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行,为此和美国人争吵不休。上海是吃进口小麦的一个城市,为此那时小麦不准再进口。花生油进口、玉米进口,同样存在“含黄曲霉素”多少的问题。“四人帮”不承认世界普遍订立的标准,如苏联、西德等订立含50单位以下可进口;而提出要特殊标准:订立非5单位以下不能进口。在粮食等进口问题上便经常吵闹。外贸部出口的货品,外国根据他们人民的习惯,要求按照他们提出的样子制做。不行,不能违背“独立自主”。有的货品钉上“中国制造”的牌子,外商要求可否不要钉此招牌,允许他们拿回去钉上他们的牌子,比如订购中国大华衬衫厂衬衫,是北京“天坛”牌,外商希望换用他们的牌子,因为那牌子在他们国内已打开市场。不行,这是“卖国主义”,对所谓“中性包装”一概反对。外商说多给钱,多给钱也不干,我们要向全世界证明那货品是中国人做的。货物卖大包装时,外商要求拆改为小包装,不行,不许改。他们说不改不好卖,那就不订合同,否则就是“洋奴哲学”。当时,锡箔、纸钱、通书、观音堂、观音菩萨像,一律是迷信,不许卖。要卖就许可卖阿庆嫂、刘胡兰塑像,否则便是“宣传封建迷信思想”。
“我们没听他的”,他笑起来:“只上海一地不卖。上海派人去广州交易会造反,一见到卖那些就造反。上海出产的‘中华’牌香烟,他们一定要卖价订得最高、最贵,说是它的名字代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问他们何处有此规定……”
他针对当时外贸出口上的这些问题及纠纷,曾作了报告,一律实事求是地分析、批准,允许外商要求,可以不订牌子,可以改包装……
“加工出口绸缎,问我上边印圣母像、印蒙娜丽莎行不行? 我说可以、行。”他笑道:“1975年在国务院务虚会上,人大副委员长李素文批评说‘听一个部长讲话,如果不知道他名字,还以为他是外国人!’”
1976年就是这样一个极左横行、无知为上,投机者跋扈的年代,天灾人祸纷至沓来。1月8日,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于305医院。民心哀痛,群情激愤,外贸部群众也准备了花圈上街。当时中央决定不许上街开追悼会,周总理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请出被半打倒的邓小平致悼词。
不许上街游行送花圈,群众很有意见,六兄急去国务院代民请命。华国锋、李先念、纪登奎同志均在,说是中央已做决定,不能上街,已布置了警卫人员净街。他说:“不让上街恐怕不行。”华国锋说:“你们把大门关上,在院里怎么闹都可以,就是别上街!”
当日人们自动集结,沿街哭送总理灵车,悲痛、沉默的人群一直延伸到公主坟,才渐渐少起来。
1976年秋天,他又遇见了另一件事端:外贸部和东南亚某国进行一项贸易谈判,对方官员要受贿才肯成交,而我方不许行贿。
“贿赂的事是不好公开讲的”,他说,“在国外也是不合法的,但不给外商贿赂,贸易便谈不成。对世界各国的贸易中都存在有一个‘行贿’的问题。我们自己人不许受贿,绝对不许受贿;对外贸易却是‘行贿’不可避免,和一些国家的贸易因不许‘行贿’而告吹。”
据说有一项向某国外商的投标,我方不动声色地在伦敦为外商存上了一笔美金,这已超过了1% 到2% 的佣金。向外商示意后,外商于是把投标给了中国。
“送礼还要讲一点‘投其所好’。”六兄笑着说:“比如送国王礼物,先要了解他喜欢要的,他的老婆、小老婆想要什么,要多少克拉的宝石,是发红光、还是发蓝光的……这样办,买卖就做成了,不给贿赂,不送礼,送礼不周,买卖就做不成。所以我主张我们的人不可受贿,对外贸易‘行贿’不可避免……”
据此种种情由,上海来了好几批人,把大字报贴到了外贸部院子里,批判姚依林,企图把他打倒。
他的心脏病适时发作,便借机找李强、柴树藩同志商议:“我干脆去住医院,住它几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