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经｜南丰县志《姚伯燮（元卿）传记》《旌节董母姚..

姚波

解读经典｜南丰县志《姚伯燮（元卿）传记》《旌节董母姚太孺人纪事序》月鹿堂文集[明] 张师绎 撰




【句读】


《南丰县志》 [清] 郑釴 著 卷八


姚伯燮，字元卿，侯甫人。弱不好弄，笃嗜经史。闻见罗先生李公材讲修身为本之学，家无担石，徒步往师之。万历三十七年己酉，领乡荐。再上公车，从质家得数十金。公有异母弟五人，父为完娶无赀，解橐装，径瓢笠朴被出门去。四十四年丙辰，就桃源谕。与常德太守梦泽张公师绎最相契合。明年丁巳，卒于任。张公师绎铭其墓曰：“士风埏埴，所重厥师。经师易耳，人则难之。公学有原，达于无疵。宽以敷教，清不求知。才高位卑，为世所窥。读书诵诗，羔羊素丝。桃李不言，千秋系思。曰文在兹，曰某在斯。”


按：《南丰县志》 [清] 郑釴 著 卷五


姚伯燮，万历三十七年己酉科，十一都人，湖广桃源教谕，卒于任，字元卿，有传。


---


【译文】


姚伯燮，字元卿，是侯甫人。他幼年时不贪玩，酷爱经史。听闻见罗先生（李材）讲授以“修身为本”的学问，尽管家中贫乏，存粮不足一石，他仍然徒步前往拜师求学。万历三十七年（公元1609年）己酉科，考中举人。之后再次赴京参加会试，从当铺借得数十两银子。姚公家有五位异母弟弟，父亲正为无力为他们完婚而发愁，姚公便解开了自己的行囊，将钱财留下，仅带着水瓢、斗笠和铺盖卷就出门上路了。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丙辰，就任桃源县教谕。他与常德太守、梦泽人张师绎先生最为投合。次年，即万历四十五年（公元1617年）丁巳，在任上去世。张师绎先生为他撰写的墓志铭中说道：“士人风气的塑造，关键在于老师。传授知识的老师容易找到，但能育人的老师却很难得。姚公的学问有本源，达到了纯正无瑕的境界。他宽厚地施行教化，清高而不求闻达。才能很高但职位卑微，被世人所看清。（他教导学生）读书诵诗，品德如《羔羊》《素丝》所咏般高洁。桃李虽不言语，其下自成蹊径，令人千秋思念。他的文章精神在此，他的人格风范也在此。”


按语：《南丰县志》 [清] 郑釴 著 卷五


姚伯燮，万历三十七年（公元1609年）己酉科举人，十一都人，曾任湖广桃源县教谕，卒于任上，字元卿，本志书中有他的传记。

姚波

【解读透析】


一、核心内容与文献价值


1.  内容概要：此段县志文献，以极其精炼的笔法，勾勒了明代儒者姚伯燮（元卿）的核心生平。重点突出了其好学、孝悌、清廉、善教的品质，以及其与名士张师绎的深厚友谊，并以张师绎所作的墓志铭文作为对其一生的定评。
2.  文献性质：地方志中的“人物传”，其特点是史笔简洁，重在纪实。相较于文学家张师绎所作的墓志铭，此传删去了大量细节与抒情议论，只保留最关键的生平节点和核心品德，更具官方史书的客观性。
3.  互文价值：此传与《月鹿堂文集》中的《姚元卿遗稿序》及墓志铭形成了宝贵的互文关系。县志证实了墓志铭的存在与真实性，而墓志铭又为县志的简短记载提供了丰满的注脚，共同构建了一个更立体的历史人物形象。


二、人物形象分析


1.  笃学之士：“家无担石，徒步往师之”，短短数字，将其求学的决心与艰辛刻画得淋漓尽致，与墓志铭中“千里担簦”相呼应，凸显其超越物质条件的向学之心。
2.  孝悌楷模：“再上公车”本是人生大事，但当他得知父亲为五个异母弟弟的婚嫁费用发愁时，毅然“解橐装”，放弃自己的盘缠，仅带最基本的生活用品上路。这一举动，将其孝（体谅父亲）与悌（成全弟弟） 的精神推到了极致，是其人格光辉最集中的体现。
3.  清廉教官：传记点明其“卒于任”，结合墓志铭中“囊无一子钱”的记载，一位两袖清风、鞠躬尽瘁的基层学官形象跃然纸上。
4.  良师益友：记载其与常德太守张师绎“最相契合”，这不仅是个人交情，更暗示了其学问品行得到了当时高层士人的认可与敬重。


