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姚公茂（姚枢）书 杨奂｜元文类 [元] 苏天爵 编

姚波

元文类 [元] 苏天爵 编 卷37

姚波收集录出整理解读，仅供参考！

与姚公茂（姚枢）书 杨奂

奂顿首复：别四五年，思渴之甚，所欲言者不一也。握手未期，此怀可知。子善至，得书，审玉眷佳裕，且知北还，喜甚。去岁，子善云新筑祠堂，而石室在正位，不知何所据。及见朱文公家礼图说，亦云在北架，似不安也。且宗庙，五庙、七庙而已，虽有成言，所以作室次第，于经则无所见。朱文公，后宋人也。建炎南渡，庙社之礼一荡，就有故老，或郁郁下僚，无所见于世。此说在中庸或问中略见之，所可信者，止是昭穆位次，于神主、于石室皆不及也。家礼所载神主样式亦非。奂三十时入汴梁，得宫室庙社法度于一故老处。又五年，因秋比，以生徒之众，寓长安慈恩寺。有僧曰了迁者，乘暇请观寺之西南杜相公读书堂。奂一见，知其为家庙也。其庙制如世之所谓吴殿也。凡石室并在西壁，高与人胸臆齐，其僧犹以为藏书龛。既而来洛下，于杨正卿家阅稽古编文，信乎其为杜祁公之家庙也。文粹、韩文、温公集多有家庙碑，止说三室、四室，或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室，又有云东室者，亦不载石室方位之所在。夫礼也者，制度名数之所寓也，不有所据，必有所见。文公所述，未见其所据，当以奂之所目睹者为庙之定制。天子与诸侯卿大夫同，所以异者，名数也。今汴梁太庙法度，弊家具有图说。自己亥春定课时，有告隐匿官粟者，亲入仓检视，而仓即太庙也，因得考其制度焉。石室在西壁，正殿凡二十五间，始祖室三间，内附祧庙神主五位，其石室皆在西壁而近南牖。世祖二间，内附肃宗一位。穆宗二间，内附康宗一位。太祖已下至宣宗各二间，系八室，计一十六间。其神主石室并在西壁。东西夹室各一间。凡有神主处，每一间门一牖一。门在左，牖在右。已上共二十五间。近有客曰毛正卿，至自保州，曾为先朝大祝，谈旧礼如在目前。是日坐客甚众，谈竟，奂问之曰：“如公所言，其行礼时将在秋冬，而不及春夏也。”客问：“何以知之？”奂曰：“以公止见虎席，故知其在秋冬也。若春夏，则席以桃枝。桃枝，竹也。”客曰：“适在冬耳。”奂又问：“公之行礼，将属时享，而不及禘祫。”客问：“何以知之？”奂曰：“禘祫，则太祖神主位于埳下而东向焉，而昭在于北南向之；穆在于南而北向之。公所言而曰太祖神主在门之内南向焉，故知不及禘祫也。”客谢未尝及禘祫。吁！此定礼也，患不素考耳。是与非吾友订之，恐不宜袭家礼之误也。著书非细事也，古之圣贤未尝敢自作。古所谓神主之说，容面告焉。

