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徵明与姚氏的渊源

华山论剑

文徵明与姚氏的渊源

姚埙（1457～1503）
字以和，号节庵。明成化年间（1465年～1487年）任太常寺卿。父姚敬，曾任国子监助教。姚祖籍河南，其祖随宋王朝南渡至浙江，后迁至周浦。当时，周浦刚成集镇，市容不整。姚埙节衣缩食，广筑房舍，集资兴建永兴和积庆两座石桥；开凿义井，解决居民饮水；召集商贾，促进周浦镇的逐渐繁荣。民间有“先有姚家厅，后有周浦镇”之谚。姚埙宅群众称姚家厅，在中大街东段北侧，北通衣庄街贾家弄。姚家厅即南荫堂，堂额为翰林院待诏文徵明所书，故姚氏后代至今仍以“南荫堂”为号。
摘自《浦东史志》周浦镇志-第二十八章 人 物

江阴《蓉江姚氏宗谱》原序十三篇之三 文徵明 序
     按谱系子之子为孙，孙之孙为玄孙，玄孙之孙不知其为何人矣。则是父之父为祖，祖之祖不知其为何人矣。不亦可慨哉！
    昔孟公子在当时，智足以济事，恩足以周物，其疏且众力犹足，及之相与同其吉凶，休戚而顾未能追其不泯之魂魄，精气於冥漠之表以及其取欲後之子孙良由，谱之不立无以推本其所身缀属其方来，虽有康济之功。终鲜敦之化则，亦何怪乎？吾于姚氏重有感焉，竹亭翁修其宗谱，既就问序於予夫。姚蔓延於晋陵久矣，其间或出或处以文章，孝弟著名者不为不多，竹亭翁独留心於此亦。贤矣哉！
    姚之姓始於重华，代天子名世世相承，非若他氏因地因爵而得姓也。故子之子为孙也，孙之孙亦孙也，远至千百世之孙乃历千百世不改其为孙也，则由千百世之下逆而上之至於千百世之前皆吾祖也，由千百世之上顺而下之，至於千百世之子孙皆吾同胞也，而况推本由生缀属方来者有具而可考乎，明舆以来照耀後先凡若干世矣，是谱信而不民之魂魄，若往来陟降於其问其迁陟亦不知若干人矣，是谱作而其生之长幼若同堂而处，比肩接膝而坐，拜起伏於蛙步一席门，竹亭之为德於姚远矣，嗟嗟今世士大夫绩树非常可喜，而缺於敦序卒无以成康济功于世教何如哉，予阅其谱宋有吾祖之诔章，今予复为竹亭翁序之家乘，自知善人之，虽百世而踵接佳孙也，故乐为之序。庶有志者感于姚而知谱之不可忽也！


