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依林——百夕谈

姚波

姚依林——百夕谈

作者： 姚锦 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

• 内容简介
• 作者信息
  

　姚依林是中共高层政要，八九十年代曾任国务院副总理、政治局常委，长期主管经济工作。这是一本对姚依林的访谈录。与众不同的是，它是由姚依林的堂妹姚锦与其所作的跨时两年、长达43次谈话的实录。姚依林与堂妹的促膝交谈，更亲和、更随意，详述了自己不平凡的人生历程，也披露了中共党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的台前幕后，颇具史料价值。

姚波

编辑推荐姚锦 中共党史出版社

　　以寡言著称的姚依林，竞作百夕谈，实在难得……因为姚讲话很少，也很少写文章，这本回忆录性质的“百夕谈”就弥足珍贵了。

　　——王梦奎（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姚依林百夕谈》意到笔到，随心所欲，不受一般格式束缚，更像是两人唠家常，却也把姚依林的一生生动地介绍给了读者。它真实的历史价值是任何其他叙写他的传记作品难以取代的，因而有独立存在的价值。

　　——《传记文学》编辑部

　　姚依林的堂妹、作家姚锦，从1984年4月到1986年3月，两年间同姚依林作多次长谈。百夕谈者，言其多也，实数是43次。谈话内容，多为姚依林数十年之亲身历见。姚依林同意在他去世后发表。

　　——王梦奎（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姚波

内容简介姚锦 中共党史出版社

　　姚依林是中共高层政要，八九十年代曾任国务院副总理、政治局常委，长期主管经济工作。这是一本对姚依林的访谈录。与众不同的是，它是由姚依林的堂妹姚锦与其所作的跨时两年、长达43次谈话的实录。姚依林与堂妹的促膝交谈，更亲和、更随意，详述了自己不平凡的人生历程，也披露了中共党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的台前幕后，颇具史料价值。对这些内容，姚依林同意在他去世后发表。姚锦是作家，她的文笔灵动自然，语言亲切感人，加之几十幅独家历史照片，使本书图文并茂，生动可读。

　　该书还附录了姚依林传略、中央纪念姚依林的文章等，是了解、研究姚依林及其生活时代的丰富文本。

姚波

《姚依林百夕谈》 第一部分

　　我端详着他的容颜：方额大脸，眉目疏朗，虽较“文革”前苍老，但眼底笑痕依旧，精神分外矍铄。那惯于沉思的目光和善于微翘的嘴角，神态镇静自若，显出非凡的毅力。

姚波

父母身世及大家族生活姚锦 中共党史出版社

　　谈话主题：

　　父母身世及大家族生活

　　我端详着他的容颜：方额大脸，眉目疏朗，虽较“文革”前苍老，但眼底笑痕依旧，精神分外矍铄。那惯于沉思的目光和善于微翘的嘴角，神态镇静自若，显出非凡的毅力。他一向不讲究穿着，总见他在家穿着陈年旧衣，足下一双轻便的圆口布鞋，现在换上了一双旅游鞋。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特别是近两年党中央制定的各方面政策在落实和推行中已见成效，革新之举大刀阔斧，体制改革大势所趋，人民经济生活日有好转，精神生活舒畅开放。我对他讲了周总理纪念程砚秋的讲话，希望他能够及早回顾历史，总结经验。

　　他微笑着，头句话对我说：“我怎么能和程砚秋先生比呢，他是一代大师。”

　　“很谦虚。”我说，“这样，先谈一谈参加革命50年当中，你最难忘的斗争生活是哪一段吧!”

　　“49年，还不到50年。”他立即认真地更正我。

　　“好认真!”

　　“当然，不能虚报一年。”

　　“那，是哪一段呢?”

　　他想了想，说道：“最难忘的还是‘一二·九运动’的一段。”

　　“为什么?”

　　“那时候一切从亲自参加的群众斗争实践中来。”他眼望前方，缓缓地说：“一切办法都是和大家一起从斗争中得来的，是真正切合实际、有创造性的。”

　　“那，后来的斗争生活就不是切合实际、有创造性的?”

　　我当然领会他并非此意，只是想激他多说几句。他说话言简意赅，习惯于有问则答。

　　“后来大部分时间做机关工作，方针政策有安排，照办就是。了解下情更多的是看文件，听汇报。”

　　“不是时常出去调查吗?不是还去‘私访’过吗?”

　　“当然有调查。都是不如亲身参加的好!下到基层，省里、县里、区里的领导都跟着下去，这样也就难以听得周全、贴切。‘私访’是很难办的!我有一次，以后谈。”

　　据我所知，他十四五岁时就读于上海光华大学附属中学。那时正是1931年日寇侵占我东三省的“九·一八事变”发生之时，他在抗日爱国运动的激励中，在当时参加了“共产国际互济会”的同学刘艺生的影响下，对国民党统治当局的劣政深怀不满，已感觉到有一个不同于黑暗腐败的中国现状的另一理想世界，他寻觅、探索，愿舍身奋斗，循此前进。那时他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资本论》、《反杜林论》，以及一些时而遭查封、时而改名复刊的进步刊物，并热情地走上街头，和上海青年们一起参加抗日示威游行。他18岁考入北平清华大学，在那儿逐步地卷入革命激流之中，参加了革命组织，成为“一二·九运动”的主将之一。他历经复杂的斗争，至今却更加怀念着青年时代那与群众脉搏相通、苦乐与共、认真求实、群策群力的斗争生活，感情是真挚的。

