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经典｜广西宜州篇三《直隶州知州衔丁西孝廉姚雨臣...

姚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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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学斋文集[清] 郑献甫 撰 卷十

篇三：《直隶州知州衔丁西孝廉姚雨臣墓志铭》

【原文句读】

《直隶州知州衔丁西孝廉姚雨臣墓志铭》

咸丰改元，吾乡多故。官以团练诱民，民反以团练轻官，此一变也。其势渐弊，民以团练附官，官乃以团练治民，此又一变也。大都其局愈大，其势愈强，其害愈甚。始则借官之势以制人，继则夺官之权以肥已。吏之贤者觉其然，更张之；士之贤者自此见矣。

而余所习宜州之三孝廉为最显：一为王子黼堂，一为邓子梧冈，一则姚子雨臣也。黼堂其处已也梗直，其与人也强忽，保持德胜镇数年，未尝借官力，亦不受官署，盖习见彼之土世官而驯者也。梧冈坚苦自持，狷介共信，素自远于官，迨为贤有司强出，官因借以服其众，盖窃比于古之乡饮宾而干者也。独雨臣保全乡里如黼堂，而不尸其事；佐助官府如梧冈，而更行其言。今中丞张公粤卿、今司马王君秋浦，前后守庆远，皆倚君集事，最为君知已。初以可知县保，再以可知州保，又以可直隶州保，虽屡晋一衔，而未之一官。其所设施未著，即劝捐军饷、变更团局、谋复流民，于古之所谓乡大夫、乡先生者，未知何如，然有契于官，无怨于民，则素巳具之干济，不甚信矣哉！

不意方谋出山，旋即捐馆。时同治之元年壬戌九月朔也，得年五十有六。其孤善澍司训，介其兄善镛吾友，以状来乞铭。呜呼！余居宜州七八年，交宜士三数辈，于姚氏昆仲群从号密。君齿稍后，性最谨，又善病，寒暑之衣，饮食之物，每过慎，久与处，从未见有一狎容、一戏言、一惰态流于外也。及盗贼群起，井里骚然，余亦流醀颠沛去也乡，而君卒以智自全，以勇自效，贤者固不可测耶？

君讳人骅，家世以孝友著，昆弟以科名著。余尝志其伯兄墓，所谓姚氏诸郎皆循谨，惟乔年伯子略疏隽者也。祖父封赠巳具于彼。君中丁酉乡试。配陈宜人，有子二：善澍，浔州府学训导；善准，郡诸生。女二人。将以其年厝君于某山。因仿叶水心志陈同父，兼书两孝廉而铭曰：

矗西王郎砍地自少偶，邓先奇计亦多有。

君之来兮坐其右，县尉善舞不动手，金人慎言只缄口。

子之臧兮义无咎，生前知已两太守，身后故人一田叟。

敬铭君墓君知否？

姚波

【全文译文】


咸丰皇帝即位改元之初，我的家乡多生事端。官府用办团练来招引百姓，百姓反而凭借团练轻视官府，这是第一次变化。这种情势逐渐产生弊端，百姓转而依附官府办团练，官府于是利用团练来管理百姓，这又是一次变化。大体上，团练的规模越大，它的势力就越强，造成的危害也就越深。开始时是借官府的势力来压制别人，继而就夺取官府的权力来中饱私囊。官吏中贤明的人察觉到这种情况，便加以更改整顿；士人中的贤才也由此显现出来。


而我所熟知的宜州三位举人中，最为突出的有：一位是王子黼堂，一位是邓子梧冈，另一位就是姚子雨臣。黼堂他为人处世梗直，与人交往刚强而率性，他维持德胜镇多年太平，从未借用官府的力量，也不接受官府的委任，这是因为他看惯了那些世袭土官（或本地官僚）的作为而变得驯良（不与之同流）。梧冈则坚守清苦，自我持重，性情狷介而被大家信任，一向主动远离官府，等到被贤明的地方官强行请出，官府于是借重他来使民众信服，他大概私下里自比于古代被尊为“乡饮宾”却又有所作为（干）的人。唯独雨臣，他像黼堂一样保全乡里，却不居功；他像梧冈一样辅佐官府，而且更能实践自己的主张。如今的巡抚张粤卿公、如今的司马王秋浦君，前后担任庆远府太守，都倚仗姚君来成事，是最赏识他的知己。起初被保举可胜任知县，再次被保举可胜任知州，又被保举可胜任直隶州知州，虽然屡次晋升官衔，却从未实际担任过任何一官半职。他所筹划施行的事业未能完全彰显，即便是劝导捐赠军饷、改革团练局、谋划安置流民等事，比起古代所谓的“乡大夫”、“乡先生”来不知怎么样，但他既能与官府投合，又不在百姓中结怨，那么他素来所具备的干练才济，岂不是非常可信了吗！


没想到他正计划出山（施展抱负），随即就去世了。时间在同治元年壬戌（1862年）九月初一，享年五十六岁。他的儿子善澍（任司训一职），通过我的好友、他的兄长善镛介绍，拿着行状来请求我撰写墓志铭。唉！我在宜州住了七八年，与宜州的士人交往不多，但与姚氏兄弟及子侄们交往最为密切。姚君在兄弟中年纪稍小，性格最为谨慎，又容易生病，对于寒暑衣物、饮食等物，常常过分小心，与他相处久了，从未见过他有一丝轻慢的神色、一句戏谑的言语、一种懈怠的姿态表露在外。等到盗贼蜂起，乡里动荡不安，我也流离失所、颠沛困顿地离开了家乡，而姚君最终却能以智慧保全自身，并以勇气效力乡邦，贤能之人的作为果然是难以揣度的啊！


