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依林——百夕谈

姚波

七七事变后留守平津进行地下活动的

　　谈话主题：

　　七七事变后留守平津进行地下活动的

　　七类组织和机构；六兄与六嫂的初识

　　一个半月未见面，他瘦而黑了。他说曾在北戴河游泳，觉得甚好，回来还要坚持游泳锻炼。听医生说他的血糖下降了，这是体重减轻的好处。但心脏不好，烟却戒不掉。我告以医生的担心，奉劝他戒烟。

　　“医生总是希望万无一失。”他点上根烟叹着说，“可是人是不可能万无一失的……”

　　看来他是戒不了烟了。

　　他开始对我讲述他的生活中的另一个阶段：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到1938年9月去根据地。

　　8月大撤退结束后，留在天津的市委干部只有他和山西人李启华(解放后曾任上海虹口区委书记，后为上海某出版社副社长，“文革”中被打成叛徒，患脑血栓致残，爱人自杀)。李启华负责工人区工作，他仍负责学生区工作。

　　敌人占领平津后，河北省委的工作范围包括北平市、天津市、唐山市、北宁铁路及冀东。当时冀南、冀中、冀鲁边、平西已逐步来了八路军，几地划归八路军管辖，河北省委不再管，只管冀东。冀东地区甚大，有以霸县为中心的南部地委和以唐山为中心的北部地委，共三百多人，尚无游击队。当时党中央布置给河北省委的任务是三个方面：一、开展冀东游击战争。二、做好平、津、唐地下工作。三、对冀中、冀南在医药用品、日用品和人力、输送知识分子干部等方面给予支援。

　　他们在平津进行地下活动的几方面力量和重新组织起来的机构有七：

　　一是，原在北平的“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迁到天津租界里，负责人是地下党员杨秀峰(解放后曾任天津法商学院教授，“文革”前任高教部部长，政协副主席。1983年逝世)、刘清扬(解放后曾任人大常委，“文革”后去世)、李楚离(解放后曾任广西区党委书记，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组部顾问)、董毓华(即李家动，曾负责“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青年工作，1939在平西根据地去世)、朱其文(解放后曾任驻越南大使)。另外，还有原在天津任益世报社社长的罗隆基。这一些人属河北省委领导，但天津市委也和他们有了联系。1937年8月份学生区区委书记程宏毅走了，临行前，程把学生区区委领导下的女师学院支部书记介绍给他，即是张淑贞(后改名周彬)，这是他们正式认识的开始。

　　张淑贞那时由女师附中考入女师学院读一年级，附中快毕业时，1937年初入了党。她在女师学院任支部书记兼天津民先总队部委员。当时民先总队部列在“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名义下。“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迁津后，天津小白楼有些俄国房子，杨秀峰等人就租住了。她常去小白楼做罗隆基夫人王右佳的工作。王右佳后与罗隆基离婚赴美。六兄以天津市委书记许志庸的身份去见杨秀峰，在小白楼杨秀峰家里，他常遇见张淑贞。他早已知道她，而她却不知道他。

　　二是，原民先队的人均撤走，民先队重新组织起来，即由老队委张淑贞负责。她所以未走，也因父亲是银行高级职员、文书主任，她留津有掩护条件。除了张淑贞当队长外，后又从北平来了两人，男同志叫黄元镇，高中毕业，是王克敏的外甥，共产党员。另一女同志叫郝治纯，也是高中毕业，共产党员，父亲是一位高级知识分子。三个人组成民先队部三人小组。民先不成立党团，党组织也属其中，民先支部下的党员都归民先支部领导。天津女同学会也归民先支部领导。

　　三是，《火线》党内刊物仍由河北省委继续办，他在《火线》上写过关于政治形势的文章。

　　四是，“华北联络局”，这是搞情报工作的系统很大的机构，也属河北省委领导，负责人王定南(解放后曾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文革”中逝世)。

　　五是，苏联驻津领事馆下边的情报组织，叫共产国际情报组织(即是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系统)，那儿有人和天津市委领导下的人认识，有工作交叉。