　　六兄谈起十四五岁时的革命热情，他的眉目舒展的笑容显得很天真。他说起一位当年身为国民党中央银行副总裁夫人的姨母对学生抗日救亡运动有意见，她认为日本侵略中国是因为日本人厉害，而不是因为国民党蒋介石不抵抗。他对姨母的话听不入耳，竟和姨母大吵了一顿。小辈儿的“失礼”，使自视甚高的姨母非常生气。

　　“那时你住在姨母家吗?”我问。

　　“不是。”他微笑着对我慢条斯理地说：“你四爸姚捷勋①,号曰继枝，1917年他去世时我三个月，出生在香港。他死后，你四妈蔡亦民带着锦新五姐和我投奔了二爸。二爸姚凌，号曰绍枝，他们兄弟都是因爷爷叫宝枝得名。二爸是当年江苏武进县县知事，死前在上海文史馆任职，他抚养我们到我五岁。你四妈是浙江吴兴人。思想比较开通。擅长英语，在洋学堂任教。她不愿儿女在武进县上学，把我们带到上海读书。你四爸在民国初年是广东海南岛琼崖水上警察厅厅长，死后下葬到江西南昌。因为爷爷原是清朝江西巡抚的一等幕府，好比今天的一级秘书，所以江西有祖坟。下葬费用是二爸、五爸、还有你的爸爸老六几个兄弟集资办理。你四爸去世后有三千银元抚恤金，四妈拿到这笔钱没有动用，在杭州买了一栋房子出租，用租金和她教学的束脩供我和五姐生活、读书。我们的生活是节俭的，我们三口人虽然是姚氏大家族的一支，但并没有在大家庭中共同生活过。”

　　我想起过去家里珍藏的一张合影，男女老幼几十口人齐着花团锦簇的服饰：妇女们穿斜襟圆下摆短衣、百褶长裙，男人们着长袍马褂。大家排列成行，围绕着端坐当中的一位老太太。老太太盛装吉服，怀里抱着一个婴儿——我，前排一侧站立着8岁的六兄。这是庆贺奶奶八十寿辰的“全家福”留影。

　　“有一张大合影，不是有你吗?”

　　“是啊。那是我第一次参加大家族聚会。当时五爸姚国桢，他号曰幼枝，任交通部部长兼交大校长，又兼烟酒督办。你爸爸姚震，号曰次枝，任司法总长、大理院长。他们两兄弟住在一起，都属安福系段祺瑞幕府，一个要权，一个搂钱，互相勾结。民国十六年北洋军阀垮台之后，他们才退隐，迁京做了寓公。当年就是五爸用专车把我们母子三人从上海接到北平庆贺奶奶八十寿辰。我们在北平东四十条住宅住了十天。”

　　他眯眼笑着，回忆起那十天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

　　“第一，奶奶八十寿辰那天，我和几兄弟在院子里玩，我折叠了一顶纸帽子戴在头上跑；不但我戴，还教会了几兄弟都戴上纸帽子在院子里跑。结果，挨了十三姑婆一顿骂。我至今记得……第二，当年男人磕过头之后，还要打千儿。你四妈是洋派，准许我磕头，绝对不许我打千儿!第三，当天妇女们都穿着大红百褶裙，惟独你四妈因四爸去世，穿的是粉红裙子，奶奶不知四儿子已去世，便问：‘四太太为什么穿粉红裙子呢?’旁边人告诉她：‘四太太是洋派!’……第四，奶奶问：‘四老爷为何不来庆寿?’告她：‘去海南岛出公差去了。’她又问：‘为什么四太太不跟着去?’有人骗她说：‘四老爷另娶了一个带去了。’……第五，十一条有几处院落，每天我和兄弟姐妹在前院大厅共餐，早餐总有几大盘：千层糕、松花蛋、炸果仁……我们在上海的早餐只有一个面包，从未吃过这样丰盛的早点，给我印象很深。”

　　陈旧的记忆已成趣闻、奇景、怪现象，这些被历史车轮碾碎，被时光淘汰的轶事谈资，使我们由衷地大笑起来。

姚波

初入清华四件事姚锦 中共党史出版社

　　谈话主题：

　　初入清华四件事

　　我去时，他正伏案工作，一灯独明，满室静寂。他收拾起大书桌上的东西，起身相迎。今天他的面色很好，血压不高。

　　同去的有女儿元元和侄女欣欣。他们带去小录音机，打算悄悄地录下六兄所谈，却忘记了带电线插销。两人坐下相视而笑。

　　“笑什么?”六兄见到，便问，“元元高兴，是不是拿了第一个月的工资，想请我吃肉粥?”

　　两个姑娘嘻嘻地笑起来。

　　“啊，录音机。”他发现小录音机，微笑道：“要偷录?”

　　“六舅紧张吗?”

　　“紧张什么?”

　　“那么不偷录，公开地录，可以吗?”

　　“当然可以，可是有什么可录的?”

