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依林——百夕谈

姚波

伟大的一二·九运动(2)

　　当天，北风呼啸，天气严寒。六兄穿着件老羊皮袄，跟同学们一起勇往直前，他们高呼口号，国民党出动了大批消防队，开始用水龙头猛冲游行队伍。那时北平街头滴水成冰，队伍遂被水龙冲散。12月9日当天的游行到此结束，那天没有人受伤被捕。

　　他们在组织这次运动时，曾分析过当时统治当局的情况:1935年8月因日本人加紧侵略华北，蒋介石已令嫡系部队的国民党宪兵三团撤离北平。蒋介石准备派来的宋哲元29军在调动中。北平市公安局长陈继承和市长秦德纯都是新上任的宋哲元的人。当时国民党已不挂牌，正处于调兵遣将、更换招牌的一片混乱中，平时街道上站岗也都松弛。六兄曾卷夹着一大捆宣传品在长安街上电车，一路无人过问。他们分析当时的北平形势，客观上正是一个可利用的空隙，统治当局的力量未准备好。“九一八事变”后，北平好几年没有“闹学生”了，他们虽然闻风派出军警阻挠，却没有想到这次的学生运动声势如此浩大，12月9日当天情况是使他们措手不及的。

　　那时国民党的北方地方势力与南京势力也有一些矛盾。国民党蒋介石在一定条件下赞成这个运动，企图把学生运动纳入他许可的轨道。“一二·九运动”发生后，几天中间，北平各校抗日救国联合会均组织起来，宣布罢课。北平学联的行动推动了全国学生运动。从报纸上所报道的当天消息看，北平各报均不作报道，报纸上开了天窗；南京、上海则是头版头条报道，根据国民党南京政府的立场选择、控制新闻辞句。中央社新闻只发表对南京有利的消息，如报道了学生运动口号中的“反对华北特殊化”、“反对华北自治”、“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等等，却没有报道“反对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国民党南北势力对运动看法虽有差异，实质相同，他们只是争权夺利，向日本侵略者讨价还价，却不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当时日本方面未出面，在京的英、美等外国记者对学生运动则同情之至。

　　有一个插曲是：当时美国朋友斯诺以名新闻记者身份在燕京大学任新闻系讲师，在火车站附近盔甲厂租了一个四合院居住。燕京大学黄华等同学常去请教，黄敬也去，有时在斯诺家过夜，和斯诺较熟。他去斯诺家时还见到过东北大学宋黎、清华陆璀、陈翰伯等同学。大家在斯诺家里议论过学生运动的事，斯诺请他们吃饭，支持学生运动。1936年斯诺和前一位夫人尼姆·威尔斯去陕北时见到毛主席，谈起“一二·九运动”，毛主席说“不知道”。因当年河北省委尚未和党中央联系上。斯诺夫人尼姆·威尔斯后来著作中关于中国革命的报道时说到“一二·九运动”，认为这个运动是斯诺和他的学生们在北平领导的。1980年为澄清这个革命历史上的问题，邓颖超同志特别找了几个人:陆璀、驻爱尔兰大使龚普生和姚依林去开会，了解当时情况，共谈这一问题。最后委托龚和陆去向尼姆·威尔斯做了解释。

　　“‘一二·九运动’揭开了全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序幕，它是划时代的，是一次党领导下以学生为主体的群众性抗日救国运动。”这是革命史家对“一二·九运动”的历史评价。

　　六兄记得“一二·九”当晚，左派教授张申府、孙荪荃、吴承仕、潘怀素、吴觉先等人邀请他们去东安市场饭馆吃饭，庆贺胜利。张申府问他组织这次运动花了多少钱，答以“一百大洋”。张申府连声称赞：“物美价廉!”

　　饭后，他们四人去彭涛家开会。彭涛在辟才胡同租了一间房，安了个家。他们在彭涛家谈到深夜，布置了发展组织、今后联系及决定罢课等工作。郭明秋是在“一二·九运动”后发展入党的，黄敬也恢复了党籍，清华、燕京在坚持城外斗争中涌现出了一大批积极分子。

　　他们以学联名义活动的大本营仍在女一中。但不久北平军分会撤销，何应钦、黄郛调走；蒋介石派来的宋哲元伙同王克敏、王揖唐等积极准备成立所谓“冀察政务委员会”，宋哲元已发现学联这个据点，女一中门前常有特务在盯梢了。

　　在他们得知“冀察政务委员会”定于12月16日在外交部街挂牌成立，新官上任后，便于15日召开了学联代表紧急会议。晚上，在王府井南口处的原长安饭店，六兄和郭明秋先去那儿租了一间大房间，两人打起扑克来。不久，彭涛、黄敬、孙敬文都去了，还有李常青也到会。此时林枫已抵北平，正和李常青办理交接，李常青也态度明朗地肯定了“一二·九运动”。几个人以打扑克为掩护，研究了次日的行动，确定了游行路线、集合时间、分头联系等事。

　　次日晨5时，他们各自出发。六兄负责去通知北京大学。他走在路上已见军队的大刀队在天色未明的街头巡逻、站岗。可能当局估计“一二·九”已过了一周，“一二一六”又该“闹学生”了，他们已有所准备了。

　　“一二·九运动”调动了广大同学的抗日救国积极性，各校学生会早已准备着这次的行动。他们部署的集中地点是天桥，放风出去说是在天安门集中，清华、燕京同学放风说要由西直门进城，16日拂晓却直奔西便门冲入城内，赶到天桥集中地点。天桥场地上学生、市民已上一万六千多人。由于打乱了华北反动当局的策划，镇压的武装一时没调集来，天桥市民大会及时召开。黄敬被拥上一辆电车，抓住电车车窗在大会上讲了话，情绪慷慨激昂。

　　大会后，指挥部作出六项决议通电全国。游行队伍按原定路线进前门，经天安门、东长安街、东单到外交部街。哪知前门已被军警关闭，指挥部便决定分三路进军。由和平门入城的，被阻于城外；队伍西奔宣武门，宣武门也关闭了。此时，有一位平日不参加政治活动在清华大学读四年级的女同学陆璀心情激愤，挺身而出，她企图爬进城脚洞口为大队打开城门，被军警抓住，用刀背、皮鞭殴打致伤。同学们义愤填膺，坚决抗议。慑于群众声势，军警不得不放了陆璀，后来同意开城门，只允许清华、燕京学生返校。游行队伍在城外示威游行，高呼口号，坚持奋斗到黄昏。这时宋哲元调遣了他的29军大刀队截阻游行示威队伍，对群众蛮横镇压，用刀背乱砍，同学受伤几十人。5时左右，指挥部决定解散游行队伍，护送受伤同学到医院治疗，安排各校同学分头返校。

　　“一二一六”游行示威的规模超过“一二·九运动”，受伤同学多，在全国影响广。政治口号仍是“一二·九运动”中所提出的。在此之后，国民党意欲孤立学联的学生代表，摸察底细，宣布各校提前放寒假。学联则提出罢课，酝酿新的斗争方式……

　　访谈中服务员小兰子来为他量血压，他的血压高达180，我立即阻止他再谈下去。他习惯地吸上一支烟，回忆却未被打断……

　　“你又吸烟，血压高了还吸烟。”我责怪他说。

　　“那么，”他深吸了一口烟，微笑道：“是吸烟的缘故，不是谈话了?”

