 等处行中书省平 章政事游公神道 碑》	游显， 字子明	大德十一年丁未 （1307）	70 岁	起燧为太子宾客， 未几， 除承旨学士，寻拜太子少傅	卷二十二
55	《临江路总管府 判官夏君母夫人 张氏墓志铭》	夏元亨之母				卷二十九
56	《谭公神道碑》	谭澄， 字清彦				卷二十 四
57	《普庆寺碑》		武宗皇帝至大元 年戊申（1308）	71 岁	荣禄大夫、 翰林学士承旨， 知制诰兼修国史	卷十一
58	《开府仪同三司 太尉太保太子太 师中书右丞相史 公先德碑》	史姓， 以奇塔特布 济克名行				卷二十 六
59	《有元故少中大 夫淮安路总管兼 府尹兼管内劝农 事高公神道碑》	高良弼， 字辅之				卷二十三
60	《安西路同州儒 学正潘君阡表》	潘温， 字仲良				卷二十七
61	《资德大夫云南 行中书省右丞赠 秉忠执德威远功 臣开府仪同三司 太师上柱国魏国 公谥忠节李公神 道碑》	李阿噜				卷十九
62	《报恩寺碑》	女僧妙德	至大元年戊申 （1308） 或至大 二年己酉（1309）	71 岁或 72 岁	荣禄大夫、 翰林学士承旨， 知制诰兼修国史	卷十二
63	《平章政事徐国 公神道碑》	伊札吉台氏•彻尔 （《元史》载作“彻 里” ）	不早于至大元年 戊申（1308）	不早于 71 岁		卷十四
64	《奉议大夫广州 治中阎君墓志铭》	闫宏， 字子济	至大二年己酉 （1309）	72 岁	荣禄大夫、 翰林学士承旨， 知制诰兼修国史	卷二十九
65	《故从仕郎真州 路总管府经历吕 君神道碑铭并序》	吕郁， 字伯文（吕 洙之父）	至大二年己酉 （1309）	72 岁	荣禄大夫、 翰林学士承旨， 知制诰兼修国史	卷二十三
66	《少中大夫孙公 神道碑》	孙显， 字荣甫				卷二十四
67	《奉训大夫知龙 阳州孝子梁公神 道碣》	梁琮， 字文玉				卷二十五
68	《国子司业滕君 墓碣》	滕安上， 字仲礼				卷二十六
69	《招抚使李君阡 表》	李聚				卷二十七
70	《潞国忠简赵公 神道碑铭并序》	赵弼， 字元辅				《牧庵 集》 辑佚
71	《光禄大夫平章 政事商议陕西等 处行中书省事赠 恭勤竭力功臣仪 同三司太保封雍 国公谥忠贞贺公 神道碑》	贺仁杰, 字宽甫				卷十七
72	《有元重修玉清 万寿宫碑铭 并 序》					《牧庵 集》 辑佚
73	《皇元高昌忠惠 王神道碑铭并序》		至大二年己酉 （1309） 或至大 三年庚戌（1310）	72 岁或 73岁	荣禄大夫、 翰林学士承旨， 知制诰兼修国史	卷十三
74	《有元故中奉大 夫江东宣威使珊 竹公神道碑铭 并序》	拔不忽（后更曰 介， 字仲清）				《牧庵 集》 辑佚
75	《参知政事贾公 神道碑》	贾居贞， 字仲明	至大二年己酉 （1309）	72 岁	荣禄大夫、 翰林学士承旨， 知制诰兼修国史	卷十七
76	《资善大夫同知 行宣政院事张公 神道碑》	张天祐， 字吉甫				卷二十
77	《袁氏墓志铭》	叙述袁氏累世迁 徙				《牧庵集》 辑佚
78	《河氏李氏先德 碣》	李惟恭其祖				卷二十六
79	《提举太原盐使 司徐君神道碑》	徐德举， 字进之				卷十八
80	《朝列大夫飞骑 尉清河郡伯张先 墓碣》	张养浩其父	至大四年辛亥 （1311）	74 岁	辞官归 乡	卷二十六
81	《武略将军知秦 州史君神道碣》	史克恭， 字子敬				卷二十 五
82	《崇恩福元寺碑》		仁宗皇帝皇庆元 年壬子（1312）	75 岁		卷十
83	《重修南泉山大 慈化禅寺碑》					卷十
84	《南京兵马使赠 正议大夫上轻都 尉陈留郡侯布色 君神道碑》	长德， 布色氏				卷十七
85	《大元朝列大夫 骑都尉弘农伯杨 公神道碑铭》	杨琼				《牧庵 集》 辑佚
86	《中书左丞姚文 献公神道碑》	姚枢， 字公茂	仁宗皇帝皇庆元 年壬子（1312） 年或皇庆二年癸 丑（1313）	75 岁或 76 岁		卷十五
87	《有元故奉训大 夫同知威楚开南 等路总管席君神 道碣铭并序》	席诚信	皇庆二年癸丑 （1313）	76 岁		《牧庵 集》 辑佚

由表观之，就姚燧的文献可考证篇目系年的这89篇碑志文来看，姚燧的碑志文创作基本都在姚燧38岁出仕做官后。这与姚燧出仕后文名甚著以及进入元代的政治视野，享有一定的政治地位和威望有关，奉诏作文、应官员请托作铭自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此外，姚燧的碑志文创作应以至元二十三年（1286）为界，即以姚燧49岁任翰林直学士为界。至元二十三年前，即姚燧49岁前，碑志文创作仅有4篇。而至元二十三年后，姚燧碑志文创作的创作频率和创作数量明显增多，至元二十三年（1286）至大德二年（1298）这段任官翰林院时期，可确证具体的篇目系年及确证作于该时期的碑志文就有26篇。大德十一年丁未（1307），“起燧为太子宾客，未几，除承旨学士，寻拜太子少傅”①，在大德十一年（1307）到至大四年（1311）这短短的四年间，可确证篇目系年及确证作于该时期的碑志文有25篇，姚燧辞官归乡后，在其74岁至76岁这3年间，可确证篇目系年的碑志文创作数量为8篇。

由此观之，两个任职翰林院时期以及辞官归乡时期是姚燧碑志文创作的集中期。这与他在地方任职事务繁多，日理万机，日不暇给，不断地奔波劳碌，辗转于四川、陕西、湖北等地有关。至元二十三年（1286），姚燧到京城做官，入职翰林院。此后姚燧的碑志文创作频率和创作数量明显增多，姚燧的碑志文创作多集中在姚燧入职翰林院时期以及辞官归家时期。

首先，姚燧在元代本就文名显赫，又入职翰林院，后又编修国史，得其作碑志，昭纪鸿懿，可使来者可信，为官者请他撰写碑铭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这也是姚燧碑志文中的人物多为能臣干吏、武将贵胄的原因。

其次，姚燧入职翰林院，相比于在地方做官时期，翰林院事务较为清闲，姚燧安闲自得，应托作铭的时间较多。姚燧74岁才辞官归乡，76岁便与世长辞，在这短短的3年间，尽管其饱受病痛的折磨，仍然创作了8篇碑志文，亦是此理。

姚波

第二章 姚燧碑志文的书写对象


姚燧散文创作一共有239篇，而其所创作的碑志文共计97篇，碑志文占姚燧散文创作数量的41%。姚燧的碑志文在查洪德先生所编校的《姚燧集》的收录情况为：宫庙之碑共计13篇，其中11篇集中收录于《牧庵集》卷十至卷十二，《襄阳庙学碑》《有元重修玉清万寿宫碑铭并序》收录在查洪德《姚燧集》中的《牧庵集辑佚》中；神道碑共计48篇，其中44篇集中收录于《牧庵集》卷十三至卷二十四，《有元故中奉大夫福建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焦公神道碑铭并序》《有元故中奉大夫江东宣慰使珊竹公神道铭并序》《潞国忠简赵公神道碑铭并序》《大元朝列大夫骑都尉弘农伯杨公神道碑铭》这4篇收录在查洪德《姚燧集》中的《牧庵集辑佚》中；坟道碑共计3篇，神道碣5篇，其中《有元故奉训大夫同知威楚开南等路总管席君神道碣铭并序》收录在查洪德《姚燧集》中的《牧庵集辑佚》中；先德碑2篇，《岳氏宗茔之碑》收录在《牧庵集辑佚》中；先德碣1篇，墓碣4篇，阡表4篇，阡碣1篇，墓志铭13篇，其中《袁氏墓志铭》收录在查洪德《姚燧集》中的《牧庵集辑佚》中；道行碑3篇，均收录在《姚燧集》中的《牧庵集辑佚》中。


但是将姚燧现存的碑志文与姚燧弟子刘致所作的《姚燧年谱》相对照，发现仍有不少碑志文已经散佚，仅存篇名。如按刘时中为姚燧所作年谱，至元二十四年（1287），姚燧还应托创作了《参政胡公碑》《太医郑公碑》，但是后已散佚，《牧庵集》已无记载，即姚燧本来创作碑志文的数量要比现在所呈现的面貌更加蔚为大观。


在内容上，姚燧碑志文的书写对象多为朝廷官宦，可以称之为文臣武将的渊薮。其碑志文不仅有墓主主要政绩的描述和一生重要行迹的勾勒，而且还重视叙述墓主的个人品德操守。


姚燧的碑志文97篇，有宫碑、庙碑、神道碑、神道碣、墓志铭、阡表、阡碣等，其中除宫庙之碑，其他均是写人之碑。因此遂以称美讼德的叙述主体为不同来划分，将姚燧碑志文分为人物类碑志和非人物类碑志。在这里，需要予以指出的是，本文将姚燧碑志文中几乎通篇都在写人的宫庙之碑亦归入人物类碑志。


第一节人物类碑志


姚燧的人物类碑志文占绝大多数，姚燧笔下的传主多为朝廷官宦，但亦呈现出身份迥异的创作面貌。碑志文中亦有为平民百姓而作，为医官工匠而作，为僧人道士而作等，因此根据碑志文传主的身份，参照史书的分类方法，将姚燧的人物类碑志遂分为名臣良吏类、将领武官类、道教名流类、布衣白丁类以及女性碑志类五大类。


一、名臣良吏类


姚燧出身高门，师从名儒许衡，且自身为许门弟子中的佼佼者，文采斐然，闻名遐迩。一生仕途平顺，在京为官多年，累官至翰林承旨学士，因此有很多机会得以认识很多名臣巨卿，甚至来往甚密。因此从天子所命或官宦及其家属所托，为其作碑铭也是合乎情理的事情。


姚燧为名臣良吏所作的碑志最多，有42篇。姚燧笔下的名臣良吏，史书有载者有鞠养其长大、为世祖陈述帝王之学、治国之道的伯父姚枢，有居近密之地敢于犯颜直谏、居官清廉的潜邸旧臣董文忠，有博通经史、编修《授时历》的名臣杨恭懿，有勤政爱民、淡泊名利的良吏谭澄等人，史书有载的名臣良吏类的碑志文篇幅较长，叙事最为详赡，赡而不秽，详而有体。而史书并无记录的那些文官，姚燧亦在碑志文中浓墨重彩地刻画了其在朝或者在地方的政绩官声，但是受墓主本身生平事迹多寡的限制，此类碑志叙事呈现出常态化书写的特色。


姚燧将自己的钦佩、赞美之情倾注于笔端以昭纪鸿懿、称美功德，如实地记述了这些名臣良吏为了元朝的兴国定邦、政治清明以及百姓的安居乐业所作出的贡献，姚燧审慎采择史料，选取传主在特殊的时期以及所处的职位上做的最具代表性事件，突出这些名臣良吏的经邦纬国之才，同时也浓墨重彩对他们敢于冒违逆龙颜之险不改衷肠、直言进谏以及为官清廉、忠勤事君等方面的人物事迹展开了描绘。


《中书左丞姚文献公神道碑》是姚燧为其伯父姚枢所作的碑志，也是姚燧所作诸多碑志中最为鸿篇巨制的一篇，姚枢乃是元朝世祖名臣，以《中书左丞姚文献公神道碑》为例，在展示姚枢一生的仕途画卷之时，姚燧选择其人生行迹中的典型事件，突出强调姚枢的人物特征。为了说明其经世治国之才，姚燧选取了这样几件事情来展开论述：其一，姚枢向忽必烈进言治国的道理，汇八目治国平天下之大经，陈卅条救时之弊，得到忽必烈的赏识和重用；其二，蒙哥汗将漠南汉地的军政事务尽数交给忽必烈，下属忘乎所以，大喜过望，但是姚枢向忽必烈进言韬光养晦之计，仅留兵权，将行政权力交回；其三，姚枢向忽必烈进言以往伐宋战争中的错误行为，变春去秋来、专事掳掠的军事行动为分屯要地，以守为主、亦战亦耕的长期战备，在蒙宋交界地段屯垦戍边；其四，忽必烈听取姚枢在南京、关中二者择一的选择中选择关中的抉择一事等。


通过姚枢在这些事情上展现的才干，反复渲染，强调突出他的过人谋略；在这些典型事件中，又重点叙述姚枢一生中最具华彩之处——向世祖进言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一事：叙述姚枢在登上政治舞台之初，向元世祖忽必烈从宏观上建言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微观上谈及救时之弊以及如此执行的种种好处，姚枢的经世纬国之才由此得以显露无遗。


姚燧在叙述人物的才能以及政绩的同时，亦不忘叙述人物其他方面的品德，《中书左丞姚文献公神道碑》中，在歌颂姚枢的经世治国之才的同时，亦不忘叙述姚枢倡明斯道的才干、隐居于辉，不与世俗同流合污、仁爱百姓的个人操守以及其恭敬俭勤、穷达一节的美好品德。


姚燧对于这些史书有载的名臣能吏的重要人生行径予以了详赡的描写，在对能说明其政绩官声的典型事迹的勾勒中，充满了姚燧对其的赞扬以及钦佩之情。与此同时，对于那些为政一方爱民恤物政绩斐然但是不为史书所载的官吏，姚燧亦不吝笔墨，浓墨重彩地叙述了其为政一方宽仁爱民的重要事迹。姚燧在碑志中对良吏形象的刻画，主要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展开，赞美其为官之德，以期彰善瘅恶，以树风声。


其一是爱民恤物，心系百姓，一心为百姓着想。如在《资善大夫同知行宣政院事张公神道碑》中塑造了一个体恤民情、仁爱百姓的良吏形象，通过选取张天祐负责监督疏通交河工程时劝谏丞相噶巴齐天寒地冻时不适宜继续动工，没有被许可，民多僵死，张天祐后冒着自身被问罪的危险，其遣民众回家的典型事例，一个宽仁爱民的良吏形象跃然纸上。再如《奉训大夫知龙阳州孝子梁公神道碣》中：


由读《木兰院碑》载宋宝应丁亥湖水大溢，流死数万，聚葬于此，若京观然。遂衋伤心，罪前为令：“罹是大厄，犹不为虞，安必异时湖水不再至耶？”发民筑防，延数十里,高袤及丈，日急其程，如水朝夕至者。悦以使之，民不怨劳。竟工，种柳杂木其上，以捍冲啮。①


通过叙述因为梁琮读及宋朝水患害民旧事，恐再蹈丁亥湖水大溢洪水肆虐导致尸横遍野之祸，未雨绸缪，修筑堤坝，防患未然，悦使其民一事，足见梁琮爱民如子的为官之德。


其二是谳断明允，秉公执法。如《浙西廉访副使潘公神道碑》中的传主潘泽便具有这样的可贵品质，碑文选取了有关事例来突出潘泽的明断刑狱之才：


转佥山北辽东道提刑按察司事。治有田民杀其主者狱，已结矣。公详谳之，则其妻与所私夫为之，乃昭田民，当二人法。又有讼为豪室奴其一家十七人，有司观顾，数年不能正。公以凡今鬻人，皆画男女左右食指横理于券为信，以其疏密判人短长壮少，与狱词同，其索券视，中有年十三儿，指理如成人，公曰：“伪败在此。”为召郡儿年十三十人，以符其指，皆密不合，豪室遂屈，毁券民之。①


