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宋·姚镛《继周圹记》《程太中祠堂记》《冰壶说》

姚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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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姚镛《继周圹记》《程太中祠堂记》《冰壶说》江湖小集[宋] 陈起 编卷51

继周圹记

姚镛

继周，予庶子也。绍定元年冬，予官庐陵。明年春，予妇周氏卒。冬，继周生，故名曰继周。秀颖而健，逾月能笑言，立予膝，从予阅书。人异之曰：传一经，必此子。是年，寇起江湘，州县骚动。弟矿携继周归葬周氏于剡。又明年，予蒙恩为令，迎安舆就养，继周偕焉。至杭得惊疾，死于玉山道中。嗟乎！吾见汝之归，而不见汝之来也。寿夭，天耶？比岁老弱壮稚死于盗贼者，几千百人。世之奔走于名利，旅而殁者，几千万人。继周生兵间甫一岁，非有役于利名也。以予故往来数千里，其亦幸而不死于盗贼，其亦不幸而殁于旅也。天耶！余年将四十而鳏，不能静退，保此子以续先人之祀，祀谁续耶？周氏谁继耶？人谓传经者梦耶？矿舟其骨来万安，予不忍客之也，归藏于周氏墓下。其生己丑十月四日，其卒庚寅十一月六日，其葬辛卯十二月十日。予剡溪姚镛希声也。铭曰：天生之耶？胡不予之寿？天死之耶？胡为予之秀？呜呼！岂其秀故弗寿？

姚波

【译文】
继周是我的庶子。绍定元年（1228）冬，我任职庐陵。次年春，妻子周氏去世。冬天继周出生，故取名"继周"。他聪颖健壮，满月即能笑言，站立我膝头随我阅书。众人惊异道："传承家学必此子。"是年江湘寇乱，州县骚动。弟姚矿携继周归剡溪安葬周氏。又过一年，我蒙恩任县令，迎接母亲奉养，继周同行。至杭州时他受惊患病，死于玉山途中。呜呼！我见你归去却未见你来啊！寿夭莫非天意？连年百姓死于盗贼者成千上百，奔波名利客死旅途者更以千万计。继周生于战乱甫一岁，非为名利所驱，因我之故奔波数千里——幸而不死于盗贼，却不免客殁旅途。岂非天意！我年近四十丧妻鳏居，不能静退保全此子续先祖祭祀，祀统谁继？周氏血脉谁承？人谓传经之梦岂非虚妄？弟以舟载其骨至万安，我不忍他客葬，归葬于周氏墓下。其生己丑年（1229）十月四日，卒庚寅年（1230）十一月六日，葬辛卯年（1231）十二月十日。我乃剡溪姚镛希声。铭曰：天让你生为何不予寿？天让你死为何予你聪秀？呜呼！岂因聪秀故不长寿？


【详细解读】


一、多层叙事结构
1. 时间线的精心编排
文章以三组时间序列构建悲剧张力：
- 绍定元年冬（父宦游）→ 二年春（母丧）→ 二年冬（子生）
- 寇乱当年（离乱）→ 次年（父升迁）→ 赴任途中（子夭）
- 己丑生→庚寅卒→辛卯葬（干支纪年凸显命运轮回）
这种环环相扣的时间叙事，暗合《春秋》"以事系年"的笔法，将个人悲剧嵌入历史洪流。


2. 空间迁徙的象征意义
继周短暂的生命轨迹构成地理闭环：庐陵（出生地）→ 剡溪（归葬母）→ 杭州（惊疾）→ 玉山（死所）→ 万安（暂厝）→ 周氏墓（终葬）。这一系列空间位移，映射南宋士人宦游漂泊的生存状态，而最终"归藏周氏墓下"的抉择，则是对"叶落归根"伦理观念的坚守。


二、哲学追问与天命思考
1. 对天道观的双重质疑
铭文中"天生之耶？胡不予之寿？天死之耶？胡为予之秀？" 采用《天问》体式，连续四个诘问打破传统"天道福善祸淫"的简单因果论。这种质疑与程颐"夭寿皆命"的理学命题形成对话，展现士人在信仰与现实冲突间的精神挣扎。