                                                                                                                                     嘉靖岁次甲子孟春

                                                                                                                                                              长州文徵明撰

        文徵明（1470～1559年），即文征明，初名壁，字征明，后更字征仲，号衡山、停云，长洲（今江苏苏州）人。祖籍衡山，故号衡山居士。家世武弁，自祖父起始以文显，父文林曾任温州永嘉知县。他幼习经籍诗文，喜爱书画，文师吴宽，书法学李应祯，绘画宗沈周。少时即享才名，与祝允明、唐寅、徐祯卿并称“吴中四才子”。然在科举道路上却很坎坷，从弘治乙卯（1495年）26岁到嘉靖壬午（1522年）53岁，十次应举均落第，直至54岁才受荐以贡生进京，待诏翰林院。四年中目睹官场腐败，一再乞归，57岁回归故里，潜心诗文书画。他通晓各科绘画之艺，擅长各种细粗之法，其目力和控笔能力极佳，80多岁时还能十分流利地书写蝇头小楷竟日不倦。绘画上与沈周共创“吴派”，又与沈周、唐寅、仇英并称“吴门四家”。书法上与祝允明、王宠并誉为“吴中三家”。
     根据 1929年《蓉江姚氏宗谱》谱载，郡城分湾里支世表，第十七世，卿秀、（成全巷支派）黻长子，字子芳，号竹亭，郡庠生。生嘉靖壬午（1522年）恩进士。生於弘治癸亥年（1503）正月二十三日。娶王氏，生三子。崇礼，崇义，崇雅。公卒於万历辛巳年（1581年），葬失考。
       谱中有明授中书舍人姚卿秀徵仕郎敕一道，文徵明与卿秀，当为同场科举，从谱中序文看，两人亦是相当熟悉。
文微明是诗、书、画俱佳的艺术大师，他与沈周、唐寅、祝允明等人形成 的“吴门画派”，为我姚氏撰写谱序，书写堂号，从以上来看，我姚氏关系相当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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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徵明（1470～1559年），初名壁，字征明，后更字征仲，号停云，别号衡山居士，人称文衡山。长洲（今苏州）人。“吴门画派”创始人之一。与唐伯虎、祝枝山、徐祯卿并称“江南四大才子”（也称吴门四才子）。与沈周、唐伯虎、仇英合称“明四家”。54岁时以岁贡生诣吏部试，授翰林院待诏，故称文待诏。
文征明出身书香门第，祖父及父亲都是文学家。但文征明幼时并不聪慧。稍长，学文于吴宽，学书于李应祯，学画于沈周，终于“大器晚成”。
文征明擅长山水，亦工花卉、人物。早年画风细谨，中年较粗放，晚年渐趋醇正。传世佳画有《千岩竞秀》、《万壑争流》、《湘君夫人图》、《石湖草堂》、《石湖诗画》、《横塘诗意》、《虎丘图》、《天平纪游图》、《灵岩山图》、《洞庭西山图》、《拙政园图》等。
文征明还工行草书，尤擅小楷，篆、隶、正、草无所不能。所书四体千字文，成为后人临摹的范本。他与祝允明、王宠，同被誉为明代中或书法“三大家”。他的传世书作有《醉翁事记》、《股王阁序》、《赤壁赋》等。
文征明自小并不聪明，字也写得不好，但学习却很刻苦。 在学堂里，学生们常在郡学中或饮酒闲聊、啸歌相乐，或品茗对奕 、消磨时光。惟独文征明不与众人凑趣，独自在一旁读书写字。 刚到郡学时，学生们对新 来的文征明有点瞧不起。文征明平时沉默寡言， 好象有点笨拙，没有读书人那种潇洒才气， 而且还公然顶掸学官，真是又蠢又硬。但几年以后，同学们不得不对这位外拙内秀的同学刮日相待。象娱乐场一 样的郡学， 丝毫没有影响文征明，他独自磨墨提笔，临写《千字文》，每天足 足完成十大本才罢。有时他给人写信，稍有疏忽写错一点，他一定要重写，反复好几次也不嫌麻烦。他的书信简札往往都用蝇头小楷来写，笔画细若毫发， 结体工稳停匀，有的同学劝他说：“一般书信，草草了事，足可应酬，何必如此刻苦”。文征明回答说：“我是以练书法自娱，并不是为他的。”果然功夫 不负有心人，几年后，文征明的书法就远近闻名。有一次，大书法家李东阳看到他的隶书，感叹道： “我的篆书，你的隶书，都绝了”。李东阳素以篆书自负，可见他对文征明的评价。 古人读书，多数是为了中举踏上仕途。文征明在这方面不太顺利。明 清时代，凡经过各级考试，取入府、州、县学的，通称“生员”，亦即习惯上所谓 的“秀才”。文征明曾是一名秀才。按规定，秀才参加“岁考”，也就是参加本省学政巡回各地举行 的考试及格以后，方能到省城参加“乡试”。乡试中了 ，就是“举人”。中了“举”，就有资格去京城参加“会试”，以博取“进士 ”的功名。文征明在 生员岁考时，一直考到嘉靖元年（公元1522年）五十三岁 ，一直未能考取，却徒增了不少烦闷，白了少年头。文征明五十四岁那年，受工部尚书李充嗣的推荐到了京城朝廷，经过吏部考核，被授职低俸微的翰林院 待诏的职位。这时他的书画已负盛名，求其书画的很多，由此受到翰林院同僚的嫉妒和排挤，有的人还公开说：“我们翰林院门又不是画院，怎么会容留画 匠在这儿呢？”文征明心中悒悒不乐，自到京第二年起上书请求辞职回家，三年中打了三次辞职报告 才获批准，五十七年那年冬出京，放舟南下，回苏州定居焉，晚年以戏墨弄翰自遣，过着自在的艺术家生活。 文征明被称为“古今第一流人物”，不惟多才多艺，书画精绝，还因为他品格高尚，出污泥而不染。这里举几个例子： 文征明的父亲文林原在温州做官，为官清廉，故文家比较清贫。文征明三十岁时，文林在温州任上得了重病。文征明获讯后赶赴温州，但文林已经去世三天了。当地官吏见文家清贫，按照当地官场习惯，凑集了千金为赙，他坚辞不受。他们还想把这笔重礼送到苏州，也被他去信辞却了。 文征明的祖父和父亲都没有留下什么资产，他早年的生活比较清苦。宁王朱宸濠为了篡夺皇位，广揽人才，备了厚礼来聘请他，他非但不去，还把朱宸濠的礼金原封送回，聘书连看都没看一眼。右佥都御史俞谏得知他很有才学，家境不够宽袷，很想借故接挤他。俞谏问他：“你早晚有什么困难吗？”文征明说：“我早晚都有粥吃”。俞谏又指着他的衣服问：“怎么破成这个样子？”答曰：“这是暂时淋了雨的缘故。”俞谏深知他不肯随便受惠，一直难以启口。

