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子監生貤封修職郎晉文林郎姚（椿）先生行狀

姚波

國子監生貤封修職郎晉文林郎姚（椿）先生行狀

姚波收集整理、仅供参考
樗寮先生全集.清.姚椿撰.清道光13-咸豐2年婁縣姚氏刊本
姚椿(1777—1853)字子壽、春木，自稱蹇道人、樗寮病叟、東佘老民。婁縣（今上海金山廊下）人。清代散文家。詩人。畫家

姚波

國子監生貤封修職郎晉文林郎姚先生行狀
曾祖士英   皇贈通奉大夫，曾祖妣徐氏贈夫人
祖宗侃     贈通奉大夫，祖妣瞿氏贈夫人
考令儀   乾隆丁酉（1777年）選拔貢生  朝考一等以知縣用   官至四川布政使   妣許氏封夫人
本籍江蘇松江府婁縣人
先生 諱椿 ，字子壽，一字春木，別自號樗寮生。姓姚氏，帝舜之後，居於姚墟，以邑為氏。漢世避莽亂，遷江南，改姓媯，未幾，複姓。及隋北絳公僧垣，居吳興武康，有二子，長曰：太子舍人察，實劃創《梁》、《陳》二書以授其子，唐左散騎常侍思廉者。今婁縣之姚，其後也，由武康徙婁，不詳在何世。先生高祖諱天麟，皇贈通奉大夫，居松江府城西門外，生贈公諱士英。士英生贈公諱宗侃。宗侃生方伯公諱令儀。由雲南祿豐縣知縣洊陟至四川布政使，追贈其三代，配夫人許氏生子二人，長即先生也，以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九月十一日，生於里第，自幼從宦滇、蜀，資稟絕人，十歲許即通聲律 ，以《全唐詩》，出入懷袖間，屢為塾師所斥，弗改焉。喜博覽，遇未見書，必手自鈔錄。年十八，以國子生應順天鄉試，才名噪京師，一時所與游，皆前輩績學之士。六十年（1795年），恩科特命六大臣，先汰所試卷上合格者，乃送禮部聽入闈，南昌彭西元瑞、河間紀公昀，首掌其事，見先生文，皆奇之，置其卷第一。兩公方以文字受高廟知遇，位望隆赫，海內仰之若山鬥，故事入選者俱投贄門下。先生以彭素待士倨，獨不謁，於紀心喜其辨博，及往見，亦無所質問而退。既而，連試不售，先生夷然不為意，日與洪太史亮吉、楊農部芳燦、張太守問陶輩，極論詞賦，氣甚淩厲。時，川中用兵，方伯公屢以知府參諸大帥幕，先生仍歲往省，又數數歸。奔馳南北，動足數千里，所至一地，必周攬其山川，交其賢豪長者登臨，投贈之作滿行笈。嘉慶四年（1799年），見郡先達王侍郎昶於杭州，侍郎知先生能詩，叩以所得，先生曰 ：“以諷諭為主，以音節為輔，以獨造為境，以自然為宗。”侍郎激賞不置，贈以詩，有“中流砥柱、大雅扶輪”之譽。又有句云:“文章名節無窮事。”先生得詩，歎曰：“詩外固有事在，古人言之矣。”乃更求為有用之學，凡河渠、農桑、漕運、邊防以及閭閻、疾苦，無不反復熟籌，稽諸史傳證之，以遊歷，自謂古人事業可立致，如是者數年，乃以方伯公命，從學於桐城姚先生鼐，姚君語先生，曰：“子業幾成矣，然亦嘗從事程朱之學乎?”先生未有以對，姚君作色，曰：“南宋以後之人類，乃程朱留下者，毋忽視焉！”先生退而徧發濂、洛、關、閩之書讀之，爽然如有所失，已復歡然如有所得。是時詞章訓詁，兩家之氣燄方盛，姚君生當其際，獨以其所學引迪後進，聽其言者有信有疑，惟先生聞即開悟，服膺弗失，自此屏棄夙習，壹意道廓如也。十四年（1535年），別姚君於金陵而西上。其冬，方伯公卒於蜀。明年，喪歸。十六年（1537年），營葬於佘山。二十年（1541年），復至金陵留榻鐘山書院，時姚君已有疾，未久而革，先生侍醫藥者數月，及卒，親視含斂，又裒輯其遺書。既歸，杜門力學，不復應舉。先生弟廬氏令君楗，為校官於憲，應先生偕之任，得其鄉朱止泉氏澤沄遺書，讀之數日，作而言曰：“此真宗守程朱之道，而不欲以文著者。雖然，言者道之華也，行者文之實也，約者博之極也。不極諸繁賾，則無以窮其變，而盡事物之情狀。不根諸理要，則浮文析義小言破道，而學適足以為害。學富矣，辭工矣，而其人不足稱後世，讀其書而病之，然則人其尤要也歟。向者，桐城所示之言，特引而不發耳。”於是，悉訪朱氏未行之書及其門人所述，極力表章之，又親詣其墓，拜謁申私淑之禮。先生至是造詣蓋益深矣。作國朝名人贊二十八首，以見趨向，又作《心為嚴師箴》及《讀書坐箴》，以日自課其行習。道光元年（1821年），詔天下舉孝廉方正之士，於是，松郡以先生名首列，而太倉亦以先生執友彭上舍兆蓀，薦彭少為閎覽博物之學，其後亦悔作《懺摩錄》自省，先生嫌其，雜釋氏語以規諷，然心欽其志節。居常，書問無虛月，各舉身心日用，互相勘证。及是，彭以書告先生，言盛名難副，宜熟思之。先生亦有詩寄，道不當就之意。未幾，彭卒。婁宰猶必欲起先生 ，先生乃一再作書自言，少經憂患，身多疾病，不復能隨眾應試，懇款求免，始寢其事。時，先生年四十五，是秋奔叔父喪於明州。又三年，乃就河南長吏聘，主講夷山書院，以實學厲諸生，朝夕諄諄，惟成就人材是急，遇才高行美者，獎借不容口，有孤寒無以立，必資給焉。取廣昌黃太守永年所作《範文正公論》張示講堂，一院之士咸知以名節自重。又主他書院所教，前後一律，及去，輒薦賢以自代。初，先生客中州，未久，而盧氏君以保舉知縣 亦來豫省，許夫人與諸孫家居。先生歲必歸省，已遂留下家侍養。十六年，許夫人卒，盧氏君奔喪歸，不復求仕。先生乃更出遊，會林文忠則徐總督兩湖，聘主荊南書院，先生遂作楚中之游，留楚七載。二十五年，先生年六十九矣，始歸里，既歸，仍主本郡景賢書院，以有足疾，自稱蹇道人或稱樗寮病叟，或稱東佘老民。下幃著書不接外事，春秋佳日，鄰曲招邀間，攜杖一赴，坐中少長咸在，時有問難，隨口酬答，必滿人意，賢士大夫官雲間者，下車之始，拜問起居，先生肩輿一謝自······居幾案讀書，先生以鈔書，晚年腕常痛，有所作，盧氏君輒為書之。兩從子：之烺、之烜，侍奉寝興，未嘗離側，孝友之積，化及一家，雍雍如也。