三、核心思想与评价体系


1.  “经师”与“人师”之辨：墓志铭引文的核心思想在于区分“经师”与“人师”。县志作者特意摘录此段，表明清代官修史书同样推崇这种价值观。姚伯燮被推崇，不仅因其学问（“学有原”），更因其人格（“羔羊素丝”）与教化成就（“桃李不言”），是一位难得的“人师”。
2.  “才高位卑”的叹息：铭文中“才高位卑，为世所窥”一语，道出了对姚伯燮怀才不遇的深深惋惜。这既是张师绎的个人感慨，也反映了传统社会中对人才命运的一种典型观察与悲悯。


四、历史镜鉴与现实意义


1.  明代基层教育者的缩影：姚伯燮是无数默默无闻的明代儒学教官的杰出代表。他们地位不高，生活清贫，却肩负着教化一方的重任。他的事迹，为了解明代地方教育体系与士人生存状态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案例。
2.  传统美德的体现：此文集中展现了以“孝悌”为核心的家庭伦理和以“清廉”为核心的职业操守，这些是中华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
3.  对当代的启示：
教育的本质：重申“人师”重于“经师”，强调教师的根本在于立德树人，而不仅是知识传授。
个人选择：在面对个人前途（会试）与家庭责任（弟弟婚嫁）的冲突时，姚伯燮的选择体现了以家族利益为重的传统价值观，引发对个人与集体关系的思考。
价值追求：在物质利益面前，姚伯燮表现出的淡泊与克己，对于当今社会仍具有洗涤人心的力量。


总结：《南丰县志》中这篇简短的姚伯燮传，虽篇幅短小，但信息量巨大，人物形象鲜明。它与张师绎的文学作品互为印证，共同塑造了一位学问渊博、品德高尚、却命运坎坷的明代儒师形象。其身上所体现的孝悌精神、师道尊严与清廉自守的品格，穿越数百年，依然熠熠生辉。

姚波

【句读】

《旌节董母姚太孺人纪事序》

予闻之先臣聂司马：男子弱丧，道在妇人。窃疑之，以观董母，益信。

母有子恃何，同予补邑博士弟子。德相劝，业相劘也，故母之节，予闻其梗概最详。人亦有言：簪并粉黛，多为情死。母之归太学君，再月耳。琴瑟欢娱，惨焉中绝，而柏舟矢誓，久远愈明。是节之贞而正也。

太学君以身代父，慷慨就狱。市虎不白，永闭重泉。揆厥始谋，实维内助。既自劝夫行义，不恋其恩私；又复忍死，狥夫并酬其顾复。是节之贞而孝也。

床有痪姑，则维持苦；襁无幼婴，则形影孤。人情有所恃以亡恐，乃濒万死而不辞者，明匹妇之谅已矣。母不谓是也，择藐弱而祝之式谷。甘之毳之，教之诲之。太学君忘其亡，恃何亦忘其所出。是节之贞而慈也。

董世贵盛，虽值中落，可十倍素封。母当析箸，居取其湫隘者，田取其瘠下者，奴僮取其老而驽者。或曰：“曷不以赴难之勚请益？”母不谓是也：“未亡人惟是视息尚存，惧无以砥坚冰之操；而饘粥过厚，虑有以增孺子之愆。死者之谓何？敢有其利！”是节之贞而义也。

夫女妇感愤，一死以报所天，非不凛烈也。原于不死，而或不能保其质，故借死自明。必如母，而可以死，可以无死；可以使生同于死，可以使生贤于死。生贤于死，故虽死犹生；死也而犹生，故天子之制辞可忽下于草茅之屋，而霜台之题请、春曹之褒扬，可奕舄乎松楸切斧之间。