文征明晚年声望很高，购求他的书画者踏破门坎，传说他“海宇钦慕，缣素山积”。文征明有“平生三不肯应”，即决不卖字画给藩王贵族、宦官与外国人。有个商人想以十金高价请文征明作字画，文征明当面斥责说：“我不是工匠，你不要拿金银来沾污我！”坚辞不写。有些达官贵人路过苏州，都要去看望他，他却不肯接受礼物，更不回拜，只是当面说明“恕不答谢”就算了。 这成了他的惯例，连严嵩这样的权贵，文征明也不破例。据说严嵩曾说： “别人，他不回拜就罢了，我路过苏州特去拜他，他也不来回拜！” 回答说：“如果不回拜别人，却回拜你，就不算是文衡山了。”这些人无论给多么高昂的代价和酬金都不行，而一般老百姓很容易得到他的书画。对于穷书生， 他甘愿奉送，不收分文。

文征明成为一代书法大师，除了他对书法的追求及其非凡的气质外，还同家庭熏陶、老师教导、朋友切磋分不开。他学字是从苏（轼）字入手的，他父亲的字，现在可以看到的有文林赠给他亲家吴愈赴官叙州的一篇《序》，就在苏州。后来文征明从吴宽学文学，从李应祯学书，从沈周学绘画。吴宽曾官侍读学士，后进礼部尚书，“书法苏学士（轼）”，得苏字之神采；沈周是明代画坛巨匠，兼擅书法，得黄庭坚遒劲奇崛之势。文征明笔下不时流露出苏、 黄风采，因受他们的影响。李应祯书宗欧阳询，平正婉和，清润端方，虽非书 法大师，却是一位书法教育家。他是祝枝山的岳父，又是文征明人物的启蒙老师。文征明在《甫田集》中记述了他对文氏的教诲：“家君寺丞在太仆时，公为少卿。征明以同寮子弟，得朝夕给事左右，所承绪论为多。一日书《魏府君碑》，顾谓征明曰：‘吾学书四十年，今始有得，然老无益矣，子其及目力壮时为之’。因极论书之要诀，累数百言，凡驼指凝思、吮豪濡墨与字之起落转换、大小向背、长短疏密、高下疾徐，莫不有法。盖公虽潜心古法，而所自得为多，当为国朝第一。其尤妙能三指尖搦管，虚腕疾书，今人莫能及也。”他除了把学书心得悉数传授给文征明外，还鼓励他突破传统，自创新格。