2. "秀"与"寿"的哲学悖论
"岂其秀故弗寿"的终极追问，暗含三重文化隐喻：
- 孔子"秀而不实"的忧叹（《论语·子罕》）
- 道家"巧者劳而智者忧"的宿命（《庄子·列御寇》）
- 佛教"慧极必伤"的业报观
这种跨哲学体系的叩问，反映南宋三教合流背景下士人的复杂思想维度。


三、社会创伤与士人困境
1. 乱世镜像的微观折射
文中"老弱壮稚死于盗贼者几千百人"的记述，与《宋史·理宗本纪》绍定年间湖南、江西民变记载相互印证。姚镛将幼子夭折置于广阔的社会悲剧中观照，继承杜甫"诗史"传统，使个人哀歌升华为时代备忘录。


2. 士大夫身份认同危机
"不能静退，保此子以续先人之祀"的自我谴责，揭露南宋后期士人的深层焦虑：
- 宦游职责与家庭伦理的冲突（"以予故往来数千里"）
- 道统传承与血脉延续的双重压力（"传经"与"祀续"并提）
- "吏隐"理想与现实漂泊的矛盾（"不忍客之"与"归藏"的抉择）


四、文学传统与创新
1. 墓志文体的突破
本文打破传统墓志"讳、状、铭"三部分格式，以抒情叙事为主干，融合：
- 韩愈《祭十二郎文》的絮语体抒情
- 欧阳修《泷冈阡表》的细节化叙事
- 归有光《寒花葬志》的白描笔法
开创了南宋墓志文学化的先河。


2. 修辞艺术的精妙运用
- 对比修辞："幸而不死于盗贼"与"不幸而殁于旅"形成命运悖论
- 呼告手法："嗟乎！吾见汝之归，而不见汝之来也"突破时空限制
- 数字强化："几千百人"与"几千万人"的叠加，构建集体悲剧背景


此文堪称南宋士人精神世界的微观标本，既承载着理学思想的文化基因，又折射出战乱时代的生存困境，在文学性与思想性方面均达到极高水准。

姚波

又
【译文】
继周是我的庶子。绍定元年（1228）冬，我任职庐陵。次年春，妻子周氏去世。冬天继周出生，故取名"继周"。他聪颖健壮，满月即能笑言，站立我膝头随我阅书。众人惊异道："传承家学必此子。"是年江湘寇乱，州县骚动。弟姚矿携继周归剡溪安葬周氏。又过一年，我蒙恩任县令，迎接母亲奉养，继周同行。至杭州时他受惊患病，死于玉山途中。呜呼！我见你归去却未见你来啊！寿夭莫非天意？连年老弱幼死于盗贼者成千上百，奔波名利客死旅途者更以千万计。继周生于战乱甫一岁，非为名利所驱，因我之故奔波数千里——幸而不死于盗贼，却不免客殁旅途。岂非天意！我年近四十丧妻鳏居，不能静退保全此子续先祖祭祀，祀统谁继？周氏血脉谁承？人谓传经之梦岂非虚妄？弟以舟载其骨至万安，我不忍他客葬，归葬于周氏墓下。其生己丑年（1229）十月四日，卒庚寅年（1230）十一月六日，葬辛卯年（1231）十二月十日。我乃剡溪姚镛希声。铭曰：天让你生为何不予寿？天让你死为何予你聪秀？呜呼！岂因聪秀故不长寿？


【详细解读】


一、多重时空的悲剧叙事
1. 时间线的精心编排
姚镛以精确纪年构建悲剧脉络：绍定元年（1228）冬任职庐陵→次年春丧妻→冬得子→同年寇乱→又次年（1230）携子赴任→子夭折。三年间密集经历仕途变动、妻丧、战乱、子夭四重打击，时间刻度越精细，愈显命运无常。特别标注生辰（己丑）、卒日（庚寅）、葬期（辛卯），遵循墓志铭传统的同时，暗合《春秋》"以事系日，以日系月"的史笔精神。


2. 空间迁徙的象征意义
轨迹"庐陵→剡溪→杭州→玉山→万安"的千里辗转，映射南宋士人宦游的典型困境。特别强调"死于玉山道中"（今江西玉山，宋代驿道要冲），与陆游"世味年来薄似纱，谁令骑马客京华"形成时空呼应，揭示科举制度下士大夫"身如转蓬"的生存状态。


