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

姚波

（二）《国朝贤媛类征初编》（《贤媛类征》）
   李桓同时编辑《国朝贤媛类征初编》一书，十二卷，于光绪十六年刊成《耆献类征》的次年（1891年）刻印此书，线装六册，版式一同于前书。
   李氏这两部书的资料是同时搜集的，但来源的情形有同有不同，如同前面说过的，《耆献类征》的传文，有许多是过录的国史馆传记，国史馆虽有列女传，却没有传抄出来的，无从利用，所以《贤媛类征》缺少官修传记，因此也就没有给后妃和王公贵夫人立传。《贤媛类征》主要取材于私修传记文和墓碑文，笔记类的文字也少，这后一点也不同于《耆献类征》。闺门女性的生活和历史，只有家庭家族成员能够记录，和提供素材礼请戚友纂写，他人不会了解，写不出来，即或知道一些也不能写，否则是不道德的，只有对沦落女子例外。所以关于女性的笔记文非常少，李氏页收集不到多少，而为女子写的传记、墓志铭并不少，正可为李氏所利用。
   女性的传记和墓志铭既然多出于家人之手，选择她们的传记文就不能全同于男性的标准，如前所述，选文尽量不选家属作品，以免流传失实的虚美文章，可是若对女子的传记文也如此衡量，则就没有多少文字可供选择，李桓因此不得不放宽尺度，不排斥家属的文章，以扩大选取范围。故而我们能在书中看到许多丈夫给妻子、儿子为母亲写的传记。
   《贤媛类征》的分类，也因女子生活状态的特色，而与男性截然不同，男子可以用官职来区分，女性则绝对不可以。李桓把女子区划为六类，并以此为卷目，即孝、敬、慈、节、烈、义。孝、敬、慈是根据社会对女性的“三从”要求提出来的，在家从父母，是为孝，当然也包含着出嫁后对翁姑的孝顺；敬是敬事夫子，是对丈夫的顺从和辅助；慈是慈爱子孙，善事抚育教养。节、烈、义三方面，是深入地、尽情地体现孝、敬、慈的，也就是三从的彻底表现，用李桓的话说是“事穷乃见”。由分类的立项可知，李桓完全是依据三从四德的理念来看待女子，并以之为女性传记分类的标准。在实践上，“孝”、“慈”、“义”各有一卷，“敬”为两卷，“节”有三卷，“烈”达四卷，敬、节、烈是妻子对丈夫的义务，这三类共达九卷，占全书的四分之三，可见李桓意在宣扬妻子屈从丈夫的观念，要求妻子的全部生活是为了丈夫－－生是为相夫育子，死是为丈夫的鬼。
   在传文顺序的编排上，由于女子无科分、出仕年份可供查考，只好依据卒年，而卒年也无据的很多，因此排列顺序上的差误在所难免。读者要断定某人的生存年代，还要查考其他资料，才可能会准确些。以上的说明，基本上见于李氏的《贤媛类征·例言》，录于后，以便读者明其要旨。（【附录43，1页】）
   在《贤媛类征》和《耆献类征》两部书里，李桓所选文章的传主，湖南人很多，如《贤媛类征》卷一含传主八十一，其中有七人籍贯不明，满人两名，而湖南人多达十九位，占四分之一以上。这大约本省人寻找本地人的传记文比较容易，另外也不排除对同乡偏爱的因素吧。
   此书所记录的妇女的社会生活，她们的追求和她们的不幸，她们在统治者和世人心目中的地位，可从各个类目的传记中揭示出来
   观看“孝”类的传文，获知以孝为特征的女子，在五个方面异于他人。一是“不字”，多是父母家庭生活贫困，或父亡，或母丧，或双亲俱无而家有弱弟，或有寡妇弟媳，留下来以维持行将崩解的家庭，在卷一的八十一人中，竟有十六位不嫁的人，内里还有已经订婚而坚决毁婚的情况。（【附录44，1页】）二是割股疗亲，即双亲患有重病，割下肱股的一块肉，和药一起煎熬，供病人饮用，以为能医治疾病，在卷一里也有十六个例子，其中有的人不只一次割肱，以至多达三次。据传文记载，有的有疗效，有的毫无反应，而且要想它起作用，还必须背着人进行，若为人获知，就失去效应了。我们在这里不想用“愚昧”字眼来形容这种现象，但确实是不足道及的。三是从亲自戕，就是在父母双亡之际，或已然是单亲的父或母亡故之时，以自杀了结自身的生命，这样的人多达十名。四是为保护双亲灵柩和救护卧病不起的父母而被大火烧死，当失火之时，亲尸在室，或病亲在堂，孝女不逃跑，这时不会有几个人来抬棺材，孝女一人也弄不动，于是伏在棺木上，以保护灵柩，而本身会被烧死；有一位孝女在火里救病母，已经跑出来了，但发现母亲裸体，又返回去找衣服，因而丧生，此类人有八例。五是侍奉翁姑抚育子女，这也多半发生在贫困家庭里，孀妇不改嫁，在拮据之中，孝养公婆，避免家庭消亡。
   在“敬”类传文中，描述妻子对夫君的屈从，最令今人难于理解的是劝夫纳妾和对有生理缺陷而又暴虐丈夫的逆来顺受。在卷二的三十二人的传记中，有四人为夫纳妾，而且一纳就是数人，这里有传宗接代的思想因素，也有为丈夫找乐趣的想法，总而言之，一切是替丈夫着想。有四个男子，或隐宫，或聋哑，可能是生理变态，对妻子残暴不仁，可是她们委屈求全，以敬夫为目的地生活下去。
   “慈”卷里有许多感人的文章，讲述的是寡母任何抚孤成立的故事，如乾隆朝诗歌理论家蒋士铨母亲锺氏母子相依为命，以无私的亲情，艰难中培养儿子成人，详情见蒋士铨所写的《鸣机夜课图记》（卷四《慈》）。（【附录45，3页】）训子立身成人，是有识妇人最看重的事情。如蓝鼎元之母许氏不仅本人在做人上立根本，同时教育儿子为学务实，当“详审世务，留心经济，毋长傲偷安，吾之望也”，教导他不务虚名，蓝鼎元屡踬场屋，许氏安慰并策励儿子：“人生科名不宜太早，再加数年之功，造物厚意也；其郁深者施必畅，其积久者发必宏，显达之骤，声闻易减，增益不能，大器乃成。”蓝鼎元后来官位虽不高，却以实学留名后世，实基于他母亲的训导。（见卷四蓝鼎元为其母写的《行状》）谢济世的慈亲蒋氏与蓝母有相同的观念和作法，谢济世应童子试时，因考官不戴帽子又光着脚，有失体统，自失尊严，故在交卷时拒不跪呈，被宗师取消考试资格，回家向母亲请罪，蒋氏高兴地说：“一领蓝衫不得有何罪，今日为蓝衫而屈膝，他日为青紫将有甚于屈膝者，窥狗窦，献虎子，拜门生义儿，皆由此忍辱求荣之一念使之也。汝能如此，吾无忧也。”谢济世终于以谏诤而出名，岂无由哉！（见卷四谢济世为其母写的《阡表》）监督儿子实心从政，是一些贤母的共同作法，浙闽总督觉罗满保的继母汪氏，二十二岁守寡，在饥寒生活煎熬下，培养三个孤儿出名，到满保的总督署就养，关心民间疾苦，“凡地方大事，民生休戚，惓惓询问，或拯溺救焚，减餐分食，冬则命仆妇制棉衣数百给系狱者。”（见卷四蓝鼎元纂写的汪氏传）周世英母时时以祖训“留路子孙行”勖勉儿孙，其子因病不能参加科举，乃令其学吏，这个职业的容易作鱼肉百姓的坏事，因而切戒其子，“官衙秉笔，切记先世’留路子孙行’之训。”后来孙辈中秀才、中举人，家庭经济情形好转，她仍坚持朴素生活，家人稍进甘脂，她不但不高兴，反而发怒地拒绝，并说“毋过费，以重吾忧。”（见卷四陈宏谋撰周母传）后母如何对待善待前妻的儿子，是母德的重要内容之一，前述觉罗满保的继母就是一个典型，王洁继母萧氏更为养育耗尽心力而早逝，萧氏待王洁，比亲生的王源还好，而王洁亦知恩感报，母子和睦无间。（见卷四魏礼写的萧氏传）
   “节”类传文读毕，令人吃惊的是守贞少女的众多，在卷六的五十五人中，有二十三人是守贞女，达到42％的惊人程度。她们在未婚夫亡故之后，有的要自杀，有的非要去“夫家”守贞，无论是娘家双亲和兄长，还是婆家翁姑，大多防范她们的殉私，并劝告她们另订婚约，她们根本听不入耳，父母兄长甚至被迫采取逼嫁的手段，她们就进而觅死自戕，亲长无法，只得允许她们去婆家，少数在娘家，守贞的凄苦生活是难于描绘的，请阅吕金符聘妻齐氏传记就有所印象了。（【卷六许朝撰传，附录46，2页】）节妇的另外一个特点是早寡，大多在十几岁、二十几岁时丧夫，逝死不改嫁，然后是上侍公婆，下抚弱孤，艰难地熬尽一生。   
   今人读烈女传，如果带有现代人的感情色彩，恐怕是难于卒读的。《贤媛类征》卷十一的六十九名烈女中，有三十六人殉夫而亡，其他的死因有被嫁卖，有被逼为娼，有被诬不贞，有为报仇，有遇水灾，有遇盗寇，有为救亲，更有遇暴不从的，并且多达十七人。这些人以从一而终为生存旨归，夫亡则殉死。殉夫，有的是因伉俪情深，殉情而亡，但更多的是以后无法生存，只好一死了之，如黄敬升妻王氏的服毒惨死，见吕星垣写的传记。（【附录47，1页】）烈女遇到歹徒的施暴，能够保持贞洁的，也要自戕，认为碰到歹人有沾名声，就非死不可了。
   读“义”类传记，确有一些令人起敬的女性，助人为乐，怜贫惜老，举办义赈，修桥补路，而更多的是为了兴家立业和家庭的传承，如吴希言妻黄氏的作为，她夫亡，亲子幼殇，妾的遗腹子又夭折乃为翁纳妾，果然得男，但翁死妾去，她抚婴成立，了却延续吴家香烟的愿望，其用心之良苦，不是那个时代的人真是难以想象。（【附录48，1页。彭绍升传的卓行碑】）
   上述各种人都是受到政府表彰或社会舆论赞誉的。对于节烈女性的某些行为，政府和民间也有所讨论，如守贞和殉夫，订婚，对于女子来说名分上是有所归了，但只是订婚，没有举行六礼中的亲迎仪式，婚姻并没有完成，所以未婚夫死亡，在法律上和舆论上都是允许女子改订婚约的，律例也不褒扬贞女和殉夫者，但是在实际上，官方和民间的相当多的士民认为这类女子品格高尚，行为难能可贵，志向可悲可悯，于是纷纷表扬，为她们树碑立传，贞洁碑矗立于大街小巷，以为是盛事，然则岂非“堕泪碑”屿！人各有志，那个时代女性是受的那种三从四德的教育，生活强迫女性屈从于男性的社会环境，出现那些现象并不足怪。要尊重人，尊重人的生活志向和生活道路的选择，故对于她们本身应予理解和尊重。何况她们当中不乏对世事有真知灼见的，有充分理家能力的，给家人以爱护、以温暖，维系残缺家庭，稳定社会，其功甚伟。而故人往往从三从四德的角度对她们作宣扬，今人读之则不乏苦涩味了。
   《贤媛类征》提供大约六百五十人的传文，每篇文字都有实际内容，能够表现女子社会生活的某些侧面。这是一部传记专著，要想了解清代女子历史，它不失为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资料集。