在文征明22岁时，李应祯看了他的苏体字，对文征明说：“破却工夫何至随人脚？就令学成王羲之，只是他人书耳！”这些话影响了文征明一身，无怪文氏对他这位不太出名的老师顶礼膜拜了。此外，苏州此时已是江南的文化中心，除了被后世称为“吴门四大家”的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等画家外，还有一大批有成就的书画家生活在苏州，如祝允明、王宠、蔡羽、徐祯卿、吴奕、张灵等 ，文征明、祝允明、唐寅、徐祯卿四人被称为“吴中四才子”，文征明、祝允明、王宠又被称为“吴中（书法）三家”。这些人常在一起聚吟，写字作画， 互相观看切磋，结伴游山玩水，开阔胸怀，他们对文征明的艺术成就，也有不同程度的帮助和影响。

文征明在书法史上以兼善诸体闻名，王世贞在《艺苑言》上评论说：“ 待诏（文征明）以小楷名海内，其所沾沾者隶耳，独篆不轻为人下，然亦自入 能品。所书《千文》四体，楷法绝精工，有《黄庭》、《遗教》笔意，行体苍润，可称玉版《圣教》，隶亦妙得《受禅》三昧，篆书斤斤阳冰门风，而楷有 小法，可宝也。”但文征明很少作草书。从总体看，他的书法写得最精彩的， 还是小楷和行书。“小楷师二王”，“行书仿苏、黄、米及《圣教》、晚岁取 《圣教》损益之，加以苍老，遂自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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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征明的成就以小楷最突出。“小楷最不易工”，“工书者不精小楷， 不能称书家”，不管这样评论是否准确全面，但可看出古代书法评论家对小楷的重视，也说明书法的确颇为难写。文征明的小楷脱胎于钟繇、王羲之， 笔势轻灵飞动，如金声玉润；点画精整劲健，似铁划银勾；结构疏密匀称，“ 如八面观音，色相俱足”；体势清丽古雅，婀娜多姿，娟秀可爱，颇有魏晋人楷书虚和舒徐的气息。《文嘉行略》里说文征明“小楷虽自《黄庭》、《乐毅 》中来，而温纯精绝，虞、褚而下，弗论也”。朱和羹更直称“明楷以文衡山 第一”。文征明小楷功力之深，以至八十多岁高令时仍能伏案挥毫作小楷《后赤壁赋》，用笔精妙处，与二十多年前写的《前赤壁赋》无差，似为同时写成 ，先后相映成辉，足见文征明年老而笔力未衰。据说，他年近九十岁时，还为人书；写墓志铭，未待写完，“便置笔端坐而逝”。他在艺术上活到老学到老 ，永无止境的进取精神，至今为书家们称道。在中国书法史上，自魏晋以来以小楷名家者不多，文征明当为翘楚。

文征明的行书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流传下来的作品也最多。其行草师承 上出于王羲之、智永等王氏一门风范，并从宋元诸家（尤其是苏轼、米芾、黄 庭坚、赵孟頫、康里夔夔等）撷取精华，自成一格。除大量的诗札外，代表作品有《滕王阁序》、《离骚》、《赤壁赋》、《渔父辞》、《北山移文》等。 试看他的《滕王阁赋》，行草羼杂，浑然成篇。用笔清爽劲利，圆熟流畅，提按顿挫明晰，使转灵活利落，淋漓痛快而富有韵律感，颇有《圣教序》意味。 有些字的用笔和结体又有宋元人的影子，如撇、捺划及“门”、“页”等偏旁部首均袭赵孟頫而出。点画掩映间一派潇洒秀逸的风姿，又不失古澹闲雅的韵味，称之为韵法两胜，当不为过。只是有些笔锋凌厉过甚，略有薄瘠之嫌，但仅为小疵，瑕难掩瑜。