通过叙述潘泽仔细审查田民杀主这一旧案使得冤情昭雪、元凶归案以及其处理数年不能决的豪室奴民这两件事情，突出了其不偏不倚，高悬明镜的决断之才。再如《中奉大夫荆湖北道宣慰使赵公墓志铭》：


民有崔进、王成共饮，成归，而进失其处。其兄讼成杀之，县掠成服。时州县得专诛，公疑不得其尸，缓不即令偿死。逾月，滹沱冰开而尸岀，验核无他，乃由醉堕水死，成乃脱系。②


姚燧在碑志中通过详细描写与传主明断刑狱有关的诉讼案件，突出了其谳断明允的为官之才。


其三是不畏权贵，敢于犯颜直谏。如：


世祖宾天，成宗继序，圆丘请谥，太室升祔，凡厥礼文，酌古损今，皆所订稽。元贞之元，拜监察御史。京师地震，上疏曰：“君失其道，谪见于天，其咎在内庭窃干外政。小人显廁君子，名实混淆，刑赏僭差，阳为阴乘，致静者动。宜兢兢祗畏，侧身修行，反昔所为，以尽弭之之道。”其说累数千百言，反覆深切。有司不敢以闻，君则曰：“吾不得于言者。”遂委印去，反关其家，著书自怡。③（《国子司业滕君墓碣》）


闻令下采民女姿德宜者，贡实掖庭。公上言：“山西回远京师，且无大家，民女贫陋，无有可充椒房下陈，徒生民心，使育女嫁姻，年不及，币征不纳。惟幸有男无讬，杀礼戾古，夭生紊俗，甚非圣世之盛举也。”同列危之，避不连署。公曰：“此出我独。”竟上之。事亦报罢。①（《中奉大夫荆湖北道宣慰使赵公墓志铭》）


发阿哈玛特（注：史书载作及后世称之为“阿合马”）贼国诸不法，彼顾诬公纠摘非实，捕送刑部狱。引邻妇有色者，教诬公尝窃往来。而邻妇力明其无有，鞫之堕孕，而事始白。又纠膺师、西京宣慰使道拉实以己憾杀其幕僚。凡是皆庸懦缩首危者，而峻风节者咸伟之。②（《河南道劝农副使白公墓碣》）


姚燧在《国子司业滕君墓碣》中叙及时逢京师地震，滕安上上书地震乃是因内庭干政，朝内“举枉错诸直”预警所致，上书不得呈递竟怒而辞官归乡一事。在《中奉大夫荆湖北道宣慰使赵公墓志铭》则叙述赵椿龄不惜冒犯天颜，竟上书指斥选民女贡实掖庭之失一事，在《河南道劝农副使白公墓碣》中则叙述白栋指责权臣之失等，对官吏不畏强权，将自己的荣辱安危置之度外，敢于进谏忠言这一可贵之处予以了浓墨重彩的刻画，赞美了传主刚正耿介、直言不讳的可贵品质。


姚燧除了从上述几个方面详写官吏的为官之才、为官之德以外，有时还会叙述传主廉洁奉公的可贵品质。另外，除了重视对这些名臣能吏的事功进行描述以外，亦会对其侍亲至孝，友爱兄弟，敬爱妻子等其居家之懿行纯德展开描绘。


此外，姚燧碑志中的名臣良吏大多是为元朝鞠躬尽瘁忠勤事君的官吏形象，但是也有异代良吏的形象存在。此类碑志篇目较少，仅有两篇，为《宋太常少卿陈公神道碑》《金故甄官署令魏府君墓碣》。此类碑志叙事最为简略，《宋太常少卿陈公神道碑》全篇没有叙述传主陈希亮（陈元凯之八世祖）的事迹，而是借题发挥，用大量篇幅叙述姚与陈同为有虞氏之遗裔以及陈氏在史书有载以来的家族谱系，最后感慨道：“载籍以来，不陨其世德者，惟独一门”③，发出“不陨世德实难”的慨叹。


二、武官将领类


元朝战争不断，兵戈未息，对外扩张频繁，版图的扩大之至更是旷古少有。因此涌现了不少战功赫赫、英武不凡的将领武官，姚燧的碑志中就有不少篇目是反映此类历史人物的。姚燧为武官将领所作的碑志有27篇，仅次于名臣良吏类碑志。


姚燧的武官将领类碑志，呈现出三个特征：


首先，在那些为元朝统一全国扩展版图立下赫赫战功的名将类碑志的历史书写上，与那些名不见经传的武官将领的碑志相比，表现为详与略的区别，因此史书所载的名将类在姚燧笔下更具独特风神，而那些普通的武官将领的碑志书写，则呈现出常态化书写的特色。


如《湖广行省左丞相神道碑》完全突破了传统碑志的书写范式，开篇便引用元世祖对阿里海牙攻破襄阳的高度赞扬：“布延东兵，阿尔哈雅（注：《元史》卷一百二十八载作“阿里海牙”）孤军戍鄂，朕尝深忧。或荆蜀连兵，顺流而东，人心未牢，必翻城为应，根本斯蹶。孰谓小北庭人，能覆全荆？江浙闻是，肝胆落矣，而吾东兵可无后虞。朕喜以此。”①通过元世祖忽必烈对阿里海牙攻破襄阳大败宋军喜不自胜的赞语，引出对传主赫赫功绩的描述。


而在对阿里海牙的人物形象塑造上，又表现出传奇笔法与以史笔为碑志相结合的特征，使得人物熠熠生辉，跃然纸上。传奇笔法表现在阿里海牙在世祖射虎未死舍马徒步杀虎与吐蕃有贮藏甘露宝函的洞穴，世祖遣人数次前去而不得，独阿里海牙得其而还二事上，以突出阿里海牙的英武不凡。而以史笔为碑志表现在叙述阿里海牙在襄阳之战中的谋略与才干。在人物的塑造上，选材详略得当，略写舍马杀虎与探宝得归一事，而详写阿里海牙献策得到采用：提出襄阳与樊城唇齿相依，应该集中全力先攻下樊城；南宋之亡实始于襄樊之失，后来也得到了战争大胜的佐证以及宋帅范文虎遣都统张顺、张贵为襄阳补给衣甲，斩张顺；后阿里海牙预料到张贵会趁着河水暴涨，乘夜逃跑，早做防备，斩张贵于柜门关这两件事情来说明阿里海牙在军事上的预见性，此外还叙及阿里海牙在举荐人才的功劳，使得一个立体的、丰满的、有血有肉的将领形象得以展现出来，人物的神采风貌得以跃然纸上。


总而言之，在那些为史书所载的名将的历史书写上，叙事更为详赡，人物也更具血肉，更为丰满，寄予了姚燧对其的高度赞扬之情，以期标序盛德，垂范后世。而对于那些普通的武官将领，则仅将其功绩和德行娓娓道来。


其次，姚燧笔下的武官将领类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形象：一、驰骋疆场、四处征战的将领武官，此类人物最多，亦有不少将领为史书所载。为史书所载者有襄阳之战立下赫赫功劳的北庭人阿里海牙，有出身勋门、家世显赫、自身英武不凡忠勤事主的博啰罕、史格、史燿等人，有苦守虎啸山终赢得一线生机、解决川西骚乱的、处于史书“平东夷南夷之臣”之列的张庭瑞等；二是戍守一方的守土之臣，此类人物有戍守青居的平蜀功臣汪世显之子汪忠臣，有戍守邓州的千户杨彦珍等；三是别朝投降元朝以活民众的降将。对战功赫赫的武官将领予以关注和歌颂不足为奇，而对降将的塑造以及歌颂是需要予以特别注意的。


如在《怀远大将军招抚使王公神道碑》中：


公闻兵将至，曰：“丈夫生三十年，而劳苦耒耜，屈压极矣。今已委身饵敌，暴骨草野，且吾君已弃民，民尚谁死哉！吾有自图富贵耳。”乃以是撼三十余村之民：“汝幸从我，我能活汝。”乃将壮士数百辈，出蠡疆，迎两大帅万户刘伯林、御史大夫萧公降。帅善其来，与之帜曰：“张汝之乡，我兵自敛戢，不汝侵也。”大兵及城，城方力完守具，炮死萧大夫，两军愤厉，一鼓屠其城，无噍类遗，而三十村无毫毛伤者。兵去而艰食，民死相藉。公旧富粟，地藏，尽发以廪饿人。又假为种，责其力田作，以继糊口。又筑屋数十楹以居，病俾医，煮药其间，时其衣食，所活又甚多。①


姚燧对于降将的态度是比较独到的，不同于儒家价值体系下认为投降之将乃是大节有失、对主不忠，姚燧认为元朝统一全国乃是大势所趋，异朝将领投降元朝是大势所趋，顺应时势所为。在《怀远大将军招抚使王公神道碑》中对金已蹙国的背景下，王兴秀招集三十余村的村民投降元军，避免了无噍类遗的惨状，且在战后用自己的藏粮赈济百姓，又责其耕种，有病者为其就医，为其提供衣服食物，使得百姓绝处逢生的仁心义举予以详细的描写，盛赞了其免民生灵涂炭的功绩。


姚燧甚至还在碑志中展现了某些降将在元朝强大的攻势面前不卑不亢的人物风采。据《河东检察李公墓志铭》记载：


乃往见太师国王穆呼哩（注：《元史》载作“木华黎”），曰：“榆次小县，众且万人，无栅自固，王如加兵，未必朝至而夕下，必尽力以与王将吏斗。虽王将吏，能保其不与一死，不扶一伤乎？此势之必至者。比其拔也，逞志而斗歼之，得倍百里莽旷无人之土，王安利哉？今不汗一马，得倍百里、有万其众之民以下执事，王何以待之？”王曰：“吾受降多矣，无有如之人之壮者。闲其举止，而辩于为言。吾得士矣。”②在元军攻打太原之际，李懋时作为投降一方去进见太师国王木华黎，他不畏惧于元朝军队的强大攻势，有理有节，雄辩如流，指出：即使榆次作为小县城，但是若是军民一心，元军也未必能不废一甲一兵，侵而占之。若是元军屠城，留给元军的也不过是赤地千里、满目疮痍的惨状，不若休兵止戈。姚燧通过记载李懋时的言行，对其处于弱势一方在强者面前不卑不亢的精神风貌予以展现，并未因其是降将而于字里行间流露出轻视的态度，反而用细腻的笔触将李懋时能言善辩、不卑不亢的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于记载人物事迹之中寄予了自己对这位英勇之士的赞扬之情。


姚燧在刻画描摹另外两类武官将领的人物形象时，详赡地描写了传主在作战中的英勇不凡或谋略才干，对于那些勋门之后，姚燧在碑志中亦会叙及其祖上的功绩，以突出传主的出身不凡。如《平章政事忙兀公神道碑》开头还用不小的篇幅叙述曾祖父辉和尔在元太祖势力一般的时候就对其不离不弃，得到了太祖的赏识和认可，为太祖鞍前马后使得其家族显达的事迹；再如《平章政事史公神道碑》中叙及史格之父史天泽的功绩。在对其祖上功绩的追溯中，以突出传主的出身不凡，生发出世代保持高官厚禄、家族昌盛实难的感慨。


再次，姚燧除了记录了传主英勇作战、征战四方或者戍守一方的功绩之外，亦会对传主仁爱百姓、克尽厥职的文治进行描写。要而言之，姚燧在将领武官类的人物形象的塑造中，文治武功，兼而叙之。如在《资善大夫中书左丞赠银青荣禄大夫平章政事谥武愍公李公家庙碑》除了叙及李恒大败吕文焕攻破襄阳南征灭宋的功绩之外，还对李恒在拐卖人口为奴者讨伐其罪过以及在灾荒之时，发仓赈灾、救焚赈溺的事迹予以了描写。


再如《平章政事史公神道碑》除了叙及史格从攻襄阳，又从阿术南征，以及史格在潭州之战中身先士卒，一马当先，勇猛非凡的赫赫战功之外，还叙及了史格恢复生产，解放逃奴、免除税收，开仓赈粮等仁民爱物之举，以及在湖北行省打算按户征收酒税和醋税之时，史格上书谏言岭南地势险要而民众稀少，民风彪悍，征收赋税只会让其成为盗匪，行省采纳了它的建议，免除了一些苛捐杂税的称职有为之行。


三、道教名流类


元朝作为异族王朝入主中原，先灭金，后灭宋，疆域空前辽阔，如何处理纷繁复杂的民族矛盾、如何对待各色人等形色各异的宗教信仰，成为元朝统治者需要思考的问题。元朝采取了对待各色宗教信仰兼容并包的政策，“我元自太祖圣武皇帝视邱长春有道，聘为玄门宗，厥后太、定、宪三宗及今皇帝，皆稟孝自天，善继以述”①。道教在元朝的历代基本上都显有优待，道教因此兴盛一时。姚燧与之有关的碑志有5篇（包括《长春宫碑》），《希真先生祠碑》《玉阳体玄广度真人王宗道行碑并序》是姚燧应朋友或同僚之托创作碑志，其余为应诏之作，“细及龟筮货殖，方伎滑稽，隐逸卓行，犹特传之，况圣皇下诏褒崇有道之真人哉！固宜有述，不可以吾儒不为其道，非职而辞也”②，传主皆为当时为道教开宗立派、发扬光大或享誉一时的道教名流。


姚燧为道教名流类所作的碑志，呈现出两类倾向：一、对该道教名流类的事迹予以常态化书写，以儒家的思想标准对传主的事迹予以审视和表彰；如《希真先生祠碑》《长春宫碑》《洞观普济圆明真人高君道行碑》；二、具有传奇色彩，文学色彩浓厚。如《冲虚真人郝公神道碑》《玉阳体玄广度真人王宗师道行碑并序》。


道教名流类所作的碑志中呈现出常态化书写特征的碑志为与其他类别的碑志别无二致，重在描绘传主的德行品质，《希真先生祠碑》全文围绕王道清济寒赈贫、取财有道、言出必行等可贵的品质展开事迹的勾勒；而《长春宫碑》则重在叙述丘处机历尽艰难求见成吉思汗一言止杀以活万民的仁心义举以及其对道教得以创立全真道的开创之功；《洞观普济圆明真人高君道姓碑》则叙及高道宽得到一步步重用，以一己之力掌教四十余年的不易。


具有传奇色彩的碑志则是姚燧碑志中极具特色的一类，《玉阳体玄广度真人王宗师道行碑并序》是最具传奇色彩的一篇。


以《玉阳体玄广度真人王宗师道行碑并序》为例，其传奇性表现在：一、出身的传奇性：“母梦丹霞被身而生。”③二、入道前以及入道后的奇异经历的历史书写：入道前，“无疾死而复生，由是若知死生说。后遇异人坐大石，来前抚首与言，又闻空中神自名玄庭宫主，归乃敝服赤脚，狂歌市中。人谓或病失心，或识为无疾，将收敛冠巾妻之，不可，遂与母皆为老氏法”④；入道后，围绕四件奇异之事展开：一是王重阳离查山二百里掉伞，被位于查山的王处一捡到的奇异之事；二是金世宗以鸩酒试其是否真的得道及其神异，持杯尽饮，而王处一性命无恙只是鬓发脱落无法受冠的奇异之事；三是金世宗病重遣使者召之，王处一感慨道恐怕难睹圣颜，结果应诏赴之，果然世宗已薨，足见王处一未卜先知；四是预知生灵将遭遇兵燹之祸；对传主的奇异经历的书写，刻画细致，传主的奇特不凡栩栩如生地再现于眼前，引人入胜。


但是与此同时，姚燧也坚持了秉笔直书的实录精神，在叙述之初，他便注明了文献来源：“按事状及《显异录》”①，做到了“于德于功，于事于言，见书见而闻书闻，信传信而疑传疑，实录直致，俾观者自判是非于千载下。”②