姚波

　　　　　　　　　　　　　　　第三节  区域性碑传集

   前两节叙述的碑传集，传主的籍贯属于全国范围，社会属性是各种类型的人物都有；地方性的碑传集，传主属于某一个地区，范围有限，而传主的社会属性则仍然是多类型的。地方性的文献汇编，大多是朝代通贯的难得有一朝一代的，关于清朝人的地区性碑传汇集，也应当如此。涉及到清人的区域性碑传集想来会有几部，唯笔者仅见到《滇南碑传集》一种，这里就来绍述它，倘若发现其他地区的有关清人碑传合集，再补为说明。
   《滇南碑传集》，方树梅编辑，三十二卷，卷末附录一卷，实为三十三卷，成书于本世纪三十年代末。它是明清两代云南人物碑传文的汇编，并非清朝人的碑传文专著，但是清人占到60％以上，是以讲云南清人传记需要高度重视它。
   方树梅，云南晋宁人，清末秀才，科举废，就学于昆明优等师范，后任教，兼任《云南丛书·通志》编纂审查员。他勤于治学和著述，撰著甚多，有《钱南园先生年谱》、《滇南书画录》、《滇贤像传》、《滇贤生卒考》、《滇南茶花小志》、《晋宁诗文征》、《张溟洲先生祠事录》、《古滇人物考》等，专治云南史和云南人物传记。方氏阅览钱仪吉《碑传集》、缪荃孙《碑传集补》等书，所见云南人物太少，他知道这种缺憾不能责怪钱氏、缪氏，而是云南人的文献不足，云南以外的人士寻觅、利用非常不便，因此立志编辑云南人的传记资料，以便天下人征用，以此发扬光大滇人的业绩，也是个人对桑梓热爱的体现。他为编辑《云南碑传集》，到十几个省份收集资料，随见随录，用时十余年，于1939年成书，后得哈佛燕京学社资助一半的出版费用，并得北平图书馆帮助，由开明书店梓行，铅印线装，六册。并制有《滇南碑传集撰人略历》，刊于卷首。
   在编辑体例上，方氏所思考的不仅是《滇南碑传集》这一部书，而是他的全部著作的统筹安排，他在《古滇人物考》一书中提供元代及其以前的云南人传记文，此书承担汇编明清两代人物传记文的任务。在具体编排上，他参考钱氏、缪氏诸书的作法，但以一省的人物历史无法与全国人物的丰富的历史情形相比，不能照搬，而是依据本省历史人物的实际情形分类设目，不过在总体上讲，还是以人物的官职和表现来区划，只是云南人在明清两代有些什么官职就设什么类目。方氏首先划分朝代，依据时代的顺序，明人和清人分别立目、设卷，明人分成十二卷，清人二十卷（加卷末，应为二十一卷）。在清人方面，被区分出十八类，即部院大臣、内阁九卿、科道、曹司、巡抚、司道、守令、鹾尹、校官、佐杂、武臣、忠义、孝友、儒林、文苑、卓行、列女（内分贤明、节孝、贞烈、才智四目）、方外。由类目不难看出，编者是以人物的官阶和社会实践的特点（所谓德行、言论）作为分类标准，但是方氏对官阶的考虑，又与通常的作法有所不同，他不以人物的最高官职作为定类别准则，而以这个人在那个事业上最突出，就将他定于那一类，所以做过县令的人，不列入守令类，而进入文苑、儒林的大有人在。书中设有“附录”，方氏说：“附录僭拟十余篇，皆滇中特出人物，尽力求其碑传而不得者，不掺入正集，续貂在所弗顾。”就是人重要，应有传记，而前人未作，故方氏进行编纂，然与正集体例不一，因而作为附录文字。
   刚刚说过，此书以明清人物为对象，对于清末民初人物传记如何处理，方氏在《编辑大意》中作了说明：男性以出仕论，若在清末有功名，辛亥革命后不再出任官职，则其人入选，传文收入，若其人到民国政府作官，则此书不予考虑，而在将来制作续编时，予以收录；女性无所谓出仕问题，若系耄耋之人而终于民国者，亦行收入。
   选录传文，不论该文是否刊入文集，以及方志中的艺文志，或者是刻石拓本，皆属收罗对象，但是有下述情形的传文不录：炫耀传主官品和帝王赏赐、宸翰；尚词藻而无生平事业、政绩的实际内容；宣扬神怪不经的事情；表面上是叙述先世德行，骨子里是夸耀己功；言行不一，说的是崇尚夷齐，做的是强盗事情。清国史馆的列传、云南的省、府、厅、州、县志的人物传，不再收入，以免重复，而外省方志中的云南人传记则不能舍弃不顾。所收传文，一人可以录数种。所录文字，一律遵照原文，不作更动。以上叙述，见诸方氏《编辑大意》，兹将该文附后，以便读者掌握。（【附录49，1页】）方氏在作不收录无内容文字的规定同时，也给自己主观的选择作出限制：取舍文章，“不事标榜，不循情面”。即为某人立传与否，选那一篇传文，绝不以个人的好恶为转移，也不以自己的利害为出发点，并且不受他人的请托，不讲人情。对这个原则，他自信是作到了的。（《自叙》）实际做得如何，笔者不敢断定，然而这种著述的严肃态度，自律精神，是任何时代的著作家都应当遵循的。笔者读到方氏的“不事标榜，不循情面”八个字，感慨良多，它应当是著书立说者的座右铭。
   方氏实际所收录的文字，笔者对清人部分的篇目（不含附录部分）作了不精确的统计，并从文体和用途区分它们为三类：传记，包括传、家传、小传、传略、事略，本来“事略”可以不分在这里，因考虑到李元度的《国朝先正事略》作为传记专著，不妨如此处理吧；碑文，刻在碑石上的传文，以及为墓志铭提供素材的传文，即是墓志铭、墓表、碑记、庙碑、塔铭、行状、事状、行述、行实；杂传，别传、外传、书事、政绩记、图记等。统计的结果是传记一百六十二篇，碑文一百七十三篇，杂文十四篇，共计三百四十九篇。传文、碑文大体相当，而以碑文为最多。
   方氏之书编成，其师友在序文中给予高度评价，咸云此书功在云南，弥补了云南没有碑传文汇编的缺憾，“有功滇南文献非浅”。（朱希祖《叙》）从云南的文献考虑确是如此，从全国讲，更为中原人士了解云南提供方便，知道滇人对中国的贡献。对于后一点，尤其应予足够的重视。全书拥有数百人的传记文，其中清人正编二十卷里，有传主二百八十七人，附录有正附传主十九人，内中有四人在正编里有小传，除去重复，则正附编含有清人三百一十名。也就是说全国各个地区的读者能够在《滇南碑传集》里查到三百余位云南人的传记，要想研究云南地方史，考察滇省与全国的关系史，此书是必备的参考文献。方树梅原来有遗憾，全国性的文献缺少滇人传记，至此，再编全国性的传记文汇编，云南人可被选择的机会大大增多了，方氏可以无憾了。
   笔者在阅览《碑传集》、《耆献类征》诸书时，时或见到录自师范《滇系》一书的传文，但未见此书，更不知师范为何许人，及观看《滇南碑传集》，在卷二十四《文苑传》见到师范的两篇传文，内中一篇对《滇系》著书要旨绍述甚详，兹附录于后。师范任安徽知县，公暇著述，成书四十卷。（【附录50，2页】）此书卷二十三《儒林传》有王崧墓志铭，述及王氏原在山西任县令，返乡后于道光中从事云南通志的编著，惜因病而未成功。（【附录51，1页】）这两个人都在外省做官，不同时但却同目的地致力于地区文化建设，都有为后人留下文化遗产的强烈愿望，由此使笔者意识到方氏编选的文字所记叙的内容，反映云南史事，极具滇南地方特色，这也是这部书的特点。一般来讲，碑传文空洞无内容的不少，但若象上述两篇文章，就读之有味，汇编就有价值了。方氏对所选传文，间或作出关于史实的说明，如卷二十一缪彤的《陈纲传》后面，方氏以按语指出文章叙述的陈纲享年与生年不合，提醒读者注意。卷二十四《徐石公同年事略》一文，未提传主名字和出身，令人对徐某不甚了了，方氏有鉴于此，特在文后注出：“石公名崇岳，康熙癸卯举人。”读者因而可以释然了。正是做了这些细致工作，才使此书的编辑质量有了保障，利用价值高。
   此书备有《人名索引》，将正附传人物通统列入，依姓氏笔画编排，名下注出传文所在的册、卷、页数。
   《滇南碑传集》，对于清代人讲，提供三百一十人的三百四十九篇传文和十九人的传文资料，又有传文撰人介绍和传主人名索引供读者检索，是一部既有文献又有索引的便利读者的人物传记资料汇编。
   

姚波

　　　　　　　　　　　　　　第四章  清人传记别体－－年谱

   关于清朝人的年谱，来新夏有过很成功的研究，他著作了《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特别是代序《清人年谱的初步研究》，全面论述清人年谱基本情况和学术地位，对清人年谱的谱主、编者、表达形式、编制体例、史料价值评论尤详。笔者在这里还要论说清人年谱又有何必要呢？首先是要作某些侧面的补充，如年谱史料来源问题，包括来氏在内的学者对此论述极少；其次是在某些方面有所侧重，如年谱出版信息；再次，某些方面作较深入的分析。总之，是想在充分吸收来先生等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对清人年谱作出新的综合说明。

　　　　　　　　　　　　　　　　　第一节  年谱及其体例

（一）何谓年谱
   任何学术领域，若给它下个完整定义，都是非常困难的。对前人的界定，后人往往会作出补充或予以讨论，关于年谱的定义也不例外。如朱士嘉说：“叙一人之道德、学问、事业，纤细无遗而系以年月者，谓之年谱。”（李士涛：《中国历代名人年谱目录》，朱《序》，长沙商务印书馆1941年版，转见《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代序》）来氏则云：年谱“是以谱主为中心，以年月为经纬，比较全面细致地胪述谱主一生事迹的一种传记体裁。”并指出“它杂糅了传记与编年二体，并从谱牒、年表、宗谱、传状等体逐渐发展演变而自成一体。”（《清人年谱的初步研究》）来氏在定义中明确年谱是传记的一种，比朱氏之说前进了一步；年谱叙事是否“纤悉无遗”，正是年谱学界讨论的事情，难成定说，“比较全面细致”的表述就准确多了；以“一生事迹”代替“一人之道德、学问、事业”，概括得更好。本书作者的说法是：年谱是以特定的个人，即谱主为中心，用编年体形式记叙其一生经历及与其相关的人和事，是历史人物传记的一种体裁，或者说是别体。这是来氏定义基本套用，但是明确年谱的体裁是编年体的，是历史类著作，并在理解年谱是一个人的传记的同时，强调其同社会的联系，即反映社会历史的一面。对于年谱的定义，似应把握以下几点：
   以个人为中心：某人的年谱，自然以其为中心，围绕着他的事迹进行叙述，与其不相干的人和事，就不能胪述进去，但是我们看到的年谱有的就存在这类问题；相反，有的又仅仅写谱主个人，对与其联系紧密的人事略去，令读者不明谱主行事的原委。在众多的年谱里，有的年谱不只一个谱主，如刘盼遂著的《高邮王氏父子年谱》，就是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的合谱，又如许维   编的《郝兰皋夫妇年谱》，是山东经学家郝懿行、王照圆夫妇的合谱，这些是将亲属与事业相同的人的年谱写在一起了，所以说“以个人为中心”也非尽然，由此可知，任何定义都很难是绝对准确的。
   年谱是编年体史书：年谱写法是以年岁为纲，按年系月，实以内容。一件事可能出现在若干年之内，根据编年体的体例是不能在开始发生的年代把事情写全的，而要逐年写去，可是有的作者性急，用纪事本末体，一气写来，全书的编年体例就被破坏了。年谱是编年体史书的一种，是关于人物传记的，而编年体历史则范围很大，对此，蔡尚思在《左宗棠年谱·序》中区分甚明，他说：“年谱属于历史人物的个人编年史。它与一般编年史相同之处，在于都按照年、时、月、日的时间序列编排史事。但它的背景不及一般编年史广阔，而反映历史进程的精细程度，却超出一般编年史。”（罗正钧：《左宗棠年谱》，岳麓书社1982年版）如此一区分，更能明了年谱的编年史特点和价值。
   资料排比与叙述式：年谱是传记的一种，但与本书第二章所讲的有史实、有分析、有评价的正规传记有所不同。它主要是采取叙述式排比资料，把谱主行事一一记录出来，是资料性的著述，不必多作评论，要与评传区别开来。然而也有的年谱作者强调加强评论，使年谱的特点反而不鲜明了。
   年谱的异名：有的年谱不称为“年谱”，而叫做“自叙”、“自述”、“纪年”（如汪士铎《汪悔翁自书纪年》），因为年谱的谱主应当是大人物，或有特殊贡献，可以垂示后世的人，为其作谱，就是为了传播其德行业绩，因此有的人自谦，不敢称年谱，如李平书（1854年－1927年）于1923年七十岁时写经历，“初拟自编年谱，继念生平无赫赫之事业，于’年谱’二字不称”，遂取名“自叙”（《李平书七十自叙·自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就是嘉道时名将杨芳在自编年谱的序中也说，“深惭言无可述，行无可表，何谱之有哉！”说明年谱的谱主非同常人，要具备一定的资格，才可以自撰或由他人来写年谱。
   年谱产生的时间是宋代，然其渊源有自，亦可稍加留意。冒广生说：“年谱之作，兴于经，立于子，成于史，”《春秋》、《晏子春秋》、《吕氏春秋》就分别是孔子、晏子、吕不韦的年谱，“故世谓年谱始于宋人，不知经、子、史已发其凡也。”（《黄丕烈年谱·序》，中华书局1988年版）年谱出于宋代，但其体例在前代已经孕育了，不过到宋代才正式出现。

