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辙《栾城后集·卷十一·姚崇第三十八》

姚波

苏辙《栾城后集·卷十一·姚崇第三十八》


姚崇 第三十八

唐史官稱姚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宋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斯言固二人之所長也，然應變者，要不失正而後可。孟子有言：“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唐玄宗，豪俊之君也，而崇復以豪俊事之。方其君臣遇合，天下事迎刃而解，若無足爲者。雖然，以水濟水，後將有不可食者。开元四年，天下大蝗，民祭且拜之，坐視食苖而不敢捕。崇奏遣御史爲捕蝗使，分道殺蝗，群臣多不以爲然，帝亦疑之，而崇行之愈力，蝗亦爲息。捕蝗雖古之遺法，然遇災而懼，修德以答天變，古之正道也。崇置之不言，而專以捕爲事，已可疑矣。旣而崇所親吏趙誨以財死，崇懼，還政。時帝將幸東都，而太廟屋壞，宰相宋璟、蘇頲皆言三年喪未終，不可巡幸，壞壓之變，天戒也。請罷東巡，修德以答至譴。帝以問崇。崇曰：“此符堅故殿也。山有朽壞而崩，木蠹而折，理無足怪。但壞與行會，非緣行而壞也。今關中無年，餽餉勞弊，出幸東都，所以爲人，非爲己也。百司已戒，供擬已具，請車駕即東，而遷神主太極殿，更作新廟，此大孝也。”帝用其言。崇由此復相。開元末，帝在東都，欲還長安。裴輝、卿等皆言農人場圃未畢，須冬可還。李林甫獨曰：“二都本東西官耳，車駕徃來，何用待時？假令妨農，獨赦所過相賦可也。”帝大悦，即駕而西。崇建東幸之訃，林甫獻西還之議，其意同耳，孰謂崇獨賢乎？從崇之議，使人君上不畏天戒，中不敬宗廟，下不恤人言。三者皆忠臣之所諱，而崇居之不疑，何哉？其後崇、璟旣没，玄宗愈老，愈輕蔑群臣。方任張九齡而廢太子瑛，用牛仙客則聽李林甫，方嬖楊國忠而縱安禄山，則用輔璆琳，專以適己爲悦，類崇有以啓之也。故吾謂開元之治雖出於崇，而天寶之亂亦崇之所自致，此人臣之至戒也。

姚波

苏辙《栾城后集·卷十一·姚崇第三十八》


核心解读：


苏辙在这篇史论中，对唐代名相姚崇提出了深刻的批评。表面上看，文章开头承认了唐史官对姚崇（善应变）和宋璟（善守文）的评价，肯定了他们的长处。但苏辙的核心论点在于：应变固然重要，但必须建立在坚守正道（“要不失正而后可”）的基础上。 他引用孟子关于大禹治水“行其所无事”（顺应自然规律）的智慧来阐明，真正的智慧应变应不违背根本原则。


苏辙认为姚崇的问题恰恰在于其“应变”之术过于权变机巧，有时甚至牺牲了正道。他通过几个关键事例进行论证：


1.  捕蝗事件： 姚崇力排众议，强力推行捕杀蝗虫，虽然取得了实效（“蝗亦为息”），但苏辙批评他忽略了“遇灾而惧，修德以答天变”的古之正道，只专注于技术手段（“专以捕为事”），这已显可疑。
2.  太庙塌陷事件： 当太庙（皇家宗庙）塌陷，宋璟、苏颋等宰相认为这是天戒，应暂停东巡、修德反省。姚崇却将塌陷原因归于建筑自然老化（“山有朽坏而崩，木蠹而折”），并强调东巡是为了百姓（“所以为人，非为己也”），说服玄宗按计划出行。苏辙尖锐指出，姚崇此举使皇帝“上不畏天戒，中不敬宗庙，下不恤人言”，是忠臣所忌讳的“三不”（不畏天、不敬祖、不恤言）。姚崇对此“居之不疑”，毫无愧疚。