四、布衣白丁类


为显贵之人作碑立传早已司空见惯，而为布衣白丁写作碑文则是百不获一的。姚燧关于布衣白丁类的碑文有11篇，其笔下的平民百姓身份不一，行迹各异，有医术高超妙手回春的医生，有关爱百姓体贴民众的义士，此类碑志短小精悍，但是所塑造的人物亦形象各异，使人印象深刻。只要传主有仁心义举，姚燧都饱蘸笔墨，对其事迹予以了详实的描绘，刻画了其独特的人物风采。


如《招抚使李君阡表》塑造了李聚在金朝衰亡之际躬耕陇亩之中却仍仁爱百姓，关心民瘼，恤孤念苦，乐善好施、闲谈不语时事、不议短长的人物形象，而《医隐阎君阡表》塑造了阎瑀医术高超却不矜其能、慷慨大方、仗义疏财的人物形象，《赵君和父墓志铭》塑造了赵和父公平正直、因明事理而乡人谓之“明理先生”的人物形象，虽都叙其懿德嘉行，但是人物形象各具特色，突出鲜明，熠熠生辉。此类碑志在人物塑造上的共性书写表现在亦遵循姚燧创作的其他人物类碑志的书写范式，衡量墓主，皆遵儒学，重在围绕其事功和品行的事迹展开描写，尤其强调其人格光辉和高洁品行。重视对人物品德的撰述和描写，是姚燧重视“修身”的思想在碑志中的流露和呈现。


这类人物能够得以树碑立传，大多与其子孙后代的功勋是离不开的。《孝经》有云：“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③，因此姚燧在碑志中歌颂了朝廷推恩之功，同时对其子孙能够显亲使其父母声名得以不朽予以了高度的称赞。


如《少中大夫轻车都尉渤海郡侯解公坟道碑》：


至元三年，武宗若曰：内外庶官，五品而上，既皆宣授，于其子孙，亦光显矣。而其祖考，犹或布衣，岁时庙享，工祝致告，无所称谓，非所以兴孝天下也。乃敕省臣，列五爵三土，加阶勋等威之：五品子男、从男、正子者县，四品郡伯，皆惟考一代；三品郡侯公，父及祖二代；一品国公，祖而上递衰之，至曾为极焉。惟褒词用御前宝者，以其名闻，他如宣授。用是少中大夫、秘书监丞解节亨之考禧，赠少中大夫、轻车都尉、渤海郡侯。妣樊，渤海郡太夫人。祖政祥，中顺大夫、上骑都尉、渤海郡伯。祖妣樊，渤海郡太君。节亨将昭圣代礼使臣下之美，且侈吾家之美希阔之遇，树碑先茔，托笔于燧。因惟前古，不及三品者不以封谥。揆今为制，下及五命，至德深仁，为何如哉!①


姚燧对朝廷的推恩之功予以了盛赞，同时对子孙的扬亲之孝亦予以了高度的评价。


另外，姚燧在此类碑志中，亦有不再对碑志的叙述主体进行细致刻画，而是借题而发，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感受之作。如在《浏阳县尉阎君墓志铭》中，姚燧通过引用阎宏为其父求铭所作事状之文完成了对该篇碑志的叙述主体阎鼎吉的生平事迹叙述，紧接着通过反驳阎宏“吾少厉志嗜学，官止一尉，殆天戏人者”②这一感慨之语而引出对为县尉亦不易的感慨，进而展开县尉之官所面临的官民勾结的政治生态以及县尉可用之人少，但是无法将盗贼缉拿归案，却容易官职不保的困境予以详细描写，议论的成分大大超过对传主事迹叙述本身。


五、女性碑志类
姚燧的人物类碑志中属于女性碑志类的仅有4篇，分别是《报恩寺碑》《劝农使陈公夫人李君碑》《提刑赵公夫人杨君新阡碣》《临江路总管府判官夏君母夫人张氏墓志铭》，都是姚燧应其朝廷同僚或者朋友请托，为他们的母亲或者夫人撰文，皆为非亲请托之作。此类女性人物多出身显贵或后因子女而显贵，撰写对象为具有一定社会地位与威望的中上层女性。因为姚燧的此类碑志都是应托之作，对碑志的叙述主体不甚了解更谈不上熟稔，因此他的女性碑志相比于其他碑志而言，体制短小，叙述碑志主人公的事迹较为简略。


姚燧力图通过文字，真实、生动地再现主人公的形象，同时又兼顾到碑志的庄重性和历史价值，在此类碑志的撰写上，他采取了两种撰写策略：其一，力求写实，往往借请铭者之口完成了对叙述主体的世系、事迹的叙述，姚燧仅在碑文最后交代自己为何应其要求撰写铭文或对有关事迹予以议论。


如《劝农使陈公夫人李君神道碑》开篇即用“少中大夫、岭北湖南道肃政亷访使陈元凯，语其妣夫人平生于其友姚燧曰”①一句，借陈元凯之口展开对叙述主体的刻画，姚燧只在志文的最后，才交代自己撰写碑文是因为姚与陈同源以及姚燧的曾祖母与陈公夫人的母族存在亲属关系所以应其要求写作碑文。《临江路总管府判官夏君母夫人张氏墓志铭》亦是如此，开篇用“大德十有一年秋八月，临江路总管府判官夏元亨，过燧于郢，拜而言曰”②一语，通过请铭者夏元亨之口，完成对其叙述主体的人物形象的刻画；姚燧仅在志文的最后对夏元亨提及到的元亨之母“由前则行嘉礼于丧，由后则豫死事于生”③一事，流露出元亨之母仿佛预知自己的命运予以感慨之叹；


其二，行文并不围绕女性人物的主要事迹展开，用其他内容填补墓主行事叙述之阙，亦会叙述与该女性人物有关的男性人物事迹，即对该女性人物的事迹的描述仍然依附于其夫君的人生行径中，甚至对男性叙述客体的事迹的描述远远超过了对叙述主体即该女性人物本身的叙述。对女性人物的事迹的叙述，用语较为简省，碑志中的女性叙事处于边缘化状态。如《提刑赵公夫人杨君新阡碣》中，涉及到叙述主人公——赵缙夫人杨氏的事迹仅有寥寥数语，而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讲赵缙愿意代母兄受过而死终被饶恕性命以及赵缙在其治理的辖区内的政绩。


而姚燧碑志中对女性人物的叙述基本围绕内宅这一活动空间展开，在古代女子受封建礼教规约，活动空间狭小。基本局限在内宅。正如《礼记•内则》所言：“男不言内，女不言外”④，古代有着明确的男女分工，传统文化建构中女性的理想人格范型便是“贤妻”“良母”“贞妇”等。姚燧笔下的女性人物多是从她们为人女、为人妻、为人媳、为人母的身份上来叙述其生平事迹，呈现出单一化、类型化特征，都基本遵循儒家女性理想人格的范型，为“贤妻”“良母”“孝女”。姚燧笔下的女性人物形象将叙述重点放在女子出嫁后对夫家的贡献上，对其的叙述多从其孝悌侍亲、襄助家业、教导子孙等几个方面展开，如《劝农使陈公夫人李君神道碑》：


会岁大荒，夫人撷穞为粮，然火照绩，以事颍川（陈元凯之祖母）。虽流离造次，其故家遗风，不衰平时。二年，而颍川亦卒。参议与张夫人，嫂也，事之如规措、颍川。先君参谋军中，或自军所来，槖之一钱尺帛，不有之私室，必归兄嫂。先君求得奉职二孤女民间，夫人子过所生，归诸令门。①


简要概述劝农使陈膺夫人李君在兵戈乱离、时逢荒年之际，侍奉其婆母、兄嫂的孝悌之举、在如此境遇之下善治家事，不衰家风以及对陈膺其兄之女视如己出的贤良之行。


再如《报恩寺碑》，该碑志中的女性人物与其他碑志略有不同，活动空间从内宅拓展到佛寺。但是该女性人物亦为世家之后，身份显贵，出家事佛是在其子孙均能自立的前提下。姚燧详细叙述其事佛的原因：乃是因为其父在征战过程中造有杀业，有毁灭佛庐之举因此选择出家事佛为父资冥福。肯定其的仁心孝举，仍然是符合儒家思想中“孝”的范畴的。


此外，姚燧在女性碑志中同时叙及该女性人物的子孙的任官情况，认为子孙能够砥行立名、振兴门户乃是女性教导有方的标志。《提刑赵公夫人杨君新阡碣》中：“《诗》曰：‘教诲尔子，式谷似之’、‘彼奕叶袭芳，不陨世德’。夫人之功，亦鲜俪哉！”②引用《诗经》中的话语来说明赵缙夫人杨君善于教导子女的品质。


要而言之，姚燧在碑志中对女性人物的书写，不仅仅是对女性角色的刻画，更深层次的是他对儒家思想中“以顺为正者”的“妾妇之道”的体现和崇尚，他笔下的女性人物是符合儒家价值体系对女性的建构以及期许的。姚燧是用儒家的标准去审视和评价女性人物，对女性人物的懿德佳行展开叙述，在姚燧的碑志中，女性人物多以“贤惠”“慈爱”等特质出现，在家庭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承担着教育子女、照顾家庭的重任，对女性人物的书写中寄托着儒家规范及男性士大夫所崇尚的女性道德标准。


此类碑志呈现出体制短小、叙事简略的艺术特征，这也正是它的局限性所在，由于篇幅短小、叙事简略，使得女性人物的形象不够丰满，缺乏立体感。


综上所述，姚燧按照传主的不同身份，对其主要事迹进行了审视和关照，名臣良吏类碑志中，为史书所载者的名臣良吏类碑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对于名不见经传的良吏，亦对其为官之德予以了浓墨重彩地刻画；武官将领类碑志文治武功，兼而叙之；道教名流类碑志呈现出两类倾向：其一站在儒家的立场对道教名流的人物事迹予以常态化书写和歌颂，其二具有浓厚的传奇色彩；布衣白丁类碑志饱蘸笔墨，其笔下的平民百姓形象各异，各具特色。此类碑志除了塑造人物形象之外，重在歌颂朝廷的推恩之功以及子孙后代的扬亲之志，或者借题发挥，表达自己的一些观点和看法；女性碑志类下的女性人物基本遵循儒家理想女性范式，体制短小，叙事简略。


第二节非人物类碑志


姚燧的非人物类碑志文共有8篇，主要是宫庙之碑，分别是：《重修中太一宫碑》《延釐寺碑》《崇恩福元寺碑》《重修南泉山大慈化禅寺碑》《普庆寺碑》《江州庐山太平兴国宫改为九天採访应天保运妙化助顺真君殿碑》《襄阳庙学碑》《有元重修玉清万寿宫碑铭并序》。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将宫庙之碑中的全篇都在叙述人物事迹的宫庙之碑归入人物类碑志。


和一般的宫庙之碑相同的是，都叙述了该宫庙之碑的建造原因、时间、最终呈现面貌。


在《崇恩福元寺碑》中，姚燧叙述该寺庙的建造乃是因为元武宗认为自己能有今日之功绩，全赖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在天保佑。因此要为其荐福祝釐，进而求其护佑百姓，安定社稷，故而兴建。后又叙述了崇恩福元寺竣工后的最终呈现面貌：


惟以其日，銮辂亲巡，胥地所宜，于都城南，不杂阛阓，得是吉卜。敕行工曹，甓其外垣，为屋再重，踰五百础，门其前而殿于后，左右为阁楼其四隅。大殿孤峙，为制正方。四出翼室，文石席之，玉石为台，黄金为趺，塑三世佛。后殿五佛，皆范金，为席、台及趺，与前殿一。诸天之神，列塑诸庑，皆作梵像，变相诡形，怵心骇目，使人劝以趋善，惩其为恶，有不待翻诵其书，已悠然生者矣。至其榱题棁桷，藻绘丹碧，缘饰皆金，不可赀算。楯槛衡纵，捍陛承宇，一惟玉石，皆前名刹所未曾有。榜其名曰大崇恩福元寺。①


姚燧运用铺陈的手法反复渲染，极写崇恩福元寺的规模之大、修建之壮观，可谓是玉楼金阁，富丽堂皇。


除了叙述与该宫庙之碑本身有关的内容外，姚燧还叙及建造者于此中的功绩。如在《江州庐山太平兴国宫改为九天採访应天保运妙化助顺真君殿碑》中，这一宫碑的建造乃是因为江西行省左丞吕师夔及其亲属身先垂范，出钱出田，使得富室大族云集景从，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使得该宫庙之碑得以修建。又如在《重修中太一碑》中叙述该宫庙之碑的修建，历时七十余年，时经几代主持和人员的迭代，盛赞他们时诎举赢、瘁尽智殚、惓惓忠心的杰出功绩。


有时姚燧还会触类旁伸，叙及与该宫庙之碑有关的人物的相关历史，例如在《延釐寺碑》中叙述安西王驻兵六盘山以及安西王深受君恩享有的种种特权以及其所居之处的阵仗和威仪，以及管辖下的属地各族皆来顺服的景象。


有时则借题发挥，探讨其中的流变讹误，如《江州庐山太平兴国宫改为九天採访应天保运妙化助顺真君殿碑》全篇都在围绕为何庐山如此高绝却被记载为“庐山原”这一问题来展开论述，以有文字可考的史实展开合理推测：认为原因之一便是大禹派遣官吏巡视时，官吏因为庐山周边为三苗所居之地，且其水木丛生，幽暗不测，官吏并未亲而巡之，因此有此讹误。其次，姚燧将高耸入云却不为史书所载之山峰一一枚举，认为山峰之中高耸入云者不计其数，庐山不被记载也不足为奇。此外，更是叙及庐山祭祀的有关历史。


和一般的宫庙之碑不同的是，姚燧在碑志中体现出好发议论的艺术特色，姚燧所作的非人物类碑志大多是为佛寺、道观而作，反映出道教和佛教在元代兴盛的情形，是元代实行多种宗教信仰兼容并包的文化政策的反映，同时也表现出姚燧对佛教和道教的观点、态度。这一点将于第三章第三节详而论之，此不赘述。


姚燧的宫庙之碑中有1篇是为庙学所作，在《襄阳庙学碑》的书写中，姚燧仅用很少的篇幅用来叙述襄阳庙学的兴建背景、建造者的功绩以及庙学的最终呈现状态等，是姚燧好发议论的典型之作，他对襄阳庙学祭祀神位失当予以长篇累牍的议论：


自今以观，颜、曾之于夫子，同见而知。伯鱼前死，则子思亦见而知者。惟孟子后百有余岁，为闻而知。子思学曾子，孟子学子思，而得其道统之传，则曾、思之功，果不优于孟氏乎？颜子前死，有圣人者存，未尝为书。质之为经，事十九见，赞夫子者才一，问仁与为邦二焉：一以修己，一以治人。他皆见称于夫子，与不待为问而自谓之者也。曾子述《孝经》、《大学》，子思作《中庸》，孟子则自著七篇之书，学者赖之至今。为书三子，二字独见黜，是外其师而弟子是尊，于闻而知者仍祀不变，而顾后所见而知者焉，皆不知为何说也。①


姚燧对元朝庙学祭祀时把颜氏、孟子的地位抬高到曾子、子思之上表示不满，原因有二：其一，颜氏、曾子都是与夫子同时的人，孟子是后学晚辈，没有把弟子地位抬高到比师父高的地位的道理；其二，孟子、曾子、子思均有著作传世，不能独尊孟子，而见黜其他两人。姚燧对庙学祭祀神位失当这一现象的批判，体现了他对于儒家传承的深刻理解和尊重，也反映了他维护儒家道统的思想。