　　六是，李启华领导的天津工人关系：纺织工人任树荣(女)、朱峥(女)、医院护士长鲁淑仪(女)、田学昭(女)，她们都是党员。田学昭的丈夫即在苏联领事馆工作。

　　七是，交通站，也属河北省委领导，专门送人到冀东、冀中、冀南，及送文件等等。这些人均和那几个地区有联系。

　　“这是我当时了解的斗争形势。我的工作就要在这个形势下展开。”最后，他这样说。

姚波

平津纵横捭阖的斗争形势

　　谈话主题：

　　平津纵横捭阖的斗争形势；

　　从领导“华北各救”到组织“天津武装自卫会”；

　　发动各界人士策划冀东暴动

　　抗战开始后，迁到山西临汾的北方局已非原班人马。少奇同志调回延安，北方局由八路军统一领导，成立了八路军总部，负责华北根据地工作。当时，朱德、邓小平、彭德怀、杨尚昆、陆定一均在北方局。1938年11月9日中央通知成立晋察冀分局，以彭真、聂荣臻、关向应、程子华为委员，彭真为书记，实际直接和中央联系。

　　河北省委所接受的是中央指示，不是北方局下达的，是刘少奇同志在延安亲自向冀东南部地委书记马辉之交代的。按照中央交给的任务，他们的工作逐步开展，一个一个地牵线展开。

　　六兄见到杨秀峰时，只是介绍了一下天津情况，他的工作仍放在学生区。学校未开学，民先队员就走掉许多人，尚留多少人搞不清楚，为此六兄常和张淑贞、黄元镇、郝治纯联系。工作逐步展开后，“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华北各救”)方面的工作就逐渐多起来。

　　杨秀峰不久调到太行山任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刘清扬也去了武汉。从北平又调来中大助教张管同，到津后改名张致祥(解放后曾任中联部副部长，“文革”后当顾问)，主编《救国周刊》，为油印周刊。还有张洁清(又名张志清，彭真夫人，张秀岩侄女)联系基督教抗日爱国知识分子工作。还有董毓华，到津后更名李家动，负责“华北各救”青年工作，和张淑贞时相往来。“华北各救”在天津一些大学教授中开展了工作，不断建立新的革命关系，如联系天津工学院教授杨十三，通过他又和工学院化学试验室助理员、地下党员赵观民建立了联系。朱其文到津后的职业是天津电话局话费股股长，为中级职员。他是苏北人，每日着西服，外观很阔气。通过朱其文又结交了电报局局长王若僖，也就是以前提到过的、常去我家打麻将、是朱家骅同窗的人。王若僖不知朱其文是共产党，两人共谈抗日，颇谈得来。不久，“华北各救”又来了一位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桥梁专家赵飞克，他在英国加入了共产党，出于爱国热情，回津参加抗战。

　　华北联络局方面的刘绍襄，1929年担任过湖南财政厅长，参加过同盟会，他认识李宗仁。当时国民党大特务戴笠尾随蒋介石，正游走于南京、武汉之间，因形势所迫，戴笠通过刘绍襄也开始做日本人的情报工作，在刘绍襄家安了电台。

　　天津的斗争形势可谓纵横捭阖。上层关系就这样逐渐扩大开展。河北省委感到人手不够用，调“许志庸”去河北省委任秘书长兼天津市委书记。从北平调来顾磊(即严子涛，解放后任吉林省副省长)到市委协助工作，六兄把在津时零碎关系都交给了顾磊，开始用大部分时间领导“华北各救”。

　　六兄和张淑贞在1937年9月到10月的工作联系中萌生了爱情。当年的张淑贞穿着长旗袍，体态娇弱，美丽文静，但很能走路，谈话中肯务实。在天津街上，他们边走边谈工作，一走能走好几里路，走两个小时谈两个小时。11月张淑贞因病去北平治疗，只有党的关系留在他那儿。此时他的工作重点也正好转到去领导“华北各救。”