二、命名哲学与道统焦虑
1. "继周"的双重寓意
庶子命名"继周"极富深意：表面继嗣周氏血脉，深层暗含绍续周孔道统的宏愿。《礼记·中庸》云"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姚镛以"继周"名子，实为对理学"为往圣继绝学"理想的具象化。而"人异之曰：传一经，必此子"的记载，更折射宋代经学世家"遗子满籝金，何如教一经"的文化价值观。


2. 祭祀断裂的深层恐慌
"祀谁续耶？周氏谁继耶？"两问直指士大夫核心焦虑：宗法制度下"绝祀"比个体死亡更可怕。苏轼《洗儿诗》"惟愿孩儿愚且鲁"的反讽，在此转化为"秀颖而健"却夭折的正面悲剧，凸显理想与现实的残酷悖论。末句"人谓传经者梦耶"，彻底击碎"耕读传家"的传统幻想。


三、悲怆书写中的史学精神
1. 个人苦难与时代创伤的交织
姚镛将幼子之死置于宏观历史背景："比岁老弱壮稚死于盗贼者，几千百人"呼应《宋史·理宗纪》绍定年间汀州晏彪起义、赣州陈三枪起义的记载；"旅而殁者，几千万人"暗指南宋后期吏员冗滥、士人奔竞的社会现实。这种"小大相形"的笔法，深得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诗史精髓。


2. 天命诘问的哲学升华
铭文"天生之耶？胡不予之寿？天死之耶？胡为予之秀？"采用《天问》体式，但不同于屈原的宇宙之问，而是聚焦于"秀"与"寿"的二律背反。此问既承接欧阳修《泷冈阡表》"夫养不必丰，要于孝"的伦理思考，又开启后来谢枋得《却聘书》"吾年六十余，死乃分内事"的生死观，体现宋代理学家对天命观的重新阐释。


四、文体创新与情感节制
1. 墓志铭体的突破
传统墓志铭多"谀墓"之作，姚镛却以庶子为铭主，打破韩愈《柳子厚墓志铭》以来为名臣巨儒作铭的惯例。全文仅四百余字，却融合叙事、议论、抒情三重功能，开创"小事大情"的墓志新范式，直接影响明代归有光《寒花葬志》的写作。


2. 理学家的情感管理
作为理学家，姚镛在悲怆中仍保持克制：记战乱罹难者用"几千百人"的史笔，述自身悲痛则化用《礼记·檀弓》"吾见汝之归，而不见汝之来也"。这种"哀而不伤"的表达，正是朱熹《诗集传》倡导的"性情之正"，展现南宋理学家"以理节情"的精神修养。


此文可视为南宋士大夫精神世界的微观标本：既怀揣"传一经"的文化使命，又困于"死于盗贼"的现实危局；既追求"克己复礼"的道德理想，又难逃"殁于旅"的命运捉弄。其价值远超个人哀悼，成为记录一个时代精神困境的史诗性文本。

姚波

程太中祠堂记
姚镛
赣有太中程公祠，绍定六年始也。宝元、康定间，公尝宰属邑之兴国，其政事、其言行有家传在，不复论著，独取其寿斯道之脉者，表而祠之。初，公倅南安，濂溪周子为理掾，不为守所知。公独知其为有道者，俾二子学焉，明道、伊川先生也。天之将兴斯文也，固必有以启之。然其道心之存，目力之异，加于三迁之教一等矣。盖自孟子殁，邪说行，志功利者舞权谋，谈性命者溺佛老，天理民彝，晦而不明，群圣人传心之统，绝而不续。周子生于千四百年之后，超然神会而心得之。原理与气，以穷造化之精微；本诚与几，以明知行之根抵。众人固不识也。微太中，周子之蕴孰发之？微周子，二程先生之学孰传之？今而晦者明，绝者续，天下后世知有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轲之道不至泯灭者。推本而论，太中公有功于斯道，不其盛欤！学者既知敬事周、程三先生，则思所以敬事太中公者，宜若宗之有祖矣。赣实公旧游地，而崇祀无所，非所以昭有功、开来学也。间尝语之教授毕允升与邦之人士，咸谓阙典。乃即学宫立先生祠，崇像设位，与濂溪并。俾邦之人士游于学，拜于祠，趯然有动于中。为人父者，知所以隆师而慕道；为人子者，知所以亲师而学道。详味乎周、程之书，溯而求诸语、孟、六经之教，沉潜涵泳，如参、点之在孔门，此则立祠之本意也，此又赣之人父师责也。虽然，是岂特有望于赣之人。是年小至日，郡守姚镛。