姚君名讳为人骅，家世以孝顺友爱著称，兄弟们都因科举功名而闻名。我曾为他的大哥（姚人鹤）撰写墓志，其中所说的“姚氏诸子都循规蹈矩，只有乔年（人鹤）大哥略微疏阔俊逸”。他祖父、父亲受封赠的情况已在那篇墓志中详细记载。姚君考中了丁酉科乡试（成为举人）。配偶陈宜人，有两个儿子：善澍，任浔州府学训导；善准，是府学的生员（秀才）。有两个女儿。将在某年安葬姚君于某山。我仿效叶水心（叶适）为陈同父（陈亮）写墓志铭时，同时记载另外两位贤士的笔法，在此也一并提及王、邓两位孝廉，并作铭文曰：


西边的王郎（黼堂）挥剑砍地，自幼便卓尔不群，邓先生（梧冈）的奇谋妙策也很多。
姚君您到来啊，安坐在他们之右（之上）。
（您如同）善舞的县尉却不轻易动手（不滥用权力），（又如）铜人般谨慎言语始终缄默其口。
您的善行啊，合乎道义没有过错。
生前有两位太守作为知己，身后有我这一个田舍老翁作为故交。
我恭敬地在您的墓前写下铭文，您可知否？

姚波

【解读与透析】


1.核心主旨与历史背景：
这篇墓志铭的核心，超越了个人生平记述，成为一幅晚清咸丰、同治年间地方社会在动荡中的缩影。文章通过姚雨臣（人骅）这个人物，深刻揭示了在国家权力衰退、太平天国运动等引发的乱世中，地方士绅所扮演的复杂而关键的角色。他们周旋于官、民、匪之间，利用团练等组织，试图维持地方秩序，其个人的命运与地方治理的困境紧密相连。


2.对“团练”现象的深刻剖析：
郑献甫开篇即以史家笔法，精准概括了团练在地方上的演变与异化：
第一阶段：“官以团练诱民，民反以团练轻官”。官府为自保鼓励地方武装，结果却助长了地方势力，削弱了官权。
第二阶段：“民以团练附官，官乃以团练治民”。混乱中，地方势力需要官方背书，官方则不得不依靠他们进行统治，形成共生关系。
弊端：“其局愈大，其势愈强，其害愈甚”。团练尾大不掉，从“借官之势”到“夺官之权”，成为地方痼疾。
这一分析，显示了郑献甫深邃的洞察力，点明了姚雨臣活动的时代舞台的基本特征。


3.人物对比与姚雨臣的独特定位：
作者通过将姚雨臣与另外两位孝廉对比，凸显其独特的处世智慧：
王子黼堂：独立型。保持纯粹，不借官力，不受官署，是传统隐逸型乡贤的延续。
邓子梧冈：被动型。品格高洁，被迫出山，以其威望服众。
姚雨臣：协作型。他融合了前两者的优点——“保全乡里如黼堂而不尸其事”（有功不居）；“佐助官府如梧冈而更行其言”（有言能行）。他是务实、灵活且有效的实干家，能在官民之间找到平衡点，“有契于官，无怨于民”，这是极高的评价。


4.个人命运与时代悲剧：
姚雨臣的身上充满了“未竟”的悲剧色彩。
功名与实职的落差：“虽屡晋一衔，而未之一官”。他屡获保荐（知县→知州→直隶州），却始终未得实缺，这是晚清捐纳保举制度泛滥、人才积压的典型体现。
才能与机遇的错位：“方谋出山，旋即捐馆”。他正准备大展拳脚，却溘然长逝，其“干济之才”最终未能充分施展。作者对此深表惋惜。
乱世中的个人品格：文中描述他性格极度谨慎（“每过慎”），但在“盗贼群起”时却能“以智自全，以勇自效”。这种看似矛盾的特质，正是一个理性士绅在乱世中求存、尽责的真实写照。


5.时间与历史背景（公元纪年）：
姚雨臣（人骅）生卒：生于光绪丁酉年？此处需要推算。根据“得年五十有六”卒于同治元年（1862年），可推知其生于1807年（嘉庆十二年）。他的一生贯穿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朝，是清朝急剧衰落的时期。
关键时间点：
中举：丁酉年（道光十七年，1837年）。
主要活动期：咸丰年间（1851-1861），正值太平天国运动高潮，广西地方动荡。
去世：同治元年（1862年），太平天国运动虽近尾声，但社会秩序尚未恢复。
关联人物：他是姚健堂的第四子，姚人鹤（伯皋）、姚人凤（蔼楼）的弟弟。在《姚伯皋墓志铭》中，郑献甫提到“姚氏诸郎皆循谨，惟乔年伯子略疏隽”，而本篇的姚雨臣（人骅）则属于“循谨”之列，性格形成鲜明对比。


6.铭文的深意：
铭文用典巧妙，概括了姚雨臣的为官之道与处世哲学。
“县尉善舞不动手”：化用“善舞者袖长”之典，比喻他善于运用权力（团练）却并不滥用，举措得当。
“金人慎言只缄口”：化用“金人三缄其口”的典故，极其形象地刻画了他谨慎寡言、谋定而后动的性格特点。
“生前知已两太守”：点明他得到地方大员的赏识，呼应前文。
“身后故人一田叟”：郑献甫自指，表达了作为布衣老友的深切怀念。


总结：
这篇墓志铭不仅是为姚雨臣个人立传，更是为晚清一代身处历史夹缝中的基层士绅群体画像。他们有功名，有才干，有担当，试图在崩塌的旧秩序中维持一方安宁，却往往受制于僵化的制度和动荡的时局，抱负难展。姚雨臣的谨慎、实干与平衡之道，是那个时代智慧的选择，其“未之一官”而卒的结局，也折射出那个时代的深层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