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

姚波

　　　　　　　　　　　　　　第四节  地方史志的丛书和工具书

   地方史志品种繁盛，自然使用的不便之处也多，极宜讲求对她的利用方法，诸如汇集方志的丛书，方志资料的摘编，专门的或有关的工具书，以及方志图籍的收藏状况。对这些方面的信息，本书作者就所知陈述一二。

（一）方志丛书
   地方史志首先出版的是单行本，（甚或未曾刊刻，仅有稿本）而后才有一部分被收进丛书里。而所收的丛书有三种情形，一是综合性文献丛书，二是地方性文献丛书，三是专门的地方志丛书。此外还有另一种枣梨的情形，即是两种或几种地方史志合刻于一书。下面分别作些说明。
   综合性文献丛书收有地方史志，如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四部丛刊》，内有嘉庆《大清一统志》。
   地方性文献丛书，收录叙述该地区的图籍，文体不限，有方志、地方史、笔记、游记、诗文集等，本书所注意的是方志和地方史。这类丛书较多，如上海通社辑《上海掌故丛书》，收有《阅世编》、《沪城备考》、《松江衢歌》。周宪文主编的《台湾文献丛刊》，含有高拱乾《台湾府志》、周元文《重修台湾府志》、刘良璧《重修福建台湾府志》、六十一《重修台湾府志》、余文仪《续修台湾府志》、李元春《台湾志略》、道光《噶玛兰文献志略》、同治《淡水厅志》、唐景崧《台湾通志》等方志。李澍田主编的《长白丛书》，收进的史志有《永吉县志》、《永吉县乡土资料》、《吉林志书》、《吉林通志》、《吉林外记》、《双城堡屯田纪略》等。1963年版南京十竹斋汇刻《金陵琐志》八种，，有陈作霖的《运渎桥道小志》、陈诒绂的《石城山志》。如果将边疆史地丛书算进来，还有一些，如光绪间出版的《皇朝藩属舆地丛书》，中有萨英额的《吉林外记》、西清的《黑龙江外记》。本世纪六十年代发行的李毓澍主编的《中国边疆丛书》，内有《西宁卫新志》、《察哈尔通志》、《西藏志》等书。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编辑出版的《中国边疆史地资料丛刊》六种，内有《新疆乡土志稿》。
   地方志丛书。这类书当推《中国方志丛书》，读者可能对她已有某种认识，因为前面对她印制的方志，本书多次复印附录于书中。本书作者在八十年代以来阅读方志，也是尽先寻觅这个丛书的本子。此书由台北成文出版社于1966年至1985年梓行，十六开本精装。她从地方志和地方史专著中选择图籍，予以影印，共印出二千零三十五种。采取分地区编辑的办法，以民国年间行政区划归类，每一种史志编一个书号，部头大的书，分装数册，页只是一个编号。所收史志，以华中地方为最多，有七百三十四种，台湾区有三百三十二种，数目虽少于华北区，但以一地而拥有如此数量，可见此丛书对刊布台湾史志的重视。现将所印各区志书的数目列表于次：

地    区    种    数    举            例
西北地方      38      回疆志、新疆小志
东北地方      41      复县志、呼兰方志
塞北地方      42      朔方备乘图说、科布多事宜
华南地方     284      光绪广州府志、续遵义府志
台湾地方     332      高拱乾台湾府志、台湾事情
华中地方     734      嘉庆泾县志、扬州丛刊
华北地方     564      东牟城守纪略、光绪束鹿县志、兰州府志
总    计    2035

   台北出版的《台湾方志汇编》，收高著《台湾府志》、林栖凤等的《台湾采访录》、 咸丰《台湾府噶玛兰厅志》、同治《淡水厅志》、光绪《新竹县初志稿》、光绪间纂《新竹县采访册》、光绪间撰《树杞林志》、康熙《台湾县志》、乾隆《重修台湾县志》、嘉庆《续修台湾县志》、光绪间修《云林县采访册》、光绪见纂《嘉义管内采访册》、康熙《凤山县志》、乾隆《重修凤山县志》、光绪间修《凤山采访册》、光绪间辑《衡春县志》、光绪间修《台东州采访册》、光绪间纂《安平县杂记》、光绪《澎湖厅志》等。
   台北华文书局编印《中华省志汇编》，台北学生书局出版《新修方志丛刊》，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辑《台湾史方志汇刊》，均系方志丛书。
   《中国地方志集成》的编辑，是令人兴奋的事情。她将从现存方志中选择三千种，按省、直辖市编排，影印出版，计划分装一千册。盼望她早日全部问世。  
合刻，是将几种史志，汇刻于一书，然而构不成丛书。如北京中华书局出版《台湾府志三种》，将高拱乾《台湾府志》、六十七《重修台湾府志》等书合刻。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把杨宾的《柳边纪略》、吴振臣的《宁古塔纪略》等书合编为《龙江三纪》梓行。该社还将张缙彦的《域外集》和《宁古塔山水记》合刻，徐宗亮的《黑龙江述略》同英和的《卜魁纪略》合刊。
   知道地方史志的单行本、合刻本和丛书本，方便于对她的寻找。

（二）方志的收藏
   明了地方史志的收藏处所，亦是为着寻求和使用的便利。
   这里所说的收藏情况，是根据几年前的信息，进来由于新编志书的大量出现，所以下面三提供的数字已不准确，成为参考资料。不过收藏众多的机构，还应当是下述图书馆。北京图书馆藏有方志六千种，上海图书馆拥有五千四百余种，南京和天津的图书馆各有四千种以上，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及南开大学均有三千种。中国方志流传在国外的很多，美国犹他家谱学会藏有五千余种，美国国会图书馆有四千余种，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皆拥有一千种以上。日本、英国、法国都有相当多的中国志书，且有不少稀见本。

（三）方志工具书
   （1）人物传记索引
   高秀芳等编《北京天津地方志人物传记索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印行。关于此书的内容和使用方法，扉页的“内容简介”叙述甚明，兹过录于下：“按北京、天津两市现属各县历代所修不同版本的七十三种方志编辑而成的。所收认为，上自上古，下迄清末；凡志中认为、官师、选举、杂记、学派、遗闻、金石、艺文以及列女等志之传记的人物均收入在内。索引条目包括：姓名、别名、字、号或其他异称，生活时代和里籍。”指明某人所在的志书名称、纂人、纂修时代、卷页门类。用四角号码检索法，同时亦可用笔画检字法。在具体编排上，分作北京、天津两地的索引：“北京地方志人物传记索引”、“天津地方志人物传记索引”这是京津二地方志中所见人物传记的索引，包括清人而不仅是清人的传记索引，使用此书，对此不宜忽视。
   （2）方志目录
   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主编《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收录书籍包括通志、府州厅县志、乡土志、里镇志、卫志、所志、关志、岛屿志等，计有八千二百余种。按现行行政区划，分省编排，省下再分市、地区、县，逐一记录。对每一部志书，写明编者、书名、卷数、版本和收藏单位。提供此书信息的有近二百家图书馆，均为收藏丰富的。此书注明收藏机构，甚便读者按线索寻觅。欲明了方志与其收藏，这是最便捷的目录工具书。
   朱士嘉编《中国地方志综录》，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于1935年，1958年增订版，在《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未问世以前，她是查阅方志必备的工具书，自“联合目录”面世，其作用为之取代。在朱氏目录之前亦有一些方志目录，因检索价值已小，不再述及。
   各大图书馆均备有所藏方志目录，不俱述。
   下述几部方志传记工具书，皆本书作者所未目睹，只是转录王德衡等著《中国方志学》中的信息。
   许仲凯：《二十九种通志传记索引》；
   池秀云：《山西通志人物传记索引》；
   于洁：《苏州府志及所属县志镇志传记索引》。   


　　　　　　　　　　　　　第十一章  历史档案中的人物传记资料

   第八章介绍《清史稿》的人物传记，说清朝国史馆的传稿是它的来源之一，并讲到它搜集清朝档案材料，予以汇总。在那一章没有阐述档案文献的史料价值，相信读者业已产生此种认识，本章专门叙述历史档案所提供的人物传记素材及其第一手史料价值的学术地位。

　　　　　　　　　　　　　　第一节  档案传记资料的的形成与类别

（一）档案：官文书的实用性与学术意义
   清朝在统治全国期间，实行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外交政策及其归宿所形成的官方文书，皇宫、中央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地方政府，就成为清代档案。官文书的撰写，自然出自衙门的官员和他们的幕友，也有出自个人。官文书有各种形式，有皇帝的诏告上谕，官员的奏折题本，户口钱粮的黄册，科举的试卷、金榜，中外交往的国书，管理官员的履历，诉讼文书，官修的史书，私家提供的传记文，反映疆域形胜的舆图，帝后功臣的画像，等等，多达百余种。档案文件在其形成之初，是用于处理实际事务的，具有很强的实践性，但是行政文书都有时效性，过时即失去效力，特别是在清朝灭亡之后，清朝的档按文书就不再有实践性，但却成为历史资料，可供学术研究的利用。由于它是原始文件，是制约事物发生、发展和变化的，是其他文书产生的一种条件，也就是说它派生其他文献，因此从学术研究讲，它是第一手资料，是最原始的史料，所以对学术的研究尤其珍贵，对人物传记而言亦是如此，这也是本书作者要对它作专题说明的原因。

（二）清代档案的数量和收藏
   清代档案被保留下来的特别多，究竟有多少，由于分藏在各种档案馆、图书馆、文管会，难于作出统计，然而我们可以从下述几个档案馆的藏量，获知其大概。
   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以下简称“一史馆”）藏有明清档案一千二百万件、册，其中明代档案三千余件，仅为藏档的万分之三，比重极小，由于它是明代的文书，故不可忽视，但从数量方面看，不妨认为一史馆是清代档案馆。它库藏的传记资料极为丰富，下面将详作说明。
   台北故宫博物院贮藏清代档案四十余万件，内分五大类：官书、史馆档、军机处档、杂档和奏折，其史馆档与我们所要了解的人物传记史料尤其有价值，本书也将有机会述及。
   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存有清朝内阁档案三十余万件，内中题本相当多。
   辽宁省档案馆存贮了原来清朝盛京崇谟阁保管的皇家档案，还有盛京五部、盛京内务府、盛京将军衙门和奉天府的档案，另有清朝设在东北的三姓、宁古塔、双城堡、阿勒楚喀、富克锦等副都统、总管、协领衙门的档案，共计有二十万卷、册，宗人府所修的玉牒，这里就保存了一份。
   四川省档案馆，收藏的四川布政司、川东兵备道、重庆府的档案十一万四千多卷，其中特别令人瞩目的是巴县（今属重庆市）档案，内涵户口簿册、民间诉讼状、保甲组织、船帮组织文献，具有地方官及其属员、绅衿、社区头领、平民的传记素材。井盐之都四川自贡市档案馆拥有三万余件档案，是了解清代井盐从业人员历史的好材料。
   曲阜文管会保管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历代世袭贵族衍圣公孔府的档案，约九千卷，其中有明代和民国时期的，然多数属于清代形成的。它被分成十二大类，为袭封、宗族、属员等，能够提供衍圣公及其家属个人资料，孔氏宗族、孔府的佃户、洒扫户、庙户某些成员的史料，对此后面将有绍述。曲阜所在的山东省档案馆藏有清代山东布政司、督粮道、河防总局、运河兵备道、山东善后厘税总局等衙门的档案。
   河北省档案馆拥有清代和民国档案三十三个全宗，十六万多卷，其中清代档案，为获鹿、正定、井陉、宝坻等县的钱粮、户口、地契、帐册，特别值得留意的是获鹿户口赋役编审册，有数百册，系康熙后期至乾隆中期县衙编制的册籍，记载民户占有的田地、家庭人口、赋役负担的状况，可以了解一些普通民众的生平。
   明清时期形成的安徽徽州的契约文书之丰富，可以造就出徽学，如今这些文献散在许多学术研究机构和大学图书馆，安徽档案馆也藏有一些，并有其他的收藏，如红白契约、税票、执照、告示、状纸、鱼鳞册、黄册、清田册、会簿、帐簿、诰封等，也是研究民众生平的有用素材。
   其他省市档案馆也藏有或多或少的清代档案，兹不一一具述。

（三）档案传记文献的类型
   档案中的传记，和含有较多传记内容的档案文书，有着多种多样的形式，我们依据文书的体裁和文献内容所反映的传主的社会性，归纳为下述诸种类别：
   履历。名称颇多，有履历、履历单、履历片、履历折、引见履历、履历排单、履历表、履历册、履历名单等，系大小官员、有功名者、童生自撰或由其主管衙门撰写的个人简历，书写姓名、籍贯，出身、官职、所受奖惩，有的还有评语。从传记资料看，其内容简约。
   官员名册和文书。官员的任职或与任职有关的名册，封赏的文书，俸禄、值勤的簿册，诸如记名档，官员名册，京察官名册，华、洋职员名册，考勤簿、俸档簿，赏赐册，官兵俸饷花名册，（值勤）连报单，病故记名，阵亡请恤，册文等，采用类似表格体，内容简单。
   榜文。科举人员和清季留学生的名单，有的是采取张榜公布的形式，如乡试录、会试录、金榜、留学生姓名年岁籍贯清册等
   户口册、兵丁册。是关于各种农民和士兵的登记簿，如户口册、屯口册、佃户册、家奴册、家口册、佣工册、三代册、兵丁花名册。
   旌表册结。官员为表彰孝子、节妇、耆寿男妇而造的表册及绅衿的甘结文书，战争中为清朝而伤亡的民众清册。
   列传及其原始文献。清朝国史馆所编纂的人物传记，以及为编写传记而搜集的各种文献。
   谱牒。清朝宗室、满族世家、内务府所属庄头等类人员的家族谱，即玉牒、族谱。
   其他。上述文体以外的档案文献，也有人物传记的零星资料，但不像以上文书主要是给人物写的。它们是叙事，涉及到人，如奏折、题本、电报、函件，与具折人及文中所谈到的人有关的事情，就是这些人的生平资料，在记录民众运动的奏折里，就有造反者的事迹；档案里偶尔收有个人的成部著作，无疑是该人的传记素材。

（四）传记档案的形成
   档案中的传记或传记素材，如何产生的，有个史源问题，这里试图从几个文种追溯档案传记文献的形成过程，首先了解藏于一史馆的履历档。
   清朝制度，对中级文武官员的任用、变动职务，由皇帝接见而最后确定，这在当时叫做引见制度。被引见的主要是中央五至七品文官，地方四至七品官，三至六品武官，还有少量的三、四品京堂，八、九品和未入流的文官，新科进士，落第举人，将出仕的荫生，被举荐的贡生、生员等。由皇帝亲自主持，可见这一制度的重要。正因此，在引见的全部过程中，形成了许多文件，均与被引见人的履历有关，成为履历档。这类文件，有被引见官自己写的，有的是他的主管衙门（文官为吏部，武官为兵部，特殊衙门的内务府）纂写的。具体地说，被引见人进京至主管衙门报到，需要交纳有关证书，如系升转官，要有赴部文、交代文、印结、注册呈结，证明其官身和离任无未了事务。报到后进行考试，令写履历，称作“考试履历”，如郎中庄健的《履历》。（【附录1，4页；宫中全宗】）有个时期，皇帝要求在写履历之外，就政治和社会状况写出条陈，这叫做“考试履历折子”，如知县禹祥年说明他宣讲《圣谕广训》的折子。（【附录2，1页；《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这样被引见人就有了自纂的履历，存在主管衙门。主管官员和衙门，查核被引见人所交呈的文件和考试履历，认为合格，将审查结果及该人履历写成请求引见的报告，如吏部会同九卿、詹事、给事中、御史考察后，为刘弘可等二十六人所写的引见排单，（【附录3，4页；雍正朱批奏折】）大学士管吏部尚书事张廷玉请求引见胡邦祐的引见履历折。（【附录4，1页；雍正朱批奏折】）引见之时，皇帝一面训话、询问，一面观察其人的应对和作风，有时会写出对其人的评语，如康熙帝在第一次引见编修万承苍时于其履历片上写“中平，人还去得”的评语，第二次引见时又写：“中平材具而已，如前。”见附录五，内中第一次评语系他人过录的朱批，第二次为皇帝亲书。（【附录5，1页；宫中全宗·履历片】）引见后宣布新的任命或处理旨意，如乾隆朝梁翥鸿履历单所言：“本年九月签补四川永宁道，十月初十日吏部带领引见，奉旨依拟用。”（【附录6，1页；宫中全宗·履历单】）雍正朝有时令被引见人书写引见中君臣的对话，如知府苏名勋为此所写的奏折，见附录七。（【附录7，2页；雍正朱批奏折】）本书作者依据在一史馆所阅览的引见文书，获知被引见人写有考试履历、考试履历折子及事后的奏折，其主管衙门根据他写的履历和报到时所呈交的证书，以及皇帝的旨意，形成引见履历折、引见履历排单、履历片等文书，所有自纂、衙门所撰的引见文献，都是官员的履历，即该员至引见时的小传，引见官员履历档案就是这样形成的。引见中要用履历，其他情形下也有需要履历的，有的衙门亦存有属吏的履历，如内务府于道光元年造的庆丰司郎中贻恭等履历清册。（一史馆藏档，内务府全宗·人事类·第3559项历14号）此外，有不称作履历而实为履历的文书，如京察时其被审查的对象要写“自陈题本”，主要内容是讲述履历，并照惯例说自己不能胜任及推荐继任人，这类文字后有流传，并被有兴趣者汇编成册，大约在道光时，桐城人张寅在书摊购得《乾隆九年京察自陈题本》一编，内收通政使张若蔼、漕运总督顾琮、江苏巡抚陈大受、甘肃巡抚黄廷桂、浙江巡抚常安、山西巡抚阿里衮、川陕总督庆复、两江总督尹继善、福建巡抚周学健等九人自陈题本。（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六，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29页）所以履历有不同的用途，但作为官员简历则是相同的。关于引见履历，本书作者撰有《清代引见履历档案的史料价值》一文（载于北京《故宫博物院院刊》1996年第四期），今将其第一部分〈引见制度与履历文书的形成〉附录于后，供有兴趣的读者参阅。（【附录8，11页】）以上说的是各种履历档及其形成，其实，履历虽然简单，也非一挥而就，写出初稿或者已成定稿，亦有修改的情形，比如道员清安泰的履历，内中“由嘉庆癸酉科选拔贡生，就职直隶州州判，分发陕西，道光四年到省，六年调赴西口库车办理粮台，出力保奏，奉旨免补本班，以知县即补。”后来圈抹涂改为：“由嘉庆癸酉科选拔贡生，以州判用，分发陕西，道光六年调赴西口库车，因办理粮台出力保奏，奉旨免补本班，以知县即用。”改写后文字节省通顺，然少了道光四年就到陕西候补的经历。其改动情形详见附录九。（【附录9，2页；宫中全宗】）
   清朝国史馆纂写列传，广泛搜集素材，一面从官书择录有关传主的事迹，一面要求有关衙门提供相关资料，然后又经过不同时期的不同史官撰著出内容有所出入的传稿。对此庄吉发就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传记档案，写出颇为成功的论文－－《清代国史馆的传记资料及列传的编纂》（载于《幼狮学志》第十六卷第一期），指出“清代国史馆诸臣编纂列传，是以吏部造送的履历档为主，并辅以事迹册、奏折、年谱等资料。”并以徐用仪、张之万等列传的写作实例，说明其史源。台北故宫博物院将清人传记档案区分为传包、传稿两大类，传包是清朝国史馆撰写传记所收集的传记资料，即事迹册、事实清册、行状、行述、哀启、讣告、祭文、咨文、甘结、履历片、出身清单、政绩、奏折、文集、年谱等，它多以人为单位，一个人的置于一个传包之中；传稿系清朝国史馆和民国清史馆所纂的列传，但是也有列传被放置在传包里了。史官自行收集材料，这里不说，仅叙馆外提供的文献，其中可分两种情形：单个人的材料；多人材料的汇集。先说后一种。本书作者在一史馆阅读国史馆全宗·编纂类·孝友项和列女项，如嘉庆十一年云南《蒙化直隶厅儒学造报乐善好施义行姓名事迹年分清册》，（孝友项第388卷）嘉庆十五年《浙江孝子义夫孝妇各事实册》，（孝友项第398卷）云南布政司将嘉庆元年至道光二十年题准入祀名宦、乡贤事迹分年造具清册，（孝友项第387卷）荆州满营造送嘉庆元年至道光二十年奉准部咨给银建坊旌表节妇人等旗分佐领姓氏清册，（列女项第413卷）浙江布政司造送纂办列女传的有关清册，（列女项第410卷）道光二十五年三月西安将军咨送右司查照体准旌表节妇旗分佐领姓氏册。（列女项第414卷）这类文件开列多人事迹，而以个人为单位书写。本书作者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所阅传记档甚少，然就所见获知一些人有多种传记材料和传记，如藏档传包第2407号，淮安知府孙云锦的传记文献有下述十一种：一咨送道员孙云锦政绩清册；二谨具已故孙升守事迹节略开呈宪鉴；三谨将原任淮安府知府孙升守守淮政绩开呈宪鉴；四题目同于二，内容亦同；五谨开具升任河南开封府知府前署通州直隶州知州孙云锦政绩事实呈鉴；六仅将原任淮安府知府孙升守守淮政绩开呈宪鉴；七标题和内容同于五；八军机处交折一件（两江总督刘坤一奏请为孙云锦立传，孙云锦宣付史馆）九礼部片一件，咨送道员孙云锦事迹；十同于八，并有礼部知照国史馆朱批将孙云锦宣付史馆事；十一孙云锦事迹。以上十一件，均系传记素材。翻检台北故宫博物院编的其馆藏《清代文献传包传稿人名索引》，无孙云锦列传，另检《清史列传》、《清史稿》，皆无孙云锦传记，可知光绪帝在十九年（1893）将孙云锦宣付史馆后，史馆并未能给他作出列传。我们再看丁日昌的情形就不同了。第2927号传包系丁日昌传包，内有七件文书，即：一丁日昌事迹，采取纲目体书写法；二丁日昌事迹片，系光绪八年吏部咨送国史馆文件；三丁日昌事迹；四丁日昌列传，誊清稿，用三山斋稿纸；五丁日昌列传，修饰稿；六丁日昌列传，删改稿，有一些夹条；七丁日昌列传，亦为修饰稿。传稿第588号，丁日昌列传，书明协修官施纪云纂辑，提调官陆继辉复辑；总裁额，二签；总裁徐，阅；副总裁恩、许，阅；总裁、副总裁签阅后署明月日。传稿第5940号，（光绪）丁日昌传，右上角写“有一处应询明”，以清史馆稿纸誊写，有若干错别字的改写，显非清稿。传稿第7651号，为久任封疆的吴棠、李瀚章等九人的列传，内有丁日昌传。丁日昌的传记形式，为事迹册和传稿两种。史官根据传记材料编纂列传，庄吉发将徐用仪履历和列传的文字作了对比，指明列传依靠履历写作的，本书不再赘述。要之，清朝国史馆搜集了材料，想来会用之于纂写，如两淮盐运使郭沛霖，在一史馆藏档国史馆全宗·编纂类·孝友项第378卷，收有其子郭阶写的《先光禄公行述》，二万余字，比较详细地叙述其生平、死难、著述；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其传稿三份、传包一个及与他人合在一个传包里的传记；《清史稿》卷490《忠义传》为其立传。一史馆国史馆全宗·编纂类·孝友项第387卷有《李介节（天植）先生年谱》；台北故宫博物院院藏李天植传稿四份，并在徐枋传中有其附传；《清史稿》卷501《遗逸传》亦有李氏传记。由郭沛霖和李天植在北京、台北两地的档案及《清史稿》的立传来看，各种体裁的传记素材必定在写作列传时发挥了作用。丁日昌的传稿有好几份，表明传稿一修再修，总要经过初纂、修订、增订的几个步骤。有的已经定稿了，可能又不作数。阮元在国史馆任过总纂，他所写的传稿，有的就没有被史馆采纳，因而他才将那些传文收进他的《揅经室集》里。
   宗室族谱的编写，至少要经过三个步骤，第一是报告人口增减情形，第二步是记入草谱，或对草谱原有记录作出改正，然后载入正谱。本书作者在一史馆查阅宗人府全宗·宗室觉罗名册，见《正黄旗第一族红名男册》，计二册，每册厚约一寸，一系草本，另一为正册。册页内有固定格式，印有“      旗第  族宗室   字辈行    年  月  日  时  母  氏    之女所出    祖  父  嫡妻 继妻……”字样，使用时往内填写相关内容，即成编。草本封面有“签写齐”、“入齐”、“宣统七年（1918）止”字样，这是说清朝覆亡之后还在书写，而观其内容，在宝锟谱名的上方写“宣统九年十二月凭族报本，更名宝钊。”“注嫡妻”。同时，在宝锟名字的右面书“更名”二字。是1920年仍在改动，且要添注宝锟妻子的姓氏。又如崇年名下，本生父名原为红笔书写，边注“改黑”，表明原上名时，其人在世，故用红笔写其名字，改订时，其已去世，所以要改用墨笔书写。据此，谓其为不完善的草谱。草谱，可以不断增加或改动其内容。《正黄旗第二族红名男册》亦为二册，草本封面书“签缮齐”。“入奇，至七年止，至宣统十一年止。”《正黄旗第一族红名女册》，也有两册，一正一草，内容稍有不同，草册注明出聘事，封面写出“签写齐”。“入齐，宣统七年止。”《正黄旗第二族红名女册》亦然，惟正册中有夹签更正如志孝之第二女“双生”，贴黄签云“志厚二女，系笔误，系第一女，红名双生。”无庸多说，宗室觉罗名册至少经过三次记录，最终成就的清册，应当是准确的。
   官方所写的履历、族谱、传稿，从上述事实不难看出，写作中是勤奋的，谨慎的，表明态度是严肃的，这里就本书作者在一史馆国史馆全宗·编纂类·孝友项见到的资料再举一例。第395卷有《孝友传姓氏档》，内中冯德材名下注“已归儒林”，但经查《清史列传》，发现在卷77《循吏传》有其传记，他因任思恩知府有政绩而被立传，传记归在循吏类是合适的，可是国史馆先将之置于孝友，改人儒林，大约最后才定位于循吏。改动多，说明史官对其纂写对象有个加深认识的过程，也表明他们的纂著态度是较为严肃的。因为有这种态度，叙事比较真实，因之史料价值较高。当然，这仅是相对而言的，不实成份同样存在，以履历档里的年龄来说，可能就有不少虚假的。王士祯（1634－1711）在《池北偶谈》卷二〈官年〉条写道：“三十年来，士大夫履历，例减年岁，甚或减至十余年；即同人宴会，亦无以真年告人者，可谓薄俗。”（中华书局1982年版上册第44页）风俗是隐瞒年岁，履历中所记载的年龄可能就是不真实的了。玉牒、族谱中亦有误书的现象，所以这些传记资料也很难说都是真实的。不过总起来说，官修的这些传记史书具有比较严肃、比较准确的两个特点。

