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书铭中篇小说《清明》解读 舒 智

安徽宿松姚氏

清明时节雨纷纷  

——姚书铭中篇小说《清明》解读

舒  智

姚书铭从2009年清明回老家上坟，情绪受到父老乡亲的激发，灵魂得到列祖列宗的启示，两年多来寝食难安，披阅无数，数易其稿，终于为读者奉献了一部9万余字的中篇小说《清明》（《丹水》2011年1期）。《清明》虽不能说字字看来皆是血，但其中确实凝结了作者大半生的情感和阅历，不难看出是作者数十年辛苦不寻常的结果；虽与字字珠玑的传世之作尚有不小的距离，而且也存在一些细节的缺憾，但通篇确实不乏令人击节的片段和令人怦然心动、潸然泪下的章节；更可贵的是作者以回家乡上坟的大款捐来路不正的钱做善事为由头，引出了一场不同价值观的各色人等联袂表演的悲喜剧，表现出难得的社会认识价值，达到了相当的艺术水准和高度。虽然限于自己阅读范围，不敢横向比较说《清明》在近期商洛乃至陕西中短篇小说作品中占有什么地位，但却可以肯定地说，这是作者从《拾到蓝里都是菜》到《地软》之后的一个高峰之作，是一览众山小的那种高峰。当然，这里的高峰是作者自己的高峰，众山也是作者自己的众山。

蜕变者的艰辛

翻开《清明》，看到一个自十六七岁离乡背井、只身在城里闯荡２０多年、已拥有近亿身价、６年没有回家的中年人，回到没有多大变化的、依然能把车都陷在路上的老家，我就不由得眼前一亮，欣喜之情油然而生。作者叙述的故事尽管依然发生在小小的姚家楼子，但由于引进了有不同生活背景从而代表不同文明的人物，肯定会为我们纠结出比原来作品更加复杂从而也更加震撼人心的故事来。

众所周知，尽管姚书铭携《拾到蓝里都是菜》而受到商洛文坛的关注，这个受人关注的作品集中也确实有许多炫人眼目的吉光片羽，既不乏状物细致入微令人会心一笑的速写，也有鞭辟入里令人大呼过瘾的杂文，但整体而言，却很少有能够称得上小说的文字。尽管其中《红小兵自白》、《中学生自白》这样篇幅较长的文章，凝聚着作者青少年时期的血与泪、爱与恨、灵与肉，也不难从中发现作者写小说的努力与探索，但由于没有很好地把握作者、叙述者和作品中人物的关系，或者说作者没有自觉地拉开与叙述者的距离，过分拘泥于生活的真实，从而扼杀了叙事文学应有的想象空间，反而使作品失去了文学的真实，也就自然失去了文章的可读性和感染力。真正让人们把姚书铭当小说作者来看的是他的《地软》，该文由于塑造了地软这样一个一根筋式的姚家楼子农民，让人眼前一亮，过目难忘。但由于作者在此以前没有让人记住的小说作品，难怪有些评论者在高度评价之余不无担忧地指出，这可能只是作者的“灵光一现”。平心而论，虽然《地软》由于着力刻画了别具特色的“这一个”而受到了好评，但作为普通读者的我却一直觉得，这个中篇由于作者把人物和场景固执地限定在姚家楼子那个太过逼仄的天地里，难免给小说格局造成了小的感觉，螺蛳里毕竟难做大道场呀！正由于此，当看到大款麦秸开着宝马回老家上坟时，我难于抑制内心的激动，作者这一回给我们提供了农村与城市、工业与农业、亲情与乡情交织碰撞的广阔背景，我们有理由拭目以待。

作者没有让我们失望。《清明》叙述了一个十分简单的故事：大款麦秸回家上坟，把车陷进了家乡几十年不变的坑坑洼洼的牛路上，从而萌生捐钱修路的想法，但由于受到钱来路不正的质疑，从而放弃修路而修坟，最终既修了坟也修了路。这个故事脉络尽管简单，但由于作者刻意布置了亲情（麦秸与麦苗）、爱情（麦秸与小米）、乡情（麦秸与熟地）几种情感的矛盾与纠葛，暗衬着传统文明与现代文化的冲突与较量（根子与麦秸），一系列性格丰满，栩栩如生的人物纷纷登台，就来路不正经的钱能不能造福乡亲，能不能为乡亲所接纳和接受，表达了各自不同的态度，在姚家楼子这个小天地里，上演了一出既令人啼笑皆非、也令人唏嘘不已的悲喜剧，深刻反映了当代乡村乃至中国不同价值取向的碰撞冲突。