先是，乡之绅衿屡言节母状于当路，几上之秩宗。孝子不欲言母节，恐伤母志。故王言涣，而母不逮旌者，自旌若大关乎风教。节者自节，第益閟其幽光，至于不可得而誉，不可得而褒，而节始真，节之纯始益至此。天之所大奉节母以纯熙，而恃何得以慰其思成者也。

痛乎！恃何之言曰：“家倚之若桢干，而母则为劳薪；人沾漑之若釜鬵，而母则受销烁。”子不知涕之洹澜也。略为诠次，俟立言君子择焉。

【译文】

我曾听已故的聂司马说过：“当男子柔弱或去世后，维系家道的责任就落在了妇人身上。”我私下曾对此有所怀疑，但通过观察董母（姚太孺人）的事迹，我更加信服了。

董母有个儿子名叫恃何，他和我一同补录为县学的博士弟子。我们因品德而相互勉励，因学业而相互切磋，所以对于董母的节操，我听闻其梗概最为详尽。人们常说：那些头戴簪钗、面施粉黛的女子，大多为情而死。董母嫁给太学君（她的丈夫），仅仅两个月，夫妻间的欢愉就悲惨地中断了。然而她像《柏舟》诗中所誓言的那样，守节之志时间越久远就越发明朗。这是她节操中贞正的一面。

太学君为替代父亲顶罪，慷慨入狱。就像“三人成虎”的谣言无法澄清，他最终含冤逝于狱中。推究他最初的谋划，实在是有赖于妻子（董母）在内部的辅助。董母既已鼓励丈夫践行大义，不贪恋夫妻的私情；又强忍悲痛，牺牲自己来完成丈夫的托付，回报他的眷顾。这是她节操中贞孝的一面。

家里有瘫痪在床的婆婆，她辛苦照料；怀中却没有年幼的孩儿，她形单影只。按常理，人有所依靠才不害怕死亡，而她面临万死而不推辞，一般人认为这不过是普通妇人的小信义罢了。董母却不这样认为，她选择抚养弱小的侄子（恃何）作为继承人。给他吃穿，甘愿自己受苦；教育他，诲人不倦。使得逝去的太学君仿佛不曾离去，而恃何也忘记了自己并非她亲生。这是她节操中贞慈的一面。

董家世代显贵，虽然中途衰落，但家产仍是普通富户的十倍。董母在分家时，住房选取低洼狭窄的，田地选取贫瘠低产的，奴仆选取年老笨拙的。有人问：“为什么不以您丈夫为国赴难的功劳，去请求多一些家产呢？”董母不以为然，说：“我这个未亡人之所以还苟活于世，是害怕无法磨砺自己如履薄冰的操守；如果得到的粥饭过于丰厚，我担心反而会增加孩子的罪过。死去的人会怎么说呢？我怎么敢占有那些利益！”这是她节操中贞义的一面。

那些感于愤懑、以一死来报答丈夫的妇女，并非不壮烈。但若本不必死，却因无法保持贞洁的实质，所以才借死来表明心志。一定要像董母这样，才可以谈死，也可以谈不死；可以使活着如同死去一样坚贞，也可以使活着比死去更有价值。因为活着比死去更有价值，所以虽然（她的丈夫）死了，却如同还活着；（她的丈夫）虽然死了却如同还活着，所以天子的褒奖诏书可以降临到茅草屋前，而御史台的题奏、礼部的褒扬，也得以在墓地的松楸树和碑石间光辉闪耀。

在此之前，乡里的绅士们多次向当权者陈述节母的事状，几乎要呈送到礼部官员那里。但孝子（恃何）不愿多谈母亲的节操，怕违背母亲的心意。所以天子的褒奖虽未正式下达，但董母未能等到朝廷旌表，却已自我旌表，其事迹大大关系到风俗教化。守节者自守其节，只是愈发掩蔽了她的幽光，到了不能被随意称誉、不能被轻易褒扬的程度，这时节操才显得真实，节操的纯粹才达到极致。这是上天用来厚待节母的纯正光明，也是恃何能够用来慰藉自己思念与成就母亲美德的方式。

