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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姚波

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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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V.Master]伴坛终老

     楼主| 发表于 2014-4-12 08:38:33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二章  清代列传类传记专著

       关于清人传记的专门著作,也即纯系传记作品,它们的体裁呈现出多种形式,有列传式的,无论内容丰约,叙述的是人物的完整历史,或者虽在内容上有所侧重,但基本上是人物的完整传记,这是仿照正史传记的写法;有碑传式的,也是较完整的传记文,只是体裁上不同于正史的列传,而有自身的文体;有年谱、日记类的,不仅是今人,就是古人也把这种体裁的著作,看作是人物历史资料性的文献,是未作资料剪裁的人物传记;有信札、题名录等体裁的,所记录的是人物活动的局部情形,提供人物历史的片段资料,甚至是非常零碎的。不管这些文献类型有多大差异,但是它们是人物传记的专门图籍,不包括人物传记以外的社会内容,是传记或传记资料专书,本章所要说明的是正史列传式的著作,并将依据文献的作者状况(官修、私修)、体裁和传记人物的社会性等情况,分出八节进行介绍。

                    第一节  官修列传体传记专著

       前已说过,列传是正史的人物传记体例,是官修的传记文书,本节专门绍述这类著作。然而应当了解的是传记文是官修的,而把这些一篇篇传记文汇编在一起的,就不仅有官方的,也有私人的;同样不要忘记,就是私人编辑的,其文献来源也是官撰的。列传体既然是官修体裁,所以先明了清代官修传记史书制度,然后再认识其主要成品。
       
    (一)清代官修列传制度
       清代官撰传记的制度,正式建立于康熙朝,至乾隆朝而完善。清太宗朝设立内国史院,编写史书是其并不重要的任务之一,其时编纂人物传记尚没有提到计事日程,待到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第一次开设国史馆,编写清太祖、太宗、世祖三朝国史,包括写作纪、志、表、传各种体裁的国史内容,传记只是其中的一项重要部分。二十年后,即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皇帝下令国史馆撰写开国功臣传,但进展迟缓,雍正帝继位,颁发上谕,指示纂修功臣传,要求八旗衙门把关于诸王、贝勒、贝子及文武大臣的“册文、诰敕、碑记、功牌、家传等项,详加查核,暨有显绩可纪者,亦著详察,逐一按项汇成文册,悉付史馆”,作为素材,同时请求史官“删去无稽浮夸之词,务采确切事实,编成列传”(【雍正帝:《上谕内阁》,雍正元年九月三十日谕】)。这是既给传记材料,又强调从实写作。乾隆帝即位后象乃父一样重视清朝史书和人物传记的编写,诏令纂修太祖、太宗、世祖、圣祖和世宗五朝本纪,同时编写列传,及至任务完成,即将国史馆裁彻,随后发现国史馆所写作的列传不符合贬恶扬善的原则,只有表彰,而不去谴责坏人坏事,不能够昭传后世,于是在乾隆三十年(1765年)重开国史馆,修订和续写臣工传记,自此,国史馆成为常设机构,坚持写作人物传记,直至清末。因此清朝政府纂修人物传记不辍,方能留下很多传记作品。
       国史馆传记写作的对象,开始时并不很明确,后来经过乾隆帝与史馆总裁的讨论,确定依据官阶大小和人物事迹的两项原则,作为是否为其人立传的标准,具体说是:中央文职官员侍郎、副都御史以上,地方官总督、巡抚、提督、总兵以上,八旗官副都统以上,这些人如若不是毫无表现,或任职很短,均可以被列入立传范围,由史馆撰写个人传记。此外,京官中的御史、给事中,如果有所建白;翰林院中学问纯正、见识高明的人;女子中有特殊节烈行为可以称道的人,都可以立传,而不一定限于官阶(【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049《翰林院·纂修书史》】)。国史馆为什么人作传记,什么人不必写,任务相当明确。这样,高级官员和特别值得歌颂的人(包括言官、学者、隐逸、烈女和殉难者),就有可能在国史馆立传,而会有传记文献。当然,真要立传,需经有关衙门申请,皇帝批准,“宣付史馆”,才会写作。
       国史馆写作传记,有多种资料来源,以保证传记编写的质量。来源之一是传主所在衙门和原籍地方官提供材料事实清册、行状、行述、咨文、履历片、奏折、祭文、哀启、文集、年谱等;来源之二是由家属上交的资料,诸如诰敕、功牌、行状、行述、家传、文集之类;来源之三是史官从各种官方档案中摘编的事迹册,如从上谕、实录、起居注、廷寄、奏折、外纪、议复诸种档案里摘录汇编。一般说来,资料来源充实,为写好传记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国史馆编写传记有严格的体例,尤其在人物评价方面,寓褒贬于行文遣字之中,有的还作了明确规定,如经过乾隆帝君臣的论定,大节无亏的人,对于他的死亡,用“卒”字来表述,“若初终易辙,营私获罪之人,传末止当书’故’,不得概书为’卒’”。(【《清高宗实录》卷1416,乾隆五十七年十一月甲辰条】)。“卒”、“故”二字的使用就有这麽大的区别,可见义例之严。乾隆帝审核史馆进呈的《洪承畴传》,见传文中讲到的南明唐王,前面冠以“伪”字,指出唐王是明朝正式封号,与草贼自立不同,而且其消亡已经很久,不必再把他看作敌伪政权,即不要再写“伪”字了。依照王朝的正统观和忠奸观念,把人物传记依传主的评价,区分为大臣传、循吏传、儒林传等正面人物传记之外,对原来是明朝臣子而投降清朝的人的传记,命名为《贰臣传》,降清而又复叛的则名曰《逆臣传》。(【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050《翰林院·纂修史书》】)。这种传记的归类,对今日读者的意义,倒不在于原来的含意上,而是有益于到官修传记文献中去寻找有关人物传记,或去档案馆查阅有关资料。
       国史馆写好的传记,有草稿本、清稿本,有誊清本,还可能会因传主的议谥、入贤良祠而改写的另一传本,所以一个人物的传记,有的有不同的文本,也就是说一个人可能有几种传记;同时,有的传记,在传主之外,附带写了其他人物的简单事迹,成为附传,有的一传而有附传数人、十数人,乃至三十余人。清国史馆究竟留下多少人物传记,据庄吉发的统计,总共约有六千余人。(【《清代国史馆的传记资料及列传的编纂》,载《幼狮学志》第十六卷第一期。】)
       传记写好之后,要进呈皇帝审阅,于是有的是进呈阅定的,有的未能及时进呈,则成为皇帝未阅传本。每一个人的传记写于不同的时间,过一个时期,史官要把已成的传记按照一定的原则归类整理成册,于是也出现整理划一成册的和未整理划一的区别。因此已写成的传记,在传主的社会性质之外,又因编辑的情况而区分出好多名目。