一般而言，静态的、性格定型的人物比较容易刻画，而变化的、成长中的人物相对难于把握。而好的小说大都能为我们奉献出成长变化的鲜活人物形象，这种现象在长篇小说中更加普遍。中短篇小说由于文字的限制，人物塑造可以腾挪的时间空间就受到了很大的局限，要在尺幅之中见变化，须臾之间见成长，就要求作者有深厚的艺术功力并付出更大的努力。《清明》以麦秸回家上坟这短短七、八天时间里心理变化过程来布局结构、展开情节，充分显示了作者艺术的自觉和不俗的功力。

麦秸在家乡是一个带有传奇而神秘色彩的大款，有钱自不待言，加上对钱的来路的诸多猜测以及对个人私生活的各种传闻，就自然成了家乡虽然并不是人人见过面但却是人人皆知的知名人物，难怪镇上戴大盖帽的人可以对熟地耀武扬威但却不能不给麦秸面子。尽管他是地道的农民出身，但由于少小离家，在城里生活时间比在家乡生活时间还要长，加上青少年时代家乡的记忆苦涩远远多于甜蜜，造成了对老家的生疏和淡漠。但回到唯一亲人姐姐麦苗一家仍然生活于斯的家乡，看到那把自己小轿车陷进泥坑的牛路，就自然萌生了捐钱修路的想法。

作者强调麦秸和家乡并没有深厚的情感联系，是为了说明捐钱修路的心理基础是为了留名。“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耳！”麦秸在这一点上和西楚霸王的心理似乎是相通的。加上乡村政治家村长稻黍为了政绩以立碑、将牛路更名为“麦秸路”为诱惑，更坚定了捐钱修路的信心。但出乎意外的是，自己的一片好心竟然引起熟地对钱的来路的质疑，对立碑留名的强烈反对。这质疑和反对不仅使麦秸与熟地反目成仇形同陌路，而且决定把修路改为修坟。

麦秸这一过激的情绪化反应当然和他“13岁死了妈，16岁死了大”，从小成为孤儿养成的“狠劲”有关；也和他成了大款后的暴发户心态，听不得不同意见有关；更和他觉得别人不理解他的艰苦努力，不谅解他的艰难蜕变有关。

马克思早就指出：资本家为了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利润，敢于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百的利润，敢于践踏人间法律；为了百分之三百以上的利润，敢于冒着绞首的危险。这种情况在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原始积累过程中表现的尤为突出。由于我国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和逐步完善只经过了短短的３０多年，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不经过了数百年发展历程。从共时性的角度来看，３０年走完别人３００年的历程，无疑是非常伟大的人类壮举。但从历时性的观点来看，要在３０年里内走完别人３００年的路程，一方面制度完善性方面就不可能在一个层次和水平上，简直不可能同日而语。我国市场经济地位长期得不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承认，更大程度上与我们法治尚未成熟完善不无关系。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大言不惭地宣称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但我们的法治建设大多却尚处于法律制度建设的水平。另一方面，资本原始积累一般而言都是血淋淋的、丑恶的，但人家经过了３００年，当时从事原始积累的人都早已灰飞烟灭，而我们只经历了３０年，现在大款的“第一桶金”（原始积累）并不都是十分干净的，不排除一些非法所得，连现在胡润富人排行榜上的精英也少有例外。何况有一些麦秸式的大款还没有完成原始积累，还在从事着血淋淋的丑恶的交易。

好在我国法治建设进步神速，铤而走险、公然践踏人间法律的经营活动正逐渐减少，市场秩序正在进一步规范。形格势禁，大多数有钱人都已经完成了华丽转身，连麦秸也在进行着艰难的蜕变，用他的自我反思表述就是，“自己第一步，是挣了不干净的钱，自己的第二步，钱也很不干净，自己的第三步，是个华丽转身。” 试婚女友小米表达的更加准确，麦秸“是一个人，是一个人渣式的人，是一个正在清洗人渣气味向往变成人精式的人。”

