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鄂梅，湖北人。著有长篇小说《像天一样高》《雾落》《真相》《一面是金一面是铜》《西门坡》，中篇小说集《摘豆记》。作品多次入选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曾获2008年、2011年茅台杯人民文学奖、2012年人民文学石碣杯年度短篇小说奖，中篇小说《妇女节的秘密》被评为《中篇小说选刊》2006-2007年度优秀作品。
锻制文学的“金蔷薇”
□师力斌
作为一位实力派小说家，姚鄂梅的创作特点显而易见：注重讲故事，不搞叙事圈套；顺着人性这根藤蔓，将悲惨命运一捋到底，黑色阴影笼盖四野；把理想主义冲动和悲悯情怀深深埋藏，将现实的严酷呈现到不尽人情的地步；寓历史意识于小故事之中。
远离先锋，回归讲故事的传统
读过姚鄂梅小说的人都会发现，她是一个非常善于讲故事的作家。姚鄂梅小说总以非同寻常的故事情节来推动。比如《马吉》，中国农民遇见了外国姑娘，会发生什么事？这个悬念会迅速抓住你。《在王村》围绕一对从城里来乡下定居的夫妻展开，悬念重重。为什么不住城里？住乡下目的何在？这里的“讲故事”是通俗意义上的讲故事，而不是先锋实验意义上的。事实上，姚鄂梅远离先锋实验。在她的小说中，人物、事件、原因、结果都交代得非常清楚。但这并不等于她只讲故事，她将故事的容量扩展到相当深的层次。正如梁海所说：“她的小说往往悬念迭起，由一个个不为人知的秘密串联起来，一直通向狭长而幽深的结局。一个秘密套着另一个秘密，让我们迫不及待地读下去。”无须讳言，姚鄂梅小说有着通俗的属性，不挑战读者智商，但会震动你的心灵。这是一种相当难得的功夫。
姚鄂梅有很多作品常被提起，像长篇小说《像天一样高》，中篇小说《马吉》《穿铠甲的人》《黑眼睛》《黑键白键》，很少有人注意到《漫长的瞬间》这部中篇。小说异常精彩，描写老年人的生活，在故事性、节奏感、细节描绘、反映现实等方面都堪称精品。100多岁老太的死其实只有一瞬，然而，这个过程被无限延展，其中上演了种种令人哭笑不得的闹剧。老太躺在床上等死，孙子、重孙不顾她的尊严，围在床前大声争论她的丧事，仿佛一件喜事：“一个说要穿七件，一个说要穿八件，一个说要穿单数，一个说要穿双数。”“老家的墓地，棺材和寿衣，运送灵柩的车辆，灵牌和花圈，响器班子，酒席，等等。”“外面突然一声惊呼：‘哎，老太叫什么名字啊？好多地方都要写她的名字才行。’这下问倒了大家，都说不知道，从来没听人说起过老太的名字，他们只知道她是婆婆，太婆婆，老太。‘没名字也不要紧，就写袁老安人。’‘但是寄冥洋化包袱的时候一定要写全名啊，冥府银行跟我们这边一样，也是实名制，也要身份证。’”这还不算完。重孙子将老人的死当成仕途晋升的阶梯，力主把她安排到医院，无视她的痛苦上呼吸机维持生命，以便延迟到市领导重阳节前来探视做秀：“爸，领导秘书打电话来了，今天上午九点半，准时到医院。”“爸，衣服都换了吧？粉都搽了吧？”“一屋子人正在高兴，走廊里一阵脚步响，一群人拥了进来，屋里很快就密不透风。那些簇拥着的人群，到了老太的床边很自然地两边分开，留出一条小小的走道，让领导上前慰问。领导是个白白净净的大高个，只见他抢前一步，将老太的一只手捧在他硕大的掌心里。闪光灯刷刷刷地亮起来，屋里顿时像扯起了闪电。”这些段落显示了姚鄂梅对细节的把握能力，让她的小说有生活底气，具备经验上的公共性，不是官场小说而胜似官场小说。
《漫长的瞬间》只是姚鄂梅小说百花园中的一朵小花。无论是在艺术审美还是在意识形态方面，姚鄂梅都是风格多样的。诗意充盈如《像天一样高》，想象大胆如《真相》，环环相扣如《户口往事》，扑朔迷离如《在王村》《讨债鬼》，哀婉低回如《穿铠甲的人》。她的小说所涉及的题材有关注打工者命运的《大路朝天》《一线天》《大约在冬季》、有探讨仇富心理的《罪与囚》、有探讨复仇主题的《黑眼睛》、有涉及家庭教育的《黑键白键》《心理治疗师》、有反映老年生活的《狡猾的父亲》、有关乎社会阶层分化的《你们》、有饱含寓言性质和乌托邦色彩的小说《西门坡》、有探讨中西文化的《马吉》、还有思考女性命运和心理的《在人间》《隐形眼镜》《玫瑰》《辛丽华同学》等等。
