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 桐城派三祖的整理

姚波

桐城派三祖的整理

来源 国学数典论坛

方苞(1668-1749)：
                字鳳九，一字靈皋，晚號望溪，安徽桐城人，世居金陵。
                高祖、曾祖為明朝官吏。父親方仲舒為監生，沒有做官，好讀書，善作詩，與方文、錢澄之、黃岡二杜(杜溶、杜岕)唱和。
                長兄方舟長三歲，以八股文負時名，對方苞產生影響。方苞對《史記》研習就是受到長兄的影響。
                未成童已能背誦《易》、《詩》、《書》、《禮記》、《左傳》。
                康熙28(1689) 22 補為桐城縣學生員，受知於學使高齋。
                康熙30(1691) 24 隨高齋入京，成為太學生。文章得李光地(1642-1718)、韓菼(音「坦」)(1637-1704)的賞識。交前輩學者，史學家萬斯同(1638-1702)，萬勸他除了古文，也可學習經書。受劉言潔、劉拙修的影響，讀宋儒之書，醉心程朱理學。二十五歲時與姜宸英(1628-1699)、王源(1648-1710)論行身祈向說：「學行繼程、朱之後，文章在韓、歐之間。」成為他一生的目標。
                其後幾年，在涿郡、寶應等地開館授經，兩應順天鄉試，未售。
                康熙38(1699) 32 江南鄉試解元。後，兩應禮部試，未售。
                康熙42(1703) 36 交李塨(1659-1733, 字剛主，別號恕谷)，談格物，意見不一。回金陵，居由正街故宅之將園。
                康熙45(1706) 39 入京，與李塨仍談不相契，禮部試第四名，然母親病重，南歸，未應殿試。
                康熙50(1711) 44 冬，南山集案，因為南山集寫序，牽連入獄。
                康熙52(1713) 46 出獄，因李光地幫忙，並因文名在外，康熙皇帝在康熙51年，將朱熹由孔廟東廡先賢之列，成為大成殿十哲之次，理學成為官方思想，康熙看中了他的文章。因而手批：「戴名世案內方苞學問，天下莫不聞。下武英殿總管和素。」命方苞撰《湖南洞苗歸化碑文》、《黃鐘為萬事根本論》、《時和年豐慶祝賦》，並大加讚賞，稱「此即翰林中老輩兼旬就之，不能過也。」命白衣入南書房，但家族仍與沒入旗籍。
                前十年，教諸皇子，編校樂、律、曆、算諸書，期間主要致力於《春秋》、《周官》研究。
                康熙61(1722) 55 武英殿修書總裁。
                雍正10(1732) 65 翰林院侍講。
                雍正11(1733) 66 編《古文約選》。
                乾隆年間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席庶吉士，一統志館總裁、皇清文穎館、三禮義疏館副總裁，經史館總裁。
                乾隆2 (1737) 70 告老請解侍郎，仍留原銜教席庶吉士。
                乾隆3 (1738) 71 奉詔編《四書文選》。
                乾隆4 (1739) 72 受彈劾落職，命仍在三禮館修書。
                乾隆7 (1742) 75 辭去職務，回居南京。
                乾隆14 (1749) 82 8.18南京居所去世。
                程朱理學表現在「學」、「行」兩方面。
                與顏李學派爭論(顏元(1635-1704)，字易直，又字渾然，號習齋、李塨、王源)。方苞跟他們交情深厚，甚至與李塨易子而教。對於他們學派的本質是肯定的，說：「顏李重實行，以餘事習六經，程朱以性命之理為本，然後發之於行事，施行於天下，故顏李未嘗廢學，程朱未嘗廢行。」