姚波

（二）年谱的类型和体例
   这里说的类型，就是来氏所讲的年谱表达形式，即文谱，完全用文字来表述；表谱，以年表的形式反映谱主的一生；诗谱，以诗歌为纲，以文为目，表现谱主历史；图谱，主要是作画，配以少量的文字说明。
   年谱有没有体例？郭延礼认为：“年谱之作，向无固定的体例和格式，当视谱主的具体情况而定。”（郭著《龚自珍年谱·前言》，齐鲁书社1987年版）说的不无道理，而且事物总在发展，会有新体例的出现，体例不可能一成不变，但若说完全没有固定的体例，似乎也不尽然，因为可以说出几个条条来：
   （1）编年体。1911年丁宝铨作《傅青主先生年谱·序》云：“年谱之作，本《春秋》编年之别派，衍《史记》表年之小宗。”（《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94辑第932号）年谱是编年体史书，不必缕述。
   （2）纲目体与直叙式。许多年谱采用纲目体的笔法，即用简练的文字写出要点，然后以较多的笔墨去对事情的原委作出说明，或引用其他文献的资料去作注释，这样纲举目张，使读者能很快地明了谱主的重要事迹。笔者阅览过一百一十多部年谱，统计一下，约有30％的年谱是采取纲目体或类似这种体裁的表达方法。当然，多数年谱使用直叙法，对所叙述的内容不分主次，平铺直叙地写来。
   （3）叙述先世。开门见山，先叙谱主的先人，有的追述谱主十几代以前，以及迁徙的情形，至少要讲到高祖、曾祖以来的状况，有的还列出先世表。只有极少数的年谱，因谱主出身寒微，而无法追叙高曾以上的历史。
   （4）叙说家属。谱主的直系亲属一般都在年谱的叙述范围之内，其与谱主关系尤其密切的，本身功名和事业显赫的，会被重描几笔。
   （5）铺陈时事和交游。许多年谱要把当年发生的与谱主有关的重要事情、重要人物写在该年叙事的前面，以便与谱主的行事相照应。这方面的内容要不要写，人们见解不一，如袁行云作《许瀚年谱》，主张“年谱以考证谱主生平及其著述为主，一般不引历史背景资料，即使有些资料与研究谱主有关，也尽量从简。”（《许瀚年谱·序例》，齐鲁书社1983年版）在这方面掌握起来很难，有的年谱作者写得多，乃至容纳一些无关的事情，让人看了累赘。也有少数年谱完全不交代有关的社会背景，令人理解谱主的行事有了困难，这就是没有运用好年谱的体例。   
   （6）交代谱主身后事项。所谓身后，是指其丧事的料理，朝廷的恩荣，著述的整理发表，学术界对他的研究，以及子孙的事业。必如此，谱主的一生才算了结。
   （7）补注。把岁月没有写完的年谱，补充整齐，写完谱主的一生。凡是自叙的年谱，不可能写到谱主的逝世之日，总要在谱主身后由他人为其补作，写至谱主人生的终结，这样的事情往往由子孙来完成。如道光朝湖南巡抚吴荣光（1773年－1843年）的《自订年谱》只写到1841年，其人生的最后两年，由其子尚忠等续写成功。又如著作《小腆纪传》的徐鼒（1810年－1862年）自撰的《敝帚斋主人年谱》写到1858年，其后，其子承禧及徐氏门人根据其《日记》编写成《谱补》，使徐氏年谱成为完本。有的年谱初稿形成，但内容过于纲要式的，不完善、不丰富，于是有人去作注释，增加一些材料。如《查继佐年谱》，初编者为查氏门人沈起，一百数十年后张涛、查世沣相继增补，始有善本。（中华书局1992年版）再如南开大学创始人之一的严修（1860年－1929年）自撰年谱写到1918年，门人高凌雯为之续补，但自撰和续补都非常简略，其侄孙仁曾进行增编，不甚得体，王承礼等乃为之作辑注，始告成功。（齐鲁书社1990年版）注有新写的，也有将旧有的文献资料排比进原著的相关部分。
   （8）附录。在编年体正文之外，汇编关于谱主的上谕、传记、墓志铭之类的文字，作为年谱的附录。清人所编年谱，附录的内容相对少一些，现代人的编著，或者标校前人已成年谱，大多比较广泛地搜集谱主传记资料，有的把笔记中的材料也编进附录里，使附录内容越来越丰富。且看《鄂尔泰年谱》的目录，即可明了。（【附录1，1页，中华书局1993年版】）
   （9）划分阶段。清人编写年谱，只是将谱主的生平按年写来，不作阶段的划分，现代有个别的年谱编著者，在编年的同时，把谱主生平区分为若干时段，如任道斌作《方以智年谱》，以七卷区分谱主一生的七个时期。（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
   至此，关于年谱的体例，拟将嘉道咸时期蒋彤纂写的《李申耆年谱·谱例》和冯其庸等编著的《吴梅村年谱·凡例》附录于下，（【附录2，2页，《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版；附录3，1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权充年谱体例的小结。因为蒋氏《谱例》不仅说到年谱的起源，更总结前人谱法，规范了年谱体例的各项具体内容，涉及到纲目体、有关时事和人物、子孙和族人、功名、著述等方面的写法。唯“有后年之事凌入前年者，如此则文直而事完”一条，与编年体要求不合，其他则同与一般谱例。冯氏等《凡例》更反映当代人编修年谱的观念和作法。

姚波

　　　　　　　　　　　　　　　　第二节  清人年谱的编纂

（一）年谱的作者
   年谱的作者，来新夏指出有四类，即自撰类，系谱主手订，或由谱主口述而他人记录整理，或谱主自撰而由他人续补；家属所撰类；友生编著类；后人著述类。说得很概括，很准确。蔡尚思把年谱分成四种类型，并由此讲到作者，即研究型的，编者多为后世专家；卫道型的，编者是自命为古圣先贤正宗嫡传的人物；回忆型的，为谱主生前所手订；扬名型的，多为谱主子孙门人所编。（《左宗棠年谱·序》第二页）以上两说角度不同，但所说年谱编者是一致的，即年谱谱主、谱主家属门生友人或学术研究者。笔者对阅读过的一百一十七部年谱的编著者作了分类和人数统计，分类基本同于以上二位，但扩展为六类：（1）自订，其情形如来氏所言，不赘。（2）家属和族人，包括兄弟、子侄、裔孙和族人，如王士祯为其兄士禄作《王考功年谱》，王夫之八世从孙王之春编著《船山公年谱》，陈少白的族侄德芸著《陈少白先生年谱》，其中子孙所作最多。（3）亲戚朋友，这中间有谱主的幕友、僚友，所形成的作品，有的是谱主子孙请亲友作的，也有亲朋主动写的，如李之芳之子聘请程光裋编辑李氏文集，同时“以年谱属”之，遂写成《文贞公年谱》，程氏自称“受业”于李之芳，实际并非门弟子，而是受聘为人作年谱。再如赵藩在岑毓英幕府三年，后应岑氏家属之邀，写出《岑襄勤公年谱》。受聘写作，往往是在谱主家属监督下进行的，此种情况与将要说明的学人研究有所不同。（4）门生，受业弟子为业师写年谱，如冯宸、刘调赞的《李恕谷先生年谱》。（5）学术研究者，赵藩在前述岑毓英年谱小引中说：“名公卿钜人长德，率有年谱，或自订，或成于子弟门人故吏，或异世之士寄向慕而为之。”（《岑襄勤公年谱》，《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4辑第139号第2页）研究者大体就是所谓异世向慕者，这类著述最多，不必列举谱名了；但是研究者中不仅有国人，还有域外人，如日本人小泽文四郎为经学家刘文祺作编著《刘梦瞻先生年谱》。（6）合作型，即由谱主家属、亲友、门生乃至研究者多方合作而成，如《查继佐年谱》之由门人沈起、仰慕者张涛、族裔查谷、查世沣历二百年纂修、增辑成书，可谓合作之典型，严修年谱在自订之外，又有学生、族人、研究者先后补辑，是合作的又一类型。名臣阿桂的年谱编辑者成员众多庞杂，兹附其名单于后。（【附录4，1页，《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70辑第691号】）年谱之作者，大略地说是谱主本身、家属、友生、研究家四种人，细分则为上述六类人了，特别是多种人合作的情况需要重视。无论是四类，还是六类，其实不外是两种身份的人，即学人和官员。各类人编写年谱的情形，在修谱中所占的比重如何，本书作者就所读的作了分类统计，现列表于下：

年谱著述人分类统计及比重表

类别    自订    家族    戚友    门生    研究家    合作        合计
数量     27      18      8       10       48        6         117
％     23.1     15.4     6.8      8.6      41       5.1         100
位次     2       3       5        4       1         6          6
   
统计数字表明，年谱的纂修人以研究家为最多，占百分之四十以上，远远超过其他类型的编著者；值得注意的另一种情况是自撰者甚多，达到五分之一以上，将近四分之一的地步；合作类虽然不多，这是因为自订而又由他人补作的年谱，没有统计在合作项目里面，否则数字将会大为增加，因此，不要看到这一类数目少，就以为它在作者类型中不重要。
   
（二）年谱的资料来源
   年谱的作者与写作时间、图书质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自订的年谱为谱主生前所著，成书时间早，按照一般的说法，史书写得越早，价值越高，自订年谱具有这种优势；但是自订谱也可能有一种不可避免的弱点，即谱主歪曲历史，在年谱中美化自身，制造假象，使读者难明真相。家属、戚友写作的年谱，纂著的时间大多在谱主身后不久，应当修成好谱，但是除了一些非常严肃者的作品是好的，大多数编著者为见好于谱主家人，本着书善不书恶的原则，遮饰、曲庇谱主的过失，这类年谱可信度就小一些，难成信史。学生修谱，时代也早，与谱主关系密切，了解也多，可以写得好，事实上，有的纂写者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写作，如李 恭秉承其师颜元反对“党同伐异，虚学欺世”的教导，在为颜氏修谱时，“功过并录，一字不为镘饰”。待到冯宸为其师李氏作谱时，就以李氏为楷模直书无隐，所谓“大德大节固必书，至于悔过迁善，正所以勉强进德也，亦详载，不避重复。”就是对李氏与友朋的辩论，也如实记载：“先生亲师取友，互相责善，乃生平所资以进德修业者也，书之。”（【附录5，1页，《李恕谷先生年谱·凡例》】）当然，曲宥其师过失的年谱作者也有，不过总的说来，真正受业的门人所写作的年谱一般是比较好的。学者著作的年谱出现较晚，以至很晚，但是为研究而作，一般用力搜集素材，绝大多数人态度严肃，对材料有所考辨，成品质量较高，尤其是近期出版物，资料收集得更丰富。任何著作者都难免受主观倾向的左右，发生观点的误失，学者写作的年谱也会有这类问题，所以读者在研究家的年谱中亦不难发现为谱主辩解的成份。年谱质量的高低，需要一部部具体分析，这里只是笼统地说：写得早的自订年谱可信度可能高一些，研究家的成品问世虽晚，然而在内容丰富和史料考辨方面都有优长，子孙僚属的笔墨产生不迟，却应审慎对待。
   考察年谱的质量，不仅要看其作者，还需了解其史料来源，即使一位严肃勤奋的学者，如同好的家庭主妇一样，不能作无米之炊，材料丰盈，就好加工了。年谱的史料来源是随着编著的增多而不断拓宽，是相当丰富的，多方面的，可以区划为下述八类，即谱主本人的各种文字，谱主口述他人记录的文书，家谱材料，著者与谱主接触中感受所形成的素材，官修史书和档案，官方和私家的传记，私人笔记，外国文献。著作家在修谱时对诸种文献会作全面的、综合的利用，而不会只使用一种或两种，如郭立志于1943年编写吴汝纶（1840年－1903年）年谱时，“暇日取（无）先生诗文、尺牍、日记各编，撷其精微，综其纲要，逐次排列，渐有端绪，又与先生子北江过从，得窥其家藏遗墨、手稿未及刊布者。”（《桐城吴先生年谱·序》，《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73辑第725号第2页）可知他是在运用吴氏本人的诗文、日记、书信资料和吴氏后嗣口述材料进行的写作。吴天任于1958年写成《何岁 高先生年谱》，他说他所依据的素材来自六个方面，即何氏（1865年－1930年）的《六十自述》，何氏于光绪末年在印藏使团随员任上的文书，何氏的《邹崖诗稿》，何氏之子的补述，采访何氏的朋友学生，其他有关文献。（《何   高先生年谱·自序》，《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76辑第756号第3页）看来年谱作者都在尽可能地综合利用包括谱主自身文字在内的各种文书进行写作。下面将对各类年谱资料的使用作分别的说明：
   谱主自身形成的文书：许多谱主有自撰的诗文集，或有日记，或保留信函，或存有奏疏，这就给纂写年谱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其中的日记也是编年体的著述，对编写年谱最为有益，不少年谱主要依靠它写成的。如汪兆镛（1861年－1939年）自撰年谱写到1918年的五十八岁时，后二十年没有动笔，身后，其子从他“晚年手写日十余册”里，择录材料，配合他的社会活动，续补成完整的年谱－－《微尚老人自订年谱》（《微尚老人自订年谱·小引》，《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96辑第960号第1页）王真《续编陈侯官年谱》，象前编一样，“仍以诗文集、日记为依据，而参以请益，遂凑成七卷”。（《侯官陈石遗先生年谱·跋》，《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28辑第277号第5页）既用日记等类资料，又请教谱主，才续编成功。
   口述资料：有两种情形，一是谱主自叙，由他人记录，如王士祯（1634年－1711年）自订年谱，但其最后六年的内容，是他在病中口授，儿子笔录的。（《王士祯年谱》第59页）另一是家属回忆谱主生前活动，为年谱的写作提供许多生活细节，或者订正编著者的某些误记，前述吴汝纶、何   高二谱的写作均得力于谱主子嗣的帮助，不必赘述。
   家史资料：许多家族有家谱，可能会有谱主的历史资料，至少会具有谱主先世的记录，可以供给谱主家世背景资料。如梅英杰编辑《胡文忠公（林翼）年谱》，其中的一部分是“杂采宗谱、家书之属，缀辑成编”。（《自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8辑第172号第300页）再如钱陈群的后人为其编著年谱，参考钱氏《世谱》。（《钱文端公年谱·跋》，《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5辑第341号第302页）
   作者的亲身体会：编著者与谱主的接触中，将其产生的感性和理性认识，写到作品中。门人为老师写年谱，自然出现这类情形。
   官书和档案：中央和地方衙门所编著的图籍和文书，运用于年谱，诸如皇帝的上谕、诏令，官修的传记、方略，从一统志到州县志的方志等等。《阿文成公年谱》最早使用“纶言章奏”，此后诸家踵而效之，诏谕、奏疏、方略成为年谱中的常用材料，德楞泰的年谱就是如此，明确说运用这些文献的即为该谱的祁寯藻序。其后，《张惠肃公年谱》可谓典型。张亮基（1807年－1871年），江苏铜山人，官至总督，其年谱八卷，成于1911年，利用资料广泛，举凡实录、方略、国史、纪略、政书、通志、府县志、文集、家谱、笔记，不下九十种，编辑者特作《年谱例言》和《采辑书目》，说明资料之来源与取舍，兹复印附录于后。（【附录6，6页，《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4辑第631号第27页－第37页】）
   官府、私家为谱主写作的传记：即史馆的、方志馆的列传，私修的墓志铭、别传等，仍以张亮基来说，清国史馆，山东、云南、贵州、湖南等省通志，徐州府志、铜山县志，《湖南褒忠录》、《贵州咸同军事史》均有他的传记，家传、别传、墓志铭多种，这些都是修谱的参考资料。
   私家笔记：清人笔记甚多，大量记载人物活动，虽然都是片段的，依然是年谱的可贵资料。张亮基年谱采辑书目中的《郎潜纪闻》、《庸庵笔记》就是这类作品。
   外国文献：到了清朝后期，外国人关于清朝人的记录增多了，也被人们利用作为编辑年谱的素材。《重编张文襄公年谱凡例》有一条云：“公名重中外，行实见于外籍者甚多，故联著西历，俾资参考。”不仅表明运用外文资料修谱，还因此制订谱例，增加中西历的对照。而张亮基年谱采辑书目载有《英吉利世界历代名人传记》，年谱内刊出了该书的张氏传记。
   年谱作者对上述各类资料的利用，因为资料来源的可能性和用力状况的不同，自然会有差异，但多数作者努力搜求材料，尽量把谱主的历史资料和相关素材收集齐全，运用到作品中。兹举数例，以见资料丰富的年谱情况。《吴梅村年谱》参考资料要目有二百六十七部，毛注青编辑的《黄兴年谱长编》征引书目二百四十八种。来新夏的《林则徐年谱》（增订本）引用文献二百二十九种，并分类著录，现将其目录复印于后，读者可知引用文书的大概类型和情况。（【附录7，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09页－第522页】）