咸豐二年（1852年），冬得疾，終日不言亦不肯進藥，遂以三年（1853年）春二月二十一日考終，春秋七十有七。時，江、楊、鎮三府已陷賊，列郡皇皇有遷徙者，盧氏君遽卜以其月二十三日，葬先生於佘山，祔方伯公之墓。先生配許孺人，前卒比葬，先生即自營生壙，今之兆位是也。子二人，次炘早世，長子炳，遣隨其妇翁丹徒嚴大令學淦於湘鄉，嚴卒官，炳護其孥歸道梗，未得達。孫三人殤者二，其季曰雒，甫冠而死。故先生之喪，盧氏君父子實主之。嗚呼！悲已！生平著甚富有，所欲著而未得成者尤多，其已刊而行者曰：《通藝閣詩錄》八卷，《續集錄》八卷、《和陶詩》三卷、《晚學齋文錄》十二卷。先生自言於詩用力多，故可自信為能一藝，文則初好駢儷，三十後始為古文，故稱晚學云。選《國朝文錄》八十二卷，張侍郎祥河撫陕時，刻於署。又仿《黃氏宗義》、《全氏祖望》兩家例為《國朝學案》一書，采掇甚煩而未及成。又有《詩後錄》若干卷、《別錄》若干卷、《續錄》若干卷、《詞錄》若干卷、《樗寮詩話》三卷、《樗寮隨筆》若干卷、《茸城筆記》若干卷，今藏於家諸經，皆有所論述，未及類聚為書。晚好讀《易》輯《易傳》若干卷，上下徑備而不及繫辭，歿前數年,更命門人震澤陳壽熊補之，先生解經主，兼通漢宋，儒曰：“譬之釋氏之宗有教，不可偏廢也。”嘗作諭，曰：“《易》四聖人之作也，大旨以處憂患而已，而後儒以纖緯之說亂之，書列代帝王以出政事歸於，言治法而已，而後儒紛紛以古文、今文之說亂之。詩作不一，人人不一，事聖人以無邪蔽之而已，而後儒以大小序滛詩、滛聲而出入之。至於考前代典章制度，以為後人立身之矩矱，而有《禮》也；紀東周列國時事以觀聖人之褒貶，而有《春秋》也。或以後世之事證前代而不肯厥其疑，或泥時人之所載為實，而不能觀其會通，此豈聖人所以望諸後世者乎？秦火之後，抱殘守缺，歷久而僅存者，諸儒功也。其說之未盡，當傳之未盡，真其勢然，非漢儒過也。曆魏、晉、六朝至唐而有注疏之作，其說悉本於儒先，然而經各有主，則其說亦未盡備。宋繼五代之後，周程張四子出，始各為書，以言聖人精微之蘊。至朱子則又兼綜歷代之說，雖推尊四子而復追崇漢人之學，以為非有所論說於前，則後人亦無所憑籍以為精究之地，其言可谓公矣。後之人遵其說而行之，雖百世無弊可也。自明以科舉之學囿天下士，其始非不善也，後乃務簡陋而或不能以博觀，至於中葉而心學興焉，廢棄典籍，自作聰明，迨其末，造狂禪肆······舊說以救其弊，而奇袠者亦或借此齮齕宋儒，以便其私，後之學者益以名高相勝，論上古則可以避今之所諱，斥他人則可以匿己之所短，吾不知其所說者為何經？而於聖人之心為何等矣？”先生論文必舉桐城，所稱曰：“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又曰：“好學難，深思更難，心知其意，難之難者也。”又自言曰：“文之為用，不外四者：曰明道、曰記事、曰考古有得、曰言辭之美。” 故其选國朝人文，皆本此旨。又論古人所作及文之極詣，則曰：“ 退之出，一洗舊習矣，學之過者，則又有前此之失，歐、曾起，而天下一軌於正，然膚庸牽率之病又興焉。有豪傑者，作酌唐之文，以准宋之理，庶乎可矣。而其本原自在。”其論詩也，每曰：”元裕之以後無大家。”於明初，推劉伯溫，謂在高季迪上，論本朝人詩，嘗曰：“詩者，性情之事，才與學皆後起者也。王文簡標舉神韻，天下翕然宗之，數十年來，其弊也流於蹇弱而貌似。於是，學詩之士，務以才力相勝而通儒，钜公又以其學問之餘溢為詠歌，至於推原本始，則猶有間焉。”居常，盛稱武進管侍禦世銘所選唐詩，以謂備正變具勸懲，一一皆如己胸所欲言，其微碎處，悉有意為，必不可廢之書。其自選則有五朝長律，偶鈔四朝七律，偶存七言絕句，偶鈔國朝諸家七言長句選·····先生自少至老，作詩不下萬餘首，不甚至愛惜，時失其槀，今刻者什存其二、三耳，所表章寶應朱氏之書，次第刊行，或集資、或自任。臨歿猶校訂《朱子文選》一書以授梓人，曰：“此本散佚已久，訪之數十年，今始得完整，及吾身見其專，幸矣，然尚有語類選，不得同時付刻，此遺憾也。”先生才識過人而好學不倦，博聞強記，折衷於至當，論古甚嚴，而待人甚寬，外若通侻，內懷廉介。自其少壯憑藉先業，好振人之急，家既中落，客遊以養親，而力所能及，仍不吝施予。其自奉甚淡約，緼袍、脫栗，皆可自適。而留客命酌，月無虛旬，慨人才之日尠，延接後進務引以學，一藝之長，嘖嘖稱嘗，隨言指示，俾底於成。日富，道光二十六年春（1846年），始見先生， 其秋，介同門元和陳克家納贄。明年，與克家、壽熊同假館於郡齋，得昕夕聞教者凡三載。時，先生已七十余：，曰富等每往请業，未嘗見其身離簡策，手輟鉛槧也。嘗以重九前一日，陪先生兄弟由東佘放舟，徧遊神鼉、天馬諸峰，投宿横雲南山下，極飲至醉。先生為言昔日京邑都會之盛，人物之俊偉，又自言生平所欲為之事，與所欲著書，既而自傷老病，感慨欷歔，而殷勤勸勉若期許甚至大者，餘三人相顧起立，不敢承也。二十九年冬，別先生歸吳門。明年夏，先生以書招往款留者旬余，命其孫······復與克家同館，郡齋先生見余輩重來，稍有喜色，然陪侍不及一月，又分背去。明年冬，日富改館柘湖，順道起居。先生謂余：“欲言甚多，而子行速，姑俟歸時留宿，一罄所積何如？”日富往柘湖甫兩旬，而先生已寢疾不復能承教矣。痛哉先生， 行修於家，道積於厥躬，世不見用，無由發為功業，其欲正人心而厚風俗，耿耿此志，仅托語言文字以見，竊疑天之異先生也甚厚，而其待先生也可薄歟。雖然古之聖賢、君子，殫精竭神於畢世，而阨窮以老，何可勝數？所堪信者，無當世之榮，必有後世之名。異時，儒林文苑之收錄其能遺之也耶。先生雖並不以此為重，而述德撰行，門弟子之責也。日富從遊日淺，於先生微言逸事不能詳舉，今就見聞所及，存其大概，以俟夫載筆者之擇焉。
門人吳江沈日富謹狀。