       清国史馆所遗留下来的人物传记,今天分藏在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笔者先后去两处阅读清国史馆传记文书,见到了一些传记誊清本、稿本以及地方官送呈的事实清册、履历事迹册、已故大臣子孙官职姓名清册等,兹将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满人《七十八传》稿本和礼部转送翰林院的两江总督呈报的已故知府孙云锦的《事实节略》两件档案复印件附录于后。(【附录1,2页;附录2,2页;附录3,3页】)而北京、台北两处所藏有关传记文书,将在《档案中的传记资料》专章中详加说明。(【本处关于国史馆的传记说明,参考了庄吉发前述文;王锺翰:《清国史馆与〈国史列传〉》,载《社会科学辑刊》,1982年第二期;李鹏年:《国史馆及其档案》,载北京《故宫博物院院刊》1981年第三期。】)
       概述了官修传记简况,下面就分别说明一些列传体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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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4-4-12 08:39:07 | 显示全部楼层
    (二)《清史列传》
       《清史列传》的编辑者不知为何许人,它的各篇传记,来源如何,与清国史馆有否关系,是首先要了解的事情。为此介绍王锺翰的研究成果,以便利于明了真相。王氏点校《清史列传》,对每一篇传记的来源都有所考校。全书收有传记文二千八百九十四篇,王氏考核结论是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清国史馆的《大臣列传稿本》,有六百多篇,另有一千一百九十个不知来处,也可能出自这个《稿本》;二是《满汉名臣传》(说明见后),计四百二十六篇;三是《国朝耆献类征》(介绍见另章),有一千二百七十八篇,数量最多。这就表明《清史列传》的各篇并不都是直接从清国史馆的传本过录来的。但是王氏又指出,“不管《满汉名臣传》也好,或者《耆献类征》也好,绝大部分的稿本来源都出之于前清国史馆历朝所辑的《大臣列传》”(【《清史列传点校序言》,见《清史列传》第5页】)。要之,《清史列传》的各个传记,均直接或间接渊源于清国史馆所纂修的传记,这是需要明确的。
       其次,明了《清史列传》的版本,以便后面的介绍根据通行的本子来进行。《清史列传》首见本系上海中华书局于1928年枣梨,经历半个世纪,北京中华书局于1987年推出王锺翰点校本,总计六千七百零六页,分装二十册,首置王氏《点校序言》,附录《清史列传人名索引》。王氏为此书作了艰苦细致的点校,他以1928年的本子为工作底本,与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清国史馆《大臣列传稿本》及《满汉名臣传》、《耆献类征》、《国史列传》相同的各传逐一互校,还参考了《清实录》和有关史籍、档册,对原书作了标点、分段,并写出校勘记,附于每卷之末。王氏给读者提供了《清史列传》的最好的本子。其校勘记纠正原书的讹误,十分有利读者的正确理解原作本意。该书的《人名索引》,凡是正传、附传及类似传记的人名,均收在索引里,按四角号码方法编排,每人名下注出其传记所在的册数、卷数和页码,如思想家方以智,方字四角号码为0022,据此找到方字,进而查到他的名字,在其名下注有“17/68/5442,即方氏的传记在第17册,第68卷,第5442页,按数字所示,能够迅速查到他的传记。为读者理解方便,仅将该书人名索引的《例言》复印件附载于下。此书的版权页的复印件亦附于后。(【附录4、附录5,合计2页】)此外,《清史列传》还有台北出版的《清代传记丛刊》本,为该丛刊的第九十六册至第一百零五册计十册。
       《清史列传》计有八十卷,卷目分为宗室王公(三卷),大臣划一传档正编(二十二卷),大臣传次编(十卷),大臣传续编(九卷),大臣划一传档后编(十二卷),新办大臣传(五卷),已纂未进大臣传(三卷),忠义传(一卷),儒林传(四卷),文苑传(四卷),循吏传(四卷),贰臣传(二卷),逆臣传(一卷)。包括二千八百九十四篇传记,也即有二千八百九十四个人物的正传,另有附传,笔者从目录上所标明的附传人名,粗略计算为八百九十七人,有些附传还写明“某某等”,姑且将“等人”略去,附传以八百九十七人计,则正、附传为三千七百九十一人,也就是说《清史列传》包容三千七百九十一人的传记。一部书而包含这麽多人物传,当然是传记的大部头专著,其重要地位自不待言了。该书的卷目分类及命名,显然是按照清国史馆的编纂、进呈、分类等情况拟订的,所以其来源虽是多途径的,但仍然保持国史馆传稿的面貌。
       传记篇目多,仅是《清史列传》价值的一个方面,它所表现的都是清代重要人物,而且是有清一代的,各个时期的各方面的人物都有;它所记录的传记内容,相当翔实和完整,它把人物一生主要活动和言论一一写出,重要奏议及有关他的上谕予以录出,诚如王锺翰所说:“《清史列传》叙事较为详明,年月首尾具备,虽有纯属流水帐之诮,但因人依时,沿流朔源,探索以求,每每得事半功倍之益”(《清史列传点校序言》第6页)。如卷十三《隆科多传》将对他定案的四十一条罪状全部写出。又如卷三《多罗克勤郡王岳托传》,不仅叙述了开国功臣岳托的历史,将其后裔讷尔苏、福彭(父子二人是康熙末年至乾隆初年有影响的人物)等十一位袭封人一一作了交代,即从清朝开国期写起,直写到嘉庆四年。(【附录6,5页。原书第一册第96-第104页】)描写了一个家族史。又如以“刺马案”而闻名后世的马新贻传记在卷四十九《大臣划一传档后编》,传文写了马的生平,并突出描写了刺马案。(【附录7,4页。原书第13册第3835页-第3840页】)再如兰鼎元,用今日的评价,可以说他是台湾史专家、法学家和社会学家,他的传记在卷七十五《循吏传》里,是把他当作循吏对待的。(【附录8,2页。原书第19册第6187页-第6189页】)
       《清史列传》也有一些不如人意的地方。人们常说“盖棺论定”,其实有的人盖棺而不能论定,清国史馆的列传不是一次编定的,有的专家写了之后,事情还有发展,而后又没有注意去作补充,于是留下遗憾,比如前述岳托家传,只写到嘉庆初年,后面的袭封没再续写,清代后期的该家族史就不完整了,这是缺略之失。再有,没有把事实交代清楚,也如前述“刺马案”,用的文字并不少,却仍令读者不明原委。不过,总起来说,《清史列传》以其记载人物之多和详明,成为研究清代人物最有价值的史料专著,同时也是清史研究的重要史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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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V.Master]伴坛终老