姚波

赴国民党方面设下的鸿门宴(1)

　　谈话主题：

　　赴国民党方面设下的鸿门宴；

　　“一二·九”后南下“到民间去”的决策过程；

　　通过鲁迅先生找到党中央

　　六兄的血压降了下来，本想让他多休息，只提几个问题，听他随便地谈一谈。他却又认真地回叙起来，他对待任何事情，要做就一丝不苟。

　　“有个问题，”我问道，“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内容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号召全民总动员，集中人力、财力、物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它的口号是符合当时客观实际和群众要求的。若说当时党中央还是在‘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领导之下，怎么起草了这个并不‘左’倾的宣言呢?”

　　他想了想说：“遵义会议是1935年1月在贵州召开的。当时博古是王明军事路线在中央的代理人，王明是在1934年党中央由沪迁苏区时就去了莫斯科，他的路线得到斯大林的支持。遵义会议上，博古作了五次反‘围剿’报告。毛泽东同志第一个发言，批判了王明错误的军事路线，王稼祥发言支持了毛泽东同志。会上，大多数同志从实际的经验教训出发，批判了错误的军事路线。会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当时党中央未设主席，总书记是张闻天(洛甫)。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军事路线的统治，但当时还来不及彻底批判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政治策略上的错误。至于《八一宣言》是在莫斯科起草的，那时正值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在苏联召开，大会目的是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驻莫斯科中共代表有王明、康生、吴玉章等人。会上季米特洛夫作了报告：‘法西斯主义就是战争’，号召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八一宣言》是在这个精神上搞起来的。当时陕甘宁和莫斯科当然有联系，起草这个文件有无联系就不清楚了。这个宣言是正确的。我当时是从英文看到它，非常拥护宣言的内容和口号。”

　　陕甘宁党中央批判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当时对王明的“左”倾政治思想路线还来不及全面地从上到下彻底清除。他谈到政治思想“左”倾之一例：有人对19路军蔡廷锴抗日反蒋议论纷纷，因其为资产阶级而竟抗日，这便是“标榜抗日以欺骗群众”，“比蒋介石还坏!”今天看来，成为笑谈。当年由于敌人封锁、交通阻隔，和党中央失去联系的地方党组织仍安于1931年王明“左”倾路线的思想控制，“左”的言行犹在，就不奇怪。于是，当时对于党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的《八一宣言》，河北省委仍迟迟难以领会，上面决策已变，下边仍旧徘徊，这倒充分地说明了斗争形势的复杂性：有时上下脱节，整体转动，局部停滞。党中央政策贯彻不力的一些情况，历来都有的。

　　今天他谈到，由于北平学运的声势，国民党蒋介石企图利用它。国民党北平市党部令师大教务长杨立奎通过师大学生会负责人敖白枫和江文彬(后名江明，曾任外贸部副部长)转请学联负责人在12月18日去谈话，采取的是宴请方式。杨立奎请黄敬、郭明秋和六兄三人在西单六部口一家饭馆吃饭，他们商议后决定前往，由黄敬主谈。

姚波

赴国民党方面设下的鸿门宴(2)

　　杨立奎边吃边讲，自称代表国民党中央慰问参加学运的北平学生，接着历数蒋介石所谓要抗日的各种准备，如修建陇海铁路防线阻日军南下，积累抗战资金，为抗战在各校进行军训等等，最后说北平学生有何困难需中央帮助，中央是可以帮助的，希望北平学生拥护中央云云。这一套辞令，他们事先早已猜到了，也讨论过应如何有理有节地对付。黄敬也边吃边讲，说明同学们是主张抗日的，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也列举了全国许多地方已在抗日的行动，如东北义勇军、抗日联军，察哈尔西北抗日同盟军等等，说明拥护抗日是要看行动、不看言论的。对杨立奎讲的一些情况表示不知究竟，未见国民党有何抗日行动。最后声言：“蒋委员长是抗日，我们就拥护；不抗日就不拥护”，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给抗日群众言论、游行、出版自由”。

　　“鸿门宴”之后两天，12月20日，北平国民党报纸头版头条刊登：“下令解散平津学联”。“一二·九运动”后，北平、天津两地学联已取得联系，北平学联是派中国大学学生董毓华赴津联系的。报纸明令解散学联，意味着自此时起，平津学联便成为地下革命组织了。北平学联在女一中呆不住，便转移到了汇文中学的地窨子里，那时六兄认识了邓力群，邓正在汇文中学读高中三年级。地窨子里是汇文中学学生会的会议室，成了六兄的栖身之所。

　　他们当时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国民党宣布各校提前放寒假。北京各校积极分子当时已发展到两千多人，放假后同学们将大部分回家，两千多人分散在各校，会被孤立起来。此时形势已不同于清华当年放寒假时了。留下的同学面目已公开，有被捕的危险。游行搞了两次，第三次也搞不起来。他们也想过能不能暴动?不行。能不能拉出去参加已到达陕北的红军?估计也不行。怎么办?他们苦思冥想了一阵，终于憋出了一个好主意：南下宣传。这是黄敬先提出的，他想到俄国民粹派当年的“到民间去”，便说：“我们也到民间去!”当时他们都不懂得知识分子要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理，只是想着南下可以组织锻炼队伍，去唤起民众。于是，经过了十来天的筹备，他们把留下的两千多人组织起来成立了南下宣传团，由彭涛带队，黄敬参加。团分为四，北平三个团，天津一个团。约定天津队伍开赴保定，北平队伍则由固安县南下，平津两队在河北省霸县会合。天津领队是南开大学李明义(后改名李哲人，解放后曾任外贸部、物资部副部长，“文革”中逝世)和北洋大学徐瑞恩。

　　姚依林和郭明秋留京守摊。他找了几个人在汇文中学地窨子里编起《学联日报》。这时，清华大学把杨述派去，他们又在一起编辑《学联日报》。南下宣传队出发十几天内，《学联日报》向各方报道了详细情况。

