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首耳熟能详的歌曲，都蕴藏着动人的故事。有人说，老歌里住着回忆。当熟悉的旋律在耳际响起，便回想起那流逝的岁月。
《北京的金山上》是根据一首藏族民歌改编而成的，编创者马倬让这首歌闪耀出动人的光芒。此外，《唱支山歌给党听》的作曲者朱践耳也为这首歌赋予了别样的色彩。
马倬 《北京的金山上》的编创者
说起《北京的金山上》，相信很多人都不会陌生，但谈起这首歌曲的作者，却很少有人熟知。马倬就是《北京的金山上》的编创者，说起这首歌的由来，还有这样一个故事：1960年，马倬进藏，当时他所在的团里有一位歌唱演员常留柱，有一天晚上，常留柱急匆匆地来到马倬家，给其唱了一首藏族民歌，这首民歌的旋律原是山南地区的祝酒歌，全国解放后，当地一位名叫扎西的老艺人将其重新改编，并命名为《北京的金山上》。马倬听到常留柱的演唱后，产生了很浓厚的兴趣，于是他对歌曲进行了改编，在原民歌前加了两句前奏音乐，又对歌词进行了修改。改编以后，常留柱就成为了这首歌的首唱者，多次在西藏演唱，受到了广大听众的热烈欢迎。
1964年，全国文艺汇演在北京举行，按规定必须是业余歌手参加，常留柱却是一位专业歌手，于是重新选定了一位叫雍西的业余歌手来演唱此歌，雍西就成为了这首歌的第二位演唱者。她在北京的演唱大获成功，并且受到了周总理的称赞。周总理还亲自对最后一句歌词作了修改，把“我们迈步走向社会主义幸福天堂”改为“我们迈步走在社会主义幸福的大道上”。
雍西传唱了几年以后，一直到1972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到西藏录音，建议此歌由藏族歌唱家才旦卓玛来演唱，并建议再增加一段歌词。于是，马倬又在第一段词的基础上填了第二段词。才旦卓玛这时已是著名歌唱家，她结合藏族传统民歌、藏戏等的演唱风格加以复唱后，《北京的金山上》就成了西藏的经典歌曲，从百万翻身农奴的心里飞出来，传遍大江南北。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才旦卓玛版的《北京的金山上》是先用汉语唱一遍，再用藏语唱一遍，热爱此曲的人们不断跟风，在歌词上标注藏语的发音，如同学生学英语一样，也是当年的一大奇特现象。
也许是太熟悉的缘故，人们不假思索，张口就来，很少有人去想这个问题。北京哪来的金山？北京天安门广场前面倒是有一道水渠，被人们称为“金水河”，但“金山”分明与之并无关系。细细思忖，既然此歌源于藏族民歌，而藏民族是一个尊重山的民族，在他们的心目中，雪山永远是神秘而崇高、巍峨而吉祥的。山，在淳朴的藏族人民心中具有图腾的意义，他们想象伟大领袖毛主席居住的北京城，一定有着比他们敬仰的雪山还要更加美好的山，那会是什么山呢？当然就是金山了。《北京的金山上》应该就是这样产生的。
他，是一名矿工，却写出了《唱支山歌给党听》的小诗，灵感来自矿工的顺口溜；后来“山歌”署名“蕉萍”发表后，雷锋曾把其中两段八行抄在日记里，因此辗转流传……
他，读《雷锋日记》时，兴奋地为“山歌”谱曲，并为它加上标题叫《雷锋的歌》；20年间，他写出了10部属于中国人自己的现代交响乐……这就是《唱支山歌给党听》的词曲作者姚筱舟与朱践耳。
从上世纪50年代的《唱支山歌给党听》到60年代的《接过雷锋的枪》，从70年代的《第一交响曲》到今天创作出10部中国现代交响乐，朱践耳一直没有停止过创作的脚步。
朱践耳并非出自音乐世家，3岁丧父的他自小就生活在与世隔绝的家庭环境中，这造成了他内向和自闭的性格。
初三时，朱践耳遇到自己“音乐上的启蒙人”，这个和他交往甚密的同班同学，不仅让朱践耳认识了生活，还让他真正认识了音乐。一次两人去听音乐会，同学回来后马上就会凭记忆弹奏贺渌汀的《牧童短笛》。朱践耳说：“他居然能记住每一个旋律，然后流畅地在钢琴上弹奏，我就站在一边痴痴地听。”此后朱践耳开始自学钢琴，同时参加了石人望（著名口琴家）的学习班。
高中毕业后，朱践耳没有如父母期待的那样学土木工程，而是作出了一个令周围人惊讶的决定——学音乐。而当初引领他入门的那个同学因为现实的压力已经抛却了最初对音乐的理想，反过来给了他一瓢冷水：“搞音乐要饿死的。”但内向而执着的朱践耳不为所动，他只身上路了。
没有受过科班式专业教育的朱践耳，凭着自己丰富的生活经历和民族音乐素养，开始了他一生中第一个创作的黄金期。他的代表作之一管弦乐《节日序曲》也是完成于那个时期，这部作品还被苏联国家广播电视台作为永久保留曲目收藏。“聂耳的梦”，似乎慢慢在他的笔下清晰起来。当1960年朱践耳回国的时候，他带回的是一个中国交响乐的梦想。
1963年，朱践耳从《雷锋日记》中发现了《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歌词。朱践耳怀着对雷锋的崇敬之情为之谱曲，并交给在上海音乐学院深造的藏族女歌手才旦卓玛演唱。在上海首演获得空前成功，才旦卓玛和朱践耳一举成名。歌曲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传遍了大江南北。
1981年，60岁的朱践耳开始提着简陋的小录音机走乡串寨，收集西藏、云南、贵州等少数民族的音乐，记录那些玄妙而天然的音符。
朱践耳深深感到民间音乐的多样性和兼容性，采风回来之后，他就写了组曲《黔岭素描》。
后来，朱践耳又分别在云南、西藏长年生活，他发现在民间音乐中，多调性是普遍存在的，这与西方现代作曲技巧不谋而合，这种“不谋而合”在朱践耳看来也并不非于偶然。“现代技法有不少就是来自民间音乐，特别是东方的音乐。西方19世纪的欧洲和声、配器与民族音乐格格不入；而比较陌生的、听来不顺耳的近现代西方作曲技法，反倒和我们的民间音乐有不少相通之处。”朱践耳也因此找到了某些现代作曲技法的“根”。
姚筱舟，1949年5月他参加了解放军。1954年，赴朝参战的姚筱舟回国后，来到陕西某矿务局担任宣传、秘书工作，随后他调任某煤矿任技术员。
姚筱舟下井后，常常倾听老矿工吟唱高亢的陕北民歌。姚筱舟的心弦被拨动了，他鼓起勇气提笔写诗，并取了个与矿名同音的“蕉萍”为笔名。那是一个诗潮涌动的岁月。1958年的一个深夜，在一盏昏黄的油灯下，姚筱舟思绪万千，一口气写出了三首矿工诗，其中一首就是《唱支山歌给党听》。
正是有了姚筱舟、朱践耳的强强联合，《唱支山歌给党听》才有了独特的魅力，而通过无数人的传唱，这首歌才更具时代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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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2-19 15:17: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