可以说，姚鄂梅的小说风格、立场、题材、语言、结构等都是多种多样的，难以用单一的标准来衡量，惟有拿人性这把尺子最合适。姚鄂梅所有的小说都在探讨人性，执著而心无旁骛。她对时尚、潮流、历史这些大命题毫无兴趣，对于身体、欲望这些材料也不大加装修，她的目的似乎只有一个：把层层埋藏的人性挖掘出来。她曾说过：“我以我的写作为杖，执著于向人性深处的东西靠拢。”人性，深处的人性、黑暗中的人性，是讨论姚鄂梅小说的关键词。她所写种种，家庭、性别、身份、命运、欲望、爱情、复仇、救赎，所有这些题材、故事、主题，都在为探讨人性做铺垫。
挖掘人性黑暗的小说辩证法
姚鄂梅小说的主色调是黑暗，她的绝大部分作品都涉及人性黑暗或残缺人生。在这个意义上，姚鄂梅是最清醒、“最冷酷”的作家之一。她的故事几乎全部是悲剧。没有一个爱情是完美的，没有一个人格是高尚的，也没有一个结局是理想的。姚鄂梅果断地、无情地将光明的尾巴剪掉了。她没有给幸福、美好、温暖之类的想象留任何表演舞台，她拒绝平庸而肤浅的温暖和善良。或许，在姚鄂梅看来，温暖、善良、美好用来探讨深层人性过于浅显。生活惟其苦难，命运惟其多舛，人格惟其复杂，人性才具真实深刻。
《心肝宝贝》中，远秋为给自己的双胞胎儿子交重点中学择校费，不惜去狗市骗人。他往狗毛上涂色冒充斑点狗，被人识破。这种做法最终遭到儿子们的唾弃。“我比狗更可怜”，“养一个孩子不如去养一条狗？”这是《心肝宝贝》中最让人难受的话，但又何尝不是人性最隐秘处？《妇女节的秘密》中有言：“母亲是个妇产科医生。也许她这一辈子见了太多女人的下体，爱情在她眼里早就褪去了花里胡哨的衣衫，只剩下赤裸裸的本质。”“从她进入妇产医院那天起，她就觉得爱情是很可笑的东西，所有的爱情最终都要到她那里去解决，靠那些冰冷的器械去解决，女人在那里又羞又怕，冷汗直流，转眼间又好了伤疤忘了痛。她觉得所谓爱情，其实就是犯贱。”在小说中，爱情是如此遍体鳞伤。
姚鄂梅以普通人的视角、现实主义的方式、原生态的细节真实观察和理解人性，她不像王朔那样把崇高拉下水，也不像卫慧那样把爱情脱光，但她却更加全面彻底。她笔下的小人物就像我们身边的你我一样普通平凡、复杂难解。他们自私、狭隘、功利、虚荣、目光短浅、心胸狭窄。母爱、亲情、友谊、团结、和睦，在她的小说中都面目可疑。她一个挨一个地探测这些人性的真相，一步一步地逼近道德的底线，结论却常常是令人绝望的。
有人说姚鄂梅的小说“读起来在心酸以后还是心酸”。这是确论。在她笔下，生活是一连串的悲剧，人性是悲剧叠加的产物，人活在悲剧和无奈之中。生活的琐碎、命运的曲折、爱情的虚幻、婚姻的功利、亲情的脆弱都成了岁月宝鉴，照出人性的另一面。《黑眼睛》中，阿玉夫妇与医生一家都是无辜的，但由于一次变故引发的一连串变故，双方被推向仇恨的狭路，善良人的邪恶被逼迫出来。姚鄂梅总是在悬崖边上俯视灵魂的深渊。当她说出了人世的黑暗与人性的残缺，她就说出了善良与悲悯。这是姚鄂梅小说的辩证法。姚鄂梅发现了表达爱和悲悯异常沉重的方式，几乎需要将美好的事物消耗殆尽，美好与善良才能水落石出。
身处社会关系中的具体人性
姚鄂梅小说没有背离“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规律。她的一系列小说，从不同层面和角度透视了转型期中国人的心灵悸动与精神创伤。如《户口往事》《马吉》《一只蚂蚁的现实》《一线天》《你们》《辛丽华同学》《像天一样高》等，分别涉及城乡户口差别、中西文化碰撞、市场经济转制、打工者遭遇、贫富阶层分化、个人在体制内命运的沉浮、诗人梦想的破灭等重大社会问题。《一只蚂蚁的现实》是典型的历史文本。一个中专毕业生和一个高中毕业生的不同命运，以及他们所在的粮店的转制，正是中国转型的真实写照。“一夜之间，粮食部门也不景气了，先是买粮不再凭本子，接着就是粮店不再是国家的专利，一些家庭开始蠢蠢欲动地试着开私人粮店。”粮店从国营到个人承包，再到“我的丈夫”开饭店，这个过程恰恰对应着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