　　南下宣传队整装待发之际，李常青介绍六兄和林枫相识。李常青对六兄说王学明已调走，北平成立了党的市委，市委书记即是林枫。林枫初次和他谈话便提出希望学联协助解决一个问题：能否有人可找到鲁迅先生?当时河北省委正积极设法和党中央接上关系，估计鲁迅先生处有可能与党中央取得联系。为此，六兄除了编辑日报外，跑遍各校寻觅线索，终于打听到东北大学一位名叫邹鲁风的同学认识曹靖华，他估计曹靖华先生一定会知道鲁迅先生地址。果然，找到了曹靖华也就找到了鲁迅先生。1935年12月31日夜晚，林枫带来河北省委带给鲁迅先生的信，他未看信，立即持此信去找邹鲁风同学，为免事情转来转去，便拉邹鲁风来和林枫见了面。自此之后，河北省委通过鲁迅先生和党中央接上了关系，河北省委重新获得了党中央的领导。1936年初，中央派代表到达天津，代表是刘少奇同志。

　　1月份彭涛、黄敬返回。北平南下宣传队因在河北省雄县被宋哲元29军截堵，天津方面也被截堵，原约霸县会合未成，平津队伍均被挡回。南下宣传是北平各校知识分子第一次投身到广大劳动人民群众中去，收获很大。这次不仅进行了抗日救国的宣传，同学们亲自感受到劳苦大众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的苦难生活和人民的反抗，受到深刻教育。南下宣传结束，彭涛调天津工作，2月与他们分手了。周小舟于1月调走，去参加国共谈判。当时国民党通过中国大学进步教授吕振羽和南京的关系，让共产党派代表赴南京谈判第二次国共合作事，河北省委即派周小舟前往。

　　1月下旬，林枫找姚依林和黄敬在骑河楼清华同学会商谈：南下宣传团回来后怎么办？林枫主持小组会议，商谈决定了几件事：

　　一、把南下宣传团一、二团在保定议定成立的“民族解放先锋队”和三团在高碑店议定成立的“中国青年救亡先锋团”两个组织统一起来，建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二、把“中华民族自卫委员会”并入“民先”。

　　三、确定由湖南同学李昌(解放后曾任哈尔滨工大校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纪委副书记)担任民先队长，黄敬任政治委员。

　　北平民族解放先锋队于2月1日建立，天津也继之建立。“民先”在全国各地逐步发展起来，1937年在北平成立了全国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部。

　　1月份的另一件事是：学联在汇文中学地窨子里也呆不住了，迁到了太平桥现在教育部所在地的中国大学。那时各校寒假还未放完，他在中国大学度过了1936年1月底的阴历年。大年初一，街头铺面均上了门板，找不到吃饭的地方，他走了半天才发现一个窝头摊，赶紧上前买了两个窝头吃。

　　住在城府村的四妈，因有许多同学去家里找儿子，已知儿子不在清华，她多次去学校查询，均无消息，只好每天为儿子提心吊胆。她不会想到，儿子大年初一正蹀躞街头啃着冰冷的窝窝头，一心想着学联和教授们联合呼吁复课的事。

姚波

“一二·九”后当局的弹压(1)

　　谈话主题：

　　“一二·九”后当局的弹压；

　　1936年2月底亲历惊险的清华围捕

　　我下午3时去，他开了一上午会，才睡过一会儿。下午4时50分还安排有外事活动，他没有休过星期天。

　　“今天还谈吗?”我问。

　　“还可以谈一会儿。”他看看表，说：“你的身体怎么样?”

　　我顾不得回答他，只顾说：“你对我谈得很好，好在真实!”

　　“今天表扬我?”

　　“我看过有关‘一二·九运动’的许多材料，描述轰轰烈烈的运动过程为多。这次听你谈，接触到一些真实的生活矛盾、思想矛盾，值得深思。我体会，革命者不论何时都要从广大群众的生活现状、情绪、要求出发，坚持实事求是。我觉得这和今天的情况近似。”

　　他点点头，慢慢地说：“陈云同志讲过一句话：‘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一二·九运动’的发生，’也是因为有这样的精神实质吧?”我想着说道。

　　“不，不。”他认真地纠正：“我们当时可没有这样高的思想境界，没有这样清醒的认识!我们不是‘只唯实’，也‘唯上’，‘唯书’的。”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我细品陈云同志的话。不正是这九个字，简练地提出了对大无畏的辩证唯物主义者、对共产主义战士的要求吗?

　　1936年初，学联联系了左派教授们呼吁复课。2月各校先后宣布复课。这时，冀察政务委员会已挂牌成立，宋哲元也已准备好了对付学生的大镇压。

　　他们首先是去东北大学按名单抓人。警察进校后，一下子就抓走了几十人。当时北平有一个东北人的革命组织“东北救亡总会”，东北大学学生会代表宋黎(解放后任旅大市长)经过总会之关系正好去了西安张学良处。张学良成立了“学生队”，召东北学生参军。宋黎是党员，被派去工作，因此幸未被捕。

　　被抓去的同学后均被释放。“文革”中查出他们都有“悔过书”登报，于是这几十人都打成了叛徒。从表面现象下结论，未加深入调查核实的“顺理成章”，往往会掩盖了真相、真情和真理。这几十人的事最后终于调查明白，原来是“悔过书”都未通过本人，而是当时东北大学校长周鲸文(现居香港)代笔的。因东北学生们被抓走之后，张学良写了信给宋哲元，请他放人。宋哲元对张学良还是买账的，但总需有一个可应付蒋介石查问的办法，便要被抓学生写“悔过书”后释放。校长周鲸文估计东北同学们决不肯写此“悔过书”，为救学生出狱，他就包办代替了。

　　当局在镇压东北大学之后，第二个目标是中国大学。因中国大学复课较迟，只抓走了留校的部分积极分子。以中国大学为据点的学联，早些天便听说东北大学出了事，中国大学同学每天有人给学联放哨。那天放哨的同学突然慌忙跑来报告:“快走!警察来了!”——当天学联只有三个人在，除了他和黄敬，还有女一中同学魏宜咸。魏宜咸是共青团员，她是和郭明秋两人轮流地来学联工作的。他们三人听说后立即从后墙跳出去。黄敬说好暂去斯诺家住，六兄把魏宜咸送回家，便去后海附近姚府近亲醒斋哥家藏身。恰好四妈进城找儿子，也去了醒斋哥家，母子相会了。母亲向儿子摊牌，她非常担心儿子有危险，但又恐难以扭转儿子的革命意愿，于是想出一个“两全”之策。她说想卖掉杭州的房子，价值一万元，拟用这笔款送儿子出洋到苏联去留学，只要儿子革命安全，母亲一切都可牺牲。