在这种意义上说，我们国家的富人尽管享受着金钱带来的无上荣耀和无尽荣华，但却也承受着更重的心理负担。西方现代资本家早已忘记（或装着忘记）了祖先见不得人的原始积累过程，现在都表现出若无其事、堂而皇之、道貌岸然的样子，而我们的大款却或多或少都难于摆脱原始积累的原罪感。难怪黄光裕事件后之，许多有识之士大声疾呼不要再查富人的原罪，不然，会有更多的人倒下，会影响国家正常的经济秩序。而麦秸式的没有完成转身的生意人就更加朝兢夕惕、提心吊胆，一方面要“陪银行税务市管公安方面的人打麻将，手气背了一输好几万”，一方面为了生意不惜行贿寻找保护伞，日子过得并不像外人看来那么风光。

在别人眼中，麦秸的转身不管在他自己想象中有多么华丽，大家还是一眼就发现了转身中难免露出的肮脏尾巴：正在被整顿的黄经理们的娱乐场所所上缴的利润占麦秸总利润总额的３０％左右，而黄经理经营的恰恰是“卖人肉”的勾当。但就麦秸而言，真是甘苦寸心知，长期在社会底层生存使他知道钱挣得如何艰辛，为了挣钱，他失去了两任夫人和两个孩子；长期受苦使他对金钱看得比别人更重，于是，３０％的利润就成了他舍不得割掉的肮脏尾巴。麦秸也很委屈，自己明明经过了大幅度的产业结构调整，已经完成了华丽转身，“兄弟只留着一个不干净的尾巴，而兄弟娱乐总汇百分之七十以上的钱，都是干净的呀。”别人为什么对这些努力和牺牲都不以为意，却总是一直盯着他不干净的尾巴？于是，出于对不被理解、谅解的逆反，这个不干净的尾巴也就变成了别人摸不得的老虎尾巴。

但家乡毕竟不是他的公司，家乡人说话并不会像手下那样看他的眼色。于是就有了熟地的质疑、反对和破口大骂，就有了姐姐的争吵和伤心痛哭，就有了试婚女友借题发挥的歇斯底里大发作。而这些不仅是摸，简直就是在揪着他的老虎尾巴不放呀！对于乡情他可以不要，和熟地可以翻脸不认人；但亲情他可能不要吗？爱情他可以不珍惜吗？因此姐姐、女友骂了他吵了他以后，他只有忍着心痛到野外去吹风。

家乡温暖而带着野性的春风促使麦秸完成了蜕变。对黄老板的破口大骂，不接苦心经营的保护伞打来的电话并将手机扔进火堆，以及接受熟地赠与的一袋麦仁，暗示着麦秸终于行将忍痛割掉自己那个肮脏尾巴了。

麦秸是尚未完成原始积累的有钱人的代表，这种人在中国当下是一个不小的阶层，因此，麦秸的转身在当代社会无疑具有十分典型的意义。麦秸在亲情、爱情、乡情的纠结中终于完成了艰难的蜕变，姚书铭借助麦秸、小米、熟地、根子等形象的成功塑造，也完成了从一名散文写手向一个小说作者的艰难蜕变。至于这个蜕变是否像麦秸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华丽，是否一下子就由毛毛虫蜕变成了蝴蝶，由丑小鸭蜕变成了白天鹅，读者们都看在眼里，麦秸和作者想必也洞若观火，心明如镜。

爱恨交加的女人

正所谓爱之深而责之切吧，麦苗和小米是对麦秸爱得死去活来而又恨得牙根痒痒的两个女人，而正是这种爱恨交加的情绪，为麦秸的蜕变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心理动力。

当然，麦苗的爱是姐弟之间的亲情。麦苗是典型的农村妇女，生活的艰辛并没有磨去她性格中的棱角，依然泼辣率真，说哭就哭，说笑就笑，说打就打，说骂就骂。当然，她也难于摆脱生活环境的局限，她恪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信条，对弟弟的家庭状况深为不满而且担忧；她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试婚的做法，到后来都把小米的行为视作“疯格儿倒势”，都在怀疑小米的小屁股能不能生孩子，但她却真诚地觉得弟弟把别的女人睡了就要承担责任娶人家为妻；她不理解城里新潮女人的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怕小米光腿杆子冻着急忙拿毛裤给她穿，当发现小米没有自己睡却和弟弟滚到一个床上，就不禁怀疑并直接提醒弟弟“该不是人家睡剩下的吧？”作者敏锐地捕捉到城乡文化冲突带来的生活细节，并逼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让人忍俊不禁。