姚波

　　　　　　　　　　　　　　第二节  履历名册的传记资料价值

（一）履历档的传记史料
   首先介绍一史馆引见履历档的数量、目录和出版情况，以便于了解它的传记资料价值。一史馆将引见履历档分为三大类，即宫中履历片，计有10290件；宫中档案履历单，有8743件；宫中履历引见折，拥有35349件；三类总共54382件，并全部摄制成缩微胶卷。档案形成的年代，上起康熙四十二年（1703），下至宣统三年（1911），历时二百余年，而以雍正、乾隆、光绪三朝为多。这正是清朝盛衰两个时期，其史料价值之大，由此可以想见。
   一史馆对这些履历档作出目录，尤其是将引见履历折制出两种索引，以备检索。一是《宫中履历引见官职索引》，其编排方法是以月官笺掣的官缺或拣选的官职为准，进行排列，也即按衙署和官职来编排，衙门的秩序是先中央，后地方，中央又基本上以衙门地位为次序，如首内阁，次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地方先顺天府，后直省，在一省之内，再区以省、府、州、县等官职。索引的立项包括：地区、任职、姓名、卷与件号、缩微胶卷号。比如查“内阁中书”，在这一官职下，会提供某人曾任此职，并有引见履历文书，及其文书的编号和缩微胶卷号，以便按号查阅。这份索引分量很大，目录即达十五册之多。另一索引是《官职履历引见折人名索引》，制作方法是：人名排列以官员姓氏的汉字笔画多少为序，同姓之下按《宫中履历引见折》案卷的顺序、时间排列名字，同一姓名的官员反映在不同的卷中，仍依案卷的顺序分别排列；官员姓氏的字体字形一依原档，不用简化字。此种索引目录也多至十五册。编制者为读者查阅方便，还在目录第一册开篇说明某一姓氏在目录的那一册，如七画字在第三至第五册。目录每册开篇有姓氏之目，并注明某姓在本册的页码。目录索引包括姓名、卷号、件号、缩微胶卷号。这种目录索引，对确知清代官员人名的读者特别有益，按姓名一检索，若其人有履历档案，立即依其案卷的编号，可以借阅；若索引无其人，说明其没有履历档的保存，不必再查询了。这种目录的编制，对读者是功德无量的事情。
   一史馆对履历档作出一些公布，就本书作者所见，雍正朝汉文引见履历文书，刊布在《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中，此书十六开本，四十巨册，而履历文书占了七册，公布七千余件，数量可观。一史馆编辑的《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九辑登载《雍正朝朱批引见单》二百五十九件。（中华书局1983年版）一史馆的出版物《历史档案》杂志，多次披露履历档，如1985年第一期的《光绪年间官员履历档选载》，1992年第一期的《清外务部部分主要官员履历单》等。听说一史馆与某出版社合作，将引见履历文献全部梓行，这是便利清人传记研究和清史研究的大好事，惟本书作者尚未见到此书，不了解版本情形，无从介绍了。
   一史馆履历档五万四千余份，其中有一人而有两份的，但更有一份履历排单包含几人，以至几十人的履历，所以说一史馆拥有不下五万四千人的履历，或者说五万四千个清代人物有履历保存下来，不仅数量大，保管完好，如果排除某种因素，应该说读者利用是方便的。这种收藏，实是研究者的幸事。
   履历本身就是个人的生平资料，而且是一个人一个人的，即使引见排单，是多人的文件，也是分别说明每一个人的情形。是个人的文件，意味着是个人的历史资料，这是无需述说的事情。问题是履历档能够提供人物生平的那些方面材料？这就要看履历档的书写格式和内容了。
   凡是正规履历，都要写明以下内容：甲、文书主人的籍贯，即使不写出其县分，也要指明省分，如果是旗人，则要注明其旗分（满洲或蒙古、汉军之某旗）；乙、出身，有功名的写明何种功名，如进士、举人、贡生、捐贡，无功名的，说明进身的缘由，如捐纳、恩荫等；丙、经历，职务及其变化，奖惩，终养，守制，病休，起复；丁、年龄及生活年代，履历中会有书写履历时其主人的年岁，主要经历的年代，不写生年，然往往可以根据已提供的年分推定其生年。除了这些内容，还有可能说明主人的家世，此外，因为有朱批或其他批注，可以了解主人的社会关系，履历内容以外的经历和结局。下面举出若干履历文书的事例，以便对履历的传记史料有实际的印象。
   道员梁兆榜履历，云其广东顺德人，年三十八岁，乾隆十六年进士，翰林院庶吉士，直隶盐山知县，捐升主事，二十七年任礼部仪制司员外郎，同年丁父忧，三十一年出为湖南驿盐长宝道。由于档案资料的寻找比图书较难，读者可能见识的较少，为说明其史料价值，本章将多作一些附录，供有兴趣的读者检阅。梁氏履历详见附录十。（【附录10，1页；宫中全宗】）
   道员唐李杜履历，谓其五十五岁，湖南祁阳人，道光十六年进士，二十三年任陕西靖边县知县，历充乡试同考官，咸丰元年任商州知州，两次捐输，升道员，发往陕西试用。兹将其履历单复印件附于后。（【附录11，1页；宫中全宗】）
   京口副都统锺沄的《简明履历单》云：其籍隶蒙古正白旗，系拴禄佐领下人；出身是网拜唐阿，于道光二十九年授整仪卫，咸丰元年授治仪正，三年授云麾使，五年补协理堂务章京，其年授冠军使，十一年因在山东对捻军作战，受僧格林沁亲王的保奏，赏戴花翎，同治二年因战功赏加副都统衔，其年奉上谕，遇副都统缺出尽先题奏，光绪五年补放京口副都统。履历最后写道：“加二级，随带纪录七次；食俸饷四十一年；年五十九岁。”详见附录十二。（【附录12，2页；宫中全宗】）
   袁思韠与国史馆的传记写作关系密切，其履历写道：现年四十六岁，贵州修文人，同治八年举人，报捐内阁中书，至光绪元年，历充内阁撰文，方略馆校对，兼管诰敕房事务、国史馆校对，二年玉牒馆汉誊录，三年帮办纂修事务，报捐同知，发广西试用，因玉牒告成受保荐，以知府尽先补用，并加赏盐运使衔，七年因国史馆臣工列传告成议叙，加一级纪录二次，八年因国史馆编纂画一臣工列传告成议叙，加一级纪录三次。（【附录13，2页；宫中全宗】）
   朱溍履历云其现年三十四岁，浙江仁和人，由贡生于光绪三年报捐中书科中书，五年到科行走，十三年遵海防例报捐顺天府管粮通判，十五年署治中，十六年经原任兼管顺天府府尹工部尚书潘祖荫、前顺天府府尹陈彝奏委办理筹抚局事务，“本年三月交卸署管粮通判篆务，遵海防新例，报捐道员，指分江苏试用，本月十四日吏部带领引见，奉旨照例发往。”履历文中的“本年”是接着光绪十六年而言，则是十七年了。另从原档贴签看，内云“道员四件，知府三件。”“光绪十七年六月十六日交，履历七件。”可知朱溍的履历是十六日交的七份履历中的一份，并进一步证实朱溍是在光绪十七年被引见，其时三十四岁，即生于咸丰八年（1858）。如果我们同年谱章所讲的潘祖荫于光绪十六年在京赈灾的事结合起来观察，对水灾中官员的活动当有进一步的了解。详见附录十四。（【附录14，2页；宫中全宗】）
   赏戴花翎、二品顶戴、内务府营造司员外郎庄山履历，谓其正白旗汉军内务府定昌佐领下人，咸丰三年由俊秀报捐监生，加捐笔帖式，六年承袭云骑卫世职，九年授委署主事，十年报捐员外郎，归内务府补用，光绪七年补授掌仪司员外郎，十二年兼授佐领，补乐部署丞，十三年兼摄雍和宫事务，十四年京察一等，现年四十九岁，下云：“考语：心地朴诚，才识稳练。计开三代：曾祖父盐法道廷俊，曾祖母徐氏；祖父盛京佐领庆龄，祖母那拉氏；父知县济昌，母地塔拉氏、章佳氏、魏氏。俱殁。并无内廷主位姻戚，亦非一二品大员子弟。”不仅有庄山自身履历，且有其三代历史。详见附录十五。（【附录15，2页；宫中全宗】）
   内务府广储司员外郎、蒙古旗人效曾履历，在开写三代之外，又云：“并无内廷姻戚，现任兵部左侍郎师曾之弟。”（全宗号  4，卷号  131，件号7）
   以翻译《天演论》而著名的严复（1854－1921）的履历比上述诸人稍详，特别是记载了他所学习的科目和求学生涯，兹将其附录于后。（【附录16，2页；宫中全宗】）
   有些履历片正文的右上角和左下角有注释，是履历正文之外的文件主人的生平纪录，如驿盐道柳国勋有两份履历片，一篇的右上角写“补工部郎中。休致。”另一篇则云“解任”。可知他在湖北驿盐道任后，有出任工部郎中和解任的经历。（【附录17，2页；宫中全宗】）知县于本宏履历片右上角书：“淮安府知府。回籍调理。故。”此片文字虽甚简，然对其一生均有交代。左下角写“轮流”二字，可能是指轮流引见。（【附录18，1页；宫中全宗】）李锺璠履历片，云其引见后命往河南，遇知州、知县缺题补，右上角云“革。用商丘县知县”任县令显然是到河南后题补的，这里作了补注，而“革”字，结合履历片行间的夹批看，知其是在年羹尧事件中被革职的，因批语谓“为隐藏年羹尧家人革职，特旨宽免，调来引见。”（【附录19，1页；宫中全宗】）《清史稿》没有给侍郎赵殿最作传，遭到批评，本书作者查到赵氏履历片，内容讲到他由进士，历官给事中，出任湖南按察使，。右上角注“调回，以京堂用。”，即内调至京，在一个部门任主官。左上角注“有清字”三字，可能是说他另有满文履历，抑或谓其懂满文，本书作者理解不透。（【附录20，1页；宫中全宗】）
   在引见履历折子里，同样具有引见人的生平履历，前面的附录四，大学士张廷玉奏请引见胡邦祐，叙述了胡氏父子的简历，原来父亲胡有亮，在湖广衡州协署都督同知管副将事任内，遇上康熙六十一年恩诏，予其子从一品荫生，他们是山东昌邑人，儿子在引见时二十三岁，从一品荫生，按例应授予主事。附录三的引见折开列二十六人履历，如应任指挥的刘弘可，“河南归德府睢州监生，年四十岁，原任江南布政司理问，西凤捐应升正印，今掣南城兵马司指挥缺。”应任道员的吴廷伟，“江南扬州府高邮州岁贡生，年四十四岁，原任陕西同州知州，湖运捐同知并知府，陕西进藏议叙，应升即用，今掣陕西洮岷道缺。原任福建汀州府知府吴澍之子。”应任知州刘能信的履历云：“四川保宁府阆中县监生，年四十五岁，原任直隶开州知州，阿尔泰捐员外郎用，具呈情愿注销所捐，仍以知州补用，今掣奉天府辽阳州知州缺。原任广东广州府同知张辅之子。”应任知县胡启敏的履历：“镶黄旗汉军胡世勋佐领下监生，年四十一岁，原任江南句容县知县，因讳盗不报革职，河工捐还原官补用，今掣四川成都府灌县知县缺。原任陕西兰州副将胡有赏之子。”知县孙汉威：“浙江杭州府富阳县拔贡，年五十四岁，教习期满知县，题明归单月用，今掣四川顺庆府岳池县知县。”
   因引见而写的奏折，常常书写引见的细节，是引见双方生平的有趣资料。如附录七四川顺庆知府引见回忆折，讲到雍正帝就引见事所发的上谕，谓被引见人出去后，向他人夸耀，语多不实－－“文武大小臣工陛见之日，必召入面询，亲加训诲，谕及内外事务及勖勉官方之语，诸臣出外任意增减，多方粉饰，夸示于众，竟有与原降谕旨不符者。”所以要求他们写出会见情形的奏折。苏名勋折里讲，皇帝要求地方官不得有亏空，否则法不宽宥。引见中赐予奶茶酥饼，以示关怀。湖北督粮副使王承烈于雍正三年九月的奏折，云其元年七月初三引见时，皇帝批评他的任官宜专不宜屡更的建议，说他“有忠君爱国之心，只是呆呢！国家事须要合盘算计，若徒执着书本上话，如何通得？”又问他是不是上次召见的八个人中最末进来的，回说是，皇帝点头云，看你果有忠君爱国之心，遂赏参贝陈皮一瓶。又问从前是否赏过貂皮，回答没有，遂令赏大貂皮。二年八月初三日引见，雍正帝说要放他到地方上做粮道，他说自己是翰林出身，一直做京官，怕不能胜任，有负皇帝天恩，皇帝说“世那有学养子而后嫁之理！”你是正人，会做好的。遂赐绿砚一方、香珠一围、鲜荔枝和各色葡萄一盘。次日具折谢恩，又蒙召见，皇帝亲自翻检历书，要他中秋过后十七日动身赴任，并令太监取出眼镜数付，让他挑选一付，即赐给他。这时王承烈趁机奏称，他的曾祖父是明朝天启进士，因遇李自成之变，绝食而亡，乃祖为尽孝代替老人被乱兵当作人质，几乎亡故，因此被乡里称作忠孝一门，如今冒死请求皇上特恩，给予追赠，雍正帝嘉许其陈情，允许追赠，另赐《古文渊鉴》、《性理大全》等书。详见附录二十一。（【附录21，3页；朱批奏折】）
   引见履历中，凡有皇帝评语的，无不是文件主人的传记材料。因为评语会讲到其人的家族关系、亲友关系，相貌、体格和性情，能否胜任，发展前途如何，如郭鉷（金鉷）履历片的批语：“人明白，去得。郭维新之弟。好汉军。说伊都立不及诺岷的人，到（倒）似直爽。清瘦相貌。将来可以升用。上中。”（【附录22，1页；宫中全宗】）郭允中（金允中）履历片评语：“郭鉷通保伊之亲侄。好心肠，老实，人亦明白，小材料，恐薄福。中中。”（宫中全宗·履历片，第29卷第1号）安保履历片评语：“人相貌福像，似保定。去得，明白。塞楞额之族。正大光明（殿）引见各部司官笔帖式奖问的人，将来可望成人。”“引见陛辞时，又看，人粗，慌张些，气浮一点。上下。”（宫中全宗·履历片，第13卷第3号）孔传焕履历片评语：“人甚明白，去得，有山东人力量的，将来可好府道。自言操守好。孔毓珣亲侄。上下。”（宫中全宗·履历片，第14卷第15号）张廷琰履历片批语：“张廷玉之弟，高其倬题的革职知县，张廷玉、朱轼皆言去得。平常之材。须发参白，老。欠诚实。中中。”（宫中全宗·履历片，第9卷第17号）如果我们翻看附录17柳国勋的履历片，见其批语，有更多的白话：“人聪明，苍苍儿的。人好相貌，似范世泰。只可止此，好府道而已。中上。”“杨文乾说人不苍，直性，实心任事，一点不巧，见面奏的，若如此，可按察。”如果这样一个一个地转述引见履历档的评语未免繁琐，兹将《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九辑《雍正朝朱笔引见单》所载雍正帝对官员的某些评语择录于后，以见那些引见官员的形象。鲁国华，“一点无浙江习气。”（第45页）刁承祖，“人老成结实，忠厚人。”（第45页）王游，“大聪明伶俐。”（第46页）赵城，“谨慎老成，诚实，可怜见儿的人。……像刘师恕，小些。”（第47页）康弘勋，“庸碌老实人。”（第48页）郎瀚，“人伶透，紫堂色，少中年，未必信得。”（第49页）阎尧熙，“光景有本良的人。”（第49页）徐鼎，“少少年些，不然可以大用。”（第50页）刘灿，“似老成。苍，正气人。”（第51页）白映棠，“少年清秀人，甚明白聪明。”（第51页）史在甲，“忠厚实在，正人，甚可取。……大器。”（第51页）王凝，“身长瘦，像张太夫人。”（第52页）袁玑，“老实忠厚人，似夯些。”（第52页）祝兆鹏，“人明白，去得，似过聪明，细问，老成人将来可用。”（第53页）张兆凤，“人甚老成历练，外浊内清楚，甚好。……亦非大材。”（第54页）方显，“似婆婆妈妈的好人。”（第55页）杨弘俊，“相貌端秀，安静平和人。”（第56页）尹士份，“人明白，似内少藏鬼，不似大材。”（第56页）张鋗，“人似老实人，相貌卑寒些。”（第59页）钮廷彩，“结实，油气些的。”（第59页）于文灿，“人似老实，夯些。”（第60页）庄令翼，“像吴士玉，而无不端之气色。深领解朕谕。”（第61页）李桐，“假夯，有力量的人，欠实。”（第62页）张仕遇，“看来人糊涂。”（第63页）汪榯，“人着实去得，但身材相貌卑陋。”（第64页）王澄慧，“有力量，像侍读学士桑格，轩昂相貌。”（第65页）殷邦翰，“冒失，急躁人，特快，但不似坏人。似刻薄搜求，无会养人。”（第67页）许镇，“人苍，着实明白，只恐有浙江习气。”（第68页）吕耀曾，“人老成，明白，安详。……甚有良心的人。”（第68页）尹会一，“中年，明白清秀人，有出息。”（第68页）许登瀛，“人诡诈，不似端人。”（第70页）孙常，“人着实利害，不要蒙人，严训发往。”（第70页）杨弘绪，“少年老成，精明，似旗人。……右腮颊有一凹的。”（第72页）张听枚，“要好，结实大好的。不然，夯，无知，平常。老实少年，未定。”（第73页）章廷瑎，“紫红面色。”（第73页）潘体丰，“利害，有本领人，浊胖子。”（第74页）高梦龙，“里性儿大汉子，人似有本领，恐少利害狠些，而又少信不及。”（第74页）李根云，“聪明人，因其伶透，着暗记名补青州。……相貌平和，安静端方。器局亦非大用之材，做着看。”（第75页）倪象恺，“初看着实好，陛辞请训旨，人甚似不及。不然，大诈之人。发旨，总肉着不听，似自立主宰之像。胖大方正，像似不妥。”（第75页）何宗韩，“身量大汉子。”（第76页）岳礼，“人明白伶俐，单弱人。……恐有小聪明。……陛辞神色好。”（第76页）甘士琦，“好相貌，像张廷玉。”（第77页）常安，“满洲官员中晓事人，恐过聪明，信不及。”（第77页）德希寿，“小身材，……将来可成人，但恐福泽欠些。”（第78页）周埰，“俗气未除。”（第79页）贾秉臣，“像旗下相貌，似查郎阿，而一派正气。明白。似有婆心人。”罗复晋，“似舍木德，而相善。”（第81页）康忱，“相貌小子，小胡子。”（第82页）钱元昌，“不似浙江人。好相貌，须参白。”（第82页）封元震，“黑瘦相，……似谨慎和平，有内力量人。”（第83页）王廷琬，“丫头是的一个人。”（第85页）李士杰，“人似赖呆，而又有力量，似迂而又明白。……甚蛮。”（第85页）朱鸿绪，“出格的全材第一人。”（第87页）项诚，“外像瘦弱，人似可用，气局少卑寒些。”（第89页）傅逵，“红胖子，平常，蠢人。”（第89页）蒋景濂，“利害，有暗本领人。”（第90页）王恕，“相貌有福泽。”（第91页）黄澍，“请训旨时一脸酒气。”（第92页）李可淳，“相貌有福泽，方面，胖大身材。”（第93页）刘运鲋，“科道时老成谨慎，看来甚像个人，及至请训旨，看来不及，又似有点呆气。”（第94页）陶正中，“人着实聪明，相貌亦好，只空走因循柔善一路。……但尚年轻新近，历练看。”（第96页）王联晋“人甚伶透，可怜见儿的。”（第97页）袁承幼，“白净，黑须，少像长春，似旗下人。人扪些，不爽快。”（第98页）刘毓嵒，“傻大汉子，真正河南人。夯，不过老成忠厚人而已。名实甚不相称。”（第99页）任晟，“总不似湖广人，一派善气良心。”（第100页）郭朝鼎，“不应经许多人言好，甚不配，亦不似有暗才，不过像一老汉军，有军纪人耳。”（第103页）陈弘谋，“请训旨人着实有本，心亦明白，不似广西人。”（第104页）史瑗，“又似老成，又似一狠人；又似有本领，又似呆气。”（第105页）程秉礼，“气度从容。”（第107页）刘用锡，“聪明乖巧人。乾清宫引见，吓着了，甚不及。养心殿再看，甚可取。”（第107页）吕大成，“纨绔之性似未退。”（第110页）严宗喆，“好人，只恐德胜才。然其一片敬诚之景，足可以邀神佑。”（第110页）佟   ，“深知之人，急性，公子哥儿。”（第111页）郑其储，“一味支吾，甚欠忠实。……谈语（呜噜呜噜）的，不真，非诚人也。”（第112页）王铎，“明白知体，应对明爽。”（第121页）蒋洽秀，“人似混帐，平常人。” （第122页 ）杨廷翼，“少年大胖汉子，……只恐寿限差些。”（第123页）陈纬，“大汉子，庸庸碌碌的人。”（第123页）马灵阿，“人轻浮，俗些。”（第126页）陆赐书，“目狼顾而声名甚好。”（第129页）谢莘，“老实，懈怠人。”（第132页）鲁之裕，“尚性的老头子。”（第133页）金以成，“请训旨，看来贼些；……翰林引见时，见人用得。”（第133页）靳治岐，“人甚庸，相貌亦不昂。”（第134页）钱大鼎，“问吃酒奉旨已戒的人。”（第136页）施廷翰，“不堪复望！未必能胜任。”（第140页）孙鲁，“病尚未全好，似有痰气。”（第142页）赵晃，“口快些，……秉性爽直人。”（第142页）饶鸣镐，“相貌有福，似邵基，体少胖些。”（第149页）徐石麟，“福像。”（第152页）宋华金，“大黑胖子，人倒明白，似有痰气。”（第153页）王拱垣，“瘦小身材，而不寒陋。”（第155页）
   在这些人中间，有许多人是大官僚或官员的亲属，在内举不避亲的原则下，受到亲人的保举。评语中讲到受引见人的长相，身体状况，秉赋，性情，能力，语言生动形象，多用大白话、俏皮话来表达，令人特别易于接受，不仅如此，而这些内容是研究人物传记最必须的材料，同时是其他文献很少提供的，因此极其宝贵。有了这些内容，可以改变履历单上的流水帐式的任职经历的单调情形，把人物个性的素材贡献出来，使人物有了血肉，能够立得起来。
   每一份履历文书所交代的主人籍贯（或旗籍）、出身、经历、年龄和生活时代，反映一个人的历史基本要素，可以据此勾勒一个人物的历史轮廓。如果再有皇帝的评语，履历整理人在履历形成后添加的文字，更可以知道他的际遇、个性和结局，于是一个历史人物的形象就出现在人们面前，虽然并不丰满，基本面貌是确实有了的。所以说，每一份履历文书，就是一个历史人物的传记的基本材料。引见履历档的传记史料价值，基本上体现在这里了。
   引见履历片的评语，同时体现其写作者，即皇帝的经历、个性和观察力。上举评语均出自雍正帝，他不像在发布上谕、御制文那样板着面孔教训臣民，不用庄重、典雅的词语，而使用民间的俗语去形容他所接见的臣子，从这类文字里，表现出他是一个通民情的人，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是人而不是非人非神的怪物，是勤政的君主，是有洞察力的皇帝，所以这些评语也是研究雍正帝传记的上好素材。这同样是履历档的传记资料价值。

（二）名册的传记史料意义
   档案里有多类型的名册，有的也叫做履历，不过内容比前述的履历还要简单，然而提供人物历史基本要素的资料则是相同的。
   一史馆藏档内务府全宗中的人事类，有许多花名册，一般来讲，登记名字、官职和年龄，由于他们都是旗人，同时注明旗籍。比如嘉庆十六年《清字收掌誊录官履历清册》，记载：超等收掌官福存，内务府镶黄旗瑞成管领下闲散，于嘉庆七年十二月考取清字经馆效力誊录，十二年四月掣补实缺誊录官，十四年五月充补收掌，已捐布政司经历职衔，年二十四岁。祖，原披甲官保；父，披甲常升。一等誊录官福祥，内务府正黄旗安岱管领下闲散，于嘉庆九年六月考取清字经馆效力誊录，十二年十一月掣补实缺誊录官，已捐八品笔帖式，年二十四岁。祖，原护军校五达子；父，现膳房头等侍卫德升。（第3548项历卷第3号）十七年《清字经馆效力誊录官履历清册》记录两个人，为：常龄，内务府正黄旗吉祥管领下披甲，年三十六岁。文惠，内务府正白旗都隆阿佐领下柏唐阿，年二十七岁。（第3549项历卷第4号）清字经馆造送的誊录官履历名册多种，兹不俱述。
   道光元年《庆丰司造送司官清册》，内有郎中贻恭，年四十六岁，食钱粮俸禄三十三年，并无降罚事故，于郎中任内四次京察二等。候缺员外郎巴哈布，该员已告假，俟到京之日再行补注。（第3559项历卷第14号）
   营造司于道光八年造送的名册，有员外郎兼佐领长良，正白旗福泰佐领下，年四十七岁，当差二十五年，系汉军。笔帖式景泰，正白旗士凤佐领下，年四十六岁，当差二十四年，系汉军。（第3562项历卷第17号）
   道光五年《管理三旗银两庄头处造送职名册》，内开三人，其中员外郎文辉，系正白旗士凤佐领下，食俸二十年，年三十七岁，原任总管内务府大臣常福之孙，现任总管内务府大臣阿尔邦阿之子。笔帖式保平，系正白旗普安佐领下汉军，食钱粮俸三十年，年四十七岁。（第3564项历卷第19号）
   咸丰间，因对太平军作战，令官员捐资造炮，本书作者见有二十册文件，在内务府进行了不下于十八次的报捐，兹介绍部分报捐人情况于下。内务府在咸丰三年的《捐资铸炮人名册》内开：内务府正黄旗文长管领下官学生常善，报效银三百四十两，年十三岁，身中，面麻，无须，捐笔帖式照例选用，与例相符，拟请赏给笔帖式，照例选用。内务府正黄旗汉军四百管领下上驷院委署厩副文元报效银三百两，年三十四岁，身中，面黄，有须，拟请遇有该院厩长缺出尽先补用，先行赏给厩长顶戴。内务府镶黄旗汉军和尔锦佐领下闲散英荣报效银一百两，身中，面黄，无须麻，年二十二岁，报捐监生，与例相符，拟请赏给监生。（第3391项捐卷第2号）同年另一份捐资铸炮的花名册，关于常恩的写道：内务府镶黄旗汉军候补七品苑副，报效银八百五十二两，前由八品笔帖式报效银七百五十两，议给七品苑副，照例补用在案，今请将苑副注销，并计银数核算，共报效银一千六百两，年二十六岁，身中，面麻，无须，曾祖润升，祖二达塞，父安祥，拟请遇有六品职衔委署主事缺出，照例补用。（第3397项捐卷第8号）咸丰四年名册内的广恩：内务府镶黄旗汉军，现任员外郎，报效京钱二千七百六十五吊，核与筹饷事例，由员外郎捐郎中双月选用银数相符，拟请赏给郎中，照例选用，年四十四岁，曾祖钟麟，祖刘滨，父德昭。（第3409项捐卷第20号）
   内务府为逾龄官员造有名册，如光绪二年广储司的《逾岁官清册》：掌稿笔帖式傅隆阿，正白旗延升佐领下，年七十三岁，食俸四十二年，原任总管内务府大臣征瑞之孙，满洲富察氏。衣库司库玉林，镶黄旗双顺管领下，年六十八岁，食俸四十一年，汉军。（第3554项历卷9号）
   都虞司向例要制造《当差官员清册》，其光绪三十年的名册，载有该司郎中二人、员外郎五人、主事一人、委署主事一人、笔帖式九人，内容简单，只记录官职、名字、旗籍和属于那一个佐领的差缺，如郎中恒启，正黄旗斌成佐领下差，汉军。员外郎连庆，镶黄旗椿寿管领下差，满洲。主事文贵，镶黄旗喜林管领下差，蒙古。笔帖式广全，正白旗恒琛管领下差，汉军贡生。（第3136项绅卷第3号）
   以上是内务府各司官员常规的名册，或因临时性捐纳而造的清册，所涉及的官员类别较多，有郎中、员外郎、候缺员外郎、主事、委署主事、候缺委署主事、赞礼郎和学习赞礼郎、司俎官、掌稿笔帖式和笔帖式、不同等级的誊录官和效力誊录官、苑正、苑副、厩长、厩副、司库等等，属于中下级的官员，同时意味着在名册的人员众多。这类清册，有登记履历的，如前述清字经馆的誊录官清册，对所记录的官员进身及变化有所交代，而通常情形是说明旗籍、官职、年龄，这些都是研究人物传记的基本资料，其史料意义自不待言，当然，它比上个子目叙述的引见履历档所含有的传记信息量要少一些，其价值不能等量齐观。
   现在观看另一种名册，即一史馆馆藏外务部留学生档案。这里介绍的是在《历史档案》杂志1997年第二期刊布的一组史料，即《宣统年间清廷遣派赴美留学生史料选》。光绪三十四年，清朝决定利用美国归还的庚子赔款，向美国派遣留学生，宣统元年开始实现，连续进行三年。由外务部游美学务处考试，选派数十名。考试前，考生要自己填写报名册，书写年龄、籍贯、父祖三代和所习科学，并粘贴像片。考试科目有国文、英文、代数、平面几何、法文、德文、拉丁文、立体几何、物理、美史、英史、三角、化学、罗马史、希腊史。第一年有六百余人报考，七月张榜，录取四十七人。游美学务处将录取学生的姓名、年龄、籍贯，开具清册报告学部和摄政王、大学士、主管大臣，这份名单中有后来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他那时十九岁，直隶天津人。这些学生年龄在十六岁至二十岁之间，大部分是十九、二十岁的青年。其中江苏人最多，达二十一人，浙江人居在其次，为九人，这很符合传统的江浙出科举人才的情况，但却不是旧传统的延续，因为送子弟出洋，不是传统思想的家长所乐意的事情，是思想较为开化的表现。广东人六名，湖南、直隶各三人，安徽、福建、山东、湖北、驻防河南旗籍各一人。他们于十月到达美国，分别进入大学和高等学校，其中戴济患疯疾，经医院治疗康复入学。宣统二年六月再次举行考试，科目有所变动，动植物学、生理学、化学纳入考试范围。有二百七十二人报名，择优录取七十名，另取中一百四十三人，收入即将建成的清华学校高等科，以备陆续送出留学。这次考取学生清册的登录内容比上次多两项，即学堂和录取分数。如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的记录是：年龄十九岁，江苏阳湖人，原在江南高等学堂，考分为七十三约五分之二分，名列第二。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十七岁，浙江会稽人，原在唐山路矿学堂，得六十三约五分之四分。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之一的胡适，十九岁，安徽绩溪人，原在中国新公学，考分为五十九约四十分之七分。南开大学创始人之一张伯苓的弟弟张彭春，十八岁，直隶天津人，原在天津私立中学，得六十七约五分之四分。上述两批名单及第一批入学情形，请见附录二十三。（【附录23，4页；历史档案50－53页】）宣统三年从清华学堂高等科考试录取六十三名留学生，并制有学生姓名年岁籍贯清册，其册与第一次格式相同，兹不复述。这种留学生名录，对留学生个人截止到留学期间的简况，有颇为明确的记载，读它可以知道学生的籍贯，年龄，由于录取的年代清晰，故同时获知其生年，他学过那些课程，考试结果如何，留学前所上的学校，以及个别学生的身体状况。这三批留学生，是中国近当代宝贵人才，清册的上述内容，无疑是研究他们早期生平的必备的素材，而且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清朝陆续派遣学生赴美国、欧洲、日本留学，他们归国后，经过学部的考试，分出等第，分别授予出身和职衔，有关官员就此写出奏折，军机处将之誊录出副件（录副奏折），今保存在一史馆，《历史档案》杂志在1997年第二期予以披露。具体地说，清朝知府于宣统二年八月对归来的留日学生及少数留学其他国家的学生进行考试，七百余人报名，经资格审查，允许五百余人应试。考试按学科举行，所分学科是：政法科，内分三门，为法律、政治、经济；文科，区分教育、历史二门；格致科，下分理化、博物、电学、算学四门；医科，则分医学、药学二门；农科，有牧业、林业、蚕业三门；工科，内分十一门，为建筑、土木、机械、化学、采矿、电机、电化、机织、色染、窑业、造船；商科，为商业一门。考生分科进行了考试，结果取中四百六十人，按考试成绩分科授予不同的出身。其成绩分最优等、优等、中等三类，最优等给予进士出身，优等和中等则予举人出身。学部对中式的考生开出履历、等第及给予出身的清单，其格式和内容转述于次：
计开：
吴乃琛  年三十三岁，浙江举人，游学美国毕业。……
以上十名习政法科，本届考试列最优等，均拟请旨赏给政法科进士。
林葆恒  年三十岁，广东人，游学美国毕业。
以上一名习文科，本届考试列最优等，拟请旨赏给文科进士。
刘庆绶  年二十三岁，江西人，游学日本毕业。……
以上五名习医科，本届考试列最优等，均拟请旨赏给医科进士。
……
彭清鹏  年二十八岁，江苏附生，游学日本毕业。……
以上六名习格致科，本届考试离任优等，均拟请旨赏给格致科举人。
张明纶  年二十四岁，湖南人，游学日本毕业。……
以上九名习农科，本届考试列优等，均拟请旨赏给农科举人。
祝长庆  年二十七岁，湖北增生，游学日本毕业。……
以上十七名习工科，本届考试列优等，均拟请旨赏给工科举人。
……
章家骏  年二十九岁，安徽人，游学日本毕业。……
以上三十三名习商科，本届考试列中等，均拟请旨赏给商科举人。详见附录二十四。（【附录24，3页；历史档案56－58页】）
   这样的清单，提供了归国留学生的基本情况，令人了解他们的原籍，年龄和生年，游学的国家，专攻的学科，回国后考试的成绩和取得的功名，反映一个人青年时期的概貌，是人物传记的必须材料。
   赴美留学生的名单和归国留学生应试清单，所书写的项目大体相同，都是清代最后几年留学生的履历，史料价值之高，为不言而谕的事情。
   前面说的是留学生的部分名册，在一史馆的学部全宗有关留学生历史的，还有安徽赴日本自费留学生履历册，留比学生简明表，以及游学毕业生就职办法，出洋学生章程等文献。国内就学的学生文书，也有一些，如各地送考学生名册、履历册，试卷、试题、讲堂日志，学生分数表、功课表及教职员工一览表等。此外，还有捐输新军练饷的贡监生履历银数、请奖册。（一史馆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概述》，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135页－第136页）这都是学生传记史料。
   同是学生，科举时代的进士中式者资料，清代有档案保存，另按科分勒石于国子监，刻名单于碑石之上，所刻内容，在姓名之外，有籍贯、所中的等第和名次，至于中式年分，系碑题所明，所以每个人的中式年代是绝对清楚的。进士名录，及其他一些题名录，本书将另作介绍，这里从略，惟将一份童生应试证（“准考证”）说明于后。南开大学图书馆陈作仪在馆藏一部书中发现夹有王襄（1876－1965）应童生考试的证明。这是一种刻印的小卡片，有若干空白，需据童生实况填写，如刻印的“童”字右边填“文”字，表示王襄应的是文科童生考试，也就是说这种卡片可作文童、武童之用，据考生情况填注有关内容即可；“面色”下填“白”，表明王襄是白皮肤，“身”下书“中”字，是其为中等身材；“须”字上面填“无”字，是其年少，尚无胡须；“面形”下书“方”字，是其属于方脸型；“其五官有疵疾之处均要注明”，并无注明，即王襄面部无疵瑕。现将王襄应试证摄影的复印件和陈作仪的文章复印件附录于后。（【附录25，2页；今晚报】）这种应试证，将一个人的应试等级（童生，或秀才、举人）、种类（文科或武科），面部及身材特征都表现出来。这样的文书，是其主人的身份证明和体质状况的客观记录，发证的当时，可以凭此入场应试，后世则具有文物收藏价值，同时是人物传记研究者的不可缺少的素材，具有史料意义。这类文书，可能在私人手中或公共文化机构仍有收藏，若象陈作仪的发现并撰文介绍，就是研究者的福音了。
   