                雍正後期及乾隆年間，方苞官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等職，其間多次上奏章，提出關於國計民生的建議，因此李塨說他的文章「講求經世濟民之猷。」
                義法是方苞論文的核心，也是桐城派文論的基礎。方苞認為「義法」自太史公發之，引用《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約其文辭，治其繁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從這段文字可以看出，義法的兩種意義，一是強調文章條理精密，語言簡練。二是寓有褒貶，與所要表現的思想內容是密切相連的。這就是方苞「義法」說的基礎。《又書貨殖傳後》：「《春秋》之制義法，自太史公發之，而後之深於文者亦具焉。義即《易》之所謂『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謂『言有序』也，義以為經而法緯之，然後為成體之文。」他說義就體現在法之中，法是義的具體表現，因此「法以義起而不可易者。」，所以兩者是密不可分的。義法有如下多層含意：
                        1. 指文體對寫作的規定和限制：「諸體之文，備有義法。」
                        2. 對文章材料取捨詳略提出的要求：文章的重點，內容的取捨，左傳之精於義法在於能識詳略之義。方苞：「其詳略虛實，措注各有義法。」
                        3. 指文章的開合起伏，脈絡呼應。
                        4. 力求雅潔的文風：方苞提倡典雅、古樸、簡約的文風。方苞門人沈廷芳傳方言曰：「南宋元明以來，古文義法不講久矣，吳越間遺老由放恣，或雜小說，或沿翰林舊體，無一雅潔者。古文不可入語錄中語，魏晉六朝人藻麗俳語，漢賦中板重字法，詩歌中隽語，南北史佻巧語。老生所閱《春秋》三傳、《管》、《荀》、《莊》、《騷》、《國語》、《國策》、《史記》、《漢書》、《三國志》、《五代史》、八家文，賢細觀當得其概矣。」
                雅潔也指內容上的簡練，《史記評語‧絳侯周勃世家》：「子厚以潔稱太史，非獨辭無蕪類也，明於義法，而所載之事不雜，故其氣體最潔也。此意惟退之得之，歐曾以下，不能與於斯矣。」《書周官大司馬四時田法後》：「聖人之文，盡萬物之情而無遺者，不以其詳，以其略。」「使以晚周、秦、漢人籍之，則倍其文，尚不足以詳其事。經則略舉互備，括盡面無遺，是之謂聖人之文也。」可知他尚簡尚潔原出於規摹經史。《古文約選‧凡例》中也說：「古文氣體，所貴清澄無渣。」
                方苞的散文創作與其理論是相一致的。他的文章結構嚴密，重視取材的精當。如他為孫其逢所作的《孫徵君傳》就貫徹了「所載之事，必與其人之規模相稱」的主張。方文以白描代替藻繪，以寫實代替摹仿，以靜重和平代替飛動嫖姚。方文可以說是收斂的、內向的，表現了一種凝重簡樸的審美理想。平心而論，方文氣勢孱弱，文采貧乏，不可謂不是缺陷，然其文精煉平實，澄清淡雅，在當時不無矯正時風的作用。劉開說的好：「望溪豐於理而嗇於辭，謹嚴精實則有餘，雄奇變化則不足，亦能醇不能肆之故也。」
                義法、雅潔。闡道翼教、清真雅正。道重於文。
                方傳：劉大櫆、沈彤、雷x、沈庭芳、王又樸、王兆符、陳大受、李學裕。
                恆慕義編的《清代名人偉略》在論及方苞時就說：「方苞之所以受推崇，是因為他官高、年長、飲譽海內，也因為他是位皇帝稱許的古文與八股文名家，這與他是桐城人毫不相干。」
        劉大櫆(1698-1779)：
                字才甫，一字耕南，號海峰，桐城東鄉陳家洲人。