但作者这些铺垫倒并不纯粹是为了增加小说的趣味性和幽默感，而是着意展示城乡文化及生活方式的差异，给姐弟吵架寻找扎实的心理依据。情感上的亲密和文化上的距离，加重了姐姐对弟弟工作生活的担心，姐姐真诚地怕弟弟出事——“麦苗的心老揪着，她一直害怕，害怕兄弟出事，如果兄弟出了什么三长两短，要那么多的钱有啥用呢？没用啊没用，那就一点用处也没有了啊！”

正是姐弟兼具母子般的深情——“妈死得早，这个姐就是自己的妈呀！”——使得姐姐在知道了弟弟挣的钱不干净后，说出了要是父母“知道坟头上的钱不干净，他们在墓里头咋能睡得安然啊！”这样的狠话，做出了要去挖坟的狠事。以至于让麦秸感觉“熟地那一闷锤，叫他的心口疼了一回。姐这一闷锤，比熟地那一闷锤还重。”

小米是比麦苗更为复杂的形象。因为爱情比亲情少了割不断的血缘联系的纽带，要叫小米在麦秸华丽转身中承担与麦苗相同甚至更重要的任务，作者就在小米身上花费了更多的笔墨。如果说麦秸亦城亦乡的生活经历，决定了他尽管已经是城里人但却还难免有乡下人的烙印的话，那么小米就是地地道道的城里人的代表；如果说麦秸长期的社会底层经历决定了他的粗鲁和痞子气，那么小米因家庭出身及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文化背景，就自然成了现代文明的化身。城里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二十多岁的小米首先是作为新人类被定格的，她对农村事物新奇所表现的一惊一乍，她和麦秸当街接吻呼啸而过，她拿着照相机满村拍照，她帮熟地卖麦仁时当街叫卖，真活脱脱是一个潇洒任性不管不顾的可爱小太妹。

但小米的职业是秘书，她的职责是帮助老板处理繁杂的日常事务，所以她除了天真活泼的一面外，还有干练泼辣、察言观色、办事周全、工于心计的一面。她故意在麦秸和熟地之间润滑调停，她帮助熟地免于被大盖帽带走，她在城里替麦苗一家购物，以及她对麦秸冷面外甥女的刻意笼络，她与村长关于明着修坟暗着修路的合谋，无不表现出她有着王熙凤式的精明和管理天赋。

更耐人寻味的是小米的爱情观。和麦苗的怀疑相反，我体会，小米是一个珍惜爱情而且相信爱情力量的奇女子。麦秸漂亮的牛眼，麦秸从社会底层跃升为大款所表现出的能力、麦秸粗鲁激烈性格对文弱知识女性的吸引力，都是小米和麦秸试婚的原因，但两个人走到一起的更深层原因是，小米相信爱情的力量，特别相信自己爱情的力量。“小米见证着人在蜕变时期那一种痛苦，她不想过分地逼他，她愿意把自己的爱情献给他，用爱来给他蜕变的力量，同时让他在爱的甜蜜里，减少那自己用刀割自己的痛苦。她和他睡在一个床上，能够感觉到爱情的不可言喻的大幸福，也能感觉到爱情无法言说的大折磨，同时又觉得爱情的软弱无力。”

这一段心理描写充分说明了两人相爱时小米的心理动因。所有美女内心深处都隐藏着一个美妙的梦想，那就是通过爱情改造男人。七仙女怀着这个梦想下凡了，白娘子怀着这个梦想嫁给了凡夫俗子许仙，小米怀着这个梦想与麦秸试婚（我总觉得麦秸与小米试婚，是小米主动提出的，是为改造麦秸而耍的小伎俩）。她之所以“觉得爱情的软弱无力”，是因为太希望毕其功于一役。其实，她的爱情确实在麦秸的蜕变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点连麦秸也心知肚明，“这个神马都是浮云的女子，给了他爱情，也给了他由人渣变成人精的信心。”麦秸的这段心理活动就泄露了天机。但这种蜕变无论是速度还是程度与小米的期望都还有很大差距，她终于发现这次回乡探亲是促使麦秸完成蜕变的一个绝好机会，熟地给麦秸造成心理的触动她是感同身受的，麦苗与麦秸间的姐弟深情她也是了然于心的，于是她抓住姐姐怕弟弟出事的关切之情，并故意利用了这一点，不但挑起了姐弟的争吵，而且迫不及待地主动加入了争吵，一下子就打破了一直维持的家庭那温情脉脉的和谐气氛，逼着麦秸割掉不干净的尾巴。