概言之，姚燧的非人物类碑志融描写与议论为一体，既叙述非人物之碑的建造原因、建筑外观等，又借题发挥，触类旁伸，好发议论，流露出姚燧与这些议题有关的态度以及观点。

姚波

第三章 姚燧碑志文的思想内涵


“夫属碑之体，资乎史才；其序则传，其文则铭。标序盛德，必见清风之华；昭纪鸿懿，必见峻伟之烈”①，碑志作为一种应用文体，承载着称美功德以垂范后世的功能属性。姚燧在为人物立碑作传以赞誉他们的德业功美的同时，也融入了自己的思想情感、对待某些现象的观点和看法，抒发着自己的主观情怀，内涵十分丰富。姚燧身处一个海宇混一、社会乱离的特殊历史背景之下，他坚持以大元为正统，孜孜不倦地歌颂那些为蒙元王朝建功立业的历史人物，盛赞这些历史人物在这乱世所显现出的“活”人之德；姚燧秉持着以碑存史的创作原则，进行碑志文的创作。在他的碑志文中，元代官场的黑暗与腐败被揭露无遗，对佛教大行其道的现状提出了质疑，对僧人享有种种特权与民争利的流弊进行了批判，在记载传主家族世系时，频频发出盛衰之叹。


第一节 标序蒙元王朝正统，盛赞传主“活”人之德


当窝阔台汗承继成吉思汗创就的伟业，率领蒙古铁蹄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灭掉金朝之时，三足鼎立已然转化为双峰并峙。南宋王朝依然偏安一隅，已然成为虎视眈眈的蒙元王朝眼里的盘中餐。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剧烈碰撞前所未有，谁能逐鹿中原的天下局势豁然开朗。有着勃勃野心和强大军事实力的蒙古开始了一统中原的征程。


随着蒙古贵族军事统治疆域的拓展，元朝统治者开始实现了从由纯武力征服到吸纳汉族文人入其麾下为其效忠这一文治武功兼而有之的统治方式转变，元世祖忽必烈还在漠北潜邸时期便开金莲川幕府，广纳天下儒士。在政权并存之时，儒士最讲究的是名节观以及正统观。从容蹈道、以身殉国还是保全自身、叛节仕蒙成为横亘在汉族文人面前的一道艰难的抉择。但是姚燧虽然作为汉族文人，却不存在这样的艰难抉择。


虽然元代是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而建立起来的大一统王朝，姚燧不同于那种深受华夏正统教育、有着强烈的夷夏之防的汉族文人，他虽然从小受儒家思想的润泽，但是他的夷夏之防观念早已淡漠，其家族从其伯父姚枢开始便为元朝殚精竭虑，成为元朝初建时期的股肱之臣，进入蒙元王朝政治权力的核心阶层。到了姚燧这里，对元朝的统治以及生活习俗等早已安之若素，俨然已经对这个由蒙古族建立起来的少数民族政权毫无排斥之感，反而对蒙元王朝这个大一统政权深怀文化认同感，并且姚燧对大元王朝于其家族的殊遇厚待是充满感激之情的。他积极投身于报效蒙元王朝的事业中，因此姚燧以元为正统的忠君爱民观在碑志文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姚燧以元为正统的思想在碑志文中的表现有二：一是他在碑志文中以饱满的热情，歌颂着元朝统治者统一天下，拓展疆域，实现政权一统的马上武功和赫赫功绩，以及为大元拓展的疆域之广、统治之众等充满了自豪感。姚燧在《新修滕王阁记》中将元朝所统治的疆域，与秦汉晋隋唐宋六个朝代相比，盛赞元朝的疆域之广乃是旷古所有，就算是盛极一时的唐代也无法与之比肩。在《南平楼记》中更是写出元朝如疾风振枯槁般灭亡南宋的雄壮军威，此类思想在碑志中更是屡屡表露于笔端。如在《长春宫碑》中姚燧这样写道：


矧我太祖，天戈所直，无敢傃刃，视彻四海之土疆，墟万国之社祧，与臣妾亿兆苍苍以生之黔首，不啻疾风之振枯槁，非囿夫祝粟蒙汜，烛龙不照，而马足所及，其势犹不是止焉。庸以较夫声教不出禹迹者，仅如耳之在面，有不能居其十一，可曰自有生民以来所无。惟所有远，故后服益多；惟为猷大，故久焉而成功。其事之殷，有百十于古先者①。


因为姚燧秉持着以元为正统的思想，对于元朝统治者率领蒙古铁骑如秋风扫落叶般横扫欧亚大陆使得疆域扩展超越历代的这一历史现实，他是充满了自豪感的，并且充满强烈的赞扬之情。


二是姚燧在碑志文中浓墨重彩地描述了那些为元朝统一天下灭宋灭金而南征北战的武将的功绩以及那些为维系元朝统治而励精图治的名臣良吏的政绩，这两类碑志创作篇目最多，占据了姚燧碑志文创作的三分之二。对此第二章已经详而论之，此不赘述。


但是尽管姚燧以元代为正统，作为史官，他也不讳言元朝在实现版图扩张中战争的残酷性与血腥性，“某岁乙未，王师狥地汉上。军法：凡城邑以兵得者，悉坑之”②，对元代凡是通过武力征服以得的城邑均实行屠城的军事政策予以反映，直言某些战争造成了无噍类遗的人间惨状。


尽管元朝的统治者在征战后期颁布了禁止屠戮降城兵民百姓的政策，但是执行的过程中兵士依然阳奉阴违，草菅人命。身逢乱世，人命譬如朝露，朝不保夕，姚燧作为一个儒士，心系百姓安危，秉持着民胞物与的仁人情怀，他的碑志中的儒家思想又增添了一层独特的内涵，除了盛赞那些为官正直、清廉、秉公执法以惠及百姓的为官之德之外，突出强调这些历史人物的“活”人之德，对那些一言止杀的道教名流以及活民者众或者贯彻禁止屠戮兵民政策的武官将领予以盛赞，并详赡地描绘了其相关事迹。


如在《长春宫碑》中姚燧对丘处机不远万里去拜见太祖成吉思汗建言献策，“处机每言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杀人。及问为治之方，则对以敬天爱民为本”①，对丘处机一言止杀以使得百姓免遭生灵涂炭的仁人情怀予以歌颂，“乃大辟玄门，遗人招求俘杀于战伐之际。或一戴黄冠而持其署牒，奴者必民，死赖以生者，无虑二三钜万人”②，高度肯定丘处机一言止杀的功绩。


又如在《袁公神道碑》对延安路兵马总管袁湘在金将蹙国，惴不自支的情况下，率领兵民投降等事迹已经予以了详细的描述，但是又在《袁氏先庙碑》中再次强调和盛赞袁湘的“活”人之德。姚燧认为在这样的乱世背景下，弱肉强食，弱者依附强者，姚燧不认为投降便是大节有失，反而认为袁湘能够审时度势，率领百姓降元，使百姓免遭生灵涂炭，又教民耕种之法，免百姓衣食之忧，为百姓与药治病，建立自己的功业，这是值得称颂的。姚燧在为袁湘所作的不同碑志中反复强调这些事迹及品德，并且认为这些事迹和品德是值得“屡书之者”③，足见姚燧对袁湘的“活人之功”及“活”人之德的肯定和重视。


再如对《资善大夫中书左丞赠银青荣禄大夫平章政事谥武愍公李公家庙碑》中：“凡虏民男女奴鬻之者，皆罪而正之。常德、辰、澧、沅、靖五州大荒，民至易子而糴，为发廩赈之，所活为口亡虑十万计”④，对李恒治罪拐卖人口为奴者以及在灾荒之时，发仓赈灾，救焚赈溺的“活”人之德予以了歌颂。


又如在《蓟州甲局提举刘府君墓志铭》中，姚燧笔下的传主是一位位卑职微的函工刘智，刘智从事造铠甲一职二十余年，名不见经传，姚燧引用孟子的“函人唯恐伤人”⑤，认为在战争中，坚实的铠甲是战士得以保全性命的凭借，而刘智专心此职数年，因此保全了不少兵士的性命，不能因为其职位低微便忽视其功绩，这种对于平凡人物所拥有的的善良和人性的肯定，更突出地表现出了姚燧对“活”人之德的推崇和看重。


此类思想在姚燧创作的其他碑志中也多有表达。姚燧作为一位儒者，始终秉持着儒家仁者爱人的人文关怀，将百姓的安危置于心中，认为能够保全百姓的性命，是功在千秋的大事，这正是他孜孜不倦地在碑志中盛赞出传主的“活”人之德的原因。


姚燧对“活”人之德的看重，源自儒家“仁爱”思想对他的浸润。他也受到了其伯父仁爱止戈思想的影响，更是在特殊时世背景下对百姓的深切垂怜和爱惜。姚燧的伯父姚枢身体力行，曾在蒙古将领要坑杀汉人学者时，竭力保全汉人学者。除此之外，姚枢还多次苦口婆心地劝谏元世祖忽必烈减少杀戮、不要滥杀，这无疑对姚燧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另外，姚燧对这乱世之中百姓疾苦深有体悟，感慨“人生纷纶尚武之时，懦者固不能以自立，惟强之依”①，对那些乱世之中无法自立的人深表同情。对“活”人之德的歌颂，寄予了对解民倒悬的期待。


第二节 揭露元代官场黑暗，慨叹为官艰辛不易


姚燧碑志文的书写对象多为文官将领，对这些官吏的事迹进行描绘和对他们的为官之德予以歌颂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要将他们置于当时的官场现实中予以反映。元代能够出仕的途径大致有三种：一是充当护卫蒙古汉廷的宿卫，多由蒙古本族亲信和备受皇帝信任之辈担任，虽有汉人充任，但是其家族都是早早效忠元朝得到重用的大臣，在元朝深有根基，如董文忠之辈。二是精通于吏道簿书文案的吏胥；三是儒士，但是元代前期，科举制度形同虚设，停顿不行，一直到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科举制度才得以恢复。因此由儒为吏成为元朝当官的主要途径。


姚燧恰逢皇庆二年（1313）去世，他生活的朝代正是元代科举不兴的时期，儒士难有进身之阶。姚燧在《归来园记》中便对自己的好友雷损之虽怀有大才但是明珠蒙尘不得重用的遭际表示同情，认为在当世怀才未必能够得到重用。正因为科举不兴，选拔官吏的范围有限，个人背景和家族地位往往比个人才能和品德更加重要，这也导致元代官吏素质低下。


元代按照归附的先后把各族划分为四个等级，分别是：蒙古人，色目人，包括契丹、女真、高丽以及北方的汉人，原属南宋统治下的南人。由尊到卑，遵从此四等次序。其中央台省机构多由蒙古人充任长官，地方行政机构则任用色目人、汉人以达到互相制衡的效果。而这些构成上级官僚队伍的蒙古人，与汉族语言不通，也因其出身游牧民族，没有成熟的行政管理经验，遇事需要依仗翻译人员和吏胥来进行管理，翻译人员和吏胥的素质更是良莠不齐，这无疑导致了行政效率低下，影响政治清明。


姚燧自三十八岁出仕以来，都在为元朝殚精竭虑，有着深刻且丰富的为官体验，对元代官场有着清晰深刻的认识。姚燧曾在《归来园记》便将矛头直指元代官场的混沌：“县之上，莅而厌之者，数十府寺，守成法而遵之，幸且无事，苟自鬻其能，自用其情，则摇手触禁，而罪随之，是其道非易行也。”①认为元朝县级以上行政区域，墨守成规，侥幸度日，倘若真遇上棘手官事，跳出陈规，按照情理办事，便会摇手触禁。以尖刻的文辞直指元代官场的黑暗。


姚燧碑志的写作对象多为官吏，他耿介直言的个性便迫使他倾心吐胆，表现在碑志中便是对元朝官场的黑暗和腐败予以揭露和鞭挞，称颂官吏为官之德的同时，也感喟着为官的不易。为官的不易主要通过三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是政治生态上的不良风气；二是政策的不合理导致民不堪命，官员也难以履行职责；三是官员与统治者的相处上。


首先，政治生态上的不良风气是为官实难的主要原因，姚燧在碑志中予以多处反映；在《浏阳县尉阎君墓志铭》中对元代官场的黑暗和腐败予以了直接的描写，对县尉的难与易进行了具体详实的描绘。姚燧慨叹县尉“难为”，是因为：县尉的职责繁多，而可用的人手有限，但是一旦失职，朝廷不会体谅为官不易，轻则克扣俸禄，重则免官。此外，县尉还承担着不远万里运输物品到京师、修航海战舰等事务，这些事务极大地增加了他们的负担。后又叙述县尉“利为”：有些县尉可以通过与相邻县尉勾结，私下勾结，使捉到的盗贼诬告富室，既从中取利，又免于朝廷责难。姚燧此言看似是在叙述县尉“利为”，实则是以尖锐辛辣的文辞勾勒出元代官场存在的黑暗现实，发人深省。


姚燧在其他碑志中叙述传主的为官之德的同时，也侧面表现了元代官场的官场黑暗。《平章政事徐国公神道碑》载曰：


明年，僧格（注：《元史》载曰“桑哥”）分中书庶务立尚书省，初为平章，后为丞相。凡昔盗杀臣为领部、为制国用使、为尚书省，所逋钱粟，并归中书，举诬为中书失征，杀其二相。大为计局，钩考毫釐。诸省承风，鄂省已剧，浙省尤酷。延蔓以求，失其主者，逮及其亲。又失，代输其邻，追系收坐，岸狱充牣，榜掠百至。或关夫三木，责妻市酒以偿。民不堪命，自经裁与瘐死者已数百人。虐焰熏天，诸王贵戚亦莫谁何，无不下之。①


姚燧在碑志中用犀利的笔锋指出权臣势焰熏天导致的官场的黑暗现状：朝廷重臣桑哥专权误国，权倾朝野，只手遮天，聚财敛富，百姓民不聊生，政事紊乱，对其不满者直言上谏，却不得信任，被桑哥诬以他罪以杀之。基于这一现实，官员们迫于无奈，害怕权力的锋芒，恐惧死亡的威胁，只得三缄其口以保全自身。姚燧对元代官场的凶险和黑暗予以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姚燧对政治风波的观察和理解，源于他对生活的敏锐洞察和丰富的为官经验。


姚燧深知政治风波的复杂性和残酷性，他在诗作中对陷入政治风波的凶险进行了生动的描述和反映。姚燧在《感事》中道：“致位丞疑地，夔龙伯仲间。星当朝北斗，日已薄西山。取谤因仇恶，贪权失丐间”②，即使姚燧本人有着如此不凡的家世，官居高位，混迹官场也不免为厌恶的敌人所诽谤，感慨官场盛极而衰乃是常态，足见姚燧对陷身官场政治风波的体察和感悟。


其二，为官的不易还表现在不合理的政策实施带来的治理问题，深刻反映了当时的官民困境。《磁州滏阳高氏坟道碑》道：“壬子，天下大料民，户岁入银四两。民已无所于得，州县迫征不休。回鹘利之，为券，出母钱代输，岁责倍偿，不足，则易子为母。不能十年，阖郡委积，数盈百万。令长逃债，多委印去。”③元朝时期，官员们面临着更加复杂和艰难的治理困境，由于蒙古统治者的征服行动和频繁的战争，社会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民生凋敝。而当时蒙哥汗即位时期实行包纳制，规定了各州县应该缴纳的赋税总额，但是百姓已经饥寒交迫，生活无依，难以缴纳高昂的赋税，因此州县长官为了完成税收任务，不得不向回鹘的商人进行借贷，而这些商人则利用高利贷的方式逼迫州县偿还，高利贷利滚利，积年累岁，州县财政赤字严重，官员们无法承受这样的重担，只能舍官而去。


其三，官员与统治者的相处方面也显示出作为官员的不易。元代实行“怯薛”制度，“怯薛歹”即充当“怯薛”的人员，即负责护卫宫廷、传宣诏命的宿卫，这些人主要由勋贵人家、大臣子弟构成。作为大汗近臣，在元代发挥着重要的政治职能，在元代官员队伍处于较高地位。但是即使这些人居近密之地，受皇帝隆宠信任，但是就他们与君主的相处中也展示出他们的不易。如《董文忠神道碑》载曰：“凡乘舆、衣服、鞶带、药饵，大小无虑数百十橐，靡不司之。中夜有需，不须烛索，可立至前。风雨寒暑，饥渴骏奔，心无怠萌，口绝勚语，属属乎惟以执事不恪获谴为惧，故能滋久眷宠爱弥深。”①元代的“怯薛”作为天子近臣，深受皇帝信任和除了轮流值休保卫蒙古元廷等职务外，还得负责为皇室提供日常用品、伺候起居等琐碎的事情，“夜杂妃嫔候侍，休寝榻下”②，这在以往朝代乃是宦官需要承担的职责，可见元代的君臣关系朝着主奴化的方向发展。