姚波

【译文】
赣州建有太中程公（程珦）祠堂，始于绍定六年（1233）。宝元、康定年间（1038-1040），程公曾任属县兴国县令，其政事言行详见家传，不再赘述，独取他延续儒学道统之功，立祠表彰。当初程公任南安通判时，周敦颐任司理参军，未获太守赏识。唯程公识其有道，命二子程颢、程颐从学于周子，即后来的明道、伊川先生。上天欲振兴斯文，必先启其端绪。然程公存道心、具慧眼，较孟母三迁之教更胜一筹。自孟子殁后，邪说盛行：求功利者玩弄权谋，谈性命者沉溺佛老，天理人伦晦暗不明，圣人道统中断千年。周子于千四百年后超然神悟，究阴阳造化之精微（原理与气），立诚几知行之本根（本诚与几）。世人固不识其价值，若无太中公，谁发掘周子之深奥？若无周子，谁传承二程之学？而今晦暗复明，绝学重续，天下后世知尧舜禹汤至孔孟之道不泯灭者，追本溯源，太中公于斯道有功岂不伟哉！学者既敬事周程三先生，则敬事太中公当如宗族敬始祖。赣州乃程公旧治，却无祠祀，非彰功劝学之道。我曾与教授毕允升及地方士人谈及，皆认此乃礼制缺漏。遂于学宫立先生祠，塑像设位与濂溪先生并列。使士人游学拜祠时心生感动：为父者知尊师慕道，为子者知亲师求学。深味周程之书，上溯论语孟子六经之教，沉潜涵泳如曾参、曾点之于孔门，此立祠之本意，亦赣地父师之责。然岂独期望于赣人而已？绍定六年冬至日，郡守姚镛记。

姚波

【详细解读】


一、道统建构与历史叙事
1. 道统谱系的重塑
姚镛开篇即构建“程珦—周敦颐—二程”的道统传承链：“微太中，周子之蕴孰发之？微周子，二程先生之学孰传之？”这一叙事直接呼应朱熹《中庸章句序》中“自是以来，圣圣相承”的道统谱系，将程珦抬升至道统接续的关键位置。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特意强调程珦在“濂溪不为守所知”时的识人之明，凸显其“道心之存，目力之异”的非凡品质。


2. 历史断裂与接续
文中描绘孟子之后“天理民彝，晦而不明”的思想黑暗期，与周子“生于千四百年之后，超然神会而心得之”形成强烈对比。这种叙事模式源自韩愈《原道》“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的道统观，但姚镛更具体地批判了“志功利者舞权谋，谈性命者溺佛老”两种思想偏差，反映南宋理学对王安石新学与佛老思想的双重排斥。


二、哲学概念的提炼
1. 周子学说的精髓概括
“原理与气，以穷造化之精微”对应周敦颐《太极图说》的宇宙论，“本诚与几，以明知行之根抵”则提炼自《通书》“诚无为，几善恶”的心性论。姚镛用短短两句概括濂溪学说的两大支柱，显示其深厚的理学修养。


2. “三迁之教”的范式升级
将程珦识拔周敦颐比作“加于三迁之教一等”，巧妙转化《列女传》中孟母教子的典故。此举不仅将程珦的历史功绩类比儒家经典叙事，更暗示士人阶层的文化传承使命已超越家庭教育层面，上升到道统存续的高度。


三、祠堂建设的文化政治意涵
1. 空间象征的精心安排
“即学宫立先生祠，崇像设位，与濂溪并”的布局极具深意：将程珦祠设于官学之内，且与周敦颐祠并列，实为在物理空间上固化道统谱系。这种安排呼应了南宋后期理学官学化的趋势，正如朱熹白鹿洞书院祭祀周程的实践。