3.  与李林甫对比： 苏辙将后来李林甫劝玄宗不顾农时回长安（“妨农，独赦所过租赋可也”）的谄媚行为，与姚崇当年劝玄宗不顾太庙塌陷东巡相提并论，认为其本质相同（“其意同耳”），都是为了迎合皇帝心意。这就打破了“崇独贤”的固有印象。

4.  历史后果： 苏辙将唐玄宗晚年的昏聩（废太子、用奸臣、纵安禄山）与姚崇的执政风格联系起来，认为正是姚崇那种“专以适己为悦”（只求迎合皇帝喜好）的作风开启了不良先例（“类崇有以启之也”）。因此，他得出一个震撼性的结论：开元盛世的功劳固然有姚崇一份，但导致天宝之乱的祸根，也正是姚崇自己种下的（“开元之治虽出于崇，而天宝之乱亦崇之所自致”）。 这警示后人臣者，权变之术若失正道，遗祸深远。


文章主旨： 苏辙旨在强调，作为臣子，尤其是位高权重的宰相，仅仅善于权变、解决具体问题是不够的。必须时刻坚守敬畏天道、尊奉祖宗、体恤民意的根本正道（“正”）。 姚崇的才能成就了开元之治，但其权变失正、迎合君心、忽视“修德应天”等根本原则的作风，为玄宗后期的怠政、亲佞、失德埋下了伏笔，最终导致了天宝乱局。这是后世臣子应引以为戒的深刻教训（“此人臣之至戒也”）。

姚波

译文：


《栾城集》 [北宋] 苏辙 撰 《栾城后集》卷十一


姚崇 第三十八


唐朝史官称赞姚崇善于随机应变，以成就天下的事务；宋璟则善于恪守成规，以维护天下的正道。这种说法固然指出了二人的长处。然而，善于应变的人，关键是不能背离正道才行。孟子说过：“我们厌恶聪明人，是因为他们（往往）穿凿附会。如果聪明人能像大禹治水那样行事，那就不会厌恶聪明了。大禹治水，是顺应水的自然规律（因势利导），如同无所作为一样。如果聪明人也能行事如同无所作为（顺应自然规律而不强加妄为），那他的智慧就很高明了。”唐玄宗是位雄才大略的君主，而姚崇又以其机敏才智侍奉他。当他们君臣遇合、志趣相投时，天下之事迎刃而解，好像没什么值得做的。虽然如此，（君臣都过于强势）如同用水来增加水（比喻过度迎合或同质化），以后必将产生无法下咽的后果。


开元四年（716年），天下发生严重蝗灾。百姓祭祀跪拜蝗虫，坐视它们啃食禾苗而不敢捕捉。姚崇上奏请求派遣御史担任捕蝗使，分路灭杀蝗虫。群臣大多不以为然，皇帝也心存疑虑，但姚崇执行得更加坚决，蝗灾也因此平息。捕杀蝗虫虽然是古代传下来的方法，然而遇到灾祸时应心怀戒惧，修养德行以回应上天的警示，这才是古代的正道。姚崇对此避而不谈，只专心致力于捕杀，这已经值得怀疑了。


不久，姚崇的亲信属吏赵诲因贪财罪被处死，姚崇感到恐惧，请求辞去相位。当时皇帝将要巡幸东都洛阳，恰逢太庙（供奉唐朝历代皇帝灵位的宗庙）的房屋坍塌。宰相宋璟、苏颋都说皇帝为睿宗服丧三年之期未满，不可巡幸；太庙坍塌的灾变，是上天的警告。请求停止东巡，修养德行以回应上天最严厉的谴责。皇帝以此询问姚崇。姚崇说：“这（太庙）本是前秦苻坚的旧宫殿。山体朽坏会崩塌，木头蛀蚀会折断，道理上不足为怪。只是坍塌与出行时间巧合，并非因为出行才坍塌。如今关中收成不好，转运粮食物资劳民伤财。陛下出行东都，是为了百姓（便于就食），不是为了自己。百官已经准备妥当，供应也已安排齐全，请求陛下车驾立即东行。（至于太庙）可将先帝神主牌位暂时迁移到太极殿安置，再重建新庙，这才是最大的孝道啊。”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姚崇因此重新担任宰相。