姚波

（三）清人年谱写作特点
   纯粹清朝人以及明清之际、清民之际的人，其年谱的写作有当朝的清代人，也有清亡后民国以来的人。自从宋朝人替唐代人编写年谱，就形成了一种传统，后代人也为前代人制作年谱，清代人为前人写谱的增多，民国时期为清人作谱的相当多，是传承了前人的作风。但是清人的年谱还是当朝人写的多，年谱学在发展，出现诸多特点。  
   （1）写作时尚的形成，是清代年谱学发达的标志之一。清人写作年谱，多少是一种风气，这么说是因为：
   第一，写年谱与记日记相辅相行，把它作为回顾人生，自省自励工具的习惯的形成。康雍乾三朝元老张廷玉（1672年－1755年）在五十岁以前，写了年谱梗概，后失火被毁，进行追忆，此后，每年冬月总记一年的事情，至七十七岁著成《澄怀主人自订年谱》，他为何如此认真对待年谱，自云参大政，历朝五十年，小心谨慎，“冰渊自凛，有如一日”，因而想到“古之笃于自修者，日有课，月有程，于己之一言一动，辄记录有备省览，而应时接物出处进退之大端，尤斤斤致详焉。”即为自省自警而写年谱。（《自序》，中华书局1992年版）冯宸为其师李塨作年谱时想，“年谱犹日谱耳，日谱记功过以策励习行，年谱何独不然？”同样是将年谱视作省身手段。人们为追求事业的成功和人格的完美而写作年谱，年谱由谱主自订的那么多，与此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第二，年谱是对祖德天恩感怀和发达后裔愿望的记录，以此观念追求年谱的编写。杨芳是边疆小民，家赤贫，行伍出身，因出生入死的战功而位至提督大臣，晚年“顾念生平少而壮，壮而老，经过险阻艰难，敢云备尝辛苦，唯先德源流，贻谋有自，天恩高厚，报称未遑，帅德帅功，不忍淹没，据事直书，使后嗣知感云尔。”（《宫傅杨果勇侯自编年谱·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27辑第261号）自身的报恩感情宣泄之外，同时教育后人以绵延世泽。钱陈群的裔孙先后为他编辑年谱，并在出版时将乾隆帝关于钱氏的怀旧诗和赐谥碑文置于年谱之首，就是要求子孙诵习年谱，“感念纯庙（乾隆帝）恩礼之重，勉效先公忠厚之贻，以裕后昆，而承先志。”（钱应溥《跋》，《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5辑第341号第300页）为后世的昌盛而写年谱，可以列举出很多的事例，如殷兆镛（1806年－1883年）自订年谱，其裔孙将它梓刻时，表示把年谱“永作聪遗之训”，令子子孙孙知道“仰承余庆之有所自”。（《殷谱经侍郎自订年谱·后记》，《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26辑第260号第216页）使余荫及于后代的强烈愿望表露无遗。户部尚书董恂（1807年－1892年）的年谱，在其子椠刻时把光绪帝赐祭文置于卷首，“以纪圣恩，而光泉攘”（《还读我书室老人手订年谱·后识》，《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29辑第282号第276页）
   第三，同类型的人应当有同等的拥有年谱的权力的观念深入人心，攀比写谱。黄宗羲的裔孙炳垕认为，其先人应与王阳明、刘宗周为一流人物，王氏与刘氏的年谱早已流行于世，可是黄氏自撰的年谱已毁，造成年谱的空缺，作为其后代难辞其咎，遂于同治年间制成《黄梨洲先生年谱》，同时刊行。（《黄氏家集》本）黄氏后人改变了被动地位，有人又来效法他。宣统间，江苏淮安人丁宝铨到太原作官，他熟知黄宗羲和顾炎武的年谱编写“缜密”，而与他们同时的名士山西人傅山的年谱则甚疏漏，“心为不怿”，乃在缪荃孙、罗振玉等参订下著成《傅青主先生年谱》。康熙间，唐梦赉为李之芳汇编《奏议》、《别录》，并参订《年谱》，认为李氏与王阳明“生平奕世同符”，实际上是抬高李氏身价，然而也是作谱的理由。（《李文襄公年谱·序》，《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2辑第311号第1681页）
   第四，为扬名后世而形成的纂写年谱风尚。有的人写谱是为国史馆采择资料，或为引起世人对谱主的注意而为其写作传记文，光绪三十年（1904年）唐炯在狱中写就年谱，要把自身真相告诉世人，也是希望“他日史氏不无取焉”。（《成山老人自撰年谱·自题》，《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6辑第175号第5页）王传灿于同治间为乃父王庆云写好年谱，说是“以补国史列传所未载，备当代君子采择，传诸不朽”。（《王文勤公年谱》，《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4辑第137号第155页）沈兆霖（1801年－1862年）生前自订年谱，死后其子作了补记，谓其先人“以文章政事受三朝知遇，饰终令典优厚逾常，哀感余生，谨和泪濡墨续记于后，以备国史采择云”。（《沈文忠公自订年谱》，《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51辑第501号第47页）湖南巡抚吴荣光（1773年－1843年）死后，其子在乃父《年谱》的文末写道：“……质之当世大人君子，伏冀锡之铭诔，以宠泉壤，不孝等世世子孙感且不朽。”（《吴荷屋自订年谱》，《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77辑第764号第45页）方士淦（1787年－1849年）官至知府，遣戍新疆，返回后自订年谱写到去世的前一年，其堂弟为作补记，结语云：“伏乞有道能文之大人先生赐以铭诔，则生生世世感且不朽。”（《啖蔗轩自订年谱》，《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5辑第342号第53页）吴、方家属的这两份文书，思路相同，连造词遣字都一样，可见人们的观念是如何的一致。要之，后人为先人写作或出版年谱，希望他留名后世，垂诸不朽。
   第五，一人而有数种年谱，人们热衷于为名家修谱。前述丁宝铨认为傅山年谱不精，其实在他著述之前，傅山已有两种年谱，加上他的作品使傅氏年谱达到三部了，不过傅氏的年谱还算不上多的，与他同时代的陆陇其，因为被朝廷捧上十哲之次的崇高地位，竟然被人们写出八种年谱，分别写于康熙、雍正、乾隆、光绪年间，其各种本子的情况请参阅中华书局1993年版《陆陇其年谱》的《点校说明》，不具述。顾炎武的年谱，《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介绍了五种，然而其中的顾衍生原本的《顾亭林先生年谱》，就包括清人吴映奎的重辑本和车持谦的增纂本，且这两种原来都有刻本，所以顾氏年谱并不只五部。张履祥（1611年－1674年）的年谱，《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正文介绍两种，附录说明七种，计达九种之多。此外，王夫之、龚自珍各有四种年谱。李光地、纪昀、朱筠、崔述、林则徐、曾国藩、俞樾等各有年谱三种。
   从以上五个方面情形来看，清人为省身、留名、传家而有着写作年谱的强烈欲望，也就是有着强大的动力，因而形成自写或由他人来写年谱的社会风气，并产生相应的后果－－众多的年谱。
   （2）修订年谱理论和体例的发展，是清代年谱学前进的另一种标志。在上节何谓年谱的子目里，已经涉及到修谱理论和体例了。关于理论，本书作者认为清代年谱学的进步，体现之一是讨论和规范年谱的写作内容，历史的、社会的背景写不写，写到什么程度？家世如何写法？交游如何表现？总之，内容是详是略，是繁是简，编著者各有主张，并在凡例中明确表示出来，实际上也是有所争论。清人吴骞在《初白先生年谱序》中说：“顾从来作年谱之敝，繁者每失于芜，简者又嫌于漏。”而陈敬璋的这部年谱“考核详审，而记载谨严，可谓简而有要，不蔓不支。”（《查慎行年谱》，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9页，与《查继佐年谱》合刊）看来吴氏主张年谱写得简而明，反对详细繁琐。嘉庆间刑部侍郎王昶和直隶总督那彦成编纂《阿文成公（桂）年谱》，篇幅多达三十四卷之钜，可是大学士祁寯藻却认为该书“繁而不芜，详而有法，洵纪述之善者也”。（《德壮果公（楞泰）年谱·序》，《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本，第22辑第213号第5页）有的年谱的篇幅确实很大，《德果壮公年谱》有三十二卷。康熙中宋荦等人编辑的《于襄勤公（成龙）年谱》、乾隆中张廷玉的《澄怀主人自订年谱》、光宣之际问世的《成山老人（唐炯）自撰年谱》各为六卷，宣统间制作的《张惠肃公（亮基）年谱》八卷，同治年间著述的《镜湖（段光清）自撰年谱》被他人删节之后，还有十七万多字。民国以来，年谱越做部头越大，如《林则徐年谱》长达四十五万六千字，《吴梅村年谱》有三十二万余言，《孙中山年谱》有一百五十五万五千字之钜，这些是今人对清人写作年谱的详略讨论的发展，不必多叙。事情不在字数的多寡，如果多到支蔓丛生，寡得内容贫乏，都不是好的年谱，重要的是依据谱主的经历状况，该详则备，该略则简，真能做到祁寯藻所说的“繁而不芜，详而有法”。
   清代年谱理论进化的体现之二，是讨论年谱与诗文集的异同。许多年谱的谱主拥有诗文集，编辑诗文集，尤其是诗集，人们有个习惯，就是以写作的年代为编排顺序的原则，成为编年诗集，反映作者著述的历史过程，这就与年谱的编年体体例相近，内容上也有相当多的雷同。但是编年诗集不能表述作者诗文创作以外的活动，不具备年谱所包含的人的一生经历的丰富内容，远远不能代替年谱，所以年谱与编年诗集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清代中期人陈敬璋编纂《查慎行年谱》时，有个朋友说查氏的诗集，“编年次第秩然”，“一生出处事迹略具”，何必再作年谱？陈氏不这么看，为了把查氏“足以垂示后人”的“志节”显示出来，“考其行实，采其轶事，详著于篇”，制成年谱。（《查慎行年谱·跋》，第38页）民国间刘盼遂在《高邮王氏父子年谱·辑谱凡例四则》批评不区分年谱与编年诗集的现象：“今之修谱者类多掺入谱主诗文多首，实无异编年文集，令读者口耳 昏慵，甚所不取。”可知他是主张将两者分开的。编年诗集与年谱是不同体裁的两类图籍，不能混淆。清朝人开始，民国人士继之，把这两者分别清楚，对年谱的特质更加明晰，有利于年谱的写作。
   清代年谱理论发达的表现之三是体例详备和史源的开拓。诏谕、官修史书、档案都成为写作的资料的事实，前已指出，始于嘉庆时期的王昶等人编辑阿桂年谱，此后被广泛采用。史源的开发，为年谱的创作提供源源不断的素材，从而使年谱的编著有了常作常新的可能。一个谱主而有数部年谱，如若不是史料的挖掘，是难于做到的。清人年谱体例的详备，这里仅仅指出注疏体的被运用于年谱，它不只是丰富了年谱的内容，更是体例的发展；同时还应注意被注疏进入年谱的文字要注明原来的文献名称，昭示信用，以备读者查考。年谱里的注疏，其实就是清代学术上的考据学在年谱学的展示，对于考据学来讲，是它在各个学术领域无所不到，而从年谱学看则是它的体例和写作方法的前进。
   1939年傅增湘为《刘孟瞻先生年谱》作序说乾嘉汉学，“凡所为书，义例精密”。（《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81辑第804号）年谱在一定意义上讲是清代考据学的一种，“义例精密”的判语，用到清代年谱学上也是完全恰当的。   
（3）适合于年谱制作的政治、学术环境。
   清初政局不稳定，清朝政府实行高压政策，不利于学术活动，自然也限制了年谱的创作。康熙后期开始年谱陆续出现，标志写作的社会环境逐渐地形成。其一是乾隆以后明史研究领域的解禁，使写清初的明遗民的年谱有了可能，如王夫之的遗著被人们编辑、出版，到光绪年间，他的书“已遍海内”，但是王之春感到他的“事迹散失，传闻异词，不有年谱，其何以原始察终”，因而搜集资料，于光绪十八年（1892年）编著成《船山公年谱》。（《王夫之年谱·序》，中华书局1989年版）这种对遗民的尊重情绪，到清末民初更加强烈，他们的年谱因之增多，如徐州万寿祺（1603年－1652年），在明朝仅仅是个举人，没有做过官，但是忠于亡明，参加抗清队伍，兵败被囚。罗振玉认为他的忠义志节，即使在千载之后，“尚论之士有余慕焉”，因而访问他的故居，但已无踪影可寻，访其遗书，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得到包括其著述在内的《徐州二遗民集》，又多方搜求有关他的资料，终于在1919年写出《万年少（寿祺）先生年谱》。（引文见罗序，《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71辑第702号）其二，清代各类战争为年谱的出现创造一定的条件，因为战争中涌现一批人才，受人尊重，有人会给他们写年谱，他们也有物质基础，可以请人写作，所以乾隆“十大武功”、嘉庆平定白莲教、咸同“中兴”，出现一大批武将和一些政治家，他们或自撰，或家属写，或倩人纂著，涌现为数甚多的年谱，阿桂、德楞泰、杨芳、罗思举、曾国藩和国荃弟兄、胡林翼、左宗棠、鲍超、刘秉璋、张亮基、刘长佑、罗泽南、崇实、马新贻、岑毓英、周盛传等人都有年谱的行世，就毫不足怪了。在写战争时代的年谱中，还有总结政治经验的因素。徐鼒（1810年－1862年）在太平天国运动中，于家乡六合办团练与太平军对垒，事后想起战火和亲邻的死亡，就产生记录其事的不可抑制的欲望－－“令我至今心悸，此事乌可不传！”遂于咸丰八年（1858年）写出《敝帚斋主人年谱》。（《自序》，《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27辑第267号第5页） 其三，考据学兴盛，学者大量涌现，为学人作年谱的需要与可能都成为现实的问题。前面讲到年谱的作者时，发现学者型的著作者最多，其中相当多的是学者替学者写，学生给老师写。蒋彤在完成《李申耆（兆洛）先生年谱》时作《告祭文》，说他为什么从事这项写作，是“惧其（指李氏）德业不克详于来世”，即怕李氏学问失传，作年谱，使其“宏业不朽，盛德不灭，其道自足俟百世而不疑”。（见《年谱》卷首）经学家惠栋（1697年－1758年）仰慕王士祯的学识和为人，为《渔洋山人精华录》作注，并作王氏年谱，后得到王氏自订谱，乃把自家的谱以注的形式编入王氏自订年谱中。苏州人黄丕烈（1763年－1825年），校勘学家，藏书、刻书甚多，他的同乡、进士江标于光绪中编成《黄荛圃先生年谱》。黄氏的社会影响就在于版本目录学，江氏为其作谱，在尊重其人的同时，表现出对校勘学的重视，是这门学问在清代发达的反映。
   （4）清人年谱的数量和写作的时代。
   清代以及后世为清朝人、明清之际人、清末民初人写作的年谱，究竟有多少，据《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作者的掌握，数量上当有八百余种，也就是说约有八百人有年谱。《知见录》出版已有十余年，这期间有新修谱的问世和旧谱的发现，但是为数有限。随着时间的推移，清人离开当世愈来愈远，影响力自然会削弱，只有大学者和知名政治家、大商人因被学术界研究，才会有他们的新的年谱产生，然而这种数量肯定不会多。大致说来，清人有年谱的不过一千人。
   关于清人年谱的写作情况，只有把每一部年谱的写作和出版时间作出统计，才可能发现时代发展线索，而这是需要时间和精力的事情，本书作者目前无力去做，只好根据读到的书作一粗略地估计。前面说过，笔者阅览一百一十七部年谱，这些书主要出自台北文海出版社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计七十六种，北京中华书局的《年谱丛刊》十二部，台北的《丛刊》以“近代中国史料”为名，所选年谱的谱主多是嘉道以来的人物，北京的《丛刊》出版物尚少，不过二十种，以乾隆以前人物为多，笔者就此而形成的印象，似乎可以分出四个时期：一是康熙后期、雍正、乾隆三朝的开始期，极少数人写年谱，梓刻的更少；二是嘉道咸三朝的渐兴期，年谱的写作和刊刻渐增；同光宣三朝的兴盛期，人们追求年谱的编著及出版，问世数量较多；民国以来的继续期，主要是本世纪一、二、三十年代继承前一时期的热潮，编写出不少成品。民国以来的写作，相当一部分是为了学术研究，如黄云眉于1931年编著邵晋涵年谱，为的是“可资先生学术之阐发，存先生行谊之梗概”，“俾学术界对此声华消歇之大师，略能仿佛于百余年前而接其謦亥 。”（《邵二云先生年谱·自序》，《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8辑第373号第50页）姚绍华于1930年纂辑崔述年谱，在《编纂例言》中明白地表示：“是书纯为钦崇东壁先生之学术思想而作。”（《崔东壁先生年谱》，《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96辑第955号）袁英光等编辑《王国维年谱长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因为王国维是我国近世享有国际盛誉的学者，要研究其学术，需要借助于年谱，故有是作－－“研究王国维的学术成果不能局限于他的著述本身，还应把视野扩展到他的学术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学术源流、师承关系和社会关系、著述的写作时间等，年谱在这方面可发挥作用。”（吴泽《序》）汪敬虞编写《唐廷枢年谱》，是考察近代中国经济史，著作《唐廷枢研究》，年谱则是副产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姚波