　　他在叙谈之前，告诉我一件事：在“文革”中，说是陈伯达老婆处有一份陈伯达写的什么“一二·九运动提纲”，揪斗他时，便一再要他把“一二·九运动”和陈伯达联系起来。所谓的那份材料却始终未给他看过。根据事实，他不能胡乱去联系，每天便被追问不休。当时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录音机对着他，命令他谈“清楚”这段历史。那时录音机还是新鲜玩艺儿，他说当年对此倒并不紧张。……小录音机唤起了他的不愉快的回忆，当然，我再也不给他录音了。

　　他今天谈起1934年秋由沪抵京，入清华大学化学系读书时的几件事。我头一次听说六兄原来是学化学的，他去天津做地下工作时才入工商学院读经济系，也是作为掩护。

　　“由于到清华大学以后接连地遇见了几件事，”他回忆着说，“才把我这样一个有民主感情，对共产主义有朦胧认识的青年最终推到了革命阵营中去。”

　　他叙述事情习惯条理化，总是第一、第二地谈下去。

　　第一件事，初入清华大学，满心欢喜，万没想到会遭遇新生被接待的第一关——“拖尸”。“拖尸”是英文“TOSS”的译音，这是美国高年级学生欺负入学新生的顽皮手段，清华大学的高班生把它照搬过来，年年例行。他去体育馆新生报到处报到，见到高班生在场内围了一圈，命令报到后的新生做各种动作才放行。如不服从，就被几个人架起抛入游泳池中。他报到后被带到场内，命令他用鼻子去顶一个球，这必须趴在地上才办得到，高班生在旁边看了大笑。有几个女同学不愿意做，都被架起抛到游泳池中去了。这件事使他感到受辱。新生异常气愤这种欧美舶来品的恶作剧，议论纷纷，群起反对。于是，他和同学们一起，为此团结起来发表了一个《反TOSS宣言》(这个宣言可能是同班同学杨述执笔)，在学校里形成了一个“反TOSS”运动。

　　接着，在欢迎新生的联欢晚会上，每个班的同学都戴一顶圆顶纸帽。高年级同学戴黄色的、红色的，偏偏让新同学戴“绿帽子”，这也是有意欺负新生。他们抵制戴“绿帽子”，新同学都不去参加迎新晚会。这使高班同学生了气，到处打听新生闹事的带头人，传言夜间袭击，要抓头头扔到游泳池里去。新生齐心合力，准备好了刀、棍、石灰袋子，摆出“武斗”之势。这一来，高班生才未敢夜犯。当时一年级新生有三百多人，涌现出一批活动积极分子，从此他们抱成了团儿。

　　第二件事，清华大学成立了一个世界语学会，号召同学学习世界语。当时的世界语学会分为两派，一派是绿色世界语，是老派，提出的口号是：“用世界语为世界和平而斗争!”另一派则是以清华大学为主的新派，红色世界语派，参加的同学都有一点社会主义思想，他们提出了新的口号：“用世界语为社会主义而斗争!”

　　他就是在“红色世界语派”的学习班中结识了当时的北平师范大学同学周小舟，决定了自己的生活道路。

　　第三件事，1934年下半年，吴玉章在苏联海参崴教中国工人学习新文字。拉丁化的新文字在当时推广很快，扫盲成效不小，于是在国内教育界兴起了新文字运动。北京以清华大学为中心，因开展新文字运动联系了河北农村许多教师。当年，他在世界语学习班上认识了一个思想进步的邮务员王经方，此人二十来岁，在清华大学邮局工作。他和王经方两人商议，共同办了一个《北方话新文字》不定期刊物，得到了邮局康局长的支持。他们两人的干劲很大，学校12点熄灯后，他们时常点燃蜡烛刻版印刷，一直工作到凌晨，有时熬个通宵。他起了一个假名字，叫“王婉莹”女士，于是很多用新文字写来的信寄给“清华园邮局王婉莹女士”收。他们两人便忙着连夜复函，寄去刊物。《北方话新文字》小册子便这样地通过邮局分发出售，广泛地联系、团结了校外的有志之士。

　　第四件事，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冯友兰教授在新年休假期间去欧洲旅游，乘西伯利亚火车经苏联回国。清华大学同学在社联(即社会主义科学工作者联盟，党的外围组织)的领导下，在清华大学组织了一个“现代座谈会”，请冯友兰教授作报告。冯友兰讲了旅欧见闻，也如实地介绍了苏联的情况。隔日，国民党特务宪兵第三团便来清华大学抓走了冯友兰，说他是共产国际特务，关押到蒋介石的保定行营。但三天之后，蒋介石下令把冯友兰教授释放了。抗战时期，蒋介石请冯友兰去担任他的中国哲学史老师，这是后话；当时冯友兰教授因被扣押非常生气，清华大学同学们也因此事更加认识了当时的政治斗争形势。

　　经过了这几件事，他的革命思想在实践中逐步发展，1934年冬天，经周小舟介绍，他参加了革命组织。当时参加的是“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乃宋庆龄主办，总会设于沪，各地均有分会，是当年党领导下的许多外围组织中重要的一个。

　　“且待下回分解吧?”我看他今天谈兴甚浓，怕他过于疲劳，血压又会直线上升，连忙请他就此打住。

　　两个姑娘已听得全神贯注，静默无声，把所闻录进了心里。

姚波

外围组织和地下革命活动

　　谈话主题：

　　清华生活及参加党的外围组织和地下革命活动

　　今天约谈很有意义，恰好是青年节。他全天国务繁忙，晚上又在看文件；但他一谈起来便专心致志，沉浸在青年时代斗争生活的追忆中，交谈两个小时，尚无倦意。我感到六兄又回到了风云变幻、风尘仆仆的青年时代。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可能效法欧洲，慑服于挑起大战的威廉二世的权威吧，中国有些父母喜欢为孩子命名为“威廉”。他因出生香港，需用英文名字报户口，小时亦被命名“威廉”。母亲又叫他克广，“克”是大家族兄弟们的排字：克番、克文、克新、克明、克和、克广、克安、克祜、克荫、克敬、克治、他排行第六。“广”取意出生地点，也寄托着母亲的希望。入大学后，同学们都不称其名，只呼一声“姚胖子”。据他说参加革命后一直无名，被简称“姚胖子”，去天津工作时曾用假名“许志庸”。直到冀东暴动后，部队发给每个人四元津贴费时要定个名字，他想起上海曾借给他进步书籍阅读的人叫薏林，就随口给自己定名为依林。

