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社科院院长）
追思，追什么？国学，学什么？传承，传什么？真、仁、达、善、美。说到这儿，我认为当今实现中国梦，没有核心价值观的支撑怎么可以？姚先生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个体现，是一种山西精神，是我们创新图强的楷模。
（山西省文联主席）
姚老的辞世，不仅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著名的学者、诗人、书法家，也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为人谦和的长者和老师。他不仅以他渊博的学识和诲人不倦的精神，为山西，为全国培养了大批的人才，而且他高尚的情怀和坦荡的人格感动着接触他的人。
（山西日报报业集团副总编辑）
我们媒体的责任，就是将大家的研究，将大家的成果，借助媒体这个平台，宣传开来，引起更多的人的兴趣，更多人的讨论，知识界和新闻界联手、互动，让国学不仅仅成为一种热潮，更成为每个人须臾不离的生活内容，让国学精神不仅仅是纸面上的文章，更成为每个人灵魂深处的底色。
一代鸿儒溘然长逝，留给我们无限追思。我们都在思慕着姚奠中先生的博学，都在景仰着他的为人。然而，我们真的了解他吗？在他传奇的一生当中，是否也有烦恼曾经困扰？是否也有毕生无法放下的心结？是否也有此生未完成的遗愿？
在姚奠中先生离开我们之后，通过弟子、门人、亲友的讲述，一个又一个的片段浮出水面，逐渐还原出一个更真实、更丰满的他。
“我这个家呀，是没有门槛的”
王东满是我省著名作家，曾经创作过多部小说、纪实文学，详述姚奠中先生生平的传记作品《姚奠中》，就是出于他手。
追思会上，已经七十多岁满头白发的王东满是唯一一位发言时全程站立的来宾。回忆起和姚先生的点滴过往，王东满的声音充满了哀思：“大家或许知道姚老曾经题赠过我一首七言绝句，其实姚老给我写那首七绝时，他还不认识我，他是看了作家出版社出的《王东满诗词书法集》后，即兴题写的。写成之后，他问他的学生、画家杨吉魁：‘王东满是不是山大毕业？’当他听说我不是山大毕业后，落款时题写了‘赠王东满学友’——我都无幸做姚老的学生，哪里敢做‘学友’啊！当时觉得姚老真是平易近人。”
在王东满受邀撰写《姚奠中》之后，他对于姚先生温和平易的特质有了更深的感受：“采写《姚奠中》一书时，在姚老的小书房，我与姚老相对而坐，同姚老开玩笑说，我过去一直不敢登门拜访，是以为您名望高，与一些高官显贵一样，门难进，脸难看。姚老听了此话，哈哈大笑，连连摇头说，我这个门呀，是没有门槛的。不分你是达官贵人，抑或是平民百姓，来者不拒，只要门铃一响，就叫开门，一视同仁，一样恭敬接待。后来，我还真验证过，只摁门铃，不通名报姓，果然每次不虚。我倒是因此担心，并提醒姚老说，万一有坏人……姚老还是哈哈笑着说，来我家者，无坏人。那种包容、大度、仁人之心溢于言表。”
包容大度、平易近人，是姚老一贯的作风。然而凡事都有两面性，拜访姚先生的人不算少，而姚先生也不愿将任何人拒之门外，于是难免应接不暇。这种感受，姚奠中先生没有和身边的任何人说起过，也许他担心给大家造成负担，只在信件中，透露过自己的心声。
也为应接不暇、门槛踏穿烦恼
在山西大学书画研究所研究员李星元的追忆中，我们第一次知道，姚先生也有烦恼：“我曾经问过姚先生两个问题，第一个问他有没有什么不高兴的事？他说，不让我上讲台是我不高兴的事情，当然那个时代离今天已经很遥远了。第二个就是问姚先生有什么遗憾吗？他说，我最大的遗憾就是在有生之年，没有按我自己的教学理念去办一所学校。
其实，姚先生的遗憾不仅仅如此。2009年7月2日，姚先生写了一封信，是写给章太炎的嫡孙章念驰先生的。这封信是李星元去发的，并不算是太私人的信件，在姚先生的允许之下，李星元有幸看过这封信。信里面，有一段话是姚先生真正的苦衷，他不愿意和弟子们说，不愿意和家人们说，不愿和拜访他的人说，只是和老师的孙子吐露。李星元看过之后，当时就忍不住落泪了，非常心疼老爷子。信里面有段话是这样写的：“我教书六七十年，局于‘功令’之内，很难有所作为。不愿随时俯仰，却终于无可奈何，又因为‘游艺’虚名，更陷于社会多方面的包围之中。终日应接不暇，大有门槛为穿之感。”这段话后面还跟着一个括号，里面的话出于庄子：“‘终身役役，而不见成功’，我之谓也。”李星元不算是姚先生的弟子，只可以说是他的门人，但有幸看到这封信，让他更了解了姚先生。
姚奠中先生一则希望潜心治学，二则不愿拒人门外。矛盾之中，充满了犹豫无奈之感。然而这种感觉却让我们觉得姚先生更加真实亲切，他不仅仅是一位学者先贤，他更是一个人，一个置身于社会环境之中，努力让自己在治学和做人之间达到平衡，有时也会吃力和烦恼的人。这样的人，和我们每个人一样。我们反而觉得这样的姚先生，更真实，更亲近，更易于追随。
没有人可以摆脱营营役役的苦恼，但营营役役之后，大多数人只是雪泥鸿爪，但姚先生却是银钩铁画，力透纸背。
李星元对于姚奠中先生的理解也是如此，他说：“先生的人，先生的文，先生的字是非常一致的。人是文的根本，文是字的基础，字是人的再现。”姚先生走后，李星元怅然若失，曾经和姚先生共同经历的一个个片段时时浮上心头：“去年四月份，中央电视台来采访老爷子，当时让在座的弟子门人都说一句话，祝愿百岁恩师。我当时说的话是，姚先生是一盏明灯，只要这盏灯亮着，我就永远不会感觉孤单。但是现在，我觉得很孤单。”