                桐城三祖之一。但不在傳承，而在變化、擴大。《國史‧文苑傳》：「大櫆雖游方苞之門，所為文造詣各殊。苞蓋擇取義理於經，所得文者義法。大櫆并古人神氣音節得之，兼集莊、騷、左、史、韓、柳、歐、蘇之長，其氣肆，其才雄，其波瀾壯闊。嘗著《觀化》篇，奇詭似《莊子》，其他言義理者又極醇正，詩能包括前人，熔諸家為一體，雄豪奧秘，揮斥出之。」
                曾祖劉日燿，明朝崇禎歙縣訓導，祖父、父親都是諸生。
                康熙50(1711) 14 與諸兄受業於吳直，馬其昶的《桐城耆舊傳》說他的老師是吳直。
                青年時期，有建功立業的抱負，寫下：「少年負勇氣，志在立功勳，懸旌蔽白日，揮劍摩青雲。」「不惜微軀損，但令王愾彰，生則為國幹，死當為國殤，豈學凡夫輩，徒牽兒女腸。」可見得他個性慷慨豪爽，與他暢達明快的文風有關。與邑人張閑中、姚范(1702-1771)、葉酉相交。
                雍正4 (1726) 29 應舉上京師，達官貴人們驚奇他的文章，已為一代宗師的方苞說：「如苞何足算耶？邑子劉生乃國士爾。」比之韓歐，因此劉的名聲鵲起，但本無師弟之誼。
                雍正7 (1729) 32 登副榜。
                雍正10 (1732) 35 登副榜。
                乾隆1 (1736) 39 受方苞推薦赴京參加博學鴻詞科的考試，卻被同鄉大學士張廷玉黜落，據說張旋即反悔，但無法挽回。
                乾隆15 (1750) 53 受張廷玉推薦入京應經學考試，但次年張去位而作罷。
                乾隆19 (1754) 57 去武昌，後入浙江東武竇公幕
                乾隆26 (1761) 64 授與夥縣教諭，在此任上結交了程瑤田(1725-1814，字易田)、方晰原、吳韓封、吳紹澤(蕙川)等結交，並廣收弟子。
                乾隆31 (1766) 69 歸樅陽，在樅陽江畔講學，直至去世，對桐城派傳播起了重要作用。
                劉對姚鼐的影響大於方苞，姚鼐在《劉海峰先生八十壽序》說：「有所法而後能，有所變而後大。」法說方苞，變說劉大櫆。
                劉大櫆的哲學思想在桐城派文人中最富有個性色彩，與一般桐城作家恪守程朱理學不同，他認為不存在冥冥之中主宰自然與人事的「天」，他的《天道‧下》：「天無心也，其禍福偶中之於人，而與其人之善不善，未必果以類應也。」這反映了劉的哲學思想中具有唯物主義自然觀的因素，另一方面也體現了他對現實中是非顛倒、果報不明的憤憊之情。劉承認萬物的本源是物質的，因而與理學家的復古思想不同，他認為一切事物都處在不停的變化發展之中，曾說：「天地之變化，萬變不窮。」反對一成不變，抱殘守缺。
                他的「變化」思想表現在每個地方。人生：「人生如逝水，一往不復回，前者汩汩去，後者悠悠來。」學術：他抨擊是丹非素的門戶之爭，認為洛蜀之黨，朱陸同異都是無謂的攻訐，他正是從天下事物無一不變的立場出發，提出「天下之理不能以一端盡。」，對於文學，《論文偶記》：「文貴變。」社會制度：《答周君書》：「世異則事異，時去則道殊。」
                他承認人的合理慾望，主張不要違逆人情，這就與理學家「存天理，滅人欲」格格不入，提倡在考慮他人利益的前提下滿足自己的需要。
                《論文偶記》表現劉的文學主張，其中關於「神氣」、「音節」的理論，是對散文的藝術規律、藝術特點的總結，對後世的桐城派作家起了很大影響。
                神氣：劉大櫆論文首推「神氣」，他說：「行文之道，神為主，氣輔之。」他主張以神為主，氣隨神轉，神是文章賴以存在的核心和內涵，而氣則是他的外在表現，神與氣的結合便是指文章的精神氣勢。