　　我回忆起他被呼为“姚胖子”年代的模样，他时常穿一件肥大的深灰色长袍，显得身材伟岸。他虽胖，却不臃肿，高大又较灵活。当年在天津家中的房顶大露台上，他和我们弟妹们玩“划拳”，比赛“迈大步”，他总是赢的。我出剪子，他出拳头；我赶紧出巴掌，他又出剪子。玩“迈大步”他几大步就跨到了墙根脚，是常胜将军。在我们的印象里，他那时是一个和蔼可亲、对我们循循善诱，风里来、雨里去，总不得悠闲安静的神秘兄长。

　　今天他谈起参加了“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的情况。周小舟介绍他和蒋南翔同时加入了这个党的重要外围组织。周小舟当时是四年级学生，他们是二年级学生。

　　1934年底，时值寒假，周小舟从市内来清华大学找他，给他带来了自卫会的传单——《告同胞书》，要他翻印散发。他会刻蜡版，也会印刷，便立即通过在清华学生会中办事的同学取来了印刷工具，办起来都不难，传单很快印好了。他想了一个主意，趁晚间无人时去清华图书馆，悄悄地把《告同胞书》粘贴到每个报纸夹子下边，让报纸把它掩盖，次日同学们去看报时便可发现它。

　　“那时的心情是，又怕人家知道参加了革命组织；可又想让人家知道自己很革命。”他对我笑着说。

　　当时参加过自卫会活动的，据他所知还有黄诚(“一二·九运动”中入党，后曾任学联主席、党团书记，1942年在上饶集中营牺牲)和吴承明(后去美，成为高级知识分子)。当时与他同屋的同学杨述(后在延安搞青年工作，解放后任北京市委宣传部长，1983年病逝)参加了另一个党的外围组织，他们彼此都未说明，两人合办过一个刊物，名《东方既白》。这是本政治刊物。他和杨述都擅长英文，刊物上发表的翻译文章，是两人从《共产国际通讯》和《共产国际半月刊》英文版摘译转载的。他们时常去逛北京饭店中楼外国人开办书店中的法文图书馆，现在是北京饭店售卖旅游品处。他们常在那里购书。国民党不得罪洋人，在外国书店里可以买到许多可供翻译的进步书刊。后来他正是首先在英文版的《共产国际通讯》中看到了中共中央《八一宣言》。“一二·九运动”后才读到吴玉章主编的巴黎中文版《救国时报》上发表的这个重要文件。那时去逛东安市场的旧书摊，也是令他神往的事。他和书摊主渐渐厮熟，售书人经过对买主的长期观察，心里也有了数。这时，摊主便主动地伸手到案子下边取出一些“禁书”递给他，马克思、列宁的著作都可以买到，只是售价贵一倍。

　　他们的刊物是拿到南池子北口的一家小印刷厂去印刷。印刷厂叫“大学出版社”，清华大学校刊、周刊、副刊均在此处印刷，所以也同意收印《东方既白》，但收费也贵一倍。刊物印出后，他和杨述拿出去卖，最方便的是托熟识的书摊代销，代卖一角双方对分，他们只要半数即可。

　　“那么，你们出刊物，经费从哪儿来?”我问道。

　　“都是自出成本”他说。于是他很熟悉地向我介绍起1934年、1935年的北平及清华大学同学们的经济概况：“当时清华大学大体上最便宜的生活费，一年要一百二三十块大洋。每学期住宿费20元，洗衣费6元，伙食一个月2至6元，按平均5元计算，一年60元。另外给工友2元。一个中等水平生活的学生必需费用全年合计88元。当时呢，大洋一块可以换270个大枚；一个窝头两大枚；一个烧饼两大枚；一块大洋可以买100个鸡蛋；一袋洋面是40斤，3块大洋。……你四妈每月给我20元，我一年有240元。当时最穷的学生一年120元，最阔的学生一年有1000元。我属中等偏下的水平。我记得有一个阔气的学生，那是上海永安公司的小老板。一般同学办事才进城，坐清华校车，来回要四角钱。他每周进城吃馆子，看电影，跳舞，一年做两套西装，这样的同学是极少数的。我们除吃饭日用之外，就把余钱用作购买进步书刊、印刷出版报刊和联系同学的活动费……”

　　我想，他年轻时就胸中有“数”，能着眼经济分析情况。六兄的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不是来自教条主义或个人浪漫主义的，而是非常现实，脚踏实地，通过一步步的实践经验和对社会政治经济调查的独立思考所得出来的牢靠认识。

　　当年他以校为家。四妈为了儿子，在距清华大学三里路的燕京大学左边，名曰成府村的地方，找到几间房子安了个家。房子是三间北屋，两间西屋，一月3元。锦新五姐擅长音乐，那时已从清华大学前往德国音乐学院留学。家中只有四妈和长期为伴的一个江西籍老保姆魏老太。母亲自然希望每天见到儿子，但儿子却忙得很少有时间回家。当时，国民党宪兵第三团动不动地就去清华大学抓人。第三团团长蒋孝先乃蒋介石嫡系亲信，“西安事变”中被东北军击毙。国民党宪兵三团异常嚣张，多次搜捕学生。六兄很痛心地看到一些高年级同学被抓走了。这些同学都是清华党的外围组织的成员，他们在进行活动中暴露而遭逮捕。他记得其中一位山西同学李一清，当时被抓走，后被释放。60年代李一清曾任广东省省委书记。当年国民党宪兵三团的所作所为不断地激起同学们的气愤，也使他的革命信念更加坚定，活动也更加积极，顾不得回家去转一转了。