姚波

还山遗稿 [元] 杨奂 撰 卷上


与姚公茂书


奂顿首复：别四五年，思渴之甚，所欲言者不一也。握手未期，此怀可知。子善至，得书，审玉眷佳裕，且知北还，喜甚。去岁子善云新筑祠堂，而石室在正位，不知何所据。及见朱文公家礼图说，亦云在北架，似不安也。且宗庙五庙、七庙而已，虽有成言，所以作室次第，于经则无所见。朱文公，后宋人也。建炎南渡，庙社之礼一荡，就有故老，或郁郁下僚，无所见于世。此说在中庸或问中略见之，所可信者，止是昭穆位次，于神主、于石室皆不及也。家礼所载神主样式亦非。奂三十时入汴梁，得宫室庙社法度于一故老处。又五年，因秋比，以生徒之众，寓长安慈恩寺。有僧曰了迁者，乘暇请观寺之西南杜相公读书堂，奂一见，知其为家庙也。其庙制如世之所谓吴殿也。凡石室并在西壁，高与人胸臆齐，其僧犹以为藏书龛。既而来洛下，于杨正卿家阅稽古编文，信乎其为杜祁公之家庙也。文粹、韩文公集多有家庙碑，止说三室、四室，或云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室，又有云东室者，亦不载石室方位之所在。夫礼者，制度名数之所寓也，不有所据，必有所见。文公所述，未见其所据，当以奂之所目睹者，为庙之定制。天子与诸侯、卿大夫同，所以异者，名数也。今汴梁太庙法度，弊家具有图说。自己亥春定课时，有告隐匿官粟者，亲入仓检视，而仓即太庙也，因得考其制度焉。石室在西壁，正殿凡二十五间，始祖室三间，内附祧庙神主五位。其石室皆在西壁而近南牖。世祖二间，内附肃宗一位；穆宗二间，内附康宗一位。太祖已下至宣宗各二间，系八室，计一十六间。其神主石室并在西壁，东西夹室各一间。凡有神主处，每一间门一牖一，门在左，牖在右。已上共二十五间。近有客曰毛正卿，至自保州，鲁为先庙太祝，谈旧礼如在目前。是日坐客甚众，谈竟，奂问之曰：「如公所言，其行礼时将在秋冬，而不及春夏也。」客问：「何以知之？」奂曰：「以公止见虎席，故知其在秋冬也。若春夏则以桃枝。桃枝，竹也。」客曰：「适在冬耳。」奂又问：「公之行礼，将属时享，而不及禘祫。」客问：「何以知之？」奂曰：「禘祫则太祖神主位于室西而东向焉，昭在于北而南向之，穆在于南而北向之。公所言而曰太祖神主在门之内南向焉，故知其不及禘祫也。」客谢未尝及禘祫。吁！此定礼也，患不素考耳。是与非吾友订之，恐不宜袭家礼之误也。著书非细事也，古之圣贤未尝敢自作。古所谓神主之说，容面告焉。

姚波

译文：


杨奂顿首回信：
分别已有四五年，思念之情极其深切，想说的话不止一件。不知何时能再握手相见，这种心情可想而知。子善（姚公茂的使者或朋友）到来，收到您的信，得知您家眷安康富裕，并且知道您已北归，非常高兴。去年，子善提到您新建了祠堂，而存放神主的石室设在正位（北面），不知依据是什么。后来看到朱熹（朱文公）的《家礼图说》，也说石室在北面的架子上，这似乎不妥当。况且宗庙制度，天子不过五庙、七庙而已，虽然古书上有此定论，但建造庙室的具体顺序，在经典中却找不到记载。朱文公是宋朝后人。建炎年间宋室南渡后，太庙、社稷的礼仪制度一度荡然无存。即使有故老旧臣，有的也屈居下僚，其见解不为世人所知。这种说法在朱熹的《中庸或问》中略有提及。朱文公书中可信的，只有关于昭穆位次的论述，至于神主样式、石室位置等细节，都没有涉及。《家礼》所记载的神主样式也是错误的。


我三十岁时到汴梁（开封），从一位故老那里了解到宫室、宗庙、社稷的规制法度。又过了五年，因为秋季考试（秋比），带着众多学生，寄居在长安慈恩寺。有位叫了迁的僧人，趁空闲请我去观看寺西南的杜相公（杜衍，谥祁国公）读书堂。我一看，就知道那是家庙。它的形制如同世间所说的“吴殿”（一种建筑样式）。所有存放神主的石室都在西墙上，高度与人的胸部齐平，那僧人还以为是藏书龛。后来到了洛阳，在杨正卿家翻阅《稽古编》等文献，确信那就是杜祁公（杜衍）的家庙。《文粹》（《唐文粹》）、韩愈文集、司马光（温公）文集里有很多家庙碑文，只提到三室、四室，或者说第一室、第二室、第三室、第四室，也有提到“东室”的，但都没有记载石室的具体方位。