（三）其他文种的档案传记资料
   履历单、花名册之类的档案，可以说是专门记录人物的历史文献，而在档案中收藏的其他文种的文书，国史馆传记类的之外，则是零星地涉及个人历史，本子目就此作出局部的说明。何谓局部，即不能把握全面资料，只好叙述所知道的一些信息，而主要是讲奏折中的人物资料。
   官员公开的上书为题本，不便公开的为奏折，折子里报告政情、社情，可能谈到自己或其他官员，因而会有人物的片段生平资料，当然，奏折本身就是具折人的历史材料。奏折与人物资料的关系，不妨先看两部奏折汇编。
   《李煦奏折》，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一史馆前身）编，中华书局1976年梓刻。第280页为李煦于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十六日上的《生母病逝遵遗命代具谢恩折》，云其母文氏“患内伤外感之症”，临危命其于身后代上谢恩折，其享年九十三岁。第165页载其于康熙五十三年八月二十一日写的《为妻韩氏病故临危之际瞩代具谢恩折》，李煦任职苏州织造，一般来说，不会有中级官员为母亲、妻子写奏折的，即皇帝的亲密大僚的太夫人、夫人也未有其事，何以文氏、韩氏可以呢？原来李煦之母是康熙帝的奶母之一，李家是皇帝的家奴，有此特殊关系，才能写出这样的折子。这种具折本身已表明李煦的不同寻常的身份，和在事实上的而非名分上的较高的社会地位。折中写文氏死年九十三岁，即生于1628年，生卒年为1628－1720，韩氏死年六十三岁，即生于顺治九年，生卒年为1652年－1714年，她因“胸膈停食，腹中下痢”，不治身亡。死前有一遗憾，即儿子以鼎还没有当差。据此，文氏、韩氏婆媳的生平均可作出勾勒。从李煦各种内容的奏折中，可知其织造任内和皇家的事务之外，负有秘密监视地方官的职责。四十八年七月十六折奏，王嫔娘娘之母黄氏痢疾亡故，年七十岁。（第72页）康熙帝有个王姓之嫔，封密嫔，生有三个儿子，其一为庄亲王，系雍正朝重臣，乾隆帝顾命大臣，王嫔于乾隆朝晋为密妃，（《清史稿·后妃传》）李煦所奏报的黄氏，应系密嫔王氏之母。以此揣测，王氏可能是江南人。满汉不通婚，可是皇帝并不遵守。这一报告，关涉康熙帝、密嫔和黄氏三个人的历史，甚至庄亲王三兄弟的生平。两江总督噶礼与江苏巡抚张伯行互控，康熙帝免去二人职务，各有商民为他们鸣冤，而噶礼方面显得拥护的人多一些，李煦就此于五十一年三月二十六日作出报告，说张伯行有不平之意。（第107页）五十三年七月十七日，密报张伯行怕人刺杀的防范举措和不识贤愚的行为。（第163页）五十四年四月又密奏张伯行行事，（【附录26，1页；李煦奏折影印件】）同月奏其不认罪，而有多人保他留任。（第177页）在李煦的眼中，张伯行的为人是以道学为名而不能作事实。这是张氏生平的一种资料，至于李煦在督抚矛盾中是否持公正立场，则是研究者鉴别的事情。康熙帝在宫苑丰泽园种御稻，同时令李煦在苏州种植，又要求苏州绅士和两淮盐商试种，李煦于五十七年七月报告苏州织造种植的情形，并报苏州绅士和两淮盐商的种植结果，其《苏州乡绅第一次收稻细数单》，（【附录27，2页；李煦奏折246－249页】）备云二十一位绅士种稻亩数和每亩平均收获量，如“翰林院庶吉士臣吴瞻淇种三亩，每亩收三石二斗。翰林院庶吉士臣陆秉鉴种三亩，每亩收三石一斗。……”（第264页）《两淮商人第一次收稻细数单》，开列十二名商人的种稻收获：“商人高万顺种三亩，每亩收三石三斗。商人闵德裕种二亩，每亩收三石一斗。……”（第249页）这种单子，其实是苏州乡绅和两淮盐商的简历，是他们的传记材料。李煦的妹妹系江宁织造曹寅之妻，曹寅之母也是康熙帝的奶母，曹家同皇帝的关系与李家一样是密切的，曹寅故后，康熙帝令其子曹顒袭职，曹颙于五十四年年初死，康熙帝念曹家两世孤孀，特命将曹頫过继给曹寅之妻李氏为子，并任江宁织造，李煦为此于五十四年正月、三月先后上折，报告事情的具体安排，及携同曹頫离京回南见李氏的情形。（第170页、第173页）曹家家史于此已显端倪，本书即将就曹家的档案作专门的介绍，这里暂且打住。李煦奏折还有他的家史的直接材料，五十一年十二月为其弟李炆得八品顶戴上谢恩折。（第133页）李煦本人的生平的事，折奏中屡见不鲜，诸如进京、返任的行程，获赏赐的谢恩等，如江南三织造（江宁、苏州、杭州）共同奏报在扬州印刷《佩文韵府》的情形，（第145页）李煦督刻康熙帝御制诗集事，（第177页、第184页、第190页）五十五年江都、仪征旱灾，李煦倡议捐资，设粥厂放赈，并赴粥厂查看。 （第210页 ）两淮系盐商汇聚之所，而商人多来自陕西、山西和徽州，商人子弟回籍应试不便，要求就近在扬州考试，在当地设立商籍生员名额，山陕子弟前已获准，而徽州因属江南所辖，未获允准，李煦认为扬州、徽州间道途千里，宜应与山陕同等对待。这只是考秀才的事，而举人需要另给名额，请求康熙帝考虑此事，为此于五十七年五月、闰八月先后上折。（第242页、第253页）上述各种事例，说明奏折的传记史料价值，对具折人本身及其家属，对折子所涉及到的人，都能够提供或多或少的传记材料。
   《李煦奏折》的知名度要比前述曹家的档案史料小得多，因为曹家出了写作《红楼梦》的曹雪芹，引起文史哲多种学界和文学爱好者的注意，关乎他家的书名曰《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附录28，1页；书影】）亦为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辑，中华书局1975年印行。辑录的是内阁、宫中、内务府等全宗的有关曹家的奏折、题本二百件，其中汉文档一百三十九件，由满文译成汉文的六十一件。曹家祖孙三代四人（曹玺、曹寅、曹顒、曹頫）先后出任江宁织造达半个世纪之久，文件记录了家史，而于曹寅、曹頫的史事尤多。曹家的经济状况，以其正常的官俸而言，极其有限，康熙十七年安徽巡抚徐国相奏报曹玺任职的江宁织造衙门的俸饷，织造全年俸银一百三十两，曹玺只领一半的六十五两；全年心红纸张银一百零八两，曹玺并不支领；月米白米五斗。（第4页）如此微薄，少得可怜。康熙四十五年曹寅的女儿嫁给平郡王讷尔苏，在曹家是大事，曹寅、李氏夫妇从江宁送女进京、完婚，及曹寅返回任所，均对康熙帝作出报告，请求批示，遵旨而行，举行婚礼时，康熙帝特予赐宴。这一过程，见其《奏谢复典巡盐并奉女北上及请假葬亲折》（第42页），《奏报起程日期并进刻对完〈全唐诗〉折》（第43页）、《奏王子迎娶情形折》（第44页）。曹寅病故及曹颙续任的事，有多件档案资料的记录，事情甚为详明，诸如康熙帝应曹寅之请，赐药，从京城至扬州限九天送达等（第96、100、101、102、105、110、111页）曹頫过继的事，《李煦奏折》处已作说明，这里不赘。但此后曹家的日子日益不好过，五十四年康熙帝命其报告家产，他因而于七月十六日奏报产业：“惟京中住房二所，外城鲜鱼口空房一所，通州典地六百亩，张家湾当铺一所，本银七千两，江南含山县田二百余亩，芜湖县田一百余亩，扬州旧房一所，此外并无买卖积蓄。”（第132页）经营几十年的织造肥缺，这个家产是很少的。五十九年遭到康熙帝的谴责，说他家“……骗了多少瓷器，朕总不知。已后非上传旨意，尔即当密折内声名奏闻，倘瞒着不奏，后来事发，恐尔当不起。一体得罪，悔之莫及矣。”（第153页）六十一年十月，因代皇家出售人参，不能及时交清价银，被“严加议处”。（第157页）雍正朝开始，受到的指斥增多，由于亏空、骚扰驿站，曹頫获罪，五年十二月查抄家产，据继任织造隋赫德奏报，计有“房屋并家人住房十三处，共计四百八十三间；地八处，共十九顷零六十七亩；家人大小男女共一百十四口；余则桌椅、床杌、旧衣零星等件及当票百余张外，并无别项，与总督所查册内仿佛；又家人供出外有所欠曹頫银，连本利共计三万二千余两。”（第187页）这个档案史料集公布之后，曹家的档案还有发现，《历史档案》1984年第一期刊登一件内务府全宗的满文档，系内务府于康熙二十九年四月初四日致户部的咨文，内有曹家捐纳监生的事：“三格佐领下苏州织造、郎中曹寅之子曹顺，情愿捐纳监生，十三岁；三格佐领下苏州织造、郎中曹寅之子曹颜，情愿捐纳监生，三岁；三格佐领下南巡图监画曹荃，情愿捐纳监生，二十九岁；三格佐领下曹荃之子曹顒，情愿捐纳监生，二岁；三格佐领下南巡图监画曹荃之子曹   ，情愿捐纳监生，五岁。”这里说曹顒是曹荃的儿子，而不是我们通常所讲的曹寅之子，而曹寅另有两个男儿－－曹顺、曹颜，如果这份资料无误的话，很可能曹顺、曹颜早殇，曹顒由曹荃将他过继给曹寅的。曹家档案同其他档案一样，也有他人的传记素材，如康熙朝大学士、理学名臣熊赐履病逝于江宁，曹頫遵照康熙帝的旨意前去探望，并给予其家属以资助。（第138页）颇反映熊家穷困潦倒的实况。总起来说，曹家档案，是曹氏家史资料，是研究曹雪芹先世的基本素材，为其他史料所不及，如曹氏家产的情形，没有另外的材料来描述，所以显得特别宝贵。
   前面说的两部书将奏折题本汇集为专题加以公布，而没有结集刊布的更多，但其具有人物传记素材则是相同的，我们随意举个例子，因今年《历史档案》第一期、第二期就在手边，这两期连载的《宗札布案满文译稿》，即系雍正前期的奏折，文件记录了宗札布的生平。他是蒙古人，在康熙末年，走贝勒允禩的门路，被推荐给在西北军前的抚远大将军允禵，取得信任，由一等侍卫衔升任将军，雍正初年遭到清洗，犯了案，告发他的是理藩院笔帖式石成，听其讲说不满现状言论的是员外郎巴特玛，这个案件的当事人是这三人，而涉及的则是些大人物。所以这份奏折，基本记录了宗札布的生平，另有他人的些许材料。奏折零零星星披露了一些，未公诸于世更多。我们仅以曹家档案、李家档案为例，希望能够反映一史馆收藏的奏折题本的传记史料意义，即在这类档案中，拥有具折人和文献涉及到的人物的生平资料，是传记研究者所宜寻觅的一种文书，所不可忽略的档案记录。
   奏折以外的具有传记内容的档案文件，而又非专门传记类型的，我们不妨从曲阜孔府的档案藏品作些了解。前已说过，该馆拥有八千九百余卷档案，数量相当可观，本书作者试图在那里作些浏览，因某些原因收获甚少。好在该馆档案有所公布，今就《孔府档案选编》谈谈馆藏文献的人物传记资料。这部选编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史所民国史研究室和曲阜文管会合编，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书中所刊布的档案文件，记录衍圣公及其佃户的历史。如光绪二十年（1894），第七十六代衍圣公孔令贻及其母彭氏进京为慈禧太后祝贺花甲大寿，孔府档案记录彭氏几次叩见慈禧的过程及她们间的交谈，从中可以获知彭氏此时四十六岁（当生于1849年），十七岁结婚，二十八岁守孀。她是咸丰朝大学士彭蕴的孙女，小时失去读书机会，只识几个字，不能书写，如今娘家只有老娘，没有兄弟和近支，所以慈禧说“你彭家就出你一个有福的人，与吾一样，娘家现今败落”。彭氏回答慈禧问话，说孔府没有戏班子，因为雇不起，但她听得懂昆腔。孔府的收入就靠地租，现有一千余顷地，但收不到多少租子。她的儿子孔令贻会写大字，小字写不好，已能作诗。同时光绪帝召见孔令贻，令贻时年二十五岁（当生于1870年），问他在家做什么，回说写字看书，因家中空乏，请不起名师。（第24页－第30页）根据这份档案，可以对彭氏生平作出比较完整的勾勒；对孔令贻的生平也能提供点滴的素材。孔府档案里的衍圣公府收租簿，反映孔府的经济状况，同时是孔府佃户的难得记录。地租账册，分年代和收租种类以村庄为单位进行登记，书写佃户姓名，租种土地类别和亩数，地租的份额。如乾隆五十三年齐王庄分麦账：佃户杨永存，租种麦地十三亩八分五厘（其中上地五亩一分五厘，中地一亩五分，次下地六亩，下地一亩二分），交租小麦一石四斗一升。玉明，租种麦地十三亩零七厘（上地一亩五分，中地八亩二分，下地一亩二分七厘，次下地二亩七分），纳租小麦一石七斗七升，大麦一斗七升。杨士俊，租地中等麦地七分五厘，交租小麦一斗三升。这个村庄交纳麦租的佃农五十四户，因而不能在这里一一叙述，兹将账册记录复印件附录于后。（【附录29，2页；原书第362－365页】）同年张羊庄分麦清册：酆化淳，种麦八亩二分，交麦一石三斗一升。苗士见，种麦四亩三分，交麦六斗四升。王继唐，种麦八分，交麦一斗。（【附录30，1页；第370页】）同年城西大庄分麦册：刘芝，种麦六亩一分，交麦一石一斗二升。刘继汉，种麦四亩，，交麦六斗一升。孔玉江，种麦十四亩三分，交麦一石三斗四升。（【附录31，1页；第373页】）嘉庆八年大庄分高粱谷账：孔传现，租种谷地五亩五分，交谷六斗八升；租种高粱地二亩七分，纳高粱一斗一升。刘兆法，租种谷地六亩，交谷一石一斗二升。同年大庄分豆清册：孔毓江，种豆地十二亩一分，交豆一斗六升。王士安，种豆地十二亩三分，交豆一斗五升五合。（【附录32，2页；第374－377页】）光绪十五年大庄祀田地亩花户租银清册：刘廷俊，中地四分，租银八钱。刘玉环，上地二分，租银六钱。完照岐下地五分，，租银五钱。（【附录33，1页；第391页】）本书作者不厌其烦地连续作了五个附录，意在揭示下层农民的历史，从中可以明了农户居于何处，租地时间、数量和纳租数额，这点资料，虽然仍不能描绘农民简况，但总聊胜于无，另我们能够知道某人在某时充当佃户，经济状况如何，交纳何种地租（实物租或货币租、劳役租），如果我们有条件细细阅览的话，可能会发现某些佃农的家族史，因为孔府庄地是固定的，其收租系连续进行，收租簿不断地登记，按时间查去，会发现某个佃农在不同时期的情况，如乾隆间齐王庄清册的农户后世一时我们弄不清，可是光绪十一年（1885）齐王庄麦租账及1925年齐王庄征收租银册，载在选编第278页－第285页，这四十年间，有的租种人出现在两份记录中，如光绪十一年的册子上有赵月寅，租种中地二亩零三厘三毫，租麦二斗八升一合八勺；下地某亩八分六厘，麦二斗二升三合二勺。1925年麦租册籍内仍有赵月寅，中地二亩00一毫三丝，交麦二斗八升四合八勺。同年豆租册亦有他，中地二亩00一毫三丝，租豆二斗八升四合八勺。可能他租种的地是一份，而同时交纳麦、豆两种地租。再如光绪十一年册有赵发尧，中地二亩零七厘六毫，麦租一斗五升一合六勺；中地二亩零九厘八毫，租麦二斗九升三合七勺；中地一亩九分六厘八毫，麦租二斗七升六合。1925年册还有赵法尧，租中地三亩一分七厘四毫，麦租四斗四升五合三勺。他的租地有所更动。（【附录34，4页；第278－285页】）这两人的事例，使我们认为寻觅农民家史的愿望并非是绝对不能实现的。农民个人的传记资料，孔府档案可以有所提供，相信在其他档案馆收藏的户口册、赋役册里会有同样的记录。这类档案将同族谱一样，是下层民众的传记资源。需要给予足够的重视。
   档案中有以人物、家族归类的全宗，如一史馆的端方、赵尔巽、溥仪、醇亲王等全宗。在这些全宗里包含各种文体的文书，这些文件的学术价值无疑是多方面的，但归根结蒂，统统是文件主名人的传记资料，而且是已经集中了的、丰富的史料，据此可以对他们的生平作出某种描绘，这是不说自明的事情。
   本节写到这里，拟就各种履历、花名册、奏折的传记史料特点作一归纳：其一、传主人数众多，远非各类传记专著所能比。仅一史馆引见履历的传主就有五万多人，各种花名册中的人物也当以万计数，就以孔府一家的档案来讲，孔府原有土地二千多顷，后来减少了，仍有一千余顷，每个佃户不过租种几亩十余亩地，若以平均一户种十亩计算，以孔府有一千顷土地来说，孔府的佃户不下于一万户，这些户的户主都会载入收租的花名册，而这类名册每年或每隔若干年要制作一次，因此在孔府簿记里的佃农数量就不是一万的问题，而是若干万、十几万。当然，孔府的历史文献并没有全部保存下来，不能断言现存孔府档案中的花名册里有多少万佃农名字，但从《孔府档案选编》所公布的材料，已有数百人，因此说以千计数是不会有差误的。获鹿档、巴县档中的花名册所记载的农民人数，亦会达到一定的数量。其二、传主包含各个社会层次的人，有中上层官员，而更多的是下级官员，一般读书人，中下层武官，中下层旗人（特别是蒙古人、满洲人），农民，佃户，商人，等等，上层人物有传记留存的可能性比较大，而其他人物的传记，除了家谱之外，很少有可能出现，所以档案里有各类中下层人物的资料，是非常难得的，自然是极其可贵的。其三、传记资料简略。这类档案对人物活动的记叙十分简单，就以其中文字比较多的履历单来讲，通常仅是任职的流水帐，缺少生活细节的描述，花名册的内容就更其简单了。这些简略的素材，只能勾勒一个人物生平的轮廓，研究者不能据此描绘出有血有肉的丰满的历史人物形象。

姚波

　　　　　　　　　　　　　　　　第三节  档案中成著的传记资料

   档案中的成著，指已经定稿的书，如业已修成的玉牒、传表，或者是已成稿的文章，如国史馆编纂的个人传记，已完成初稿、修订稿的。本节只叙述两种成品，即国史馆的传记和宗人府的谱牒。

（一）国史馆传稿的史料价值
   庄吉发在前述文中说：“国史馆所纂列传体例的严谨，传稿的履经重修或复辑，以及传记资料的丰富等等，清史稿实望尘莫及。”他是从国史馆传稿与《清史稿》列传比较而言，其实所讲的也正是国史馆传稿的优点。体例严谨，反复修订，为的是成品的高质量，具体地说是为传记文翔实可信，这或许可以认为是国史馆多数传稿的特色。我们还是借用庄吉发文中的资料进行说明。庄文以国史馆冯子材传稿的初辑本与《清史稿》冯子材传作对比，国史馆传稿云：“冯子材，广东钦州直隶州人。初聚徒于博白县，由归善勇目，从提督向荣征贼。”《清史稿》传则谓：“冯子材，字翠亭，广东钦州人。初从向荣讨粤寇，……”《清史稿》对冯子材的历史是从参加向荣部与太平军作战开始，不提他前面的活动，而国史馆传稿写他的出身，起始是博白地方的小股“盗匪”的头目，以勇目归附于清军。不讲其出身，是为尊者讳，隐瞒事实真相，由此可见国史馆传稿尊重史实，翔实可信。庄文又举出耆英传的例子，《清史稿》的耆英传，在记叙其道光四年的事迹时，惟云“送宗室闲散移驻双城堡”。国史馆耆英传稿复辑本的同年内容是：“四年三月，新定双城堡京旗移屯章程，上念其生计维艰，命耆英前往履勘。寻奏，查双城堡中左右三屯，有奉天旗下留养二百余户，如令此项闲丁帮种地亩，可省京旗雇觅人夫之费，从之。七月，兼正黄旗护军统领，转兵部左侍郎，充国史馆清文总校。”不仅说明了他去双城堡的意义和作用，还交代了他的兼职及职务的变动，情节丰富多了。我们阅读《清史列传》和《清史稿》，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就是前书内容详细，后书简单。前书的传记相当部分来自国史馆传稿，因此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传稿内容的丰富性。庄文所举的事例与我们的印象相结合，证明国史馆传稿具有内容翔实的特点，加之它的可信度较大，因此它的史料价值较高。
   国史馆传稿所涉及的人物，据《国立故宫博物院藏清代文献传包传稿人名索引》著录，有一万五千人之多，这大约是包括了正传、附传、附见人物在内的，这个人数多于其他传记成著。《三十三种清代传记综合引得》，是从三十三传记专著中作出人名索引，计有万人，尚比国史馆传稿的传主少五千人，即少了一半。这么多人物的传稿，被《清史列传》、《国史列传》等书收进不少，不过未刊行的仍多，所以对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和一史馆的内容翔实的众多的传稿，需要重视对它的利用，人物传记的研究者倘若不能充分发掘这类宝藏，未免有太多的遗憾。
   使用国史馆传稿，有一部很好的工具书值得在这里作出说明，以兹提高传稿的利用效率。台北故宫博物院编印的《国立故宫博物院藏清代文献传包传稿人名索引》，1986年梓刻。此书将该馆所藏传包、传稿整合编次，一一列出人名；人名依姓氏笔画及点横竖撇为序；遇有同姓名者，增列别号、籍里，旗人则以旗籍区分，妇女即加注父、夫之名；姓名后书写传记所在的传包、传稿的编号，一人有数个传包、传稿者尽行记注，以免遗漏；凡在《三十三种清代传记综合引得》有著录的人物，在其名字前面加三角符号以为标识。兹将其《凡例》和四画文姓人名索引复印件附录于后，请读者对照阅览，即可明了其编辑方法，以便去该馆利用。（【附录35，3页；原书凡例、6－9页】）编辑此书颇下了一番功夫，单与《三十三种清代传记综合引得》人名索引核对，就见其用力之勤，而这并非此书所必做的事情，但是做出来了，对读者大有用场，因为知道档案外的传记之所在，利用者可以去寻觅，以便对照阅览。人名下提供收藏品的编号，欲读某人的传稿，查到人名，即可按编号索取传稿，方便得很。利用者持此一册在手，查阅资料会迅速得多。

（二）内府收藏的谱牒传记史料
   民间族谱，本书已作了专章的介绍，就中对玉牒也点到了，这里要说的是作为档案的谱牒，而且说的亦颇简略。
   本书作者在八十年代初利用《宗室玉牒》和宗人府有关宗室成员命名事务的档案，撰写《康熙十四子胤禵改名考释》，载于《历史档案》1981年第四期，从使用玉牒资料的亲身体会，深知玉牒对于人物传记研究的价值。清朝规定玉牒每十年一修（到第十年就修，而非隔十年才修），于是隔九年就有一部新的玉牒面世。如顺治十八年纂成玉牒，此后康熙九年、十八年、二十七年……陆续有玉牒的编纂。玉牒记录宗室每一个成员的简历，包括他的名字（原名、更名）、身世（血缘关系，即父母）、生卒年月日时、世爵官职、升降赏罚缘由、婚配及子女情况。由于玉牒连续修纂的特性，一个人，如果不是短命的话，他的生平载入玉牒，当不只一次，因此他的资料在不断增加。这些资料综合起来，如同前述履历差不多，所以根据玉牒提供的信息，可以刻画人物概貌。
   本章第一节第四目叙述传记文书形成时，说到宗室觉罗名册，即是宗室觉罗的族谱及其草本，其内容举二例以明之。《正黄旗第一族红名男册》对宜荣的登记是：“正黄旗第一族宗室宜荣，奕字辈，行一，道光十三年癸巳七月十八日子时，嫡母何佳氏巴崩阿之女所出。祖玉林，父敦亨。嫡妻关佳氏奎存之女，某年某月某日某时卒。继妻张佳氏常祥之女，宣统六年十月十八日子时卒。”（宗人府全宗·宗室觉罗名册·户卷00001号）《正黄旗第一族红名女册》所载钰培第二女：“正黄旗第一族宗室钰培之第二女，溥字辈，光绪十一年乙酉十月二十九日亥时，嫡母关佳氏恩祥之女所出。于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选崇德氏世管佐领崇恩为婿，本月成婚。”（宗人府全宗·宗室觉罗名册·户卷00005号）上述男女各一人，他们的父母、行辈、生年、婚配诸方面，事实清晰。名册已呈现其半生历史。因系红名名册，登记者仍健在，故云半生，若是墨书名册，即可知上谱者的一生历史了。此类图籍，反映宗室成员之简况，同于民间的族谱，不必多叙。
   内务府所属人户要呈报家谱，本书作者检阅了制作于光绪三年、十二年、二十一年、二十四年、宣统二年的数十种，全系采用谱图法书写世系。其格式为：右书某旗某地某身份某人呈报家谱图，中间为世系图，左下写某人家谱，死者墨书姓名，生者红名，许多谱上盖有“管理三旗银两庄头处关防”的钤印。谱长约一尺五寸，宽约长度的一半。如《泰陵应差正黄旗易州红罗厂居住园头张顺承呈报家谱图》，表明张家是园头，在泰陵应差。谱上只写男性姓名，他家已传十世，至第八世人丁才多起来，详见附录三十六。（【附录36，1页；影印件】）再如《镶黄旗沙河居住屯领催毡匠申庆旺呈报家谱图》，申家是领催（小头领），承担毡匠义务，居住在沙河县，已传七代，人丁一代比一代增多。（【附录37，1页；内务府全宗·人事类·第7835项谱卷34影印件】）这些家谱的事主都是内务府庄头处管理下的人，身份和应役项目有所不一，其中有庄头、格退庄头、蜜户、格退蜜户、苇户、格退苇户、百长、领催、毡匠、一般的投充、格退投充等，居住分散在京畿各县，有东安、武清、通州、玉田、涞水、顺义、易州、沙河等县，亦有居于京城的。这类家谱，将谱主的旗籍、身份、职业和差役、居地、身世、世系关系交代明白，惟只书人名，对人物传记讲，材料少，比不上刚刚讲到的宗人府族谱。可是那些谱主是宗室成员，而这些是投充人，身份很低，他们因世代在内务府属下应役当差，所以才要他们呈报家谱，以免逃避差役。有这类资料的留存，对了解他们的历史还是颇有价值的。
   一史馆收藏从宗室成员到投充人的谱牒，使宗室及为皇室服役的人员都有了传记材料的留存。
   宗人府、内务府的谱牒与民间族谱，共同构成各色人等的家谱，各种人都有了具备家谱资料的可能，使传记材料深入到各个社会层面，令人进一步加深对族谱传记史料意义的认识。


　　　　　　　　　　　　　　第十二章  笔记图书中的清人传记资料

   “笔记”图籍中的人物传记史料非常丰富具体、生动有趣，但是著作中的那一种体裁是“笔记”，是一个很难界定的学术题目。一个时期人们将正史以外的史籍，谓之为野史，笔记也就算作其中了。后来把笔记从中分离出来，但作为笔记类的书，有的是史书，有的则是小说，难于说清。本书作者认为，古代笔记是随笔记录当时的见闻，阅读古今图书、鉴赏文物的札记，所写的事物零碎、拉杂，缺乏系统性、完整性，故名笔记。笔记的叙事内容又可分为可靠性和虚构性两种，即所谓的史料笔记和小说笔记，本书所要介绍的基本上属于前一种。
   有的书也可以视为史料笔记，如在传记专章中叙述过的《初月楼闻见录》，因为她同时具备传记专著品格，本节就不再涉及；他如张集馨的《道咸宦海见闻录》、段光清的《镜湖自撰年谱》，亦可归为年谱类，柯悟迟的《漏网喁鱼集》类似年谱，又与日记相近，这里也不必多说。
   讲笔记体图籍，是为了解清代人的传记史料，那么这笔记系是何时产品呢？是否如同第十章的方志，包含清代以来问世的呢？理论上说应当是这样，实际上不然，因为民国时期关乎清人传记的笔记不多，共和国时代几乎没有，所以从笔记中寻觅清人传记材料，主要是找清朝人的作品，因此这里讲的笔记，就是清代人撰写的著作。