　　1935年上半年，蒋介石突抵北平，住在中南海。国民党当时已开始在各院校实行军训，清华大学自不例外。当年清华大学校长是梅贻琦，后任国民党教育部长。军训教官名肖健，30多岁，是黄埔军校毕业生。为讨好蒋介石，肖健命令学校一、二年级学生一律穿上军服，带干粮袋，背上长枪和子弹袋，列队步行进城，由学校一直走到中南海门前，向蒋委员长致敬。同学们走得非常疲劳。致敬完毕，军训教官又令同学们列队步行回校。同学们都说：“走不动了!”教官令大家走到西直门外才可解散。这时，六兄在队伍中忍无可忍，和几个同学大喊起来：“就在这儿解散吧!”一边喊一边带头把长枪、子弹袋都扔到地上了。同学们群起效尤，一哄而散。那位军训教官呼喊不住这三百多人，最后只好雇了一辆排子车把扔得满街全是的长枪和子弹袋拉回学校去。后来军训教官查问不出这次闹事的头头，对一、二年级学生特别客气起来。

　　与此同时，发生了一个新情况。

　　1935年春的一天，六兄回家吃过晚饭，因住处距燕京大学很近，他萌发了一个新想法，便立即行动：趁夜晚去燕园，悄悄地走入燕大图书馆，照老办法粘贴了自卫会的传单。没料到他刚走出图书馆,便迎面遇上了一位过去认识的同学陈絜(解放后曾任福建省政协委员)，久不见面的陈絜一把握住了他的大手，却沾了满手浆糊。

　　次日，陈絜赶来清华找他，因为陈絜一到图书馆就发现了传单，知道是“姚胖子”所为。陈絜匆匆赶来找他，说明自己在福建读书时便是共青团员，一直在找组织，这次可找到了!于是，六兄把陈絜介绍给周小舟。自此，通过陈絜认识了燕京大学的一批革命青年，其中有王汝梅(即黄华)，还有龚澎等等。

　　从此之后，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的革命青年沟通了关系，他们活动的领域也更加扩展开来。

　　还记得那天，他回忆起当年情景，分外欢快，谈到军训教官的狼狈状，开怀大笑，索性边谈边脱下了鞋和袜子。

姚波

30年代中期清华学生中左右翼的斗争

　　谈话主题：

　　30年代中期清华学生中左右翼的斗争

　　1935年的暑假，他记忆中有两件大事。

　　那年暑假，清华大学的学生、教师、军训教官都回家度假日，左翼同学们互相商议好，大部分留在学校。学校的惯例是：暑期选举学生会委员，管理校刊的出版和接待新同学等等工作。这样，左翼同学的多数人便在暑期学生会中当选了。他们推选出当时一位不左不右的同学刘毓珩(解放后名陈其五，曾任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1984年逝世)担任了暑期学生会主席。在暑期的两个月中，左翼同学掌握了清华大学周刊、副刊的编辑出版权。当接待新同学入校时，左翼同学们宣布废除“拖尸”——“TOSS”制度，改为入校新生时事测验，由此也了解了新同学对抗日、内战等问题的政治态度，发现了许多有进步思想的同学。他们主动地去团结新同学，这些新同学也因废除了“TOSS”，对暑期学生会的工作很满意。暑假过后，轮到学生会重新正式选举。过去清华学生会大权是被掌握在不问政治、完全与校方保持一致的同学手中，这次正式选举时，暑期学生会的主席、委员们因得人心，均被选上。自此，清华学生会大权便掌握在左翼同学手中了。

　　1935年七八月份，黄河泛滥成灾。消息传来，同学们奔走相告。自卫会北平市委负责人周小舟找六兄和几个同学研究为黄河水灾发起救灾活动。由于当时北平尚无左翼的公开组织，在发起救灾活动中也就可组织起一个公开的机构。据他回忆，当时周小舟找了六七个人，记得清楚的有俞启威(即黄敬)。黄敬比他大5岁，时年23岁，北大数学系学生(解放后黄敬任机械工业部部长,1958年逝世)。另一位是女一中学生郭桂英即郭明秋（曾任教育部顾问)。另一位是彭涛，辅仁大学学生(解放后彭涛任化工部部长,1961年逝世)。他们当时找了一个隐秘的地点开了好几天会。开会地址是西山一位法国人的别墅。这是黄敬学农业的四弟给找的地方，别墅的主人回国了，女主人因和黄敬四弟的友好关系热情地招待了他们，并给他们烧饭吃。

　　8月份，他们讨论通过了组织一个公开团体“黄河水灾赈济会”，会址设于女一中。

　　女一中学生郭明秋颇得她的校长孙荪荃的赏识。女一中校长孙荪荃参加过国民党左派，当时已脱离国民党，后与也是国民党左派的谭平山结婚。孙荪荃当时和左翼教授张申府时有来往，思想开通。经郭明秋与之私下商议，她立即表示支持，在南长街女一中最后一进院落里，借了一间非常宽敞的房子给赈济会。于是，赈济会有了个好据点，便推举了女一中学生吴闺箴担任赈济会主席，出面到国民党北平市社会局申请公开立案。国民党见是公开团体，也准予立案，赈济会随即在报纸上发表了一则消息，欢迎各方面人士踊跃参加。这个救济机构成立之后，几十个大中学校的学生组织便来参加了。于是，六兄作为清华大学的代表正式参加了黄河水灾赈济会，并担任了秘书长。