礼这个东西，是制度、名称、数量的体现，（要遵循它）要么有所依据（经典记载），要么有所亲见（实际遗存）。朱文公的论述，没看到他依据什么，应当以我亲眼所见的作为庙制的标准样式。天子与诸侯、卿大夫（的家庙）形制是相同的，区别只在于名称和数量（如庙数、神主数）。


如今汴梁太庙的规制法度，我家藏有图说。在己亥年（干支纪年）春天核定课程时，有人举报隐匿官粮，我亲自进仓检查，而这个仓库就是原来的太庙，因此得以考察其制度。石室在西墙上，正殿一共二十五间：始祖室三间，里面附设祧庙（远祖庙）神主五位，它们的石室都在西墙靠近南窗的位置。世祖（室）二间，里面附设肃宗神主一位。穆宗（室）二间，里面附设康宗神主一位。太祖以下到宣宗（室）各二间，共八室，合计十六间。这些神主的石室也都在西墙上。东西两侧的夹室各一间。凡是有神主的地方，每一间都是门一扇、窗一扇。门在左边，窗在右边。以上总共二十五间。


最近有位客人叫毛正卿，从保州来，曾担任前朝（金朝）的大祝（掌管祭祀的官员），谈起旧时礼仪如在眼前。那天在座的客人很多，他讲完后，我问他：“按您刚才所说的，您主持行礼的时间是在秋冬季节，而不在春夏。”客人问：“您怎么知道的？”我说：“因为您只提到虎皮席（用于秋冬），所以知道在秋冬。如果是春夏，就用桃枝席。桃枝，就是竹席。”客人说：“正好是在冬天罢了。”我又问：“您所主持的，是四季的常祭（时享），而不是合祭（禘祫）。”客人问：“您怎么知道的？”我说：“禘祫大祭时，太祖的神主应移设到台阶下的坛上，面向东方；昭辈的神主在北边面向南；穆辈的神主在南边面向北。您刚才说太祖神主在门内面向南，所以知道不是禘祫。”客人道歉说确实没主持过禘祫大祭。唉！这些都是确定的礼仪，只怕平时不深入研究罢了。


这些对错，请我的朋友（您）来考订判断，恐怕不宜因袭《家礼》的错误。著书立说不是小事啊，古代的圣贤都不敢自作主张。关于古代所谓神主的说法，容我见面时再详细告诉您。

姚波

解读与分析：


这封信是元代学者杨奂写给友人姚公茂（姚枢，字公茂）的一封学术通信，核心是讨论家庙（祠堂）中神主石室的设置方位问题，并严厉质疑朱熹（朱文公）《家礼》中相关说法的正确性。体现了杨奂严谨的实证精神和独立思考。


1.  背景与缘起：
友人建祠： 姚公茂新建了祠堂，将存放祖先神主的“石室”设在正位（北面）。
朱熹《家礼》的影响： 姚公茂或其使者“子善”可能参考了朱熹的《家礼图说》，其中也主张石室在北架（北面）。
杨奂的质疑： 杨奂认为这种设置“似不安也”，缺乏经典依据，并由此引发了对朱熹《家礼》相关内容的全面批判。


2.  核心论点：质疑朱熹《家礼》的依据与正确性
经典无载： 杨奂指出，关于建造庙室的具体顺序（包括石室方位），儒家经典（“经”）中没有明确记载。朱熹的说法缺乏经典支撑（“于经则无所见”）。
时代局限： 朱熹是南宋人。杨奂尖锐地指出，南宋建炎南渡后，北宋的宗庙社稷礼仪制度（尤其是汴京太庙的实物）已经“一荡”无存。即使有了解旧礼的故老，也因地位低下而“无所见于世”。朱熹没有条件亲眼见到北宋汴梁太庙的实物（“未见其所据”）。
《家礼》可信部分有限： 杨奂承认《家礼》中关于昭穆位次的部分尚属可信，但关于神主样式、石室位置等具体细节则“皆不及也”（未涉及或不可信），并明确指出“家礼所载神主样式亦非”。
结论：朱熹关于石室方位的说法不可靠（“文公所述，未见其所据”）。