　　当时河北省委派林铁到平西去联系八路军，平西已开始建立了根据地。又派吴德到延安参加中央准备召开的六中全会。同时派胡锡奎赴冀东南部和地委书记李运昌联系，加强冀东。又派李启华去了冀鲁边。林铁曾在苏联学习过，去平西前开办了几期爆破训练班，制造炸药，用城里可以买到的药制造“丙酮炸药”、雷管，训练爆破技术。北平来了一些人学习爆破，学成后派到冀东、冀南去。吴德去延安前主管着北宁铁路方面的工作，北宁铁路有一位名叫杨士英的列车员，是负责这条铁路的地下党员。他们和冀东地委的通信联系因有这条铁路，非常方便，散发传单也方便得很。有一次他们在天津北站楼顶，用砖头压住传单，待刮起风来，风即把传单刮散，四处飘扬，敌人查不出是谁干的。那时未搞轰轰烈烈的行动，自己也无损失。杨士英的夫人严国珍也参加了这项工作，当时她叫阎志，在1942的平西反“扫荡”中牺牲。杨士英1943年在密云县古北口做专员，打游击时牺牲。

　　1937年11月份，河北省委实际只留下了马辉之和六兄两个人。六兄除任天津市委书记并兼任秘书长外，又被派担任起河北省委宣传部长一职，代理林铁的工作。这样除了过问“华北各救”，又主编了《火线》。

　　当时形势是大力贯彻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方针政策。8月陕北洛川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文件指出国共两党两条不同的抗战路线的原则区别，号召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开展全面的全民族抗战。

　　六兄在领导“华北各救”过程中，首先感到“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名称太消极，便组织大家议论更名，最后改称“天津各界武装自卫会”，成立党组，推选李楚离任书记，党组成员有六兄、董毓华、朱其文。他们拟通过这个组织开展冀东武装斗争。

　　“‘天津各界武装自卫会’推举了一个头头，你猜是谁，是王若僖!”好像叙说着一段戏剧情节，熟悉的角色上了场，六兄不由得笑着说：“为什么要推举王若僖?一是武装暴动搞起来，可让蒋介石承认，给他下委任状。二是下委任状才有经费。地方武装不同于我们，它是要饷要钱，要经费的!”

　　王若僖认识朱其文、李楚离，当然不知此事会和32号路公馆见过面的六兄有何关系。

　　他们在当时已联系到了一些民团、地方武装：通过李运昌找到了河北滦县民团头头高志远；通过杨十三找到了河北丰润县民团头头洪凌阁。冀东北部地委书记王平陆，原是农民领袖，也组织起一个地方武装，但王平陆在1938年春天冀东暴动前夕牺牲于滦县。北部地委书记便派了赵观民担任，赵观民当时用名为“田野”，1944年在冀东牺牲。

　　他们正在运筹帷幄中，又有一个插曲：当年的姚府常客、曾容留过六兄避居的朱欣陶在张孑余去延安后，生活越来越困难，便来找六兄，请他转求姚国桢给个事做。那时五爸姚国桢已当了汉奸，出任“冀东防共自治政府”顾问和“华北防共自治政府赈济部”次长。他和朱欣陶商量好，经母亲出面，去请五老爷帮朱谋一差事。于是，朱欣陶得以去“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当上了秘书，由于朱欣陶善于周旋，不久当上了警务科科长。他便把朱欣陶介绍给冀东地委书记李运昌。

　　1938年初，各方面关系已组织起来，可以安排一次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正式会谈，决定行动了。通过朱其文的介绍，共产党方面由马辉之改称“王先生”出面，与国民党方面的王若僖会谈。在天津法租界王若僖家的小洋楼里，双方会见，决定联合起来发动冀东游击战争。王若僖同意组织一个“天津党政军联合办事处”，这样就把李楚离、朱其文、李运昌、王若僖、刘绍襄、洪凌阁、高志远等人都组织了进去，集中力量正式搞武装斗争。

　　马辉之在和王若僖会谈后即去延安汇报情况。马辉之由天津乘船去香港，再去西安到延安，路上走了好几个月。那时，天津河北省委只剩下了“许志庸”一个人，马辉之返津前，冀东暴动已开始。

　　“天津各界武装自卫会”在5月份开了一次军事会议，决定行动。王若僖参加了，他不知此次行动的幕后策划者也是六兄。这股武装力量定名为“冀东抗日联军”，暴动时间安排在八路军部队从平西到达冀东之后；因为已得知去平西的林铁找到了八路军部队，平西有邓华和宋时轮的两团人，正准备进攻冀东之敌。他们同时派张致祥去武汉找刘清扬，通过刘清扬得到了任武汉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第三厅厅长郭沫若的支持。郭沫若于1937年8月从日本归国，投笔请缨，支持了冀东抗联。张致祥持有王若僖的信去见朱家骅。张通过这两条门路去为冀东抗联要求委任，要求钱饷。