　　　　　　　　　　　　　　第一节  清人笔记的写作与传记的表达方式
   
（一）笔记的纂写   
   笔记体书籍的著述，多半是作者随时随地的随手记录，日积月累，散篇充溢笥箧，略加整理，一部笔记书就形成了。她是长期或较长时间创作的结果。清初诗坛领袖王士祯（1634－1711）著述甚多，其中笔记也多，他于康熙三年（1664）做京官，二十四年返回故乡，二十九年再次进京任职，次年，将第一次任京官和返乡时期的笔录，“总次第为一书”，即二十六卷的《池北偶谈》（〈序〉）。第二次在京十年余，“有所见闻，时复笔记，岁月既积，得数百条，厘为三十四卷”，成《居易录》一书（〈自序〉）。康熙四十一年他离开北京，仍然“偶有闻见，笔之简册”，于康熙四十四年汇集成书，因所居之轩名“香祖”，故曰《香祖笔记》十二卷（〈自序〉）。他还有其他的笔记，如《分甘余话》，可知他在不停地写札记，过几年就集结成册，有新著问世。
   以汪景祺（1662－1726）文字狱而出名的汪景祺，败事就在于他著的《读书堂西征随笔》上，此书系他由直隶经山西到陕西的路途和在秦中写作的，他在题记中云：“自邢州取道晋阳、河东，入潼关，至雍州，凡路之所经，身之所遇，心之所记，口之所谈，咸笔之于书，其有不可存者，悉毁弃之，名之曰《西征随笔》。”（【附录1，1页，上海市上海书店1984年版】）生于乾隆三十年（1765）的江苏青浦（今上海市）秀才诸联作《明斋小识》，多根据在家乡的见闻，予以笔录，自云：“见者记，闻者记，邑中之事居多，或劝或惩，或为谈助，……而穿凿附会之谈不记。”（卷1〈杂记〉）姚元之（1776－1852），“官京师数十年，每就见闻所及，成《竹叶亭杂记》十万余言。”（姚谷〈竹叶亭杂记·题识〉）他的从孙姚谷说明他凭借阅历形成他的笔记之作。长期幕游的江苏人钱泳（1759－1844）在其书《履园丛话》刻成之际写〈序目〉，讲其创作原始：“余自弱冠后，便出门负米，历楚、豫、浙、闽、齐鲁、燕赵之间，或出或处，垂五十年，……所闻所见，日积日多。乡居少事，抑郁无聊，惟恐失之，自为笺记，以所居履园，名曰《丛话》。”（【附录2，1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陈康祺（1840－？）自幼读书，中进士，做京官，嗜学为务。在《郎潜纪闻初笔·序》中将其著作的来历：“《郎潜纪闻》者，余官西曹时纪述掌故之书也。多采陈编，或询耆耇，非有援据，不敢率登，删并排比，约可百卷。”（【附录3，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满人继昌在光绪中两次丁忧，闲暇无事，“因忆见闻所及，拉杂书之”，旋经厘订，成《行素斋杂记》。（【附录4，1页；上海书店1984年版，〈自序〉】）蒙古正黄旗人法式善（1753－1813），历官翰林院检讨、国子监祭酒，是乾嘉时期有名的诗人，除有诗文集，作有笔记《清秘述闻》、《槐厅载笔》、《陶庐杂录》等书，他写笔记，参考的文献特别多，仅《槐厅载笔》所引用的书达四百种，其中有政书、方志，而他人著作的笔记在百种以上，故本书作者初读此书时，曾将之利用为笔记体书籍的工具书，以此查找其他笔记书籍。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印行的《清代野史大观》，编辑者小横香室主人在该书〈凡例〉中说，他查阅手抄秘籍、方志、文集，不下百十种，并开列出书目，今亦将其附录于后。（【附录5，2页；上海市上海书店1981年版】）
   上述各人的写作经历，表明王士祯、钱泳、陈康祺等多数人是数十年如一日，坚持不懈地写札记，个别人，如继昌，是事后追记，但不论何种写作状况，都是因见闻、读书有心得才作的笔录。阅历和勤学，是创作的基本条件。写到这里，我们需要将各个作者或其友人讲到的写作景况，就资料来源问题作出归纳，这是判断他们的著作价值所必须的。他们写书的依据，第一是记录亲身经历，如参与处理的事务，与友朋的往来，诗酒的唱和，家庭和先人关系，个人及友人奏疏、函件等；第二是耳闻目睹的时事，朝政和地方行政，官员、绅衿和社会新闻，皆可采入篇章；第三是旧闻追记，系人们谈资中的先年、先朝政事和遗闻趣事；第四为阅读文献的摘记及评论，选材广泛，或奏疏，或文论，或诗词，或史评，或字学，或书画，或前人的笔记。
   这诸种情形，王士祯在《池北偶谈·序》中写得很明白：“（在故乡，暇日与客人）论文章流别，析经史疑义，至于国家之典故，历代之沿革，名臣大儒之嘉言懿行，时亦及焉。或酒阑月堕，间举神仙鬼怪之事，以资   噱；旁及游艺之末，亦所不遗。儿辈从旁记录，日月既多，遂成卷轴。因忆二十年来官京师所闻见于公卿大夫之间者，非甚不暇，未尝不笔之简册。”（【附录6，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读前述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序》，可知他原来抱负甚大，任部郎时，“练习吏治、兵制、河漕、盐法，寻讨利病，锐意世用。”是有心的上进人。其后在《郎潜纪闻四笔·自序》（《判牍余渖自序》）讲其自少年步入老年，时时处处写日记－－“人事琐屑，排日手记。”公事的主稿之外，则读书，夜间值班时更是阅览的好时光，“暝写晨钞，积而成帙。”（【附录7，1页；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从王氏、陈氏的经历、为人和勤于治学，可见社会的阅历和书本知识的学习，为笔记作者积累了资料，从容裕如地写出作品；不过在阅历和书本知识两方面，前者更重要，因为有阅历，从而能深刻地理解后者。汪适孙在梁绍壬著的《两班秋雨盦随笔》的序文中说：“今夫龙门之作，因阅历而始奇；东坡之文，引江山而为助。”（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已道出阅历对于著作高质量的特殊作用，本书作者亦为此意。有阅历，又肯于钻研，所写出的笔记，必然有很高或较高的史料价值。
   
（二）笔记的内容及其对人物叙述的表现形式
   笔记著作的内容，在前述各书的序、识里已有所透露，特别是王士祯在《池北偶谈·序》所说甚明，他的《香祖笔记》被收入《笔记小说大观》第二辑，“提要”云此书之内容：“或议论史事得失，或阐发名物源流，或抗谈时事，或旁及轶闻。”本书作者根据阅读笔记书籍的体会，王氏自云和上述提要所说甚是，笔记的内容极其庞杂，可以说无所不包，大处讲天文、地理、历史、现状，细处说历史上的政治变迁和得失，文学艺术、古董的欣赏与评论，各种学术尤其是儒学的源流和演变，图书的考订与评介，宗教的信仰与反信仰，人物的遗闻趣事及评价，笑柄与美谈，自然和人体的怪异现象的不理解的记录，神仙鬼怪的既恐怖又有趣的传闻，等等。内容的如此广泛，可以归结为叙人、事、未被人们认识的自然的和人们臆造的神怪现象三大类，专门描写人物的仅是笔记的一部分内容，而不占其全部分量，但是写事也离不开人物，故人物之史又散在笔记的其他内容里，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了解笔记表达人物的方式。
   笔记专门写人，或写与人物传记有关系的部分的情形，或许可以归纳为四种状况。其一，写人物小传，笔记不会给人作全面的传记，也很难写出长篇传文，她写人物，往往侧重在其人的某一个方面，为此写到人物的基本情况，从而形成一篇小传。其二，因人叙事，述说某人某事，他的作品，他与他人的交往，人与事并重，反映人物的一个侧面，或者说是局部的历史。其三，记事而及于人，讲到某一种制度、事件、故事、古董，不可能离开制度的制订人和执行人，故事的主人公，文物的发现者、所有人，必然会写到人物在其中的活动，这是以事为主，以人物为辅，这对于人物传记讲，更是局部范围的了。四是以诗文传人，为了评介某首诗词、某篇文章、某部著作，而介绍其作者或传播者，既然是为了传文，文与人的主次很分明，这里只会有人物历史的梗概或片段。这种写作情形与诗话颇为相近，但笔记写来比较活泼。笔记述人，大体上是这四种手法，或者说有四种表达方式。这里对此只作概括说明，具体写法，在后文述及笔记传记价值时，读者自会从叙述文字和附录的资料中得到深入一步的理解。四种方法，观察人物的角度不一，每一种提供的传记材料的状况有所不同，为了从笔记中寻觅传记资料，就需要了解这四种方法。
   由于记述内容的差异，笔记著作分出不同的类型。清人修《四库全书总目》，将与笔记图籍有关的书籍，划分为史部杂史、子部杂家、子部小说家三类，案此分类，许多图书分在那一类都可以，也都不完全合适。本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刘叶秋著《历代笔记概述》，（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亦将笔记区分为三类，不过与“四库”分法大不相同，他的三类是：记怪异、述轶事的小说故事类；谈掌故、记录文献的杂录，为历史琐闻类；写读书札记，发表评论，为考据辨证类。他是从图书的内容和写作方式两方面综合考察，作出分类，虽然对有些图籍的分类会不够合理，但基本上反映了笔记的类型。在这三类之中，从研究人物传记讲，历史琐闻类最值得留心，因为她记录作者亲历的、耳闻目睹的事情，应当价值高；其次要注意考证类，辨证人物，有利于史实的澄清，其价值不说自明，但我们实际阅读笔记书籍后发现，此种考证人物之书，论清代人物的有之，而更多的是涉及清朝以前的人物，故对清人的研究意义相对失色；小说故事类，价值较低，然也不必完全予以摒弃，她同样有着人物传记的某些史料。
　   

姚波

　　　　　　　　　　　　　　　第二节  笔记的人物传记史料

   笔记体的人物传记的史料意义，可以从她记载人物的社会类型、叙事的真伪、第一手资料的多寡、有否人物性格特征的叙述内容诸方面进行分析。

（一）多种社会类型人物的记录
   笔记书籍的描写对象，与方志一样无所不包，什么样的人物都有，上至帝王卿相，下至工商奴仆，旁及僧道妇女，而最多的是高级官员和文人学士笔记作者感兴趣的是各种人的特点，这也正是他们谈话的资料：对此交流的多，记载的自然也多。
   （1）达官贵人的传记资料。
   笔记写出的多半是这些人的为人作风、政绩，以及恩荣。英和（1771－1840）撰《恩福堂笔记》可谓此类著述的典型。英和为满洲尚书德保之子，进士，官至尚书、军机大臣，于道光十七年作出《恩福堂笔记》一书，备记所受嘉庆帝、道光帝的恩典，如五十岁生日，嘉庆帝赐予诗赋匾额，因而说“同列中未有以五十赐寿者，非常异数，梦寐难安，而御诗中呼先臣以字而不名，尤旷典也”。（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8985年版第18页－第20页，瓜蒂庵藏明清掌故丛刊之一）姚元之在《竹叶亭杂记》记德保拒绝权臣和珅为英和的提亲，（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14页）英和在书中讲到嘉庆帝询问他这件事情，并因这一场奏对，使德保得到谥号。英和的门弟子叶绍本、穆彰阿等在书跋中云此书：“首记恩遇，次述先德，次诵师说，或胪列典章，或评骘诗文书画，而不言神怪，不道鄙琐，虽单词片语，要与经国大猷相发明。”（【附录8，3页，第153页－第158页】）可以说这是一部家事、国事片段的笔记。礼亲王昭梿纂《啸亭杂录》，进步书局校印本的“提要”云该书所录，“皆清代开国以来君相之嘉谟懿行，故家遗族之轶事”。确实是写君卿要人的事情多，打开卷目一眼就能明了。兹复印第六、七、八卷目录的一部分就可知了。（【附录9，2页；另书影1页】）如卷二记成亲王的书法，文曰：“成亲王讳永瑆，为纯皇十一子。善书法，幼时握笔，即波磔成文。少时工赵文敏，又尝见康熙中，某内监言其师时，犹及见董文敏握笔，惟以前三指握管，悬腕书之，故王推广其语，作拨灯法，谈论书法具备，名重一时，士大夫得片纸只字，重若珍宝。上特命刊其帖序，行诸海内，以为荣云。”就这个百十字，讲了成亲王对书法的贡献和在书法界的地位，将其人历史特点表现出来了。
   （2）文人学士的传记材料。笔记多写文士的诗文成就，品格为人，遗闻趣事和风流韵事。《清史集腋》卷十九〈名人轶事〉、卷二十〈清代名人趣闻〉，写了不少文人的奇行异事，如中康熙博学鸿词科的朱彝尊，擅长诗词，尚书龚鼎孳的夫人顾眉生见了他的词句：“风急也潇潇雨，风定也潇潇雨。”倾奁以千金赠之。又说他好饮酒，往往醉卧酒肆，有晋人遗风。（【附录10，1页；见周骏富辑《清人轶事》，台北明文书局出版《清代传记丛刊》第28号《怀旧集》附《清人轶事》第506页、第512页】）清前期王应奎在《柳南随笔》叙述洪升《长生殿》案，受牵连的五十余人，独赞善赵执信从此断绝了仕宦的机会，而查嗣琏改名慎行，得中进士。（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23页）这件事为许多人所乐道，嘉庆间戴璐著《藤阴杂记》写到事件的告发人黄六鸿的历史：他撰有《福惠全书》，为初入仕途者所珍视，流传颇广。（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宁波第18页）《两般秋雨盦随笔》还写到编修徐嘉炎，以贿赂伶人，在公堂上没有被指认而得幸免。（第227页）《郎潜纪闻初笔》亦叙此事。（第224页）从各书对这个案子的记叙，可知好些人的历史和处世态度。文学家袁枚（1716－1798）的为人，在当时是有争议的，和他同时的赵翼（1724－1814）以开玩笑的方式作词批评他，《两般秋雨盦随笔》对此作出披露，兹录其词：“为妖法太狂，诛殛难缓事：窃有原任上元县袁枚者，园伦宛委，占来好水好山；乡觅温柔，不论是男是女。……结交要路公卿，虎将亦称诗伯；引诱良家子女，娥眉都拜门生。凡在胪陈，概无虚假。虽曰风流班首，实乃名教罪人。”梁绍壬就此讲赵翼的罗织之词，“虽云游戏，亦实事也”。（第3页）鸦片战争中在台湾力筹战守的姚莹（1785－1853），字写得不好，甚至引起道光帝的关注，吴振棫在《养吉斋余录》记此事：“桐城姚石甫莹，工于文词，吏事亦精敏。道光间擢台湾道，入见，宣宗言尔文字甚佳，何当时不入翰林？对以臣不能书。命进册子，上览良久，云：尔书太劣。石甫遂镌一小印曰：’天子知臣不善书’。”（【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61页；附录11，1页，该书书影】）本书第二章谈到舒位作《乾嘉诗坛点将录》，这位作者，在《郎潜纪闻四笔》中有记录，云其善诗，处幕而不仕，富孝行，陈康祺因而呼吁为他作传：“余为著录于此，他日传文苑者，当不遗君姓氏也。其孝行则知之鲜矣。”（第5页）该书还写到“御前画手贺世杰”，云其能在殿陛森严之地，从容挥洒，下笔有神。（【附录12，1页；原书第89页】）《池北偶谈》述及台湾开科，云“康熙丁卯夏四月，福建提督张云翼疏请台湾乡试，宜照甘肃、宁夏例，于闽场另编字号，额中一二名。礼部复准：台湾新经归附，文教初开，应将台湾一府三县生员。照甘肃、宁夏之例，额外取中举人一名。得旨允行。是科五十一名苏峨，凤山县附学生，习《易经》。”（【附录13，1页；原书第84页】）这里讲苏峨不足二十字，但将其中举的背景交代甚明，丰富苏峨历史资料。
   （3）循吏、小吏的资料。所谓循吏，这里是指有政绩的中下层官员，这个类型人物的记载要比达官和名士少，但所写的人物事迹颇能动人。《行素斋杂记》卷下记述知府高廷瑶保护下属及抚恤其家属事，知州刘棨在宁羌州提倡养蚕纺织，被人称作“刘公绸”，而遵义太守陈玉  亦系如此，使遵义绸名闻天下。（【附录14，3页；第19页－第21页】）对于宁羌、遵义绸的出现，陈康祺另有较细致的说明，见《郎潜纪闻四笔》，不俱述。（第63页）嘉庆朝发生的毒死查赈官员大案，赵翼在《檐曝杂记》特写〈冒赈大案〉，叙述山阳令王伸汉之贪，试用知县李毓昌廉洁奉公，拒绝与赃吏同流合污而遇害的经过。（【附录15，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12页】）嘉道间人沈涛著《交翠轩笔记》卷一写崇明人施彦士，系沙船户出身，参与道光初年海运粮食进京，撰《海运刍言》，“论海运始末利害甚悉”，得官为直隶任邱知县，劝民打井灌田。（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40页，瓜蒂庵藏明清掌故丛刊之一）《啸亭杂录》在卷八也写出李毓昌的事，而在卷二、卷十记述御史谢芗泉为人，尤其是惩治和珅妾兄横行霸道的事情，大快人心。张若瀛任热河巡检，为乾隆帝的巡狩而整治道路，太监路过扰民，又以其官卑而傲慢地对待他，他乃杖责太监，乾隆帝闻听，嘉许其胆量，擢为县令。（【附录16，1页；御史第128页】）谢、张敢在太岁头上动土，难怪人们传诵其事。《啸亭杂录》还叙述了另一种形象的太监：以行动规谏人主的张进忠，兹将其文录于下：“嘉庆初，有宫殿监督领侍张进忠者，人严厉，驭下整肃，好批小内监之颊，人皆以嘴巴张呼之。然性忠鲠，尝奏事内廷，上偶欹坐，张捧黄匣不入，上询之，张曰：焉有万乘之主，卧览天下奏章理也。上立正襟危坐，张乃捧疏入，上甚嘉之。其他端方之行，皆类是也。”（卷七）《两般秋雨盦随笔》记乾隆时江西写榜的小吏陈巨儒，年已古稀，仍操此业，而且自得其乐。（【附录17，1页；原书第271页】）
   （4）使节传记资料。同光之世，使臣出洋的很多，而在此之前，派人出使朝鲜、琉球，时或有之，而去俄罗斯则鲜见，图理琛（1667－1740）、托时之去俄罗斯，为陈康祺所注意。陈氏读过他们的国史馆传记，特在《郎潜纪闻初笔》予以记录。（【附录18，1页；原书第90页】）
   （5）下层人士传记材料。此类中人，包括广泛，游侠无赖、孝子顺孙、民运首领、能工巧匠、戏曲艺人皆有。康熙朝出了朱方旦案，颇能引起笔记家的注目，《池北偶谈》卷六、《柳南随笔》卷三、《郎潜纪闻初笔》卷七均述及此事，朱为湖北人，以符水混世，至京及各地，为贵人所折服，拜倒其门下，后被正法。与其有类似情形的是道光间的薛执中。康熙间，礼亲王府有包衣奴才张凤阳，结交外戚，把持官场，与大学士有同等权威，《啸亭杂录》卷九是这样描写他的：“交结里戚，言路专擅六部权势，有郭解、鲁朱家之风。时谚曰：要做官，问索三；要讲情，问老明；其任之暂与长，问张凤阳。盖谓伊与明（珠）、索（额图）二相也。张尝憩与郊，有某中丞驺卒至，呵张起立，张睨视曰：是何龌龊官，乃敢威焰若是！未逾月，其中丞即遭白简，一时势焰人莫之及。纳兰太傅、高江村等款待宾客，凤阳褐裘露顶，忝居上位，其结交也如此。先良王夙知其行。先外祖董鄂公见罪于凤阳，凤阳即率其徒入外祖宅，拆毁堂庑，外祖公奔告王，王燕见仁皇帝时，遂免冠奏，上曰：汝家人，可自治之。王归，呼凤阳至，立毙杖下。未逾时，而孝惠章皇后之懿旨至，命免凤阳罪，已无及矣，都人大悦。咸感王惠焉。”《两般秋雨盦随笔》述甘肃人张讱庵的遨游江湖及豪爽性格，原来他是少年时代闯祸，亡命在外，至七十余岁以母年大耋而返里。（第129页）
   白莲教运动首领张汉潮、齐二寡妇（王聪儿、齐王氏）的活动，分别为《啸亭续录》卷二及朱克敬的《瞑斋杂识》卷四所记载。朱克敬关于齐王氏的说法，与一般常见记录不一，亦备参考。（长沙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61页，近代湘人笔记丛刊之一）
   《瞑斋杂识》写了至今仍被商家用作商标的叶天士医师，云其医术精进的经过及治病之奇验。（第34页）《行素斋杂记》记状元陆润庠之父，本为医生，在其子富贵后仍应人之招请，行医不辍。为什么不辞劳苦？他说：“吾不能以子贵改其常，而得罪乡党也”。（卷下）医家捐官，则遭到耻笑，《履园丛话》叙苏州陈见山在扬州卖药，捐同知衔，“居然列于诸缙绅商人之间，每有喜庆宴会，辄着天青褂五品补服，一日在席上有刻薄少年云：我有一联曰’五品天青褂’，诸公能对否？旁一少年应声云：’六味地黄丸。”（第557页）
   《养吉斋余录》写嘉庆时宁波人任昭才，在海底打捞铜炮的技术。（第363页）乾隆间苏州杜士元在核桃上雕刻苏东坡游赤壁的故事，“人物纤悉毕备，号为鬼工。”（第364页）《履园丛话》记乾隆末年扬州人余观德因城中大火而创建水仓，为城市救火良法。（第614页）《郎潜纪闻三笔》述芜湖汤鹏锻铁作画，名盛一时，惜于技艺失传。（第851页）《池北偶谈》有专条叙述有一技之长的各种手工艺人。（第404页）
   普通农民难得有被人记录的机会，扬州姚仁和因百岁而不要旌表出了名，为《郎潜纪闻》所记载，云其健康得象六十岁的人，不要表彰的原因，用他的话说是：“我农人，生平未敢上人，故活至今日，一旦自肆，非农者所宜，天且促我岁。”（第781页）颇有见解，宜有高龄。又记百岁老人参加乡试：“康熙三十八年己卯，北闱有广东贡生黄章，年已百岁，入闱时大书’百岁观场’四字于灯，令其曾孙为之前导。”（第427页）
   表演艺人常出现于笔记中，但形象多不怎么好。北京宝和班艺人李桂官为毕沅狎处，被戏称为“状元夫人”；庆成班的方俊官为另一状元庄培因所狎；蜀人魏长生进京及赴他处演出，名声大噪。这些是《檐曝杂记》的载笔。（第37页）《两般秋雨盦随笔》对毕、李事亦以风流佳话而乐为传播。（第224页）《啸亭杂录》为魏长生及其徒陈银官作记，颇为传神。又写继魏长生走红的王湘云，编修余集为之撰《烟兰小谱》。（卷八）《履园丛话》写到伶人陆畹卿、潘映莲、顾蓉卿、沈文振，说明他们懂韵文，有的能诗书。（第660页）在苏州，早先没有戏院，艺人于虎邱山塘演出，人们观赏不便，雍正间，有郭某始架屋演戏。（《清朝野史大观》第三册卷五第148页）
   （6）僧道的传记。僧人的传记历来多于道士，笔记中的僧侣多半是两类人，一是同君主贵胄有往来的，另一种则是懂得诗画而与士大夫文人交游的。宏觉国师木陈忞，本书在方志章业已介绍过他的传记资料，笔记里也有，《养吉斋余录》述及其“气焰煊赫”，他的孙子济生和尚为杭州圣因寺的主持。（第315页）木圜和尚亦是顺治朝进京，随其师报恩和尚侍从顺治帝，报恩的徒弟多是湖广人，木圜年少，顺治帝叫他’小湖广’，可见亲密关系；康熙朝他又被召见于玉泉山行宫，有病，皇帝命御医诊治。康熙三十八年南巡驻跸镇江金山江天寺，主持超乐与皇帝交谈很投契，请求将大觉普济禅师玉林秀的语录收入大藏经，得到康熙帝的允准。（第365页）雍正十二年华山主僧进京到宫中主持皇戒，乾隆帝继位，将侍于帷幄的和尚全部放归山林。（第315页）
   同士大夫交往的学问僧，最有被记叙的机会。《池北偶谈》记僧成楚，时居苏州灵岩山寺，颇能小诗，其落花诗有句：“高枝忍别离，逝水随飘荡。”同时的释智泉，亦能诗，有移竹诗云：“别去寒山寺，来依明月楼。”（第454页）
   还有不安于本分的僧侣，引起人们的议论，如京师广惠寺和尚明心，“开堂设法，皈依者颇众”，但是仕宦之心太重，改姓名为王树勋，捐纳为官，到湖北襄阳做知府，知道他底细的人叫他为王和尚，文人作诗讥讽，终被御史参劾治罪。《养吉斋余录》（第315页）、《瞑庵二识》（第112页）均予记录。后一书还讲到浙江有两个表兄弟举人，一个出家，以此敛财，然后二人皆以捐纳出仕。因未及姓名，不知真否。也许是明心和尚的事引出来的传闻，可见人们留心此类事情，并书之于简册，留下僧侣的传记史料。
   道士在笔记中的形象，比僧人要差一些。《啸亭杂录》卷八所写的乔道人，即令人产生他是妄人的认识，兹录原文于次：“乾隆庚戌、辛亥间，有乔道人自陕右至，貌清癯鹤立，面微晕红。自云数百岁，曾经明末鼎革事，与孙百谷、周忠武相交，言皆妄诞。然言兵家事，历历如绘。或云为年大将军之溃卒，曾经青海战事，故所言了了，然无左证也。今漕帅李公奕畴深为崇奉。乔居一小庵中，饮啖如常，毫无他异。壬戌五月中卒于旅邸，亦卒无他奇验，盖如抱朴子所言，古强类也。”卷十述京师白云观道士至陕西，见华山道士，其人所言往事，查无印证。道家为人所厌和所喜之处，大约皆在于他的结幡招鹤、打醮去祟之说和行为。凡不骗人、真修行的，则受到好评和赞扬的记载，《啸亭杂录》卷九写的娄真人近垣即属于这一类。
   （7）女子传记素材。笔记中的女子传记，与文集、方志里的有所不一，她不像文集、方志那样侧重于描写节烈女性，虽然她也有这方面的人物，但才女、贤妇型的亦复不少。《啸亭杂录》把三位妇女的识见记载出来，一位是苗氏农家老妇，当和珅之妻出殡之日，王公大臣为讨好权臣都送灵到城外，昭   亦在其间，并在苗氏家打尖，苗氏对他说：“观君容止，必非不智者，今和相骄滋已极，祸不旋踵，奈何趋此势利之途，以自伤其品也。”作者因而发出感叹：“当和相擅权时，一时贵位，无不仰其鼻息，视之如泰山之安，初欲终身以赖之者，乃其智，反不若一村妇识也。”又写一位舒太夫人不以贵族的高身份而与讲义行的下属联姻，理由是：“吾虽贵族，然能与忠义之士结为亲谊，其荣多矣，奚必计其族之贵贱也！”（【附录19，1页；卷10】）另写两江总督噶礼的母亲，当儿子与江苏巡抚张伯行互控之时，不向着噶礼，还说他的阴私，卒致其子的失败。《两般秋雨盦随笔》述方芳佩之择夫：其父有两个选择的对象，一是吴秀才，一为童生汪新，看着他们的文字，犹豫不决，让女儿也观览；女儿说吴生功名上会早发，但恐寿命不长；汪某将是晚达的大器；于是乃父将其许配给汪新，汪果然官至一品。方氏工诗文，善治家，享高寿，其子媳王德宜，亦工诗，婆媳相唱和。（第123页）孙渊如中榜眼，他的妹妹在给丈夫吴鼒进京赶考的赠行诗中写到：“小语临岐记可真，回头仍怕阿兄嗔。看花迟早寻常事，莫作蓬莱第二人。”吴此行虽未中在鼎甲，也成进士了。孙氏的诗作为夫妻感情深笃的佳话，被《郎潜纪闻初笔》记录了。（第91页）此书还写了汉代缇萦式的人物－－小女子叩阍救父之事，予人印象深刻，原文是：“嘉庆十七年，四川重庆州十一岁女子佘酉州，以其父佘长安遣戍湖北，其祖父母年逾八旬，无人侍养，匍匐入京，叩请释放。台臣为之奏请，上以佘长安原犯罪情尚非常赦所不原，念伊女年幼至性，加恩释放回籍。”（第713页）继昌在《行素斋杂记》讲他的母亲的勤劬与爱清洁：“先妣主持家政四十余年，最喜勤动，黎明即起，琐屑无不躬亲。性好洁，癸巳夏病已殆，每日犹强起，擳沐溲便，未尝不下床，易箦时，欲饮水，恐污衣，犹命以巾仗之。”（卷上）朱彭寿在《安平康乐室随笔》记述该族有专著的女性。（北京中华书局1982宁波第269页）
   各种社会类型的人物的活动，均出现在笔记作者的眼里，脑海里，载之于笔，于是各类人物有了自己的历史记录，可供后人查阅。
   