     楼主| 发表于 2014-4-12 08:39:39 | 显示全部楼层
    (三)《满汉名臣传》、《续集》、《三集》和《国史列传》
       前述王锺翰点校《清史列传》时,发现《清史列传》与《满汉名臣传》有四百多篇相同,但是后一书比前书形成要早得多。它初版于乾隆末嘉庆初,编辑者不详,书上署有“依国史抄录”字样,显然是根据清国史馆大臣列传稿本抄录的,经有心人编辑并刊刻行世。何以这样说呢,因为国史馆修成的传记稿本,史官不得携带回家,但后来可以偷着抄录,有的人就抄出一些,传到馆外,故有被编辑刻印的可能。《满汉名臣传》正编既出于乾嘉之际,就成为最早的清代名臣传记汇编。
       全书八十卷,内分满名臣传四十八卷,汉名臣传三十二卷;其中满人正传六百三十九人,附传一百三十九人,汉人正传二百七十九人,附传二十八人,通共一千零八十五人。它的传主,是清朝开国期到乾隆朝的清前期的大臣,都是著名人物。由于它成书早,抄录原稿的时间早,不会象后出的书,依据抄件过录,所以传抄中的讹误较少,更接近于国史馆原著。笔者将《满汉名臣传》与《清史列传》一些相同的传记作过校对,发现前书的记录比后书准确,如《佟养甲传》,《清史列传》谓其“先是为满洲,居佟佳,继迁抚顺,父佟拱,随族人养正等来归,后隶汉军正兰旗”(第1册第215页)。《满汉名臣传》书写为“先世为满洲”云云。两书有“先是”与“先世”之别。“先世”是说佟家的家族源流(家世);“先是”,似乎是说佟家原先是满人,而后变化了,其实佟家起先是汉人,参加后金集团,入汉军旗籍,而后又被抬入满洲旗籍,因此“先是”说不通,,而“先世”的写法,是根据佟家后世是满洲旗籍的事实叙述的,没有误失。不言而喻,“先是”乃《清史列传》抄写出了错误。所以《满汉名臣传》有其史料准确性的特点。上述两部书还有不同的地方,《清史列传》固然人物传记众多,但没有把《满汉名臣传》的人物都包括在内,如康熙朝大臣查弼纳传记,仅见于《满汉名臣传》,而《清史列传》缺略,可见后书不能取代前书。应当说,《满汉名臣传》编辑出版早,传抄讹误少,记载人物重要,是宝贵的清朝前期人物传记图籍。该书有北京琉璃厂刻本,如笔者在南开大学图书馆见到《汉名臣传》印本,封里写明为“京都正阳门琉璃厂荣锦书坊检字”,并申明为“国史馆原本”,见附件。(【附录9,1页。《汉名臣传》封面】)有抄本,笔者开始见到的就是同治间宁波人徐时栋收藏的抄本(南开大学图书馆藏本)。它还被收入《清代传记丛刊》,分别以《汉名臣传》和《满名臣传》为名印制,均署名“清国史馆编”,前者四册,后者六册,分别为该丛刊的第38册-第41册、第42册-第47册。
       与《满汉名臣传》是姊妹篇的《满汉列臣传》,流行于市面,系抄本,有两种,一为八十卷,一为三十六卷,抄写的纸张和格式相同,应为一家书肆所抄。其所载人物,够不上名臣档次,然史馆已为其立传,也有一些名人,如巴延三、福隆安、伍拉纳、李煦、陆耀、柴大纪等。此书的原收藏者宁波人徐时栋于同治五年(1866年)整理它时写有题记,云名臣传有印本,而列臣传不知有无印本,“将写扎与都中故人问之”,又讲到三十六卷本,因缺少四卷有些情形弄不清,“俟问故人之在史馆者当知之也”。由此可知,当时国史馆纂写的传记抄出的不少,被人们编为各种本子,有的刻印了,有的没有得到印刷的机会。
       《国史列传》,又名《满汉大臣列传》,八十卷,所收传文也是来源于清国史馆的大臣传稿,传主均系乾隆中后期和嘉庆朝大臣,时间上恰与《满汉名臣传》相连接。如此一来,两部书将清朝开国期和鼎盛期的重要人物的历史都作了交代。《国史列传》始由东方学会梓行,此后,台北文海出版社发行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第七辑包括了它,分装七册;台北《清代传记丛刊》亦行收入,为第35册-第37册的三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于1991年梓刻《满汉名臣传》,包含前述乾嘉之际出版的《满汉名臣传》正编以及续集、三集三个部分,所谓续集,就是《国史列传》,第三集原本出自清代北京琉璃厂手抄本。由吴忠匡总校,合编出版前二集各八十卷,三集为二十四卷,合计一百八十四卷,拥有一千六百余人的传记。
       鉴于黑龙江本《名臣传》汇集了道光以前清代的重要人物传记,文章来源又是清国史馆,成为清人传记重要史籍,特不惜篇幅,将其目录附载于后,(【附录10,计44页。原书目录第1-44页。】)以便读者对它有较深印象和查询。
       前面对此书的史料价值已有所涉及,这里要再强调的是它对人物历史记录完整,能提供人物生平、重要活动、奏议和关于他的谕旨,如《续集》卷五十五《王师(子亶望附)传》,文内连篇记录上谕,都关乎王氏父子的命运,上谕还反映乾隆帝审阅史馆进呈的《王师传》及其评价,亦可见乾隆朝修纂人物列传的情形,其史料价值之高,读者一览即明。(【附录11,4页。第3411-3417页】)
    还要附带指出的是《清史列传》没有王师父子传记,如同前面说过的《满汉名臣传》有不可取代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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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4-4-12 08:40:06 | 显示全部楼层
    (四)《国史贰臣传》和《国史逆臣传》
       均系清国史馆奉乾隆帝敕旨纂写,书名已表示出官修成品,在《清史列传》中就有贰臣传和逆臣传,分别有二卷和一卷,它们的单行本则分别为七卷和四卷。贰臣传是为明朝臣子而降清出仕的人写传,因为乾隆帝认为他们不能忠君尽节,故以“贰臣”鞭挞之,洪承畴、张勇、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祖大寿等一大批有名人物的传记都归入其中。叛逆之臣,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自不必说了,是以吴三桂、马宝、马逢知等反对清朝的文武官员的传记,被命名为《逆臣传》。它们各有单行本,也同为《清代传记丛刊》的组成部分,《逆臣传》作四卷,为第五十六册,《贰臣传》有十二卷,为第五十七册。前述黑龙江本《满汉名臣传》附刻《贰臣传》,不分卷,计有一百六十五人传文。写贰臣,没有隐讳,多能揭露其人真面貌,如张缙彦传,将其明清易代之际政治投机活动及无耻情状和盘托出,详见其传文。(【附录12,2页。黑龙江本张传,第4609页-第4612页】)
       前面说清国史馆传记抄本流出不少,不仅是就《满汉名臣传》抄本而言,其他传记抄本也有,仅在南开大学图书馆收藏的就有几部,附述于下。
       《康熙时名臣列传》,不著撰人,线装一册,包含大学士宁完我、范文程家族的范时绎、范时绶以及李兴元等十二人的传记,这些人主要是顺治、康熙时武人,也有乾隆朝人,书题为南开大学图书馆所拟,不完全准确。传文无疑出自国史馆,系传抄过录而来。
       《清人传记、志铭、杂文钞》,不著撰人,线装二十三册,书题亦系南开大学图书馆拟出。由书题可知,其包括的传记文体裁非一,笔者阅览其书发现,它含有列传、墓志铭、书启、序等多种文体,文章选自诸家文集或文献汇编,传主多系康雍中人,有的人为他人所写的传记被选入书中,而自身又被别人写了传,传文也被收进来,如书内有方苞撰的《孙奇逢传》,又有雷鋐作的《方苞行状》;再如收有关于大学士熊赐履的“事实节略”,又有熊赐履纂写的《孝陵圣德神功碑文》(顺治帝碑文)。该书传主较杂,上起君王,下至匹夫,其中有夏之蓉的《王尚书传》(经学家王安国)、《陈瑄传》、《山阳丘象升传》,徐枋的《葛瑞五传》,毛奇龄的《杨孝子传》,蔡世远的《吴烈女传》,还有《纪顺治间户口数目》、《台湾纪略》、《澎湖纪略》、《外国纪》等。每册之篇末有题记(只有一册例外),如有一册末记云:“道光庚子九月沈炳垣校读”,每个题记内容大体相同,有的在沈氏名字前面写有“桐乡”字样,说明沈氏是浙江桐乡人,或题“校读于崇明官舍”,因此笔者怀疑沈氏是此书的编辑者,他可能是学官,选择各种文体的文章,用以教导生员。其为浙江人,所选之文的传主浙江人较多。其史料价值如何,请读者阅览《山阳丘公曙戒传》便知。(【附录1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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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4-4-12 08:40:26 | 显示全部楼层
    (五)《钦定宗室王公功绩表传》和《钦定蒙古王公功绩表传》
       乾隆帝于二十九年(1764年)下令编纂《宗室王公功绩表传》,写成之后,以为内容简略,于四十六年(1781年)重修,补充实录等档案资料,要求“事必具其始末,语必求其征信”(《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十八《史部·传记类》,中华书局本,上册第525页),于是写定十二卷。采取前表后传的体例,即前面两卷是王公封爵世系编,后十卷分别为亲王、郡王、贝子、贝勒、镇国公、辅国公及有罪褫爵而前有功劳的宗室作传。到乾隆朝宗室王公人数还不多,而值得立传的人更不可能太多,结果作传三十一人,附传二十一,计五十二人。《蒙古王公功绩表传》系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敕纂,亦十二卷,体例同于《宗室王公功绩表传》,写的是蒙古王公的传记。这两部书都有内府刻本。此外还有《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功绩表传》,修成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一百二十卷,用汉、满、蒙三种文字书写,由武英殿刊刻,三种文本共一百八十册。此书不断续修,至五次之多,即嘉庆十七年(1812年)敕纂本《钦定续纂外藩蒙古表传》,二十四卷;道光十六年(1836年)敕纂本,二十四卷;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敕纂本,二十四卷;咸丰九年(1859年)敕纂本,通名《钦定续纂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各为二十四卷。光绪十年(1884年)也下令纂修,可能没有成功。(参阅宝日吉根:《〈蒙古王公表传〉纂修再考--第一部〈表传〉由何种文字写成》,1996年南开大学“第三届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这种《表传》,体例包括图表和传记两类,而图表部分少,传记分量大,基本上是列传体专著。
       类似于功绩表传的著作还有一些,比如《惠献贝子功绩录》,又名《宁海将军固山贝子功绩录》,六卷,黄任等辑,记旗人福喇塔参与平定吴耿尚三藩中的尚藩事。初有乾隆刻本,后有台北学生书局《中国史学丛书续编》本。   