姚波

1938年建立了与中央联络的电台

　　谈话主题：

　　1938年建立了与中央联络的电台；

　　从日本人的机构中获取消息

　　“由天津去延安要走好几个月，那洛川会议文件能否及时看到?”我问六兄。

　　“后来才知道有个洛川会议，文件自然无法看到。”他说，“我们只是按照中央给的任务，根据地方斗争情况就那样地干了起来!”

　　为了早日和延安通话，他们试搞了一部电台。电台是由清华大学一位学无线电的同学王士光自制的(王士光乃王光美之兄，解放后任第四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在天津英法租界交界处，他租到一所漂亮楼房安放这部电台，他还为王士光安排了一位假夫人王新。她是东北人，圣功女中学生，是女同学会会员（王新解放后在电子工业部工作）。又请一位在冀南牺牲的同志的爱人潘老太太做王士光的母亲，潘老太太带去的一个孩子便做为王士光的弟弟，这样成立了一个“家庭”。王士光和王新后来变成了真夫妻。六兄亲自编了电台密码和电台呼号，由马辉之带去延安。所以，他们在1938年6月份就开始和延安通话了。这部电台可与延安、武汉、晋察冀联络。但长篇会议文件是无法发出的，只能在每晚的一个短时间收听，得到中央的简短指示及消息。电台一直保持到1944年日本临近投降，使用到它撤销为止，共六年整。

　　除电台外，六兄当时还从天津《庸报》的一位编辑朱某处经常得到“内部消息”。朱某曾被捕，出狱后在北平认识了黄敬，到天津工作后，黄敬介绍此人给他。《庸报》是日本人办的报纸，朱某每天都把《庸报》的一些“内部消息”及共同社全部电稿送给他看。朱某当时有肺病，解放前在津去世。另外，朱欣陶也经常送来情报。当时重庆《新华日报》经香港可寄来天津，市上也可买到。他还时常收听武汉国民党电台的广播。这些便是当时获知消息的渠道。

　　“我们那时的关系很多，还联系有一个刻字铺，可以刻假图章。”六兄边想，边断断续续地对我说：“假夫妻变成了真夫妻的也不只一对。《火线》杂志社负责印刷、刻蜡板、装订的也是一对假夫妻，后来成了真夫妻。”

　　我和六兄已两周不见，原来他用了两周时间到河北省的几个地方视察，还去了石家庄附近的原华北人民政府工商部所在地南铜冶。他告我南铜冶已大改观，当年住过的黄土平房已都不见，拆盖成了一片楼房。我想，他视察了现实的巨变，会在脑中闪过正在谈到的冀东暴动，感触一定很多。但他不习惯空谈感触，引出了对当年的人和事的断续遐想。只是对我说了好几遍：“那时的事真有意思，真有意思啊!你听了，是不是也觉得有意思?”

姚波

天津奔赴冀东参加领导冀东暴动(1)

　　谈话主题：

　　由天津奔赴冀东参加领导冀东暴动；

　　青纱帐倒后在冀东能否建根据地，内部有争论

　　今年国庆将盛况空前。在迎接国庆的欢腾气氛中，他追忆起冀东暴动当时情景，显得特别兴奋。

　　1938年5月底，八路军宋时轮、邓华支队开始出动，在京北沙峪和日本侵略军打了一场遭遇战，敌我均有伤亡。八路军由昌平过白河、潮河，打下了蓟县城，部队把蓟县城的鞋子全部收光，进入冀东北的山林。

　　八路军宋、邓支队参谋长李钟奇(“文革”中曾任北京卫戌区司令员)，在战斗中前胸负伤，子弹打入肺部，被送到天津治疗。六兄在英租界中街大花园附近的利顺德(ASTOR)饭店和李钟奇见面，又安排李钟奇进了马大夫医院。饭店房费十元一天，医院中因有地下党员护士长鲁淑仪的照料，住院没花多少钱。李钟奇治好伤。子弹却始终未取出，冀东暴动开始时便离津。