麦秸在两个对自己爱恨交加女人的联手行动中，痛苦地完成了蜕变。痛苦的麦秸其实是有福的，人生能有麦苗这样的姐姐和小米这样的女友，夫复何求！当然，要交小米这样的女友，首先得有麦秸这样的经济实力，要不然小米那花钱如流水的做派，几天还不把人折腾的非卖掉裤子不可？

传统文化传人的尴尬

美国作家诺曼•梅勒曾经说过，作品中每个人物或多或少都有作家的影子，换句话说就是，作品的人物无不是作者性格某一侧面的曲折反映。作者是典型的西北汉子，有着生冷蹭倔的性格特征，因此《清明》中的人物尽管性格迥异，但却都带着火爆的底色，连麦苗、小米这样的美女发起火来也能把人烧死。全篇只有根子和老成是例外。其实，姐夫老成是作为姐姐麦苗的反衬而出现的，因此真正的例外只有根子一个人。也许作者是有意把根子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来塑造的，所以就尽显温柔敦厚的风采。比如，根子在麦秸父母坟上的那段讲话，尽管满含讽喻劝导之意，但内容却又是多么曲折隐晦，表达方式又是多么委婉含蓄，我初看时也只道是寻常的主持词，直至紧接着看到作者借麦秸的心理活动故意做的提示，才琢磨出，看似寻常话，其中有真意。

是的，作者无疑是刻意把根子作为传统文化的代表来塑造的。小说中的根子姓姚，而当根子把姚姓的起源一直追溯到三皇之一的舜时，当然是在暗示根子就是五千年中华文明的传人。当作者通过小米之口说出根子身上带着孔夫子气时，当然是在提醒根子传承的就是传统文化的衣钵。最有意思的是，作者把根子的职业设定为传道授业解惑的教书匠，而这个教书匠退休以后，在九十多岁的高龄，竟干起了“自费为姚家楼人修家谱”的行当。这个别有意味的细节，不正暗示出根子自觉以传统文化的整理者、传播者、继承者自居吗？

这个传统文化的传人，表面上受到了所有人的尊重，本质上却透露出难于言表的尴尬。作者让根子代麦秸书写了一份古奥典雅的祭文，不但只有初中文化的麦秸看不懂，麦秸在小米的帮助下死记硬背地表演了一番以后，全村人起哄者众多，但却也没有一个人真正听懂了，真正懂了的只有小米一人。那么，真的是如孔老夫子所说的“祭神如神”吗？全村人倾巢出动，搞了那么声势浩大的仪式，难道真的只是在哄骗鬼神吗？而且，以麦秸父亲在阳间的受教育程度，其在阴间的魂灵恐怕也难免会不知所云吧？这个极富黑色幽默色彩的情节，不正象征出当前传统文化的尴尬处境吗?个别人声嘶力竭地呐喊，只有个别人真诚地理解并同情，而广大的为生活奔波的市民，更广大的为生存忙碌的农民，既没有闲情逸致欣赏，就是偶尔有了空闲，恐怕也没有几个人能听得懂。真是弦断有谁听？真是古奥典雅奈何天？

更加耐人寻味的是，就是这个根子，是出于对麦秸父亲“老正人”人品的敬重也好，出于抹不开面子也好，甚至是出于想感化麦秸也好，或者有更深的我们不能领会的深意也好，却给熟地都不屑于用称去称的、“来路不正钱”的持有者、从城市回乡上坟的麦秸，写了墓碑、起草了祭文，而且主持了祭奠活动，这就不能不令人感受到根子的无能为力、无可奈何。根子的无能为力、无可奈何，并不是这个文学形象的不成功，而恰恰是这个文学形象发人深省之所在。温柔敦厚的根子所表现出的软弱，不正是当下社会传统文化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无所适从、进退失据尴尬处境的逼真描绘、绝妙写照吗？