       以上所讲诸书的编辑有官方的,也有私人的,而它们的传文,则绝大部分出自清国史馆,同时还都是列传体,但是也有二、三部书不是纯粹列传体的,在本节来写有点打乱了体例,这是考虑到“表传”之类的书是官修的,又以列传体文章为主要成份,故而附述于本节。而含有“杂文钞”的那部书,因其为抄本,本书对抄本介绍无多,也附于此了,自乱体例,是不得已而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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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4-4-12 08:40:55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二节 私修综合类传记专著
       
    (一)私人纂修列传体传记   
       私人写作人物传记的队伍,要比史官多得多,所完成的作品之多,更是官修传记所无法比拟的。为他人书写传记,有出自作者情愿的(出于友情或崇敬传主),但大多数是应传主家属的请求,由家属提供书面的或口头的材料,进行加工,这样就因有人情的因素在里头,写出的传记,对传主往往有隐恶虚美的成份,不完全可信。可是它有官修传记所不能具备的优势,首先,除了因写作人多、作品多、保存的史料多,还在于它的叙述对象,不一定是官修传记的大人物,而是什么人都有,上自贵胄大僚,下至贩夫走卒,旁及沦落人、方外、妇女,因而能提供各种社会层次和类型人物传记材料,这对于描写下层社会的历史尤其有意义;其次,私家纂写的传记,体裁上多种多样,从而能够容纳各种社会生活内容,对于后人的研究来讲,所提供的素材,容易将人物写得有血有肉,生动形象,多少能避免官修传记的流水帐之诮。
       私修传记形成的专著,从传主社会属性方面,可以分出好多类别,有包含各种类型社会人物的综合型,有仅涉及某一种社会类型人物的专门型,而后一类型又可以具体区分为学术学者类、文学艺术家类、隐逸类、妇女类、断代人物类、地方人物类等。因为私修传记多,下面按类型分节作出说明,本节只讲综合类。
       
    (二)《国朝先正事略》
       李元度撰著,60卷,是一部记载咸丰朝以前清代一千余人的传记专著。李氏,湖南平江人,道光举人,追随曾国藩与太平军对垒,然以“章句之儒,从事戎行”(曾国藩:《国朝先正事略序》),不谙于武,而有志于著述,作有《天岳山馆文钞》、《名贤逸事录》、《南岳志》等书,而以《国朝先正事略》为代表作。李氏认为清代名臣、大儒以及有识之士辈出,国史馆虽然为他们作有传记,但是草野之士无由获睹,不过他们的业绩、嘉言、逸闻、逸事散见于诸家文集之中,可以教育后人,因而在阅读各种文集、方志、笔记的时候,见到伟人事迹,就把它编写出来,往往一个人的事迹,综合十几篇资料才写出来,终于在同治五年(1866年)撰写成书(见《国朝先正事略自序》)。可知此书为个人著述,与前述诸书出于众人之手不同。
       是书名曰“先正事略”,所写皆作者认为的实践纲常名教的楷模人物,与史馆修传的忠奸备书不同,只为表彰“先正”。清代思想界、学术界、文学艺术界都分出流派,李氏采取兼容态度,对各派人物都行采纳。(【见《凡例》;附录14,2页。】)全书分七门,为名臣(26卷),名儒(5卷),经学(5卷),文苑(8卷),遗逸(4卷),循良(6卷),孝义(6卷)。所写人物,自范文程、图赖起,至道咸间的江忠源、胡林翼等的达官贵人,明清之际的孙奇逢、黄宗羲、梅文鼎至唐鉴、江声等硕儒饱学之士,侯方域、魏禧至张问陶、邓石如等的文人雅士,徐枋、傅山、八大山人等遗逸,白登明、张琦等循吏,赵希乾、吴鸿锡等孝子,计正传五百人,附传六百零八人,共总一千一百零八人,详见目录。(【附录15,11页。目录第5页-第15页】)前二十六卷的名臣传,内容较多,占全书60%的篇幅,虽然如此,该书对遗逸、孝义人物的记叙值得留意。如卷六十述汤渊之孝,反映农村贫苦民众生活的状况和家庭人际关系;黄则有的孀母忍饥抚子读书,黄为孝母而不忍食精,可见育子求学和孝道的深入民心,详见附录。(【附录16,1页。原书第573页】)此书是较早问世的私家纂写的清代大型综合人物传记专著,系开风气之作,更为引人注意的是其资料丰富,颇富使用价值,为读者所欢迎,故有多种版本行世,计有同治五年(1867年)家刻本,光绪十三年(1887年)上海点石斋本,光绪十六年(1890年)上海广百宋斋本,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上海广益书局本,光绪间上海文瑞楼本,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台北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本、《清代传记丛刊》本,长沙岳麓书社1991年点校本,上下两册,封面注明“清代一一零八人传记”,后附“人名索引”,此本更便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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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4-4-12 08:41:17 | 显示全部楼层
    (三)《清代名人传略》
       美国国会图书馆和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于1934年共同发起纂修,由美国慕恒义主编,邀集东西方五十余名学者参与写作,其中有中国房兆楹、杜联  等人,作者利用国会图书馆中文文献和一些西文资料,为面向西方读者,用英文写出,并采用西方读者习惯的编辑方法,全书分两卷,分别于1943年、1944年出版。所写对象,包括从清朝开国到灭亡的三百年间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人物,因西方人的观察角度与中国人有所不同,其所立传的对象和传记内容的详略,与中国学者多有异趣,或者正确地说,一些中国学者所忽略的人物和事情,该书作了补正,如中国传记史籍所不记载的流亡日本的陈元赟则有了传记,(【附录17,1页。原书上册第148-149页】)蒙古逃人根特木亦然。(【附录18,1页。原书上册第474页-第476页】)
       该书采取一人一传的写法,注意于人物历史特点,而不仅是概述生平,传末附有参考文献,详细指明原始材料的出处。全书为八百一十一人立传,但所写不止于此数,因为有些人物条目下有附传,如袁枚传内,附带介绍了他的女弟袁机、袁杼、堂妹袁棠和孙袁祖德四人。又如崔述传里,有崔氏门人陈履的记录。兹将中译本目录复印于后,以见该书所选择的人物。(【附录19,9页。三册各自为目】)每篇的内容详略不一,而以简约为多,然涵盖量较大,被胡适视为“传记辞典”(《清代名人传略序》),但它是有观点的研究性著作,非一般辞书所能比。它为西方人提供了解清代中国历史人物的方便,为中国人提供观察历史的某种视角。
       此书中译本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翻译,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印制,改变原来的两卷分法,区别为三卷,分装三册。中译本作了一些有益于读者阅览的译注,附录的第475页的《根特木传略》之译注可见一斑。