閩南姚慶禮錄出斷句

2025年6月17日

姚波

《國子監生貤封修職郎晉文林郎姚先生行狀》断句和译文。
姚波收集，整理解读，仅供参考


断句原则：
1.  按句意和语法结构断开。
2.  人名、地名、官职名、书名等专有名词保持完整。
3.  保持原文的敬语格式（如諱、妣、皇贈等）。
4.  对长句进行合理切分，便于理解。


重新断句：


國子監生、貤封修職郎、晉文林郎姚先生行狀。


曾祖：士英，皇贈通奉大夫；曾祖妣：徐氏，贈夫人。
祖：宗侃，贈通奉大夫；祖妣：瞿氏，贈夫人。
考：令儀，乾隆丁酉（1777年）選拔貢生，朝考一等，以知縣用，官至四川布政使；妣：許氏，封夫人。
本籍：江蘇松江府婁縣人。


先生諱椿，字子壽，一字春木，別自號樗寮生。姓姚氏，帝舜之後，居於姚墟，以邑為氏。漢世避莽亂，遷江南，改姓媯，未幾，複姓。及隋，北絳公僧垣，居吳興武康。有二子：長曰太子舍人察，實劃創《梁》、《陳》二書，以授其子，唐左散騎常侍思廉者。今婁縣之姚，其後也。由武康徙婁，不詳在何世。


先生高祖諱天麟，皇贈通奉大夫，居松江府城西門外。生贈公諱士英。士英生贈公諱宗侃。宗侃生方伯公諱令儀。由雲南祿豐縣知縣，洊陟至四川布政使。追贈其三代。配夫人許氏，生子二人，長即先生也。


以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九月十一日，生於里第。自幼從宦滇、蜀，資稟絕人。十歲許，即通聲律。以《全唐詩》出入懷袖間，屢為塾師所斥，弗改焉。喜博覽，遇未見書，必手自鈔錄。


年十八，以國子生應順天鄉試，才名噪京師。一時所與游，皆前輩績學之士。六十年（1795年），恩科特命六大臣先汰所試卷上合格者，乃送禮部聽入闈。南昌彭西元瑞、河間紀公昀首掌其事。見先生文，皆奇之，置其卷第一。兩公方以文字受高廟知遇，位望隆赫，海內仰之若山鬥。故事，入選者俱投贄門下。先生以彭素待士倨，獨不謁；於紀心喜其辨博，及往見，亦無所質問而退。


既而，連試不售。先生夷然不為意，日與洪太史亮吉、楊農部芳燦、張太守問陶輩，極論詞賦，氣甚淩厲。


時川中用兵，方伯公屢以知府參諸大帥幕。先生仍歲往省，又數數歸。奔馳南北，動足數千里。所至一地，必周攬其山川，交其賢豪長者，登臨投贈之作滿行笈。


嘉慶四年（1799年），見郡先達王侍郎昶於杭州。侍郎知先生能詩，叩以所得。先生曰：“以諷諭為主，以音節為輔，以獨造為境，以自然為宗。”侍郎激賞不置，贈以詩，有“中流砥柱、大雅扶輪”之譽。又有句云：“文章名節無窮事。”先生得詩，歎曰：“詩外固有事在，古人言之矣。”乃更求為有用之學。凡河渠、農桑、漕運、邊防，以及閭閻疾苦，無不反復熟籌，稽諸史傳，證之以遊歷，自謂古人事業可立致。如是者數年。


乃以方伯公命，從學於桐城姚先生鼐。姚君語先生曰：“子業幾成矣，然亦嘗從事程朱之學乎？”先生未有以對。姚君作色曰：“南宋以後之人類，乃程朱留下者，毋忽視焉！”先生退而徧發濂、洛、關、閩之書讀之，爽然如有所失，已復歡然如有所得。


是時，詞章、訓詁兩家之氣燄方盛。姚君生當其際，獨以其所學引迪後進。聽其言者，有信有疑。惟先生聞即開悟，服膺弗失。自此屏棄夙習，壹意道廓如也。


十四年（1809年），別姚君於金陵而西上。其冬，方伯公卒於蜀。明年，喪歸。十六年（1811年），營葬於佘山。


二十年（1815年），復至金陵，留榻鐘山書院。時姚君已有疾，未久而革。先生侍醫藥者數月。及卒，親視含斂，又裒輯其遺書。


既歸，杜門力學，不復應舉。先生弟、廬氏令君楗，為校官於憲，應先生偕之任。得其鄉朱止泉氏澤沄遺書，讀之數日，作而言曰：“此真宗守程朱之道，而不欲以文著者。雖然，言者道之華也，行者文之實也，約者博之極也。不極諸繁賾，則無以窮其變而盡事物之情狀；不根諸理要，則浮文析義、小言破道，而學適足以為害。學富矣，辭工矣，而其人不足稱，後世讀其書而病之。然則人其尤要也歟？向者桐城所示之言，特引而不發耳。”於是，悉訪朱氏未行之書及其門人所述，極力表章之。又親詣其墓，拜謁申私淑之禮。先生至是，造詣蓋益深矣。