令人悲痛啊！恃何曾说：“家庭依赖母亲如同栋梁，而母亲却如同被烧尽的柴火；家人受滋养如同用了大锅，而母亲却如同锅下被烧毁的柴薪。”我听了不知泪水纵横。我大略将此事整理记述下来，等待那些能够立言的君子们加以采择。

姚波

【解读透析】


一、核心主题与结构


本文是一篇为节妇所作的“纪事序”，核心在于表彰董母姚太孺人“贞、正、孝、慈、义”的多维节操。文章结构严谨，层层递进：
1.  起兴立论：引用聂司马之言，提出“妇承夫道”的论点，并以董母为证。
2.  生平纪事：从“贞正”、“贞孝”、“贞慈”、“贞义”四个维度，具体阐述董母的感人事迹。
3.  升华议论：将董母的“生”与普通节妇的“死”对比，阐发“生贤于死”的更高境界。
4.  尾声收束：交代写作缘由，以董子恃何的悲怆之言作结，情感真挚，余韵悠长。


二、人物形象透析


1.  贞正之妻：新婚两月即守寡，但她的“贞”并非被动接受，而是如《诗经·柏舟》般的主动“矢誓”，是内在德性的坚定外显。
2.  贞孝之媳与妻：其“孝”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支持丈夫“代父就狱”的孝行（对公婆）；二是丈夫死后，她“忍死”抚养继子，完成丈夫“顾复”家族的嘱托，这是对丈夫之“孝”的延伸。
3.  贞慈之母：她抚养的“藐弱”之子恃何实为继子（“恃何亦忘其所出”）。她的“慈”超越了血缘，通过“教之诲之”，成功维系了家族的延续与文化传承，使亡夫“忘其亡”。
4.  贞义之主母：在家族析产时，她主动选择最差的部分。其动机并非矫情，而是深刻的道德自律：“惧无以砥坚冰之操”（害怕损害操守）与 “虑有以增孺子之愆”（担心让孩子产生依赖和罪过）。这是一种将道德修养置于物质利益之上的“义”，展现了极高的精神境界。


三、思想价值与文学特色


1.  对“节烈观”的深化：作者没有片面推崇“一死之烈”，而是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可以使生贤于死”。董母的生命价值，在于她活着完成了比死去更艰难、更有意义的事业（奉姑、教子、持家）。这种“生”的坚韧，其道德光辉远胜于瞬间的“死”的壮烈。这是本文最核心、最进步的思想。
2.  “自旌”与“真节”：文章指出，尽管官方旌表（“王言涣”）因故未至，但董母的节操是“自旌”的。当节操纯粹到“不可得而誉，不可得而褒”时，才是“真节”。这强调了道德的自律性与内在性，而非依靠外部荣誉来确认。
3.  文学手法：
典故化用：如“柏舟”喻贞洁，“市虎”言冤狱，精炼而传神。
对比衬托：用“多为情死”的普通女子衬托董母“以生代死”的伟大；用“桢干”与“劳薪”、“釜鬵”与“销烁”的对比，形象地写出了董母的奉献与牺牲。
排比递进：通过“可以死，可以无死；可以使生同于死，可以使生贤于死”的排比，层层推进，逻辑严密，气势磅礴。


四、历史与社会镜鉴


1.  明代妇女的生存实态：本文展现了在“礼教”框架下，一位中上层妇女如何运用其智慧、坚韧和德行，在家族危机中成为核心支柱。她是礼教的践行者，也是其价值内涵的升华者。
2.  士大夫的价值观：作者张师绎作为士人，通过此文表彰节母，旨在匡正世风，教化社会。文中对“贞孝慈义”的全面推崇，反映了晚明士大夫阶层对理想家庭伦理和女性角色的期待。


五、现实启示


   对“责任”与“奉献”的再认识：董母的形象超越了简单的“节妇”标签，她是一个在极端困境中，勇于承担对家庭、对亡夫、对继子、对家族全部责任的强大个体。她的故事关乎责任、坚韧与无私的爱。
   “名”与“实”的辩证：文章提出的“自旌”与“真节”，启发我们思考：真正的价值与操守，在于其内在的纯粹与真实，而非外部的认可与褒奖。