　　“我革命在中国，干嘛要去苏联!”儿子却干脆地回答了母亲，坚决不同意出洋。母子两人在姚醒斋家吵了几天，最后母亲无可奈何地软了下来，她被儿子的革命热情征服了。自此之后，她不再勉强儿子走她安排的路，而是儿子革命到何方，她甘心情愿地、不辞跋涉之苦地追随到何方。

姚波

“一二·九”后当局的弹压(2)

　　在这动荡的革命生活之初，六兄和魏宜咸同年18岁，工作忙时，一起忙工作，时间闲下来，一起去散步。在危险的环境下，免不了常常送她回家；经大家一闹，他们确实感到两个人是有点不错了。这是革命友谊加上孩子式的爱情。但那个时代，革命者来去不定，分聚寻常，被敌人破坏的幸福太多了。不久一方被捕，一方远走，也就从此分手了。

　　这年，清华大学因上个学期未考试即放假，通知学生2月29日返校补考。他记得很清楚，四年一闰，1936年2月恰多一天，是2月29日，他向林枫书记请示要不要回校参加考试?林枫说：“可以去考一下，好保留一个学籍。”他于是就去了。

　　清晨7时，他在米市大街上车，孤身一人，手拿一本薄薄的英文小册子《共产国际通讯》，边坐车边看书，一下子车便开到了清华大学。下车一看，才知情况特殊，许多警察已把校门包围，虎视眈眈地注视着来人。他此时不能退后，只有走向前去，手里紧紧攥着那本小册子。

　　“什么名字?”一个警察拿着张纸，问他。

　　“丁则良。”他突然想起校中一个平日不怎么参加政治活动的同学姓名。

　　警察对着那张纸——估计是逮捕名单。查无此名，便令他去校门内的校警室，听候处理，实际是等人来证明。他走入校警室，见室内无人，便把英文小册子偷偷地塞到了一床被子下边。正在这时，又抓进来两个人，都反捆起胳膊，一看是蒋南翔，还有天津一位左派教授方左英。大家交换目光，谁也没有和谁说话。如此过了十几分钟，只听外边一阵杂乱的跑步声、呼喊声、斗殴声，清华民先队的同学们冲了进来。他们组织了二百多人拿着棍子和四十几个警察打起来。警察不敢开枪，被学生们轰出校门之外。同学们迅速地关上了清华校门，又来校警室救出他们，并说校门外警察开来的七辆捕人的车均被砸坏，他们还抓了四个警察作人质，已搜到了“逮捕名单”。他们估计这次来校抓人，一定是校内几个有目共睹的国民党特务告密的，便安排许多人把守校门，去一伙人把特务住处的屋门砸开，气愤之下烧了他们的衣服杂物。这时许多同学去质问清华大学教务长潘光旦。潘光旦是老清华，当时校军训教官早已撤走，校长梅贻琦不过问此种事，潘光旦便被学生围斗。警察被关在校门外，汽车被砸坏，等候着上级命令。学生们几百人在校内造反，一个上午便在这种双方对峙的局面中度过。

　　“到时间了!”我打断他的话，怕他太累。正好是情节紧张处，留个悬念吧。

　　今天气温上升，他在家只穿着背心、短裤，拿一把大葵扇，但他马上就得出门。床边椅上，已为他摆好了一身浅灰色套服，地上放着一双黑皮鞋，这是他的礼宾服，这天气穿上可够热的。

　　我到对面房间和六嫂周彬谈话之际，他已换装走来。周彬是1938年北平地下党城委书记，1941年冬去平西根据地，1942年他们在晋察冀根据地结婚。六嫂长六兄两岁，他们已同甘共苦42载。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早上没醒，你已经走了，我睡午觉你还没回来，我还想这一天又见不着面了!……”六嫂操着动听的北京话音说。

　　“我们已经谈了好一会儿!”六兄笑着。

　　我见大客厅的衣架子上捆着一堆绳索，地上铺着软垫，奇怪地问：“这干什么?”

　　“端端在练腿。”六嫂说。

　　端端是他们最小的女儿，他们一男三女，均已工作。端子已结婚，也有了个女儿，一家三口住在父母身边。她的腿因患“色素沉着绒毛结节慢性滑膜炎”，才动过大手术。据说大腿不锻炼将不能弯曲，所以端子每天练腿练到大声哭喊。

　　“她喊，我就躲开，不敢听。”六嫂朝架着拐走进来的端子说。

　　“妈！”端子指着大腿上约一尺长的伤痕说：“我们一家在‘文化大革命’时候遭的罪，现在都找上我们了!哥、姐、我，没一个不落下毛病的!”

　　确实，老大明瑞有心脏病，老二明玮是肝病，老三珊珊下放劳动时从山上跌下摔断过腿，身体瘦弱。

　　妈妈只是温和地眨着眼睛，对女儿的话没有回答。

　　六兄坐在一旁不声不响，看看手表，站起身。

　　“我该走了，再见!”六兄有礼貌地摆摆手以示告别。

　　六嫂望着六兄走去的身影，赞叹说：“他行，糖尿病控制饮食瘦下来十几斤，还这么有精气神儿!”

　　“他就这么一套大礼服吧?”我说。

　　“两套。”六嫂笑道：“在家不许穿，他也不爱穿，穿旧衣服挺舒服的……”

姚波

清华围捕中在冯友兰家厨房避难(1)

　　谈话主题：

　　清华围捕中在冯友兰家厨房避难；

　　与守株待兔的特务一场惊险的周旋

　　我感到这一周过得特别慢，因为我的思想总在牵挂着1936年2月29日清华大学里的大动荡。

　　他一见我，便去斟了杯茶给我，坐下谈起来。

　　那天下午，宋哲元的29军派出一营人包围了清华大学，有四五百人背枪沿着清华园的围墙包围了一个圈儿。他们打电话进来和学校交涉，要进学校抓人。

　　蒋南翔当时是清华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他召集党员、民先队负责人不到百人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六兄的关系那时不在清华，他也去参加会议，对蒋南翔说一切听指挥。会上，支部决定晚上把部队放进来，事先要办好三件事：一、“逮捕名单”上的人都要先躲藏好。清华大学地方大、房子多，假山石、乱树丛多，易于躲藏。二、切断电源，使全校处于黑暗中。三、全体学生集中到体育馆去。

　　各事布置完毕，蒋南翔便指定六兄与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黄诚两人到冯友兰教授家的厨房里躲避。此事已和冯友兰教授谈妥，冯友兰同意两人去。于是，他和黄诚找地方吃过晚饭，便去了冯友兰教授家。天色暗下来，全校无灯，他们在冯家厨房里对坐。两人都不说话。细听外边动静。大约呆到将近夜12时，突然通电了，外边亮了灯，但厨房不开灯，他们仍继续在黑暗中静坐。