作《國朝名人贊》二十八首，以見趨向。又作《心為嚴師箴》及《讀書坐箴》，以日自課其行習。


道光元年（1821年），詔天下舉孝廉方正之士。於是，松郡以先生名首列；而太倉亦以先生執友彭上舍兆蓀薦。彭少為閎覽博物之學，其後亦悔，作《懺摩錄》自省。先生嫌其雜釋氏語以規諷，然心欽其志節。居常書問無虛月，各舉身心日用，互相勘證。及是，彭以書告先生，言盛名難副，宜熟思之。先生亦有詩寄，道不當就之意。未幾，彭卒。婁宰猶必欲起先生。先生乃一再作書自言：少經憂患，身多疾病，不復能隨眾應試，懇款求免。始寢其事。


時先生年四十五。是秋，奔叔父喪於明州。又三年，乃就河南長吏聘，主講夷山書院。以實學厲諸生，朝夕諄諄，惟成就人材是急。遇才高行美者，獎借不容口；有孤寒無以立，必資給焉。取廣昌黃太守永年所作《範文正公論》，張示講堂。一院之士，咸知以名節自重。又主他書院，所教前後一律。及去，輒薦賢以自代。


初，先生客中州未久，而廬氏君以保舉知縣，亦來豫省。許夫人與諸孫家居。先生歲必歸省。已，遂留家侍養。


十六年（1836年），許夫人卒。廬氏君奔喪歸，不復求仕。先生乃更出遊。會林文忠則徐總督兩湖，聘主荊南書院。先生遂作楚中之游，留楚七載。


二十五年（1845年），先生年六十九矣，始歸里。既歸，仍主本郡景賢書院。以有足疾，自稱蹇道人，或稱樗寮病叟，或稱東佘老民。下幃著書，不接外事。春秋佳日，鄰曲招邀，間攜杖一赴。坐中少長咸在，時有問難，隨口酬答，必滿人意。賢士大夫官雲間者，下車之始，拜問起居。先生肩輿一謝，自居幾案讀書。


先生以鈔書，晚年腕常痛。有所作，廬氏君輒為書之。兩從子：之烺、之烜，侍奉寢興，未嘗離側。孝友之積，化及一家，雍雍如也。


咸豐二年（1852年）冬，得疾，終日不言，亦不肯進藥。遂以三年（1853年）春二月二十一日考終，春秋七十有七。時江、楊、鎮三府已陷賊，列郡皇皇有遷徙者。廬氏君遽卜以其月二十三日，葬先生於佘山，祔方伯公之墓。


先生配許孺人，前卒。比葬，先生即自營生壙，今之兆位是也。子二人：次炘早世；長子炳，遣隨其妇翁丹徒嚴大令學淦於湘鄉。嚴卒官，炳護其孥歸，道梗未得達。孫三人，殤者二；其季曰雒，甫冠而死。故先生之喪，廬氏君父子實主之。嗚呼！悲已！


生平著甚富有，所欲著而未得成者尤多。其已刊而行者曰：
*   《通藝閣詩錄》八卷
*   《續集錄》八卷
*   《和陶詩》三卷
*   《晚學齋文錄》十二卷


先生自言於詩用力多，故可自信為能一藝；文則初好駢儷，三十後始為古文，故稱晚學云。


選《國朝文錄》八十二卷，張侍郎祥河撫陕時，刻於署。


又仿黃氏宗羲、全氏祖望兩家例，為《國朝學案》一書，采掇甚煩而未及成。又有：
*   《詩後錄》若干卷
*   《別錄》若干卷
*   《續錄》若干卷
*   《詞錄》若干卷
*   《樗寮詩話》三卷
*   《樗寮隨筆》若干卷
*   《茸城筆記》若干卷
*   今藏於家。


諸經皆有所論述，未及類聚為書。晚好讀《易》，輯《易傳》若干卷，上下經備而不及繫辭。歿前數年，更命門人震澤陳壽熊補之。先生解經，主兼通漢、宋儒。曰：“譬之釋氏，宗有教，不可偏廢也。”


嘗作諭曰：“《易》，四聖人之作也，大旨以處憂患而已，而後儒以纖緯之說亂之；《書》，列代帝王以出政事，歸於言治法而已，而後儒紛紛以古文、今文之說亂之；《詩》，作不一，人人不一，事聖人以‘無邪’蔽之而已，而後儒以大小序、滛詩、滛聲而出入之；至於考前代典章制度，以為後人立身之矩矱，而有《禮》也；紀東周列國時事，以觀聖人之褒貶，而有《春秋》也。或以後世之事證前代而不肯闕其疑，或泥時人之所載為實而不能觀其會通，此豈聖人所以望諸後世者乎？秦火之後，抱殘守缺，歷久而僅存者，諸儒功也。其說之未盡當，傳之未盡真，其勢然，非漢儒過也。歷魏、晉、六朝至唐，而有注疏之作，其說悉本於儒先，然而經各有主，則其說亦未盡備。宋繼五代之後，周、程、張四子出，始各為書，以言聖人精微之蘊。至朱子則又兼綜歷代之說，雖推尊四子而復追崇漢人之學，以為非有所論說於前，則後人亦無所憑籍以為精究之地，其言可謂公矣。後之人遵其說而行之，雖百世無弊可也。自明以科舉之學囿天下士，其始非不善也，後乃務簡陋而或不能以博觀；至於中葉而心學興焉，廢棄典籍，自作聰明；迨其末造，狂禪肆行。舊說以救其弊，而奇袠者亦或借此齮齕宋儒，以便其私。後之學者益以名高相勝，論上古則可以避今之所諱，斥他人則可以匿己之所短。吾不知其所說者為何經？而於聖人之心為何等矣？”


先生論文，必舉桐城。所稱曰：“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又曰：“好學難，深思更難，心知其意，難之難者也。”又自言曰：“文之為用，不外四者：曰明道、曰記事、曰考古有得、曰言辭之美。”故其選國朝人文，皆本此旨。


又論古人所作及文之極詣，則曰：“退之出，一洗舊習矣；學之過者，則又有前此之失。歐、曾起，而天下一軌於正；然膚庸牽率之病又興焉。有豪傑者作，酌唐之文以准宋之理，庶乎可矣。而其本原自在。”


其論詩也，每曰：“元裕之以後無大家。”於明初，推劉伯溫，謂在高季迪上。論本朝人詩，嘗曰：“詩者，性情之事，才與學皆後起者也。王文簡標舉神韻，天下翕然宗之；數十年來，其弊也流於蹇弱而貌似。於是學詩之士，務以才力相勝；而通儒钜公，又以其學問之餘溢為詠歌。至於推原本始，則猶有間焉。”


居常盛稱武進管侍禦世銘所選唐詩，以謂備正變、具勸懲，一一皆如己胸所欲言；其微碎處，悉有意為，必不可廢之書。其自選則有《五朝長律偶鈔》、《四朝七律偶存》、《七言絕句偶鈔》、《國朝諸家七言長句選》...