　　参加赈济会的学校组织，一部分是过去参加革命活动的学生，有此机会，自动集结，满腔热情地赶来；也有的是以学生会名义参加的，如清华、燕京、东北大学等。后来知道，有一部分是北平地下革命组织通知他们来参加的左翼同学。赈济会把大家组织起来分头走上大街小巷为黄河水灾募捐，在社会上形成了声势，募捐活动开展得很快，他们向通衢闹市的群众募捐，有的人给几角银币，有的人给几个铜子，由8月募捐到10月，三个月下来竟募集了一千五六百大洋。因此，赈济会得以派出一个代表团携一千块大洋赈济费赴山东救灾。清华大学的救灾代表是三班参加社联的同学牛荫冠(解放后牛荫冠曾任商业部副部长、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当时自卫会的同志们均在赈济会的公开名义下欢送救灾代表团赴鲁，在北平火车站举行了欢送仪式。

　　募捐所得的五六百块大洋余款则有了更大的用处。

　　六兄慢慢地计算着说：“当年宋庆龄捐了三百大洋；清华大学张申府、民国大学潘怀素、中国大学吴承仕等左翼教授捐了二百大洋；连同赈济会留下的那五六百块大洋，这就是‘一二·九运动’、‘一二一六运动’的经费来源。用这些钱，还办了《学联日报》。”

　　赈济会秘书长要组织大家出去募捐，还要管好钱，工作异常繁重。这个阶段，在他大学二年级的下半年，他经常是在城里，白天东奔西跑，夜晚常换住处，除了住在女一中，更多时间宿于南长街北骑河楼的清华同学会旅舍。这旅舍房租5角一天，相当昂贵。因此，他和黄敬在“一二·九运动”前后租到了间破陋民房，当时租市内民房一间每月一元五角，他们租住了两间，两人合住了几个月。

　　清华大学是学分制，出门不必请假，外宿无人过问，上课也不点名；但有注册课登记学生旷课次数，旷课超过三分之一者便开除。他总是注意不超过三分之一。为怕母亲担心，他没有把自己的事告知母亲，也注意在一定时候抽时间回家看看，所以老母亲以为他住在学校安心读书。这情况一直维持到他不能不全身心投入革命时为止。

　　“文革”中调查敌伪档案，发现当年姚依林是敌伪立了案的。当时清华大学有国民党特务活动，后来知道清华大学学生宿舍工友和海淀区国民党党部有联系，国民党特务曾监视他的活动，只是搞不清在干些什么，是否为共产党。当时清华大学有国民党的公开组织“励志社”，是国民党蓝衣社的外围组织；“诚社”是国民党CC团的外围组织。两社人数不多，在校内有些活动。“一二·九运动”之后，清华大学1200个学生，他们只能招集去200人左右，左翼同学掌握的学生会能招集到800人左右；尚有约200人不参加政治活动。当时清华有全校开会的大礼堂和开同乡会的被称为“同方部”的小礼堂，同学们把学生会呼为“大礼堂派”，把国民党公开组织呼为“同方部派”。

　　当年尽管校内有宪兵三团抓人，有特务告密，也压制不住左翼同学追求真理的热情和舍身奋斗的精神。左翼同学的革命活动因形势需要已从校园逐渐扩展到了社会。“黄河水灾赈济会”把北平进步学生联合了起来，进行了公开的社会活动，意义是深远的。

姚波

与周小舟、彭涛、黄敬、郭明秋等共同组织

　　谈话主题：

　　回忆与周小舟、彭涛、黄敬、郭明秋等共同组织

　　“学联”；与“左”的“北平临委”的分歧

　　今天是星期天，下午4时到他家，院里很安静。花草树木在阳光下郁郁葱葱，太平花秀丽典雅，芍药花雍容大方。尤其是院落当中如巨掌般伸长挺立着的一株老雪松，经冬之后愈见巍峨。不知怎么，我感觉这株老雪松是他的象征……

　　今天他所谈内容十分深刻，他回答我提出的一些问题后，便侃侃而谈，思路回到了1935年之秋。

　　当时华北形势日趋紧张，日寇借着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何梅协定”、“冀东谈判”，加紧策划侵占华北。国民党坚持反动的不抵抗主义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对敌寇献媚，步步投降；对爱国抗日行动则取缔镇压，华北、北平面临沦亡的严重威胁。

　　当时我党却正处于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领导下，1934年春天，中国共产党北平市委已遭敌破坏。党组织中出现了不少叛徒，市委委员均被捕，组织破坏极严重，一直未能成立北平市委。但共青团北平市委未被破坏，依然在战斗。天津的河北省委决定在此关键时刻让共青团北平市委代理党工作，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北平市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临委。当时共青团市委书记姓王，人呼小王，东北中山中学学生，是个共产党员(解放后名王学明，曾任财政部副部长，“文革”后期逝世)。小王以共青团市委书记之职担任了临委书记。