但要说作者是在自觉表现传统文化的进退失据，倒真是冤枉也哉！作者在麦秸修路立碑的努力失败后，特意设计了一段对话：

麦秸说：浪都靠外国货币带起来的，在那鬼地方，有钱能使鬼推磨，还能使磨推鬼。

根子爷说：那好啊！给你一个亿，你把你大的相片放大挂到天安门楼子上去，可办得成？

麦秸说：爷这玩笑开大了。

这是根子对“有钱能使鬼推磨”哲学的最有力的质疑，也是根子与麦秸最直接的交锋。在这段对话中，根子确实占了上风。且不说根子在这段对话中是不是站在传统文化角度立论的，但就这段对话而论，逻辑的胜利决不能等同于现实的胜利，对话中占到上风，并不见得一定真理在握。套用一句曾经用烂了的话：事实胜于雄辩。在实际社会生活中，把他大像挂不到天安门，就一定能表明有钱能使鬼推磨哲学的破产吗？河南省太康县城，不就新建占地４００多亩的天安门广场了吗？重庆忠县黄金镇，不就把政府办公大楼修成了克隆版的天安门了吗？我要郑重声明的是，我在这里并没有半点为“有钱能使鬼推磨”这种腐朽哲学辩护的意思，这种思想无疑是应该受到批判并唾弃的。我只是想说，产生于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农业社会的传统文化，面对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已经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工业社会，已经失去了起码的概括、阐释、说明、批判的能力。不能正视这个问题，正是根子们的悲剧所在，也是泡沫化的国学热的悲剧所在。

单一道德论者的悲剧

麦秸尽管是作者投入感情和笔墨最多的人物，但人物形象塑造最成功的却是熟地。熟地不仅是给情节展开提供动力的人物，而且，从艺术上来说，熟地也是充分地完成了的、具有完整独立意义的形象。

熟地形象的独特意义在于，作者精心把卖麦仁的熟地塑造成一个过秤人的身份，他不仅是在给麦仁过秤，而且是在给社会中的每个人过秤，是通过卖麦仁搭石子的多少在给社会过秤。那么，接踵而至的问题就是，熟地有没有过秤人的资格？这是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问题。按理说，人人心里有杆秤，谁都有资格称别人，谁也都逃不出被别人称着的命运。但中国几千年的专制统治是自上而下推行的，上边人可以称下边的人，下边人根本没有起码的言论自由，也就失去了称上边人的资格。我不一定同意你的意见，但我尊重你发表意见的权利，这一民主的基本规则对中国人简直是天方夜谭、痴人说梦。因此，中国自古就崇尚“沉默是金”的箴言，遇到大小事，人们的基本态度都是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保持死一样的沉默，最多不过是交头接耳、挤眉弄眼、窃窃私语、叽叽喳喳，很少有仗义执言，恣意放言者。像熟地这样公然为社会及社会上的人过秤的人，在改革开放以前是不可能出现的，出现了也会像张志新一样被割断喉管。所以，熟地是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新的政治生态的产物，熟地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民主政治进程已经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熟地是中国艺术长廊中的新形象。

值得欣慰的是，作者在塑造熟地形象时，遵循了严格的现实主义原则，不夸张，不溢美。作者用逼真的细节向我们展示了，满怀真诚的熟地，却得不到人们起码的理解、同情和尊重。麦秸的不谅解，大盖帽的不尊重，卖麦仁时围观人的调侃，黑豆的轻蔑甚至准备打他。与根子超然事外，平淡冲和的情况相反，熟地始终笼罩在忧郁激愤的心情和耻辱无奈的感觉之中，一腔真诚只能转化为激愤，转化为呼天抢地，于是，熟地的唯一出路就只能是变成比愤青还愤青的愤老。

如果我们抛开熟地的忧愤无端，慷慨任气，平心静气地给过秤人也过一下称，就会发现，熟地的秤是以道德为准星的。而问题的实质在于，道德能不能作为衡量社会的唯一标准？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可划分为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维度，道德只是文化中的一部份。用这一部分来衡量整个社会，无疑是难于公允的。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就深刻地指出:“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这里有双重意思，一方面，每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方而，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

熟地的秤不仅是以道德为准星的，而且采取的是向后看的价值准则，持的是“道德滑坡论”的观点。他不明白，曾经有过的美好而一元的清平世界，那时的国情非常特殊，是在社会经济低水平运行、完全封闭的情况下实现的价值观统一。现在的中国向世界开放，与世界沟通，不可能也不应该再倒退回去。而且他仅仅看到在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社会存在着不断升级的腐败现象，只看到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盛行，社会冷漠、见死不救现象增多等。他没有看到，公民道德变得越来越适应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道德不再与经济相分离。人们追求利益，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恰恰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个人的自由解放，恰恰给社会带来了无限的生机与活力。即便是熟地自己，是愿意回到那噤若寒蝉的时代，还是愿意在牢骚满腹的同时继续做社会的过秤人？