先生自少至老，作詩不下萬餘首，不甚愛惜，時失其槀。今刻者什存其二、三耳。所表章寶應朱氏之書，次第刊行，或集資、或自任。臨歿猶校訂《朱子文選》一書以授梓人，曰：“此本散佚已久，訪之數十年，今始得完整。及吾身見其專，幸矣。然尚有《語類選》，不得同時付刻，此遺憾也。”


先生才識過人而好學不倦，博聞強記，折衷於至當。論古甚嚴，而待人甚寬；外若通侻，內懷廉介。自其少壯憑藉先業，好振人之急；家既中落，客遊以養親，而力所能及，仍不吝施予。其自奉甚淡約，緼袍脫栗，皆可自適；而留客命酌，月無虛旬。慨人才之日尠，延接後進，務引以學。一藝之長，嘖嘖稱嘗；隨言指示，俾底於成。


日富（沈日富自稱）道光二十六年春（1846年）始見先生。其秋，介同門元和陳克家納贄。明年（1847年），與克家、壽熊同假館於郡齋，得昕夕聞教者凡三載。時先生已七十余，日富等每往請業，未嘗見其身離簡策，手輟鉛槧也。嘗以重九前一日，陪先生兄弟由東佘放舟，徧遊神鼉、天馬諸峰，投宿横雲南山下，極飲至醉。先生為言昔日京邑都會之盛，人物之俊偉；又自言生平所欲為之事與所欲著書。既而自傷老病，感慨欷歔，而殷勤勸勉，若期許甚至大者。餘三人相顧起立，不敢承也。


二十九年（1849年）冬，別先生歸吳門。明年（1850年）夏，先生以書招往，款留者旬余，命其孫...復與克家同館郡齋。先生見余輩重來，稍有喜色。然陪侍不及一月，又分背去。


明年（1851年）冬，日富改館柘湖，順道起居。先生謂余：“欲言甚多，而子行速。姑俟歸時留宿，一罄所積，何如？”日富往柘湖甫兩旬，而先生已寢疾，不復能承教矣。痛哉！


先生行修於家，道積於厥躬。世不見用，無由發為功業。其欲正人心而厚風俗，耿耿此志，仅托語言文字以見。竊疑天之異先生也甚厚，而其待先生也可薄歟？雖然，古之聖賢、君子，殫精竭神於畢世，而阨窮以老，何可勝數？所堪信者，無當世之榮，必有後世之名。異時儒林文苑之收錄，其能遺之也耶？先生雖並不以此為重，而述德撰行，門弟子之責也。


日富從遊日淺，於先生微言逸事不能詳舉。今就見聞所及，存其大概，以俟夫載筆者之擇焉。


門人吳江沈日富謹狀。

姚波

译文：仅供参考


国子监生、貤封修职郎、晋文林郎姚先生行状（生平事迹）。


曾祖父：姚士英，朝廷追赠通奉大夫；曾祖母：徐氏，追赠夫人。
祖父：姚宗侃，追赠通奉大夫；祖母：瞿氏，追赠夫人。
父亲：姚令仪，乾隆丁酉年（1777年）选为拔贡生，朝考一等，任用为知县，官至四川布政使；母亲：许氏，封为夫人。
本籍：江苏松江府娄县人。


先生名椿，字子寿，一字春木，别号樗寮生。姓姚，是帝舜的后代，居住在姚墟，因此以封地为氏。汉代为躲避王莽之乱，迁居江南，改姓妫，不久又恢复姚姓。到了隋朝，北绛公姚僧垣，居住在吴兴武康。有两个儿子：长子是太子舍人姚察，实际上是规划并初创了《梁书》、《陈书》，将其传授给他的儿子，即唐朝左散骑常侍姚思廉。如今娄县的姚氏，就是他们的后代。从武康迁到娄县，不清楚是在哪一代。


先生的高祖父名天麟，朝廷追赠通奉大夫，居住在松江府城西门外。生追赠公名士英。姚士英生追赠公名宗侃。姚宗侃生布政使公名令仪（即方伯公）。姚令仪从云南禄丰县知县，逐渐升迁至四川布政使。朝廷追赠他的三代祖先。原配夫人许氏，生有两个儿子，长子就是先生（姚椿）。


先生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九月十一日，出生在故乡宅第。自幼跟随父亲在云南、四川做官，天资禀赋超群。十岁左右，就通晓声律。随身带着《全唐诗》，经常因此被私塾老师斥责，但他不改这个习惯。喜欢广泛阅读，遇到没见过的书，必定亲手抄录。


十八岁时，以国子监生的身份参加顺天乡试，才华名声震动京城。当时与他交往的，都是前辈中有深厚学问的人。乾隆六十年（1795年），恩科特命六位大臣先筛选试卷中合格的，才送交礼部准许进入考场。南昌的彭元瑞（字西元）、河间的纪昀（纪晓岚）公首先负责此事。看到先生的文章，都感到惊奇，将他的试卷列为第一名。两位公卿当时正因文章受到高宗（乾隆）皇帝的知遇，地位威望极高，天下人敬仰他们如同泰山北斗。按惯例，入选的考生都要拜见老师呈递礼物。先生因为彭公平时待人傲慢，唯独不去拜见；对纪公，内心欣赏他的博学善辩，等去拜见时，也没有请教什么问题就告退了。


之后，先生接连参加考试都未考中。但他处之泰然，毫不在意，每日与翰林洪亮吉、户部官员杨芳灿、知府张问陶等人，尽情讨论词章诗赋，意气风发。


当时四川正在用兵打仗，方伯公（姚令仪）多次以知府身份参与各统帅的幕府。先生每年都去探望，又常常回家。在南北之间奔走，动辄数千里。每到一个地方，必定遍览那里的山川形胜，结交当地的贤达豪杰和长者，登山临水、互相赠答的诗作装满了行囊。