关注打工姐妹这一特殊社会人群的心灵状况是姚鄂梅创作的重要方面。她不是从问题小说的角度切入，而是从人性、心灵和姐妹的切身体验来切入的。《大路朝天》呈现了打工者恶劣的生存环境：“我们全都染上了头晕恶心的毛病……是蚊香熏的……蚊香架成了随处可见的小摆设，每张床头都摆着一个，一到夜里，十个蚊香一起燃烧起来，袅袅娜娜，十分壮观。”《大约在冬季》无情地抛弃了丑小鸭变成白天鹅的老套，堵死了杜拉拉式的升职幻想。一个底层女性在陌生的城市，无亲无靠，无立锥之地，更无尊严可讲。她不得不与男性同睡一屋，甚至被他当成自己的老婆：“李默穿得严严实实地躺在一头，小萨穿着裤衩躺在另一头……睁眼一看，小萨正闭着眼睛压在她身上。”
在这些作品中，我仿佛看到了《骆驼祥子》《包身工》的影子。李默的遭遇成为千千万万打工者的缩影，这或许是世纪之交中国的一个侧影，也是最为灰色的侧影，她的名字叫李默。姚鄂梅甚至将《大约在冬季》《玫瑰》《黑色》《婚纱》几部小说的女主人公都叫做李默——沉默，或者沉默的大多数。这个名字表征了一种集体无意识，千千万万的打工者是无名的，他们被遮挡在城市的角落、工地、车间。他们以前的名字可能叫李欢、李乐，如《玫瑰》中的两姐妹。显然，她们是另一个作者，或者作者精神上的姐妹。姚鄂梅没有局限于做一个打工问题小说家。她不是文学研究会意义上的作家，不是为人生的作家，而是为人性的作家。她不写官场，不写商场，连情场都不写，只写心灵黑暗的场域。
姚鄂梅将一篇小说命名为《心理治疗师》。而实际上，小说探讨的是子女教育问题。但这能够表明她的文学抱负。《罪与囚》也是这样，一个非常有前途的、聪明的、公认的好学生易清，怒杀同室的富二代同学古铜。不是由于深仇大恨，而是由于他看不惯富二代子弟的骄纵与跋扈。这个故事不能不让我想到目前社会中存在的种种问题，这便是文学的魅力。
超越悲观的现实主义者
不过，姚鄂梅也有理想主义的一面。在市场价值冲决一切的情形下，姚鄂梅顽强地、执拗地保留了乌托邦冲动。这从她的两部长篇《像天一样高》《西门坡》和中篇《穿铠甲的人》等作品中不难发现这一点。这几个文本与前述那些众多的文本一起构成了她创作的两极——现实与理想。虽然《穿铠甲的人》中的“文学青年”杨青春终生困顿，但他的文学梦想、他的纯真的感情，像一副脆弱的铠甲将他与世俗区分开来。同样，《像天一样高》强烈的理想主义打动了我。这部名为“献给80年代”的长篇，力图呈现当代都市人逃离世俗的冲动。以诗人康赛为核心的小团体的桃花源试验以失败告终，这符合姚鄂梅将悲惨进行到底的原则，但这个文本最令人心动的是那种现代桃花源的理想主义冲动，是诗人康赛坚守的树林诗歌。《西门坡》的理想主义实验性质更加明显。所谓西门坡就是一个专门收留不幸女人的女性乌托邦小社会，过着类似公有制的集体生活，基本生活条件由集体提供，个人没有财产。像诗人康赛的桃花源一样，西门坡最终破产了。西门坡带有寓言性，以浪漫的理想主义开始，以悲观的现实主义结束。
理想主义也好，现实主义也好，姚鄂梅都是放在人性这一框架内来观察与展开的。她的所有作品都是如此，通过对人性点点滴滴的收集来煅制文学的金蔷薇。这是她自己的话：“我至今还十分喜欢许多年前读过的《金蔷薇》。‘每一个刹那，每一个偶然投来的字眼和流盼，每一个深邃的或者戏谑的思想，人类心灵的每一个细微的跳动，同样，还有白杨的飞絮，或映在静夜水塘中的一点星光，都是金粉的微粒……用几十年的时间来寻觅它们，不知不觉地收集起来，熔成合金，然后再用这种合金来锻成自己的金蔷薇——中篇小说、长篇小说或者长诗。’”
姚鄂梅：记录本·女红·写作
越来越喜欢在有目标的人流中疾走，浑身发热地拖地、洗涤以及各种无需动脑的家务，手上有活，意识才能趁机出来四处闲逛，这种状态让我想起残雪曾经说过的话，有段时间，她最理想的工作竟是去烧锅炉，我想她喜欢的应该是用低技术含量的劳动来筑一道篱笆，以保护她的自由意识不受打扰。