　　夜2时许，听到有人来敲冯家的门。冯友兰没有睡，他在客堂里接见了来人。客堂后边即是厨房，所以他们能清楚地听见冯友兰和警察的对话。

　　“冯先生，你家藏了学生没有?”警察的问话很客气。

　　“没有!”冯友兰这样回答。

　　警察不再盘问，也没有搜查就走了。

　　后来知道，在他们躲藏之后，晚八九时，学校打开校门释放了四个扣押着的警察，放部队进校。部队入校后先检查电源、修理电闸；又找学生，发现学生们都在体育馆静坐。他们把学校教务处的学生登记卡片索去，照卡片念姓名，一个个地唱对通过了，终究未在体育馆内查出他们要捕的人。

　　有些学生和警察吵闹起来，当场被抓走了二十几人，后来放了。他们随后到学校各处搜查，到所有教授家都去查问过，闹腾了一晚上也无收获，一直搞到天亮6时。

　　天色渐明，他和黄诚听到外边没有了动静。“出去看看!”黄诚说着走出去，不久即回，说是看来部队已撤走，不必再留此地了。他们便走出冯家，分道而去。

　　他走到校内古月堂附近，看见蒋南翔迎面而来。也不知他在何处躲了一夜。

　　“老蒋，没事儿了?”

　　“没事儿了!”

　　“那我走了。”他就是这样地告辞了清华母校。他的宿舍是平斋，平斋后边是新斋，他一直走到新斋后边的围墙处，爬上一处墙头，跳过围墙，墙外便是野地。他踏着泥路，大步地朝德胜门走去。他知道不可以走西直门，若路过海淀，那儿有个警察所。他从德胜门绕进城直奔中国大学。这天是3月1日的清晨，他满怀激愤，走入学联的屋内，却见只有魏宜咸一人在。于是，他把去清华大学一天一夜的遭遇一五一十详细地向魏宜咸倾诉。后来在“文革”中，调查这一段情况，魏宜咸经过了三十几年时间仍记忆犹新，她详详细细地为他写了一纸证明。1949年解放入城后，郭明秋曾问他：“见不见小魏?”他考虑一下，觉得还是不见为好。因为自动乱中分手，他们已各自走上自己的生活道路。魏宜咸在他们倾谈后不久被捕，释放后去晋绥解放区和一参加过长征的同志结婚，有6个孩子。但“文革”后，他却有意识地走访了魏宜咸，因为一种感激之情，感激魏宜咸竟对他当年所讲的这一段历史的细微末节均未忘却，证明写得极其清楚。他特别邀请在工业出版部门工作的魏宜咸和她的爱人——原二方面军通讯兵政委一道来家里作客。他们也由此结识了六嫂周彬，两家人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快讲一讲，魏宜咸是怎么被捕的呢?”我关心地问。

姚波

清华围捕中在冯友兰家厨房避难(2)

　　“下边就要谈。”他笑我的迫切神情，吸了一口烟，说道：“我是亲眼看见她被捕的……”

　　当时在中国大学，他和魏宜咸共同分析了当局连续三次到东大、中大、清华大学捕人的新形势，决定必须召开一个学联党团会，讨论对策。于是约定好3月5日晚在主管宣传的民国大学代表王其梅家中集合。王其梅住在一个死胡同顶端的公寓里(现在的太平湖)，地址比较隐蔽。魏宜咸负责去通知王其梅，他负责通知黄敬、孙敬文。

　　3月5日下午，孙敬文很早就来清华大学同学会住处找他，约他“出去玩”。两人决定即去王其梅住处，在那儿吃晚饭，等着开会。他们有意坐了人力车去，大约午后3时许，人力车一直把他们拉进死胡同里的公寓门口。他们下车后才发觉情况有异，公寓影壁前边站了一个警察。

　　这时，孙敬文急中生智，大步走进公寓，大声呼喊一个假名字：“×××！在家吗?”

　　警察立即过来，向他们盘查，把他们带到公寓主人的房间里。

　　这间房放着板床，大桌上摆放着计算房租的大账本及算盘等等。公寓主人因他们常去，是认识他们的，这时便站立起来，却没有向他们打招呼。

　　警察搜查他们身上。他的身上带有文件，不过是放在贴身的衬衣口袋里。他那天戴着皮帽，身穿在估衣摊上买到的一件八成新的蓝呢大衣，内着老羊皮袍子、毛衣，毛衣里边才是衬衫。他的身量魁伟，打扮很像一个有钱的商人。他怀里还揣有一块贵重金表，这是父亲的遗物，还有几十元大洋。这一切都被有社会经验的老警察看在眼里，对他十分客气，只是随意地搜查了一下。孙敬文那天穿件黑棉袍，他在黑裤腿卷边内放着一封山东家信，被搜查出来，幸而未带文件。

　　“打哪儿来?”老警察问姚。

　　“天津。”他随口答。

　　“干什么的?”

　　“在皮毛税局。”他突然想起大哥姚克番在皮毛税局当科员。又跟着说一句：“今晚上，我还要赶回去!”

　　“你呢?”老警察问孙，看着山东家信。

　　孙敬文的打扮也不像学生。他凑过去说是想在北平混个事由儿，恰巧路遇老朋友，他看看姚，笑嘻嘻地对老警察说：“这位先生想逛窑子，我给他带路，我们出来逛逛！”

　　“公寓里住过×××没有？”警察突然转头问公寓主人说。

　　“啊，住过，住过。已经搬走3个月了!”公寓主人不错，不慌不忙地回答，当时公寓住客迁走两个月就销号，无从查找。警察见问不出破绽，便说：“我给你们说说去吧。”他走出去向特务报告去了。

　　俄倾，老警察回来把他们两人带出公寓主人住处，一直走到王其梅家。

　　王其梅的屋内已柜倒箱翻，被搜查得乱七八糟，查出了文件。他们一进屋便见魏宜咸和王其梅均被捆绑，站在当地。

　　“你认识他们吗?”特务拿着手枪，问魏宜咸。

　　“不认识。”魏宜咸冷淡地说。

　　特务又问王其梅，王也说不认识。

　　特务又问他们认识不认识魏和王，两人均摇头。

　　特务端详着姚和孙，玩着手枪。过了好一会儿，说：“走吧！”

　　两人被放出来，天色已昏暗，犹如他此时的心情。但他立即想到必须分头去通知。他乘上电车直奔盔甲厂斯诺家去通知黄敬，黄敬刚要出来，正好被他阻拦在门前。

　　3月6日，他和林枫碰头，林枫已得知情况，要他隐蔽起来，问他有无办法。他说自己去找地方，便去找醒斋哥。醒斋哥介绍他去老友朱欣陶家暂住。朱欣陶曾是姚府常客，经姚震提携曾出任固安县县知事，1927年北伐后，北洋军阀被推翻，他也赋闲家居。朱欣陶在北新桥五道营有一个独院，是老住户，他和周围警察均认识，和国民党无关系，是合适的隐蔽所。3月8日他即迁去朱家住，住在进门外院的一间北屋里。朱欣陶当年38岁，有一子二女。夫人名张孑余。四妈由此也当然结识了朱欣陶一家。六兄除去每周由朱欣陶陪同去北新桥洗一次澡之外，便闭门不出。林枫、黄敬、黄华等人去看过他，魏宜咸等已消息渺然。无人来时，他便读书，翻译了一本从法文图书馆购得的共产国际七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共产国际纲领》。