　　自卫会的几个人，彭涛入党较早，是临委委员。周小舟未参加临委，师大毕业后任女中国文教师，逐步脱离了自卫会，专门去做教师工作，后成立起“教职员抗日救国联合会”。周小舟在转走前，于1935年夏介绍姚依林入了党，并告诉了他当时北平党组织被破坏的严重情况，用意是要他警惕叛徒。周小舟曾指给他看一个叫高佳流的师大学生，说是此人即是叛徒，极坏。这个叛徒是世界语班的。由于高佳流的出卖，不少进步同学被国民党抓走，直到已无人可出卖时，便想法制造假的。高佳流自称是共产党员，骗取进步学生信任，吸收他们“入党”，然后出卖，把那些同学抓走。此人当时已有三期肺结核病，后不知下落。

　　临委成立之后，面临一个重要问题：在“黄河水灾赈济会”的救灾工作结束后，如何把北平学生更好地组织起来?北平学生在募捐救灾活动中已显示出了团结奋斗的力量。彭涛为此找姚依林和黄敬、郭明秋商议，他们主张组织一个公开合法的群众抗日组织“北平市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扩大原赈济会的组织力量，使之转变为政治活动。彭涛把这个建议带到临委会上讨论，临委对此却有了争论，一度争论得使临委会只好休会。

　　要不要搞一个这么庞大的合法群众性抗日组织，实质上涉及要不要搞统一战线的问题。他们认为成立这一群众性抗日组织已是当时群众的客观迫切要求。那时已成立的非党革命团体，如共青团、左联、社联、自卫会等等，国民党对之打击镇压与对共产党一样，当时能参加这些革命团体的人也大都具备了党员的条件。这些组织都不能公开活动。成立这些非党革命团体无异成立第二党。鉴于抗日形势发展，成立非党革命团体不如成立合法群众性抗日组织更有实际意义。但是，临委中以书记小王为代表的多数不赞成搞这一合法群众性组织。他们认为把党员分散到合法组织中去工作是降低了党，而且，势必会降低了党的口号。如“打倒国民党”便无法提，“拥护苏维埃政权，保卫苏联”便无法提，只能提出为广大学生群众能接受的口号。于是，双方争执不下，在口号问题上发生激烈争论，彭涛成为临委会议上的极少数派。他们所研究提出的口号，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临委多数派则认为这是右倾口号；又如：“要求言论、出版、结社自由”，临委多数派则认为国民党不会给自由，这是社会民主党的口号；又如提出：“蒋委员长如抗战就拥护，不抗战就不拥护!”更加被临委多数派认为是右倾投降的口号。凡是提出为当时广大学生群众可以接受的口号，以小王为代表的多数派都不赞成。临委会议上意见分歧，无法决定行动。

　　彭涛只好在会后找姚依林和黄敬、郭明秋多次研究，又找周小舟去商量。当时黄敬是1931年在青岛入党，担任过青岛市委书记、组织部长，搞群众运动较有经验。1933年他被国民党逮捕，1934年保释出狱后考入北大数学系。那时尚未恢复他的组织关系。18岁的郭明秋还没有入党，任共青团组织部长。姚依林则是18岁刚刚入党的一个新党员。但他们思想认识一致，不可动摇。彭涛由此下了决心，不管临委会多数派意见，他们志同道合的几个人干起来再说，成立了无名义的四人领导核心小组。因彭涛是共产党员，参加过1931年前的抗日同盟军，三人推选彭涛当了组长。“一二·九运动”就是在这个甩开临委领导的情况下搞起来的。

　　他们这个党的领导小组研究筹备了两三个月，11月18日正式成立了“北平市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学联”。学联会不久就在中国大学召开了成立大会。大中学生闻风而起，纷纷成立了自己的“学生救国会”、“抗日救国会”等来参加学联,其中10个平津大中学校的救国会,领导权是由共产党或共青团或外围组织掌握的。“一二·九运动”前夕，10校遂以北平学联名义发表了《平津十校联合宣言》。

　　省委听说了临委的分歧，曾派委员李常青来北平调查。李常青找彭涛及领导小组其他人个别谈过话，和两边的人都谈过，对他们的做法未加干涉，采取了中立态度，态度暖昧。后来才知当时河北省委和党中央已失去联系，仍在执行“左”的路线，仍遵循王明的《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中所谈的一套做法。当时李常青下来了解情况后，既不否定他们的行动，也不敢加以肯定。河北省委书记高文华(解放后任湖南省委书记，水产部副部长，政协常委)，河北省委委员、组织部长柯庆施(解放后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八大后任中央政治局委员，1965年逝世)，河北省委委员、宣传部长李大章(解放后任四川省长、省委书记，“文革”中逝世)等同志在“一二·九运动”后，12月下旬才代表河北省委肯定了他们的做法，肯定了“一二·九运动”的战斗作用。河北省委派遣林枫为特派员来北平，同时决定撤销临委，成立北平市委，委派林枫为北平市委书记(林枫同志解放后曾任人大副委员长、中央党校校长等职，1977年逝世)。

　　“并不是谁有什么高明见解。”谈了这段斗争实践后，他深沉地说：“当时我们没有听过，也并不懂得什么叫路线问题。只是因为我们本身就在群众中生活，很了解广大群众的思想情绪，知道什么是群众那时可以接受的，实事求是地反映了客观的真实情况而已。……而彭涛是一个踏实肯干、善于独立思考，敢于坚持真理的好党员。”

　　“假如彭涛不敢坚持，怕就成立不了学联，也就没有‘一二·九运动’了吧?”我问道。

　　“贵在坚持!”