总结：本文不仅是一篇表彰节妇的应酬文章，更是一篇深刻探讨生命价值、道德自律与家庭责任的杰作。它塑造了一位在悲剧命运中，通过积极的道德实践，将“生”的价值发挥到极致的伟大女性形象，其思想内涵与文学价值都值得深入品味。

姚波

总评编语


《南丰县志·姚伯燮传》与《旌节董母姚太孺人纪事序》二文，一为地方史志之人物传记，一为士大夫之纪事序文，文体各异，却共同构筑了晚明社会道德伦理的立体图景。两文通过记述姚元卿与董母这两位身份迥异的人物生平，深刻诠释了儒家价值观在个人命运与家庭责任中的实践，展现了动荡时局下士人与妇女各自的精神坚守。


一、 德性之辉：穷达之间的精神坚守


姚伯燮与董母虽身处不同社会阶层，却共同闪耀着儒家德性的光辉。姚伯燮作为基层儒学教官，其一生体现了"穷则独善其身"的士人风骨。他"家无担石，徒步往师"的向学精神，"解橐装"助弟完婚的孝悌之行，以及"卒于任"的尽责守职，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儒者的人格形象。张师绎铭文中"经师易耳，人则难之"的评价，正是对其超越知识传授而达至人格教化境界的至高肯定。


董母则以其多维度的"节"展现了女性在家庭危机中的道德力量。其节操不仅止于"柏舟矢誓"的贞正，更体现在劝夫行义的"贞孝"、抚育继子的"贞慈"、以及分产取瘠的"贞义"。这种将贞节观从单纯的"不事二夫"拓展为在婚姻关系终结后仍恪尽家庭责任的多维道德实践，丰富并深化了传统节妇形象的内涵。


二、 生存智慧：超越生死的价值抉择


两文共同触及了一个深刻命题：在困境中如何实现生命价值的最大化。姚伯燮面对"才高位卑"的现实，选择在教谕任上"宽以敷教，清不求知"，以其学问人格滋养一方士子，实现了"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教化之功。其生命价值不在官职高低，而在师道传承。


董母则以其人生选择回应了"殉死"与"守节"的辩证关系。张师绎提出"可以死，可以无死；可以使生同于死，可以使生贤于死"的深刻见解，指出董母的"生"比简单的"死"更具道德价值。她以坚韧的生命力完成对家庭的守护，其"生"已超越了个体生命的意义，达到了"虽死犹生"的精神不朽。


三、 史笔与文心：不同文体下的人物书写


《南丰县志》中的姚伯燮传秉承史家笔法，语言简练，叙事客观，仅以关键事迹勾勒人物主线，体现了地方志"存史、教化"的功能。而《旌节董母姚太孺人纪事序》则展现了文人纪事的特点，以细腻笔触描绘董母的内心世界与道德抉择，通过"桢干"与"劳薪"、"釜鬵"与"销烁"的鲜明对比，营造出强烈的情感张力。


值得注意的是，两文都涉及对官方褒扬与内在德行的思考。姚伯燮的墓志铭成为其精神传承的载体，董母的"不逮旌者，自旌"则强调道德的自足性。这种对"自旌"价值的肯定，反映了晚明士人对道德本质的深刻认识——真正的节操不在于外在表彰，而在于内在的纯粹与坚守。


四、 时代镜像：晚明社会的伦理图景


通过这两篇文献，我们得以窥见晚明社会的多重面向：科举制度下层士人的生存状态、家族伦理中的代际责任、妇女在家庭变故中的能动性，以及士大夫阶层对道德理想的执着追求。姚伯燮的"位卑未敢忘忧国"与董母的"匹妇有责于风教"，共同构成了晚明社会坚韧的道德基底。


结语：


姚伯燮与董母，一位是沉沦下僚的儒师，一位是坚守家庭的节妇，他们的生命轨迹各异，却都以自己的方式诠释了儒家伦理在个人实践中的最高形态。前者以教化传承文明薪火，后者以坚韧守护家庭价值，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最稳固的道德基石。二文合观，不仅让我们看到晚明社会的伦理风貌，更让我们思考：在任何时代，个体的道德选择与精神坚守，都是文明得以延续的内在力量。他们的故事穿越时空，依然闪烁着人格的光辉，提醒我们关注那些在历史长河中默默承载文化命运的平凡而伟大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