2. 教育功能的强化设计
文中详细描述立祠的教育目的：使拜谒者“趯然有动于中”，分别引导“为人父者”与“为人子者”各尽其责，最终实现“详味乎周、程之书，溯而求诸语、孟、六经之教”的学术溯源。这种设计契合《礼记·学记》“化民成俗，其必由学”的教育理念，将祠堂转化为活化的教育场所。


四、历史语境与姚镛的写作策略
此文作于绍定六年（1233），正值理学逐步获得官方认可的关键时期（距理宗淳祐元年全面推崇理学仅十余年）。作为赣州郡守的姚镛，通过为程珦立祠既彰显了地方官推行教化的政绩，又表明了自己正统理学家的立场。文末“岂特有望于赣之人”的感叹，实则是向全国士人发出的道统召唤。


值得注意的是，姚镛特别记载与“教授毕允升与邦之人士”的商议过程，符合宋代地方官“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政治传统，同时也使祠堂建设获得了地方精英的支持，确保其文化影响的持续性。

姚波

冰壶说
姚镛
唐梁国公作冰壶赋以厉当官者，旧万安令李东揭而名县之西斋。镛朝夕处冰壶之下，知诚不在目而在心也，遂为之说曰：
人之一身，宰之者心。凡身之动，皆心之形。大哉此心，至灵至神，至明至清，天地自此位，日月自此明，四时自此运，鬼神自此灵，万物自此生。一徇乎意，则昏昏浊浊，不能如鉴之澄，天地、日月、鬼神皆为之不宁，四时万物又乌乎有成？无怪此身为物所撄。夫惟克己复礼，闲邪存诚，不汨乎本灵、本神、本明、本清，而后此身表里自然，如玉壶之冰。故曰：嗜欲将至，有开必先，天降时雨，山川出云。

姚波

【译文】
唐代梁国公（姚崇）曾作《冰壶赋》以激励官员，前万安县令李东将其刻碑立于县衙西斋。我（姚镛）日夜处于冰壶铭文之下，深知真诚不在于眼见而在于心悟，因而作此说：


人之全身，由心主宰。所有身体行动，皆是内心的外显。此心何其宏大！至灵至神，至明至清——天地因它而定位，日月因它而光明，四时因它而运行，鬼神因它而显灵，万物因它而生发。一旦顺从私欲，便陷入昏聩浑浊，不能如明镜般澄澈，天地、日月、鬼神都将为之不安，四时万物又如何能有序生长？无怪乎人身常被外物扰乱。唯有克己复礼，摒除邪念存养诚心，不湮没本心的灵明、神妙、清澈，而后身心表里自然如玉壶冰晶般通透。所以说：嗜欲将生时，必有征兆先现，如同天降时雨前山川必先腾涌云气。


【详细解读】


一、思想内涵
1.心性本体论  
开篇提出"心为身主"的核心观点，继承陆九渊"心即理"思想，强调心具有"至灵至神"的超然特性。将心的本体地位提升到宇宙高度："天地自此位"等排比句，暗合朱熹"理一分殊"理论，认为人心与宇宙秩序同构。


2.修养工夫论  
通过"徇意则昏"的对比，揭示欲望对心体的蒙蔽。提出"克己复礼，闲邪存诚"的修养路径，融合《论语》克己思想与《周易》"闲邪存其诚"的理念，要求保持心体"本灵本清"的天然状态。


3.意象象征体系  
"冰壶"意象具有三重象征：①官员廉洁（呼应姚崇原作）；②心体澄澈（理学心性论）；③天人感应（山川出云喻征兆）。这种多重象征正是南宋理学文学化的典型特征。


二、文学特色
1.结构严谨  
遵循"立论-反证-结论"的说理结构：先确立心本论，再通过放纵欲望的后果作反证，最后以修养方法收束。结尾引用《礼记·孔子闲居》"嗜欲将至，有开必先"，使论述具有经典支撑。


2.修辞精湛  
多用排比与对仗："天地自此位，日月自此明"四句形成磅礴的宇宙论排比；"如鉴之澄"与"玉壶之冰"构成意象对仗，强化了心体明澈的视觉化效果。


三、历史语境
此文作于绍定年间（1228-1233），正值理学官学化关键时期。姚镛作为地方官员在县斋题写此文，反映了理学思想向基层行政的渗透。文中将道德修养与宇宙秩序相联系的论述方式，与真德秀《大学衍义》等理学著作一脉相承，体现了南宋后期士人"内圣外王"的理想追求。