                神氣是指作品的神采風貌，氣勢韻味，是屬於藝術範疇的因素，他有別於作品的內容。對於文章的內容劉提出義理、書卷、經濟三個方面，也就是理學、考據學與經世之學，這就比方苞單純提倡宋儒之學較為寬廣，並開啟了姚鼐義理、考據、文章三者合一的理論。他比喻神氣音節猶如工匠的本領技術，義理、書卷、經濟即是材料。
                「神氣」、「音節」、「字句」：「神氣」是文之最精處，音節是文之稍粗處，字句是文之最粗處。「蓋音節者，神氣之迹也，字句者，音節之矩也。神氣不可見，於音節見之，音節無可准，以字句准之。」神氣由音節、字句表現出來，把抽象的藝術概念與具體的表現方式結合起來。後來姚鼐的「神、理、氣、味、格、律、聲、色」八字論文主張根源於此。劉：「音節高則神氣必高，音節下則神氣必下，故音節為神氣之迹。一句之中，或多一字，或少一字，一字之中，或用平聲，或用仄聲，同一平字仄字，或用陰平、陽平、上聲、去聲，入聲，則音節迥異。故字句為音節之矩，積字成句，積章成篇，合而讀之，音節見矣，歌而詠之，神氣出矣。」
                這種以音節求神氣的方法，成為桐城派代代相傳的不二法門。姚鼐：「詩古文各要從聲音證入，不知聲音，總為門外漢耳。」因而他提倡誦讀，「急讀以求其體勢，緩讀以求其神味」。方東樹提倡「精誦」。張裕釗標榜「因聲求氣」。林紓說：「古文中亦不能無聲調，蓋天下之最足動人者，聲也。」
                劉的散文以氣勢雄勁、音調高朗見長，與他自己注重神氣音節的理論相契合。劉亦擅長利用白描的手法，長於捕捉細節而情深語淡的寫作手法，這是來自歸有光的散文藝術，故張惠言：「海峰之文有學《莊子》、《史記》，為之者弗至也，學歐陽、王介甫，為之時至焉，學歸熙甫，轍至焉。」劉之文弊病在於擬古太似。吳德旋《古文緒論：「其摹諸子而有痕跡，非上乘也。」方宗誠：「學古得其神，特迹未化耳。」
                承上啟下，文重於道
                劉傳：姚鼐、王灼、吳定、程晉芳入室弟子。朱子穎、錢魯斯、金榜、張敏求。陽湖派惲敬、張惠言受其影響。
        姚鼐(1731-1815)：
                字姬傳，又字夢谷，以書齋名惜抱軒，故學者稱惜抱先生。
                被認為是桐城派集大成者。姚瑩《惜抱先生行狀》：「自康熙朝，方望溪侍郎以文章稱海內，上接震川，為文章正軌，劉海峰繼之益振，天下無異詞矣，先生親問法於海峰，海峰贈序許之，然先生自以為得為文，又不盡用海峰法。故世謂望溪文質，恆以理勝，海峰以才勝，學或不及，先生乃理文兼至。方、劉皆桐城人也，故世言文章者稱桐城云。」
                可見姚鼐能兼方、劉之長，致使桐城派之名得以確立，門庭日益張大，桐城後學大多出於惜抱之門。
                高祖姚文然，康熙年間官至刑部尚書。
                曾祖父姚士基做過湖北羅田知縣。
                伯父姚范，進士及第後為翰林院編修，當時以貫通經史著名。
                父親姚淑，終身未仕。
                雍正9(1731) 1 出生
                姚鼐自幼嗜學，伯父姚范某次問他的志向，他回答說：「義理、考證、文章，缺一不可。」於是姚范授以經學。
                姚范的朋友劉大櫆、葉酉經常到姚家聚會，姚范最寵愛姚鼐，每次朋友來都讓他在一旁聽大人談話，而姚鼐似乎也特別喜愛劉大櫆，等客人回去後，他便模仿劉的衣冠模樣來玩耍。後來他便從劉大櫆學古文，並表現出非凡的天資。
                乾隆15(1750) 20中了江南鄉試，自此以後，屢試禮部，但為中，但在京城認識了王文治、朱子穎、朱筠、程晉芳等人。
                乾隆28(1763) 32中進士，受庶吉士。
                乾隆31(1766) 35散館，任兵部主事。後改禮部儀制司主事。
                歷任山東鄉試副考官，湖南鄉試副考官，恩科會試同考官，知名的學者孔廣森與和珅當權時剛直不阿的錢澧即出其門下，後又遷刑部廣東司郎中。