（二）第一手史料
   笔记著作的材料，有的是作者耳闻目睹的，有的则是从正史、文集、方志、杂史及早期出版的笔记中选材的。后一种情形的史料价值显然降低了，因为它已是第二手、第三手货，读者要使用时，还需要找原书，才能放心。但是，即使二、三手的材料，也是经过其作者读书选出的，是对事情作了一番考察，将要点摘出，这样，新的读者就易于消化接受，亦不无好处。关于二手材料的作用，这里无庸多叙，还是考察笔记之作的第一手材料问题。
   作者写其自身、家庭成员、与友人交往都是第一手史料。如刚刚说到的继昌写他母亲事，细致具体，非家人难于述及。英和在《恩福堂笔记》所述的家事，关于乃父为其却婚的事，社会已有传闻，大学士阿桂亦知晓，但把它记录下来，仍然是宝贵的原始材料。赵翼在《檐曝杂记》说自己原来不屑于练习制艺文，而耽于诗词的写作，因接受父亲的朋友杭应龙的教诲，始改变过来，才有后来的科举出身，所以叙述此事，表示感念不忘杭氏的恩德。（第22页）他在京，入大学士汪由敦家馆，后来特为汪氏写出专条：〈汪文端公〉（第23页），又在其身后，为其二子的邀恩出谋划策，写〈大臣身后邀恩之例〉（第25页）。前述毕沅与李桂官事的记载，表明此二人是今日所说的同性恋者，毕沅后来成为方面大员，习性未改，与幕客养娈童，并云对方为兔子，以打兔子为开玩笑，故其任河南巡抚时，在其幕中的钱泳说这里不能打兔子，因为是西汉梁孝王的兔园，以此大笑。（《履园丛话》第555页）沈涛少有神童之名，出身于阮元在杭州办的诂经精舍，在《交翠轩笔记》写其同学吴杰（少空），云其“与余同为诂经精舍生，受知于阮相国，幼有神童之目，而余髫年亦忝窃时誉。嘉庆庚午同领乡荐，少空后成进士，由翰林洊登卿贰”，而自身仅为道员，自叹命运不济。（第73页）又写他进学的老师文远皋，受他延誉之恩，有知己之感，其师后任河南巡抚，不能从俗，被忌妒者谗害落职，起用为驻藏大臣，死于任所。因录其赴藏途中所写的纪程诗二首，以兹纪念。（第75页）查揆也是他的同学，且同在直隶做官，谓其为廉吏：“脂膏不润，身后至鬻书以偿官帑，廉吏不可为，洵若是已。”他善于作诗，友人为其刻诗文集，沈涛亦录其诗于《交翠轩笔记》（第81页）沈涛写的几位师友，容或有其他历史记载，而此书亦不失为第一手参考文献。梁绍壬在《两般秋雨盦随笔·重宴鹿鸣纪事》中，叙其曾伯祖梁同书重宴鹿鸣的缘起、过程、仪式、纪恩诗甚悉，为其他载笔所难有。（第206页）又述自家幼时代人写书信的事，因请人写信的是妇女，讲方言，许多字写不出来，或写不准，这样写出别字来，闹成笑话，于己不利，因而一般人不愿代笔，他不得已写了，自嘲为无耻之行。（第281页）
   作者记叙眼见耳闻或间有参与的事情，常常是首次见于著述的资料。这方面的内容以时人时事为多，实即见闻录。钱泳久游官绅间，在《履园丛话》记叙各种历史现象、各门学问，以及精灵梦幻鬼神祥异，另写杂记一目，基本上叙述他耳闻目睹乃至亲身经历的人和事。如说他有位老友徐翁长，向他介绍河南巡抚何煨的为人：“性恭谨，每得各省同寅亲友公文书启，命仆开函时，必起而拱立，两手捧诵，诵毕，然后坐，及答书亦必拜而后发，其诚如此。公子裕成，亦任河南巡抚，然不及乃翁矣。”（第610页）嘉庆十四年，钱泳以文笔在户部侍郎英和处帮忙，同住的有编修席子远、姚伯昂，一日天未明而大雨如注，二人冒雨入朝，不敢迟到，这时他嘲二人曰：“吾今日始知布衣之可贵也”。（第613页）钱泳游杭州，必至诂经精舍盘桓一二日，听诸生议论风生，讨论经义，争得面红耳赤，并记下包括沈涛在内的三十余人的名字。（第618页）钱泳在族弟槃溪家，同其下人滕茂林交谈，因知其家事，原来滕家帮助官军镇压民变，民变者与滕家为仇，而官军不援助，遂至败落。（第619页）嘉庆五年，钱泳从通州潞河登舟南下，有苏州十五岁女子杨婉春同行，至七夕日，杨唱唐明皇拜月曲，钱泳乃赠她三首诗。（第620页）丹徒王梦楼太守，养五个童子，作女装，习歌舞，长大了，将两个送给毕沅，钱泳在青年时看到过这些孩子。（第623页）大学士阿桂于乾隆五十四年赴荆州勘查堤工，钱泳时在毕沅幕府，见威名赫赫的阿桂“身裁短小，弱不胜衣，并无龙威燕颔之相也，亦奇矣哉！”（第632页）乾隆五十年，钱泳开始认识袁枚，对其大为倾倒，因有诗文往来，而袁枚竟有强词夺理之论。（第635页）钱泳友人陈昶，任桐乡令，以术治盗，连破十三案，捉贼三十余人。又闻通州知州周焘违法断盗脚胫，而众贼逃散。（第643页）牛坤中其人，钱泳就印象勾勒云：“天津牛次原，名坤中，嘉庆己未进士。乾隆壬子，余初入京师即识之，貌不甚扬，而聪明绝世，广于交游，偶作诗亦清新可喜。尝记其〈临清即事〉一首云……”（第647页）钱泳就耳闻和交游写了不少人的生平片段，不能说都有多高的史料价值，可是在研究某个人时或许就有用场。
   昭槤闻见的人、事，除其先人，多是王公和学士。如写韩是升，“少貌岐嶷，目炯如电，喜作溪刻语，使人莫能禁受。……老年远游燕粤吴越，身愈轻便，如三四旬人。然甲戌春寿八十，经上赐匾旌之。越二岁，无病终。”（卷二）同卷述尤水村：“名荫，仪征人。善绘事，诗宗放翁，间有清新之句。弱冠入都，从先恭王之辽沈，往返数千里，有出塞诗一卷，皆苍凉吊古之作，袁简斋太史曾序而行之。先生性放旷，不屑小节。……晚年寄迹释道，于内典颇精熟，年八十余始卒。”又谓自己与质恪郡王绵庆是总角交，因知其在“辛酉夏始亲音乐，其后九宫谱调，无不谙习，较之深学者尤多别解。时有优童王月峰，髫龄颖俊，王每佳时令节，于漱润斋红牙檀板，使月峰侑酒而歌，王亲为之操鼓，望之如神仙中人。体颇孱弱，后复有芮公虞之事，故抑郁而终，年甫二十六。”（卷七）还写其幼时拜见辅国公永璥，看到书架上散放着很多书画，知道他是书画鉴赏家，认为大学士汪由敦的藏品只有一件是真的，闹得双方不愉快，而其身后藏品也散失了。（卷八）又谓往见唐嵩龄，借性理之书，原来唐是满洲人，辛巳进士，任兖沂道，少时以才能称，老而归于理学。（卷十）
   基本上是耳闻目击之作，要数反映清朝后期人物事件的《异辞录》为代表。作者刘体智（1879－1963），安徽庐州（今合肥）人，系总督刘秉璋（1826－1905）之子，大学士孙家鼐之婿，李鸿章之子经方的内弟，在清代出任过户部郎中、大清银行安徽总办。刘秉璋系进士出身，追随曾国藩、李鸿章，历任江西藩司、巡抚、浙江巡抚、四川总督。刘体智的出身、社会关系和经历，显示他有充分的凭借写好时事笔记，事实上正是如此。他利用乃父的日记、信札，加上自身的观察，撰写这部书。该书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的点校者刘笃龄在〈前言〉中指出他的写作的充足条件，以及他的资料弥补他书不足的若干事例，兹将该文第二节附录于后，请读者自阅。（【附录20，2页；前言第2页－第5页】）打开《异辞录》的目录，一眼便能看出作者写的基本上是曾、左、李以来的近代人物活动，叙述他们的战事、政事、性格、得失、家庭、人事关系，间亦发表简单评论，现将目录附于后，或可见本书作者言之不虚。（【附录21，7页；中华书局版】）以人物传记史料而论，刘体智的书，一是有益于辨清实事，二是说明人物活动的某些细节，三是揭露某些人的阴私秽行。兹举数例以明之。中法战争之际，光绪十二年守备吴杰驻守浙江镇海招宝山炮台，亲自发炮击中法舰，可是他的上司欧阳利见嫉之，事后却予参革，原任浙江巡抚刘秉璋于光绪十五年应诏言事，为吴杰辨冤，事乃得明。刘秉璋身与其役，当时绘有战图，进呈御览，录副本藏于家。《清史列传》卷六十一〈刘秉璋传〉据实写了吴杰的功绩。（北京中华书局版第16册第4840页）《清史稿》卷四百五十九〈欧阳利见传〉，惟云传主督战取胜。（北京中华书局版第42册第12706页）刘体智在书中就此事写了三个条目，为〈吴杰守镇海以终〉、〈刘秉璋昭雪吴杰原奏〉、〈薛福成描写捍海奇勋〉（第96页－103页）录出刘秉璋奏折原文，指出《清史稿》属笔不查档案，以至将功劳归之于欧阳利见。关于光绪十二年陈士杰卸山东巡抚任、张曜继任的原因，《清史稿·陈士杰传》几乎无交代，（第41册第12502页）刘体智专写〈山东巡抚陈去张继〉条，讲了四重意思，一是李鸿章因为法国和越南战争，浙江海防重要，故将浙江巡抚陈士杰调任山东，而以刘秉璋任浙江巡抚，可见陈在中央的看法中并非是干员；二是醇亲王到山东视察海军，太监李莲英从行，负有监察之意，醇亲王行事特别小心，而陈士杰不懂接待亲王的规制，为其准备的烟台下榻地铺陈黄缎绣龙之类，使醇亲王不敢上岸休憩，可知陈氏不会得执政者之赏识；三是张曜帮办海军，为醇亲王所欣赏；四是恰值山东黄河决口，遂用张来代替陈。（第84页）原委所述甚明，解决了读《清史稿》不得要领的毛病。关于招降台州反清的黄金满部一事，人们一度以为是专办黄部事务的彭玉麟的功绩，刘体智写〈刘秉璋招降黄金满〉，说明此事系刘秉璋所作，只是因彭氏为专管，故事前征求其意见，是时对招降的舆论颇为不利，而此风险实由刘氏承担，彭氏是坐享盛名。（【附录22，1页；原书第89页】）经查《清史列传》的刘秉璋传，将招降黄之事写出，而彭玉麟传则未及此事，可知刘体智之说符合史实。江苏巡抚丁日昌在未发达之时，到刘秉璋军营，为得到刘部将领的好评，给予鼓吹，向他们赠送西洋春宫画，又剽窃刘秉璋制订的陆军操法，刊刻传播，希图以此为进身的一个法宝。《异辞录》的〈丁日昌称丁鬼〉、〈丁日昌变幻之技〉道出此情。（第35页）湖南提督杨鼎勋死后，遗有一男一女，在生前，原为儿子聘定提督郭松林之女，女儿订婚于巡抚刘铭传之子，但仅是口头之约，没有婚书。他一死，郭松林即行悔婚，理由是他的儿子不知能否成人，女儿的事情不能不谨慎。刘铭传则表示不能以生死易交，实践婚约，并为杨家买田置屋，以便安居乐业。（第58页）文友石任江西布政使，然而不明政务，诸事依靠幕友门丁，一次巡抚刘长佑同他议事，他竟说：等我回去问问王师爷，令巡抚哭笑不得。（第64页）刘长佑被人参劾多妾、吸食鸦片烟，彭玉麟奉命查复，云其多妾是因为无子，吸鸦片烟是为治病。虽是为他作解释，可是没有替他遮饰事实，所以刘长佑知道后说，这不是代我认罪了吗！刘体智因此认为彭玉麟“直道而行”。（第68页）
   汤金钊任江苏学政，遇吴中灾疫，遵父命捐资在苏州设局施药，历时三年，救人甚多，当时主持药局事务的是名医张又新，人们把功绩归之于张，并不知道汤氏父子的作用，可是陈康祺与张是同乡，幼时就听说此事，后见梁恭辰的《池上草堂笔记》也谈到这件事，故在《郎潜纪闻四笔》写下〈汤金钊父设局施药〉条，表彰汤氏。（第122页）同书写琦善，讲了他的干略作为之后，说他“簠簋不饬，又好以揣摩固宠，自英人犯境，措置乖方，既失国体，仍开边衅，清议至以（秦）桧、（严）嵩目之，至今谈者犹有余愤。”（第107页）可知陈康祺与人议论时事，而后记载人物。
   耳闻目睹的、亲历的记叙，无论是直接的或间接的写人，提供的是人物的原始资料，是传记研究的第一手史料，是非常宝贵的。可能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耳闻目击同一事情，都作了记录，这同样是第一手的原始材料。
   
（三）善恶并书的史料及其真实性问题
   笔记著述的写作原则，不同于方志、族谱的地方是善恶并书，而不是书善不书恶，这是一个很大优点，她使读者能够看到一个人物的各个方面，以便作全面的分析。
   笔记的写人的弱点、缺点、坏事、不道德的地方，因其作者的创作态度的差异，是有所不一的。有着强烈的治世目标的人，为改变邪风弊俗，不怕写人的阴私，如钱泳在《履园丛话》中辟有〈笑柄，恶俗附〉专卷。愤世的作者，尤喜在书中骂人，揭露某些人见不得人的事情，汪景祺的《读书堂西征随笔》可为典型，这里就转述此书关于康熙、雍正两朝某些大臣的不雅之举。〈闻李侍郎擢粤抚〉条，谓江西人李绂在未中举的贫困之时，依靠张大受延誉及接济，师事于张，遂因张之介绍，得接近赴赣主持乡试的吴廷桢谕德，因而猎取解元，及至与张大受同中进士，即忘恩负义，改与张称兄道弟，对座师吴谕德辄加侮辱，大骂翰林中无人识字，故人讽刺他，说有一个半人认字，一个是李本人，半个是识拔他的吴谕德，令其难堪。又云李任内阁学士，康熙帝与大学士议政时乱插言，因二康熙帝嫌他不懂规矩，将其改官。康熙六十年会试，他系考官，纳贿，被处罚到永定河工地效力。有意思的是，汪景祺在获悉李绂受雍正帝赏识有粤抚之命后发出下述议论：“其人暴戾纰缪，折足之鼎，必复公餗，恐将来人主有轻士大夫之心，谓读书人不可用，则李阶为厉矣。”（【附录23，2页；上海书店版第329页】）真让汪景祺言中了，后来雍正帝认为读书人结党，李绂就是领头人。〈熊文端明史〉条，写大学士熊赐履主持修纂《明史》，毫无史识，惟知拈阄分任务，但能收受贿赂，还要求他人到康熙帝面前为其修史作鼓吹。（第31页下）〈张汧、祖泽深之狱〉、〈高文恪遗事〉，述康熙朝一度有炙手可热之权的高士奇的发家史和为人：潦倒在京师卖字糊口，为贪官祖泽深发现，介绍给大学士索额图之家奴，因出主意骗人，受到索额图赏识，祖泽深再以其贵相揄扬于索额图，索额图乃将其荐于康熙帝，得进南书房，于是权倾天下，并与尚书徐乾学联手为恶。祖泽深是竭泽而渔的贪官，任荆南道，被巡抚张汧弹劾，但其得到高、徐的庇护，使事情成为高、张互控案，害得派去审查的色学士被发配乌拉。高于此不忘祖泽深对他的恩德，但索额图始终以属人对待他，命其长跪回话，辱骂及其父母妻子，因而积怨，与另一权臣明珠相接纳，反对索额图，令其倒台。后又同徐乾学合谋害明珠，又联合王鸿绪倒徐，“市井小人，出自粪土，致身轩冕，乌知所谓礼义廉耻者哉。”（第34页－37页）大学士张鹏翮的为人亦见诸于汪景祺的笔下：〈遂宁人品〉，谓其貌好如女子，且傅粉弄姿，为同年戏笑，故而康熙帝说他像旦角，他这才改变修饰，自称道学先生。阿谀索额图，传闻为之倒溺器；给索额图的字扇云“沐恩门下小子张某奉恩主老夫子命百拜敬书”，在查抄索额图家时被康熙帝发现，对张大加辱责。外放为苏州知府时，先匿丧不报，接印坐堂后始行报丧守制，以便服除后能立即补官。张广收贿赂，动以十万两计数。康熙帝崩，张以吏部尚书居六部之首的地位，参与丧礼，不先给继位者雍正帝生母德妃上皇太后尊号，致使德妃薨后哀诏称皇太后，令人莫名其妙。在家惧内，致妾生女被妻所卖而不知下落。（第41页）
   汪景祺讲到的人，在其他笔记中亦有述及的，如《檐曝杂记》写高士奇的投奔明珠，得势后反过来对明珠作威作福。又写徐乾学的把持仕途。（第40－42页）《啸亭杂录》也说到高士奇缘明珠而进，如何迎合康熙帝而固宠。（卷八）该书引民谣“毕不管，福死要，陈倒包”，说明湖北巡抚福宁、布政使陈淮的贪赃枉法，湖广总督毕沅的玩忽职守，三人狼狈为奸的情形，详见〈湖北谣〉、〈毕制府〉条。（【附录24，1页；卷十】）
   善恶并书的恶，是否所记皆准确呢？再扩大范围看，笔记所载的内容是否全部可信呢？不可能全是符合事实的，因为传闻之事，特别是辗转传说的事，传到后头就会走样，甚而真实的成份不多了，或者真伪难辨，令后人不易选择。如前述关于高士奇的三部书的记录，《檐曝杂记》和《啸亭杂录》说他得济于明珠，可是《读书堂西征笔记》则谓主要是索额图，于明珠的联系，主要是为倒索额图，究竟他的发迹是因为索额图呢，还是明珠呢，记载不一，盖传闻之事，不易闹清，但三部书中，必有一失。写笔记，要查阅文献，乃至日记，似乎言必有据，但仍然会有记忆的差错，如附录二十刘笃龄点校《异辞录》前言所指出的，刘体智将河南人蒋湘南、湖南人蒋益澧两人弄混了，因之在记述中出现误失。笔记资料中有误记，这是我们在运用笔记史料所宜审慎的，但是她的书恶，与官修正史只对佞幸揭丑而其他人物只书功业，与私修的各种传记文、族谱的隐恶扬善，与官修方志的绝大多数书善不书恶相比，笔记的存真指导思想要高明一些，将人物的成功和缺失都表达出来，从而具有真实性，便于研究者对人物作全面的分析，因此从笔记的史料真实性来讲，她的价值亦是很高的。笔记作者因己身的好恶，对笔下的人物溢美、中伤的情况，也是有的，读者也不能对此忽焉不校。
   
（四）笔记人物史料的细致性和生动性
   笔记描写人物，固然也有的使用套语，写得干瘪无内容，但是大多数的情形不是这样，因为笔记是写人物特点的，没有能引发人们兴趣的事情，作者是不会动笔的，要写，就是人物的遗闻趣事、特长、丑闻，而且还要作细致描写，也才能引起读者的共鸣。我们阅读笔记著作，一般都是津津有味，不忍释手，就是这个原因。下面看看姚元之的《竹叶亭杂记》卷五的例子。关于大学士董诰：“董相国文恭公年五十大拜，入直军机，三十余年，见人从无疾声厉色，礼貌之周到，虽于童子亦不肯忽也。而退直入家则性气殊急。出门能谦恭数十年如一日，实出人所难能也。公鼻中有淤肉闭塞，气不得通。每当严冬，入西华门，扑面风来，则张口受之，或风甚气逆，则小立暂喘。老年得上气疾，至冬恒剧，盖亦由鼻息之不能转运也。”（第105页）通过董诰在不同场合的待人接物礼貌的差异，将其性格、修养揭示出来，而患鼻炎的受罪情形亦写得具体、形象。写大学士朱珪：“乙丑（嘉庆十年）除夕，余至公家，问公岁事如何，因举胸前荷囊示曰：’可怜此中空空，压岁钱尚无一文也。’有顷，阍人以节仪呈报曰：’门生某爷某爷节仪若干封。’公因谓余曰：’此数人太呆，我从不识其面，乃以阿堵物付流水耶！’其谐   如此。”（第105页）观其一事，则朱氏实有诙谐的性格。礼部侍郎达椿：“人极儒雅，惟食时见肉至，则喉中有声，如猫之见鼠者又加厉焉，与同食者皆不敢下箸。……伤寒病起，上问尚能食肉否，对以能食，于是赐食肉，乃竟以此反其病而终。”（第111页）贪吃肉致死，是有恶习而不知。大学士戴均元，年九十，“精神步履如六十许人，惟耳重听。余问及饮食，师言：’每日早饭时食稀粥，多半茶碗。晚餐时食人乳一浅碗。’余曰：’即此饱耶？师拍案大声曰：’人须吃饱耶？’年九十六卒。”（第112页）对戴均元的饮食习惯和观念有生动的反映。写乾隆朝出名的贪污犯、山西巡抚王亶望，嗜食驴肉丝和填鸭，穷奢极欲，不俱述。（第127页）在姚元之的笔下，这些人都有特性，反映其本质的一个方面。吴翌凤在《逊志斋杂钞》写了一些清人趣事，颇能反映人物的性格，如述桐城高朴臣：“雅好客，有过从者必酌以酒，明日断炊勿顾也。官中书舍人，乾隆初殁于京师，几无以为殓。鬻马于市，始得盖棺，友人作〈鬻马行〉以吊之。”（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81页）好客而不顾生计，成了怪癖。
   细致生动的描述，常常伴以谣谚，令人好记忆好理解。如《瞑庵杂识》写鸦片战争中两个无用的将军奕山、奕经：“道光壬寅， 英吉利犯境，诏以奕山为靖逆将军，奕经为扬威将军，分赴广东、浙江御之。师久无功，仍附和议。而浙江巡抚刘韵珂，部署防守，颇竭谋劳。又令士民献破敌之策，韵珂躬与抗礼，虚心听受。即不用，亦厚赠之，时誉归焉。无名子撰联云：’逆不靖，威不扬，两将军难兄难弟；波不宁，海未定，一中丞忧国忧民。’”（第34页）再如《郎潜纪闻三笔》亦以民谣反映一个贪官、一个循隐官僚的行为和后果：“’周全天下事，广积世间财，’此嘉庆间山东民谣。缘内务府大臣广兴、左都御史周廷栋，奉命往东省审案，广兴黩货营私，周廷栋为之隐饰，众怨繁兴，谤书腾播，此十字遂达天听。谳鞠得实，奉旨：广兴伏法，廷栋屏斥不复用。”（第712页）
   
（五）笔记中有关传记研究的学术史资料
   笔记讲经学、历史、文字、社会、宗教、文物、民族、外国，对历史文献考订诠释，有益于研究者的参考。这里仅从人物传记的史料与理解考虑笔记的学术价值。读清人著述，对其书名、堂名，常常不明白，有的笔记给考证出来了。如本书文集章说到钱大昕的《潜研堂集》，潜研堂是什么意思？朱彭寿在《安乐康平室随笔》中对许多堂名作了考订，他从《后汉书·班固传》得到理解：“固以父彪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思，欲就其业。”（第227页）原来钱大昕表示潜心研究，具有弥补清人学术的未竟事业之志。本书年谱章讲到蒋攸銛的《绳枻斋自订年谱》，何云绳枻？原来《荀子·非相篇》有话：“故君子之度己则以绳，接人则用拽。”“杨倞注曰：拽当为枻；枻，檝也。”（第228页）绳枻，即讲究如何对待自己和别人。道咸间蒋光煦刻《别下斋丛书》，别下何意？查王应麟《困学纪闻》，内有“困而学之，庶自别于下民。”（第227页）这样，朱彭寿给读者解决好多疑难。
   关于人物传记写作的评论，偶尔在笔记中见到，对我们的传记资料研究讲更是特别宝贵的。平步青（1832－1896）著《霞外捃集》，三处谈到清史儒林传的写作，为〈儒林小传〉、〈儒林传稿〉、〈国史儒林传目〉，评述阮元的儒林传人物排列次第的原因，及后人改从时代顺序的过程，又认为阮元撰稿，可能受江藩的《汉学师承记》影响，并有疏漏的缺点，然“创始者难为工也”。（【附录25，2页；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31页】）平氏还讲到曾国藩令人从国史馆抄录传记的事情，成为后人了解国史馆传记流传的史料：“同治丙寅，湘乡曾文正公督江南，属余姚朱太史逌然钞国史儒林、文苑、循吏传稿。胥吏钞竟，太史属庸（指平氏自己）雠校。而儒林传目先后删易，视文达（指阮元）拟稿大异，殆馆臣改省移次，或钞胥潦草，不尽依进程本原次？原本藏史馆，不可得而见。”（第36页）平氏对清代后期年谱的写作状况表示不满，并探讨了年谱的创作理论。他说：“年谱之作，近代最为芜冗，善行嘉言，凭空虚构，读者未终卷，而已知其言之非信史矣。”指出虚造不实成份是当时年谱写作的大病。他研究年谱学史，注意于杭世骏的评论，同意杭氏的观点：只有业绩宏伟的人才配拥有年谱，否则无需要：“吾以为年谱之作，即世家之体，较之遗事、行状尤严。以其德业崇宏，文章彪炳，始克卒以当此。未有以草亡木卒之人，而可施之编年纪月之法者也！”（第437页）
   笔记写人，多半抓住人物的特点，比如贪官的贪婪性，达观者的诙谐性，无能者的懦弱性，癖好者的缺乏毅力，有信仰者的坚韧性，这样就将人物的性格、为人特征表现出来了，人物就写得比较活，树立了形象。总起来说，笔记提供的人物传记材料，涉猎的方面广泛，写得生动活泼，便于研究者利用；惟其所能供给的资料，多属人物活动的某些侧面和细节，很难反映人物的全貌。

姚波

　　　　　　　　　　　　　第三节  清人笔记的出版与丛书、类书

   笔记著作的梓刻，在清代，与其他作品一样，开始总是以单行本问世，然后才会被选入丛书，部分内容被选进类书。

（一）笔记丛书
   影响大的笔记，多是进入丛书的，因为读者易于寻找，传播途径就广阔了。本书所要绍述的笔记丛书，有着三种类型，一系纯粹清人笔记或民国时期的作者但主要反映清代内容的笔记丛书，二是收容历代产生的笔记，三为包罗各种类型的图籍，也容纳清人的笔记在内的清史文献丛书。下面仅就所知略陈一二。
   （1）清代及近代笔记丛书
   北京中华书局编辑《清代史料笔记丛刊》，本世纪下半叶印制。所谓史料笔记，是指那些记叙历史事实较多的笔记书，不取虚幻笔记小说。收在这个丛刊的著作，都经过表校，有点校说明和校记，读者使用较便。此丛书已有数十部问世，本书前述的许多笔记即出于此，兹将其书目及书影一帧附于后。（【附录26，2页；书目见于《郎潜纪闻四笔》封里】）这是研究清代人物传记，寻觅笔记著述，易于得到较多满足的丛书。
   《说铃》，吴震方编，刊于康熙后期，分出前、后、续三集，收集清初笔记六十二种，含有吴氏自撰的《岭南杂记》、宋荦的《筠廊偶笔》、董含的《莼乡赘笔》、王士祯的《分甘余话》等书。《清人说荟》，雷瑨辑，初集收书二十部，内有曹家驹的《说梦》、朱克敬的《儒林琐记》、舒位的《乾嘉诗坛点将录》等，兹将其总目及陈锦绣的〈叙〉附于后。（【附录27，2页；台北清代传记丛刊本】）
   《清代笔记丛刊》，民国时期上海文明书局汇编刊刻，收进清人笔记四十二种，如乐钧的《耳食录》、梁章钜的《归田琐记》、陈其元的《庸闲斋笔记》等。
   《清人考订笔记七种》，1965年北京中华书局影印问世，内有汪中的《旧学蓄疑》、沈寿的《瑟榭丛谈》等。此丛书多收学术研究的专著，对清人传记资料研究用处不大。
   长沙岳麓书社梓行的《近代湘人笔记丛刊》，系晚进的丛书，收集湖南人或居于湖南的人的笔记作品，题名近代，不用说是近代人言近代事的书籍，是研究近代湖南人事迹的笔记资料库。
   《近代稗海》，四川人民出版社于八十年代印行了十余辑，所收作品以属于稗史者为主，尤侧重于稿本、钞本、孤本、罕见本，内有高树的《金銮琐记》、陈夔龙的《梦蕉亭杂记》等。
   《晚清海外笔记录》，福建师范大学华侨史资料选编组编辑，北京海洋出版社刻印于1983年，收录十九世纪后期出使海外的官员、幕客的游记、笔记，多反映其作者的历史。
   （2）明清笔记丛书
   反映明清两代历史的笔记书籍汇刻，本书作者见到《瓜蒂庵藏明清掌故丛刊》，瓜蒂庵，系已故明清史专家谢国桢（号刚主）的书斋名，谢氏收藏笔记著述甚丰，八十年代初，选出十种孤本秘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梓刻行世。兹将谢氏为丛刊写的〈序〉附录出来，供读者了解这一丛刊。（【附录28，2页；并附书影一帧】）
   《明清北京丛刊》，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汇编，1958年至1959年排印，仅出版数种，但有阮葵生的《茶余客话》。《明清笔记丛书》，刊有《两般秋雨盦随笔》、《阅微草堂笔记》等书，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发行。
   （3）历代笔记丛书
   《说库》，王文濡编辑，1915年上海文明书局石印，汇刻汉代以来笔记著述，其中有清代的四十三种，王崇简的《谈助》、高士奇的《天禄食余》等。《笔记小说大观》，民国间上海进步书局编辑并枣梨，1983年扬州古籍刻印社用排印与影印结合的办法重印行世，分装三十五册。汇集晋至清人笔记二百二十余部，其中清人的占有一半。
   《古今说部丛书》，上海国学扶轮社编辑，1910年－1913年刊刻，分成十辑，包含清人和古人的作品，清人的有王昶的《台怀随笔》、朱焘的《北窗呓语》、洪亮吉《外家纪闻》、《天山客话》等。
   《笔记小说大观丛刊》，台北新兴书局发行，本书作者所见，1978年至1984年印制的已达三十六辑，每辑十册，共三百六十册，前三十二辑包罗一千八百六十二部著作。二十余万页。收历代笔记，然而以清人的为多，本书作者统计前五辑，收有清人作品三百三十九种。新兴书局同时出版《笔记小说大观丛刊索引》一书，备检索前三十二辑之用：分出总目录、书名笔画索引、著者人名笔画索引，为了解笔记和该丛刊提供便利。
   《笔记丛编》，台北广文书局印行于六十、七十年代之交，分四编，初编含书二十二种，续编有三十五种，收的清人笔记有《柳南随笔》、《履园丛话》、纳兰常安的《宦游笔记》等书，特别是《清人说荟》，初集、二集各含二十种。
   （4）历史资料丛书。所收书籍体例不一，而将笔记著作包括在内，如上海通社1936年枣梨的《上海掌故丛书》，内有叶梦珠的《阅世编》；北京古籍出版社梓行的《北京古籍丛书》，收有戴璐的《藤阴杂记》、崇彝的《道咸以来朝野杂记》等；上海书店发行《清代历史资料丛刊》，《读书堂西征随笔》、《行素斋杂记》，均收在其内；浙江人民出版社印刷的《浙江地方史料丛书》，内有悔堂老人的《越中杂识》；福建人民出版社刊行的《八闽文献丛刊》，印行梁章钜的《浪迹丛谈》。等等。  
   
（二）笔记类书
   笔记资料的类书，或者说与类书相接近的笔记书籍，有系反映清人历史的，有的则包括历代人物。
   《清稗类钞》，191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八十年代北京中华书局重梓，徐珂编辑，摘自于笔记、报章，一事一条，计有一万三千五百余条，分编为九十二类，中有帝德、恩遇、阉寺、吏治、爵秩、幕僚、荐举、知遇、隐逸、谏诤、箴规、讥讽、诙谐、门阀、孝友、忠义、优伶、娼妓、胥役、奴婢、盗贼、棍骗、乞丐等类，具有清代各种职业人员的史料。《古今笔记精华》上海古今图书局编辑1915年梓行编辑者从汉魏至明清的五六六百种笔记和其他体裁的书籍中采取材料，分类编辑，每一条资料，说明一人、一事、一理，分类中有豪杰、文士、神童、美人、妓女、优伶、方技等，是将各有关方面的古代人物资料汇在一起，清人的也包括在内。
   《今世说》，清初王晫编纂。王氏，钱塘人，诸生，著有《遂生集》，与张潮合辑《檀几丛书》。《今世说》仿《世说新语》体，依人物特性，分出德行、言语、政事等类，进行著录，今将其〈例言〉、《四库全书总目》对该书的提要和卷目附录于后。（【附录29，3页；台北清代传记丛刊本第18册第12页－第16页】）
   《新世说》，易宗夔述，体例同样仿照《世说新语》，其〈例言〉云：“是书就事论事，如此事可入德行，则德行之，可入文学，则文学之，并非以一事概其生平。”兹附录其卷五〈贤媛〉中吴绛雪、冯珊儿等传文于后，以见其写法之一斑。（【附录30，1页；台北清代传记丛刊本第18册第512页】）
   与阅读笔记文献有关的两部书，拟在这里附带介绍，即谢国桢纂著的《明清笔记谈丛》，中华书局上海编印所初版于196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刊出新一版。书中绍述了许多笔记，启发读者认识笔记的重要。张舜徽撰著《清人笔记条辨》，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印行，作者依据所阅览的百余种笔记，对此种书籍作出类型的分析，并介绍笔记作者生平、书籍内容和思想特点。
   关于笔记的出版、丛书和类书，就写到这里，拙作《清史史料学》第九章第三节亦专门叙述这一问题，那里在某些方面有比此处讲得略多的内容，或可作参考。


　　　　　　　　　　　　　　第十三章  题名录、像赞的传记史料价值

   题名录、搢绅录、职官表之类的图籍，是人物传记资料专书，但是它们又是工具书。人物图像与有关的文字配合，有的形成专著，有的散在各种书籍中，是人物传记的形象素材。本书接近收尾，就将这两种本不是同类性质的图书置于一章，当然，同时也考虑到对它们的绍述不多，若单独分章亦不相宜，故权且放在一起。  

　　　　　　　　　　　　　　　　第一节  题名录的传记史料

   所谓“题名”的图书，系指仅仅著录人名及其最基本的也即最简单的信息；而且这类图书多是专题型的，如为某一种职务、某一项功名、某一种类型的人物作专门的著录；所记载的信息，围绕特定的专题需要而进行，不涉及其他事项，故内容极其简略；职务是人去做的，功名是人得的，所以这类作品，虽然内容简单，却都是人物传记的必须具备的素材。题名之作，有的是专著，少量的是在某些书中含有它的成份，本书将注意点放在专著方面。下面，就题名书籍的三种类型，分别绍述它们的人物传记的史料内涵。