元代的君臣关系朝着主奴化方向发展还表现在对官吏的惩处上：在唐宋时期，统治者信奉着“刑不上大夫”的儒家信条，这使得官员们在面对统治者时，享有一定的尊重和保障。然而元朝则有所不同。元朝统治者完全是怀着“我家天下任我为之”的野蛮态度，对于官吏的处罚态度也变得严厉和随意。元朝统治者对官吏有“批颊”之罚，这是一种直接扇耳光的处罚方式，旨在让受罚者颜面扫地，感到羞耻。除此之外，还有杖责等惩罚，这些惩罚方式在元朝被广泛使用，许多官员因为冒犯天颜而遭受此类惩罚。


如《平章政事徐国公神道碑》所记载，在彻里进谏忠言，直指权倾朝野的当朝丞相——桑哥奸诈贪婪、误国害民使得百姓民不聊生时，元世祖的反应是派遣左右对彻里进行“批颊”之罚，直至他不再进言为止。虽说“批颊”之罚取不了人性命，但对于文人来说这无疑是一种极大的侮辱。由此可见，元代官员遭遇了前朝官员所未曾有过的尴尬困境。这种困境使得官员们不得不谨言慎行，以免招致无妄之灾。但是即使三缄其口也不意味着就可以保全自身，据《平章政事徐国公神道碑》记载，当桑哥的罪行得以证实时，元世祖对不善瘅恶的御史台官吏予以夺职免官杖责的惩罚，这表明，即使官员们选择了沉默，不被权臣所忌，也可能因为统治者的喜怒而面临失去职位和尊严的风险，官吏在是否进谏忠言之间也存在两难困境。一方面，他们需要直言不讳地指出贪官污吏的罪行以及统治者处理政事上或实行政策的不当，另一方面，也要承受进谏忠言、指摘过失是否被皇帝所取信和接纳，以免触怒统治者承受“批颊”之罚或者其他更严厉的惩罚。这种困境使得元代官员在面对统治者时更加需要审慎和机智，以维护自己的尊严和官位。


此外，即使官员自身持身中正，也可能因为统治者处理态度的任性和随意，也可能危在旦夕。《董文忠神道碑》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当有人上告元世祖忽必烈太府监官员卢挚盗取监布一事，忽必烈的第一反应是杀之以儆效尤。董文忠劝阻元世祖忽必烈应该对此予以核实，结果经过查证所谓盗取监布一事，根本是误会一场，只是因为监布都有余尺，因为要的不多，所以太府监不想再破坏完整的监布，因此就拿以往剩下的布交付。设想，若不是为世祖信任的董文忠劝阻，卢挚的性命早已一命呜呼了。可见在元代为官之不易，官员的性命有时仅凭统治者的主观臆断和一时好恶。即使是真的盗取监布，这在以往的朝代，不过以贪污之罪进行论处，而元代动辄便取人性命，可见处罚之重。


要而言之，姚燧在为这些官吏作碑立传称美功德的同时，也毫不掩饰地对元代官场的黑暗和腐败予以了反映，指出元代官员在面对统治者、处理政事或执行政策、官场黑暗等方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描绘出了元代混迹官场的艰难和困境，为官之难令人感慨不已。


第三节 微讽佛教盛行流弊，称颂道教名流高义


元朝实行多种宗教信仰并行的文化政策，在元代，佛教、道教等宗教人士颇受厚待，元代统治者为其免除了赋税劳役。在这种宗教氛围下，元代佛徒之众可谓是蔚为大观，据《续资治通鉴》记载，至元二十八年（1291），僧尼之多达到了二十一万三千一百四十八人。


姚燧在碑志中除了反映元代贵族的崇佛之风外，更是旗帜鲜明地将自己对于佛教的态度就屡屡表露于碑志之中。姚燧在《重建南泉山大慈化禅寺碑》中写道：“予惟浮屠之书，旨归奥妙，其徒自非警颖，童而习之，白首不知其原。矧余平生未践其域、不哜其味者，苟剽而强为之，知终亦肤近而多所谬失，适为自欺且欺人，以速专门者所疵。”①说明姚燧坚持了孔子“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态度，认为佛学乃是自己从来没有踏足的领域，因此自己绝不会强不知以为知，自欺欺人，坚持不为浮屠说。姚燧在《普庆寺碑》中亦言：“佛氏之言，为书数千卷，博大闳肆。学佛之徒，犹有白首不能遍观，儒生未尝夙一经目，虽剿为说，终尔肤近，不能深造其微”①，姚燧再次表明自己以儒者自居，对于佛教教义，自己知之甚少所以不妄言的态度。


此外，姚燧在《延釐寺碑》中则写道：“燧学儒者，未尝知为佛氏之言，如佛亦视为是忠勤而孝恭者为善而福之，则其教与儒可殊途而同归也。”②，表明自己再次表白自己不是因为深谙佛教教义而为其美言，而是肯定佛寺是忠勤孝恭之辈出于向善的目的而建，在这一点是与儒家殊途同归的。换言之，姚燧在对佛教的态度上，仅肯定了佛教教义中其言忠勤慈孝等，则与儒教相同这一点。另外，姚燧在为佛寺所作之碑中，叙述了佛教在元朝兴盛的盛况以及佛寺佛徒享有的特权，如姚燧在《重建南泉山大慈化禅寺碑》写道：


西方之教行中土也，汉、唐而下，正朔所及，有远踰海国若今者乎？星罗棋错，小而乡、县，大而府、州，为佛宫者何啻万区，为其言祝除毛发者，其徒又无虑百有余万。列圣为制，不杂民版，又屡降玺书，禁人无侵觊其产，驿传不宿，官物不储，饮食燕乐不听肆筵嚣杂于中，其崇礼则保佑之，已至矣。皇上又以司是僧为正录者，衣食百需，取足诸山，虞日茧丝，使就困削，为罢黜之。岁一再诵经五千四百八卷，天下何啻千藏？集祝发之徒，散幣馈食，果茗膏烛之微，一出公帑，人又别加赐焉。是举天下为徒百有余万，霑浃恩波，无有一人或遗也。③


姚燧在其碑志文中写出了元朝佛宫众多，佛徒遍布，而佛徒又享有种种特权，佛徒的衣食所需又要仰仗百姓供养，这会使百姓不堪其重，曲折委婉地表明了自己反对佛教过于兴盛、佛徒过多、佛教势焰熏天的态度。


姚燧的此类思想在他的记体散文中亦有表达，在《储宫赐龙兴寺永业田记》中，姚燧指出佛教大行其道，佛寺众多，佛徒更是蔚为大观，佛徒们穷奢极欲，对佛教教徒免除赋税和劳役，享有种种的优待政策，这一切负担都压在百姓的头上，百姓自身过活已是不易，又怎么能满足众多佛徒无穷无尽的欲望和要求呢？若是他们自行耕种，又会依仗自己的特权，与民争地，百姓又该如何应对？姚燧表示佛徒作威作福，不知所畏，反而会成为造成畏惧的源头。字里行间流露出姚燧心系民生安危、反对佛教泛滥的态度。




概言之，姚燧在其所作的佛寺碑文中，再三表明了自己对佛书典籍置之不论，对佛教精义不知所以不妄谈浮屠说的对佛教之说淡漠的态度，同时对于佛教宣扬的向善之义表示合乎儒家义理，反对佛教过于兴盛导致民不堪命，侧面反映了姚燧是个传统的儒者，对佛教的肯定与反对是站在是否合乎儒家精神以及是否合乎儒者关心民瘼的济世情怀，呼吁平衡宗教发展与民生利益。他试图通过自己的文字，呼吁当权者关注佛教问题，避免其过度发展，影响百姓生计。


姚燧在为道观所作的宫碑中，触类旁伸，叙及道教的发展历史以及谱系，同时对于道教的态度亦在其为道教宫庙所作的碑志中有所体现。如姚燧在《重修中太一宫碑》中，在介绍“太一”之名的肇始、祭祀太一神的有关内容以及近世把太一作为道教三式内容之一，三式起着推演吉凶巧发奇中的作用时，抒发感慨道：“或曰：‘若然，是三式相为用者，皆出人为，何以推人事吉凶得失，无不巧发而奇中。’”①姚燧认为道教的“三式”乃是人的智慧演绎的结果，又用来占卜人事的吉凶得失，他对道教的“三式”能否起着推卜人事吉凶表示怀疑的态度。


姚燧对道教的看法并非一成不变，尽管他在一些地方对姚燧的某些方面表示了怀疑和批评，但是在其他方面，他对道教的价值和作用又给予了肯定。姚燧对道教的掌教丘处机首肯心折，予以高度的赞扬，在《长春宫碑》中，姚燧便对丘处机不辞万里，历尽艰难险阻来朝见元太祖成吉思汗，向其谏言要仁德爱民，减少杀戮，挽救了数以万计的无辜百姓的生命。姚燧认为丘处机这番止杀爱民的救世之功，功德无量，不在开国诸勋之下。


在《有元重修玉清万寿宫碑铭并序》中姚燧更是高度肯定道教名流丘处机的高义：


今夫帅三军之众也，操斧钺之威，悬爵赏之欲，投之所向，无不如意。脱有崩挫，众气一归，辄鸟散而不能军。是威能必民之惧，不能得其欢心；欲斗民之贪，不能得其死力也。况无二者乎！以贵则一夫，以富无尺田，非明识高世，强力出物，能鼓舞其下者，不若是敢为上之抗，而曰凡民能之乎！然犹未及夫生人之功也。一传而为长春，函夏阳九，适遭其时，哀斯民将膏砧锧，大辟玄门，为趋生之涂，实拯亿兆于沧海横流之下。于戏！事不要其终，徒始之究者，殆不得而见，天之所以昌斯教者，其用以就斯乎？宜羽服琳宫日新月盛乎金之世，星罗躔分于我有元之坤舆也。①


姚燧认为斧钺之威、利禄相诱只能使民惧怕或者表面服从，不能让其心服口服。而丘处机在既无“操斧钺之威”，也无“悬爵赏之欲”这二者的前提下，一言止杀，挽救民众于水深火热之中。丘处机兴盛道教，作为“趋生之涂”，民众对道教闻风响应这一情况表示肯定，由此可见，姚燧认为道教的兴盛有其合理性。姚燧在对待道教的态度上，没有像对待佛教一样流露出旗帜鲜明的反对态度。


在对待佛道的态度上，从姚燧为佛寺、道观写作碑志的创作态度也可以管窥一二。姚燧为佛寺所作碑文，均为应诏之作，总是流露出自己应诏而作奉命而为因此不情不愿的创作态度，更是在碑志中斥言佛教佛理，甚至佛教大行其道、佛徒泛滥忧心忡忡。而在为道观、道士所作的碑文中不全是应诏之作，有一些碑志是应友朋请托而作，如《重修中太一宫碑》是姚燧应其友泰定虚白文逸真人孙履道而作，《希真先生祠碑》是应王道清族侄请托而作，《玉阳体玄广度真人王宗道行碑并序》是应道教天乐真人李道谦之托，为玉阳体玄广度真人王宗师写作碑志等，由请托人与姚燧的关系可以看出，姚燧与道士保持着一定的交往。如：姚燧在《希真先生祠碑》中称赞王道清：“盖与其师及从翰苑诸公游，故闻见独不囿于道流之狭也。”②足见姚燧对道士、道学没有像其对待佛学一样持以鲜明的排斥态度，是以一种相对包容和开放的心态去对待的。


总言之，姚燧在为佛寺所作之碑中表露出其鲜明的排佛思想，反对佛教大行其道带来的流弊，对道教则持以复杂多元的态度。对道教的“三式”的作用表示质疑，又对道教名流丘处机予以高度赞扬，隐隐流露出对道教兴盛表示认可的态度。姚燧对道教存在的认可是基于丘处机高风亮节、仁爱之德的肯定，是基于看到了道教在维护社会稳定和谐的方面的作用。


在元朝这样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的朝代，宗教信仰的差异和多样性被更加凸显出来。道教作为本土宗教，其教义和信仰在元朝社会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接受，成为了元朝官方认可的宗教之一。佛教更是作为国教，在这个时期，佛教和道教都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但两家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和谐的。姚燧的态度表明，他对佛教盛行持有批评的态度。对道教的态度不甚明显，至少是不排斥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上宗教信仰的分化和社会舆论的倾向。总的来说，姚燧在为道观所作的碑文中对丘处机的赞扬，既是对丘处机本人的肯定，也是对道教在元朝社会中地位和影响的肯定。姚燧对佛教、道教的态度，都是基于他作为一个传统儒者的立场上，审视该宗教的存在是从是否有利于民生福祉这一角度做出的价值评价，体现了他对儒家文化的坚守。


第四节 感喟人生盛衰无常，保持世代勋德实难


社会乱离，饱经战乱，使得元人对家族世系重视起来。在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中，人们开始认识到家族世系的重要性和意义。家族世系是家族的血脉延续和身份认同的重要基础，承载着家族历史和传承的责任。由于时代的变迁和风云变幻，家族世系的谱写变得格外重要，成为碑志写作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姚燧的碑志呈现出重视家族世系谱写的创作特征。如《平章政事忙兀公神道碑》是为博啰罕而作的碑志，但是文章用不小的篇幅记载了其显赫的家世，甚至对博啰罕的曾祖辉和尔在元太祖势力一般、面临危机时对其不离不弃一事予以了详细的叙述。其家族也因此而显达，在对家族世系谱写的同时，点明了传主的不凡家世。


姚燧的碑志作品中的家族世系谱写具有连贯性和系统性。他通过连续的世系谱写，将家族成员的血脉连接在一起，形成一幅清晰的家族图谱。同时，他也注重记录家族成员之间的关联和交流，以及家族的重要事件和转折点，使得碑志作品更加具有完整性和可读性。


姚燧的《宋太常事少卿陈公神道碑》是他对家族世系谱写重视的典型体现，在这部碑志中，姚燧几乎通篇都在详细地记录陈氏家族世系的源远流长以及发展脉络，甚至对陈氏远祖的追溯推及到三千年之前。


在进行家族世系的谱写的同时，容易引发对人物命运的感怀和家族盛衰的喟叹。姚燧在读孟子“所谓故国，非谓乔木而谓世臣”①一句，便产生了强烈的盛衰之叹：“每叹汉之通侯，其鼻祖头蓬葆而手胼胝，百战以得之；子孙恃其有土与民，相师非度，传才一再，罪己国除。其善失者，坐酹金色恶而免耳。”②在创作碑志的过程中，对家族谱系的历史书写，再次表露出自己的盛衰观。


在《资善大夫中书左丞赠银青荣禄大夫平章政事谥武愍公李公家庙碑》中，姚燧就家族私庙之祭这个话题触类旁伸，引用宋代文潞公文彦博的例子：文彦博出将入相，其父因其官位之高享受将相等级的祭祀，而文彦博自身官位如此之高，却因后代没落只能享受大夫品级的祭祀。姚燧就此大发议论：子嗣的官位显微决定了其父母享受祭祀的品级高低。所以就世世代代的祭祀来看，保持世代勋德是一件极其难的事情，家族世代昌盛的这种情况在史册中一两百年才能见到一两个这样的家族，足见盛衰更替无常，世代勋德之家更是百不获一。


姚燧在《冯氏三世遗文序》中更是直接指出保持世德之家之难：


世德之易霣而难传如是者，果天欤？天未尝祸善人，有开于始而无闻于终，有先于前而见羞于后者，必自夫人焉。必人也耶？箪食豆羹，为物亦薄矣，吾之与人，犹必揆之于义，以裁其当否。况如天者，将畀人以世德，宁不靳吝爱嫪，诱之于冥冥，相之于昭昭，俾继继生贤，不坠其世者，未必人力能致然也。①