                乾隆38(1773) 43開《四庫全書》館，姚鼐受劉統勳、朱筠的推薦入管充纂修官，當時非翰林出身的纂修僅有八人，其中以姚鼐、戴震、程晉芳、任大椿最有名。
                乾隆39(1774) 44冬辭官歸里，有四種說法說明他離開的理由：
                        1. 姚瑩《惜抱先生行狀》說他因為劉統勳的去世，他才「決意去，遂乞養歸里。」
                        2. 翁方綱《送姚姬傳郎中歸桐城序》說他「以養親去」
                        3. 姚鼐自己《復張君書》：「以疾歸」
                        4. 姚瑩的《惜抱先生行狀》曾點出問題：當日四庫館內「纂修者竟尚新奇，厭薄宋、元以來儒者，以為空疏， (手立口)擊訕笑之不遺餘力，先生往復辯難，諸公雖無以難，而莫能助也。將歸，大興翁覃溪學士為敘送之，亦之先生不再出矣。」姚鼐篤守桐城家法，一尊宋儒之學，顯與館內之戴震、紀昀等論學相左，故後人以姚鼐與紀昀學術上的分歧為四庫館內漢宋學派的對立。可見學術上的與同僚不合是引退的主要原因。
                自乾隆42(1777) 47 到姚鼐去世為止，姚鼐以治學與教書為業，家境並不富裕，先後主講過揚州梅花書院、安慶敬敷書院、歙縣紫陽書院、南京鍾山書院，因而他的弟子遍及大江南北，其中最著名的有管同、梅曾亮、方東樹、姚瑩(姚門四弟子)、劉開、陳用光、吳德旋等。
                嘉慶15(1810) 80 與著名學者詩人趙翼重赴鹿鳴筵宴，詔加四品銜，可以說是他一生中最高的榮耀。
                嘉慶20(1815) 85 9.23逝世於江寧書院。
                他生活的時期是漢學大盛的時代，但姚鼐恪守桐城家學，以宋儒之學為治學根本，不滿齗於考據的漢學家，成為當時宋學派的代表。他攻擊漢學，批評漢學風氣是捨本逐末，搜細遺巨，反之，對宋儒則十分推崇，以為「宋之時，真儒乃得聖人之旨，群經略有定說。但姚鼐對經史訓誥之學也未嘗輕視。
                姚鼐還長於作詩，書法造詣深厚，當時的書法家王文治，翁方綱都是他極好的朋友。
                與姚鼐的學術思想相一致的是他提出了義理、考證、文章三者不可偏廢的主張。其《述庵文鈔序》：「余嘗論學問之事，有三端焉。曰：義理也，考證也，文章也。是三者，茍善用之，則皆足以相濟，苟不善用之，則或至於相害。今夫博學強識而善言德行者，固文之貴也，寡聞而淺識者，固文之陋也。然而世有言義理之過者，其辭蕪雜俚近，如語錄而不文，為考證之過者，至繁碎繳繞，而語不可了當。以為文之至美，而反以為害者，何哉？其故出於自喜之太過，而智昧於所當擇也。夫天之生才，雖美不能無偏，故以能兼長者之貴。」
                姚氏所謂的義理就是指立言之旨，主要是指儒家的經義，尤其是程朱理學。
                所謂考證，就是要求材料確實，實事求是，這樣就充實了文章的內容，他不排斥考證，但反對過於深入，而使文章過於龐雜，《與陳碩士》：「以考證累其文則是弊耳。以考證助文之境，正有佳處。」
                所謂文章就是要求講究行文的字句章法，力求將文章寫得明白暢達，富於韻味。
                「道與藝合，天與人一」的理論。他認為文章只是藝，藝必須與道相結合，而這種結合通過人的內在修養來完成的，姚鼐以為文人首先應重視道德學問的涵養，具有高尚的品格，然後發為詩文，便能使文與道相合，達到完美的境界。這種自我完善的過程，姚鼐稱作「天與人一」，「天」是指作者的性格、才氣，「人」是指作者的修養、學力，學問深厚便可進而至於道，故「天與人一」即指作家先天的稟賦、才能要與後天的學力相結合，由此便能達到「道與藝合」。