    (四)《清代人物传稿》
       本世纪八十、九十年代陆续编纂出版的传记专著,然而尚未出齐。《传稿》分上、下两编,上编书写鸦片战争以前清代人物,下编则为鸦片战争以后清代人物传记,两编分别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负责组织撰写,采取分册主编负责制,邀请专家撰稿。上编各分册主编有王思治、何龄修、张捷夫等,下编有林增平等。
       《传稿》的立传对象,比清代官修传记和《清史稿》编写传记的思路都要开阔,在大臣、名人、学者之外,对民族、宗教、民众运动、科学技术、中外关系、金融工商、女性各个领域人士多加关注,详见其《选录范围》。(【附录20,1页。第一册第2页】)
       在实践上,令读者见到前人传记中很难有的、或不会有的人物,如医家喻昌、(【附录21,4页,上编第3卷第273页-第278页】)奴变首领宋乞、(【附录22,3页。原书第9卷第203-207页】)武师甘凤池、(【附录23,3页。第9卷第369-400页】)票友名伶汪笑侬等。(【附录24,4页。下编第三卷第350页-第357页】)
       《传稿》确立以叙事为主的写作原则,采用寓观点于事实的写法,尽量写事情,避免空发议论。每篇传记的编写,依据大量的原始资料,力求翔实可靠。但每篇文字有划一的规范,它对所录取的人物依其重要性,区分为五类,定出篇幅限制:特长类,万字左右;甲类,七千字左右;乙类,五千字左右;丙类,三千字左右;丁类,一前五百字左右。写作中,凡引用古文献的,要注明出处,故篇末多有注释,或注参考书目。对史料岐议、史实不明及见解不一的人和事,允许每篇作者保留自己的意见,并在注解里反映各种观点。主要事迹表现在同一事件中的各个历史人物,则作合传处理。大多数篇目的作者以严谨的态度进行编写,实践凡例的要求。
       《传稿》上下编,预计各编十五册,即全书三十册,约计二千个人物传记。上下编分由北京中华书局和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印行,笔者见到上编九册,自1984年--1995年发行,下编三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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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4-4-12 08:41:41 | 显示全部楼层
    (五)《清代七百名人传》等
       《清代七百名人传》,蔡冠洛著,1936年成书,次年由世界书局印行,分装三册,北京市中国书店1984年重梓,并被收入《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和《清代传记丛刊》。全书写七百一十三人,并依传主的事业,分成六类,编辑成六编,一政治,二军事,三实业,四学术,五艺术,六革命,附外人(帛黎、蒲安臣等)。蔡氏认为清朝人所写的传记,褒贬太多,不足为训,不如多叙事实。此书另有附录五种,即一《清代大事年表》,二《清代各朝名人分配表》,三《清代名人地域分配表》,四《清代名人分类统计表》,五《清代名人异名谥法检查表》。该书不仅提供七百余人的传记,而附录非常有价值,对检阅某人传记以及理解其内容,十分有益,并有利于对清朝历史的研究。
       《清代名人传》,罗伽编著,教育书店1937年出版,内分名臣、革命伟人、名儒、经学、文苑、逸民等类,约写了一百二十人的传记。
       《清人传略》,严文郁编,台湾商务印书馆1990年刊行。作者以《清儒学案》、《汉学师承记》等书为资料,写成一千三百一十人的小传,每人书其简历和著述。
       《近代名人小传》、《当代名人小传》,费行简(沃丘仲子)著。《近代名人小传》写同光以来人物,有不少下层人士,如大刀王五、马联海等,还有不少商人,如胡光墉、唐廷枢等。分儒林、一行、亲贵、官吏、将士、忠烈、文苑、货殖、艺术、任侠、民党等十一门。采取个人独自为传和合传的写法,合传是以人物事迹有某些相同而置于一起。它与一般资料传记有所不同,用夹叙夹议的手法,表现作者对所叙人物的态度,如《徐会沣、吴廷芬》合传写道:“会沣,籍鲁;廷芬,籍皖。皆以卿贰兼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会沣纯谨,自翰林至兵部尚书,兼值上书房,垂三十年,未尝有德色,退朝读书不辍,然资钝,虽勤而学囿于俗。廷芬起译署章京,尝随使至欧洲,号通洋务,所著《交涉论》,徒能剿说,然亦官至左都御史。拳匪乱作,廷芬先事乞休去;会沣旋以病卒,字东甫,有《东甫诗抄》。”(《清代传记丛刊》本,第202册第448页。)讥讽庸吏而擅美名。书稿成后,因兵燹而稿失,凭记忆重写,故内容有所误失。《当代名人小传》上下两卷,分十二门,为元首、官僚、满蒙王公、武人、清室遗臣、文人、政客、实业家、教育家、慈善家、民党、独行,另有附载(程德全、赵尔巽等),所叙述的全是清末民初的名人,孙、袁、黎、徐、冯五总统外,唐绍仪、赵秉钧、梁士诒等,在清代都有重要经历。唐祖周为之作序,认为作者观点鲜明,但叙事的细节上有不严谨之处,有道理,不过此书写得颇为生动,吸引人阅读,如卷上许世英传,附录于后,供读者一阅。(【附录25,1页】)两书除原刊本外,有《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本,为第八辑第78册-第80册,《近代名人小传》还有《清代传记丛刊》本。
       《同光风云录》,邵镜人撰,1957年完成,并由香港自由出版社梓行。同光为世事多变之时,名人辈出,此书自曾国藩写起,至袁世凯而止,计写七十五人,包括政治、军事、教育、学术和文辞诸方面人物,分上下两篇叙述。刘百闵在序中称赞该书:“记述事迹略备,又兼及遗闻轶事,以见名贤豪俊义侠节烈志士秀才枭雄獍杰以及文人学究精审志趣之所流露,如闻其声,如见其人,简而洁,要而不繁,则骎骎乎奄有史公列传之奇矣。”(《清代传记丛刊》本,第62册第413页。)符合原书实际。
       《戊戌政变人物传稿》,上下两编,汤志钧著,1961年中华书局发行,两册;另有《清代传记丛刊》版,一册,并附梁启超著《戊戌政变记》。计写七十七人,上编是主张或倾向变法的人物,下编是反对或守旧的人物,包括李提摹太等外国人。所写之人也都是名人,因此不是写其全传,而是侧重在戊戌时期他们的活动,传末作评论。全书有附录十六种,包含大量的人物传记资料,如附录一《公车上书题名》,分省书写上书人的姓名、字号、籍贯和中举年科。附录二《乙未戊戌间全国各地主要学会负责人题名》,附录三《北京强学会人物表》,附录四《上海强学会人物表》,附录五《保国会题名》,附录十四《戊戌“政变”株连“党人”名录》,提供了戊戌时期人物历史的素材。
       《尚友录》,2卷,江都汪喜荀撰辑,底稿本,约成于道咸之时,汇集郑虎文、黄仪等二十五人家传,传主多为学者。孙殿起在其《贩书偶记》中对此书作了著录,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50页。
       《八旗文经作者考》,三卷,杨锺羲著。清朝开初,满蒙旗人文化落后,著作少,后来文化提高,著述大增,就出现专门记录他们历史和作品的专著,如《八旗通志》(旗人史志)、《熙朝雅颂集》(选旗人诗歌并书作者小传),光绪间满洲祭酒盛昱撰《八旗文经》(56卷),选录一百九十七位八旗人士的各种体裁的文章,以反映八旗及旗人的文化成果。杨锺羲参与其事,并为介绍文章的作者,专门考证他们的生平事迹,人各一传。叙述其生平,并指明其被选文章在《八旗文经》的卷数。如和宁,其传记云:“字太葊,后更名和瑛,额尔锝特氏(尔一作勒),隶蒙古骧黄旗,乾隆辛卯进士,五十一年由户部员外郎按安徽太平知府,历官至盛京将军、刑部尚书,道光元年卒,谥简勤。奉使卫藏及西域,前后凡十二年,著有《读易汇参》、《三州纪略》、《易简斋诗抄》。卷四《西藏赋》。”引文的后一句,是表示和宁作的《西藏赋》,收在《八旗文经》的第四卷。此书原来附刻于《八旗文经》,为其卷57-59,后来《清代传记丛刊》将它收入,也可视为单行本了。
       《复社姓氏传略》,十卷,吴山嘉著于道光十二年(1832年),状元石韫玉等作序,有道光版,1990年中国书店《海王村古籍丛刊》版。复社是明末士大夫社团,但其一些成员生活到清初,故书中有清人的传记。吴氏为复社首领族裔,为表彰忠义之士而写此书。书中写了一千二百余人的传,取材范围相当广泛,作者用力甚勤,然有的人缺乏历史记录,所能写出的实在无多。笔者的书是讲清代人物传记,故留意的是此书对生活到清代的人的记录,发现有一些,然而简略,如卷三高遇传云:“字冬侯,崇祯丙子举人,国朝顺治五年任上海教谕,升韶州推官。”又如同卷刘国钦传写道:“字叙生,崇祯己卯举人,国朝顺治己丑进士,授户部主事,历员外、郎中,升惠州知府。”(1990年版,卷3第25页。)

    (六)综合类地方人物列传
       前述诸书多是囊括全国各地人物的综合型传记专著,现在要说的是区域性的传记著作,但在人物社会属性方面也是综合型的。清代各个地区发展不平衡,文化水准差异颇大,人才多寡不一,因此区域人物传记著作更是多少相差悬殊,江苏和浙江两省相当多。畿辅是首善之区,也出人才,有关记录也有一些,但比南方大不如。江苏长洲人陶樑在所撰《国朝畿辅诗传自序》中指出诗家选本,“详于南而略于北”,他要加以纠正,故编纂他的著作。其他地方也有人物传记的问世,笔者在这里从不同地区着手绍述几部。
      《大清畿辅先哲传》,四十卷,附《列女传》六卷,徐世昌、王树楠等编。徐氏主编书甚多,此为其一。1917年成书,天津徐氏刊刻,后有《清代传记丛刊》版。此书专写清代直隶人的传记,内分名臣、名将、师儒、文学、高士、贤能、忠义、孝义等八类。名臣以任职侍郎、巡抚以上官员为标准,名将则需副将以上武官。人物传记排列,以科分先后为序,非科目人出身的则以出仕年代为次第。   
      《清代毗陵名人小传稿》,十一卷,张惟骧著,蒋维乔等补,1927年成书。张氏另撰有《疑年录汇编》、《帝王疑年录》、《清代毗陵书目》、《明清巍科姓氏录》。毗陵是常州古称。清代常州科举兴盛,人才辈出,是产生洪亮吉、孙星衍等著名人物的地方,又是常州词派的发源地。清末民初当地学人大力总结地方文化成果,出版了《常州先哲遗书》等大部头著述,张氏之作即在此种情形下完成。他“采辑该洽,叙述详略得宜”(该书孙序),理学、忠孝、名臣、逸士以及经、史、金石、诗、古文家、词曲家、书画家、琴师、棋手、医家、印人、雕刻家、版本学家、列女都作为写作对象。所写人物数量很多,仅第十一卷《闺秀》就有八十七人,详见目录。(【附录26,1页。《清代传记丛刊》本,第197册第20页】)传记内容的详略因人而异,简略者亦交代其特点,如卷五藏庸传,云其“初名镛堂,字拜经,号在东,武进人,琳玄孙。性沉默朴厚,学术精审,著作颇富,皆有补于遗经。与同里顾文炳从余姚卢文弨游,尽得其学。仪征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经籍籑诂》二书出,庸搜录者为多。德清许宗彦称其好学,当求之唐以上。”(见《清代传记丛刊》本,第197册第142页。)此书同被收入《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清代传记丛刊》。
      《巴陵人物志》,十五卷,杜贵墀著,有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长沙印本。巴陵是湖南岳阳的古称,宋人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使巴陵名声远播。杜氏是当地人,掌校经书院教席。此书为岳阳的官员、文人、乡贤、妇女作传,是一部地方人物传记专著。
          