　　“这样的党员应该多一些。”我对六兄说，“后来的党员不敢讲话，不敢坚持真理的太多了。”

　　“那时候我们没有什么顾虑。为真理而斗争，不靠党票吃饭，靠党票还吃不好饭。”他的声音变得低沉有力：“一个党员是要为真理而斗争的。组织路线是要服从政治路线的。”

　　我感受到他这两句话绝非泛泛地老生常谈，而是他的经验教训所凝结的肺腑之言。这话是有很大分量的。

　　他惋惜地告诉我，1961年7月，他乘火车到汉口、又坐轮船到九江，在上庐山开会的途中曾和彭涛重逢。彭涛那时也是八大候补中央委员，他们恰巧在火车上住隔壁，两人曾在一起饮酒谈心。彭涛当时还不知自己身患绝症，他只感到身体不适，上山前去照了X光片，才发现肺有阴影，确诊为肺癌晚期。彭涛未参加大会即赴沪治病，11月便病逝。彭涛是江西鄱阳人，大他6岁，去世时年仅50岁。

姚波

伟大的一二·九运动(1)

　　谈话主题：

　　伟大的一二·九运动

　　我和他约好缩短夕谈周期，每个星期天见面一次。

　　“谈了也有五次了吧?”他对我笑道。他对数字的敏感使我叹服，我满脑子都是想向他提出的问题。

　　“你们什么时候知道红军到达陕北，怎么知道的?”

　　“我们当时很注意看国民党报纸，从反面来了解消息，这样就知道了1934年10月红军长征，1935年9月到达陕北。记得在我们的小组会上讨论过这件事……”

　　他那时仅仅18岁，是年轻的党员，已投身激流，确定了自己的生活之路。他们机警细致地观察分析着敌我形势发展，阶级斗争动向。疾风知劲草，危难炼人才。

　　他一边答我的询问，一边吸烟，思索着。我知道他的思路回到了1935年12月9日。

　　“我们下决心干，是在12月7日。——那天开过一次会，学联各校代表来了几十人，会场在燕京大学，郭明秋主持这个会。会上决议组织全市同学向华北国民党当局请愿示威。”他慢慢地说：“为什么要在12月9日呢?我记得当时知道了日本在搞‘华北特殊化’、‘华北自治’；蒋介石出卖华北，派旁系部队东北军张学良去西安，即将派旁系部队冯玉祥部的西北军宋哲元来北平，要成立个所谓‘冀察政务委员会’。我们为了向人民揭露它，打破它，所以坚决地要搞起一个运动，计划就订在了12月9日。”

　　他于是扼要地叙说了“一二·九运动”前后的情况：总指挥部设在西单路北靠西一家亚北咖啡店二楼上，即现在西单菜市场旁边，此楼已拆除。指挥部放在队伍外边的固定地点是便于各校来联系时容易找到。学联开会确定总指挥是他和郭明秋，因他是学联秘书长。总交通是孙敬文，山东人，人呼“孙麻子”，镜湖中学学生(解放后任化工部部长)。孙敬文骑车东奔西跑，非常忙碌。黄敬担任跟随队伍的指挥。彭涛未参加群众活动，没有露面，约好游行后去他家里集中。当时孙荪荃以教师身份支持他们，参加了他们的活动。

　　12月8日铅印传单已全部印出，仍是送到大学出版社印刷的。夜晚，六兄租了一辆汽车到出版社印刷厂取传单，把传单拉到了女一中，又连夜分发下去。各校同学通宵未眠，做好次日示威游行的各种准备工作。红、绿、黄彩纸印刷的传单异常醒目，口号和宣言表达了同学们的心声。其中有《平津十校学生自治会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运动口号是事先按照四人领导小组的意见拟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反对华北自治!”“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反对华北特殊化!”等等，没有提“打倒国民党”，“打倒蒋介石”，“保卫苏联”的口号。

　　7日开会后，风声走露出去，北平当局得知了情况。12月9日当天一早，他和郭明秋即去西北咖啡馆二楼“喝茶”。孙敬文、孙荪荃也去了，首先听说原定由西直门入城的清华和燕大的队伍全被军警关闭城门，阻于城外。这支队伍后绕道西城几个城门均不能入城，只好在城外进行示威游行和宣传。

　　队伍原约定在西长安街新华门门前集合。当时军警已出动去包围了学校，东北大学同学采取了“冲”的办法，冲出了被军警把守的校门。中国大学、师范大学同学也都冲了出来，他们按规定路线，沿途还冲进几个学校去接应被阻拦的同学。队伍曾冲到北京大学，北大学生因军警干扰尚未集合。当时北大一位学生刘江凌是参加过革命活动的，他正因形势有变，不知该如何办。正好东北大学同学冲入北大，先跑进去的黄敬一见刘江凌，便说：“你快去打钟!”刘江凌不认识黄敬，心有戒备，便反问：“你为什么不去打钟?”后见冲入的队伍才释疑，两人一起跑去敲响了北大的校钟，北大同学临时集合也随之冲出了校门。军警指令各校关闭校门，有些学校同学是跳墙出来的。直到上午10时许，城内各校队伍才集中于新华门前，约有两千多人。

　　总指挥部已和城外学校联系不上，决定迁到新华门，跟在队伍附近活动。指挥部率领集中起来的同学们到新华门前，派代表向当时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的何应钦和黄郛请愿，但何、黄拒不接见。队伍便在新华门前开大会，示威、呼口号。指挥部决定队伍北进南长街，东去王府井游行示威。游行队伍一路行走，越走人越多，其中有参加游行的市民，也有随行看热闹的人，下午3时走到王府井，游行队伍已上四千多人了。游行队伍一路声势浩荡，高呼口号震撼人心，走到王府井大街上遇到了武装军警的阻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