嘉庆四年（1799年），在杭州拜见同乡前辈王昶侍郎。侍郎知道先生擅长作诗，询问他的心得。先生说：“以讽喻现实为主旨，以音节韵律为辅助，以独创新意为境界，以自然流露为宗旨。”侍郎极为赞赏，赠诗给他，诗中有“中流砥柱、大雅扶轮”的赞誉。又有诗句说：“文章名节无穷事。”先生得到诗后，感叹道：“诗之外确实有更重要的事，古人早就说过了。”于是转而探求经世致用的学问。凡是河渠水利、农桑生产、漕粮运输、边防军事，以及民间疾苦，无不反复深入研究，查考历史典籍加以印证，并结合自己的游历见闻，自以为古人的功业可以很快实现。像这样过了几年。


于是遵从方伯公（父亲）之命，到桐城姚鼐先生门下学习。姚鼐先生对他说：“你的学问几乎要成了，但你曾学习过程朱理学吗？”先生一时无法回答。姚鼐先生正色道：“南宋以后的人类，都是程朱理学留存下来的，不要忽视啊！”先生回来后遍读濂学（周敦颐）、洛学（程颢程颐）、关学（张载）、闽学（朱熹）的著作，初时豁然开朗若有所失，不久又欣然若有所得。


当时，词章（文学）和训诂（考据）两派学问风气正盛。姚鼐先生身处其中，独以其所倡导的理学引导后学。听他讲学的人，有相信的，也有怀疑的。唯独先生一听就领悟，衷心信服不渝。从此摒弃旧习，专心致志于理学之道。


嘉庆十四年（1809年），在金陵（南京）告别姚鼐先生西上（回四川）。那年冬天，方伯公在四川去世。第二年，灵柩归乡。十六年（1811年），在佘山营建坟墓安葬。


二十年（1815年），又到金陵，寄居在钟山书院。当时姚鼐先生已经生病，不久就病危。先生侍奉汤药数月。等到去世，亲自料理入殓事宜，又收集整理他的遗著。


回家后，闭门努力钻研学问，不再参加科举考试。先生的弟弟、卢氏县令姚楗（字君楗），在河南做学官（“宪”指提督学政衙门），邀请先生一同赴任。在那里得到当地已故学者朱泽沄（字止泉）的遗书，读了几天，站起来说：“这才是真正恪守程朱之道，而不想以文章闻名的人。虽然如此，言语是道理的花朵，行为是文章的根本，精约是广博的极致。不穷究事物的复杂深奥，就无法穷尽其变化而完全了解事物的情状；不扎根于根本的道理要义，就会流于浮华的文辞、割裂的含义、琐碎的言论破坏大道，这样学问反而足以成为祸害。学问富足了，文辞精妙了，但其人不足称道，后世读他的书就会感到不满。那么，为人的品德难道不是最要紧的吗？先前桐城先生（姚鼐）所指示的话，正是引而不发啊。”于是，遍访朱氏未刊行的著作及其门人的记述，极力表彰宣扬。又亲自到他的墓前，拜谒表达私淑弟子的敬意。先生到这时，学问造诣更加精深了。


写作《国朝名人赞》二十八首，以表明自己的学术取向。又作《心为严师箴》和《读书坐箴》，用来每天督促自己的行为和学业。


道光元年（1821年），皇帝下诏命天下推举孝廉方正之士。于是，松江府将先生的名字列在首位；太仓州也推荐了先生的挚友彭兆蓀（彭上舍）。彭兆蓀年轻时学问广博，后来也感到后悔，写了《懺摩录》自我反省。先生嫌他文中夹杂佛教用语来规劝讽喻，但内心钦佩他的志向节操。平时书信往来不断，各自举出身心修养和日常实践的事例，互相印证探讨。到这时，彭兆蓀写信告诉先生，说盛名难副，应该深思熟虑。先生也有诗寄去，表达不应就任的意思。不久，彭兆蓀去世。娄县县令还是坚持要起用先生。先生就一再写信陈述自己：年少时经历忧患，身体多病，不能再跟随众人去应试，恳切请求免除。此事才作罢。


当时先生四十五岁。那年秋天，去明州（宁波）奔叔父的丧。又过了三年，才接受河南地方长官的聘请，主持夷山书院。用实学激励学生，早晚谆谆教诲，唯以培养人才为急务。遇到才学高超品行美好的学生，赞不绝口；有家境贫寒无法自立的，必定资助。选取广昌知府黄永年所作的《范文正公论》，张贴在讲堂上。全院的学生，都知道要以名节自重。又主持其他书院，所教导的内容前后一致。等到离开时，总是推荐贤能者代替自己。


起初，先生客居河南不久，卢氏县令（弟弟姚楗）因保举担任知县，也来到河南省。许夫人（母亲）和各位孙子在家居住。先生每年必定回家探望。不久，就留在家中侍奉母亲。


道光十六年（1836年），许夫人去世。卢氏县令（姚楗）奔丧回家，不再谋求官职。先生于是再次出游。适逢林则徐（谥文忠）总督湖广（湖北湖南），聘请他主持荆南书院。先生于是开始了楚地（湖北）的游历，在楚地停留了七年。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先生六十九岁了，才回到故乡。回来后，仍主持本郡的景贤书院。因有脚病，自称蹇道人，或称樗寮病叟，或称东佘老民。放下帷幕著书立说，不接触外界事务。春秋好天气时，邻里乡亲邀请，偶尔拄杖去一次。座中老幼都在，时常有请教辩难，随口应答，必定让人满意。在云间（松江）做官的贤良士大夫，上任之初，都来拜访问候。先生乘轿子去回谢一次，从此安居书案读书。


先生因抄书，晚年手腕常痛。有写作，卢氏县令（弟弟姚楗）就替他书写。两位堂侄：之烺、之烜，侍奉起居，不曾离开身边。孝悌友爱的德行积累，感化及于全家，和乐融洽。


咸丰二年（1852年）冬，先生生病，整天不说话，也不肯服药。终于在三年（1853年）春二月二十一日寿终正寝，享年七十七岁。当时江宁（南京）、扬州、镇江三府已被贼兵攻陷，各郡恐慌，有人迁徙。卢氏县令（姚楗）急忙占卜选定当月二十三日，将先生安葬在佘山，附葬在方伯公（父亲姚令仪）的墓旁。