　　　　　　　　　　　　　　　　第三节  清人年谱的史料价值

   清人年谱，不论是形成于清代还是清代以后，都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当然也会有它的不足，下面从它的内容谈谈它的价值所在。

（一）人物传记史料
   有人说年谱是人物的图像，一般来说年谱是比较简练地排比谱主的历史资料，据此能够勾勒人物的一生，犹如图像，画出特点，令人一目了然地把握谱主的特性。每一部年谱是一个人的传记素材，在一定的含义上说，也是一个人的传记。清人年谱有八百余部，也就是八百多个清人拥有传记胚胎，或者说有传记。所以清人年谱直接提供的是传记史料，可供人物历史的研究，这是年谱首要的学术价值。以上是一般地看待年谱，如果具体分析的话，每一部年谱对其谱主生平的研究可能有着特殊的功能，可能在特定的问题上起着澄清事实的作用。
   谱主某一段经历的资料。一般的传记文，多从传主发迹开始讲起，青少年时代很少写，更不会详细着墨，而年谱则不然，可以弥补正史史传的缺漏。本书作者读年谱，看到许多谱主的青少年时代在拮据中学习和生活，而又有许多谱主贫窘中屡困场屋的不幸，洪亮吉就是这样的人，请看洪氏年谱对他七至十三岁求学生活的记录。（【附录9，2页，《洪北江先生年谱》，《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95辑第942号第4页－第7页】）洪氏的同时人罗思举的生活又是一种类型，罗氏逃学淘气，然而他晚年并不隐讳，在自订年谱里明白道来，请见附录。（【附录10，2页；《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1辑第601号第11页－第13页】）略晚一点的汪士铎则因贫辍学，做故衣店、糕饼店学徒，年谱亦作了交代。（【附录11，1页；《汪梅村年谱稿》，《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3辑第127号第168页】）三个人的青少年时代的不同遭遇，年谱里都表现出来了。
   年谱对谱主生平资料中难点、疑点的考证和资料的提供。年谱对谱主生平的重要过节、疑难不清的事情，不能绕过，要尽可能地考证澄清。如吴伟业的一生污点是应诏北上做官，他是在那一年应的诏记载不一，较早的清代文献或云顺治九年（1652年），或谓十年，马导源和冯其庸等分别著作的《吴梅村年谱》，都对这个问题进行考证，指出九年、十年都有官员推荐他，而他是在十年应命的，事情也就弄清楚了。有关查慎行（1650年－1727年）进身的官方传记，说他是受大学士陈廷敬的推荐，被康熙帝特赐进士出身，而其《年谱》则云受荐于李光地，入直南书房，是会试考中的进士，座主是熊赐履、许汝霖，并非特赐。既然有座主，可见年谱记载准确。（中华书局版第24页）阎若琚有没有应过雍亲王（后来的雍正皇帝）的召聘，是个小疑案，乾嘉时期昭槤在《啸亭杂录》说他是与安郡王玛尔浑有接触，而不是雍亲王，张穆在《阎潜丘先生年谱》引用阎氏之子及雍亲王给阎氏的祭文，论证阎氏与雍亲王的关系，批评《啸亭杂录》说法的不确。《年谱》同时转录《李恕谷年谱》：“知阎百诗至京，病往视之，语以老当自重。”在李恕谷看来，阎氏本是隐逸，不应当与王府往还，故有是劝，由此倒可证明张穆说法的有道理。（《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81辑第802号第121页－第126页）关于雍正帝死亡的异说很多，也关系到乾隆帝继位的细节，当事人张廷玉在自订年谱里有所说明，应当说具有一定的权威性，详情见该书雍正十三年条。（【附录12，2页，中华书局版，第52页－第55页】）龚自珍生平中的一些不详的细节，郭延礼在著作其《年谱》时一一加以考订，事详《龚自珍年谱·前言》，不俱述。
   年谱对谱主内心活动和日常生活的记录，亦为传记文所少见。有的年谱对谱主的修身养性往往作出交代，当然有的谱主实践了对自身的要求，有的则未必。前已说过，李恕谷是躬行践履的学者，他的《年谱》对此颇为注意，在他四十八岁年份内，记录他当年所订的一岁“常仪功”及真诚交友的事情，详情请见附录。（【附录13，1页，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11页－第13页】）马新祐给其兄、两江总督马新贻编辑年谱，说他“自服官后，常揭六语于壁，曰：’不要应酬，不讲过节，不闹脾气，不用权术，不邀名誉，不惮勤劳。’”（《马端敏公年谱》，《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3辑第323号第218页）这是他的官箴了。刑部尚书崇实三十三岁时（咸丰二年）患痔疮，在自撰年谱里写道：“新春患痔疾，不能节饮所致。调治月余方愈。（崇实：《惕庵年谱》，《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52辑第519号）表明他在检讨自家行为，克服不良习惯。以《聊斋》而出名的蒲松龄醉心于科场，而极不得意，考到四十八岁，也没有摆脱青衿的地位，他很沮丧，撰写《责白髭文》，自怨自艾，感老之将至，三年后又试，仍然落第，他的夫人劝他认命，不必磨难自家，他觉得有理，始不再至贡院。详见附录。（【附录14，1页，路大荒：《蒲松龄年谱》，齐鲁书社1987年版第36页】）至于遗民，更是讲求修身之道了，他们的年谱亦多有反映，兹不赘述。
   有的年谱交代了谱主的日常生活，尤其是晚年情状。陈定祥编写《黄陶楼先生年谱》，考证黄彭年在北京的住址，依据的是《严缁生自编年谱》的材料，得到明确的回答。（《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51辑第506号第9页）罗继祖的《朱笥河先生年谱》记谱主朱筠于四十六岁罢官家居的生活情形：“先生自罢学政归，燕闲无事，旦日出坐椒花吟舫，朋友门生及四方问学之士踵接于门，阍者不能尽通，听其自入，宾位不足，常有循栏坐者，先生笑语酬酢，尽日无倦容。入夜客去，犹呼一二学徒入侍，间出果蔬佐酒，并召二子锡卣、锡庚列坐欢饮以为乐。”（《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8辑第372号第21页）黄宗羲（1610年－1695年）以耄耋之年著书立说，游历两江，讲学书院，编辑《南雷文定》、《明文海》，新著《今水经》、《病榻集》。（【附录15，2页，《黄宗羲年谱》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6页－第49页】）河道总督麟庆罢官回京家居，游山玩水，饱览京畿名胜古迹，诸如西山卧佛寺、碧云寺、大觉寺，京东盘山，京北居庸关、汤山，京西南房山谒陵，他把自身的生活请人绘成图画，自己作文说明，如对晚年居处的描绘，制作《半亩营园》，图文并茂，收在他的绘图年谱里－－《鸿雪因缘图记》。（【附录16，3页，北京古籍出版社版第三集】）《桐城吴先生年谱》写吴汝纶辞世时情形，令人了解他的家族观念的强烈和家族纠纷的令其致死。他以六十四岁之年，因二十余年没有在原籍过年祭祖，执意于寒冬冒风雪从安庆返乡－－桐城，祭过祖，又举族为其亡兄议定继嗣，但因有族人说闲话，在已有不适的情况下，气忿加重病势，迅速身亡。他本以议妥在桐城办新式学堂，骤然而去，甚为可惜。（【附录17，1页，《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73辑第725号第202页】）尚书董恂致仕乡居，自撰挽联，云“不惠不夷，渺沧海之一粟；而今而后，听史论于千秋。”（《还读我书室老人手订年谱》，《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29辑第282号第274页）表现出对人生的豁达态度。赵万里的《王静安先生年谱》写谱主王国维于光宣之际在北京研究戏曲以及在琉璃厂购买有关图书，同时叙述了他的交友，著作《曲录》，得到吴昌绶、刘世珩帮助的情形。（【附录18，2页；《王观堂叙述全集》附录本，台北文华出版公司1968年版第16册第7060页－7063页】）

（二）社会历史的全面资料  
   年谱绝不仅仅是个人的传记资料，个人生活在社会群体中，与人群中发生的事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个人的历史特点，就会在那个历史领域里显现出来，个人的历史资料同时是社会历史的研究素材。本书作者阅读过的一百余部年谱的谱主，依其社会特点，可以区划为七种类型，即官僚、武将、学术、艺术、商人、宗教、外国等类，社会的人不是单纯的只有一个特点，因而不容易区分归类，这里仅是强调人的某一方面，如既是官员又是学者的人，若是高官，就不一定算在学者类别了。依据七类划分，将谱主作出分类统计，可知那种类型的人数比例。

谱主社会类型统计表

类别  官员     武将     学术    艺术    商人    宗教    外国     总计
人数   41       6        49       2      5       1       1       105
％    39      5.7       46.7     1.9     4.8      1       1       100

