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为人知的原人大副委员长姚连蔚

姚波

鲜为人知的原人大副委员长姚连蔚


历史就是这样喜欢开玩笑，本该无声过去的，却让他上天入地走了一遭；本该医人的，却让他去医国


    1975年1月17日，拖延了五年之久才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选举。选举结果，朱德任委员长，董必武等21人任副委员长。其中，最后两人引起了中外记者的注意。一个是李素文，原沈阳市一个售货商店的营业员，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另一个，也就是最后一个，是姚连蔚。
    姚连蔚？何许人也？当外国记者还在报刊上苦苦搜寻有关这个神秘人物的履历时，两年以后，即粉碎 “四人帮”后不久，姚连蔚又神秘地失踪了。当时不设国家主席，人大副委员长就履行国家副主席的外交职责。一个大国的国家副元首，是怎样产生的，又是怎样被解职的？
姚连蔚恰好撞了个冷门
    姚连蔚是陕西长安县人。1934年出生于一个贫农家庭。上学上到初中，就去务农，其间还做过几天的小贩。1951年，他17岁，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1955年退伍，分到西安机械厂当车工，先后兼任车间政工员、政工组组长、政治指导员。1960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取得了生产突击手、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的称号。
    一场风暴改变了千千万万的人生。在 “文化大革命”中，一切都颠倒过来了，该扫地的，坐进了小车；原来坐小车的，却拿起了扫帚。那时候，造反人物层出不穷，但是，要找一个像姚连蔚这样当过兵，务过农，当过工人，还是生产突击手的产业工人，却不好找。因为，这种人大多数过去跟着党搞肃反，反右派，现在却要造党的反了。所以，各地的 “保守派”，多是老工人、老党员、复员军人、劳动模范，例如武汉的 “百万雄师”、上海的 “工人赤卫队”、四川的 “产业军”、内蒙古的 “无产者”……而造反派中，多是学生或流氓无产者。姚连蔚恰好撞了个冷门，参加了西安机械厂的造反派组织，因此，很快当上了厂革委会副主任。那时，西安分为两大派群众组织，其中一派叫“工联”，姚连蔚被拥戴为头头。
    1967年9月1日，在全国的武斗高潮中，西安的两大派也在胡家庙发生大规模武斗。姚连蔚亲临一线，指挥 “工联”冲锋陷阵。其后，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姚连蔚的 “工联”派占了上风。
    1969年4月1日，中共九大在北京隆重召开，这是改朝换代的一次党代会。许多工人造反分子当选为代表。姚连蔚也顺利地被推选为九大代表，来到了北京。
    在中共九大上，姚连蔚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回陕后，任省工代会负责人、中共陕西省委常委。1973年8月，在中共十大上，他继续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出任陕西省总工会主席兼党组书记，这时已不在原厂工作了。
    1974年底，筹备四届全国人大的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江青提出了一个组阁名单，周恩来也飞往长沙向毛泽东当面汇报。终于，毛泽东首肯了周恩来的方案，江青的一大批帮派分子被排挤在外。为了有代表性，周恩来也同意了加进一些有劳模色彩的造反人物。
    姚连蔚出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以后，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李瑞山说： “别让姚连蔚从陕西飞了。”因此，姚仍兼任陕西省总工会主席，住在北京阜成门外马神庙全国总工会宿舍大院里。他除了例行的外交礼仪事务外，还兼任国务院常规武器装备领导小组副组长，因为他是军工厂工人出身。虽然当车工和领导科研是两回事，但毕竟名义上有点沾边。
姚连蔚说：收支相抵不亏不盈
    当时，中央对与他一起提升的吴桂贤、孙健 （国务院副总理）、李素文等人实行的都是巴黎公社式的工资制度，提职不提薪。姚连蔚当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拿的还是1959年的四级工资。他的粮食关系、工资关系一直留在陕西的工厂，因此，他实际上还是个工人，只是领取高干补贴而已。
    1976年10月， “四人帮”被粉碎。1977年7月12日，中央政治局委员吴德、纪登奎、陈永贵三人约他谈话，说： “陕西有人告你的状。如果再让你继续工作，怕群众会有反映，中央不好解释。因为，事情尚未弄清楚。”于是，姚连蔚开始停职接受审查。与他前后接受审查的还有一大批人：吴桂贤、孙健、庄则栋、孙玉国……一年以后，姚连蔚被送回西安继续接受审查。1979年2月，在正月十五闹元宵的那一天，他被逮捕，关进了西安北郊的监狱。
    两年半的关押以后，1981年10月29日，陕西省人民检察院决定对他免予起诉。 《免予起诉书》，上面写着：
    1967年9月2日，西安地区两派群众组织在西郊发生大规模的武斗事件。9月4日，姚连蔚主持召开 “新西机” （即今昆化机械厂）委员会，研究决定对另一派参加武斗的部分人员进行审讯，索取参与武斗的口供。其间，有一人被打成重伤，姚连蔚看到后，未予制止，以致那人伤重死亡。姚连蔚又召开会议，统一口径，编造死因，企图欺骗群众，逃避罪责。这触犯了刑法143条的规定，已构成犯罪。但考虑到姚连蔚的犯罪行为是在 “文化大革命”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未经关押教育，故决定予以从宽处理，免予起诉。
    姚连蔚说，这样，他当了两年半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又当了两年半的囚徒，收支相抵，不亏不盈。
    1984年，姚连蔚因在 “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错误，被开除党籍。
惟愿在无声中消失的晚年姚连蔚
    姚连蔚想回到生活了几十年的工厂继续开车床，但这个愿望已经不可能实现了。后来多次调整工资，同姚连蔚一起进厂的师傅们的月工资已提到130多元，姚连蔚的妻子也升为110元，而姚连蔚仍旧是58元多。机械厂党委的一位负责人说，姚连蔚多年没有上班，发那么多钱已经算照顾了。姚连蔚在54岁时已申请退休。厂长则认为，对历史问题应放得宽松一些。两位厂领导人对姚连蔚的妻子都有极好的评价：处事不惊，贤妻良母。她并不因丈夫的显赫而不可一世，也不因丈夫锒铛入狱而万念俱灰。她叫王桂兰，是山西汾阳人，比姚连蔚小4岁，与姚连蔚曾在一个车间、班组工作，又是同一天加入中国共产党。姚连蔚说，他能够活下来，多亏了贤惠的妻子。
    出狱后，姚连蔚成为家庭管理员、采购员、炊事员、学习辅导员。他的大儿子是火车司机，二儿子是炼钢工人，三儿子正在技工学校读书，可以说是个工人之家。姚连蔚说：“艰难时期已经过去，我没有什么可忧虑的了。”
    姚连蔚在老家长安还有两间平房，他不时回去看看乡亲，种花养草，爬山钓鱼，寻求晚年之乐。尽管他的一只眼睛得了中心网膜炎，盲而不瞎，只能看大物体。但他每天还是孜孜不倦地读书，主要是读中医书。他学医起先的动机，是因为不能报销医疗费。
    谈到中医学，他滔滔不绝地说起阴阳辨证，五行相克相生。对王叔和脉学的一些章节背诵如流。东汉张仲景的 《伤寒论》、明代李时珍的 《本草纲目》、金元四大家、清代的 《医家金鉴》等经典都通读了。
    最后，姚连蔚说： “我可不愿意迎合读者的好奇心，做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话资料。我已是失意落魄、无欲无求的闲人，惟愿在无声中消失。”
    历史就是这样喜欢开玩笑，本该无声过去的，却让他上天入地走了一遭；本该医人的，却让他去医国。
    (摘自 《中南海人物春秋》 顾保孜/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