四、哲学渊源
1. 承周敦颐"主静立极"思想（"不汨乎本清"）
2. 采二程"存诚遏欲"之说（"闲邪存诚"）
3. 化用陆九渊"发明本心"理论（"知诚不在目而在心"）
4. 结尾暗合董仲舒天人感应观，显示汉代儒学与宋代理学的融合


此文虽篇幅短小，却浓缩了南宋理学心性论的精髓，堪称理学家文学作品中的典范之作。

姚波

又
【译文】
唐代梁国公（姚崇）曾作《冰壶赋》用以激励官员，前万安县令李东将其刻碑立于县衙西斋。我日夜处于冰壶铭文的警示之下，深知诚心不在于眼见而在于心悟，因而作此说：
人之全身，由心主宰。所有身体行动，皆是心的外显。此心伟大至极，至灵至神、至明至清——天地因它而定位，日月因它而光明，四时因它而运行，鬼神因它而显灵，万物因它而生发。一旦顺从私欲，则陷入昏聩浑浊，不能如明镜般澄澈，天地、日月、鬼神皆因此不安，四时万物又如何能有序生长？无怪乎此身常被外物扰乱。唯有克己复礼，摒除邪念存养诚心，不湮没本心的灵明、神妙、清澈，而后此身内外自然如玉壶冰晶般通透。所以说：嗜欲将生时，必有征兆先现，如同天降时雨前山川必先显云气。


【详细解读】


一、思想内涵
1. 心性本体论
姚镛开篇确立“心为身主”的哲学观：“人之一身，宰之者心。凡身之动，皆心之形”，这与陆九渊“宇宙便是吾心”的心学主张一脉相承。他强调心体具有“至灵至神，至明至清”的特质，实为对《尚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的理学化阐释。


2. 天人感应观
文中“天地自此位”至“万物自此生”的排比句群，融合了周敦颐《太极图说》的宇宙生成论与二程“天人一本”思想。将心体视为宇宙秩序的本源，体现宋代理学“心性与天道贯通”的特质。


3. 修养功夫论
提出“克己复礼，闲邪存诚”的实践方法，源自《论语》颜渊问仁与《周易·乾卦》“闲邪存其诚”。强调通过克制私欲（克己）、遵循礼法（复礼）、防遏邪念（闲邪）、保任诚心（存诚）四大功夫，恢复心体本然的澄明状态。


二、艺术特色
1. 意象运用
以“冰壶”为核心意象，继承姚崇《冰壶赋》“内怀冰清，外涵玉润”的廉政寓意，更提升至心性修养的哲学高度。通过“鉴之澄”（明镜）与“玉壶之冰”的意象叠加，构建出清澈透明的审美境界。


2. 结构张力
采用对比结构：先极写心体本然之明（“至灵至神”），再写人欲障蔽之暗（“昏昏浊浊”），最终回归修养后的理想状态（“表里自然”），形成“明—暗—明”的哲学螺旋，暗合《大学》“明德—昏蔽—明明德”的修养路径。


3. 经典化用
末句“嗜欲将至，有开必先”化用《礼记·孔子闲居》“嗜欲将至，有开必先”，将个人心念变动与自然现象类比，既延续了汉代天人感应思维，又赋予其理学心性论的新内涵。


三、历史语境
此文作于南宋后期，当时官场腐败加剧，理学正逐渐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姚镛通过重新诠释盛唐名相姚崇的《冰壶赋》，既呼应了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号召，又为官员提供了具体的心性修养方法，体现南宋理学家“内圣外王”的实践追求。


文中对“心”的极致推崇，预示了后来陆王心学“心即理”思想的发展，可视为从程朱理学到阳明心学过渡的重要文献。

姚波

综合析要  
姚镛三文贯穿“心性—道统—人伦”的逻辑链条：《冰壶说》阐心性修养为根本，《程太中祠记》述道统传承为中坚，《继周圹记》则暴露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三者共同构成南宋理学士人的精神图谱——既追求内在超越的圣贤境界，又承担文化传承的社会责任，更无法回避乱世中的个体苦难。其文风融合说理之峻洁、叙事之沉郁、抒情之悲怆，堪称《江湖小集》中理学士人文本的典型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