学术类谱主最多，达到将近一半的比重，官员紧追其后，想不到商人还有一些数量，外国人有一位，是传教士、画家郎士宁。统计数字表明，年谱能够在学术、政治、战争、商业等社会生活领域提供一些历史资料，下面分别举例说明之。
   政治制度史。晚清刑部侍郎、修订法律大臣、资政院副总裁沈家本（1840年－1913年），不仅是司法官员，而是修订法律专家和法制史家，修订和制订《大清现行刑律》、《大清新刑律》、《大清民事诉讼律草案》，是清代，也是我国法制史上的重要人物。张国华等为他编辑成《沈家本年谱》，通过对沈氏生平的叙述，反映清末改订法律的历史进程的某些侧面，如修订法律馆翻译各国法规的事务，见《年谱》光绪三十四年条。（【附录19，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84页】）《重编张文襄公年谱》的光绪三十四年条记有宪政编查馆奏定集会结社律，此书汇辑谱主在两湖兴办铁厂、煤矿、铁路和学堂等事务的资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5辑第47号）关于科举制度的执行，考官有无舞弊，是否纯重书法，徐鼒的《敝帚斋主人年谱》有亲身体验的说明。（【附录20，3页，《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27辑第267号第42页－第47页】）
   政治事件。许浩基景仰郑成功的悲壮事业，而与他有类似抗清经历的张煌言等有碑传和年谱，而郑氏缺如，乃于1926年为之作成年谱－－《郑延平年谱》，记录郑氏抗清事件。（《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94辑第931号）康熙帝废太子事件在清代史上是一件大事，其间，康熙帝三次同大学士李光地密谈，《文贞公年谱》对此有所透露，并对大臣在事件中应持的态度有所总结。（【附录21，1页，《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3辑第621号第218页】）清末发生的重大事件，有关人物的年谱都有不同程度的记载。关于戊戌变法，《康南海自编年谱》记叙了康有为自身及其母亲、家属出逃的情形和心情。（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64页－68页）《侯官陈石遗先生年谱》，记录谱主次子八国联军之役中未能逃出天津而遇难的情况，反映义和团运动与战争的具体情况。（【附录22，2页，《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28辑第277号第126页－第29页】）而当时在北京的何藻翔（1865年－1930年）和梁士贻（1869年－1933年），在他们的年谱里都叙述了逃难的情形。（《何   高先生年谱》，《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76辑第756号第22页；《梁燕孙先生年谱》，《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75辑第743号第32页）徐锡麟与秋瑾等组织光复军的活动，在秋瑾年谱里有所说明，特别写到军制规定十六军级，徐氏、秋氏更各任首领，以及秋瑾写《告同胞檄》。（《秋瑾年谱及传记资料》，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0页）宣统三年黄花冈事件，在起义指挥者黄兴的年谱里被作出重点的描述。（《黄兴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81页－190页）《太炎先生自订年谱》对同盟会与康梁的争论、孙中山与黄兴的关系都有所叙说，且有资料的权威性。（《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8辑第672号第20页－第24页）
   吏治和赈灾。《崔东壁年谱》记谱主初任福建罗源县令，“到任三日，即下学讲书，命诸生黄文治讲《孟子·乐正子章》，于是罗源县人，皆知先生之意向。”后调署上杭令，“抵任后，即将前人所视为利薮之关税所余千金数，悉解充洋面缉匪之费。”一年后回罗源任，即“倡修文庙，集多士训课讲学；旋复清理社谷，建风云雷雨坛及城西石桥，并为示文，竭力劝戒邑民，革除侈婚嫁而不耻溺女之敝俗。”（《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96辑第955号第44、48、49页）一个学者做地方官，首先是重视文教，正风清俗，以利地方。道咸间吏治的败坏，张集馨的自撰年谱－－《道咸宦海见闻录》有着大量的、生动的事实的揭露，丁名楠归为五个方面：“贿赂公行”，“政由贿成”；巧立名目，横征暴敛；漏规馈赠，相沿成习；滥施酷刑，草菅人命；营制败坏，军纪荡然。因而有人认为该书对于官场鬼蜮情形的入微刻划，不亚于清季暴露小说《官场现形记》、《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该书有中华书局1981年版，丁名楠语，见其《序》）赈灾是地方官的大事，在《年谱》中涉及直隶救灾的就有七部。《如山于公年谱》记谱主于康熙七年（1668年）在乐亭赈饥与蠲免事。（《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0辑第292号第4页）康熙四十四年李光地任直隶巡抚时河间府大水，乃动用藩库银，“又借帑数万两，都为粜本，遴官四出，设法籴运，煮赈散给，各有方略。”（《文贞公年谱》，第164页）嘉庆十二年（1806年），吴荣光在五城御史任上，官方实行平粜，分设男女厂购米，同时在场所搭盖凉蓬，备水、施药，受到称赞。（《吴荷屋自订年谱》，《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77辑第764号第13页）道光三年（1823年）“直隶雨水过多，被灾者共一百二十三州县”，蒋攸銛时在总督任上，“勘明百水州县灾欠情形，奏请分别赈济蠲缓。”（《绳枻斋自订年谱》，《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20辑第191号第151页）光绪前期，天津、沧州不时水灾，驻军周盛传以工代赈，又不时设立粥厂散赈。（《周武壮公年谱》，《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9辑第383号第92页－97页、115页－117页）光绪十六年京畿大水，工部尚书潘祖荫与顺天府尹陈彝主持赈务，在《潘祖荫年谱》中交代得甚为详细。（《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9辑第181号第124页－130页）这一年水灾，天津人严修的《年谱》也有反映，见齐鲁书社1990年版第34页。此外，崇实（1820年－1876年）因道光二十八年京都朝阳阁建立粥厂，遂每年冬季施粥一个月，有救济在京饥民。（崇实：《惕庵年谱》，《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52辑519号第42页）
  战争史。乾隆朝开始的用兵，在年谱内多有记录。《德壮果公年谱·序》里比较阿桂和德楞泰二人在不同战场的功绩，前者在准部、回疆、缅甸、金川各役，后者则始于金川，继及石峰堡、台湾、湘黔苗疆、川陕楚白莲教及宁陕兵变。也就是说这两人的年谱，分别写到这些战争史。杨芳、罗思举的年谱，记载了嘉道间的战事。曾国荃、鲍超、刘长佑、周盛传等“中兴名将”的《年谱》，无不有着太平天国和捻军战争的史实。周盛传的《周武壮公年谱》记叙周氏盛波、盛传弟兄办团练，历经太平军和捻军二役的具体过程，如刚起家时，其三兄及四嫂之死于战争的细节。（【附录23，3页，《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9辑第383号第12页－117页】）左宗棠的《年谱》对其用兵西北多所着墨，进军新疆及设立行省事，命读者能够明了这一段历史。（岳麓书社1982年版）段光清的《镜湖自撰年谱》记载了太平军在浙江的战事。
   学术史。这方面的成果太多，难于尽述，兹就几个学术领域举出若干事例，聊备万一。
   史学。以邵晋涵（1744年－1796年）为谱主的《邵二云学术年谱》著录其史学成就，他参加《八旗通志》、审定毕沅的《续通鉴》，最熟悉明清之际的历史。薛居正的《旧五代史》已失传，邵氏从《永乐大典》中辑佚，又采择和参校《册府元龟》、《太平御览》、《通鉴考异》、《五代会要》、《北梦琐言》及新旧唐书，使《旧五代史》重新问世，并被列入正史之林，令史学界受惠无穷。（《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8辑第373号第104页）张穆、何绍基等人在北京广宁门内建立顾炎武先生祠堂，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举行公祭，进京会试的许瀚参加活动，张穆编著的《顾亭林先生年谱》同年刊行，许瀚列名参订，这些关于顾炎武的研究和纪念活动，在《许瀚年谱》作了记录。（齐鲁书社1983年版第152页－154页）戴震（1724年－1777年）著述《直隶河渠书》一百一十一卷，分量很大，且具实用价值，但仅有抄本，被人剽窃，删节印刷，其子欲行揭露，惜无能力。此事在《戴东原先生年谱》和《段玉裁先生年谱》均有说明。（【附录24，2页，戴谱，《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81辑第803号第36页－第39页】）魏源于道光二十二年出版《海国图志》（五十卷）后，继续进行研究，二十七年游历岭南，访问学海堂学长陈沣，陈氏提出修订意见，魏氏高兴地接受修改，扩充成六十卷再版，魏氏《年谱》对此作了交代。（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1页－第153页）王先谦（1842年－1917年）在清史史料的提供上有特殊的贡献，先任清穆宗实录馆纂修和总校，光绪三年因实录全书过半，议叙晋升，后于光绪十年编辑成《东华录》（《九朝东华录》、《十一朝东华录》，含《东华续录》）并刊刻，对此，其《葵苑自订年谱》都作了记载。（《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51辑第504号第24页、第146页）
   版本目录学。黄丕烈（1763年－1825年）《年谱》对谱主的版本学研究，记载的相当周全，黄氏的访书、购书、借书、抄书，与友人研讨版本，写书跋（对有的书籍一跋再跋），出版图籍、丛书，件件都有说明。（【附录25，2页，《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96辑第956号第32页－第35页】）第三章较详细介绍过的缪荃孙（1824年－1919年）著述等身，在图书目录学上成就尤为丰富，他也是访采图书，编辑刊刻，在其自订的《艺风老人年谱》里屡有记叙，如光绪二十五年送儿子到京引见，除于友人聚会外，与琉璃厂书贾恢复昔日的联系，花上千两的银子购买图书。这一年他编辑的《常州先哲遗书》刻成，《年谱》中对书目都作了登载。（北京大学出版社版，《艺风老人日记》附刻第8册第3402页）杨守敬（1839年－1915年）是著名的金石学家、古地理学家，于光绪七年任驻东京使馆参赞，搜集流传日本的中国图书文物，为公使黎庶昌汇编《古逸丛书》，并在日本刊刻，印刷精良，引起中日文士的兴趣和羡慕。详情见于他的《邻苏老人年谱》。（《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7记第665号第29页－第33页）
   思想史。陆陇其被清朝官方定为儒家大师，其《年谱》多载其教学、著述活动，如康熙二年作成《增订四书大全》、《四书讲义》，十年完成《四书讲义续编》，十一年成《问学录》，十二年著《战国册去毒》，十三年编成《一隅集》，等等，《年谱》都作了说明，有的部分还录出有关该书的序记。现在人们对于龚自珍（1792年－1841年）的经学、史学、文学了解较多，对“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诗句更是熟悉，其实他对佛学有所研究和信仰，他的《年谱》对此诸多反映。如在道光十七年条写他“集中致力佛学”，为《法华经》重定目录，重辑《六妙门》，撰文辨证佛经译误，著《三普销文记》等书文。（《龚自珍年谱》，齐鲁书社1987年版第173页－17176页）
   文字学。清代文字学发达，这里仅就《马相伯先生年谱》所载的史料而言。该书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条云：“先生与眉叔合著《马氏文通》十卷脱稿。”并引其他载籍的有关文字，说明是书的写作，虽署名只有谱主之弟马建中，实乃兄弟合作，兄为弟出名而不署己名。（《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5辑第654号第199页）此书是我国第一部用西语语法研究古代汉语结构规律的专著。
   地方事务与民风社俗。于成龙为谱主的《如山于公年谱》对直隶旗人庄头和投充旗人的作恶有不少的具体描述，是研究清初圈地、投充、庄田和旗汉矛盾史的有益材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0辑第292号第15页－第22页、112页）李之芳巡按山西，“知晋省风俗渐浇，妇女每每轻生，或舅姑、妯娌、夫婿之间，稍有嫌隙，辄投井雉经，仰药吻颈，母家籍以抢夺，豪猾因之索诈，一妇之死，致父子兄弟相率倾家。”（《李文襄公年谱》，《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本第1704页）王闿运之子代功为乃父编的《湘绮府君年谱》，记咸丰九年谱主进京，与诸名士交游，权势炳赫的肃顺“思欲延揽英雄，以收物望，一见府君，激赏之；八旗习俗，喜约异姓为兄弟，又欲为府君入赀为郎，府君固未许也。”（《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0辑第596号第34页）撇开肃顺个人因素，《年谱》反映满人的风俗。同时期，唐炯出任南溪知县，因知该地租佃关系中的“稳钱”及其造成的诉讼之多、吏役之敝，详见《成山老人自撰年谱》。（【附录26，3页，《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6辑第175号第49页－53页】）光绪三十四年，陕西人、承政厅郎中晏海澄（1851年－1919年）为开发桑梓，聚集同乡，商议扩大经营延长石油，办法甚可行，然而为不明事体的官员所误，未能进行。《镇安晏海澄先生年谱》的记叙颇可一读，附于后。（【附录27，1页，《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50集第491号第167页】）各个地方的人，常常重视宗亲活动，移灵、祭祖、恤亲、修家谱，不绝于《年谱》记录之中，如番禺人张学华（1863年－1951年），原籍江苏丹徒，其曾祖于道光年间移居广东，其于宣统三年补授江西提法使，在京召见后，请假回籍省墓，又到丹徒“修谒先代坟茔”。（《提法公年谱》，《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3辑第627号第14页）查慎行晚年获罪家居，“一切世故不与闻”，唯关心宗族事务：“至关祖宗祠墓事，则存贮公产，嫌怨不避，经理出入，劳苦不辞。”（中华书局本第34页）
   中外关系史。清代后期出使日本、朝鲜官员的年谱，对在出使国的活动有些许的记载。黄遵宪（1848年－1905年）于光绪五年出任驻日使馆参赞，针对日本谋夺琉球，为何如璋起草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文书，“痛陈利害”，次年又就朝鲜问题提出建议。事见《黄公度先生年谱》。（《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96辑第959号第74页－第78页）比黄氏仅晚一年，马良（1840年－1939年）出任东京中国使馆参赞，作讲演，调查民俗，隔了一年，马氏被李鸿章改派朝鲜，襄助该国改革新政，这些事也同样记载在马氏年谱里。（《马相伯先生年谱》，《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5辑第654号第130页－147页）甲午战争起于日本侵略朝鲜，战事发生，商人周庆云（1864年－1933年）颇有感慨，“赋《秋柳》四章，用渔洋山人（王士祯）韵，盖感时作也。”《周梦坡先生年谱》还录出原诗。（《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82辑第816好第26页）

   年谱的史料价值之外，对读者可能还有一重意义，这就是智慧的启迪和人生经验的借鉴。无论谱主是否高官、武将、大学者，还是平凡的人，他们的年谱，只要写出事实来的，对于有心的读者，总会从中得到一些生活的启迪。为什么有的人在科举面前适可而止，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有的人则年过半百犹不死心地出入贡院；为什么有的人大智大勇，建功立业，而有的人猥琐怯懦，成就甚微；为什么有的人气节高尚，有的人则卑鄙龌龊；为什么有的人能急流勇退，有的人迷途而不知返；为什么有的人善于处理各种人际关系，深得交友之乐，有的人四面树敌，或者孤独而非独善其身；为什么同样是努力钻研的学者，有的成就钜大，有的微小；为什么有人那样地重视修身养性，反醒不辍，而有的人文过饰非，自我感觉良好；如此等等。因为每个人所处的生活环境不同，家庭背景各异，聪明才智不一，努力程度差异，机遇把握能力差别，产生人生的美满或不幸。阅读年谱的时候，若过细地想一想谱主人生之路的得失，做到知人论世，从前人那里吸收智慧和经验教训，从中得到做人和做事的启发，无论是处理人际关系，抑或是从政、经商、研究学问，相信是很有益处的。