       本书所着重介绍的传记文书,传文皆出于清朝人之手,今日人们多是把它们当作原始资料来利用的,而本节叙述的《清代名人传略》、《清代人物传稿》等书,不仅是清亡之后的当代人手笔,而且带有一定的研究性,史学家并不把它们视为史料专著。这是对研究者而言的,但是对于一般读者,它们具有简明易读的特点,并且大多交代了史料的出处,备有参考书目,既便于一般读者的阅览,又提供查阅原始资料的线索,因而对它不作排斥,作了以上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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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4-4-12 08:42:20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三节  贵胄达官类传记专著
       
       清代宗室王公、蒙古王公等天潢贵族的传记图籍,除前面涉及的以外,在宗谱类的玉牒、志书类的《八旗通志》等书中均有资料记录,这里说的是民国间的学人,依据清国史馆的有关文献而写成的几部专著。实即北洋政府编纂《清史稿》时,史馆人员有留意于皇室成员历史的,利用馆藏档案资料编著成下述诸书。
       官员的传记,在前述的官修和私修的综合型传记集里很多,这里说的则是某一种类型官僚传记专著。

    (一)贵胄传记专著   
      《清列朝后妃传稿》,二卷,张尔田著。张氏在清史馆为撰修,负责乐志、刑法志、地理志江苏部分、图海传和后妃传的编写,他写的后妃传稿没有被史馆采用,因而又行加工,于1927年成书,1929年梓刻问世,为绿樱花馆平氏墨版,线装二册,后有《清代传记丛刊》印本。他写传、志时都大量搜集史料,作后妃传,参考文献九十三种,其中有内阁档案、玉牒、御制文集、起居注、圣训、实录、各种则例、清三通、文集、笔记、《东华录》、《碑传集》等。该书采用纲目体写法,正文简单明了,具体内容详于注疏中。摘录第一手史料,以叙述事实,对事情不明或各书记载不一的史事,则将异说写于注中,如关于孝庄文皇后下嫁摄政王多尔衮的历史疑案,就抄录明清之际张煌言的《苍水诗集》中的有关诗句:“春宫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以存下嫁一说的资料。由此可见该书重视史实,为研究清代后妃史的不可忽缺的史籍。
       《清帝系后妃皇子皇女四考》,五卷,吴昌绶纂著,1917年成书,当年刊刻,线装一册。吴氏为清史馆协修,选录玉牒、实录、清会典、清通考、御制文集各书资料,按帝系、后妃、皇子、皇女各编一卷,并附年表一卷。帝系,始起于肇祖,终止于宣统,对每一位帝系中人物,书写其庙号、谥号、名讳、年号、在位年数及陵号。后妃,书写其为某帝之后妃、谥号、姓氏和陵名。皇子,写出其行次名讳、爵秩和生母。皇女,与皇子一样,记录其行次、爵秩、生母,另外交代其夫婿。年表书帝后要事。此书仅具有清朝皇室成员的最基本资料,这是它的价值所在,但终嫌分量单薄,使用价值受到限制。
       《清皇室四谱》,四卷,唐邦治著作。唐氏与前述吴昌绶是清史馆同事,也是利用史馆里的资料,不过更多些,他查阅实录、本纪、列传、会典事例、宫史、玉牒、御制文集及私家文集,将各种资料互相比证,把诸多疑难问题查清,然后采取一种说法。与吴书一样,将叙述的人物分成列帝、后妃、皇子、皇女四类,其皇女,把收养在宫中的封为公主的宗室女子亦包括在内。对上述四类成员,按照履历的格式和内容,为每人书写小传,内容比吴著丰富得多。兹附载此书关于雍正帝之后妃和公主的传文,以见其传记内容。(【附录27,3页。原书卷2第17页-第19页。附录28,2页,卷4第15页-第16页。】)此书于1922年写成,次年由上海聚珍仿宋印书局出版,线装二册,并有《近代中国史料丛编》版(第八辑第71册),《清代传记丛刊》版,此版与《清列朝后妃传稿》合为一册,即其第四十八册。

    (二)方面大臣传记专著   
       方面大臣,,容易理解为地方大员,不过这里是指从事于某一方面职务的官员。
       《清代河臣传》,四卷,附补遗,汪胡桢、吴慰祖编辑。清代治理黄河和南北大运河,特别是康熙朝治河出现名臣靳辅、学者陈潢,为人所注意,汪氏等乃编著此书。它从成稿的著作中选取材料,诸如《清史稿》、《耆献类征》、《碑传集》、《清史列传》及方志,都是它的利用对象。计得一百零一人传记,从清初的杨方兴、朱之锡,写到清末的任道鎔、锡良,另有《清代河督任卸年表》。它有《清代传记丛刊》版。
       《清代驻藏大臣传略》,吴丰培、曾国庆编著,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梓行,为西藏学汉文文献丛书第二辑之二。依据《清实录》、《东华录》、《清史稿》、《卫藏通志》、赵尔丰:《川边奏牍》等书的资料写成,全书二十二万言,写了一百三十六人,所写的人物见附录《目录》。(【附录29,2页;原书第1页-第3页】) 每人写其在藏官职,上谕任免的时间,实际在任时期,旗籍,出任藏职前的职衔,迁转情形等,并注明参考文献,如恩庆传。(【附录30,1页;原书第190页】)此书还有附录《清代驻藏大臣一览表》,将传文中的主要内容浓缩纳入表格内。之所以有上谕任免时间与实际在任时间的说明,盖因赴藏路程辽远,短期不能达到,如此区分,才能反映驻藏大臣实际在藏工作年代。由此可知,作者是尽量告诉读者历史真象。
       《中兴将帅别传》,三十卷,《续编》六卷,朱孔彰著,主要写湘军将领传记。此书名称甚多,或称《咸丰以来将帅别传》、《咸丰以来功臣别传》、《中兴名臣事略》、《续先正事略》等。版本有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版,《清代传记丛刊》本,《湘军史料丛刊》版,笔者所利用的是由岳麓书社1989年梓行的本子,未刻续编,然附有《人名索引》。朱氏(1842-1918),江苏长洲人,年青时入曾国藩幕,得与将帅弁卒交游,故而了解咸同中军营生活和将领历史。而其好文,主修《两淮盐志》、《凤阳志》,主讲蒙城书院、存古学堂,主持淮南书局、江楚编辑局、江南通志局,民国后任清史馆协修。所以他有充分的条件写好此书,而且确实写得内容翔实,且较符合实际。在写法上,有意学习《史记》笔法,运用传奇资料,写得生动。如卷二十五上《田太仆别传》云:“田君玉梅,字鼎臣,湖南龙山人。少跳浪不羁,从塾师受章句,意弗耐也,则去之。距所居十余里有岩洞,幽险绝人迹,君独居三年,日诵《阴符》、《遁甲》诸书,鬼物蛇虎无扰。及出,与人言,率恢奇 晃漾,人莫测所以也。年二十走京师,与人言星象,谓天下且苦兵,坐妖言陷刑部狱,君笑曰:’我岂妄哉,逾年当见信矣!’既而果得释。”后面还写他以小小知州北上勤王而死的情节,详见附录本传(【附录31,1页;原书第280页】)此书正附传约写二百人,除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名人外,有许多类似田玉梅的不知名的人物,还有洋将华尔、勒伯勒东等人。《续编》载李鸿章等十四人传记。
       《光宣列传》,金梁辑,刻于1934年。金氏将《清史稿》列传中光宣两朝的人物传记抽出一部分,予以独立成册。所印系《清史稿》列传第二百四十一-第二百六十(全书卷454-卷473)刘锦棠、张曜、张勋等人的传记,《儒林传》及《文苑传》中的十数人传,附编蒲安臣、日意格、赫德等传。《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收入,为续编第十辑。