（一）职务题名录的人物传记史料
   有的清朝政府职能部门，对在其内任职的官员题名于匾额，置于衙门内，垂诸后世，是为题名，而将诸种题名汇集在一起就成为题名录。标题中的“职务题名录”，是本书作者造的词，意思是指按照职务编辑的人名录，如御史题名录、春曹题名录、枢垣题名录等。这里着重介绍《（清朝）御史题名录》，希望能起举一反三的作用，表达出职务题名录的人物传记资料价值。
   《御史题名录》，是著录都察院御史、六科给事中姓名和任职情形的著作。仅仅著录御史、给事中，而不及都察院的主官都御史、副都御史。在清代先后出现了好几部御史题名录，这种情形有点象某府、某县的志书，也象某家族的族谱，不是一部，而是几部，即不停地续修，能将各个时代的事情连续地、分别地表达出来。清代最早编修御史题名录的是康熙四十八年（1709）中进士的黄叔璥。黄氏字玉圃，顺天府大兴县人，由吏部员外郎考选御史，他说“各属俱有题名，而西台独无片石，历岁久远，几无可考。昔之謇谔公忠，赞鸿猷而振风纪者，指不胜屈，光流国史，而名湮谏院，后之人孰从而识之乎？”（【《国朝御史题名·序》，附录1，1页；台北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本第14辑第136号第119页】）因而作《国朝御史题名》，由都察院京畿道刊刻。在他之后，刑部郎许霍斋、给事中章有大为黄著作补充，乾隆十九年（1754）安徽休宁人、御史王应采（莱堂）加以校订，印行第二部御史题名。过了三十年，即乾隆五十一年（1786），本书笔记章所叙述的《藤阴杂记》的作者、御史、给事中戴璐，又续成一部，名曰《国朝六科汉给事中题名录》，是为第三部言官题名录。嘉庆六年进士、山西灵石人、御史梁中靖等再行补辑，于道光四年竣工（1824），这是第四部。同治十三年进士、御史翟伯恒于光绪十三年予以重梓。以上诸书，所记录的言官都是汉人，间有汉军旗人，但是并不完善。清朝都察院官职中，御史区分旗缺和汉缺，汉人官员对旗人的出身了解不会很清楚，故而难于给旗人御史作题名录，这就是黄氏等不能著录旗缺御史（少数汉军御史除外）的原因。
   在汉人言官题名录连续问世之后，满人开始留心于满、蒙御史任职的记载，首先是镶红旗满洲人、道光十二年任御史的苏芳阿（树蕃）于道光十七年编成《国朝御史题名》，著录满蒙言官，以补黄氏等书的缺憾。次后御史爱星阿以苏芳阿的书“阙漏殊多”，加以补充，并将满汉人士的题名合为一书，于光绪十三年杀青。这样，满汉御史题名录，自黄叔璥始修，至爱星阿的编纂，前后七次，时间上颇为衔接，于是从顺治朝起到光绪朝止，形成了基本上完整的满汉言官的题名录，换句话说，有清一代的言官大部分在题名录上有他们的任职记载。（【兹将御史题名录书影附录于下，附录2，1页；台北《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本第14辑第136号】）
   黄氏等为何把精力注入题名录？在前引〈序〉中的话已有所表达，即为留下御史史料，供后人观摩。此外，是为了宣扬皇朝的纳谏盛德及学习先辈言官的正直公忠，如苏芳阿在〈序〉中所言：“上以宣黼座勤求之德，下以补兰台掌故之遗。”（台北《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本第14辑136号第6页）而爱星阿将对御史的作用说得更具体：“风当世，传后世，俾念某也直，某也忠，某也公，某也正，因其名以想见其人，永为谏垣所则效耶。”（同上，第8页）主要是为御史树立楷模，以便效法。这是在清代的现实价值，其本来就有保存史料的意思，而这种作用并不因时间的推移而消失。
   编写题名录，所依据的资料是档案和传闻。苏芳阿云：“凡国初满洲、蒙古御史老前辈，悉就所见匾额，按其年月次第之。”（同上，第5页）所谓“所见匾额”，即指衙门题名匾。
   题名录的编写方法，是按年系人，正如黄氏在〈序〉里所说的“按年书名”，具体写法是先表朝年（某皇帝之某年），次书人名，下面著录他的籍贯、出身、由何官转为御史，在何道任职，终于何官，受何奖惩。同一年有数人为御史者，一一叙明。如汉人御史李陈常、张建策的题名：“康熙五十三年，李陈常，浙江秀水人，康熙癸未进士，由两淮运使补授陕西道御史，两淮巡盐。张建策，奉天人，由（某官）擢（某某）道御史，巡视西城。”（第217页）另外，戴章甫题名：“乾隆十一年，戴章甫，字甫臣，号澂斋，浙江仁和籍，江南休宁人，雍正庚戌进士，由吏部郎中考选江西道御史，改掌贵州道，掌京畿道，掌河南道，天津巡漕，巡视北城，被参解任，质审，部议革任，奉旨留任，补山东道。”（第281页）再如满人御史锺灵的题名：“道光十三年，锺灵，号杏山，内务府正白旗人，回子学生，由理藩院员外郎补授河南道御史，掌贵州道。”（第97页）耆安的题名是：“光绪十一年，耆安，字介臣，号静生，正白旗满洲人，由礼部郎中补授陕西道御史，升任四川盐茶道。”（第459页）这些是写得较多的，有的人因为缺乏资料，著录极简略，特别是乾隆以前的满蒙御史，如乾隆八年至二十年的题名：“穆吉伦，镶白旗人。岱图，镶兰旗人。”（第28页－第29页）前面说到的御史题名录的编纂人，黄叔璥、王应采、戴璐、梁中靖、翟伯恒、苏芳阿、爱星阿等在书中都有他们的题名，兹不俱录，请见附录。（【附录3，9页；文海版】）
   题名的资料，主要在于出身和官职，尤其是任职清晰。籍贯、出身、官职是人物历史的基本要素，有了题名资料，可以勾勒人物的粗线条的轮廓，其史料价值正在这里。
   各种御史题名录，编辑之后即有官方印本，有的还有重印的机会，而爱星阿使满汉本合印，尤便利于读者，不过最为得用的是台北文海出版社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本，它将各书汇编在一起，同时基本保留各书的原貌，具体包括下述诸书：苏芳阿书，记事时间起于清初，止于道光三十年；黄叔璥书，将王、戴、梁三书包含在内，时间上起自顺治元年，止于道光三十年；爱星阿书，所作题名起咸丰元年，止光绪二十四年；翟伯恒书，题名时代同于爱星阿书。此书刊行于本世纪六、七十年代之交，为该丛书的第十四辑第一百三十六号。
   至此，似乎可将对清代御史题名录的绍述归纳为：由历朝御史分别纂修，著录历任御史；诸书汇总，反映有清一代御史官员的基本情况，是御史人物传记的基本素材；在版本使用上以文海出版社本为便利。
   清代《春曹题名录》。春曹，指礼部；春曹题名录，是为礼部郎中、员外郎、主事等司官作题名。此书与御史题名录一样，系历次撰修，成多部著作，然而内容上亦相衔接。由于清朝任用职官，分出旗缺和汉缺，旗缺中又分满洲、蒙古、汉军诸缺，此书与御史题名录同样区分满、汉官员，作分别的著录。郎官奕汦、费荫章、龚巩祚修，著录的官员系顺治元年至道光十八年任职的；咸丰间郎中全升、刘毓楠、李榕等续，截止至咸丰八年。在编排上，先旗人官员，后汉族官员。续书中著录旗员八十九人，汉人六十四位，正、续编中共有汉员六百一十一人。每人著录的内容格式与御史题名录相同，用全升〈序〉中的话说是：“凡夫姓氏、籍贯、爵秩、迁转，皆详考而分注之，其无可考者阙。”如雍正年间旗人题名：“茂格  满洲镶兰旗人，雍正癸卯进士。周祖荣，字心斋，汉军镶红旗人，雍正丁未进士，由检讨改任，乙卯以郎中为湖南副考官，至给事中。”道光朝题名，中有编书之费荫章：“字小琳，直隶天津人，道光乙未进士，历任山西道监察御史，庚戌会试同考官，甘肃平庆泾道。”（【附录4，4页；文海版】）所以该书能够提供顺治至咸丰八年在礼部任过司官的人员简历资料。台北文海出版社亦将此书收入《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为第十四辑第一百三十四号。
   吴孝铭著作《枢垣题名》。雍正间设立军机处，为中枢机构，内置军机大臣、军机章京，同时期，每个职务都由多人充任，并区分满汉。对于各年代任职人员及其简历的著录，即成枢垣题名。吴孝铭，江苏武进人，历充军机章京、光禄寺卿，于道光七年作成《枢垣题名》四卷，记录军机处成立以来的近百年间的该处官员简历，内分满洲军机大臣、汉军机大臣、满洲军机章京、汉军机章京四种题名，登录四百余人，每位下注明其籍贯、官职及进入军机处的时间。此书有道光三十年刊本。迨后，有人续编，附于吴氏著作之后，云为“光绪壬午（八年）重修”，随后刊出。因此，军机处官员的题名录，延至光绪年间。
   
（二）贡举年表（题名）的人物传记史料
   题名录的格式，分年属人，与填表差不多，都是注入式，现在要说的贡举年表与题名录非常相近。贡举，指科举人员。科举题名的著作相当多，这里介绍一二种。
   《国朝贡举年表》，三卷，上海申江袖海山房石印问世，后被文海出版社收集在《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中（第十四辑第一百三十五号）。编者佚名，从〈卷首·例言〉看，应主要出自黄荣兰之手，且从书题“国朝”可知为清朝人，其〈例言〉道出编书主旨：介绍乡会试的考官、解元、会元、鼎甲及试题，所谓：“是表分为三卷，而卷首于典试得谥者几人，由鸿博典试者几人，连典乡会试自三科以上者几人，三元及第者几人，解会登状元者几人，解会登榜眼探花者几人，一门鼎甲极盛者几家，均一一标出，以志制科盛事。”这实际上是第一卷的内容，第二、第三两卷为乡会试科分表，系以朝年编排，卷二为顺治朝至乾隆朝，卷三则是嘉庆朝至光绪十八年。这两卷的具体写法为：会试某科，主考官姓名、官职、籍贯，试题，会元姓名及其籍贯，状元、榜眼、探花的姓名和籍贯。如康熙四十二年（1703）会试，表的表现方式是：“（主考官）内阁熊赐履，孝感；吏部陈廷敬，泽州；吏侍吴涵，石门；礼侍许汝霖，海宁。（试题）大学之道，一节；禹吾无间一句；原泉混昏，一节。（会元）王士丹，宝应。（状元）王士丹，宝应。（榜眼）赵晋，闽县。（探花）钱名世，武进。”乡试按各省分别著录，书写正副考官及会元，试题。如康熙四十四年（1705）乡试，“江西，（考官）编修赵晋，闽县；户主（户部主事）王鹏，善安。（试题）生而知之，一章；君子之道，自卑；仰不愧于人，节。（解元）陶成，南城。”“云南  （考官）检讨阎锡爵，固始；编修黄龙眉，海宁。（试题）知者不惑，一章；庸德之行，敢尽；人人亲其，下平。（解元）柴大本，贵阳。”这里只是叙述年表的内容，而其格式，请见附录。（【附录5，3页；文海版】）此书所反映的开科时间是顺治二年（1645）至光绪十八年（1892），这期间乡会试共进行二百一十二次，历次考官、会元、鼎甲人员的官职或功名及籍贯，都被作了记录。
   《国朝湖州府科第表》，先为戴璐编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次后沈鋐续于同治十一年（1872），以后又有人续至光绪间，记录顺治三年（1646）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湖州府籍人士科举状况。对进士、举人的记载，书字不书号；官爵写最后的任职，若有词馆的清贵官职，亦行登录；若为功名世家，书其父、祖之名。表现方法系制成表格，内分湖州府属六县一州，按朝年书写中式人员，如康熙六年（1667）进士表：“乌程，姚淳熙，辛卯举人，湖广岳常道。”《（国朝）苏州府长元吴三邑诸生录》，陆懋修、润庠父子编撰，四卷，对苏州府首县的长洲、元和、吴县三县在清代科举中式的进士、举人进行著录，分别进士、举人、武进士、武举人、特恩召试 、制科诸类，一人一人地填写。书明中式于何榜；每人写其字；如是进士，则注出中举的年份；籍属和任职。如嘉庆二十五年庚辰（1820）临贵陈继昌榜，三县中式人员的简历是：“何桂馨，一山，戊寅，吴，编修，改中书，刑部员外郎，陕西道御史。胡希周，硕肤，丙子，元，工部主事，归德知府加道衔。吴庆祺，耕兰，丙子，吴，庶吉士，赤城知县。卢毓嵩，立峰，元镕子，戊寅，元，户部郎中、御史。许大鋐，也秋，集曾孙，原名钰，庚午，长，归班知县。”
   《道光甲午科直省同年录》，徐有孚编，徐氏是这一科中举的，他搜集资料，将同科各省中举人士逐一登记出来。办法是按省划分，每省写出考官、试题、中式人员名单及各人的履历、家世。如陕甘（两省乡试在一起）中式者王硕的记录是：“字扬廷，号吉辅，嘉庆戊午年十二月十九日生，甘肃迪化州阜康县（今新疆阜康）附生，原籍山西襄陵县，道光甲午年陕甘乡试中式第四十七名举人。曾祖体信，曾祖母氏张。祖日光，监生，祖母氏张。父兰翔，庠生，母氏张。胞兄登鳌、登翰、登山。世居襄阳（本书作者按：误，应为襄陵）县太陈村。”再如杨升：“字旭东，号凤山，行一，嘉庆丁卯年二月初七日生甘肃巩昌府安定县廪生，道光甲午年陕甘乡试中式第二十一名举人，戊戌年会试，中式第十三名进士，咸安宫教习，候选知县。曾祖对墀，曾祖母氏朱。祖述，武庠生，例赠文林郎，祖母氏张，例赠孺人。父振琦增生，例赠文林郎，母氏曹、张、史。胞叔振珏，廪生。胞弟   、晧。妻事张。子星年、华生、金郎。世居城北乡老庄坪。”
   《陕甘拔贡会考题名录：同治癸酉科》，未署撰人，一册，木版。系参加同治十二年（1873）会试人员的名单及各人的履历、家世，如“陈铭新，字盘如，号洗心，行三，道光丙午年三月十五日吉时生，系甘肃宁夏府灵州（今宁夏灵武）廪生，民籍。曾祖体仁，乡饮耆宾，曾祖母氏贾。祖允泰，例授登仕郎，祖妣氏安。父国珍，邑增生，母氏施。永感下。胞兄复新，庠生；作新，俱早逝。妻白氏，同治衔陕甘候补知县尚忠公女。子玉麟、锡麟。”
   这类科第名录，是中式人士的简历、家世资料。这类作品甚多，兹据孙殿起编《贩书偶记》所载，转述于下：

书              名         编   辑   者    版    本   备         注
国朝历科题名碑录           李望、德沛等    乾隆11年  续补内容至光绪朝
国朝两浙科名录             黄倩园          咸丰7年
毗陵科第考                 赵熙鸿、钱人麟  同治7年
乾隆辛酉山东乡试录         戚蓼生等        乾隆42年
乾隆己亥各省乡试齿录       法式善          传钞本
道光元年辛巳各省同年全录   史致蕃          道光10年
道光己丑齿录               洪守愚、钱福昌  道光20年
道光壬辰科直省同年全录     陈酉峰          道光26年
道光乙未科会试同年齿录     张云藻、徐有孚  道光22年
咸丰己未恩科河南乡试同年齿录               咸丰间
咸丰乙卯直省乡试同年齿录   彭祖贤          同治8年
河南乡试录                 曹炜            光绪5年
光绪壬午科十八省乡试同年录 徐桐等          光绪8年
顺天文乡试录               孙诒经等        光绪15年
光绪庚寅恩科会试录、
   进士登科录             孙毓汶          光绪16年  合刊
光绪甲午恩科会试同年齿录                   光绪20年

   进士题名录值得留意，清朝制度，“新进士释褐，礼部具题，工部给建碑银一百两，交国子监立石题名。”（《养吉斋丛录》卷九，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87页）进士题名于碑石，多有拓本传世，如南开大学图书馆藏有自顺治三年（1646）至光绪三十年（1904）历科题名的全部碑石拓片。另有人据文字记载，将历科进士题名汇集在一起，形成新的文献，这样碑刻与书籍可以互校，对进士传记史料的利用更有益处。

姚波

（三）非专著的题名史料
   上面所说的各种著作，是题名专著，而在非专著的某些书里，也有题名的成份，其对于人物传记的史料意义是一样的，这里亦稍作说明。
   《枢垣纪略》中的题名。此书为梁章钜（1775－1849）所撰，他充任军机章京，入直方略馆，有在军机处任职的经历，又有军机处和方略馆所抄写的资料，因之能修成此书。此后，朱智奉恭亲王奕訢之命续编，于光绪元年成功，合梁氏之著为二十八卷。这是关于军机处历史的专书，将军机大臣的除授、官员名单亦包括在内。其题名五卷，区分为亲王奉旨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满洲军机大臣、汉军机大臣、满洲军机章京和汉军机章京五类，登录内容与其他题名一样，即人名、字、籍贯或旗籍、由何官入直军机处，任至何官。如卷十六满洲军机章京题名中的常钧：“字石堂，满洲镶红旗人，雍正八年（某）月由兵部主事入直，官至湖南巡抚。”鄂容安：“字休和，满洲镶兰旗人，鄂尔泰子，雍正癸丑进士，十一年五月由庶吉士入直，官至两广总督，袭伯爵，谥刚烈。”（【附录6，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66页】）卷十八汉军机章京题名中的“严长明，字道甫，江苏上元人，乾隆三十年召试内阁中书，三十一年五月入直，官至内阁侍读。王嵩柱，字（某某），顺天宝坻人，乾隆辛巳中正榜，三十一年十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至怀庆府知府。”（第204页）除授卷的内容，与题名有类似的记录，如卷四：“（乾隆）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五日谕：蒋炳着宽宥来京，在军机司员上效力行走，遇有员外郎缺出补用。谨按：蒋炳于河南巡抚任内缘事遣戍，释回。”（第35页）上谕和按语，将蒋炳一段仕宦经历作了交代，从而保存了他的这一时期经历的素材。
   《枢垣记略》在图书分类中，似宜属于政书类，本书对政书中的人物传记史料价值不拟作专门的介绍，于此再谈两部类似于政书的书籍中的题名资料，即《养吉斋丛录》和《旧典备征》，它们是笔记书，然所涉猎的内容多为典章制度，故亦可视为准政书。这些书将爵秩、官职、科举中的盛事、轶事分门别类地汇集在一起，又按人叙述，内容甚为简略，但对一个人来讲很重要，故与题名录体例相近。其中类似题名的内容亦复不少，如《养吉斋丛录》卷九汇集重赴恩荣宴的八人简况：“原任詹事府詹事黄叔琳，顺天大兴人，康熙辛未探花，乾隆十六年重宴，加侍郎衔。大学士史贻直，江苏溧阳人，康熙庚辰进士，乾隆二十五年重宴，御制诗以赐。大学士嵇璜，江苏无锡人，雍正庚戌科进士，乾隆五十五年重宴。……致仕尚书李亦畴，河南夏邑县人，乾隆庚子科进士，道光十九年重宴。”（第88页）
   朱彭寿的《旧典备征》，观其目录，有亲郡王封号考、封爵考、状元宰相、配享太庙、入祀贤良祠、从祀文庙、古今得谥文正诸人、八旗大臣起家科甲者、大年等，（【附录7，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分类著录其中的个人情况，如卷二〈封爵考〉：“本朝异姓封王者：吴三桂，顺治元年五月，平西，康熙元年晋封亲王。孔有德，顺治六年五月，定南。耿仲明，顺治六年五月，靖南。尚可喜，顺治六年五月，平南，康熙十四年正月晋封亲王。”（第25页）下面是赠王者、封超品公者、封一品公者等类型，不俱录。由封异姓王的记录可知，将受封者的姓名、封王时间、王号及加封年代都交代清楚了。再如卷三〈世家〉：“父子大学士：满洲富察氏阿兰泰，武英殿；子富宁安，武英殿。章佳氏阿克敦，协办；子阿桂，武英殿。宗室禄康，东阁；子耆英，文渊阁。汉人安徽桐城张英，文华殿；子廷玉，保和殿。江苏常熟蒋廷锡，文华殿；子溥，东阁。江苏无锡嵇曾筠，文华殿；子璜，文渊阁。山东诸城刘统勋，东阁；子墉，体仁阁。山东滨州杜堮尚书衔礼部侍郎，赠大学士；子受田，协办，赠大学士。江苏常熟翁心存，体仁阁；子同龢协办。”（第68页）这几部书，表明政书或类似政书里也有传记史料，研究人物传记，给予政书一定的注意，看来还是必要的。                                   
   
（四）搢绅录的传记史料
   说起搢绅录，本书作者就想起一件憾事。1982年去扬州参加唐史学会第二届年会的学术研讨会，顺便到书店购书，挑选了几本，付款时店方要介绍信，自然不会预备这种信函，对方告知会议主办单位介绍亦可，次日拿了证明信取书，挑的那几本书中少了搢绅录一种，告云不能出售，时为改革初期，与店方无可理论，只好不买罢了。这样，就失去了收藏搢绅录的机会。搢绅录是著录在职官员的名册，她渊源于南宋的《班朝录》，明朝已颇流行。《养吉斋丛录》云：“纪文达（昀）家藏顺治间缙绅册，法梧门（式善）跋定为辛丑年，以王西樵（士禄）次年迁考功（员外郎）也，时王文简（士祯）为扬州推官。册后又有阮文达（元）跋云，其家藏有前明天启缙绅册。”（第342页）可知清朝继明朝之后，在开始的顺治朝就有搢绅录的传世。
   搢绅录的功用和受人宝贵，朱彭寿在《安乐康平室随笔》有简要的说明：“《搢绅录》一书在刊行时，第为翻检当代中外官员人名而设，一经更调，便如明日黄花也。然阅数十年或数百年，旧时人物，凋谢无遗，后之人浏览遗编，每足为征文考献之助。故得之者辄加以题识考证，往往视如古籍，什袭珍藏焉。余于厂肆各书铺，曾收集咸丰以前刻本多部，惟乾隆十八年癸酉、嘉庆七年壬戌、道光六年乙酉三种，皆百年以外物，卷帙完整，纸墨如新。其中名臣循吏，及驰身儒林文苑者，实指不胜屈。（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与《旧典备征》合刊本第254页）纪昀、阮元等人对顺治辛丑搢绅录的题跋，证明朱彭寿所说人们珍视搢绅录诚为事实。其所以如此，因为它可以作征文考献之用，即有史料价值。而其内容则在记录出书时的中央和地方官员的任职，便于人们了解何官由何人担任，且其人基本情形如何。
   搢绅录与前述题名录一样，要反复重修，因为官员的任职要不了几年就会有变化，不续修，信息就失去了准确性。一再兴修，搢绅录就有许多种问世。朱彭寿搜集到道光以前的几种，清代后期的保存更多。本书作者在南开大学图书馆见到最早的是乾隆四十年代的，因为书中无序跋，然而从书中出任六部满汉尚书的任职时间与《清史稿·部院大臣年表》对照考订，此书当成于乾隆四十五年至四十八年之间，若再下功夫，可能会考订得更确切些。还见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二十九年（1903）、三十二年（1906）等年出版的。至清代后期，此种书越出越频繁，并有专门的书铺出版，如北京荣禄堂（荣录堂）。（【附录8，1页；荣录堂启事】）下面，就几部搢绅录，说明其体例、内容和史料价值。
   北京荣录堂梓行的光绪二十九年《大清缙绅全书》，依据《大清会典》和《大清一统志》、各省奏销部册及邸抄编写，全书包括清朝职官制度的基本情况和任职官员的履历，制度方面登载内外职官品级、赴任凭限、驿站路程、职官总目官员相见礼仪，有的还有各省地图，这些内容，因是制度化的东西，基本不变，而每一次新版变动的是任职官员的资料。所谓“（中央）满汉各官暨各省府州县卫各官，升迁除授、繁简改调、拣发题补，悉依邸抄内年月，逐日遂到遂补，每月增新，不敢因循。”（【附录9，3页；凡例及广告、荣禄堂改名荣录堂缘由】）编排秩序，先中央各衙门，次各省，在省内先首府，次各府，府内再分县；以行政为单位，著录各种官员；每位职官，书写其籍贯、出身和就任的因由。如中央内阁的大学士职务内开：“经筵日讲起居注官、体仁阁大学士、管理吏部事务、翰林院掌院学士孙家鼐，燮臣，安徽寿州人，己未状元。”协办大学士内有：“经筵讲官、太子少保、头品顶戴、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镶兰旗满洲都统、管理同文馆、两翼八旗护军营新旧营房练兵大臣、专操大臣崇礼，受之，汉军正白旗人，监生。”学士内有：“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正黄旗蒙古副都统铁良，满洲镶白旗人，监生。”侍读学士内有：“内阁侍读学士、宗室载皆，如川，镶兰旗人，荫生。”侍读内开：“侍读贵寿，满洲镶红旗人，翻译生员。”典籍内开：“典籍，阿林，满洲镶红旗人。”中书内有：“中书全裕，容斋，汉军正红旗人，贡生。”地方上以山西省为例，其布政司衙门：“头品顶戴、山西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五廷斌，赞臣，安徽泾县人，监生。经历李辉嵘，山东惠民人，监生，十八年二月补。照蘑李之澍，安徽寿州人，监生，二十六年三月补。丰赡库大使孔昭璐，河南济源人，监生十五年十月补。”山东济南府官：“（要缺）知府徐世光，直隶天津人，举人，二十七年九月调。简缺同治黄笃瓒，湖南湘潭人，举人二十五年九月补。水利通判方茂林，安徽巢县人，附生，二十五年八月选。教授韩镜蓉，临清人，进士，二十二年二月选。复设训导卜逢吉，曹州人，廪生，十二年三月选。经历锡昌，满洲镶黄旗人，监生，二十四年三月补。司狱邹琳，江西宜黄人，监生，二十五六月补。”首县历城县：“（要缺）知县毛征，四川仁寿人，庚辰（进士），二十八年五月补。县丞师振棨河南济源人，监生，二十五年十二月补。教谕李秉乾，登州人，举人，十一年七月选。复设训导张新堂莱州人，廪贡，十七年七月选。中公集主簿吴序珍，湖北黄陂人，监生，二十八年八月补。龙山镇巡检汪征诚，浙江海宁州人，监生，二十四年八月补。典史郭庭芝，山西潞城人，监生，十四年十一月调。”未就职的分发各省人员－－“光绪二十八年郑工、新旧海防筹饷捐例十月分发各省试用人员”：“郎中孟广誉，山西人，户部；刘伟，四川人，兵部。主事黄琮，湖南人，刑部。内（阁）中书卢兆蓉，江西人。……”（【附录10，5页】）荣禄堂于光绪二十七年出售的《大清缙绅全书》与二十九年的相应内容对照，济南知府为卢昌诒，湖北黄冈人，辛未进士，二十五年二月调任。其他人员未变，惟方茂林的籍贯作安徽定远，而非巢县。历城县令是秦应逵，湖北孝感人，甲戌进士，二十五年二月调任。其他官员续任至二十九年未动。
   乾隆四十年代的《搢绅录》，首刊各行省地图，采取上北下南、左西右东的画法，与现代相同。次陈全书凡例，前述光绪间的凡例，与此大多一致，可知是继承乾隆间的惯例，或更前的习惯。所书职官制度系依官书摘录，前后诸书皆同。其各衙门官员著录，略举数例，宗人府：“宗人府府丞、加四级窦光鼐，东皋，山东诸城人，壬戌。……经历、加二级、宗室斐灵额，满洲镶兰旗人。堂主事、加二级、宗室达德，满洲正兰旗人。加二级、宗室禄丰，满洲周全人。堂主事、五俊，江苏吴县人，进士。加二级。……掌稿笔帖式、加二级、宗室伊冲阿，满洲正兰旗人。加二级、宗室禄明，满洲正兰旗人。加二级、宗室明绳，满洲正兰旗人。加二级、宗室玉庆，满洲镶兰旗人。加二级、宗室禄清，满洲正兰旗人。加二级、宗室佛尔通阿，满洲镶红旗人。”刑部提牢厅北司司狱司：“加一级色布里额，满洲镶白旗人，四十一年四月授。加二级德灵阿，满洲正兰旗人，三十九年十月授。加一级李世荣，奉天正白旗人，四十二年十二月授。加一级茅兰枝，顺天大兴人。监生，四十五年六月授。”
   荣禄堂于光绪二十六年梓行的《大清中枢备览》，也是一种搢绅录，只是她专门著录武官的任用，其封里广告云：“谨遵《钦定中枢政考》记载官阶、品级、顶服、俸禄，并载各营镇题调选补等缺，详确无伪，一览便知。台号、籍贯随到随补。”记录内容同于搢绅录，如江南提督江宁城守协标下辖瓜州营：“都司胡昌瑞，湖南湘潭人，武童。中哨千总何锦升，江南人，行伍。左哨把总江文波，江南人，行伍。右哨把总朱国有，寿州人，行伍。”青山营：“兰翎游击衔、尽先都司、守备许和生，小庵，江苏丹徒人，骑都尉。把总潘学增，江南人，行伍。”
   
（五）题名录的传记史料特色
   题名录、搢绅录、年表之类的著述，对每一个人所能提供的资料极其稀少，也只能反映全部历史的片段，但是她亦有其不同于其他传记体裁的诸多特点，其一、她基本上是传记专著。她以题名为主要内容，叙述其他事情是紧紧围绕题名主题进行的，如搢绅录的交代职官制度，使人更能了解就任官员的任职状况及其在官职中的地位。其二、她所著录的材料大多是从其他文献里摘录过来的，也即是第二手、第三手史料，从这儿看，似不足珍贵，然而她捕捉的是人生的重要方面，功名、官职、籍贯是人物特点之所在，不因资料的非原始性而无意义。其三、有许多第一手资料，诚如前引朱彭寿说的，搢绅录在发行的数年后失去时效，但是再过一些时间，就成为宝贵的史料。试想，题名录、搢绅录中的许多人，后来默默无闻，有关他的其他材料丧失了，而题名中的却被保存下来，岂不是幸事！本书在前面引述搢绅录材料时，特地挑选的是陕甘，实为大西北地区人物的材料，即今新疆、宁夏人物的履历和家世，这在其他类型的作品中是很难找到的。其四、这些书都具有工具书的性质，如知某人作过何官，但不知其功名、籍贯和任职年代，即可翻检题名录、搢绅录、职官年表，很有可能找到答案。

　　　　　　　　　　　　　　　　第二节  图像传记史料

   图像传记资料，本书业已在年谱章讲到麟庆的《鸿雪姻缘图记》，那是图文并茂的年谱型的传记，反映一个人的比较完整的一生，这里说的则是表现人物局部活动的画面，只能反映人物的片段活动。
   
（一）图像的绘制与表现形式
   清朝人对于人物画像富有兴趣，从他们对清代以前的肖像画珍重保藏透露出这个信息。乾隆帝观览历代帝后图像，令人重加装裱，袭以封套，并令王大臣考订，写出说明，一并藏于南薰殿。（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下册第545页）乾隆二十四年（1759）裘曰修从江宁典试回京，将存放在滁州的欧阳修画像进呈御览，乾隆帝题诗，谓为镇滁之宝。（同上，第332页）清王朝为帝后和功臣不断地画像，郎士宁、缪炳泰、贺世魁等人都是出名的画家。缪炳泰，儿时就痴迷于绘画，后为乾隆帝所赏识，乾隆四十一年令绘平定金川五十功臣画像，五十三年作平台湾林爽文运动三十功臣像。乾隆五十八廓尔喀之役后，又有人绘出十五功臣像。（《郎潜纪闻初笔》上册第304页、第306页）贺世魁为道光帝绘画〈松凉夏健图〉，平定张格尔之乱后，写画扬威将军长龄等五十二功臣像，以及〈平定回疆战图〉十幅。（《郎潜纪闻四笔》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89页）
   贺世魁等人不仅供奉内廷，也为他人作画像，如为麟庆晚年写生。此外还有很多的肖像画家，有许多作品问世，如即将绍述的禹之鼎。画像的像主，有官员，有文人墨客，有老年人男女，有贤媛淑女，以老年官员、文人为多。人物画像有几种表现方法，一是人头像的肖像，或半身像；二是个人的行乐图，或行吟图；三是多人的行乐图，在众人之中，有的分出主次，也有不作区分的。在画面上，或者在画外，有的作文字的说明，或赋诗吟词，或写题记，再或作像赞，这样就能收到图文并茂的效果。当然，也有的只有图，并没有文字交代。
   画像之外，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出现了照相，据中国摄影出版社印制的《中国摄影史》讲，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已经有人拍摄像片，最早拍照的人是出任过广州将军、两江总督、大学士的耆英（1790－1858）。（转见蔡毅：〈中国历史档案的分布与特点〉文，见《历史档案》1994年第四期第124页）此后摄制范围拓宽，与人物有关的是住宅、花园、图书的拍照。
   人物画像，多是散帧的，在清代，除了麟庆，几乎没有人能够条件为个人作多少画，并能汇聚在一起。这样就难于传世，所幸的是有的被收进族谱、年谱、日记中，或者为后世的博物馆所收藏，到本世纪已有人将若干人的清人画像集结出版，虽系可数的几部，然弥足珍贵。也有的画像失传了，但关于它的文字被保存下来，甚或收入文集了，从而使画像的价值没有完全丧失。
   下面，我们通过画像及其文字，了解它的传记史料意义。