姚燧认为家族的兴盛需要每一代人的努力，需要每一代人的德行加持，但是想要失去却是很容易的事，不过旦夕之间，保持世代勋德的家族寥寥无几。


那么如何保持世代勋德呢？姚燧强调德行在维系家族延续、促进家族昌盛中的重要作用，认为“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②。除此之外，姚燧认为家族的兴盛除了德行的加持之外，还需要恰逢其会，抓住机遇。姚燧在《袁氏先庙碑》道：


尝谓天下之人光显其家者，由二道焉：一则曰积德有渐，二则曰成功有会。之二者，不相资以始，则相须以终，如升也有阶，而构也有基，开也有门，而来也有涂，无有无所乘依而径得者。且千金之子，将运千金之资，犹不轻以相畀，必择善贾可付而后授，况造物者储灵奇之气，赋经纶之才，假光济之具，俾佐兴太平之业，非求夫修仁洁行，善为焘后之谋，没身百年，穷踬不变，未享其报者之家，他子孙孰克当此哉！③


姚燧认为袁湘家族的兴盛与袁湘及其子孙后代修身修德是离不开的，如要家族兴盛，或因为德行高洁，惠及民众，或因为机遇的加持，但是想要家族的兴盛得以世代保持延续，则必须两者兼而有之：一方面，家族成员需要修身修德，积累善行，以保持家族的荣誉和声望；另一方面，也要抓住历史的机遇，顺应时代的发展，以保持家族的兴盛和繁荣。


姚燧认为历史的变迁是由“天”决定的，而个人的命运则是“天”的体现。家族的兴衰成败，也是“天”的安排。在姚燧看来，家族虽然盛衰无常，但是人的努力也是不可忽视的。他强调德行的重要性，认为只有积德累贤，才能使家族得以延续和繁荣。同时，他也认为机遇的作用不可忽视。只有抓住机遇，才能使家族得以昌盛。此外，他在碑志中反复嗟叹，保持世代功勋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要而概之，姚燧在记载传主事迹和称颂其德行的同时，流露出其以蒙元王朝为正统的大一统观，与此同时，又对元朝对所征服地区的百姓的血腥残暴之行予以反映，记录了在那烽火连天的乱世，他笔下的传主为保全百姓性命所作的仁善之举，称颂他们的“活”人之德，是姚燧仁爱止戈思想在碑志中的反映；作为一个有着多年为官经验对官场有着深刻体察的官吏，他看到了元朝官场官场的黑暗和腐败，并用如椽巨笔对此予以尖刻的反映和无情的鞭挞；作为一个深受儒学濡染的传统儒士，姚燧在对元朝佛教盛行佛徒泛滥的现实予以反映的同时，他心系百姓福祉，反对佛教享有种种特权，认为其作威作福，与民争利，会致使民不堪命。对道教掌教丘处机止杀爱民之功予以了高度的称赞，字里行间对道教存在的合理性表示了认可。姚燧对佛教、道教的态度都是站在一个儒者心系百姓、宗教存在是否有利于民生福祉的角度上予以审视和评价的；姚燧在创作碑志的同时，必然绕不过去对家族世系的记载，也因此他频频发出人生盛衰无常的叹息，仿佛人的命运不可捉摸，全由天决定，但是他始终相信积累善行对于保持家族兴盛的重要性，同时他也强调要应时而变，抓住机遇。因此保持世代功勋实在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姚波

第四章姚燧碑志文的艺术特征


碑志文作为记载丧家人生事迹、塑造传主人物形象的文体，承载着昭纪鸿懿以传后世的功能。姚燧的碑志能够得到当时名公巨卿的肯定和认可，得益于其高超的叙事艺术、形象生动的人物塑造艺术以及灵活求变的结构艺术。本章遂从其碑志的叙事特征、人物塑造、结构三方面来对姚燧碑志的艺术特征进行探讨。


第一节姚燧碑志文的叙事特征


“碑之体主于叙事”①，姚燧的碑志据不同的书写对象呈现出不同的叙事特征。姚燧的碑志书写对象身份显赫者有当世名公巨卿，名垂青史者更是不胜枚举。身份低微、潜德不彰者有低层官吏、布衣白丁，事迹不详者有深居内室的女性人物。根据其事迹的多寡和姚燧对其的熟悉程度，他的碑志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对于那些阅历丰厚的传主，姚燧的碑志呈现出赡而不秽、详而有体的叙事特征。而对于那些身份低微、事迹较少或不详的传主，则呈现出宕开一笔、填补空阙的叙事特征。此外，在事件的取材上，除了遵循以史笔为碑志的叙事手法对人物的事迹予以秉笔直书外，还采用小说常用的传奇笔法，呈现出正中见奇、求新求变这一叙事材料取材上的特征。


一、赡而不秽，详而有体


姚燧碑志文的书写对象多为为元朝鞠躬尽瘁恪尽职守的名公巨卿，其值得大书特书的事迹不可胜道。正因如此，姚燧为这些历史人物所作的碑志最明显的特征是篇幅的加长，少则三四千字，多者多至七八千字。姚燧在记叙这些人物事迹的时候，其碑志呈现出了文赡而事详的特征，正如清人李祖陶所言“（姚燧）碑志之文则皆当时大人物，其叙述赡而不秽，详而有体，雄深伟岸，与昌黎之过于鑱削又自不同”②。


姚燧碑志的这一特征得益于姚燧高超的叙事策略：其一是姚燧采用论证式逻辑对传主的人物事迹进行安排；其二是姚燧在记叙传主事迹时，遵循事件发生的时序，履历和行治交织并进，对那些能够凸显传主人物品格的人物事迹予以详赡地描绘。对于不能凸显人物人物性格的事件，即使是大事，姚燧也一笔带过，对于那些能够凸显人物性格的事件，即使是小事，姚燧也将事情的前因后果交代得清清楚楚。


所谓论证式逻辑指的是，撰写者通过对人物性格进行评点和揭示，然后把同类事件遵循以类相从的原则予以编排，这些事件的排列没有明显的时间标记，都旨在凸显传主某一方面的懿行美德。如在《提举太原盐使司徐君神道碑》中，评价徐德举“重诺而趋义，负气而尚侠”①，为下文展开论述徐德举的人物事迹起了“立主脑”的作用。姚燧以记叙此四件事件的来龙去脉来论证徐德举的这一道德品质：当平阳总管李毅因为李璮谋逆一事以事连诛，其幼子青童被判坐徒辽东，徐德举为之向枢密院陈情，终得释放；值抽兵南征伐宋之际，徐德举担心参与官员破坏公平，关闭府幕道院，按照壮丁的素质优劣进行抽调，既保证了军士素质，又保证了抽调的公平；徐德举为群豪强占蛮口、欺民为奴一事仗义直言；严姓民奴的子女被其主人卖给商胡，徐德举为之赎回。通过这四件事情来突出传主的高义之举，在记叙事迹寄寓了对传主高义之行的赞扬。


姚燧有时也采用对传主的操守先下主观评点的方式，使得事件围绕这一评点观点展开论述，这也是论证式逻辑的题中之义。在《太仓监赵君神道碣》开门指出赵珪的一生于“学约而醇，官久而卑，操穷而确”②这三个方面表现了君子之道，使得文章的叙述高度聚焦于此三点人物品质，紧接着展开了对传主相关事迹的记载，使得叙事排除了与塑造传主人物形象的无关事件的记载，叙事紧凑，主旨明确。


在对待那些阅历丰厚的传主时，姚燧不局限于只记载人物的仕履情况，而是仕履和行治交织并行，有时候行治的优劣也是官员仕履情况变迁的原因，这样叙述，避免了碑志成为枯燥的记叙官员仕履情况的履历表。姚燧选取其任内有代表性的政绩或能凸显其品德的事件予以详赡的记载，而对那些任内无突出政绩或无益于人物塑造的事件一笔带过，剪裁得体，使得叙事事多而不杂，事详而不繁冗。


如姚燧在记载元朝名将史天泽之子史格的事迹时，对其在襄樊之战、潭州之战中的英勇战绩用了较少的篇幅予以记载,仅用两个“先登，拔之”③予以表现史格的身先士卒、作战英勇，而对史格在静江之战中的战争表现以及其治理静江、促使左右江归附广西的显著政绩予以了详赡的介绍：史格从攻静江，其他战士用轒輼作为掩盖物以避免不为弓箭和滚木檑石所伤，而史格却独居炮火和檑石高发之地，两相对比之下，史格的英勇不凡得以凸显。治理静江，史格展开了一系列的战后恢复工作：命令在空地上修建房屋，原来做生意的地方继续开设商铺，修建学校寺庙，招募乡民，更命令郊外的世家大族移居城内居住。对于那些逃回家乡的逃奴，反对将其送回原来掠夺他们的豪门大族，让其年龄相当者自行分配等；后又向归附云南的左右江土官陈述归附广西之利以及归附云南之弊病，促使左右江地区回归广西；南宋拥护益王即位，想要收复广西，在宋军传出夏江已经收复长江沿岸时，将领们人心惶惶，想要回静江商讨大事，放弃属地，史格稳定军心，认为这样做是在向抗元势力示弱，建议增兵戍守。


姚燧通过详细叙述史格在广西任内的仕履经历，与其所撰铭文中“登陴两先，两后戍留。均之为勚，而桂尤瘁”①的论断遥相呼应，既使得叙事杂而不乱，也将复杂而多面的人物形象丰满了起来。


又如《少中大夫叙州等处诸部蛮夷宣抚使张公神道碑》不仅记叙了传主张庭瑞在水源断绝的情况下苦守虎啸山成功抵御夏贵来犯以及顺利解决川西骚乱这两件有利于国家社稷安危的大事，还记载了一件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当张庭瑞的一个备受宠爱的小妾与其父机遇巧合之下得以重逢时，张庭瑞义释其妾，为其准备妆奁衣物，使之与其父归家。


在叙事材料的取材上，姚燧虽然师法韩欧，但是不同于欧阳修纪大略小的创作理念，与明人吴讷所言碑志“其书法，则惟书其学行大节，其小善寸长则皆弗录”②的碑志常体迥然不同。在姚燧的碑志中，只要有利于人物的塑造，大节小善均予以采录，并进行了详细的记载。大事的记录能够让读者领略传主为朝廷建功立业、为百姓谋福祉的独特风貌，让读者心生敬重之心，小事的记录能够增强故事的感染力，使得传主的形象更加地生动、鲜活。


明人王行总结墓志定型后的必备要素为“十三事”：“凡墓志铭书法有例，其大要十有三事焉，曰讳，曰字，曰姓氏，曰乡邑，曰族出，曰行治，曰履历，曰卒日，曰寿年，曰妻，曰子，曰葬日，曰葬地”③。姚燧碑志文赡事详的这一叙事特征不仅表现在：除了碑志常有的叙事要素之外，还增添了别的叙事内容。


姚燧有意博录史料或昭纪鸿懿，在碑志中不仅对传主自身的事迹进行详细的记载，对其家族谱系中有突出功绩或美德者的事迹亦予以详细的记载，表现有二：其一是重视对传主家族世系的记载，如《平章政事忙兀公神道碑》对博啰罕的祖父辉和尔在其兄威伊特改投他人时对太祖不离不弃，折箭自誓以表其忠以及辉和尔在太祖与王罕的战争中一马当先，勇为先锋，脑中流矢后太祖亲为传药的事迹也进行了详细的记载。


其二，姚燧还重视对传主子孙后代的记载。如《戍守邓州千户杨公神道碑》在文章的前半篇幅记述了杨彦珍英勇善战、仁爱百姓之举，后半篇幅用来记叙子杨珪在南征伐宋中累建战功的事迹，叙述传主和其子的事迹几乎篇幅相当。这样的人物安排是因为姚燧认为杨珪有光先烈，因此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记载。这样的情况在姚燧的碑志中不可枚举。由此可见，有时姚燧的碑志对人物的塑造不仅是对传主本人的塑造，而是家族中有突出功绩或美德者的群像描写。


姚燧笔参造化，运用其高超的叙事策略，将同类事件遵循以类相从的原则以突出传主某一方面的特征，在多事件叙述时，在遵循事件发生时间顺序的基础上，精于选材，“大节小善”，均以录之，剪裁得体，使之为突出传主人物形象而服务，使得其碑志呈现出了多事件叙述条理有序的创作面貌。


二、宕开一笔，填补空阙


对于那些名位低微、显德之事不够丰赡的传主，姚燧善于将那些小善置于宏伟壮阔的历史画卷中予以彰显，或者详叙请铭缘由、其家族所得尊荣、追溯姓氏由来等，又或触类旁伸，大发议论，表达姚燧对某事的观点和看法等，通过以上叙事策略，使得此类碑志呈现出宕开一笔，填补空阙的叙事特征。


姚燧在《资善大夫同知行宣政院事张公神道碑》中叙述张天祐之祖父在燕地用自家之积粮用以赈济乡民一事前，交代了张天祐之祖自汴迁燕的历史背景：金宣宗向蒙古求和，南迁汴京，汴京蕞尔之地，却要供养本地之民、南迁逃民以及军队的粮食供给，再加之徭役日重，使得金朝百姓怨声载道，后金朝与元朝经三峰山一战败局已定。百姓因战乱颠沛自燕，张天祐之祖亦自汴迁燕，在燕地发积庾赈济乡民，于叙事中隐含褒贬，把张天祐之祖父发仓赈民的善行置于风起云涌的金之衰世的历史画卷中予以显现，既弥补了显德之行少的叙事空白，又彰显了张天祐之祖父仁义的美德，并寄寓了对元朝君主能够收拾山河、救百姓于水火之中的称赞。


在《磁州滏阳高氏坟道碑》中，姚燧仅用寥寥数语叙述了传主高泽向上建言减轻税赋不得用最终辞官一事，反而在开头用不小的篇幅叙述高泽其子高谦得君主赐以“三锡命”①的尊荣，极言“三锡命”之难得，突出其子显亲之孝，又突出了对君主“怀万邦”②的称赞，也叙述了作碑缘由，填补叙事空白的同时，隐含着“归美于上”的类型化称赞。又如《武略将军秦州史君神道碣》，详叙其请铭之事，指出自己是感于其子三千里驰书求取碑志的诚心而作，以详叙请铭之事来填补传主行事之阙。《灵山先生董君实坟道碑》则彰显传主孝顺、急公好义、仁爱等人格特质时，只有寥寥数语分而叙之其人格光辉，反而开头用很大的篇幅追溯董姓的由来以填补叙事空阙。


在填补叙事空阙的时候，姚燧有时选择直接发表对某事的观点和看法，毕竟议论是最容易撰者主观发挥的地方。最典型的莫过于《朝列大夫飞骑尉清河郡尉伯张君先墓碣》，传主为张养浩的父亲，但是全篇叙述传主本人事迹的篇幅并不大，而是先叙述了姚燧对张养浩的赏识，由其子的品性推及其父的品行，在叙述完张养浩之父的事迹后，就他担任的县尉一官大发议论，延伸开来，感慨县尉一官的不容易。


姚燧用其他内容填补传主显德之事空阙的叙事策略，使得其碑志的承载内容趋于丰富，为我们展现了一个更为广阔、全面的历史背景，使得我们对传主所处的历史背景、家族情况以及请铭背景有了一定的了解，为后世读者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提供了宝贵资料。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这种叙事策略带来的问题，有时行文过于分散，对突出传主自身的懿行美德、塑造传主人物形象是不利的。


三、正中见奇，求新求变


在创作碑志时，有着编史经历的姚燧以史官自任，以史笔为碑志，运用多样的描写手法突出人物复杂多维的性格特征。除此之外，并且受到小说常用的传奇手法的影响，呈现出“正中见奇”的叙事特征。正如查洪德先生所言：“姚燧文章有信史之称，固然少写荒诞不经之事，但运用传奇笔法写人，写出奇人之奇节异行，这样的文章还是不少的。”③姚燧的碑志受到了小说常用的传奇笔法的影响，有时选取一些带有奇异色彩的事件载入碑志，以突出传主之奇异不凡，或借以宣扬儒家之道教化民众。