先生原配许孺人，先已去世。临近下葬时，先生就为自己营建了生圹（生前预造的墓穴），现在的位置就是。有两个儿子：次子姚炘早逝；长子姚炳，被派去跟随他的岳父、丹徒县令严学淦到湘乡。严在任上去世，姚炳护送他的家眷回乡，因道路阻隔未能到达。有三个孙子，夭折了两个；最小的叫姚雒，刚成年就死了。所以先生的丧事，实际由卢氏县令（姚楗）父子主持。唉！令人悲痛啊！


生平著作非常丰富，想写而未能完成的尤其多。已经刊行流传的有：
*   《通艺阁诗录》八卷
*   《续集录》八卷
*   《和陶诗》三卷
*   《晚学斋文录》十二卷


先生自己说在诗上用力最多，所以自信能算精通一门技艺；文章起初喜好骈文，三十岁以后才开始写古文，所以自称“晚学”。


选编《国朝文录》八十二卷，侍郎张祥河在陕西巡抚任上时，在官署刻印。


又仿照黄宗羲、全祖望两家的体例，编写《国朝学案》一书，搜集材料非常繁琐但未能完成。又有：
*   《诗后录》若干卷
*   《别录》若干卷
*   《续录》若干卷
*   《词录》若干卷
*   《樗寮诗话》三卷
*   《樗寮随笔》若干卷
*   《茸城笔记》若干卷
*   现在收藏在家中。


对各部经书都有论述，没来得及分类编集成书。晚年喜欢读《易经》，辑录《易传》若干卷，上下经完备但未及系辞。去世前几年，又命门人震泽陈寿熊补辑。先生解释经书，主张兼通汉学、宋学。说：“好比佛教，有禅宗（宗）也有经教（教），不可偏废。”


曾作议论说：“《易经》是四位圣人的作品，主旨在于应对忧患而已，而后代儒生用谶纬之说搞乱了它；《书经》是历代帝王发布政令，归结于讲治国方法而已，而后代儒生纷纷用古文、今文的说法搞乱了它；《诗经》作者不一，人人不一，事情不一，圣人用‘无邪’来概括它而已，而后代儒生用大小序、淫诗、淫声的说法来曲解它；至于考察前代典章制度，为后人确立立身处世的规矩法度，因而有《礼经》；记载东周列国时事，以观察圣人的褒贬，因而有《春秋》。有的用后世的事去证明前代而不肯存疑，有的拘泥于当时人所记载为真实而不能融会贯通，这难道是圣人希望后世学者做的吗？秦始皇焚书之后，诸儒生抱着残缺不全的典籍坚守下来，经历长久岁月而仅存的，是他们的功劳。他们的学说有不尽恰当之处，传授有不尽真实之处，是形势造成的，不是汉代儒生的过错。经历魏、晋、六朝到唐代，才有注疏之作，其说法都本于先前的儒者，然而各经各有侧重，其学说也未能完全齐备。宋代继承五代之后，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四位先生出现，才各自著书立说，阐述圣人精微深奥的道理。到朱子（朱熹）则又综合历代学说，虽然推崇四子但也尊崇汉人之学，认为没有前人的论述在前，后人也就没有凭借作为深入研究的基础，他的话可以说是公正了。后人遵循他的学说去做，即使百代也不会出问题。自从明朝用科举之学限制天下读书人，开始并非不好，后来却追求简陋而不能广博涉猎；到了中叶心学兴起，废弃典籍，自作聪明；等到末年，狂禅盛行。有人用旧的学说来救其弊端，而心怀叵测者也借机攻击宋儒，以谋私利。后来的学者更以争名相高，谈论上古就可以回避当世所忌讳的，指责他人就可以掩盖自己的短处。我不知道他们所说的是哪部经？而对圣人之心又理解到何等程度了？”


先生谈论文章，必定推崇桐城派。他称赞说：“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又说：“好学难，深思更难，心知其意，是难中之难。”又自己说：“文章的功用，不外乎四个方面：阐明道理、记载事件、考据古事有所心得、文辞优美。”所以他选编本朝人的文章，都本着这个宗旨。


又评论古人作品及文章的极致造诣，则说：“韩退之（韩愈）出现，一扫旧习；但学习过分的人，又犯了此前的毛病。欧阳修、曾巩兴起，天下文章才统一归于正道；然而肤浅平庸、牵强附会的毛病又兴起了。有豪杰之士出现，斟酌唐代文章的辞采来契合宋代理学的义理，大概就可以了。而其根本原自存在。”


他论诗，常说：“元好问（字裕之）以后没有大家了。”在明初诗人中，推崇刘伯温（刘基），认为在高季迪（高启）之上。评论本朝人的诗，曾说：“诗，是关乎性情的事，才华与学问都是后来附加的。王文简（王士禛）标举‘神韵’，天下人一致尊崇；几十年来，其弊端是流于孱弱而徒具形式。于是学诗的人，争相以才力相胜；而大学者大官们，又以其学问之余绪溢为诗歌。至于推究本源，则仍有差距。”


平时极力称赞武进管世铭（管侍御）所选的唐诗，认为它兼备正声与变调、有劝善惩恶之意，每一首都像是自己心中想说的话；其细微琐碎之处，也都有用意，是必不可废的书。他自己选编的有《五朝长律偶钞》、《四朝七律偶存》、《七言绝句偶钞》、《国朝诸家七言长句选》...


先生从少年到老年，作诗不少于一万多首，不太爱惜，时常丢失草稿。现在刊刻的只保存了十分之二三。他所表彰的宝应朱氏（朱泽沄）的书，陆续刊行，有时集资，有时自己承担费用。临终前还在校订《朱子文选》一书交付刻工，说：“这个本子散佚已久，寻访了几十年，今天才得到完整本。能在我生前看到它刻印，很幸运了。但还有《语类选》，不能同时付印，这是遗憾啊。”


先生才识过人而好学不倦，博闻强记，能折中至最恰当的程度。评论古人非常严格，但待人却很宽厚；外表看似通达随意，内心却清廉耿介。他年轻时凭借祖业，喜欢救济他人急难；家道中落后，靠在外教书供养母亲，但只要力所能及，仍然不吝施舍。他自己生活非常俭朴，穿旧袍子、吃粗米饭，都能自得其乐；而留客饮酒，每月没有十天空闲。感慨人才日益稀少，接待后辈学子，务必引导他们向学。有一技之长的，啧啧称赞；随口指点，使他们达到成功。