（二）画像的人物传记史料意义
   对此，似可作三方面的分析。
   其一、对历史人物有个形象感。清朝人的人物肖像画的技术，有的很能传神，将像主的状貌、神态较好地表达出来，并得到熟悉像主人士的首肯。如蒋型为本书年谱章介绍过的侍郎钱陈群（1686－1774）写像，时为乾隆二十四年（1759），钱氏七十五岁。画出的像主丰颊，慈眉善目，手持书卷，略带佛相。钱氏好友张庚于同年为作赞词，云“把卷怡然，须眉神似”，是肯定蒋型画得逼真。（【附录11，1页；载《陈文端公年谱》，《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本第35辑第341号】）胡骏声于道光五年（1825）为版本学家黄丕烈造像，黄氏时年六十有三，从画面可以看出人物的平和性格和追求。与前述钱氏像比照着看，显见黄氏的年少一些。（【附录12，1页；载《黄荛圃先生年谱》，《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本第96辑第956号】）福建福州的西清王氏家族的族谱《西清王氏族谱》（1992年版）载有画像和像片多帧，观其一些女性画像，立即看出是福建人，兹依原书复印一组，附录于后，读者一看便明。至于同各人的原貌是否相象，本书作者无资料验证，但象福建人，已起到传记资料作用了。（【附录13 ，1页】）1995年问世的《马佳氏宗谱文献汇编》登有马佳氏家族先人、康熙朝大学士图海的画像：脸面清癯，补服朝珠，一派富贵相，符合于其身份。（【附录14，1页】）与图海画像对照观览，1993年刊刻的《盐城唐氏宗谱》提供的唐燮宽画像，就是一位下僚的形象，应当说与其身份也相合。（【附录15，1页】）梁士诒于光绪三十一年三十七岁时的摄影，给人的直观印象是团脸，体肥，身裁矮小，此像载于《梁燕孙先生年谱》，附录于后。（【附录16，1页；《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75辑第743号】）
   其二、造像与有关文字结合，提供人物传记新素材。读者先请看附录十四的郑板桥行吟图和画像，再阅览阮元、周榘等人的题咏，对郑板桥的生平和身后有所涉及。周榘〈题板桥先生行吟图〉有句云“当时邑宰贤无匹”，注释说是：“汪邑宰芳藻，余之旧识也，曾于除夕见板桥诗，即大赠金，玉成其进士，邑中之美谈也。”原来板桥未发时，得汪县令的资助，周榘是知情人，在行吟图的题记里道出此事。阮元是板桥的同乡，生得晚一些，继板桥在山东做知县之后，任过山东学政，他写的〈题板桥先生行吟图〉云：“板桥先生出宰潍县，爱民有政迹。余督学时，潍之士犹感道之不衰。片纸只字，皆珍若圭璧，固知此君非徒以文翰名世也。”可知在民间，板桥的身后之名甚佳，他不仅是文士，还应是循吏。王衍梅的〈题郑板桥先生像〉，说潍县人立有三贤祠，纪念三位贤明县令，板桥为其一。（【附录17，4页；《郑板桥全集》齐鲁书社1985年版第568页】）何   高（1865－1930），本书年谱章亦谈到他的《何   高先生年谱》，他有着僧装的照片，并书自题诗云：“喧寂平分梦廿年，郎官和尚亦前缘。五更风雪乾清狂，可似蒲团自在眠。”（【附录18，1页；《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本第76辑第756页】）他从仕途走入禅关，很是自得，诗对此作了真情的表露。再看其像，从面部表情和着装，无不表现出出世人的神态。故此照、此诗，实为分析何氏经历、思想之素材。韩国钧的《止叟年谱》附有遗像，蒋维乔为作像赞，云其“广惠推恩，农工水利，靡昌不兴，为民为国，茹苦含辛”。概括他一生的某些特点。（【附录19，1页；《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本第1辑第9号】）周盛传的年谱亦载其画像，有俞樾作的赞词，概述周氏生平战功，可谓韵文小传。（【附录20，3页；《周武壮公遗书·年谱》，《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本第39辑第383号】）  
   有些图像失传了，或本书作者未见到，但有关于它的文字，亦是传记资料，从而还可以想象该人的情况。
   民国前期，萍乡刘洪辟为其祖父刘寿田画像作〈本生祖考寿田公遗像记〉，云像系画工胡开智绘于咸丰年间，时寿田五十余岁，画得不是太象，然亦可宝贵。记文就此说明寿田的体貌和性情：“公巨体，声如洪钟。后颜苍发白，两鬓如霜，面现鲐纹，咸推为寿者相。逾七旬始留须，然亦仅蓄髭髯而已，颔下须实未尝蓄也。晚年惟耳稍重听，目不改明，虽蝇头小字，不假镜光，亦明辨以晰，康强如故。黎明即起，正襟危坐，气象岩岩然。腰脚健，性癖山水，悬崖绝顶，垂老犹可扶杖而登，寿八十五而终。” （《刘氏家谱》卷八）
   朱柏庐（1617－1688）的《愧讷集》卷七有许多篇像赞，其中〈夏景初先生像赞〉云：“用纯少先生三十五岁，先生不以为年相悬，谬加契爱，时辱杖屦过寻，相对辄谈说当世善行，微显阐幽惟恐弗逮。”（《津河广仁堂所刻书》版）将一位讲究修身孝弟的仁人长者的形象显现出来。〈六孝子赞〉写六位不同表现的孝子：黄向坚因战争乱世，父母分居在不同政权下，乃“踰山川，冒戎马”，徒步迎父归里；周澹城，家贫力学，事母孝，母亡，南明福王政权覆灭后，出家为僧；周尚文，小贩养母，贫不能娶，而尽力满足母亲要求；汪胤昌佣书养亲；庄觉业耕佣取值养母；王德贞割乳疗母疾。都道出人物特点。
   《郎潜纪闻》写了许多绘画逸事，如述〈随园十三女弟子湖楼清业图〉，二幅，均有袁枚的跋，一书于嘉庆元年（1796），时袁枚八十一岁，画面是他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在杭州西湖接受的江浙女弟子：按察使之女孙云凤、云鹤，在柳下同行；学者之妻席佩兰，正坐抚琴；在其侧坐者，为大学士的孙女徐裕新；手折兰花的是安徽巡抚之女汪缵祖；正在作芭蕉画的是举人女儿汪妽；倚在她肩旁的是按察使外孙女严蕊珠；凭几执笔作思索状的是县令之女廖云锦；与她对坐而手执书卷的是孝子之妻张玉珍；坐在几侧的是屈宛仙；倚竹而立的是侍郎孙女蒋心宝；拿团扇的是秀才之妻金逸；持钓竿者为郎中之妹鲍之蕙。此外画面还有袁枚及其侄媳戴兰英，她的稚子恩官，计十六人。另一幅是三位女弟子曹次卿、骆绮兰和钱林。（第341页）袁枚以接纳女弟子，既风流而又受骂名。他的女弟子状况，画和跋都有所交代，袁枚及这十几个弟子因此而增加了史料。康熙三十三年（1694）上巳日十二位大老在昆山徐氏遂园会饮，即将介绍的著名人物画家禹之鼎为他们绘〈遂园耆年禊饮图〉，这十二人是常熟钱陆灿、孙旸，昆山盛符升、徐乾学、徐秉义，长洲尤侗、何棅，太仓黄与坚，华亭汪日藻、许缵曾，上海周金然，无锡秦松林，他们的年龄合计八百四十二岁，平均七十岁。（第373页）这是老年人欢聚，并祈求去祟。道光十五年（1835）总督邓廷桢进京陛见，白天拜访朝中贵人，晚上接待来访的同乡京官，或话旧，或谈诗文，才思敏捷，不知疲倦，同乡佩服的才智、精神，绘〈宣南夜话图〉以记其事。（第628页）陈弘谋（1696－1771）外而督抚，内而大学士，其在浙江巡抚任上绘有宦迹图，陈康祺经眼，谓为“章服仪卫，典朴矜庄，令人望而起肃。”（第810）
   肖像、行乐图及有关的记叙文，将贵胄、墨客、孝子、仕女历史的图画和文字共同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或有图无文，或无图有文，均能令读者对其人有新的了解，这就起到了传记资料的作用。
   其三、像赞反映后人对像主的景仰和评价。汤斌为孙奇逢作像赞，谓其“敦行孝弟，修明礼乐，由忠贯恕。既博归约，日新由新，鸢鱼飞跃”。又云“易传者像，难尽者学”。通过像赞，说明孙奇逢的渊博学问，非易懂得和学到，表现出汤斌对孙奇逢推崇备至。（《汤潜庵集》卷上，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本第36页）方苞《望溪先生集外文》卷九〈胡蘅洲像赞〉：“而荣盎然，而腹充然。岂野服以混俗，而遂能自隐其贤。”（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第6册第215页）从行文可知，胡氏虽着平民之服，但掩盖不了他的高雅气质，画面反映了一位隐逸的形象，方苞对他甚为赞赏。赵翼《檐曝杂记·续·跋吴氏三老图》写到：“吾乡又有吴氏昆弟三人，长瑞丰年八十四，次载功八十二，次太和八十。白首相对，雍睦一堂，至老不析产。儿孙两三代，或儒或贾，皆能守其家。”（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28页）对三位长者的家事交代甚明。路大荒著作《蒲松龄年谱》附有淄川毕际有家的振衣阁照片，这里原来是蒲松龄教书、写作的活动场所，看了这幅图片，可以想见蒲松龄当日的生活环境和条件。（【附录21，1页；《蒲松龄年谱》，齐鲁书社1987年版】）

（三）清人图像专著
   清人画像的汇编，本书作者知道两部，即《清代学者像传》和《清代帝后像》。
   （1）《清代学者像传》
   共二集，叶衍兰、叶恭绰编纂。叶衍兰，广东番禺人，咸丰六年（1856）进士，任京官，善书能文，著有《海嶽楼诗集》、《秋梦龛词集》。他着力于搜集清代学者画像，进行研究，并请顺天大兴人黄小泉摹绘，叶氏为每一位像主纂写小传，积三十年之功，得一百六十九人的画像，每一幅画面，绝大多数为一位像主，极少数为二人，如黄与坚和禹之鼎、陈裴之和汪端合幅，亦有一人有两幅的，如冒襄、朱彝尊、袁枚、阮元。像主全部是男士，惟有陈裴之与女士汪端合为一帧。计有一百七十一幅。书成，未能梓刻。其孙叶恭绰继承乃祖之志，于1928年交付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始得问世，是为第一集。叶恭绰为作〈例言〉，说明整理编排原则，即依像主的生卒年月先后为次第；明末人物而卒于清初的，亦断为清代，得以收入；所收人物以学者为限，其他类型的人士不在此列；各篇传记，系写作于清代，诸多称谓，仍用其旧，未作改动。其人物起自顾炎武、黄宗羲、傅山，止于姚燮、魏源，即明末清初至嘉道时期的人。兹将其例言和目录附载于后，以便读者省览。（【附录22，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叶恭绰在〈例言〉中表示继续从事编纂的愿望，并以缺略方外、闺秀及边疆人士为憾，希望能够弥补。他说到做到，又搜集二十年，并倩江西画师杨鹏秋摹绘，卒成二百幅，由上海合众图书馆安排，于1953年在安定珂罗版社影印面世，是为二集。因系自费出版，仅印刷二百部，所以流传不广。三十多年后，上海古籍出版社将一、二集合并影印，是为1989年版，本书作者所利用的就是这个版本。
   本书作者在南开大学图书馆见到题名《清代名臣像传》的画像影印集，计四折八十一幅画像和小传，像主七十九人，袁枚、潘世恩各二幅，朱彝尊三帧，有一幅题曰〈竹垞先生烟雨归耕图小象〉，画面模糊一片，看不出内容。它的像主及小传，凡叶氏之作所有的皆同，是以本书作者获知，这个名臣像传，多系叶氏作品的散幅影印件，表贴在一起的。然亦有差异，如朱彝尊画像有二幅与三幅之别。二书题名之别，盖南开大学之书原无书名，〈名臣像传〉之题为图书馆所拟。所以本书作者一般不把它们看作两部书，且馆藏之书画面尺幅比上海古籍出版社印本大，故本书下面所附的影印件，是从馆藏画中复制的。
   《清代学者像传》的像主，是有清一代的著名学人，其中亦有高官显宦，然而也是在学问上不让人的。为古籍出版社版写序的潘承弼说；“有清三百年中，学者如林。两编所收，悉皆知名硕彦，为举世所尊重。”所收确是学问名家。学者画像，自然是学者的传记资料了。本书作者观赏各画，产生两种比较深刻的印象，一是像主温文尔雅，面目和善，双手笼于袖内，或手持书卷，或捧书函；坐立不一，坐立皆则端庄；或坐书案之后握管作凝思状，或案头置文房四宝及插花，显示主人的雅趣。二是像主洒脱飘逸。清初的明朝遗民和不甚合作的“逸民”画像，如遗民顾炎武、黄宗羲、徐枋、傅山等人，参与康熙朝博学鸿词科而并不得意的朱彝尊、施润章、尤侗等人，画面呈端庄肃穆状，或面带沉思，或凝视远方；身着便装，或蓑衣、竹笠、草鞋，或着披风帽；有的持竹杖，或扛锄；有的似坐在荒野山石之上；观其形，潇洒飘逸，有如闲云野鹤。下面，具体说明计帧画像的史料意义。
   黄与坚和禹之鼎的一幅，见本书本章附录二十三，（【附录23，2页；画像与小传】）画面以黄与坚为主，正面据案端坐，茶几托住笼起的双手，眼视前方，象是摆出姿势供人绘画；与其对坐的是禹之鼎，左手持纸，右手握笔触纸，作写生状，整个画面是禹之鼎在为黄与坚画像。小传介绍黄与坚是江苏太仓人，聪颖过人，三岁识字，五岁诵诗，究心经术。顺治十六年（1659）中进士，官知县，应康熙博学鸿词科试，任编修，与纂《明史》、《大清一统志》，后辞官返里。“性落落少所合，惟与人交，当生死患难不渝初志。”年七十余卒，著有《忍庵诗文集》。关于黄氏，本书文集章讲到序言传记史料价值时对它有所涉及，读者或许能回忆起来。禹之鼎，江苏江都人，康熙中为鸿胪寺序班，“以善画召入内廷供奉，尤工写照，秀媚古雅，为当代第一，一时名人小像皆出其手。”其画法，始师古人，后自成一家，有《王会图》一卷。晚年乞休归里，奉母居于太湖之洞庭山，故朱彝尊赠其诗云：“谪官拟向洞庭居，此意呻吟六载余。君去西峰先相宅，小楼客架满船书。”这幅画像，生动地表现出禹之鼎绘画职业，以及画像中的情形，是其历史写照。将禹之鼎和黄与坚置于一幅之内，显见二人交情深笃。如果研究禹之鼎传记，此画无疑是最好的形象素材。
   邓石如（1743－1805），本书文集章讲到过他与李兆洛的友情。他本身是书画家，他的四体书，被人们推重为第一 。他的画像给人闲逸安祥出世之感，请见附录二十四。（【附录24，1页；画像一帧，小传复印不清，不录】）画面上的多髯老翁，双目前视，面呈微笑，似乎洞穿世情，而又是与人为善的长者。头戴草笠，手持偏邪的竹杖，像是在行进，不过步履稳健，又给人任重道远之感。小传说他受尚书曹士埴的崇扬，在毕沅幕里停留过，然以布衣自爱。从而丰富人们对他的研究资料。
   马曰琯画像。小传云：“江南江都人，由监生官候选知州。……家有丛书楼，藏书甲大江南北，四库馆开，先生进书七百七十六种，优诏褒嘉，赏《古今图书集成》一部。其园亭曰’小玲珑山馆’，曰’街南老屋’，四方名士过邗上觞咏无虚日。……高宗南巡，幸其园，赐御制诗，海内荣之。著有《沙河逸老集》。”扼要地表述了他的历史。其画像半卧状，微敞怀，表现出闲逸之态。可能反映出他个性的某一个方面。（【附录25，2页；画像与小传】）
   徐枋画像。徐氏是长洲人，有名的明末遗民，其着装宽衣博带，系明人装束，就此已体现其性格。小传云巡抚汤斌两度往访，拒不相见；安贫守素，惟与野老过从。（【附录26，1页；画像】）
   陈裴之与汪端画像。小传云陈裴之是钱塘人，文采出众，时论誉为“仙才”，并有经世“奇才”之谓，早卒，年仅三十三，著有《澄怀堂集》。汪端为其配偶，有才色无双之美称，被人呼为“小韫”，即方之为最出名的才女谢道韫。这一对夫妇，被世人目为“神仙眷属”。汪端著《自然好学斋诗抄》，卒年四十六。观画像，女士亭亭玉立，手捧书函；男士文雅外溢。画面与小传恰相配合，令读者加深对传文的理解。（【附录27，1页；画像】）
   （2）《清代帝后像》，本世纪三十年代北平故宫文献馆编辑，四辑，一百二十幅图像。帝后像和行乐图原藏于景山寿皇殿和宫内，依帝后生存时代为序，起清太祖，终光绪帝，其中乾隆帝的最多，达四十二帧，其次为雍正帝的，十五幅。其第一辑第十三幅为康熙帝朝服画像，五十岁以上模样，消瘦，面带愁容。第十七幅为康熙帝便服画像，年在六十以上的形象，手持念珠。第十九幅是孝恭仁皇后朝服画像，，年约在四十以上。第二十幅为雍正帝满装画像，二十余岁面貌，手捧书卷，旁置函帙，系皇子形象。第二十七幅，雍正帝行乐图，置身园囿，面貌不清。第二辑第一幅系雍正帝朝服坐像，为其弟亲王允礼绘于乾隆初年，题曰“世宗宪皇帝圣像”。第十二幅为乾隆帝马箭图。这些画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帝后生活，所以许多幅被选作皇帝传记专著的插图。
   画像专著还有数种，如凌惕安编著的《清代贵州名贤像传》四卷，为下章介绍的《清代传记丛刊》所收入。又据潘承弼在《清代学者像传·序》中讲，清代出现的地域性画像集有：顾沅的《吴郡各贤像赞》，程祖庆的《练川名人画像》，王龄的《于越先贤像传赞》，费丹旭的《东轩吟社画像》。本书作者未得寓目，仅转述书目于此。
   画像以及近代出现的肖像照片，是人物传记的形象素材，它不仅给研究者以外形的观感，还可以同文献资料相结合，深入认识画像主人，是不可缺少的传记史料的一种。不过清人画像也有失真的弱点，或限于绘画技术不能表达人物的真实面貌，或为讨好主人而美化其外形。画中人多慈眉善目，笑容可掬，不见大腹便便者，亦不见面目丑陋者，这就是画家的“曲笔”了。所以在利用画像作传记素材时亦需要分析鉴定。

姚波

　　　　　　　　　　　　　　　第十四章  清人传记史料的工具书

   关于某一部传记史籍，或某一类传记图书的工具书，如《清史稿》的人名索引：《清史稿纪表传人名索引》，如族谱类的检索书籍：《美国家谱学会中国族谱目录》，如清朝国史馆纂著传记的查检读物：《清代文献传记、传稿人名索引》等，在相关章节里已经作了说明。还有一些资料性和工具性间备的书，如题名录之类，亦作了介绍。这些就不必再来一次重叙，因此留给本章的任务，一是绍述综合性的工具书，如《三十三种清代传记综合引得》之类，这类书，既不囿于那一种文体，也不考虑为那一类人的传记史料的利用，而是将各类文体的多种著作中包含的各社会层次的人物传记的信息提供给读者。二是某一种类型人物的索引和辞典，如人名辞典、职官表之类，主要是现当代人所作（偶有清人作品），纯粹的工具书性质，不似第十三章所讲的清朝人纂著的贡举年表之类的书，因为那些书资料性与工具性兼具，这里说的书不兼备此二重性。三是将某种丛书容纳进来。本来各种丛书业已说了相当多，方志、年谱、笔记、日记等部分，对该门类的丛书都写到了，而且丛书也不是工具书，何以在这里还要写呢？这儿不准备叙述其他丛书，惟讲述《清人传记丛刊》一种，由于这是综合性而又是专门为清人传记史料编辑的，有其特殊的利用价值和使用的方便，从其所收入的一部部图书讲，它是传记史料图籍的汇编，为利用者寻找传记史料提供极大的便利，从而具有工具性，故在此作专题的介绍。下面就从它开始说起。

（一）《清代传记丛刊》
   此丛书由台湾大学周骏富编辑，台北文明书局于1986年印行，汇集富有史料价值的清人传记图籍167种。
   周骏富将清代及民国以来问世的以容纳史料为主的清朝人物传记的专门图书，如《国朝先正事略》、《汉学师承记》等加以收集；对包含大量人物传记而非传记专著的著述亦行选择，挑出传记部分作为一部著作收进丛书，如从钱泳的《履园丛话》中抽出卷11《书画》，冠以《履园画学》之名而为一书；或者进行整理注释，如对汪辟疆的《光宣诗坛点将录》作出校注；或将几部同类书汇合在一起，如把阮元等人的作品合为《清代畴人传》。因此他的工作不仅是选书，还作了编辑加工，于是收书150种，另有附录17种，总计达167种。
   所收的图书，以文体讲，诸多不一，种类不少。内有正史列传，比如《满名臣传》、《贰臣传》；有各种私修小传，如吴修的《昭代名人尺牍小传》；有笔记体的，如易宗夔的《新世说》；有诗话型的，如舒位的《乾嘉诗坛点将录》等。
周氏将收进的书籍，依其所表达的人物社会特性分成五类，即（一）学林类，含书51部又附书7种，这些书是：江藩：《汉学师承记》，江藩：《宋学渊源记》，唐鉴：《国朝学案小识》，黄嗣东辑《道学渊源录》，徐世昌纂、周骏富编《清儒学案小传》，徐世昌：《颜李师承记》，钱林辑、王藻编《文献征存录》，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阮元撰、周骏富编《儒林集传录存》，彭绍升：《儒林述》，朱克敬：《儒林琐记》，阮元：《国史文苑传稿》，李集辑、李富孙、李遇孙补《鹤征前录》，李富孙辑《鹤征后录》，秦瀛辑《己未词科录》，杭世骏辑《词科掌录》，朱汝珍辑《词林辑略》，阎湘蕙辑、张春龄增订《国朝鼎甲征信录》，六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王晫：《今世说》，易宗夔：《新世说》，吴德旋：《初月楼闻见录》，姚永朴：《旧闻随笔》，舒位著、叶德辉校注《乾嘉诗坛点将录》，高拜石校注、周骏富补注《光宣诗坛点将录校注》，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张惟屏：《国朝诗人征略初编》、《二编》，吴仲辑《续诗人征略》，郑方坤：《清朝名家诗钞小传》，王昶撰、毛善庆编《湖海诗人小传》，施淑仪：《清代闺阁诗人征略》，震钧：《八旗诗媛小传》，黄宗羲：《思旧录》，黄嗣艾：《南雷学案》，王世禛选、卢见曾等补传《渔阳山人感旧集》、附陈衍辑《感旧集小传拾遗》，陈衍辑《石遗室师友记》，罗正钧：《船山师友记》，李容：《观感录》，封舒编《怀旧集》、附《清人轶事》，靳治荆：《思旧录》，梅庚：《知我录》，陈奂：《师友渊源记》，汪喜孙辑《尚友记》，严辰：《墨花吟馆感旧怀人集》，颜光敏辑《颜氏家藏尺牍》，吴修编《昭代名人尺牍小传》，陶湘编《昭代名人尺牍续集小传》，周骏富编《清代畴人传》。（二）为名人类，27部，附6种，这些书是：东方学会编《国史列传》，清国史馆编《汉名臣传》、《满名臣传》（《满洲名臣传》）、附雷延寿编《清谥法考》、奕赓：《清语人名译汉》，唐邦治辑《清皇室四谱》，张尔田：《清列朝后妃传稿》、附九钟主人：《清宫词》、胡延：《长安宫词》，朱孔彰：《咸丰以来功臣列传》，王炳燮编《国朝名臣言行录》，陆言：《政学录初稿》，朱方增辑《从政观法录》，梁章钜辑《国朝臣工言行录》，汪胡桢、吴慰祖编《清代河臣传》，彭绍升：《良吏述》，清国史馆：《逆臣传》，老吏：《贪官污吏传》、《奴才小史》，清国史馆：《贰臣传》，林景忠辑《国朝忠义私淑录初编》，陈继璁：《忠义纪闻录》，陈澹然：《江表忠略》，浙江采访忠义局编《浙江忠义录》，金梁辑《近世人物志》，邵镜人：《同光风云录》，汤志钧：《戊戌政变人物传稿》、附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吴子修：《辛亥殉难记》，罗正钧：《辛亥殉节录》，邹鲁：《黄花冈七十二烈士传》、附天啸生：《黄花冈福建十杰纪实》，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清代篇》。（三）系遗逸类，此类书少，仅五部，有张其淦撰、祁正注《明代千遗民诗咏》，孙静庵：《明遗民录》，傅抱石编译《明末民族艺人传》，徐   撰、徐承礼补辑《小腆纪传》，九龙真逸辑《胜朝粤东遗民录》。（四）是艺林类，拥有的书甚多，达五十四部，另附二种，为：周亮工：《读画录》，张庚：《国朝画征录》，胡敬辑《国朝院画录》，黄钺：《画友录》，钱泳：《履园画学》，冯金伯：《国朝画识》，冯金伯：《墨香居画识》，盛大士：《溪山卧游录》，蒋宝龄撰、蒋茝生续《墨林今话》，张鸣珂：《寒松阁谈艺琐录》，李玉棻：《瓯钵罗室书画过目考》，李濬之：《清画家诗史》，盛叔清：《清代画家增编》，江铭忠编《清代画史补录》，洪业辑校《清画传辑佚三种》，潘曾莹：《墨缘小录》，陈文述：《画林新咏》，汪兆镛：《岭南画征略》，李放：《八旗画录》、《画家知希录》、《皇清书史》、附秦祖永《桐阴论画》，叶铭：《国朝画家书小传》，窦镇：《国朝书画家笔录》、金梁辑《盛京故宫书画录》，震钧：《国朝书人辑略》，马宗霍辑《书林藻鉴清代篇》，周亮工：《印人传》，汪启淑《续印人传》，吴长元：《燕南小谱》，小铁   道人：《日下看花记》，留春阁小史辑《听春新咏》，半标子：《莺花小谱》，张际亮：《金台残泪记》，杨懋建《辛壬癸甲录》、《长安看花记》、《丁年玉筍志》，四不头陀：《昙波》，余不钓徒传、殿春生续：《明僮合录》，谭献：《增补菊部群英》，   兰生：《评花新谱》，邗江小游仙客编《菊部群英》，谭献：《群英续集》，余嵩庆：《撷华小录》，蜀西樵也：《燕台花事录》，萝摩庵老人撰、谭献注《怀芳记》，无名氏编《菊台集秀录》，不著撰人：《新刊菊台集秀录》，王韬：《瑶台小录》，情天外史：《情天外史》，陈澹然：《异伶传》，众香主人：《众香国》，播花居士：《燕台集豔》，蜃桥逸客等：《燕台花史》，谢素声：《杏林撷秀》，张次溪：《燕都名伶传》。（五）系综合类，系大部头的综述各类人物的图书，如赵尔巽等《清史稿列传》，《清史列传》，钱仪吉：《碑传集》，缪荃孙：《续碑传集》，闵尔昌：《碑传集部》，汪兆镛：《碑传集三编》，李桓：《国朝耆献类征初编》，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张惟骧：《清代毗陵名人小传稿》、附《毗陵名人疑年录》、《清代毗陵书目》，徐世昌：《大清畿辅先哲传》，凌惕安：《清代贵州名贤像传》，费行简：《近代名人小传》，共有十三部及附刻二种。每类之下，按每种图书为单位分册出版，分量大的书分出两册或多册，部头小的书则二三种合为一册，并给每册标出序数号，如戴望的《颜氏学记》册号为008，即第八号。全部丛刊，共分出二百零二册，实系巨量之丛书。
   丛刊收进的这些书，记录的人物包括各个社会层面，上有帝王后妃，下有僧道平民，但是官僚兼学者、文学家、表演艺人、遗民则比较众多。《清代传记丛刊索引》（解说见下）的广告云：“《清代传记丛刊》网罗有清一代学人、文人、畴人、名人、印人、伶人、书家、画家等传记。”道出丛刊所记载的人物特色，这也是该丛书收书特点，利用者心中有数为好。兹将其广告附出，亦可明了丛刊要义。（附录49，1页）
   这么大的丛书，如何方便地利用？倘若要寻求某个人的史料，他在丛刊里有无反映，是在哪一种或哪几种书里有，又在书中的哪一部分？周骏富为回答读者的这些疑问，特制《清代传记丛刊索引》，作出姓名、字号、谥号三种索引，而以姓名索引为主，另二种系辅助前一种的。这部丛书，姓名检索多至46955人，字号更多，达58404个，谥号也有2016个。姓名索引的制作，依据笔画，采用首字索引排列形式，姓名下面注出字号、谥号、册数、页数，若其人在多种著述里有传，则一一注明。比如吴荣光在17部著作里有记载，则分别注出。其样式为：“012－561；016－243；023－513；……”第一个数字表示丛刊第12号书的第561页，而第12号书是支伟成著《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如此按书号、页码，能迅速找到所要阅览的传记文献。曾国藩的传记，在丛刊中有三37种，如若是曾国藩史的初学者乃至研究者，一下能见到三37部书实在是幸事，这是丛刊之汇编和索引之编制所给予的，应当感谢其编著者。
   丛刊以其清人传记主要文献之网罗，汇集的作品之众多，诚可谓集清代传记著述之大成，加之又有索引可兹导读，欲了解或研究清人传记，为不可不利用之图籍。中国大陆之公共图书馆能收藏此丛刊者，想来极少，故本书作者利用1996年春天在台北学术访问的机会，到中央研究院郭廷以图书馆阅览此书。当然，清人传记的专著或虽非专门之作然可挑出成专册者尚有许多，本书作者作此言，并非要挑丛刊的毛病，而是说在丛刊之外，仍有大量的传记文书可供利用，不要也不应当要求一部丛书能将所有的传记书籍都收罗进去。