有时载以传主异于常人之事。如在《平章政事忙兀公神道碑》中，在博啰罕深陷险境，仅率领三人撤退，面临深壑险谷，追兵已经追及，险象环生之际，独博啰罕之马可越深壑得以保全性命，“人以为天相忠义”①，把传主能够保全性命归结于忠善之报，寄寓了劝忠之道。再如《湖广行省左丞相神道碑》为凸显传主阿里海牙的奇特不凡，通过记载四件带有奇异色彩的故事来予以呈现：“化胞生剖”②的生之不同凡俗；一月便能将所学知识尽数领悟的聪颖非凡；舍马徒步挺矛杀虎、求取甘露宝罕，众人前去求取，独其取之的英勇非凡，再如《巩昌路通知总管府事李公神道碑》中李节六十辞官归隐种植松树二十四棵，从种植松树到死亡正好二十四年，仿佛传主李节在冥冥之中预知了自己的死期。


有时则记以梦兆之异。在《资善大夫中书左丞赠银青荣禄大夫平章政事谥武愍公李公神道碑》中为了彰显李恒孝顺的这一品质，记载道：李恒临终之际，百般嘱托家人，为其照顾其母，李恒夫人怕其母受不了死亡之事的打击隐瞒不告，其母却于梦中知道了李恒的死讯，姚燧认为是李恒死后魂魄犹恋其母所致，生而不忘侍奉其母，死亦魂魄入梦，借此梦兆之异凸显李恒的纯孝之心。


有时则表现在预见之异，如《怀远大将军招抚使王公神道碑》中，王兴秀感慨自己一生积德行善，发仓赈济灾民，救焚拯溺，但是为何五十无子。没想到第二年居然愿望成真，隐含了姚燧在碑志中反复咏叹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③，寄寓了劝善之道。又如《巩昌路同知总管府事李公神道碑》中，李节六十忽然辞官归隐，摆弄花草树木，“惟树松二十四，不多益也”④，时与僧徒讨论佛理，一副恬然自适的样子。突然疾从中来，临终嘱咐释放家奴为民，卒年居然正好是居住于此的二十四年后，冥冥之中暗合前面的种植松树二十四棵之事，以此预见之异为传主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


姚燧在叙事材料的选择上，既选择了秉笔直书，有时也选用带有奇异色彩的事件载入碑志，表现了姚燧碑志“正中见奇”的艺术特色，姚燧沿着韩愈开创的以传奇之法入碑志的方向予以发展，运用细腻的笔触和大胆的想象，在保留历史真实性的同时，兼具文学的艺术感染力，体现了其求新求变的审美追求。“正中见奇”的叙事特征，使得姚燧的碑志既有历史的厚重感，也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第二节姚燧碑志文的人物塑造


碑志文的文体功能在于通过记载丧者的嘉言善行于石刻之上，突破生命有限、形体消亡的局限以使声名传之后世，这也就决定了碑志文要以塑造人物形象为核心。只有建立在历史真实上的人物塑造，其人格光辉才能在历史的长河里熠熠生辉，但是只有历史真实而无文学手法的运用，则会使得碑志文成为简单填写传主人物事迹的枯燥无味的履历表。姚燧在坚持秉笔直书的基础上，他通过选取人物一生中的典型事件，来凸显传主多元而复杂的人格特质。他将人物的言行载入碑志，“言为心声”，通过语言描写来突出人物的性格。此外，还通过侧面烘托的手法，进而衬托出传主的非凡风采。


一、选材典型，凸显人格特质


姚燧在为丧者写作碑志时，力求完整地展现传主的一生，但是他并不是将传主一生的事迹尽录其中，而是选取能够凸显人物性格特质的典型事件，以求把传主的形神风采再现于纸上。


人都是具有多面性的，为突出人物的不同侧面呈现出的人格特质，则选取不同的有代表性的事件，以求塑造一个有血有肉的、立体丰满的人物形象。


以《参知政事贾公神道碑》为例，为突出贾居贞恪守朝廷法度，姚燧选取了这样一件事例：贾居贞虽因擅长蒙古语得到元世祖爱重，讨伐漠北汉人中只有他与史天泽能够跟随其旁，隆恩殊遇可见一斑，但他并不自矜其能。元世祖知其俸禄微薄想要为其加薪、刘秉忠请求世祖提拔贾居贞为参知政事，被贾居贞以从无此先例拒绝，突出了他不因隆恩厚待而骄矜、恪守规矩的人格特质；为突出其清廉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性格特质，则叙其在南征灭宋留守潭州时，前来送礼的人络绎不绝，然而其统统拒之门外，甚至连酒水宴请都一概谢绝，贾居贞其“廉”的人格操守由此得以管窥；姚燧欲叙其仁爱百姓、施行善政，则选取了他平息傅高之乱之事予以详赡地描写：当宋朝益王、卫王两王逃亡福建，以官诱之以求光复，人心浮动，傅高率众作乱，贾居贞苦口婆心地劝谏民众，不要因为名利之诱陷家人于险境，使得民心涣散，溃不成军。另外，他又警告百姓敢隐匿贼寇者，严惩不贷。刚柔并济，于记叙人物事迹中凸显了贾居贞的为官之才。在傅高之乱平息后，反对因为傅高之乱牵连豪门大户，认为如此一来，牵连甚广，足见其仁心。又通过略叙贾居贞赈济灾民、赦免因宋二王之乱牵连的巨室以及民众，对挟带兵器入民家以诬告百姓、诈取钱财、使其子女为奴、为妾的别有用心之辈绳之以法二事，详写平息傅高之乱，略写劝善惩恶之事，凸显贾居贞的为官之才、待民之仁；同为平乱，详写贾居贞平息傅高之乱，略写平定李梓、杜万一之乱，如此进行剪裁安排，避免眉毛胡子一把抓，以突出贾居贞在平息傅高之乱中展现的治理之才，更是因为平息平李梓、杜万一之乱得益于其在平息傅高之乱中积累的民间声望，强调了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使得多事件叙述条理有序。而为了突出贾居贞的好学，则举其从未因为政事耽误学习，甚至“从戎，亦槖驼负书以行”①；为突出其孝梯之举，则叙述其事母极孝，母死侍养寡姐。


姚燧通过把贾居贞置于不同的情境中，选取典型事件，予以展现人物多个方面的人格特质，使得贾居贞好学不倦、恪守法度、待民宽仁、待亲孝悌的多元而复杂的人物形象得以凸显。


姚燧在其他碑志中亦是如此，为了塑造人物的不同侧面呈现出的不同人格特质，则选取其中有代表性的典型事件，于典型事件的记叙中，人物复杂多维的人格特质得以一览无遗。邓绍基先生对此予以评价：“（姚燧）一些神道碑和墓志铭中对人物的生平行事，思想性格，大抵都有清晰的描写和刻画，形象较为生动。”②


二、言为心声，刻画人物性情


扬雄在《法言•问神》中曰：“故言，心声也”，语言是表达人物内心声音的工具，姚燧在塑造人物形象时，他或许出于博录史料的创作心态，总是将传主的言行语录载入碑志。


如《董文忠神道碑》中，在写在元世祖招待降将的宴会上，降将们把投降的责任推到专权乱国的贾似道身上：认为正是因为贾似道祸乱朝纲，其才不得已投降。元世祖询问董文忠对于此事的意见，董文忠则直言出语斥责：“似道薄汝，而君则爵以贵汝，禄以富汝，未尝汝薄也。而以有憾而相，移怨而君，不战而坐视亡国，如臣节何！似道薄汝，岂以逆知汝曹不足恃为一旦用乎？”③，于语言描写记录了董文忠对于降将的态度：认为宋朝君主并未薄待于他们，不应该因为奸臣当道就大节有失，刻画了一个个性耿直的忠臣形象。当有人诬告太府监卢挚盗取监布，元世祖要赐死卢挚，董文忠建言应该予以核实，后查实确为诬告，通过插入卢挚答谢董文忠的对话，再现了当场的情境:“太府属挚而泣谢曰：‘鄙人腰领，赖公以全。’公曰：‘吾雅非知子，其必拯诸阽危者，盖与国平刑，非期子见德也。其返而击。’①通过语言描写，写出了卢挚死里逃生对董文忠感激涕零的态度，却不想董文忠却言他只是为了维护朝廷法度而已，于两次语言描写中，董文忠耿直、一心为朝为君的人物形象浮现于笔端。


又如《河东检察李公墓志铭》通过记载李公作为投降一方往见太师国王木华黎的言行，凸显了小人物在蒙古铁蹄面前有理有节的雄辩风采，《便宜副总帅汪公神道碑》中通过记载汪忠臣在汪德臣问何以犒军时，汪忠臣以“吾曹拔身健儿，惟有能将率士众，效死前驱，何至为是媚人？定死前驱，公惟恤吾妻子其责”②对之，一个忠肝义胆、耿直狷介的直臣形象跃然纸上。诸如此类以语言描写来刻画人物性格的描写在姚燧的碑志中可谓数不胜数，此处不再赘述。


姚燧正是通过运用形象生动的语言来描写人物，以突出传主的性情。此外，还运用动作描写来刻画人物，以反映当时情境，而不注重对人物的外貌、心理等的描写，在他的碑志中，只有几篇涉及到外貌描写，只有传主外貌形象迥异于常人之时，姚燧才会对其进行外貌刻画。如在《平章政事徐国公神道碑》中描写彻里身躯高大，异于常人，则写道：“躯幹盈常，袭其祖衣，长不能胜，则知其先益魁傑也”③，指出彻里的家族自其祖就身形高大，非同常人。再如《真定新军万户张公神道碑》中描写张兴祖魁梧威猛、气势逼人：“修干魁颜，白须蝟张，虎目虎吻，大掌巨踵，望之森然，气欲搏人。”④另外，姚燧力求以客观视角还原传主的本来面目，并未在碑志中对传主进行心理刻画。


三、侧面烘托，彰显人物风采


侧面烘托，即“烘云托月”，通过对人物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进行描写，进而使得所要表现的对象特征鲜明突出的描写手法。姚燧在碑志中除了正面对传主进行各种描写以外，还善于运用侧面烘托的手法将人物置于其所处的环境中予以表现，以彰显人物非凡的风采。


姚燧巧妙地在碑志上插入对自然环境的叙述，于不动声色中传主的不凡之处得以传达出来。如《便宜副总帅汪公神道碑》中在描写攻打苦竹时对苦竹的自然环境进行描写：“关之西隘曰苦竹，隆庆府治其上，西、北、东三面崭绝，深可千尺猿猱不能缘以上下者也。其南一涂，一人侧足可登，不可并行”①，如此高耸险绝之境，身手矫捷如猿猴也难以攀登，只有南面一途，勉强可以容一人攀登，汪德臣身先士卒，率先登之，传主之英勇不言而喻。又如《光禄大夫平章政事商议陕西等处行中书省事赠恭勤竭力功臣仪同三司太保封雍国公谥忠贞贺公神道碑》：对出征大理之途进行描写：“经吐蕃曼沱，涉大泸水，入不毛瘴喘沮泽之乡，深林盲壑，绝崖狭蹊，马相縻以颠死，万里而至大理。归由来涂，前行者雪深三尺，后至及丈，峻阪踏冰为梯，卫士多徒行，有远逾千里外者。比饮至略畔，最诸军亡失马，几四十万匹”②，正是路途艰险若此，贺仁杰一直从随左右，也为下文交代贺仁杰得到元世祖的更加爱重奠定基础。


除了以自然环境进行侧面烘托以外，姚燧还对社会环境进行描写，常表现在对不良的时风的营造，进而突出了这些传主迥异于常人之处，以彰显人物的非凡风采。不同环境下人物的不同选择，人物的不同的性情和品格也得以区分，如：姚燧在碑志中曾多次对“桑哥之乱”予以描写，在《平章政事徐国公神道碑》中则是为了突出徐国公彻里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直言进谏桑哥虐焰熏天使得百姓民不聊生的非凡勇气，而在《故从仕郎真州路总管府经历吕君神道碑铭并序》中则是为了突出吕郁在桑哥权倾朝野，官场多谄媚之徒巴结讨好时，竟然拂袖而去，由此吕郁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洁操守便得以凸显。


除了以环境的描写进行侧面烘托，姚燧还善于引用其他人物对传主的评价以侧面突出传主某方面的特质。表现有二：其一表现在名位较高的人物对传主的评价以突出传主的特别之处。如《董文忠神道碑》中载，在董文忠敢在元世祖雷霆之威下劝告世祖应该核查案件真相，引入皇太子对董文忠的赞语，以彰显董文忠此行实乃股肱之臣之举，又如《中书左丞姚文献公神道碑》在姚枢还未位达名显之前，许州的宋九嘉便对其交口称赞，盛赞其有佐王之才。其二表现在进行官员的善政书写时，常以百姓之口来传达传主的善政官声，借百姓的称赞烘托官员称职有为之行。表现在百姓为之刻石作碑、立庙祭祀，或秩满百姓挽留以突出官员的善政之行。




要而言之，姚燧在事件的选取上，略叙一般性事件，选择典型事件，将人物的人格特质予以全方位、多角度的显现，又坚持将正面描摹与侧面烘托相结合的手法，以塑造传主的非凡风采，在正面描写时，以人物的言行记录来显露人物的心迹，彰显人物的个性性情，又以侧面烘托作为正面描写的补充，由此他在碑志中塑造了不少个性鲜明的传主角色。但是也要予以指出的是，姚燧对人物品格的塑造，不出儒家仁、义、忠、勤等的范畴，呈现出类型化的特征。


第三节姚燧碑志文的结构特征


碑志文作为记载丧者生平事迹的应用型文体，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也基本定型。刘勰在《文心雕龙•诔碑》中论及碑志这一文体时，提出“其序则传，其文则铭”①，指出碑志可分为序文和铭文两部分。东汉以来，碑志的创作鼎盛一时，除了序铭兼有式，还出现了有序无铭式、有铭无序式。韩碑作为碑志创作的典范，便延续这一发展方向进行创作，三种体制兼有。姚燧虽然师法韩愈，但是在这一点上，他基本恪守碑志创作的规范，除了《故民钟五六墓铭》为有铭无序式之外，其他均为序铭兼有式。


明人王行在《墓铭举例》在论及历代碑铭的常规体例时说：“凡墓志铭书法有例，其大要十有三事焉，曰讳，曰字，曰姓氏，曰乡邑，曰族出，曰行治，曰履历，曰卒日，曰寿年，曰妻，曰子，曰葬日，曰葬地”②。东汉的蔡邕和唐朝的韩愈作为碑文大家，是碑文发展史上的两大高峰。蔡邕的碑志文便是开创这一体例的先者，他的碑文基本遵循家世、籍贯、仕宦、卒葬这一顺序进行碑志文创作，很少打破这“十三事”的叙事顺序。韩愈的碑文虽然也有遵循此常规格式之作，但是韩愈力求求新求变，并非都会遵此顺序进行碑志创作，有时会打破这一叙事顺序，如《考功员外卢君墓表》便是先叙述对传主卢东美之才堪比“四夔”的高度评价进而引出对传主事迹的叙述。


姚燧延续了韩愈“事”无定序这一碑文结构上的新变，进行碑志文的创作时并不看重遵循“十三事”的叙事顺序，叙“事”更加灵活，甚至会把最重要的碑主信息放在碑志的最后。如《平章政事史公神道碑》全篇以“公”称之，展开对传主史格的叙述，直至文末，才点出“公讳格，字晋明”③这一关键的传主信息。再如《希真先生祠碑》亦是如此，在叙述了传主的仁义之举以及请铭作碑的经过，再笔锋一转，在文末补叙“君讳道清，字正之，河中临晋人，赐号希真纯素大师”①这些传主的名、字、乡邑等信息。