　　在朱家住宿从3月初到5月底。在不到3个月期间，他发现朱欣陶的夫人张孑余的经历和思想很不一般。朱欣陶和夫人都同情学运，对共产党有好感，夫人比朱欣陶思想更开朗、进步，她对中国的现状和家庭生活均感到苦闷。

　　有一天，他和张孑余谈心，才了解张孑余的不凡经历。张孑余是山东黄县贫农家女儿，从小随父母逃荒东北，竟逃到了苏联的伯力。当时正值十月革命之后，苏联正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她的父亲病死，母亲只得改嫁一个俄国小商人纳卜迈。她当年十几岁，一天后父要强奸她，她逃跑到北洋政府驻伯力领事馆要求保护。该领事先生恰恰是朱欣陶原夫人的内弟。领事很同情她，便给她路费，让她回国到固安县找朱欣陶想办法，或可找到活儿干。张孑余便在1926年从伯力跑回国，顺利地找到了朱家。当时朱欣陶的夫人刚刚生下第二个女儿，不幸去世。张孑余来后便给朱欣陶带孩子。之后两人的感情发展为爱情，张孑余便和大她十多岁的朱欣陶同居，后结为夫妇。但她的经历对她的思想有很大影响，她深感现实生活的苦闷，羡慕十月革命，渴望参加革命工作。突然降临她家的革命大学生使她有了希望，她倾诉了内心的苦闷。

　　5月底，当六兄接到调去天津工作的通知，在告别朱家之前，他没有忘记通过黄敬介绍张孑余入党，并参加革命工作。他一生中总是关心着别人的生活和进步，愿尽所能给予帮助。张孑余自此有了革命组织的关心，慢慢地提高了文化。1937年她代表北平妇女界出去慰劳军队，恰值日寇占领北平，她便一去不返，赴延安入党校，1941年才返回北平的家，重见朱欣陶。她本名“吉余”，因身经劫余，才改名“孑余”，这个发愤图强的贫农女儿，后来却在“文革”中因看不到光明前景而自杀了。

　　6月初，六兄在永定门外上火车，由那儿到达前门车站，李常青在车站等候，接他赴津。从此之后，他结束了北平的学运工作。北平学联则由接替林枫的李雪峰领导；林枫因天津来了一位党中央代表刘少奇同志，也被调回天津。林枫临行时把郭明秋带走。①郭明秋后来成为他的夫人。

　　六兄没有想到，此一去直到1949年他才重返北京。

姚波

利用大家族的社会关系为党做工作(1)

　　谈话主题：

　　利用大家族的社会关系为党做工作；

　　回忆六十一人出狱的前前后后；

　　黄敬与蓝萍的一段交往

　　下午3时半，他听见我的敲门声，起床拉开了厚窗帘。他睡午觉要把房间挡暗，晚上入睡还须服两片安眠药。

　　“会了一上午武汉来的客人。”他打个哈欠说：“午觉没有睡着。”

　　我后悔不该敲门催他起床：“那怎么办?你接着睡吧，今天下小雨，正好睡个凉快觉。”

　　“不用，不用。”他微笑着摇摇头，去书桌前点烟吸。

　　“别谈了吧。不愿意你用吸烟消除疲劳。医生表扬你控制饮食控制得很好，说你就是烟戒不掉，对你的心脏病不好，你可不要功亏一篑啊!”

　　我去斟水时听见他在自言自语地说：“又何止一篑呢……”

　　他已经吸着烟，安静地坐在沙发里，微笑着。

　　1936年，他19岁，组织调他到天津新成立的中央北方局宣传部任干事。他的任务是协助编辑党的半公开政治经济刊物《长城杂志》半月刊。刊物前身是地下党河北省委宣传部办的《华北烽火》，此刊在刘少奇同志来津前就有，少奇来后方改组。刊物由两个人编，主编陈伯达，他是主编的副手。他的党的关系已由李常青交林枫，林枫带他去和陈伯达接上关系，受陈领导。当时陈伯达在北方局负责编刊物。北方局是分散隐蔽的，除了常去找他的陈伯达，一个人也没见过，编辑室即设在他的住处。

　　他从公开革命工作转为秘密革命工作。四妈和魏老太也随后去津，在英租界找到一所两间房的平房独院，住处偏僻幽静，在仁立毛纺厂后边。

　　陈伯达送所组稿件来，他便一篇篇地细读，删改增减文字，核对标点符号，有时需修改时略加修改，定稿后由他送到国民饭店楼下知识书店店主吴砚农处。这个书店地处闹市，对面就是国民大戏院，现为中国大戏院。吴砚农(地下党员，解放后曾任国家经委副主任,“文革”后因半身不遂离休)很有办法，稿子由吴找地方印刷。然后，他去取大样核校，之后再送吴砚农去印刷发行。所谓半公开刊物，外边可以买到，当然是半公开售卖，无合法执照；由于吴砚农有他的发行网，经他手是可以卖出的。

　　刊物内容是形势分析，时事评论等，宣传党的思想路线。当时北方局办有内部刊物，即党刊《火线》，刘少奇同志常用“KB”笔名写文章。文章突出地反对党内的关门主义，宣传瓦窑堡政治局会议的决定、1935年12月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曾发表一文《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关门主义、冒险主义》。在半公开刊物《长城杂志》上，也常有少奇同志用“胡服”、“陶尚行”等笔名发表的文章。当时，他不知道是刘少奇同志写的，只知是中央代表写的。

　　这样忙忙碌碌地编刊物，有半年之久。在此期间，他为了掩护，也想多听多读，系统地学习一下经济学，通过在南开大学读经济系的六姐姚锦铭的私人关系，不需证明、文凭，考入了工商学院，读经济系二年级。这个学院是法国人办的，政治上很落后，他去上课，读到五年级写论文时，因形势变化，不得不辍学。

　　“我念了五年大学，没混上文凭!”他笑道。

　　与此同时，更好的掩护是和大家族的密切来往。三个正在耀华中学读书的叔伯兄弟常来他家里小聚。其中双胞胎兄弟克祜和克荫最早接受他的思想影响，先后参加了革命工作。克祜后赴延安读抗日军政大学，在部队任政委，因常被人把“祜”念成了“佑”，便随俗更名克佑，解放后任空军副参谋长，1967年因病逝世。克荫曾为燕京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更名姚周杰，解放后搞外贸理论及翻译工作，1983年逝世。