当然，熟地认为麦秸的钱来路不正并进而鄙视他，无疑是有道理的。但来路不正的钱能不能办公益事业？办了公益事业能不能留名？这些问题却远比熟地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假如修牛路的钱不是麦秸捐的，而是外国人或者是港澳台的同胞捐的，熟地还会提出钱来路正不正的质疑吗？而且，熟地反对的并不是接受来路不正钱为村民修路办好事，而是办好事后立碑留名，这在逻辑上就留下了漏洞，难道不立碑人们就不知道是谁出的钱了吗？就可以对钱的来路睁只眼闭只眼或者置若罔闻并从而心安理得了吗？难道真的名不正就言不顺了吗？难道中国人的面子就那么重要吗？

作者通过想促使麦秸转身想为麦秸留名的小米与想捞政绩的稻黍合谋，从而既修了坟又修了路，实现了大团圆，留下了光明的尾巴。这个结局尽管缓释了作品应有的张力，影响了作品应有的深度，但却真是拯救了熟地。试想，如果真是由于熟地修路不能立碑的执拗使修路搁浅，麦秸拍拍屁股又回城里过声色犬马的生活去了，熟地又将怎样面对仍脱不掉胶桶桶鞋的姚家楼子村民们质疑的眼神？千夫所指，无疾而终，面对这样的眼神，熟地能安之若素吗？即便大家什么都不表示，熟地因自己的原因而影响了家乡的发展，他能心安理得、泰然处之吗？

熟地无疑是作者设置的与主人公相对立的道德化人格。但熟地是道德的吗？熟地在别人往麦仁里边掺同样颜色石子的时候，他是不掺石子，而是把小石子放在边上，走的是所谓的明路，由害人的掺假变成明明白白的缺斤少两。当然，掺石子带有坑蒙拐骗的性质，无疑是不道德的，与这种不道德相对的应该是不掺任何东西而且斤两充足。明明白白的把石子摆出来，在这一点上来说，熟地是诚实的，因而可能算是含有道德成分的，但是明确的缺斤少两又很难说是道德的。这个既不是完全道德的也不是完全不道德的非道德情节的设置，也可看出熟地对市场秩序混乱的一种反讽和对市场经济规律的无奈。熟地这种计划经济哺育出的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他的容忍、迁就、无奈是一种常态，有时连洁身自好都难于做到，某种程度的反抗也只能以近乎反讽的形式出现而已——因为在市场无序的情况下，连可怜的洁身自好，有时也是要以牺牲利益为代价的——这可能也正是生活的本质。所以我们在熟地称石头的佝偻的背影中，看到的更多的是无能为力的苍白和苍凉，也有一种心有不甘的焦灼和暴躁，还有一种反讽和冷幽默。

多余的话

前面曾经说过，姚书铭在《地软》之前没有让人记住的小说作品，但并不是说，他此前没有创作过小说。早在1978年他年方20风华正茂的时候，就在《延河》和《故事会》同时发表了他的处女作《一朵新花》。这篇完成于1975年17岁时的作品，尽管很快就被人淡忘，但却在他的心中埋下了做一名小说家的理想的种子。并且很大程度上得力于这篇小说，他被县文化馆招为专职创作人员。在此之后，尽管工作屡有变化，但对小说创作的一往深情却从未间断。我甚至固执地认为，他在1977年以往届生身份参加高考落榜后没有继续参加后来的高考，尽管有家庭条件困难等诸多客观因素，但处女作点燃的小说家理想使他心无旁骛未尝不是主观上的原因之一。

处女作赋予他理想的同时，也给了他沉重的包袱。1978年以后我国的小说创作理念和实践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跟踪文坛小说创作的新动向越久，咀嚼中外名著越多，越觉得抛开原有写法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伴随着少年得志的狂傲之气的逐渐消失，他开始了对小说写法真诚而艰苦的探索和实践，当这种狂傲之气消磨殆尽的时候，他终于形成了自己的美学趣味，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小说写法。基于这样的觉悟，他后来把处女作并不当作小说，而戏称为讲故事。