除此一点表征以外，姚燧碑志叙事灵活、结构多样，更多表现在开篇形式的多样化。


有的直以叙述请作碑铭的经过作为开端，此一类开篇形式最为常见。碑志于开篇叙述请作碑铭的发生时间，以及请铭者的请铭之辞。交代了姚燧为何应铭而作的创作动机。如《宋太常少卿陈公神道碑》：


大德戊戌，燧舟游湖湘，而陈公元凯方持宪节使湖之南。既求追撰妣夫人李氏埋铭，为粗叙陈、姚同为有虞遗裔矣，后五年，燧持宪节使江之东，而公以总管来莅建康，驰书请曰：“吾八世祖宋太常少卿公，以治平二年卒，葬洛阳，其后子孙以官为家，死不以返葬，故于太常墓失其地所。曾祖少中公访而得之，笔地之名，与距城几何里步，以诏后昆，志亦勤哉！会荐离大兵，终无有能至者，七十余年矣。元凯始成其志，如所笔发墓验之，果得范公镇所撰志铭，摹以蜡纸，副吾家乘，愿为铭树石以表墓道。”②


既交代了姚燧与请铭者陈元亮的相识交往，又叙述了姚燧曾为其母创作碑铭的交情往来，再于陈元亮的请铭之辞中得以管窥姚燧创作该碑志的创作动机，是感其纯孝之心为其而作。


有的直接以叙述传主一生最具华彩之处开篇，如《湖广行省左丞相神道碑》开篇以忽必烈对阿里海牙渡江攻下金陵的盛赞作为开篇，于忽必烈的高度赞誉中侧面烘托出传主的英勇不凡，这样的写法使读者在未观及全篇时在脑海中形成了传主英勇非凡的第一印象。


有的则先言其死后哀荣再引出对传主事迹的叙述，如《光祿大夫平章政事商议陕西等处行中书省事赠恭勤竭力功臣仪同三司太保封雍国公谥忠贞贺公神道碑》中先叙述贺仁杰七十二辞官归乡，时逢元武宗新皇登基再次起用贺仁杰卒于赴诏途中，姚燧感叹其“荣生哀死”③引出对传主的叙述。通过对两任君主对其的爱重以及死后赋予其的哀荣，为叙述贺仁杰的事迹奠定了基础，引起读者对阅读传主事迹的兴趣。


还有的则开篇就发议论，姚燧阐发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如《袁氏先庙碑》中开篇便叙述姚燧对于光显家族途径的看法，认为只有两个途径可走：一是“积德有渐”①；二是“成功有会”②，进而指出袁湘能够值此乱世建功立业便是因为其“积德”之报，并且成功抓住了机遇。又如《鄢陵主簿毛府君阡表》就君子名位与德行两者引发议论：德行出众名显而位卑是不遇于时，而德高望重名位尊崇是恰逢时遇，引出传主为了照顾母亲，辞尊就卑之事。又如《山南廉访使冯公神道碑》则夹叙夹议，通过叙述冯岵祖父、父亲以及其本人都官职相同，不逾六十而亡的事迹，引发作者自己对天命神秘莫测的感慨：“造物之迹，人果可以意智窥耶？”③


可见，姚燧在碑志创作时并没有严格遵循“十三事”的顺序组织行文，延续了韩愈“事”无定序的这一碑志结构的新变，以为塑造人物服务或表达自己的见解服务。


除此一点继承以外，韩愈在碑志中添加了叙述请铭缘由这一“十三事”之外的要素，也被姚燧所继承并予以发展。叙述请铭之事发端于韩愈，这是韩愈打破碑志常规写作格式的一种尝试，这样的文章仅有几篇。但是在姚燧现存的这97篇碑志中，叙述请铭之事或者应诏而作的碑志则有79篇，可谓是蔚为大观。


此外，除了记叙请铭之事，姚燧有的碑志还添加了别的“十三事”之外的要素，即将传主的出生之年也记载入内，如《雷君伯静甫墓志铭》中记载道雷伯静“生以岁丁酉冬十二月二十一日”④，又如《平章政事徐国公神道碑》中记载：“庚申夏五月十有二日生公”⑤，此类碑志仅有几篇，但是突破了传统碑志“书死不书生”的常规写作范式。


就“十三事”的记叙而言，姚燧除了对请铭作碑缘由予以详细的记载之外，他在记叙碑主的子嗣情况也是颇为详细，除了记载子女的长幼顺序以外，还出现了分书子女的情况，即将不同妻妾所出的子女分而叙之，叙述清楚其子女出于传主的那个妻室或妾室，男性子孙便详赡地记录其任官情况，女性则记录其婚嫁情况。此外，甚至对传主的孙子孙女的有关情况亦予以了记载，为我们了解和还原传主的家族谱系情况奠定了基础。


综上所述，姚燧的碑志在结构上表现为基本遵循了序铭兼具的写作传统，继承了韩愈在碑志中载入请铭作碑一事的这一流变，并将其发展，表现记叙请铭作碑之事的详赡。在“十三事”的记叙上，叙述顺序灵活，此外，有的碑志甚至将传主的生年也记载入内，添加了以往碑志所没有的要素，突破了碑志“书死不书生”的创作原则，在记载传主的子嗣情况上，出现了分书子女的情况，这些变化，都体现了姚燧创作碑志的写作尝试。

姚波

结语


姚燧一生由于文采卓然，遐迩闻名，且其品格高洁，当世的名公巨卿以得其为家属亲友创作碑志为荣。对姚燧的碑志进行篇目系年考证，姚燧的碑志多作于两个翰林院时期。入职翰林院时期，事务较少，安闲自得，因此应诏或应托写作碑志的频率渐趋频繁。碑志的写作对象多为文官武将，另外兼及道教名流类、平民百姓类、女性碑志类，但是文官武将类由于其事迹的丰赡、史料的丰富和姚燧对其人生事迹较为熟稔，文官武将类碑志成为姚燧碑志中最具华彩的两类，人物的性格刻画得鲜明生动。


在碑志中姚燧在对这些人物的记载之中，寄寓了他对现实社会的反思和理想社会的向往：文官武将各司其职，心怀建功立业之志，对君主尽忠，爱民恤物，谳断明允，运用自己的为官之才造福百姓，以使得政治清明、上下相安。统治者不应放任佛教过度盛行，与民争利，应该适度限制佛教教徒的规模，减轻百姓的负担。道教名流作为一派领袖，要担当起教化民众向善的引领使命和社会责任。为平民百姓中的仁义之士作碑，树立仁义向善、心怀民众的道德楷模，发挥碑志的道德引领作用，引导民众向其效仿。而女性人物应该恪守儒家规范下的理想人物范式，作为男性人物的辅助角色，对上侍奉婆母，对下襄助儿女成才。姚燧作为一个有着深厚儒学积淀的儒士，他以儒家思想的标准审视各类人物的行为，于各类碑志中勾勒出自己想象中的理想社会的愿景。


姚燧的碑志体现了好发议论的特色，他借题发挥，将自己的某些观点和态度表露于笔端。在碑志中表露了其以大元王朝为正统的思想，流露出对拥有广阔疆域的大元王朝的自豪感，也不讳言地指出了元朝军队在征战过程中的血腥与屠戮，对那些能在此乱世之中尽自己所能保全民众的人物不吝赞美之辞，也于与官吏有关的碑志中对元代的官场生态予以了揭露，揭示了元代官员入仕难、地位低的处境，生发出为官不易的感慨。姚燧对那些能够保持世代显赫的家族给予了高度的赞扬，认为其能够保持“世德之家”离不开积德和机遇两方面的作用。


姚燧创作这些碑志时，在叙事材料的取材上，除了以史官自任坚持秉笔直书外，将一些传主有关的奇异之事载入碑志，体现出正中见奇的艺术特征；在那些阅历丰厚、事迹值得大书特书的名公巨卿的碑志的创作上，体现了赡而不秽、详而有体的叙事特征，对那些事迹较少的传主，则采取了宕开一笔，填补空白的叙事策略，使得不同的碑志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在记叙人物事迹时，通过多角度、多方面刻画人物，不少篇目描绘出了人物的神韵风采，刻画出了人物的美德懿行。结构上遵循传统，又灵活求变，表现出姚燧创作碑志求新求变的种种尝试。


姚燧由于其直言无讳的个性和高洁的人格光辉，其碑志的真实性得以大大增强，他的碑志成为后世撰史的来源之一，具有较高的史学价值，有的甚至可以补史书之缺，如《元史》为汪世显、德臣、良臣、惟正四人立传。而《新元史》据《便宜副总元帅汪公神道碑》补《忠臣传》，《新元史》据《湖广行省左丞相神道碑》记载，增添了阿里海牙作宿卫时对忽必烈的拥立的这一事件等。


本文对姚燧的碑志文进行了初步研究，但姚燧的碑志文具有多方面的价值，在文学、史学、文人心态等方面都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对姚燧碑志文的深入研究将有助于进一步探讨元代散文的风貌，有助于探讨元代文人的社会处境和复杂心态，有助于更好地展示元代社会的风貌。

姚波

参考文献
原典著作类：
[1]（南朝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2]（元）姚燧著，查洪德编校.姚燧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3]（明）吴讷，徐师曾著，于北山，罗根泽校点.文章辨体序说•文体明辨序说[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4]（明）宋濂等.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9.
[5]（清）魏源.元史新编[M].湖南：岳麓书社,2004.
[6]（清）皮锡瑞撰，吴仰湘点校，孝经郑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2016.
[7]（清）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2017.
[8]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9]李学勤.礼记正义[M].北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0]邓绍基，元代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11]郭预衡.中国散文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12]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
[13]李修生、查洪德.辽金元文学研究[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
[14]张伯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2.
[15]杨镰.元诗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16]魏源.元史新编[M].湖南：岳麓书社,2004.
[17]苏天爵.元文类[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5.
[18]杨镰.元代文学编年史[M].山西：山西教育出版社，2005.
[19]查洪德.理学背景下的元代文论与诗文[M].北京：中华书局，2005.
[20]韩儒林.元朝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21]郑天挺著，王晓欣、马晓林整理.郑天挺元史讲义，北京：中华书局，2009.
[22]姚大力.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23]曾枣庄.中国古代文体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24]李治安.元史十八讲[M].北京：中华书局，2014.
[25]陈光明.走在监狱：监狱制度转型的未来絮语[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
[26]罗海燕.金华文派研究[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5.
[27]杨镰.元代文学及文献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15.
[28]张延昭.元代儒学教化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29]徐子方.元代文人心态史[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5.
[30]马立军.北朝墓志文体与北朝文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31]卢蓉.中国墓碑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32]徐海容.唐代碑志文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18.
[33]查洪德.元代文学通论[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9.
[34]罗海燕.海宇混一：元代的儒学承传与文坛格局[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35]李贵银.中国古代碑志文批评史[M].北京：中华书局，2020.
[36]邓绍基，周绚隆选注.金元文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
[37]史卫民.元代政治思想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期刊论文类：
[1]杜海军.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读姚燧《凭栏人•寄征衣》[J].安阳师专学报，1982，（02）.
[2]何生荣.姚燧《牧庵集》诗韵考[J].张掖师专学报（综合版），1988,（02）.
[3]杨新勋.姚燧籍贯家世考[J].文献，1998，（04）.
[4]杨新勋.元代文章大手笔姚燧[J].文史知识，1998，（12）.
[5]谭邦和.论元代散文的特殊文化境遇——兼释元代散文的跌落[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11).
[6]查洪德.元人关于文学本体问题的思考[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1(4).
[7]赵平分.文章以道轻重道以文章轻重——谈姚燧的散文理论与创作[J].合肥教育学院学报，2001，（03）.
[8]孙小力.论元代散文杂文倾向[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11).
[9]何之.曲小情深——读《越调•凭栏人•寄征衣》[J].宁波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01）.
[10]杨新勋.《姚燧的文学思想》[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02）.
[11]叶爱欣.姚燧的散文理论和创作对元代文风的影响[J].殷都学刊，2003，（02）.
[12]张溪潺.姚燧散文的理性特质[J].平顶山师专学报，2005，（06）：26-29.
[13]王山林.姚燧的诗论与元初南北诗学的调和[J].平顶山学院学报，2005，（06）.
[14]张文澍.张扬个性，因旧布新——谈元代初期古文家姚燧[J].殷都学刊，2007，（01）.
[15]徐艳丽、赵义山.姚燧散曲创作初论[J].文化艺术研究，2009,2（04）.
[16]张秋景.姚燧散曲析[J].赤峰学院学报，2009,30（11）.
[17]查洪德.四库辑本姚燧《牧庵集》漏收误收考[J].晋阳学刊，2010，（04）.
[18]査洪德.理、气、心与元代文论家的理论建构[J].文学评论，2010(1).
[19]杨亮.元代散文的创获与发展[J].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2).
[20]魏崇武.从“诚”到“理”——蒙元初期在文学本原上的认识变迁[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
[21]查洪德.以传奇为传记：姚燧散文读札[J].文学遗产，2011，（01）.
[22]查洪德.姚燧文章特色论[J].文学与文化，2011，（03）.
[23]查洪德.一部书、一个文章家和一个时代——《姚燧集》及其作者和时代[J].中国图书评论，2011，（11）.
[24]张艳.走进文章大家姚燧[J].中国图书评论，2011，（10）.
[25]俞樟华、郭亚磊.略论姚燧墓志铭的史传文学价值[J].荆楚理工学院学报，2011，26（08）.
[26]查洪德.元代诗学“主唐”“宗宋”论[J].晋阳学刊，2013(5).
[27]查洪德.元代学术环境与元代诗学的学术品格[J].北方论丛，2014(6).
[28]查洪德.不二古今：元代诗学之“师古”与“师心”论[J].文艺研究，2014(8).
[29]张振雄.《牧庵集》的材料来源及所反映的元代社会[J].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15,31（14）.
[30]羊红.姚燧四库本《贺新郎词》疏漏初探[J].名作欣赏，2016，（18）.
[31]查洪德.姚门文章家群的人格与文品[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05).
[32]陈开林.四库本《牧庵集》所收《唐诗鼓吹注序》辨误[J].中国典籍与文化，2016，（04）.
[33]陈晓伟、刘宪祯.辽代《姚企晖墓志铭》与蒙元姚枢、姚燧家族[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39（02）.
[34]彭万隆、魏素素.元代文学艺术家姚燧、李衎二题——以新发现的刘致诗作为中心[J].浙江工业大圩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6（04）.
[35]李东菊.姚燧散文中“奇”的艺术风格[J].晋城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7,10（02）.
[36]李冬菊、马广跃.论姚燧散文重论轻叙的艺术手法[J].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39（02）.
[37]罗玮.姚燧《牧庵集》版本初识——以篇目对勘为中心[J].四库学，2018，（00）.
[38]刘成群、艾琪.姚燧文章之学与元初北方儒学的涵化[J].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2020，（02）.
[39]张帆.姚燧《牧庵集》的文中自注现象及其标点问题[J].贵州文史丛刊，2021，（04）.
[40]李晨曦.姚燧闺情散曲的艺术特色[J].文学教育（下），2022，（01）.学位论文类：
[1]云国霞.元代诗学研究[D].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
[2]刘绚蓓.中国古代碑志文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3]徐若.韩愈碑志文研究[D].长春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4]靳月静.柳宗元碑志文研究[D].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5]赵征.苏轼的碑志文研究[D].辽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6]王莹.姚燧年谱[D].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7]王微.韩愈墓志文研究[D].延边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8]郁卫国.张养浩的儒家思想及诗文研究[D].宁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9]韩江峰.韩愈墓志文研究[D].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10]付姝.归有光碑志文研究[D].扬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
[11]郭发喜.姚燧诗歌研究[D].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
[12]张华清.姚燧散文研究[D].扬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
[13]李东菊.姚燧散文研究[D].渤海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
[14]刘朝华.唐宋派的碑志文理论研究[D].辽宁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
[15]陈媛.元遗山碑志文研究[D].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
[16]吴梦霜.曾巩碑志文研究[D].东华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2.

姚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