                   第四节  学林类人物传记专著
       
       学林类人物,指具有学术造诣、科举名望高的人(特别是特科应试的人),学者型的官员也含括在内。清代的学术,主要指从事儒学、经学、史学、小学、各种考据学研究的人。儒学为清代所推崇,人们为此而写出的传记专著相当多,诚如诗人陈三立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在《船山师友记·叙》里所说,《儒林传》之外,“群辅录、别传、渊源录、学案之类,派别滋繁,不可殚记。”(《清代传记丛刊》版,第28册第16页。)专著之外,人们对学林人物的逸闻趣事的零星散记颇为不少,有兴趣的人再广事搜求,汇集成册,也成了传记专著,所以这类著作数量甚巨。《清代传记丛刊》汇聚传记史籍一百六十七种(包括附录十七种),分成五大类,其中学林类五十八种(含附录七种),占到总数的三分之一,我们这里并非要遵从其分类,将那些传记专著作一一的介绍,只是用以说明学林类人物传记之多。
       有一点要在这里先说明的,就是阅读这些书籍时可能会遇到人名称谓的障碍,清代及其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人们称呼他人,往往为了表示尊重对方,不直呼其名,而使用其字号、室名、居地、籍贯,对于离开那个时代越来越远的今天的读者来说,见到那些表字,一时不知道说的是谁,难于卒读和理解,如《清儒学案》一书的《序》中云:“在朝则贞庵、环溪、孔伯、稼书、敬庵,德行而兼政事者也;健庵、厚庵,通经以致用者也;在野,则夏峰、梨洲、亭林、船山,兼体用之大儒也;……。”(《海王村古籍丛刊》版)这一联串的字号,不是对清代学术史和政治史熟悉的读者,不会知道这些符号指的是那一位,不过也无需伤神,可以使用有关工具书,本书也将有机会对此作出说明。
       
    (一)学术思想史专著中的传记   
       关于思想家的传记,其作者往往是为写思想史,写一个流派,写学术思想的变化,不一定是从人物传记出发的,因此这方面的传记著作就有一个特点,即学术史与人物传记结合在一起,有的侧重于传记,有的则重点在学术史,故在利用这类图籍时需加注意。
       《国朝汉学师承记》,江藩撰著。清代经学、考据学发达,至乾嘉时期而鼎盛,相应地研究学术史的著作多起来,有关人物传记相继问世,江藩的这部书又出现的较早。江氏是江苏甘泉人,师承惠栋吴学,专事汉学研究,被阮元目为“博闻强记,无所不通”的学者(阮元:《汉学师承记序》)。他认为佛道二家的影响,令后世儒学剥杂,而汉儒未受佛道的干扰,学问最接近儒家鼻祖的原意,因而表彰清代的汉学家,著成此书,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出版。全书八卷,见于目录者为阎若琚、江永等五十六人,实际被作传的人还多一些,因为有的附传没有列入目录,如洪亮吉传内附有庄炘、赵怀玉、张惠言的小传。主要传主,清初的以外,多是吴学、徽学和扬州学派中人。每传书写传主简历,而详于他的学术见解和著作。江氏还著有《国朝宋学渊源记》上、下卷,为讲求理学的清人作传。他认为这些人虽为学者所崇敬,但事迹传播不广,故更应当立传。他写的有孙奇逢、刁包、李二曲、李因笃、孙若群、张穆、窦克勤等三十七人。这两部书还有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清代传记丛刊》本。
       《道学渊源录》之《圣清渊源录》,黄嗣东编辑,《道学渊源录》叙述历代道学家,一百卷,属于清代的为第七十一卷-一百卷的三十卷,刊刻于光绪34年(1908年),另有《清代传记丛刊》本。清代篇基本上包括了清代的道学家,首起孙奇峰,迄于徐桐、张仁黼。
       《国朝学案小识》,十四卷,唐鉴著。唐氏,湖南善化人,嘉庆进士,官至布政使、太常卿,在江南主持书院讲席。清朝崇奉程朱理学,将朱熹升为十哲之列,理学成为一些士人仕进的敲门砖,功利作用太大,如书中第五卷《姚鼐传》所反映的,程廷祚即认为“世之尊程朱者,皆束于功令”。乾隆末、嘉庆间兴起反理学的思潮,稍后经世之学继清初余绪而再兴,同时理学复起,唐氏就是在这种思潮下,以捍卫理学为己任,写出《学案小识》,以推崇理学。他既反对王阳明心学,又不满于功利主义地利用理学的人,认为要保障孔孟儒学和理学正统,就要表彰为此而奋斗的人。他在书中把学人分为五类,即传道的人,是继承道统的楷模,在清代只出现陆陇其、张履祥、陆世仪和张伯行四人;翼道的人,翼者羽翼也,意思是说,光有传道的人不行,没有人保护,他们就孤立无援,道就传不下去,翼道者护卫传道者,同时也是传道,于是给汤斌、顾炎武等十九人作翼道传;守道的人,能按道的要求去践履,可能受人误解,也可能被人忽视,但是他们使道统得以保持下来,故作守道学案,于成龙(北溟)、魏裔介等为此类中人;经学家,研究儒学发展史的学者,如黄宗羲、梅文鼎、钱澄之等,唐氏本意是反对阳明心学,而黄宗羲是在某些方面传其衣钵的,又有《明儒学案》传世,是有影响的大学者,原应批评他,大约是碍于他的地位而笔下留情,归入经学类了;对另外一些心学家则不留情面,列入心学类,如张沐、潘平格等。全书共写正传二百五十六人,另有不少附传。唐氏按照他规划的人物类别给予分量不等的篇幅,对传道者写得最多,翼道次之,经学、心学则内容甚少。他是围绕学术观点写人物的历史,突出了人物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活动。他对笔下人物的态度也很鲜明,以捍卫理学的姿态批评心学派,如史学家邵念鲁认为“人心之伪伏于孔孟程朱之中”,唐氏说这是害人心的狂悖至极的言论。(【附录32,1页。四部备要本第200页】)该书版本较多,有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刻本,还有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清代传记丛刊》本。
       《颜氏学记》,清人戴望著,十卷,光绪二十年(1894年)刊行。颜元为明末清初直隶博野人,其徒李塨是蠡县人,他们为北方学界首领,合称为颜李学派。此书写颜李学派人物传记,主要写颜李二人,其次是王源、程廷祚,再次为颜李弟子。其后,徐世昌纂《颜李师承记》(九卷,另附录四卷),一面写学派中人的传记,一面辑录颜李学派学者的主要学术观点。这两部书除初刻本,都被收入《清代传记丛刊》。
       前述清代朴学,也即汉学、考据学,对这一学派中的人物,亦有专门著作,即支伟成的《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二十五卷,1925年上海泰东图书局初版,1928年重梓,1986年岳麓书社再版,上下两册。全书写三百七十余人,依学派和学科分类,分成二十五类,为朴学先导大师、北派经学家、吴派经学大师、吴派经学家、皖派经学大师、皖派经学家、常州派今文经学家、湖南派古今文兼采经学家、浙粤派汉宋兼采经学家、南北怀疑派两大家、小学大师、小学家、史学大师、作史学家、考史学家、地理学大师、地理学家、金石学家、校勘目录学家、诸子学家、治事学家、历算学大师、历算学家、博物学家及提倡朴学诸显达。最后有《叙传》,作者自叙其家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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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V.Master]伴坛终老