可以说，他后来的探索实践都是在自觉地摆脱处女作的阴影，有意识地反其道而行之。由于那篇作品以叙述故事为主，因脱离生活而缺乏细节刻画，注意了故事的快节奏而模糊了人物形象，于是，他后来的小说创作中，特别注意生活节奏对小说节奏的决定性影响，特别关注细节的魅力、迷恋细节的真实，刻意用生活流来结构小说，刻意用场景的不断转换来淡化故事情节。看了《清明》，我们有理由为姚书铭渐趋成熟且别具一格的小说技巧感到高兴。

但优点和缺点总是一个硬币的两面，长处超过了一定度的界限往往就会变成短处。矫枉过正，过犹不及。注意细节的真实无疑是优点，但对尿罐子、尿垢的逼真描写，总让人觉得有自然主义的倾向，而且多得几近稠密的细节描写容易分散读者的注意力，使人感到杂乱无序，抓不住人物性格的发展线索；生活中鲜活语言的使用，无疑会增加小说的生动性，符合性格特征的人物语言，也是优秀小说的基本要求，但脏话满篇，特别是对“日”、“咥”等方言土语的过多使用及带有玩味意味的解释说明，不由叫人怀疑作者的美学趣味；场景描写容易给人以现场感，但纯粹用场景推进故事，概述用得太少，就难免使故事推进缓慢，给人以迟滞的感觉；粗犷、朴拙是一种极高的美学境界，但把握不好，极易流为粗糙；必要的铺垫是过渡到高潮的必要准备，但把所有铺垫集中于小说开头，这种慢热实在是对读者耐性的极大考验和挑战。

自弗洛伊德之后，“人格决定于少年儿童时期” 已被西方心理学奉为圭臬。出生于五六十年代的人因为少年时期，正是中国最为狂热、躁动的年代，几乎所有人都为了被后来实践证明为错误的虚妄理想而激动不已。沧海桑田，世事变幻，不管当年的少年后来被生存的重担挤压折磨得怎样颓废甚至玩世不恭，但在心灵的某个角落里总还会或多或少地残留着那个时代遗留的理想主义的光华。正是这点残留的光华，使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怎么也变不成80后、90后那样的嬉皮士。

我通过姚书铭新浪博客下面的阅读和评论，点击了很多商洛作者的博客，看到一些自娱自乐别无所求的快乐文字，但看到更多的是一些心存立言理想、立志于文学创作者的作品。其中，愁云惨淡者有之，鬼气逼人者有之，气壮山河者有之，行云流水者亦有之，自成一格，各逞其能。就艺术造诣而言，大多都超过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可发表的水平，有的直逼当时轰动一时的作品。如果单就语言的功力、布局结构的水平而论，有些甚至超过了当时的获奖作品。

但真可谓，时运不济，命途多舛。五、六十年代人好不容易练就了一手花团锦簇的好文章，文学却失去了轰动效应，风生水起的网络阅读把纸质阅读威逼得几乎没有了生存空间；好不容易学会了上网开博客，自己严肃真诚的作品却掩没在更多的大众消费化写作之中，加上市场化的炒作风起云涌，不向庸俗低头，不与市场共谋，要想实现立言的理想，重温少年儿童时代的梦，确实增加了意想不到的难度。

每每在阅读这些博客之余，我透过书房铝合金窗户，看到已经沉入睡眠的城市中总有稀稀疏疏几个亮着灯的窗户，难免会想起霸王别姬时所吟唱的那首让无数后人潸然泪下的英雄末路的挽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项羽的慷慨悲歌使人不由得想起领袖的语录：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不由得想起孟轲的名句：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人和动物之间相差的那么一点点是什么，孟夫子没有明示，后人争论了两千多年也莫衷一是。我认为人之所以为人而不是动物的那么一点点，就是毛泽东所说的精神，也就是前文说的理想。理想可以有大小，也有实现和不能实现的分别，这些都不在孟子的视野之中，孟子关注的是抛弃还是保存心底，这才是庶民和君子真正的分野。是不是君子可以不论，但只要心存理想，起码不至于沦落到整天吃喝嫖赌，不至于在麻将桌边虚耗了生命。尽人力听天命，如果把着眼点放在天命上，当然有宿命论的意味，但如果知天命所限还能够极尽人力，不正是十分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吗？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多么崇高的人生境界啊！本来关于《清明》的评论就已经枝枝蔓蔓地犹如懒婆娘裹脚，但心有戚戚焉，又忍不住写了这些多余的话，真是自作孽，不可活。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2011年-6月-25日

——摘自《丹水》2012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