姚波

（三）年谱资料的缺陷
   说到年谱资料的问题，是指三个方面，主要是写作者主观意识造成的，因为年谱的作者，是谱主自己和家属、戚友以及门生，以本书作者读过的来看，至少占到一半的成份。这些纂著人中，虽然也有人要求自身较严，写作态度非常严肃，但无可否认，作者会由于对谱主的偏爱，造成作品中虚美和遮饰的情况，即夸大谱主的优点和社会作用，掩盖他的缺失。即使研究者有时也难免在某些事情上失去客观态度，对谱主的众所周知的污点作出曲解。年谱作者的偏爱、虚美、遮掩，造成年谱记载的某些失实，这是读者需要特别留意的，不可完全相信年谱中所有的资料，在利用的时候，不妨和其他材料作一些对比的研究，选择可信的素材加以运用。
   年谱史料的另一个缺陷是疏漏不实。由于原始素材的缺少，有一些说明可能是推断之词，有待新资料的发现来补充和订正；有的是有资料的，但作者写作匆忙，未及详尽搜集和考证，因而写错了；还有的年谱是自订的，因写作时离开事情发生的时间较久或很久，记忆不清，也会失误。比如吴光酉定本的《陆陇其年谱》，就被杨惕斋发现五条可以避免的错误，写出《陆清献先生年谱辨误》一文，并被陆氏年谱的中华书局版收入。又如黄宗羲的年谱，萧穆的《跋黄梨洲先生年谱》指出，年谱写的汤斌论谱主的话，时间、地点不确。（中华书局本第57页）王士祯自写的《渔洋山人自撰年谱》与所纂其兄《王考功年谱》在叙说到同一件事情，却记作两个时间，后来被惠栋发现，予以纠正。这些都是疏漏的毛病。来新夏在《林则徐年谱·增订后记》中讲增订本的特点，是增补了新资料，扩大了征引范围，订正了失误，以负责的态度更正疏漏。
   年谱资料缺陷之三是第一手材料不算多。自订年谱原始资料较多，但是也有摘自日记、奏疏、文论等方面的，这就是第二手的了。他人所作，除了来源于直接感受的事情，多半是利用第二手，甚至第三手材料编写的，虽然在注释里说明资料的来源，但总不是原始的记录，史料价值受到一定的影响。
   最后，不嫌重复，还要说：虚美、遮饰、疏漏、曲解所形成的年谱中的不实成份，是年谱图籍中容易出现的问题，读者以审慎态度阅读为好。      

姚波

　　　　　　　　　　　　　　　　第四节  年谱的出版和工具书

   年谱的成品，有的处于未定稿状态，但是多数是定稿了的。至于保存和出版状况，有的仅仅是手写本，或者是过录本、油印本，或者是刻印本。印本的情况也有许多不同，有单刻本，有附刻本（一般是附刻于谱主的文集、全集、奏议、日记之后），有丛书本。在清代，年谱的印刷，单刻本和附刻本都不少。到了近当代，新编著的年谱自然开始是以单刻本的面貌问世的，但是本世纪下半叶以来，丛书本越来越多。

（一）丛书中的《年谱》和《年谱丛书》
   （1）《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中的《年谱》。前文多次讲到台北文海出版社印行的《年谱》，这里要对该丛书中的年谱作概括的介绍。文海出版社椠刻《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三编》，由沈云龙主编，（【附录28，1页，《丛刊》封面；附录29，1页，《丛刊》封里目录和阿桂年谱封里】）于1966年－1973年、1974年－1982年、1986年－1987年相继推出，《续辑》、《三编》与本书主题无关，不去涉及。《丛刊》包括图书数百种，分装一千册，所收之书，顾名思义，是有关近代史事和人物的著作，不过编者的“近代”概念并不严格，他将清代前期、中期的一些著作也收入刊刻了，比如王夫之、吴伟业、傅山、郑成功、李光地、李之芳、于成龙、万寿祺、周渔潢、黄宗羲、钱谦益等明清之际人物的年谱都在其内，康雍乾时期人物的年谱也不少。要之，它所收入的图书的内容，包括人物年谱在内，都不限于近代，读者勿为其丛书的名称所误，不到这个丛刊中查找有关清代前期、中期史事和人物的可能有的著作，当然，它所刊刻的年谱的谱主，多数是嘉道以后的人，清末民初的人物也不少。这部丛书所刊行的图籍，在文体上讲，有文集、政书、笔记、方略、编年史、传记、日记等不同的体裁，年谱也包含在内。前已说过，本书作者阅读过的百余种年谱，出自这个丛刊的达七十五种，这是将丛刊中年谱搜寻一过所得的结论，换句话说，这个丛刊中拥有七十五部年谱，数量可谓很大了。一部丛书含有这么多的清人年谱，是首屈一指的。因此它为读者查阅年谱提供极大的方便，若有这套丛书，免去一一寻找单行本年谱的烦劳。汇刻年谱多的特点之外，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印刷前没有对原书作过任何整理，即找到一部年谱，拿过来就照原版印行，没有任何说明。由于椠刻匆忙，不只一部年谱的内容，分别印刷在不同的辑、册里，读者只有将丛刊的所有年谱翻阅一过，才能把在不同辑、册的一部年谱合到一起，从而给阅读制造了不必要的麻烦。同时，不写出版说明，令读者很难得到关于这部著作的写作、流传的历史，使其利用价值受到一些影响，而有的年谱丛书或单刻本是重新作了整理的，并作出说明，为读者的阅读和使用提供了方便。这部丛刊虽然有这样的缺点，可是比起它汇刻如此众多的年谱来讲，就不算是大毛病了。本书作者无疑是偏爱于它的，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省却搜寻年谱之劳，读者怎能不钟爱它、利用它。
   
   （2）其他《丛书》中的《年谱》。《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之外，还有一些丛书收有年谱。如《畿辅丛书》，光绪前期直隶定州人、京官王灏主编并出资刊刻，王树楠董其事，计出书一百七十种，多收历史上直隶人或关于直隶人的著作，内有年谱多种，为汤斌等人的《孙夏峰先生年谱》，魏荔彤的《魏贞庵先生年谱》，李 恭的《颜习斋先生年谱》，吕炽的《尹健余先生年谱》，顾镇的《黄昆圃先生年谱》，魏象枢的《魏果敏公年谱》等。《粤雅堂丛书》，咸丰间南海人伍崇曜校刊，前后收书二百零八种，内含年谱数部，清人的为张穆的《顾亭林先生年谱》和《阎潜丘先生年谱》。《灵鹣阁丛书》，光绪后期苏州江标校刻，计书五十七种，其中地志传记四部，有江氏本人著作的《黄荛圃年谱》。以上是清人编的丛书中的清人年谱，到本世纪三十年代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丛书集成初编》，它是从宋元明清丛书中选择一百部，收书四千一百零七种，分装四千册发行，其编选原则是以图书的实用价值与罕见为主，以利社会的需要和孤本的流传。在选定的一百部丛书中，清人编辑的丛书最多，达七十一种。《初编》于1935年－1937年刊行，印出三千四百六十七种，因抗战爆发而未出齐。1982年北京中华书局征得商务印书馆同意，决定重印已出部分，新梓未刊之书。《初编》收书的范围广泛，内容丰富，分出总类、哲学、史地等十大类，五百四十一小类。小类中没有为年谱立项，但在史地类的别传内收有年谱，内中属于清人的，有上述《粤雅堂丛书》等丛书的，如《顾亭林先生年谱》、《阎潜丘先生年谱》、《魏贞庵先生年谱》、《尹健余先生年谱》等书。丛书里收有清人年谱，因此在寻觅年谱时，不要忘记丛书，它可能会有清人年谱的提供。
   附带说一下《上海滩和上海人丛书》，内有《李平书七十自叙》，谱主李氏，1854年－1927年；《藕初五十自述》，谱主穆湘 月，1876年－194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印行。
   （3）专门的年谱丛书。与上述丛书不同，它不是体裁和内容庞杂的综合型的，只收年谱类的图书，所以对寻找年谱的读者更加有用，它有下列数种。
   《年谱丛书》。北京中华书局陆陆续续地印行过少量的清人年谱，如1960年出版的段光清的《镜湖自撰年谱》、1981年发行的张集馨著《道咸宦海见闻录》，1983年出书的《秋瑾年谱及传记资料》等。该书局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有计划地编辑《年谱丛书》，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出书，推出了宋人王质等人作的《陶渊明年谱》、吕大防等人的《韩愈年谱》、詹大和等人的《王安石年谱》、清人倪会鼎的《倪元璐年谱》等明代以前人物的年谱，不过从已问世的年谱来看，以清人谱主为多，本书作者见到的有：《黄宗羲年谱》，《王夫之年谱》，《陆陇其年谱》，《王士祯年谱》和《王士禄年谱》（合刊），《颜元年谱》，《李 恭年谱》，《阎若琚年谱》，《张廷玉年谱》，《鄂尔泰年谱》，《黄丕烈年谱》，《阮元年谱》，《查继佐年谱》和《查慎行年谱》（合刻）等。中华书局出版的清人年谱少量虽然不多，但是质量较高。每出一部，标校者大都能寻找好的版本作底本，进行标点校勘，写出点校说明，指出该书的特点和问题，同时搜集谱主的有关传记文书，并有所选择地汇编在一起，作为附录合刻在《年谱》里，所以读者不仅读到年谱，还能看到谱主的其他传记资料，一方面有助于阅览年谱，更重要的是能够加深对谱主历史的理解。兹复印汪茂和点校的《王夫之年谱》的封面、《点校说明》和《目录》附于后，读者一览便知这个年谱丛书的特点。（【附录30，5页】）具有这样的妙处，如果要读《年谱》，这个丛书所的本子，相信会是读者首先选择的。
   《年谱丛书》。与上述中华书局所椠刻的同名，但是由台湾广文书局印行，其中有罗思举的《罗壮勇公年谱》，出版于1971年。
   《年谱丛刊》。齐鲁书社印行的清人年谱，本书作者见过几部，有路大荒的《蒲松龄年谱》，郭延礼的《龚自珍年谱》，袁行云的《许瀚年谱》，都出在八十年代，是近人新编的。还读到《严修年谱》，是在谱主增订稿基础上作了大量的增补而形成的，基本上也是新作，问世于1990年，封里标明为 《年谱丛刊》的一种，该丛刊由吴泽等人主编。这个丛刊的年谱，本书作者仅见此一部，想来应当还有，不过现时可能不多，一则它出世的晚，产品会陆续面世，二则有的年谱似乎可以在那里印行，但是没有，如袁英光等人编著的《王国维年谱长编》，系由吴泽作序，可是吴氏未将此书纳入他主编的《年谱丛刊》，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于1996年推出。王国维的全集编辑工作已进入后期操作，而其梓刻将由上海出版界承担，与天津无关，显非有计划地安排。以此推想，这部丛刊难于在短期内梓行一批年谱。但是该社所出的年谱具有特色，就是给予读者的是新作，部头较大，动辄二三十万言，内容较丰富。读者可以注视它的出版信息，欢迎它的新著问世。
   《近代名人年谱丛刊》，本书作者知其收有《洪北江先生年谱》，他则无所知。   
   《新编中国名人年谱集成》，台湾商务印书馆刊行。本书作者见台湾商务印书馆1995年12月编印的《图书目录》，史地类所著录的出版书目，有《新编中国名人年谱集成》，细看书目，竟有年谱一百数十种之多，其谱主上自春秋时代人物，下至本世纪上半叶的名人，几乎历朝都有，然以明清之际以来的人最多，也即清朝人由居首位。就本书所论述的范围来讲，有年谱的人物有：张履祥、王夫之、魏禧、石涛、吴历、颜元、钱谦益、柳如是、孙奇峰、顾炎武、魏裔介、魏象枢、吕留良、胡渭、翁叔元、阎若琚、蒲松龄、梁份、孔尚任、邵廷采、纳兰性德、李塨、洪昇、王   、方苞、黄叔琳、张廷玉、钱陈群、尹会一、厉颚、全祖望、夏敬渠、牛运震、王鸣盛、王昶、朱筠、王辉祖、章学诚、崔述、邵晋涵、王念孙、洪亮吉、黄景仁、郑兼才、黄丕烈、顾广圻、李兆洛、方东树、梁章钜、包世臣、林则徐、方士淦、刘宝楠、骆秉璋、徐继畲、沈兆霖、罗泽南、朱次琦、徐鼒、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曾国荃、刘长佑、李鸿藻、马新贻、俞樾、李秀成、黄彭年、吴大廷、岑毓英、李用清、潘祖荫、赵烈文、王闿运、张之洞、徐润、王先谦、姚振宗、劳乃宣、王懿荣、黄遵宪、孙诒让、沈曾植、皮锡瑞、杨道霖、梁济、汪兆镛、谭嗣同、何国炎、秋瑾、温毅夫等。从明清之际到清末，约百人，进入民国时期的人物年谱，如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尚不在其内，总之，出版的清人年谱数量极其可观。
   （4）《族谱》中的《年谱》。我国族谱数以万计，有个别的族谱，收有人物年谱。今日所见之族谱，绝大多数是清人或民国以来人的作品，所具有的年谱也多是清人的。《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代序》对此已有说明，如民国间修的常州《毗陵庄氏族谱》有《胥园府君年谱略》，是乾隆时庄肇奎的年谱；《毗陵唐氏家谱》则有《清大司马蓟门唐公年谱》，写的是唐执玉的生平。
   （5）在资料汇编中有时也出现年谱，如六十年代初上海人民出版社梓刻的中国史学会等编辑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的《洋务运动》，收录了徐润的《徐愚斋自叙年谱》。
   （6）在杂志里披露年谱。自从报刊杂志事业发达以来，年谱就在上面出现了，有的年谱就是先登载在杂志上，而后出单行本或被收入丛书，问世晚近的，有的还没有这种机会，尚无单刻本，如鞠德源等人编著的《清宫廷画家郎世宁年谱》，载于北京《故宫博物院院刊》1988年第二期。