     楼主| 发表于 2014-4-12 08:42:45 | 显示全部楼层
    (二)儒林传   
        《儒林集传录存》,阮元撰著。阮元,进士出身,历官学政、督抚、大学士、太傅,所至留心学术和教育,自撰和主编图籍甚多,主要的有《揅经室集》、《经籍籑诂》、《皇清经解》、《十三经校勘记》、《畴人传》等。他先在翰林院任侍讲,负责撰写人物传记。乾隆帝在先就下命编写儒林传,至是他拟订《儒林传稿凡例》,广泛搜集素材,在写作时,对所使用的材料,均注明其来源,表示每一句话都有根据,不是史官的杜撰。清朝官修《明史·儒林传》,末尾书写孔、颜、曾、孟四氏后人传记,他亦依例而行,兹将其《凡例》附录于后,以明其原委。(【附录33,1页。原书下册第1023页】)他共总写了一百几十个人的传,并未定稿,于嘉庆十七年(1812年)被调离翰林院,出京任漕运总督,遂将所写传记稿本留给史馆,后经史馆修订,一部分被采用了,一部分遭舍弃。被史馆用的传记文,根据规定,私家出版文集,就不能再收入,未用稿子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后来阮元儿子常生为阮元编辑《揅经室续集》,乃将史馆未用传记编入,称为《集传录存》,所写的人物有毛奇龄、沈国模、谈泰、孔广森等二十九人,而附传中的一些人未计算在内。传文内容多寡不一,有的甚少,显系提纲,有的则完整成文,如毛奇龄传。(【附录34,1页。原书第1025页】)《经室集》版本甚多,新近的为中华书局1993年版,上下册,《集传录存》在下册第1023页-第1048页。它将一些附传脱离主传,另行排出,比较醒目好看。《集传录存》在《清代传记丛刊》版中被命名为《儒林集传录存》,大约是周骏富编辑时所拟。
       《词林辑略》,十一卷,附《词林姓氏韵编》,朱汝珍编纂。所谓“词林”,是起家为翰林院官员,而“辑略”,是人物传记的极简单资料,仅记录人名、字号、籍贯、始任官、终任官和著作,若直系亲属及亲兄弟出任过馆职的,有重赴鹿鸣宴恩荣的,亦特别载入。(见《凡例》)其著录简单,如卷一关于傅以渐的传文:“字于磐,号星岩,山东聊城人。授修撰,官至秘书院大学士,著有《贞固斋诗集》。”(《清代传记丛刊》本,第16册第7页)此书因内容简略,可用作词林人物的工具书,而其《词林姓氏韵编》恰可作姓名索引之用,只是它是按韵编排的,能利用者很少。要之,欲查找在翰林院任过职的人的简单传记,可利用此书。
       《文献征存录》,十卷,杭州钱林编著,南通王藻等整理。钱氏,嘉庆13年(1808年)进士,在翰林院任职二十余年,官至学士。所写正传一百九十三人,附传约二百人,通计约四百人,传主是嘉道以前的清代文士和以文而出名的官员。传文多寡不一,大体上附传相当简略,如卷六谢文 存传附汤其仁传:“字长人,又字密斋,南丰人,岁贡生。居家有法,每朔望聚子弟,训以先正格言,有孤寡必恤之,著《四书切问》、《省克堂集》。”(《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本第947页)此书初版于咸丰8年(1858年)有嘉树轩本,又被收入《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编第14辑,计三册;《清代传记丛刊》,为其中的第11、12两册。
       
    (三)特科和鼎甲人员传记   
       《鹤征录》、《鹤征后录》。康熙十八年(1679年)和乾隆初年先后举行博学鸿词科,对封疆大吏举荐的人才进行考核和录用,这种考试在唐朝实行成为盛典,而元明未曾举行,清代的恢复,被人们认为是盛事,特别是康熙朝的,所谓得人才之多,为前此所未有,受人珍视,留下关于它的多种记录,《鹤征录》即为其一。此书由李集创编,李富孙、李遇孙补辑,8卷,成于嘉庆2年(1797年),给康熙博学鸿词科的征士一百八十六人写作传记,当年考试分出一、二、三、四四等,取中前两等,有一等彭孙遹、倪灿、张烈等,二等李来泰、潘耒、严绳孙等,而此书不论录取与否,依据考试等第一一为之作传,即使拒绝征召的人员,也作了记载。此书成后十年,补辑者之一的李富孙编纂成《鹤征后录》,12卷,专门给乾隆博学鸿词科征召的二百六十七人作传。这两部书有合刻本--漾葭老屋印本,此后《清代传记丛刊》亦予刊刻。与《鹤征录》属于同类性质的是《己未词科录》,康熙18年,用干支纪年法为己未年,读者见到《己未词科录》的书名,可能也就知道它是记载康熙博学鸿词科人员的了。此书作者秦瀛,官刑部侍郎,其高祖是与试人员,诚为诗书世家,习闻掌故,又旁搜博览,编辑得法,故吴骞为其作序云:“其为是书,上自制诏,下及奏疏,旁采家传、碑志,集录记载,纲举目张,有体有要。”书成于嘉庆12年(1807年),刊刻问世,后亦被收入《清代传记丛刊》。博学鸿词科的被征召人士,有的是闻人,也有不少山野隐士,一旦成为朝廷猎取对象,名声鹊起,为后人钦羡,故而有撰书来记录他们的历史。
       第二节讲到的《清代毗陵名人小传稿》,其作者张惟骧还作有《明清巍科姓氏录》一书,将明清两代中鼎甲和会元、传胪的人员按科分逐一登录,只载其功名和籍贯。初有1930年小双寂庵刻本,《清代传记丛刊》汇刻《国朝鼎甲征信录》,附刻张惟骧书,仅印清代部分。   

    (四)《畴人传》
       清代承前世传统,轻视科学技术,对科学家自然不予多少尊重,幸而有《畴人传》问世,并且开了风气,陆续有同类作品的产生,才不使这方面成为空白。
       《畴人传》,阮元著作。(【附录35,1页;《畴人传》封面】)“畴人”,指历算学家,所以这是科学家传记专著。今日人们说此书,常指包括阮著《初编》和他人所作的《续编》、《三编》三部分。《初编》四十六卷,阮元于嘉庆四年(1799年)编成,纂写自上古至清代的畴人二百四十三人,来华西洋人三十七人,共计二百八十人,其中属于清朝人六十三位,有九卷篇幅,所以它并非清代科学家专门传记著作。《畴人传续编》是阮氏的同乡罗士琳编写的,罗氏是历算学家,另著有《勾股载积算术》、《春秋朔闰异同》等书,《续编》写成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六卷,有四十三个清朝人的传记。到了光绪十二年(1886年),诸可宝编成《畴人传三编》,七卷,包括清人和西洋人在内的一百二十八篇传记。诸氏是一位学者,任江苏书局提调,是下一章将作重点介绍的《碑传集》出版功臣。诸氏为罗氏作有传记,兹附录于后,既可明了罗氏生平和贡献,又可获知此书的写法。(【附录36,5页;原书第773页-780页】)话说回来,阮、罗、诸三作,令《畴人传》有了正编、续编和三编三种。正续二编始初有道光22年(1842年)阮氏刻本,随后有光绪8年(1882年)海盐张氏重刊本,1935年,商务印书馆加上三编,将三书合刻,题名《畴人传》,并附刻光绪间华世芳著的《近代畴人著述记》,1955年该馆将此书重梓行世,分装四册。此后,周骏富从阮元、罗士琳、诸可宝和黄钟骏等人著作中挑出清代科学家传记,计有三百七十九人,汇编成《清代畴人传》一书,1986年由台北文明书局刊刻,为《清代传记丛刊》的一种。换句话说,经历从阮元到周骏富的八十年的努力,近四百名清代历算学家有了自己的传记专集。此书内容丰富,人物事迹叙述比较详细,如《梅文鼎传》,指出康熙帝称赞传主“绩学参微”,著作历算之书八十余种,并对其中的二、三十部逐一介绍。即此一端,可知此书材料的丰富,对读者了解畴人史和科技史的不可缺少的价值。《畴人传》,不仅提供从上古到清代科学家的传记,还可以说为我国第一部科技通史专著建立了雏形,应予高度重视。然而作者生活的时代已有西方近代科学文明的传入,对于人家的新科技,书中往往用我国早已有之或从我国学去的观点来说明,今日读来当会不以为然。前人背负的古老文明包袱沉重,启示后人良加警戒。商务印书馆《畴人传》所附录的华世芳《近代畴人著述记》作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为阮元、罗士琳等三十三人写了极为简略的传记,亦有利用价值。
       《历代都江堰功小传》,二卷,钱茂著。此书为著名的古代水利工程--四川成都都江堰的有功人员写传,计写一百人,包括清代及其以前的历史人物。上卷为清代以前人,下卷系清代人,计四十九位,占全书之半。清人中有四川督抚以及成都水利同知,是与治水有关的人,也主要写他们治水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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