                在文學批評上，姚鼐主張陽剛陰柔說。《復魯絜非書》：「鼐聞天地之道，陰陽剛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陰陽剛柔之發也。惟聖人之言，統二氣之會而弗偏。然而《易》、《詩》、《書》、《論語》所載，亦間有可以剛柔分矣。值其時其人告語之，體各相宜也。」他進而指出了這兩種美的形成是基於作者的才性與氣質，所謂「觀其文，諷其音，則為文者之性情形狀舉以殊焉」。他就指出了藝術風格與人格的統一。對陽剛、陰柔兩者，姚鼐強調了他們之間相輔相成的關係。在一篇作品中，不可以「一有一絕無」，但兩者又不能沒有偏勝，正是由於在不同的文章中這兩者的多寡不均，消長有別，所以造成了千差萬別絢麗多彩的藝術風格。在陽剛、陰柔二者之間，姚鼐更嚮往前者，儘管他自己的文風偏於陰柔。姚鼐關於陽剛陰柔的理論被桐城派文人廣泛接受，影響極大。曾國藩提出「古文四象」、「八字之贊」。張裕釗以「神、氣、勢、骨、機、理、意、識、脈、聲」與「味、韻、格、志、情、法、詞、度、界、色」二十字分配陰陽。
                道文兼重。桐城派集大成，完成理論體系。
                姚鼐的傳記墓誌銘結構謹嚴，其中雖有像朱筠、方觀承、袁枚這樣的名人，也有名不見經傳的普通人，但姚鼐都寫得明白暢達，不僅能勾勒出人物的生平事蹟，而且可見出人物的精神面貌。
                古文辭類纂：選錄戰國至清代古文辭賦彙編。初稿於乾隆四十四年，幾經修改，至臨終才將定稿交於幼子姚雉。姚氏一生的論文宗旨與作文門徑都於此書中有所表現。因此後代桐城派作家都將此書奉為寶典。方東樹《答葉溥求論古文書》：「此編之纂，將以存斯文於不絕，紹先哲之墬緒。」吳汝綸《與李贊臣書》：「欲通中文，則姚氏此書固徹上徹下而不可不急講者也。」
                共選文713篇(康本)，分論辯、序跋、奏議、書說、贈序、詔令、傳狀、碑志、雜記、箴銘、贊頌、辭賦、哀祭十三類。這種分類是根據文章的功用而定的。後來曾國藩《經史百家雜鈔》、黎庶昌《續古文辭類纂》、吳曾祺《涵芬樓古今文鈔》皆是如此分類。
                選錄的標準為醇雅，選擇的作家如方東樹《答葉溥求論古文書》說：「往者姚姬傳先生纂輯古文辭，八家後於明錄歸熙甫，於國朝錄望溪、海峰、以為古文傳統在是也。」
                序文體現了姚鼐論文的精髓，首先提出了「當」，就是指言詞的切實合理。其次提出了「神、理、氣、味、格、律、聲、色」八字論文之訣，他說：「凡文之體類十三，而所以為文者八：曰神、理、氣、味、格、律、聲、色。神、理、氣、味者，文之精也，格、律、聲、色者，文之粗野。然苟捨其粗，則精者亦胡以離焉？」姚鼐以為抽象的神、理、氣、味要通過具體的格、律、聲、色來把握和理解，並進一步要求在領悟神、理、氣、味之後，能擺脫格、律、聲、色的束縛，創造出自己獨特的風格。達到「御其精而遺其粗者」的境界。因此他不滿形式的模仿，盛讚韓愈效法古人能遺貌取神。
                現存的《古文辭類纂》有三個系統：
                        a. 嘉慶末年姚鼐弟子康紹鏞用李兆洛本刻於廣東的「康本」，七十四卷，是姚氏中年的訂本，被翻刻最多。
                        b. 道光五年，吳啟昌於江寧刻之本，經梅曾亮、管同、劉欽校刊的「吳本」，為姚氏晚年的訂本，康本的二十二卷分成兩卷，為七十五卷。
                        c. 滁州李承淵自桐城蕭穆得姚氏晚年圈點本，此本由姚鼐晚年傳幼子姚雉，由姚雉傳蘇惇元，並參考康、吳兩本，於光緒二十一年開刻，為「求是堂本」。
                後來有黎庶昌、王先謙各有《續古文辭類纂》。黎選前部分為曾國藩《經史百家雜鈔》選錄，後半增清人古文。王選則限於清代桐城、陽湖二派之文。近人有蔣瑞藻的《新古文辭類纂》，所選多為晚清、民國之古文。
                交遊：程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