文征明的行草大都书于尺牍文稿之上，字体属中、小字。偶作大字，多师法宋代黄庭坚，深得其昂藏郁拔之姿韵。在书法创作中，有一个从来未被重视却被董文注意到了的规律，这就是由笔法和结体等形成的风格特点，决定了有的书家（或碑帖）的字宜书大字，有的由适写中、小字。以楷书而言，颜体适 合写大字，欧体、赵体适合写中、小字。以行书论，包括欧阳询、蔡襄、赵孟頫 等在内的二王一路风格的字不宜写大字，如此等等。古今不少书家由于不谙此理，硬要以二王风格去作擘窠大字，或以颜真卿的丰伟之体去书蝇头小楷， 这种悖谬于艺术规律的创作，即使是功力深厚的书家，也只能导致失败。文征 明恰恰独具慧眼，悟得且掌握了这个规律。纵观他的全部作品，我们可以看到 ，有些抒发性情发现个性的，他从正宗的二王风范中化出的自家面目书家，字体趋于中、小类；而书写气度恢宏的大字时，则专出之以风格鲜明的山谷之体 ，“如凤舞琼花，泉鸣竹涧”。文征明的字能大能小，大小俱佳。他有掌握多种风格字体并扬长避短的本领，此为他较之其他前后辈书家的高明之处。

文征明是诗、书、画俱佳的艺术大师，他与沈周、唐寅、祝允明等人形成 的“吴门画派”、“吴门书派”在绘画上是对画院派的冲击，在书法上则是对台阁体的冲击。作为“吴门书派”中坚人物的文征明与祝枝山的书法艺术，主张直追钟繇二王，抒发心灵胸臆，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从当时或后人的评价看，文征明要比祝枝山稍高些。祝枝山愤世嫉俗、放浪形骸，在艺术上敢于直抒胸臆，故他的书法比较激然而奔放。文征明虽然正直而有胆魄，但他处世很 注意进退，在翰林院不久就激流通退，安于闲适。他讲求艺术的自娱，艺术中自得其乐，故他的书法较少火气，有韵味，在尽兴的书写中，往往流露出温文的儒雅之气。祝枝山做官仅应天通判，文征明虽然官入翰林，但时间不久，故他们的地位都不高，很少受到当时宫廷雅化艺术的死守格律、固守法度的限制 。他们都认为艺术和人性、情感直接关联。祝枝山曾说：“情之喜怒哀乐，各 有分数，喜则气和而字舒，怒则气粗而字险、哀则气郁而字敛、乐则气平而字丽。情有轻重，则字之敛舒险丽，亦有浅深，变化无穷。”文征明也直截了当地说：“人品不高”则“用墨无法”。鉴于这种见地，同样是在赵孟頫复古的基础上，走向大众化、通俗化，为帖学中兴作出了贡献。生活在明中叶的文征明和祝枝山，由于传统帖学由晋唐而历经宋元已得到充分的发展，因此他们可以广泛地吸取前人的有益经验，博采众长，无论晋唐还是宋元，他们几乎全部涉猎。但又同时都以晋人为主，兼取宋元简明、尚意的特点，把书法推向了一 个新的高峰。 不过也有人对文征明的用笔提出批评，清人邹炳泰说：“衡山格法精遒， 无一度失度，而多见侧锋。”其实在文征明书法里，正锋、侧锋是参差互见的 。