姚波

利用大家族的社会关系为党做工作(2)

　　当时天津市内划分了许多块外国“租界地”，租界之外的地方才叫“中国地”。姚国桢的公馆在法租界32号路。当时除二老爷寓沪外，其他兄弟均已去世。姚震于1935年夏病故，段祺瑞送挽联哭“丧我股肱”，大家族由五爸姚国桢在支撑，三、六房遗孀遗孤仍和五房大小同住在法租界32号路。大家族犹如小社会，经济状况的变化同样会导致地位不同、思想分化。六兄常随母亲来，32号路公馆对他是极好的掩护，社会上无人会怀疑他是个共产党员；除此之外，他还观察姚府社会关系，利用机会为党做了工作。兄弟姐妹们程度不同地先后在他的影响下发生变化。在32号路公馆的三层楼上，他曾多次和弟兄们谈心，给十一二岁的弟妹们用深入浅出的语言谈抗日民族解放斗争，讲社会发展史。

　　他在此地的二层楼上，认识了常去打麻将的王若僖夫妇。王若僖乃国民党右派CC团，他和朱家骅在德国同窗，是个工程师，当时职务为国民党电报局局长。王若僖的老婆是五妈之妹。

　　王若僖不知从何处知道这迁津的六表侄是和北平“一二·九运动”有关的人物。于是姚国桢也听说了六侄克广(即姚依林)在北平参加学生运动的事。姚震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时，研究过马克思著作，回国后提倡起东方精神文明孔孟之道，著了一部书《政学真铨》。他曾告诫过六侄说：“今后埋头读书，勿追逐时髦；外国的东西不适合中国国情!”姚国桢与胞弟作风不同，更具商人投机性，对参加学运事，他劝告六侄说：“克广，你不能不参加，那就参加一下，跟在后边跑一跑就是!”姚依林立即回答说：“我就是跟在后边跑了一跑。”

　　在此期间，他接触过两件事。

　　一是，他知道了营救被国民党逮捕的61位同志出狱的事。有一次，陈伯达来告他即到北平去一趟，是中央代表派去，因有人出监狱后患肺病严重，住北京医院，要陈去北平向教授们借钱，支援病中的同志。此人即是1930年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的河北省省委书记殷鑑同志。后来，他又听说中央代表刘少奇同志为保存监狱中党的这部分力量，通过地下党组织找了29军。由于日本人利用29军赶走了蒋介石，吞并华北的目的日益明显，29军官兵中有抗日情绪，政治态度逐渐变化，和中共有了联系，地方军阀同意放人，要钱要悔过书办登报手续。少奇同志报告了陕北党中央，经党中央讨论批准，少奇同志便以组织名义提出要61位在狱中的同志写“悔过书”出狱。

　　“有许多很好的同志，杰出的人才!”他说，并对我列数其名。“这个决策是实事求是的，保护了一批革命力量，1945年七大时也对此无争议，毛主席还说过：‘薄一波同志等的问题，我知道。’……”

　　他见到61人名单是在“文革”后期，发现名单中有王其梅，王其梅就是和这一批被营救同志一起出狱的。他和魏宜咸的被捕是由于他早已被特务跟踪所致。王其梅在解放后曾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但“文革”中却因定为“叛徒”被迫害致死。

　　再一件事，他和黄敬很要好，当年两人租房同住三个月，夜谈时，黄敬曾问：“你有没有女友?”他说：“没有。”黄敬说：“我已经有了!”便讲了自己在山东大学读书，到农村搞宣传工作时的一段浪漫史，对方是山东大学图书馆职员李云鹤。这次六兄迁津，和黄敬通过信，有一天，他接到黄敬来函，要他见信后即去国民饭店找黄。晨9时他去饭店，黄敬刚刚起床，开门后便告他：“我和李云鹤一块儿来了!”原来黄敬去上海参加筹备组织全国学联，又巧遇李云鹤，李云鹤已改名蓝萍，当了电影明星，刚刚和唐纳结婚。她一见黄敬，又和黄敬旧情难舍，随黄敬乘船来津。黄敬说他需先回北平，突然带个女人回来应先向市委报告一下情况，三天左右来津接她。让她即住在天津旅馆，在此期间只好请姚依林代照料。他想了想，留下了32号路公馆的地址。哪知黄敬走后次日，蓝萍即去32号路公馆找他，说有要紧事必须见到他，恰巧四妈正在姚府，听说有个女人找克广，非常诧异，几乎误会。四妈急忙回家找到儿子，问明情况。他只好急去饭店问询。他一进房间，便见蓝萍正在哭泣，向他指指地上的报纸。原来报上有新闻说“蓝萍出走，唐纳自杀”。蓝萍焦躁地说她不能等黄敬回来，一定要回沪看唐纳，当晚就走。于是向他要去了20元路费，当即返沪了。黄敬三天后回来，他转达情况对黄敬说：“你找这个麻烦干嘛!人家又不跟你了。”黄敬苦笑一下，说：“走了也好!”解放后，1950年他在北京医院住院时，恰遇也在住院的蓝萍，当时已是江青夫人。蓝萍未提此事，邀他去室内打扑克。他说“不会打”，没有去。当时黄敬尚在，据闻蓝萍仍有信写给黄敬。“文革”中为追索回去她的亲笔信，竟逼斗黄敬夫人范瑾同志，致使范瑾患精神病。

　　1936年11月中央调他担负地下党天津市委宣传部长兼管学生区委工作。当时党在天津按人民聚集情况，大体分几个工作区，如学生区、工人区、妇女区、军人区，还有塘沽区。他负责天津学生区的全盘工作，又开始搞起地方工作了。至此，他和《长城》主编不再联系，《长城》半月刊又改名为《国防杂志》出版了。

　　因工作需要，他的家迁到和耀华中学隔河相望的福顺里。他的母亲已习惯于搬迁。新住处是有一个院子的小楼，他们住在楼下两间房，直到“七七事变”。

姚波

“一二·九”后斗争方式的变化

　　谈话主题：

　　“一二·九”后斗争方式的变化：

　　上层统战工作与扎实抗战准备同时开展；

　　七七事变后平津市委的活动

　　因事一周未去，去后，他照例为我斟茶一杯，坐在老地方回忆起来。

　　他的记忆力很好，还可历数当年他领导的学生区区委之下有什么支部。他说：“有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平津法商学院、女师大、天津工学院及女师附中、三八女中、中西女中、圣功女中、扶轮中学、高级商业职业学校、南开附中等支部。所有支部归区委来抓，我直接抓天津学联党团、天津民先队部的工作，还主办着一份指导学运的群众性刊物《世界杂志》，由天津书局印刷出版，这是半公开杂志，卖二分一本……”