一直以来，我这样想象一个作家的生活：拥有一间安静的书房，有固定的写作时间、固定的阅读时间、固定的散步时间、固定的闲聊时间。但这样的生活对我来说，恐怕是一个终身的梦想。我干过很多种工作，出纳、文秘、行政助理，在那段漫长的时间里，我隐隐期望着能有一份类似烧锅炉的工作。后来，工作的担子轻了些，家庭事务又不容商量地占据了我大部分精力。没办法，只好“顺应天命”，把某些机械性的事务变成“烧锅炉”。我为此准备了几个小本子，分别放在我的包里、厨房里、卫生间里，以便随时擦干手指，记下那些突然冒出来的念头。其实我后来很少去翻阅那些小本子，因为凡是我用笔记过的东西，基本上都不会忘，尽管如此，我还是准备了一些这样的小本子，一来可以预防我的记忆系统某一天毫无防备地失灵，二来可以安慰自己，毕竟在庸碌琐碎中还有一道道小小的闪电划过。
我把这些记录本称作密码本，对我来说，一个密码意味着一个短篇，或者一个中篇。在写《狡猾的父亲》之前，我在小本子上写过这样一句：父亲通身雪白、仙风道骨地站在我面前。这句话后来变成了这个短篇的开头，有了这句话，后面就像搭积木一样，永远不愁没有尺寸合适的句子出现在需要的地方。我甚至用这种办法写长篇，写《白话雾落》时，我记录过这样一个情景，一个孩子拿着地图向他的老师提问：书上总说长江像一条巨龙，我怎么觉得长江像一条蜈蚣呢？当然，对一个长篇来说，这样的记录得几十上百条。写到中间，曾一度受阻，但有一天，我经过一家玻璃店，几个工人抬着一块很大的玻璃往外走，太阳折射出来的光芒刺疼了我的眼睛，我顿时豁然开朗，这块玻璃帮我打通了阻碍，迎来了转机，主人公历经艰辛竖在山顶上的巨大玻璃，给长年浓雾缭绕的雾落带来了光明和热能。
看着这些密码本，不禁想起母亲的针线筐。从我记事到母亲辞世，她一直都在用心维护、经营着她的针线筐，那里面分门别类放着她的宝贝：扣子、棉线、布头、贴片、各种小工具、旧衣服上剪下来的某个值得重复利用的部分，在特别的机会里得到的意外惊喜，端的是五花八门、生机勃勃。有时，她结束一天的工作，洗过手，端出她的筐子，略加思考，就开始行动，拿点这个、抽点那个，一样一样摆在小桌子上，端详、拼凑，再端详、修改、继续拼凑，这时候，她神情紧张而欢快，如处无人之境。几天过后，一件别致的衣服，或者一双新鞋，就从那些看似杂乱的针线筐里寒门出状元般脱颖而出。
我如今所做的与她当年并无太大区别，无非是收集、整理、裁剪，拼接，历经数度修改，终于成形，欣欣然几天过后，再投入下一个过程。在母亲去世前的最后几年，几乎每个周末，我们都在同一张桌子旁坐着，母亲鼻尖上挂着老花镜，从针线筐里一样一样取出她需要的材料，摊在膝头，聚精会神地制作她的新品，我则对着电脑，沿着小本子上记录的密码，在深不可测的黑暗中摸索着前行。我们各干各的，互不干扰，连眼角的余光里都没有对方。那是我和母亲在一起的幸福时光，也是我和母亲各自的幸福时光。
当我试图整理那些用过的记录本时，才发现它们是那样残破，简直惨不忍睹，像牙齿不好的人吐出的一大堆鱼刺。销毁的过程更是让人心悸，它们不像牙齿、不像头发，也不像指甲，即便功成身退，全身仍然布满神经，它们用痛感提醒我，那些属于它们的永远无法预测的诞生时刻，那些生命中分泌出黄金的时刻，是多么值得尊重和纪念。
以前，我喜欢各种创新，用新的形式讲一个老故事，现在，我喜欢用简单而有意味的语言讲一个新故事。以前，我无惧写到任何一种人，男女老少，皆可入“药”，现在，我喜欢写女人，写了女人，便是写了所有人，再没有哪种人像女人那样，身上铭刻着一切过往的人和事，我还喜欢写无爱的女人，她们孤独而尖锐，内心卑微得要命，一段童声清唱便足以让她们泪花滚滚。这些东西综合在一起，其实就是“一些笨女人做的傻事”。选择没有疆界，但喜欢小如豆粒，细若游丝，我希望这样的写作把我和别人区别开来，就像当年母亲所做的女红，一望而知跟别人迥然有异一样。
[来源：文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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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4-4 08:3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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