（二）附刻和单刻本年谱
   清代单刻本的年谱不多通常是以附刻本的面貌出现。谱主多系大名人，有其他的文献行世，他的年谱就附刊在某个文献里，或作为某人文书汇编的一种，如曾国荃的年谱就刻于他的《曾忠襄公抚鄂公牍》之后，梁章钜的《退庵自订年谱》就同他的《退庵随笔》、《南省公余录》等书合刻，周盛传的年谱附刊于《周壮武公遗书》。清亡以来，人们仍有这一习惯。如台北文华出版社于1968年印行《王观堂先生全集》时，将赵万里著的《王静安先生年谱》作为附录梓行。《康南海自编年谱》，被中华书局视作康有为学术著作之一梓刻于1992年。北京大学出版社于1986年枣梨缪荃孙的《艺风老人日记》，把他的《艺风老人年谱》当作附录印刷行世。附刻也有出现在研究成果里的，《唐廷枢年谱》，附录于汪敬虞著作的《唐廷枢研究》。
   年谱的单刻本，在清代大多是谱主家族所枣梨，后世则多数公共出版社印行，近来多少有一点倾向，即地方出版社为本籍人士出年谱，如湖南人民出版社于1980年印行毛注青的《黄兴年谱》，1985年刊刻黄丽镛的《魏源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在1983年推出任道斌的《方以智年谱》，江苏古籍出版社于1990年印行《吴梅村年谱》等。谱主的社会特征与出版社的专业性质对年谱的刊行也有一定的关系，如画家黄宾虹（1865年－1955年）的年谱－－《黄宾虹传记年谱合编》，即由人民美术出版社于1985年作为《中国美术家丛书》之一来印行。《四库全书总目》主编纪昀的年谱－－《纪晓岚年谱》，由书目文献出版社于1993年刻印，大约也是事业一致的缘故吧。籍贯、业务关系只是年谱出版的一些因素，没有这些关系的也有出书的机会，如北京大学出版社梓行张国华等人的《沈家本年谱》（初编）等。
   晚近的单行本年谱，分量都较前期出品为大，附录增多，除了关于谱主的历史资料之外，必有参考资料书目，这在清代的年谱是偶尔出现，且书目内容也有限，近世年谱书目甚详，为前时所不能比。近日出书的《吴梅村年谱》更增添了《本谱人名索引》，为查找谱主与他人的关系提供线索，作法是凡年谱正文所出现的人名（含姓氏、官称、字号、有名无姓者）皆行收入，依姓氏笔画排列，注明其出现在年谱中的朝年，若系谱主家属，则写明其与谱主关系。如冒襄，下注：“万三十九、顺十七、康二、康三、康五、康六、康十。”（该书第610页）即其人其事记载在万历三十九年、顺治十七年、康熙六年等年份，依此检索，甚为方便。又如“吴晓（伟业侄）：康七。”（该书第608页）

（三）年谱的研究与工具书
   前已说到，对年谱的研究清人已有所开展，蒋彤、王昶、冒广生等皆有见解。殆后，李士涛、陈乃乾、梁廷灿、杨殿 旬、洪焕春、蔡尚思、来新夏等人均有成果问世，而来氏更显著。
   《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本章开篇已说过的话不必再说，现在具体叙说它的结构、内容特点。全书分六卷，前五卷为正文，末卷系附录。正文按谱主的生存年代为顺序，卷一是明清之际人物，卷二系顺治、康熙、雍正时期人物，卷三系乾隆时期人物，卷四是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时期人物，卷五为生于清而卒于辛亥以后人物。卷内分别介绍一部部年谱，对每一部谱，要说明那些年谱目录书籍上有著录，若有误记，则以“新夏按”指出或讨论；谱主生平，包括字号、籍贯、功名、生卒年等内容；编著者与谱主的关系，或对于谱主的研究；年谱所记录的谱主经历、要事、特点；关于年谱的序跋，或他人的研究，或附录内容；对年谱价值的评述，对有的谱还能指明具体史料的用途。经过这些方面的叙述，令读者对该谱有个初步的然而较为准确的认识。附录要两项，一是《知而未见录》，即见于某种工具书里的年谱，但未曾寓目，遂把所知信息介绍出来。二是两种索引，其一为《谱主索引》，即由谱主的名字去查找其年谱在书中的页码，办法是依谱主姓名笔画编排，名下注其生卒年和其年谱所在的页码；女性为谱主的，则注出其系某人之母；僧名，则加注俗名。其二是《谱名索引》，用谱名查找年谱在书中的位置，作法是按书名笔画为序，写出书名、谱主、所在页码，若谱主不只一部年谱，加注数量。总起来说，《知见录》是一部研究性的著作，全面分析了近三百年人物年谱（实即本书作者所说的清人年谱）的总体特色和每一部年谱的具体要点，又是一部信息量很大的工具书。要了解清人年谱必须很好地利用这部书。
   杨殿珣编：《中国历代年谱总录》，书目文献出版社1980年梓行。著录各个时代历史人物的年谱，介绍年谱书名、作者、卷数、版本、谱主姓名及其生卒年。凡是按照编年体编制的个人传记，题名为编年、年记、述略、系年，乃至著述编年，都在著录范围之内。全部著录三千零一十五种年谱，反映谱主一千八百二十九人。编者对未曾寓目的年谱，制作《待访年谱简目》，亦提供有关信息。有的年谱书名写的是谱主的别名，因而使读者不知道是何人年谱，编者为此作出《谱主姓名别名索引》，以便读者方便地知道谱主是谁，庶几可以利用。此书虽是著录历代人物年谱，实际还是清代人物为多，研究清人年谱，这也是一部很好的工具书。
   要了解年谱传世的一般情形，孙殿起的《贩书偶记》也可一阅。该书卷六《名人之属》所著录的书籍，一半以上是年谱，将近二百部，属于清代人物的约有一百四十部。
   以下几部著作，本书作者皆无缘寓目，只好把所知道的一点信息写出来，供读者作为了解的线索。
   李士涛编著：《中国历代名人年谱目录》，长沙商务印书馆梓刻于1941年。
   王宝先编辑：《历代名人年谱总目》，1965年台湾台中东海大学图书馆和香港龙门书店同时出版。
   王德毅编写：《中国历代名人年谱总目》，台北华世出版社1979年梓行。
   梁廷灿的《年谱考略》。
   洪焕春的《浙江历代明贤年谱丛录》。
   浙江大学图书馆：《中国历代人物年谱集目》。
   上海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年谱目录》。

      

姚波

　　　　　　　　　　　　　　第五章  清人阶段性传记著作－－日记

   上一章在说明年谱资料来源时指出日记对于它的史料价值，没有明确，但实际上提出了日记与人物传记的关系，本章就专门介绍日记及其所提供的人物传记资料。
   何谓日记？日记是其作者逐日记录自身的行事、见闻和感受，是人物传记的第一手资料。从人们写作的实际情形讲，所谓按日写，有的是当晚写，也有次日早晨补写，甚而多日后补记，也有写写停停过一个时期再行续记的，不过这就是间断日记了，偶尔也有过了一段时间后整理誊录的情形，严格地说日记应该当天写，实际难于做到；日记叙述的内容，是作者当日所做、所思的事情和感受，包括天气、读书、著述、通信、购物、交游，对时政、社风、他人的看法，以及自我反省；由于写作内容和目的不同，日记可以区别出许多类型；日记书写自己的事情，记录当时的感想，是当日的需要，也是为日后备查检的，用今天的话说，是个人的隐私，不会公开的，但也有作者生前就公布的，不过这一类的日记，多半属于游记性的。日记既然出自作者本人之手，当然成为作者传记的第一手材料，日记的其他内容也是研究社会历史的好素材。
   日记使用编年体例，和年谱是相同的；与自订年谱的编纂者则又是同一人，且都是被作者用为省身工具，这是它们的相同地方。不同在于日记纯粹是自纂，而年谱多数是他人所编，年谱是写谱主终身历史，虽然自订年谱者做不到，但只要是他人写的，是要写到谱主故世的，日记则不可能终身都写，因为童年不会写，少年和青年时代开始写的，能坚持到老年的，确有这么一批人，不过能够完整保存下来的，则微乎其微，所以日记和年谱的根本不同点在于，后者是记录人物的终身历史，前者则是人物的某一个阶段历史记录，勉强一点说是人物阶段性传记著作。将日记与年谱的异同考察清楚，可能对把握日记的特点会有益处。
   下面就具体地绍述写作于清代时期的历史人物的日记及其史料价值。

　　　　　　　　　　　　　　　　第一节  清人日记的写作

（一）日记的渊源与清人的热衷纂写
   日记产生于何时？有人推论到西汉，另有人溯源于东汉，邓逸梅、陈左高在《中国近代文学大系·书信日记集·导言》里说：“至今被公认为最早的日记篇章，推唐宪宗元和四年（808年）李翱的《来南录》，他逐日记载了来岭南的行役。”因而说“日记有篇章可稽的，至少有一千多年历史。”（上海书店1992年－1993年版，第1册第3页）《来南录》采取追述写法，记叙每日行事，虽与后来的日记小有区别，但不妨视为正式日记出现之始。《来南录》是就一件事情进行写作，这是日记中的一种类型，而且不是主要的。日记产生的渊源，大约要推到“起居注”的出现。汉武帝时制成《禁中起居注》，东汉明帝马皇后撰著《明帝起居注》，以后各代时或有起居注的写作，清代则坚持较好，留下了大量的成品。起居注写的是皇帝个人的起居、理政、出行生活，是皇帝的日记，不过它不是皇帝亲自动笔，而是由宫廷侍臣或起居注官捉刀。皇帝日记－－起居注在两汉的产生，为日后私家的记日记作了榜样，可供模仿。私人像皇帝那样不间断地写日记，可能出现在南宋。陆游在《老学庵笔记》里说黄鲁直有日记，谓之家乘，至宜州犹不辍书。黄氏的连续写作，大约是日记的主体类型的问世。前述邓、陈二氏还在《导论》中论述了唐以后日记的发展，指出两宋繁兴，这或许是一种证明。他们认为明代巨帙叠出，而清代进入鼎盛阶段，超轶前代，堪称繁盛，其作品浩如烟海，几乎超过历代作品的总和。（第3页－第5页）本书作者十分同意清代鼎盛说，因为它符合于历史的实际。清代文化人写日记，是相当普遍的现象，离现代又近，保存的甚伙，出版的也多。民国时期，文化人赓续前代遗风，日记之作犹成风气。
   清人把写日记当作一件日课，时时要求自己。清民之际人徐绍桢在清末天天记日记，其后于一九二六年正月初一日的日记里叙述那时的情形：“念今年又度一岁，有何事可为，回忆光绪庚寅（1890年）除夕，尝有日记之作，历二十余年，未尝或辍，有时日在兵间，亦据鞍书之，偶与门人讲学，日录且盈数十页，盖所积不啻数百本矣。”然因一九一一年的回禄之灾，所有日记化为灰烬，遂停止写作，至此又重新动笔。可见他在清代克服重重困难，二十年如一日地写日记。（【附录1，1页；《学寿堂日记》卷一，《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1辑第607号第5页】）他的同时代人杨昌济在光绪二十一年（1896年）十月二十一的日记中写道：“连日总不爽快，亦不过解《诗经》、解《通鉴》、写解《诗经日记》、写解《通鉴日记》、写日记五者为之祟耳。”（【附录2，1页；《达化斋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页】）他这时正在教学，个人的自修有五件事，其中写读书心得日记是两件事，记生活日记是另一件事。他因为自修抓得太紧，身体时有不支之感。他读书、写日记太过认真，至十月初七的日记再次检查说：发奋解经史甚多，写日记亦甚多，“皆是过度，不可不戒。”（第11页）后因身体缘故，不得不停止日记的写作。待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夏天身体健康，遂于八月初一日恢复这一日课，他说：“余之日记间断久矣，将欲改过迁善，力求进境，非此末由。”这时他一天要做六件事，“日记一也”。（第16页）十多天后他又说：“予历年日记多载功课，此本未载者，以其琐而无益也。今思不载功课，专抒胸臆，易于间断，乖日记之体矣。今既分段致功，日有常课，自可按日记载，备其起止，以考其勤堕；行之不懈，逮夫没齿，则一生学问之源流曲折，可考而知焉，未可以为无益也。”（第17页）他在日记中自我解喻，把记日记坚持下去，并且要求写好。人们大体上经过一番磨炼，使写日记达到持之以恒的境地。今日我们能看到几十万言，百万言，以及二百数十万言的日记，就是这种精神的产品。如晚清三大日记家，光绪帝老师翁同龢（1830年－1904年）的日记－－《翁文恭公日记》，今存的起于他二十九岁，即咸丰八年（1858年），至他逝世之期，即光绪三十年（1904年），历时四十七年。著作《越缦堂日记》的诗文大家李慈铭（1829年－1894年），日记起于咸丰三年（1853年），止于光绪二十五年（1889年），达三十七年。王闿运（1832年－1916年）的《湘绮楼日记》，今见者始于同治八年（1868年），结束于1916年，为时近半个世纪。其他日记巨著还很多，如《曾文正公手书日记》，是曾国藩（1811年－1872年）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至同治十一年（1872年）的日记。郭嵩焘（1818年－1891年）的日记长达二百二十八万字，现存手稿起于咸丰五年（1855年），止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逝世的前一日，从其最后一天的日记笔迹，看得出他是克服疾病的纠缠来写作，故不似先前日记的整洁，而涂改较多。（【附录3，2页；郭氏日记书影、最后几天的日记】）王文韶（1830年－1908年）的日记，今存的为记录为同治六年（1866年）至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的（中有缺失）。缪荃孙（1844年－1919年）存有光绪十四年（1888年）至1919年三十二年间的日记。等等。他们写作的时间动辄数十年，乃至半世纪。坚持不懈，极其认真。另有一些知名度不大的日记，作者也是执著写来，如汤恩寿（1835年－1891年）作日记，写成之后，又加以誊清，因此在同治年间（1862年－1873年）的作品得到较好地保存，以至今日能为他出版《坦园日记》，而他的其他时期的日记则亡佚了。再如詹元相（1670年－1726年），安徽徽州婺源（今属江西）农村的秀才，今日徽州博物馆藏有他的《畏斋日记》，记录他在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至四十五年（1706年）的生活和感受。
   因为清人把写日记当作日课，严格要求，坚持不懈，形成风尚，才使清代在历史上成为日记创作的鼎盛时代。关于这个问题，在下面叙述日记的作者和原因时还会涉及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