　　他接着谈起这个时期的学运工作与“一二·九运动”时有何不同。由于斗争情况愈益复杂，斗争方式也随之变化。当时日寇进一步驱使亲日派，段祺瑞去世，日本人利用段祺瑞亲属段芝贵为傀儡，加紧觊觎华北。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宋哲元29军萌发了抗日情绪，党利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不失时机地救出了61位蒙难同志，同时开展了上层统一战线工作。负责搞上层统战工作的是徐冰(原名邢西萍，解放后任统战部副部长，“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和张晓梅(解放后负责北京妇联工作)。当时成立了一个“天津各界救国联合会”。联合会团结了很多名人教授，如法商学院教授、地下党员杨秀峰，天津《益世报》总编辑罗隆基，天津《大公报》总编辑范长江等等。由于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一二·九运动”的胜利，民主抗日势力愈益发展，地方抗日情绪愈益明显。在此形势下，学运工作便以开展抗日宣传教育，组织抗日力量，培养干部为主，不再搞轰轰烈烈的运动，转为深入扎实地工作，一切准备抗战。

　　当时以上海领先，平津随之，陆续出版了大批进步杂志，如《读书生活》、《生活》周刊、《大众生活》、《世界知识》、《译文》等等。在学生中搞起了读书会、夏令营等等活动，宣传抗战思想，推广马列主义的读物。当时全国民先队部已成立于北平，全国学联已成立于上海。

　　1936年底发生了“双十二”大事件，杀不杀罪大恶极的蒋介石是当时内外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普遍的要求是“杀”。他曾看到一份以“北方局发言人”名义的谈话，印出的传单要求“杀蒋”。北方局同志们均主张杀。最后，陕北党中央做出了于国事政局有利的英明决策：不杀蒋。

　　“西安事变因未杀蒋，宋子文、宋美龄、美国顾问才敢去，亲日派何应钦才未闹起来。当时未杀蒋是对的。”他说，“毛主席的决策，他接受了斯大林的意见，斯大林担心杀蒋导致中国内乱起来有利于日本。毛主席派周恩来、秦邦宪同志去西安从事调停。”

　　那时人们不理解为何不杀蒋，为此事在党内和群众中做了许多思想工作。1937年上半年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了苏区党代表大会和白区党代表大会，大会内容是“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策略问题”，“如何对待敌、我、友问题”。少奇同志去参加，天津市委书记李铁夫、副书记刘澜涛，组织部长、负责工人区工作的李启华等均去延安开会。天津市委由刚刚出狱的领导京汉铁路罢工的工人马辉之代理市委书记(马辉之抗战时任冀中区党委书记，解放后任交通部副部长，现离休)。当时，天津市委只剩下了马辉之和他二人。不久，“七七事变”发生，抗日战争爆发，8月，北方局机关由北平迁往山西太原（11月移临汾），平津又有一批人去了延安。

　　在北方局任少奇同志秘书的林枫，有一天突来向他告辞，说是准备去延安，①现已暂迁旅馆，次日启程。他随林枫去旅馆，见到了郭明秋。郭明秋已生了孩子。他们不由得回想起“一二·九运动”当时的情景，感到这次分手，不知何日再见。他们既觉惆怅，又不禁为形势变化之急遽而兴奋。林枫到后被派往晋绥任分局副书记。

　　“那时敌、我、友关系复杂，人事纷纭，形势动荡。比如天津市委书记李铁夫同志是曾在日本东京帝大学医的朝鲜人，他的爱人是天津市委妇女部部长张秀岩同志，张秀岩领导组织了天津女同学会。张秀岩的哥哥张壁是霸县大地主、大流氓，组织了天津地主流氓武装，是‘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后台。张秀岩当时曾利用和张壁的关系为党做了不少工作。张壁后来是铁杆汉奸，1945年被国民党枪毙了。‘文革’中，有个说法是‘究竟是张秀岩利用了张壁，还是张壁利用了张秀岩?’张秀岩同志被迫害致死。李铁夫同志在天津工作时和柯庆施同志的政治观点不同，柯批评李是右倾路线，后又说李铁夫是特务。李铁夫1937年因伤寒病死于延安。1942年少奇同志为他作分析结论说：‘李铁夫不像特务，他提的许多问题和观点都不像特务……’”

　　他沉浸在对当时人事的追忆中，缓慢地说着。

　　“卢沟桥事变”打了几天，任北平市委书记的黄敬和宋哲元29军联系好保卫北平，哪知次日日本人入城，黄敬才知宋哲元部队已撤走南下。北平市委的人各分两路，一路奔天津，准备乘船走，一路开往妙峰山开辟根据地。当时焦若愚等人即去京西矿区开辟根据地，蒋南翔等人到天津乘英国船怡和号、太和号分别去了青岛、上海、烟台。黄敬在天津呆到10月份应召经烟台、太原抵达临汾的北方局。

　　随之而来的是平津学生大撤退，工人也走了不少。在这撤退之际，8月份马辉之调任河北省委书记，六兄则被任命为天津市委书记。市委组织部长李启华从延安返回，他们一起组织大撤退。

　　天津的大撤退，走的人均持有天津市委介绍信。大部分同志乘船走，转道赴山东、延安。少数同志去了国民党地区四川、云南，去的人上学、参军，搞地下党工作，变为反动的极少。也有人是自己走的，也有留下未走的。走的人自己有钱出钱，无钱则大家帮助。河北省委留下的人只有马辉之、吴德、林铁，由狱中出来的胡锡奎。那时天津民先总队部委员也是天津女师学院支部书记的张淑贞(即张培华，后改名周彬)为了帮助同志们撤退，陆陆续续地用完了自己的存款一千元。

　　八九月份大多数同志已撤走，10月基本走光。在动荡期间，除组织领导大撤退之外，他编了两本油印刊物——《风雨同舟》，其中一部分稿子是已去延安的陈伯达走前留下的。刊物内容多为动员大家到延安去，到敌人后方去，动员人们自己去发动组织并参加游击队。当时留下刻蜡版的有四个人，刘野亮已牺牲，还有杜文敏、刘增奎及后来任解放军政治学院副院长的姜思毅。

　　“当时都撤退了，你想不想走?”我问他。

　　“当然想!”他说，“要我留，也就留下了，主要还是因为我留在天津的条件好，掩护好。”

　　“法租界32号路公馆有功了?”

　　“你13岁，住在那里，也是一把保护伞。”他笑道。随即说：“好，谈到这里，放我几天暑假吧?”

　　他去北戴河开会，兼“休息”两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