王世贞说：“正锋偏锋之说，古本无之。近来专欲攻祝京兆（允明），故借此为谈耳。苏（轼）、黄（庭坚）全是偏锋，旭（张旭）、素（怀素）时有一 二笔，即右军（王羲之）行草中亦不能尽废。盖正以立骨，偏以取态，自不已容也。文待诏（征明）小楷时时出偏锋，固不特京兆（祝允明），何损法书？ 解大绅、丰人翁、马应图纵尽出正锋，宁救恶札？不识丁字人，妄谈乃尔，可恨可笑。”正锋立法取韵，侧锋挥洒取势，是文体的一个特点。 文征明的家庭，象东晋的王羲之、元代的赵孟頫、明初的宋克的家庭一样 ，是我国古代书法史上少有的几个著名“书法世家”。他的儿子文彭、文嘉， 侄儿文伯仁、孙文元善，以及后辈文从简、文 （女）、文震亨等，都能书善画，闻名于世。他的学生也人才辈出：周天球“晚能自得蹊径，一时丰碑巨碣 ，无不出其手；”陈道复：“从太史衡山文公游，涵泳磨琢，器业日进。凡经学古文，词章书法，篆籀画诗，咸臻其妙，称入室弟子。”陆师道“师事待诏 （文征明），刻意为文章及书画，皆入能品，”一时文氏书风，风行于世.
文征明卒于1559年，是“吴门四才子”中最长寿的一位，墓在吴县陆墓文陵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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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宠的《起居帖》裱边上清人沈梧的跋上曾提及姚涞：

  “王雅宜与陈石亭手简所云‘姚殿元者’，则慈溪姚涞，字维东，号明山也。中嘉靖癸未进士第一，历官翰林学士。”《皇明词林人物考》（卷七《姚维东》）当中有对于姚涞的较为详细的记载，公名涞，字维东，慈溪人也。总制尚书姚镆之子。状貌奇伟，资识过人。应正德丙子乡试。嘉靖癸未魁天下，授翰林修撰，为经筵讲官。积诚感悟，脱略词章。每进对称旨。历升春坊谕德。丁酉主北畿试，得士为多，人方以公辅期之，随以疾卒。
沈梧的跋当中引用了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中言及文徵明与姚涞的一段公案，曰：