3.  杨奂的实证依据：亲身考察与文献互证
汴梁故老传授： 三十岁时在汴梁从故老处得知“宫室庙社法度”。
长安慈恩寺考察： 亲眼见到杜衍（杜祁公）家庙旧址（被僧人误认为“读书堂”），其形制为“吴殿”式，关键特征是“凡石室并在西壁，高与人胸臆齐”。
洛阳文献印证： 在杨正卿家查阅《稽古编》等文献，确认所见即为杜衍家庙。
汴梁太庙亲历： 因公务（查粮仓）得以进入已改作仓库的原汴梁金朝太庙（金承宋制），详细考察其布局：
    正殿25间。
    所有神主石室均位于“西壁”（西墙）。
    详细描述了各庙室（始祖、世祖、穆宗、太祖至宣宗八室、东西夹室）的间数、附祭情况及门窗位置。
碑文佐证： 指出《唐文粹》、韩愈文集、司马光文集中的家庙碑文只提室数和方位（如东室），未提石室具体位置，暗示朱熹说法无碑刻支持。
与礼官对谈： 与金朝旧礼官毛正卿的对话，不仅印证了某些礼仪细节（如席子的季节差异），更展示了杨奂对礼制细节（如禘祫大典与常祭时神主位置的根本区别）的精深理解，侧面证明其学识可靠。


4.  杨奂的礼学主张：
实证优先： “夫礼也者，制度名数之所寓也，不有所据，必有所见。” 礼制体现在具体的制度、名称、数量上，要遵循它必须有依据（经典记载）或亲见（实物遗存）。在缺乏经典明确记载时，亲眼所见的实物遗存（如汴梁太庙、杜衍家庙）就是最可靠的依据（“当以奂之所目睹者为庙之定制”）。
形制统一论： “天子与诸侯卿大夫同，所以异者，名数也。” 认为天子、诸侯、卿大夫的家庙基本建筑形制（如石室在西壁）是相同的，区别只在于庙室数量、神主数量等体现等级的“名数”。这为其以考察过的太庙、公卿家庙制度来推断士大夫家庙规制提供了理论基础。
反对盲从权威： 明确指出姚公茂不应因袭《家礼》的错误（“恐不宜袭家礼之误也”）。
著书需严谨： “著书非细事也，古之圣贤未尝敢自作。” 强调著述责任重大，不可师心自用，需有充分依据。暗含对朱熹部分内容未严谨考证的批评。


5.  主旨与意义：
纠正误说： 核心目的是指出并纠正当时流行的、源于朱熹《家礼》的关于家庙石室方位（在北）的错误说法，提出并论证石室应在西壁的“定制”。
提倡实证学风： 这封信是元代学者注重实地考察、文献考据与实物印证，不盲从宋代权威（尤其是理学宗师朱熹）的典型例证，展现了元代学术的务实一面。
珍贵史料： 信中详细记录的汴梁金朝太庙（源于北宋）和杜衍家庙的布局结构，为研究宋金元时期宗庙、家庙建筑形制提供了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学术争鸣： 体现了学者间坦诚的学术讨论和求真精神。


总结：


杨奂的《与姚公茂书》是一篇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书信。它基于作者亲身实地考察（汴梁太庙、杜衍家庙）、文献印证（碑文、史籍）以及与前朝礼官的交流，系统地质疑并反驳了朱熹《家礼》中关于家庙神主石室应设在北面的说法，提出并论证了石室应设在西壁的观点。杨奂的核心论点是“礼必有据或必亲见”，强调实证研究的重要性，反对盲从权威，体现了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信中详尽的建筑描述也为古代礼制建筑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这封信不仅是对一个具体礼制问题的探讨，更是元代学者独立思考、注重实证的学术精神的生动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