我（沈日富）在道光二十六年春（1846年）才初次见到先生。那年秋天，通过同门元和（苏州）陈克家引荐，拜师入门。第二年（1847年），与陈克家、陈寿熊一同寄居在府衙的书斋里，得以早晚聆听教诲共三年。当时先生已七十多岁，我们每次去请教，从未见他离开过书卷，放下过笔墨。曾在重阳节前一天，陪同先生兄弟从东佘乘船出发，遍游神鼍山、天马山等山峰，投宿在横云山南山下，开怀畅饮至醉。先生为我们讲述昔日京城都市的繁华，人物的杰出伟大；又自述生平想做的事和想写的书。接着感伤自己年老多病，感慨叹息，而殷切地勉励我们，期望非常之大。我们三人面面相觑，站起来，不敢承当。


二十九年（1849年）冬，告别先生回到吴门（苏州）。第二年（1850年）夏，先生写信招我前去，款留了十多天，命他的孙子...（原文有缺）。又与陈克家一同寄居在府衙书斋。先生见我们重来，稍露喜色。然而陪伴侍奉不到一个月，又分别离去。


又一年（1851年）冬，我改到柘湖（地名）教书，顺路去问候先生起居。先生对我说：“想说的话很多，但你走得急。姑且等你回来时留宿一夜，畅谈积存的想法，如何？”我去柘湖才二十天，先生就已卧病在床，不能再聆听教诲了。悲痛啊！


先生在家中修养德行，在自身积累学问。不被当世所用，无法建立功业。他想要端正人心、淳厚风俗的耿耿此志，只能寄托在语言文字中显现。我私下怀疑上天赋予先生（的才德）太丰厚，而对待先生却太薄待了吗？虽然如此，古代的圣贤君子，耗尽毕生精力，却困顿穷苦而老去，哪里数得清呢？可以相信的是，没有当世的荣耀，必有后世的名声。将来史书《儒林传》、《文苑传》收录人物，难道能遗漏他吗？先生虽然并不看重这些，但记述他的德行功业，是门人弟子的责任。


我（沈日富）跟随先生学习时间短浅，对于先生精微的言论和散佚的事迹不能详细列举。现在根据所见所闻，记录其大概情况，以待将来史家采择。


门人吴江沈日富谨撰行状。

姚波

《国子监生貤封修职郎晋文林郎姚先生行状》逐层解读：


一、核心人物与家世背景
1. 姚椿（1777-1853）  
   字子寿，号春木、樗寮生，江苏娄县人。
   出身官宦世家：
     曾祖：姚士英（赠通奉大夫）
     祖父：姚宗侃（赠通奉大夫）
     父亲：姚令仪（乾隆丁酉选拔贡生，官至四川布政使）


二、生平经历
1. 早年才学（1777-1795）
   天赋异禀：十岁通声律，熟读《全唐诗》，博览群书，抄录未见典籍。
   科举受挫：18岁以国子生身份参加顺天乡试，文才受彭元瑞、纪昀赏识（置卷第一），但因不拜谒权贵，后续屡试不第。


2. 交游与学术转向（1795-1800）
   名士交游：与洪亮吉、杨芳灿、张问陶等论诗赋，风格凌厉。
   王昶点拨：嘉庆四年（1799）拜见王昶，提出诗学主张：  
     "以讽谕为主，以音节为辅，以独造为境，以自然为宗。"
   转向实学：关注河渠、农桑、漕运、边防等经世之学。


3. 师从姚鼐与理学皈依（1809年后）
   拜师桐城派：遵父命从学姚鼐，受其引导研读程朱之学（濂、洛、关、闽）。
   学术蜕变：摒弃词章训诂旧习，专心理学，成为桐城派嫡传。


4. 书院讲学与著述（1821-1853）
   拒荐孝廉方正：道光元年（1821）被荐举，因淡泊名利且受友人彭兆荪劝诫，坚辞。
   主讲书院：
     河南夷山书院：倡实学，重名节，资助寒门学子。
     湖北荆南书院：受林则徐聘，留楚七年。
     晚年主娄县景贤书院，号"蹇道人""樗寮病叟"。
   学术立场：
     经学：主张汉宋兼采，"譬之释氏，宗与教不可偏废"。
     文学：推崇桐城派，强调"明道、记事、考古有得、言辞之美"。
     诗学：重性情，批评神韵派流于蹇弱，肯定管世铭《唐诗选》。


三、著作与学术贡献
| 类别       | 著作举例        | 特点/评价                 
| 诗文集     | 《通艺阁诗录》《晚学斋文录》   | 诗作万余首，自信"可成一艺"        
| 学术辑录   | 《国朝文录》《国朝学案》（未成） | 仿黄宗羲、全祖望体例            
| 经学       | 《易传》（未全）、《朱子文选》    | 临终校订，倡程朱理学              
| 笔记诗话   | 《樗寮诗话》《茸城笔记》 | 存家未刊                        




四、思想精髓
1. 文学观  
   古文：主张"酌唐文以准宋理"，矫正韩愈、欧阳修之偏。
   诗歌：批判神韵派空洞，强调性情为本，才学为末。


2. 经学观  
   批评汉宋门户之见：  
     "汉儒抱残守缺非过，宋儒精微亦不可废。"
   斥责后世曲解经典："不知所说为何经，于圣人之心为何等！"


3. 教育观  
   书院讲学以"名节"为重，张示《范文正公论》激励士人。


五、晚年与身后
家族悲局：次子早逝，长孙夭折，丧事由弟姚楗主持。
临终憾事：未及刊刻《朱子语类选》。
时代背景：咸丰三年（1853）卒时，江南陷太平军战乱，仓促葬于佘山。


六、历史评价（沈日富撰状观点）
才德矛盾：才识过人却"世不见用"，抱负仅托于文字。
精神不朽：  
  "无当世之荣，必有后世之名。异时儒林文苑收录，其能遗之耶？"
士人典范：博学笃行、淡泊名利、提携后进，化及一家。


关键细节考辨
1. 生卒年：乾隆四十二年（1777）生 → 咸丰三年（1853）卒（77岁）。
2. 师承脉络：姚令仪 → 姚鼐 → 姚椿 → 沈日富（撰状门人）。
3. 名字考："樗寮"典出《庄子》，以无用之木自喻，暗含隐逸之志。


此篇行状不仅详述姚椿生平，更折射乾嘉至道咸年间士人的学术转向与精神困境，是研究桐城派与清代思想史的重要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