开元末年（约740年），皇帝在东都洛阳，想返回长安。裴耀卿等人都说农民秋收打场还未完毕，需要等到冬天才能回去。唯独李林甫说：“长安洛阳两座都城，本就是陛下东西的行宫，车驾往来其间，何必等待特定时节？假使妨碍了农事，单独赦免沿途所过州县的租赋就可以了。”皇帝非常高兴，立即起驾西归长安。姚崇建议皇帝东巡洛阳，李林甫建议皇帝西返长安，他们的用意是相同的（都是迎合皇帝心意），谁说只有姚崇是贤相呢？


听从姚崇的建议（指不顾太庙塌陷东巡），使得君主：对上不畏惧上天的警戒，对中不敬重皇家宗庙，对下不体恤臣民的谏言。这三者都是忠臣所忌讳（君王应避免）的行为，而姚崇却心安理得、毫不迟疑地促成，这是为什么呢？


后来姚崇、宋璟去世后，唐玄宗年纪越大，就越发轻慢蔑视群臣。他刚任用张九龄就废黜了太子李瑛；任用牛仙客是听从了李林甫；刚宠爱杨国忠就放纵安禄山，又听信宦官辅璆琳。专门以顺从自己心意取悦自己为准则，这类做法，就像是姚崇开启了先河（有以启之）。所以我认为，开元盛世的治理虽然源于姚崇（的功绩），但天宝年间的祸乱（安史之乱）也是姚崇自己种下的根源。这是为人臣子最深刻的鉴戒啊。

姚波

译文说明：


1.  忠实原文： 力求准确传达苏辙原文的意思和逻辑脉络。
2.  关键概念：
“应(变)” 译为“随机应变”。
“守文” 译为“恪守成规”。
“正” 译为“正道”。
“行其所无事” 译为“顺应水的自然规律（因势利导），如同无所作为一样”并加括号解释，或意译为“行事如同无所作为（顺应自然规律而不强加妄为）”，以传达孟子和大禹智慧的精髓。
“以水济水” 保留比喻，并加括号解释其含义“比喻过度迎合或同质化”。
“符堅故殿” 明确指“前秦苻坚的旧宫殿”。
“上不畏天戒，中不敬宗庙，下不恤人言” 译为“对上不畏惧上天的警戒，对中不敬重皇家宗庙，对下不体恤臣民的谏言”，清晰指出姚崇建议导致的“三不”恶果。
“居之不疑” 译为“心安理得、毫不迟疑”。
“专以适己为悦” 译为“专门以顺从自己心意取悦自己为准则”。
“类崇有以启之也” 译为“这类做法，就像是姚崇开启了先河（有以启之）”，点明苏辙认为姚崇是玄宗后期昏聩作风的始作俑者。
“开元之治虽出于崇，而天宝之乱亦崇之所自致” 是全文核心结论，直译并保持其强烈对比和批判性。
“此人臣之至戒也” 译为“这是为人臣子最深刻的鉴戒啊”，强调文章的警示目的。
3.  句式流畅： 在忠实于文言句式特点的基础上，适当调整语序，使现代汉语表达更通顺自然。例如处理长句时进行拆分。
4.  保留史实： 对涉及的具体人物（如赵诲、宋璟、苏颋、裴耀卿、李林甫、张九龄、太子瑛、牛仙客、杨国忠、安禄山、辅璆琳）和事件（捕蝗、太庙塌、东巡、西归）均准确译出。
5.  传达语气： 努力体现苏辙论述中的批判语气（如“已可疑矣”、“何哉？”、“孰谓崇独贤乎？”、“亦崇之所自致”、“至戒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