衡山先生在翰林大为姚明山、杨方城所窘，时倡言于众曰：“我衙门不是画院，乃容画匠处此。”惟黄泰泉、陈石亭、马西玄与相得酬唱甚欢。而曰：“二人只会中状元，更无余物。” 10
又如《明诗纪事》对文徵明的感怀的按语，“何元朗《四友斋丛说》云……（因大致内容与上面引文一致，故从略），玩此诗意，元朗之说非虚矣。”当然，也有人对于姚涞持一种辩护的态度：
……闻者以为快心之论。然学士曾与孙太初、薛君、高子业相唱和。且闻山东李中麓富于藏书，特遣其子就学。即征仲去官日，恭送至张家湾，赋十诗送别，比之巍巍嵩华。至其《赠行序》，绎其词，倾倒为何如者，而谓学士有是言耶？金华吴少君诗“说谎定推何太史”，然则元朗乃好为诳语者。11
在《浪迹丛谈》卷六有专文《姚明山之诬》，夥录如下：
古今褒贬人物，比之于书，彼此传闻失实，是正人被诬，不胜枚举。然无关大可犹可也，若妄肆讥评，则大为不可。如我朝姜西溟先生先生有《姚明山学士拟传辩诬》一篇云……自钱虞山称快此言，载之《列朝诗选》，而明山后人未知也。余辛酉年以纂修之命，将北上。姚氏数人持东皋尚书父子传志见示，复出明山存集刻本；中有《送文衡山南归序》一篇，又《送衡山先生马上口占十绝》十首。……其知衡山也深矣。钱虞山不考，漫笔之书。近有史官自刻其稿者，复若其说于《拟传》，不重诬耶？明山可传，不独议礼一节，其居官屡有建白，据古证今，义正辞敷。惜其中年凋丧，不竟其志。而何氏谓今世遂无道及者。彼自不识明山，与明山固无损也。
又有董其昌在文徵明《永锡难老》的跋中提及这件事，曰：
衡山先生在翰林日，为龚用卿，杨维聪所窘。疑何良俊误以龚为姚耳。
        周振甫先生还考证出龚用卿其人的基本史料：
龚用卿，字鸣治，怀安人，嘉靖五年第一人及第。授修撰，历谕德，终国子祭酒，有《云冈选集》二十卷。
至如上文中清人沈梧则采取一种折衷的态度：
然衡山去官日，明山躬送至张家湾，赋十诗送别，比之“巍巍嵩华”。至其赠行序，略论衡山，直以鲁山明复为喻，其倾倒又如此。秀水朱检讨云：“元朗好为诳语，虞山尚书信何太史之说，遂不录明山诗，未免偏于信矣。”梧曰：“世人相交，先不投而后莫逆，古人所常有之。或先莫逆而后不惬，亦往往有之。如李中丞充嗣辈，爱衡山才，以贡生荐于朝奏，授翰林。姚、杨辈以画匠目之，而文先生未尝介意，盖人学问相区和如哉。”同治四年乙丑五月望日灯下识。无锡沈梧旭廷。
《静志斋诗话》中载有姚涞《送文衡山先生南归序》一文。因此文较长，仅录与本文主旨有关涉者如下：
自唐承隋蔽，设科第以笼天下士。爵禄予夺，足以低昂其人。于是天下风靡，士无可称其节者几八百年。然犹幸而有独行之士，时出其间，以抗于世。而天下之人，亦罔不高之。求之唐则无鲁山，于宋则孙明复……今之士如二子者，诚难其人，吾于衡山先生窃以儿子比之。而衡山所造，而又有出于二子之所未纯者。先生明经术以为根本，采诗赋以为英华，秉道义以为坛宇，立风节以为藩垣。盖尝闻之，却吏民之赙，以崇孝也，麾宁藩之聘，以保忠也；决猗顿之游，以励廉也；谢金、张之馈，以敦介也；不慑于台鼎之议，以遂其刚毅也，不溷于 亵之招，以植其坚贞也……
从上文我们可以感受到姚涞对于文徵明的知见之深，而绝不类前文中所引述的诋毁文字。在笔者看来，以下诸因素是促使文证明致仕之原因：
（1）       翰林待诏品秩之低微。据黄佐的著作《翰林记》所载：
……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从五品，初授奉训大夫，勋曰协正府尹。侍读侍讲正六品，初授承直郎，授儒林郎。编修正七品，初授承事郎，授文林郎……待诏从九品，初授仕佐郎，授登仕佐郎。
虽然对于文徵明来说，被举荐入朝可以说是一种殊荣，而且被举荐的人非常之少，并且从此改变了文徵明的政治地位并且每每诉诸于其画作的题跋当中，但是上文中所显示的信息表明待诏的职位处于翰林院中的最底层，而且文徵明并非由科考入仕。12另据黄佐的《翰林记》所载，翰林待诏的职权范围不外乎“凡遇上宣问文义以备呼召，编摩誊写等事，亦如之史官之职”。作为一位久历科考的生员，文徵明对于其职位的前途应该是非常了解的，虽然有明一代，特别是嘉靖以来特别重视翰林院中士子的培养，但是由贡生入仕基本上摆脱不掉充任地方的教谕的命运，并且几乎没有升迁之机。
（2）       吴中地区特有的“仕隐”观念的影响。
    明初苏州地区所遭遇的血腥的政治风暴是异常巨大而惨烈的。毫无疑问，这给当时乃至以后的吴中士人均投下了一层阴影。关于这一点历来为研究者所论及。并且文徵明受到乃师沈周归隐的生活方式的影响。并且我们可以从他撰写的《顾春潜先生传》13中可以感受到他对于“仕隐”观念的精彩论述与自然流露：
    或谓昔之隐者，必林栖野处，灭迹城市。而春潜即仕有官，且常宣力于时，而随缘里井，未始异于人人，而以为潜，得微有盭乎？虽然，此其迹也。苟以其迹，则渊明固常为建始将军，为彭泽令矣，而千载之下，不废为处士，其志犹在也。朱子《纲目》书曰，晋处士陶潜，与其志也。余与春潜亦云。
文徵明的作品多以所绘园林名称或主人字号为图名，以园林建筑及其间发生的人文活动为主题。较著名的有，为曾潜作《兰亭流觞图》，为白悦作《洛园草堂图》，为故中山王徐达的后代作《东园图》，为朝爵作《猗兰室图》，为华夏作的《真赏斋图》等。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吴中士人的归隐的风气。自然文徵明会深受影响。我们从其晚年的一些作品当中也可以感受到这种归隐取向。