二 单纯清人传记史籍工具书和辞典
   这个子目的标题很不好解，本书作者的意思是说，这些书是纯粹为清代人物传记作的工具书，与其他时代的人物无关。这类工具书，以书名冠有“清代”、“清人”、“清史”、“清季”、“皇清”者为限，也即是清代人物的专门工具书，不掺杂其他断代的。至于同其他时期人物合在一起的工具书，则留在下一个子目交代。
   《三十三种清代传记综合引得》。原燕京大学房兆楹、杜联喆编辑，1933年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印刷，1959年北京中华书局重梓，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将之同《四十七种宋代传记综合引得》、《辽金元传记三十种综合引得》、《八十九种明代传记综合引得》等书合订再版。从书名得知，此书从33种清代传记专著收录人名，作出索引。这33种书是：《清史稿列传》，《清史列传》，《国朝耆献类征初编》，《碑传集》，《续碑传集》，《碑传集补》，《国朝先正事略》，《中兴将帅列传》，《从政观法录》，《大清畿辅先哲传》，《满洲名臣传》，《汉名臣传》，《国朝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颜李师承记》，《清儒学案小识》，《文献征存录》，《国朝名臣言行录》，《清画家诗史》，《清代学者像传》，《清代闺阁诗人征略》，《国朝名家诗钞小传》，《国朝诗人征略》（初编、二编），《飞鸿堂印人传》，《国朝书画家笔录》，《国朝画识》，《墨香居画识》，《国朝书人辑略》，《鹤征录》，《鹤征后录》，《己未词科录》，《国史列传》。引得，即索引。编辑者创造“中国字庋   法”，将汉字分作五体，据以制作姓名索引，也即把索引分成五个部分。人名下注出传记所在书名的代号、页码，是线装书的页码下更注以a面或b面。此书汉字分类法不易掌握，故检索不便，影响人们对它的使用。又其《清史稿·列传》的索引，系依536卷本制成，用起来亦不方便，故何英芳编的《清史稿纪表传人名索引》面世，引得对于查检《清史稿列传》人名索引的功能，可以说业已丧失。
   《清史传目通检》（《清代史传通检》）。孟森编，原发表于《北平图书馆月刊》第六卷第二、三期，后为台北国史馆印行的《有关清史稿编印经过及各方意见汇编》收入。孟森将《清史稿·列传》与《满汉名臣传》、《国史列传》、《清史列传》的传主依姓氏笔画为序编成目录，每人名下注明其人在这几部书中的卷数，以便查检。这部通检在《清史稿》问世初期有其检索价值，如今前述诸索引已取代它。
   《清代书画家字号引得》，蔡金重编，1934年哈佛燕京学社出版，1997年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引得区分人名与字号为两部分，共收书画家5787人。
   《清代碑传文通检》，陈乃乾编，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出版。陈氏从1025部文集中作出传文的索引，采取依传主姓氏笔画排列法；传主名下注明字号、籍贯、生卒年和传记文的作者、书名、卷数。所收人物达13000余名，包括生于明朝而死于清代、生于清朝而卒于民国的人。附录《异名表》，记录1人2名，或更名者的资料；《生卒考异》，对不同传记文所叙传主生卒年互异的资料作出考订；《清人文集经眼目录》，胪列所作索引的文集书目。此书编者用力勤，故书的实用价值高。
   《清人文集篇目分类索引》，王重民主编，1935年北平图书馆印制，1965年北京中华书局推出新版。索引所含的清人文集为440种。全书分成4部分，主体是《篇目分类索引》，将文集中的篇目区划为学术文、传记文、杂文3种。本书作者所关注的是传记文，在这一类，索引又区分出碑传、赠序、寿序等类，然后一一注出传记文之所在。
   《清代职官年表》，钱实甫编著，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梓刻，16开本，4巨册。钱氏从清代历朝实录和《宣统政纪》摘录官员任职变化的素材，制作出年表，作法上以官职为经，官员（人物）为纬，制成图表，用以检索某官职某朝年由何人担任，反过来说，某人在何时做某官，亦标志出来，所以它也是人物传记的工具书。此书根据清朝官制及其变革，作出四十九种年表，为大学士、军机大臣、部院大臣、部院满侍郎、部院汉侍郎、满缺侍郎、内阁学士（附翰林院掌院学士、詹事府詹事）、京卿（附顺天府尹、奉天府尹、宗人府府丞）、总督（附漕运、河道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驻防大臣（附青海办事大臣、西藏办事大臣）、提督（附九门提督、海军提督）、学政（附提学使）、会试考官、军事统帅、特派使节、总署大臣、出使各国大臣、新设各部侍郎、新设各部部臣、新设各部参议、修订法律大臣、司法衙门大臣、编拟官制及纂拟宪法大臣、资政院职官、弼德院职官、内阁属官、历次练兵大臣、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军咨大臣、海军衙门大臣、筹办海军大臣、边务大臣、路矿大臣、督办铁路大臣、商务商约大臣、电政大臣、财政处大臣、土药统税大臣、税务大臣、禁烟大臣、盐政大臣、福建船政大臣、礼制大臣等年表，包括了有清一代的官衙，凡在清代任何时间任过职的人都会出现在年表里，读者都可以查得到。但是没有专设宗人府、内务府大臣和八旗都统年表，是为缺憾。
   钱实甫还编有《清季重要职官年表》和《清季新设职官年表》，由北京中华书局于1959年、1961年相继印行。所云“清季”，系指道光十年开始至宣统朝的清代。此二书的内容为《清代职官年表》所吸收，单独存在的意义大减。不过，《清季重要职官年表》的附录：〈人名录〉、〈别名索引〉、〈谥号索引〉、〈籍贯索引〉，对检索清末要员的别号、谥号、籍贯也能提供方便。
   《清季职官表》（附人物录），魏秀梅编著，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印制，有1979年序言。此书与钱实甫的年表一样，以清季职官为经，历任官员为纬，依时代前后为序，填写官员人名及其上任、离任时间。所云“清季”指乾隆后期至宣统间，上限比前述钱氏书早几十年。官职系指中央职官侍郎、正卿以上，弼德院正副院长，京外的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学政、将军、正副都统、办事大臣、参赞大臣、盛京五部侍郎、仓场侍郎、顺天及盛京府尹、府丞。
   《清代各地将军都统大臣等年表》，章伯峰编，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发行。内容为：将军都统年表、副都统年表、参赞办事大臣年表、盛京五部侍郎年表，以都统年表为主要内容，可补钱实甫编著的不足。表年起于嘉庆元年（1796），止于宣统三年。
   《清季中外使领年表》，秦国经等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梓行。外国在中国设领事始于1843年，至1860年始有公使，中国派出驻外使臣起于1875年，领事出现在二年后的1877年，该书分别这四种职务著成年表，各起于始社年代，同至于1911年，另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年表，令读者能对中外使领官员一目了然。
   《清代督抚表》，萧一山编。
   《清代学者生卒及著述表》，萧一山编，1930年梓刻，系萧氏在北平文史政治学院讲稿。又书题可知，是以表的形式填写学者的生年、卒年和著作。
   《清人室名别号字号索引》，杨廷福、杨同甫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刊行。室名、别号是文献中常用的代表人物的符号，后人难于知道它们，知道了也很难记忆得住，它们往往成为阅读文献的拦路虎，故此书价值甚大。惟本书作者未能置备，不无遗憾。
   《皇清书人别号录》，叶眉编，附刻于《皇清书史》。系辑录清代书法家的别号，采取别号最后一字的编排法，如吴雯的别号学无学人，韩馨的别号少微真人，钱泰吉的别号甘泉乡人，他们因别号最后的“人”字被编置于一起，以利查找。（【附录5，1页；《清代传记丛刊》第84辑第607页】）
   《中国近代人物研究信息》，林言椒、李喜所编，天津教育出版社1988年刊行。这是近代人物研究的综述，并非人物传记史料研究专著，因亦涉及人物史料，故附带于此提及。
   下面亦为附带提出的工具书，即《中国历史大辞典·清史卷》上、下卷，本书作者参与上卷编写，下卷由荣孟源、陈振江等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于1992年印行。此书以条目解释清代发生的制度、事件、文化、民族、中外关系及产生的人物。人物条甚多，每条书传主生卒年、主要事迹、著述，一般一二百字，较为简明。

（三）历代人物传记史籍工具书和辞典
   这里讲述的工具书，是将清人包括在内的历代人物传记及传记史料的信息文献，与上一子目的单纯清人工具书不同。
   《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朱保炯、谢霈霖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印行，全三册，一百八十万言。前已说及清朝政府在北京国子监为各科进士立碑题名，明朝在此以前亦是如此做的。有了题名碑，就有人将之拓出来，或过录下来，集成题名碑录：《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乾隆十一年）、《进士题名碑》、《登科录》，朱氏等人根据这些材料，并参考方志，作成《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索引包含两项内容：一是以人为条，注明其籍贯、科年、甲第、名次；二是历科进士题名录，以科年、甲第次序编排。另外附录康熙、乾隆两朝的博学鸿词科、翻译科和光绪经济特科。使用四角号码检字法，并附姓氏笔画检字、姓氏拼音检字。其具体著录法，如金德瑛条：“浙江仁和，清乾隆1/1/1。”（第3册第2280页）即其为仁和人，中乾隆元年一甲第一名（状元）。又如皂保条：“镶黄旗满洲，清道光25/2/17。”其为满洲镶黄旗人，中道光二十五年二甲第十七名进士。
   《明清儒家著述生卒年表》，麦仲贵编，台北学生书局1977年梓刻，二册，近一千页。
   《明清江苏文人年表》，张慧剑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印行。记录明朝建国（1368）起至道光二十年（1840）止的江苏文人的生卒、著述、活动，依年系事。附录引用书目和人名索引。
   《室名别号索引》，陈乃乾编，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初版，1982年增订版。陈氏的《清代碑传文通检》刚刚说过，他于三十年代作有室名索引、别名索引，至是合为一编，依字首笔画编排，另备四角号码检字。室名、别名，通常是三个或四个字，即使如此，亦有数人重名的，赖有陈氏的工具书才便于区别。其著录方法为在室名、别名下注出其人的朝代、籍贯、姓名，如“秋水轩”有四人，注曰：“明吴县陈汝言。清祥符周在浚。清桐城张英。清武进庄盘珠。”“耕石老人”有二，注云：“明鄞县李文纯。清仁和钱琦。”（1982年表第63页）此书所收录的人物不限于清人，但以清人为多，从上举二例亦可明了。不过清人室名、别号太多，一人之力岂能搜集得齐全！所以很多人室名、别号在此书查不出来，如本书年谱章说到的《秋水轩尺牍》主人许思湄，在这里就没有。人们不满足于此，丁宁、何文广、雷梦水乃分别续编，北京中华书局征得三位同意，将之揉合在一起，成《室名别号索引补编》，附刻于1982年版。其作法一如陈编，内容之分量亦相接近。实可弥补陈书的不足，比如许思湄就补充上了。但是仍然不齐，有待于有兴趣者补作。
   《古今人物别号索引》，陈得芸编，1937年出版，岭南大学图书馆丛书之一。
   《历代人物谥号封爵索引》，杨震方等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枣梨。分上下两编，上编由谥号查姓名、封爵；下编由姓名查谥号、封爵。谥号本为皇帝所赐，容有变动，或改谥、追谥；亦有民间因仰慕其人而尊谥的，是为私谥；此书概行注出。上下编的不同角度，以及收集之全，使此书颇具成功之质。然有谥号、封爵的人，正史多有传，或表、志中见其人，此书未及传记文之所在，令人有憾焉。
   《历代名人年里碑传总表》，姜亮夫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梓刻，1959年异名为《历代名人年里碑传综表》，由北京中华书局印行。
   《古今同姓名大辞典》，彭作桢编，好望书店1936年发行。
   《中国人名大辞典》，臧励龢等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21年初版，上海书店于1980年重印。

姚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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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人物传记史料书名暨著者人名笔画索引 说明    （1）为检索本书绍述的具有清代人物传记史料价值的专书、丛书、工具书、研究专著及其编著者、整理者、重要抄写者，制作此索引。图籍所记载的历史人物（传主），一概不在本索引著录范围之内。    （2）续书、续编与正编编著者非同一人，则单独立索引条目。    （3）图书之俗名、异名，另立条目。    （4）重名书及方志，于书名后加注作者姓氏或时代。       （5）人名惟立本名，以字号行者用其字号。    （6）临时机构的编著者、出版社及书店编辑者，概不立目。    （7）本书提到的图籍、作者而与清人传记史料无关系或关系甚少的，概不作索引。    （8）本书仅提及书名而未作介绍的，亦不作索引。    （9）一书有多位作者者，一般只为第一署名人作出索引，方志作者则作至二人。    （10）凡在本书一个段落中屡次出现的书名、人名，仅注始见页码，而在其他段落有新内容介绍的，另行注明。    （11）本索引将书名、人名混合编排。    （12）本索引采简体字笔画顺序排列法，笔画中又以起笔的横一、竖丨、瞥丿、点丶、折   为序。    （13）书名、人名后的阿拉伯数字表示书中的页码。    【现在书名、人名后面的页码系书稿的页码，为出版前排印校对之用，正式出书，则与此不一了。】 一画 一粟193    乙丙日记106、110    二画 二十五史谣谚通检140    二十九种通志传记索引221   丁年玉筍志46    丁氏族牒142    丁福宝190    丁宝铨76、81    丁亥入都纪程112    丁绍仪191    八旗文经作者考30    八旗诗媛小传50    八旗画录42     八旗通志初编205、212    八贤手札120    九龙真逸47 三画 三十三种清代传记综合引得274    三愿堂日记120    三名臣书牍120 于荫霖102  于敏中118    于文襄公敏中尺牍118    于洁221  万氏族谱144 大云山房文稿126、180    大云山房全集179    大清中枢备览266 大清缙绅全书（光绪二十七年）266    大清缙绅全书（光绪二十九年）265    大清畿辅先哲传31    上海倪王氏家乘152    上海掌故丛书219 山西通志人物传记索引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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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中国名人年谱集成94 新安女史证50    滇南碑传集72    满名臣传24    满汉列臣传25 满汉名臣传、续集、三集24  窦镇44  缙绅录（乾隆）266    十四画    嘉义县志216  嘉义县志卷七人物志216、218   璜泾志稿201  瑶台小录46    榕村语录137  榕村诗话189     慕恒义28  蓺兰生46  蔡冠洛29 蔡金重275 臧励龢277    管理三旗银两庄头处造送职名册233  锺錂140    锺毓龙119 锺文典49  锺叔河114   谭献46、102    谭嗣同书简118   漫堂诗话189  潍县乡贤传207  翟伯恒259   熊氏续修族谱152   缪荃孙59、89、98、105、120、158 十五画 震华53  震钧43、50    增补菊部群英46    燕南小谱45    燕台花事录46    燕都名伶传46  燕游日记112    燕游草129   墨林今话41    墨香居画识40       瞑斋杂识248  鹤征录37    鹤征后录37  镇安晏海澄先生年谱90    德壮果公年谱89    滕县志（共和国）204   黎里志201  黎庶昌112       颜光敏118    颜氏学记36    颜氏家藏尺牍118    颜习斋先生言行录140  颜李师承记36  澄怀园语137    澄怀主人自订年谱81    潘光旦45    潘祖荫年谱89  潜研堂文集177    潜书183、192        履园丛话243、253 十六画 薛福成100  黔轺纪行集113    儒林集传录存36    歙县志（民国）204     穆孝天193 十七画 霞外捃屑256    戴璐246、259、262    戴氏先德录151、153 戴望36    檐曝杂记247    徽州府志（康熙）202     徽州府志（道光）202 徽州府志辨证拾遗201    十八画 撷华小录46  藤阴杂录246   蟫香馆使黔日记113  簠斋尺牍118    魏源181    魏源年谱89    魏源集181、188    魏秀梅276 二十三画 麟庆86    麟阳鄢氏族谱142、144 　　　　　　　　　　　　　　　　　　后　　　记    拙作写竟，颇有轻松感，也多少有一点欣慰之情：总算写出来了。纂著这样的东西，需要见识的书是非常地多（不一定是读得多），因为它既要有研究，又要求掌握各种信息（尤其是新信息），使其兼具学术性和工具性。所以撰写的时候，绍述一类又一类传记图籍，要将新鲜的内容讲出来，不免时有冲动，努力去作；可是越写越感到知识的不足，时间的不够用，压力也就与日俱增。现在勉强完卷，长长地舒一口气：暂时解脱了。    回过头来再看全书，深知有不协调、不准确的地方。如第二章介绍的书籍很多，对其中的多数书采取简约的写法，而那些书还是较比重要的，因为开始写，怕撰著分量过大，不得不然，可是到了后面，未见得重要的书，使用的文字倒不少，过录了相当多的原文，致使前后差异，多少失去平衡。本书基本上是按照文献体裁的类型，分出章节，交代它们所具有的人物传记材料，可是具体到一部部图书上，有的难于划归哪一类，因而本书将某些同类书放置在不同类别去解说，如档案章里讲到档案中的题名资料，第十三章又有题名专节，再如一些笔记型的书，有的写在第二章，有的则放到笔记专章，这是纂著时对某书侧重观其某一方面所致，于是出现标准不够一致的毛病，这亦是一种不准确。再一方面是对书籍内容理解上可能有误，这在眼下尚未发现（发觉就会改正了），不过一定会有（希望不多）。明末清初和清末民初的人物，本书虽有时代的取舍原则，具体做时，会因材料丰富的缘故多写了一些。行文规范和标点符号的使用上，偶有不一的地方。这一切，留待以后去弥补，所以前面说是“暂时解脱”。此种作品，要不停地补充新信息，没有止境的时候。    我友陈捷先教授慨然赐序，为不象样的拙作增色，特志，以表谢忱。    拙作的纂著，得到美国犹他家谱学会的赞助，该会沙其敏先生给予颇多的关注，于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写作此书，利用南开大学图书馆库本库、特藏部、线装书库的图籍，得到许多热情的管理先生和小姐的帮助，尤其是焦艳婷小姐，协助我查找年谱、日记两章的图书，且帮助复印资料，没有他们提供的便利，不可能在现时把书写出来，怎么能忘记他们呢！言谢亦未足表达感谢之情。我在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台北中央研究院郭廷以图书馆、淡江大学图书馆、中央大学图书馆、台北故宫博物院阅览图书、档案文献，得到许多先生、小姐的关照，于此一并致谢。                            著者   1997年12月7日                                   于南开大学顾真斋 又记： 　　书稿写就，试着同北京商务印书馆商洽出版的事，很快得到该馆接受梓刻的答复。在这学术著作出版难的今日，受到饮誉出版界的商务印书馆的垂青，令我欣喜的同时，更增加对该馆的敬佩之情，并感谢责任编辑任寅虎先生和他的编辑室诸位女士、先生的对拙稿的精心审阅。                                著者  1998年10月12日 　　　　　　　　　　　　　关于《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的说明 　　《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的书稿，系台湾商务印书馆于1992年梓行的《清史史料学》一书的姊妹篇，是史料学的研究专著。 　　书稿由前言、十四章暨索引组成，约35万字，另有作插图用的附录三百余件（出版时可大量简省），并有台湾大学陈捷先教授作的〈序〉。现在全部完竣，由电脑打印出来，并备有磁带拷贝，两种文本，均可供审阅。 　　书稿的内容，是介绍清代历史人物的传记史料的各种文献，意在告诉读者，有清一代以及明末清初、清末民初的人物，有关他们的传记史料都有那些图书，这些文献有何特点，有何版本，如何寻觅得到，怎样使用。书稿介绍传记文献的方法，基本上是按照文献的体裁分类去作，区分为列传体、碑传体、年谱、日记、尺牍（书信）、族谱、文集、方志、笔记、题名、像传以及档案中的传记文。对每一种传记文献体裁，先作出总体说明，次论述其中的传记文书的作者、写法、史料来源和史料价值，复次讲述如何利用这种文献和有关它的工具书，（全书最后再次介绍各种体裁文献的工具书，与各章之叙述不重复）。为让读者能对传记文献有较深刻的认识，书稿特设第一章研究清代以前传记体裁的发展及其类型。（书稿内容，详见附件〈目录〉）附录，皆系书影，涉及图书的序跋、目录、某个人物的传文、版权页及封面等，意在增加读者对图书的理解。要之，书稿是对传记体文献的研究性著作，同时具有检索人物传记图书的工具性。在这里尚需交代的是，本书不是人物传记，是为研究传记服务的。当然，为介绍传记史料，会涉猎到某些人物传，这可以说是本书副产物，而非主旨。 　　我写作此书，考虑到的读者面相当广阔，有史学（特别是清史及明史、民国史）的研究者和学生，传记作家，对传记有兴趣的人，对先世及其亲友的历史有兴趣的人，比如，若有人要为其某位先人作传，或写家谱，到那里去搜集材料呢？本书的族谱专章对此有所回答；又如要知道某个地区的不太出名的某人的历史，本书的方志专章亦能指出了解的途径。由于本书兼备研究性与工具性二重品格，故能够给读者提供查询传记史料的某些线索。 　　关于人物传记史料的研究，学术界有对一些具体著作的论述，以至有专著问世，如关于《史记》的著作就有数种，但是还没有一部对各种体裁传记文的总体评论，本书稿可以说是第一部，由于是研究专著，相信它会是传世之作。从出版上讲，本书初版的印数不会多，然会有持续印刷之可能。               　　　　　　　　                   冯尔康  1997年12月 　　　　　　　　　　　　　　《清人传记史料研究》插图目录 1   清国史馆撰《七十八传》草稿，2页，原件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第二章插图，书稿第22页） 2   清朝礼部咨送国史馆已故道员孙云锦政绩事实清册行文，1页（同上） 3   《清史列传》北京中华书局版版权页，1页（第二章插图，书稿第23页） 4   京师荣锦书坊版《汉名臣传》书影暨卷一目录，1页（第二章插图，书稿第25页） 5   《清代名人传略·根特木传》，1页（第二章插图，书稿第28页） 6   《〈清代人物传稿〉选录范围》，1页（第二章插图，书稿第29页） 7   《近代名人小传·许世英传》，1页（第二章插图，书稿第30页） 8   《清代毗陵名人小传稿》闺秀传目录，1页（第二章插图，书稿第32页） 9   阮元《研经室集》载《拟儒林传稿凡例》，1页（第二章插图，书稿第36页） 10  《畴人传》商务印书馆版封面，1页（第二章插图，书稿第37页） 11  《乾嘉诗坛点将录》书影，1页（第二章插图，书稿第38页） 12  《清画家诗史·蕴端》，1页（第二章插图，书稿第41页） 13  《异伶传·程长庚传》，2页（第二章插图，书稿第45页） 14  《明代千遗民诗咏·凡例》，2页（第二章插图，书稿第47页） 15  《新续高僧传四集·引用书目》，1页（第二章插图，书稿第51页） 16  《续比丘尼传》震华《自序》，1页（第二章插图，书稿第53页） 17  《碑传集》钱仪吉《序》，2页（第三章插图，书稿第57页） 18  《碑传集·类目》，1页（第三章插图，书稿第58页） 19  《当代名人小传·缪荃孙》，1页（第三章插图，书稿第59页） 20  《碑传集补》闵尔昌《序》，1页（第三章插图，书稿第60页） 21  《清代碑传全集·人名字号索引·凡例》，1页（第三章插图，书稿第62页） 22  《清碑传合集》封面，1页（第三章插图，书稿第62页） 23  《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封面，1页（第三章插图，书稿第64页） 24  《国朝耆献类征初编·郭兴时传》，1页（第三章插图，书稿第68页） 25  《国朝贤媛类征初编·吴希言妻黄氏》，1页（第三章插图，书稿第72页） 26  《滇南碑传集·编辑大意》，1页（第三章插图，书稿第73页） 27  《襄勤伯鄂文端公年谱·附录目录》，1页（第四章插图，书稿第77页） 28  《李申耆年谱·谱例》，2页（第四章插图，书稿第77页） 29  《吴梅村年谱·凡例》，1页（第四章插图，书稿第77页） 30  《阿文成公年谱》纂稿人，1页（第四章插图，书稿第78页） 31  《李   年谱·凡例》，1页（第四章插图，书稿第79页） 32  《张惠肃公年谱·采辑书目》，3页（第四章插图，书稿第80页） 33  《洪北江先生年谱》书影，2页（第四章插图，书稿第85页） 34  《李   年谱》书影，1页（第四章插图，书稿第86页） 35  《鸿雪姻缘图记·半亩营园》图、文，3页（第四章插图，书稿第87页） 36  《阿文成公（桂）年谱》台北文海出版社版目录及封里，1页（第四章插图，书稿第92页） 37  《郭嵩焘日记》原稿书影，湖南人民出版社版所载，1页（第五章插图，书稿第98页） 38  郭嵩焘最后一天日记书影，原载湖南人民出版社版，1页（第五章插图，书稿第98页） （38）郭嵩焘出使英国时像片（同上） 39  《补斋日记》书影，2页（第五章插图，书稿第101页） 40  《艺风老人日记》书影，1页（第五章插图，书稿第105页） 41  崔国英《出使美日秘国日记·序》，1页（第五章插图，书稿第107页） 42  《越缦堂国事日记·凡例》，1页（第五章插图，书稿第109页） 43  《清代名人墨翰续集》载黄绍箕借读日记之书启，1页（第五章插图，书稿第112页） 44  《忘山庐日记·人名索引·凡例》，1页（第五章插图，书稿第113页） 45  《近代中国人物日记丛书·刊行缘起》，1页（第五章插图，书稿第113页） 46  翁同   手札，1页（第六章插图，书稿第116页） 47  吴大   致陈介祺书，1页（第六章插图，书稿第116页） 48  吴大   致陈介祺书，1页（第六章插图，书稿第116页） 49  陈介祺致王懿荣书函面，1页（第六章插图，书稿第117页） 50  《尺牍新钞》海山仙馆丛书本封面，1页（第六章插图，书稿第119页） 51  吴修《昭代名人尺牍·序》，2页（第六章插图，书稿第119页） 52  于敏中致属员访求名贵图书函，1页（第六章插图，书稿第122页） 53  孙中山致邓泽如求援函，4页（第六章插图，书稿第123页） 54  陈尔士《听松楼遗稿》家书书影，2页（第六章插图，书稿第125页） 55  刘墉致诸弟函，1页（第六章插图，书稿第126页） 56  《秋水轩尺牍》书影，1页（第六章插图，书稿第128页） 57  天津《徐氏宗谱》衣言《凡例》，1页（第七章插图，书稿第144页） 58  天津《徐氏宗谱·凡例》，3页（第七章插图，书稿第144页） 59  道光《武城曾氏重修族谱》书影，2页（第七章插图，书稿第146页） 60  《戴氏先德传》封里，1页（第七章插图，书稿第147页） 61  《台湾区族谱目录》书影，1页（第七章插图，书稿第156页） 62  《美国家谱学会中国族谱目录·谱名索引》，1页（第七章插图，书稿第156页） 63  《清史稿》北京中华书局本版权页，1页（第八章插图，书稿第158页） 64  《清史稿·循吏传》目录，2页（第八章插图，书稿第160页） 65  《清史稿纪表传人名索引·例言》及四角号码检字举隅，1页（第八章插图，书稿第169页） 66  《清史稿校注·凡例》，1页（第八章插图，书稿第171页） 67  《清史稿校注·人名地名索引》，1页（第八章插图，书稿第171页） 68  《有关清史稿编印过程及各方面意见》封里，1页（第八章插图，书稿第172页） 69  《清国史分册总目》，2页（第八章插图，书稿第174页） 70  《养一斋文集目录》，1页（第九章插图，书稿第177页） 71  《梧门诗话》封面暨论方、罗二人诗，2页（第九章插图，书稿第190页） 72  《清诗纪事初编》论丁耀亢，1页（第九章插图，书稿第191页） 73  《邓石如研究资料》封面及目录，2页（第九章插图，书稿第193页） 74  《传记资料·编辑凡例》及《郭嵩焘传记资料目次》，4页（第九章插图，书稿第193页） 75  光绪《慈溪县志·凡例》，1页（第十章插图，书稿第197页） 76  嘉庆《泾县志·职官表》，1页（第十章插图，书稿第198页） 77  光绪《慈溪县志·同事职名》，1页（第十章插图，书稿第200页） 78  《八旗通志初编》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本封面，1页（第十章插图，书稿第205页） 79  《浙江人物志·梁德绳传》，1页（第十章插图，书稿第208页） 80  民国《怀宁县志·道艺序》，2页（第十章插图，书稿第209页） 81  《黄陂县志》书影，1页（第十章插图，书稿第211页） 82  《台湾近代名人志》第一册目录，1页（第十章插图，书稿第217页） 83  《台中县志·人物志·凡例》，1页（第十章插图，书稿第217页） 84  《清代台湾（台南）人物志·巡察台湾御史人物表》，2页（第十章插图，书稿第218页） 85  《台湾一百位名人传·胡嘉猷传》，1页（第十章插图，书稿第218页） 86  《台湾近代名人志》第三册连横传，1页（第十章插图，书稿第219页） 87  郎中庄健履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4页（第十一章插图，书稿第224页） 88  《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载引见排单，1页（第十一章插图，书稿第224页） 89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档万承苍履历片，1页（第十一章插图，书稿224页） 90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档严复履历，2页（第十一章插图，书稿第229页） 9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档柳国勋履历片，1页（第十一章插图，书稿第229页） 9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第一次留美学生名单，1页（第十一章插图，书稿第234页） 93  南开大学图书馆藏王襄童生考试证书，1页（第十一章插图，书稿第236页） 94  苏州织造李煦奏折，1页（第十一章插图，书稿第236页）   95  《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封面，1页（第十一章插图，书稿第237页） 96  《国立故宫博物院清代文献传包传稿人名索引》凡例及举隅，2页（第十一章插图，书稿第241页） 9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园头张顺家谱图（复印件及拍片），2页（第十一章插图，书稿第242页） 98  汪景祺印鉴，1页（第十二章插图，书稿第243页） 99  汪景祺《读书堂西征随笔·序》，1页（第十二章插图，书稿第243页） 100 继昌《行素斋杂记·自序》1页（第十二章插图，书稿第244页） 101 《清朝野史大观》引用书目，1页（第十二章插图，书稿第244页） 102 刚主跋英和《恩福堂笔记》，1页（第十二章插图，书稿第246页） 103 《养吉斋丛录》北京出版社本封面，1页（第十二章插图，书稿第247页） 104 北京中华书局《清代史料笔记丛刊》书目，1页（第十二章插图，书稿第256页） 105 谢国桢《瓜蒂庵明清掌故丛刊·序》及丛刊之一《交翠轩笔记》封面，2页（第十二章插图，书稿第256页） 106 北京中华书局版《旧典备征》封面，1页（第十二章插图，书稿第257页） 107 《国朝御史题名录序》，1页（第十三章插图，书稿第259页） 108 黄编、苏编《国朝御史题名》书影，1页（第十三章插图，书稿第260页） 109 《国朝贡举年表·例言》，1页（第十三章插图，书稿第265页） 110 荣禄堂改名荣录堂启事，1页（第十三章插图，书稿第265页） 111 钱陈群像赞，1页（第十三章插图，书稿第268页） 112 黄丕烈像赞，1页（第十三章插图，书稿第268页） 113 梁士贻摄像，1页（第十三章插图，书稿第268页） 114 郑板桥行吟图，1页（第十三章插图，书稿第268页） 115 何   高像及自题诗，1页（第十三章插图，书稿第268页） 116 周盛传画像，1页（第十三章插图，书稿第269页） 117 蒲松龄授徒处摄影，1页（第十三章插图，书稿第270页） 118 《清代学者像传·例言》，1页（第十三章插图，书稿第270页） 119 禹之鼎为黄与坚画像，1页（第十三章插图，书稿第271页） 120 邓石如画像，1页（第十三章插图，书稿第271页） 121 陈裴之与汪端画像，1页（第十三章插图，书稿第272页） 122 《清代传记丛刊》目录表，7页（第十四章插图，书稿第274页） 123 《清代传记丛刊》提要，1页（第十四章插图，书稿第274页） 124 《清代传记丛刊》索引目次暨编辑例言，3页（第十四章插图，书稿第274页） 125 《三十三种清代传记表》，1页（第十四章插图，书稿第275页）

湖南临湘姚郑保

姚波宗亲辛苦了!感谢你为家族做了大量的工作!

人中王

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不如谷物丝麻的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