“只要我说的对，领导也会听我的”
在姚奠中先生的一生当中，也有过受冤屈、当右派的经历。只是这个“右派”，姚先生自己也当得糊里糊涂。在追思会上，王东满提起了先生当年当“右派”的经历：“当时姚先生是山大九三学社的一名记录员，大家发言，他记录。结果‘反右’开始，这份记录中因为有一些对共产党不敬的言论，就找上了姚奠中先生。先生详细解释，说这份材料只是我记录的，不是我发言的。结果到了晚上，材料中记录的一些发言人找到了姚先生，对他说如果他不承认是自己写的，那么这么多人就都要被划为‘右派’。如果姚先生承认是自己写的，那么就替大家当了右派。看到这么多人开口相求，姚先生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替大家成了‘右派’。”
事关一己荣辱，姚先生并不那么较真，当“右派”就当“右派”，替大家就替大家。好在姚先生平时人缘好，虽然被扣了“右派”的大帽子，但并没被发配到干校或农场去劳教，也是不幸中的大幸。更戏剧性的是，学生们认可姚老，上课时，齐声要求：我们要“右派”给我们上课！让校方颇为尴尬。
在王东满给姚老写传时，提及这段经历，问要不要把当年非要“整”他的人写进去，姚老摆摆手说：唉，那都是那个年代的政治环境和背景造成的，不用提了。
但在姚奠中的弟子、九三学社山西省常委牛贵琥的眼中，这么随和宽容的姚先生却极讲原则：“姚先生是章太炎先生的学生，章太炎先生首先是革命家，其次才是学问家。学习继承姚先生的遗志，要关心社会、关心人生，其次才是做学问，这两者是相通的。他一直坚持的是坚定的信念和一身傲骨。姚先生曾经和九三学社的领导谈过几次，提议说要听大家的意见，不要听少数人的意见。一般人可能会说，你和领导争什么？姚先生却说，我坚持的是真理。只要我说的对，领导也是会听我的。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原则问题上绝对不含糊。”
当然，只要不触及原则，姚先生对事对人，可用通达一词来形容。牛贵琥又谈起了这样一件往事：“现在很多人打着国学的旗号，各种大师称号，做这做那。我曾经和姚先生说起过，都不好意思和别人说我做国学了。姚先生说，庄子说得清楚，连仁义都能被人偷掉，国学难道不能被人偷掉吗？我说那怎么办？他说，你看吧，过上几年，他们就不折腾了，因为没听众了。必须让群众有一个自我提高的过程，等他们提高了之后，就会按照正确的路子去走了。所以说，姚先生有一个很通达的眼光，有一种积极的心态，有一种乐观的态度，来对待政治、对待社会、对待人生。”
通过这些言语片段，世人不难发现，姚先生这样一位老人，真实得可亲，烦恼得可爱，耿直得可敬。他虽至百岁高龄，却仍怀赤子之心。不愿雕琢粉饰自己，不愿以敷衍之心对人。姚奠中先生的质朴纯粹，已经随他一同远去。
本报记者 康少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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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黎云：历览风云百载身，雄才海内第一人。章门弟子何曾傲，恒岳苍松谁不尊？经史子集八斗越，诗书画印四绝臻。巨椽搁砚惟闻墨，香透千山万代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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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潞人兄：大学四年无缘聆听教诲，引为憾事。然上世纪90年代中期，和一位同乡前辈前去求字，请先生为家乡在并人名录题字，家人对于未事先预约登记有芥蒂，先生却摆摆手曰：无妨。当场欣然题字（先生年谱中当有确切日期记载）。此事终生铭记，可惜那份原稿不知落在谁的手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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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灭孤星：他一直这样要求弟子们：为解决问题而学习。这样的话，涉及的面很宽，只要你立足于社会，立足于国家的命运，立足于民生，改善整个文化，那么你从事什么研究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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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17 10:09: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