     《明史·文苑三·文徵明》记载：“正德末，巡抚李充嗣荐之。会徵明亦以岁贡生诣吏部试，奏授翰林待诏。世宗立，预修《武宗实录》，侍经筵，岁时颁赐与诸词臣齿。而是时专尚科目，徵明意不自得，连岁乞归。”石守谦先生曾撰专文讨论文徵明智致仕之原因。14石先生论述的重点在于“左顺门事件”（即前所述“大礼仪”之争）中文徵明所处的较为尴尬的处境，文徵明当时处于翰林院对于大礼的态度的激进与保守的两个派别之间。问题的症结在于武宗暴卒，根本没有亲诏，所谓的遗诏根本就是暧昧，无法令激进的诸臣不疑；而对于保守派来说，遗诏之出本与新政重臣杨廷和、蒋冕等有关，自不肯否认遗诏的权威性。石先生进而提出问题的后果，“因此之故，当时争辩的双方已无妥协的余地，激进派遂于六月上疏论礼官欺罔士三事，且斥为朋党，而保守派诸臣则于七月戊寅有左顺门的哭谏”。15在《武宗实录》修纂完成以后，获赏或得赐的人员名单中，文徵明的名字排在与“监生秀才”等一列的位置，特别是在加官的名单当中，“虽监生秀才及办事吏各授职有差”，但文徵明仍居翰林院待诏而不迁。16
        聂崇正先生曾据两通文徵明的书札来进一步探讨文氏致仕之原因。17一为上海博物馆所藏的“致长兄札”，一为故宫博物院的“寓都下札”。前者当中向其兄叙述了赴京的过程以及入京之后的考选，以及附带的文奎托其办理粮役之事。聂先生推出文徵明的清介与他的不善交际，颇为可信；后者与石先生的观点一致并且提供了更为可信的史料佐证。在十册札中的“考试札”中，披露了文徵明在贡入南京国子学前已经关心“礼仪”事件者一细节。聂先生把文徵明致仕之原因归结为三：首先所任官品秩低微，此其一；文徵明性谨慎，不善交际，难于仕途之发展，此其二；寄希望于新登基的皇帝而被现实所击破梦想，此其三。这也与石先生的观点相和。不过正如笔者在第二部分中的论述，文徵明并非不善交游，他在京中并不乏知交，且其中亦有当时的权贵（如乔宇、林见素二公）。

华山论剑

不过，除以上诸因是促使文徵明致仕之原因外，笔者认为，文徵明虽力主经世而又恬淡自守的矛盾心理以及面对权贵而不曲阿的人生态度可能也是其中重要的原因。前文中所论及的《答李宫报书》中行文当中的不卑不亢的态度可以反映出，。石守谦先生在其文章当中提及文氏与当时的新贵张骢之间的关系，张骢曾得到文徵明父亲文林的赏识，而且在“左顺门”事件之后张骢与桂萼权倾朝野，两人在此时拉拢过文徵明，结果遭到拒绝。另外，嘉靖五年丙戌杨一清入阁，五月至京师，朝中诸官皆来谒见，文徵明独不见。18《文温州集》卷一中载《京口公馆柬杨应年》：
      清明寄依旧，旅馆正思君。春色计半去，江声来独闻。
畏寒犹宿火，移坐盼斜晖。咫尺睽离地，幽幽隔暮云。
文林与杨一清的交情在上面这首诗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文徵明回答杨一清的话语使得在场所有人都震惊而且更体现了他的倔强的性格。很自然地，与其说他失去了，毋宁说是他放弃了一次次的升迁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