　　马辉之7月由延安抵津，冀东武装暴动枪声已响。暴动武装主要靠冀东农民和地主武装，还有三百多以当地小学教师为主的地下党员。当时有五六万条枪在民团和老百姓手里，枪还是张作霖打进山海关和吴佩孚作战的直奉战争中留下来的。

　　马辉之一到津就立即传达了党中央指示：冀东暴动起来后，河北省委撤销，大家去冀东建立根据地。然后，向热河发展，打算成立“冀热察辽边区”，建立“冀热察区党委”，任命马辉之为区党委书记，吴德任组织部长，六兄“许志庸”任宣传部长。另外，成立“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以天津为中心点，做铁路沿线秘密工作。取消北平、天津、唐山市委，皆改为城委。拟委派葛琛(解放后任交通部副部长)任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书记。所谓“点”，即指城市;“线”，即指铁路沿线之意。

　　当时葛琛仍在唐山，吴德仍在延安，尚未赶回。

　　马辉之和六兄商议，留下他等待葛琛，交代工作后再走；马自己先去冀东。马辉之便和李钟奇一道于7月下旬去了冀东，找到宋、邓支队司令部。

　　马辉之行前交代他需去见一次王若僖，要他把葛琛介绍给王若僖。这样，“许志庸”第一次以姚克广面目去登门拜访王若僖。王若僖住在法租界小花园旁一栋洋楼里，来开门的是他的儿子王德华。王德华是耀华中学学生、民先队员，对六表兄早有好感，见六表兄初次登门，非常高兴，而王若僖对姚克广来访却很惊讶。他告诉王若僖说马辉之已走，他和马辉之是同事，马辉之托他前来代为辞行。又说，他明日也将离津，以后会有另一共产党方面代表去看王。王若僖吃惊之余，连连地说：“我还不清楚你是……我们还是亲戚嘛!”临别，王若僖送姚克广到大门口。多年之后，王德华入了党，告六表兄说，那天送走他之后，父亲连连地自言自语：“克广是共产党，我是知道的；他在共产党里负这么大责任，我不清楚，真不清楚，没有想到!”

　　当时李楚离、董毓华、朱其文已赴冀东，三人分散下去掌握部队。“华北天津各界武装自卫会”中心也已转移到了冀东。

　　六兄留津期间，关于冀东抗日游击队和八路军队伍的动向及敌方情况都是得自在“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任警务科科长的朱欣陶。朱欣陶向自治政府顾问姚国桢上报情况，送两份报告装在一个信封里。姚国桢是不看的，九弟姚克荫(姚周杰)便去偷出来一份拿给六兄。根据分析，敌人一点不知道我方在津的力量已大部分撤走。

　　不久，葛琛抵津。六兄把工作交代后和葛琛研究：天津城委由顾磊负责，唐山城委也分派了负责人，北京城委由张淑贞负责。他写信把张淑贞叫回天津，将张淑贞的党关系转给葛琛。六兄和张淑贞在英租界的小花园里长谈，明确了彼此相爱，在行止匆匆即将分手之际，他们相约互相等待，直到再见之时。

　　他把一切情况告知了母亲。此时妈妈已完全了解和支持儿子的革命理想。他叮嘱母亲如在天津生活不下去，可去沪找父亲的堂妹九姑。

姚波

天津奔赴冀东参加领导冀东暴动(2)

　　9月份，六兄由天津奔赴冀东。就是在会晤王若僖的次日凌晨，姚醒斋送他到车站。六兄身着长袍，带了两件衣服、一条毛毯乘火车到了唐山。朱欣陶已在唐山车站等候，接他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招待他吃了一顿丰盛午饭，又送了他一张《敌我形势地图》。朱欣陶告他不久将被调去昌平县任县长。

　　饭后，我方交通员傅西河，30来岁的一位同志来接他，他和傅西河一道去赵各庄煤矿，在开滦煤矿医院住了一宿。开滦煤矿在一位工人领袖、地下党员节振国的领导下已发生了七次大罢工，工人革命情绪高昂。煤矿医院院长、40多岁的顾大夫是革命同情者，在他这儿设立了一个交通站。

　　次日晨，他和傅西河出发往北走，当晚赶到遵化县的一个农村，抵达邓华司令部。他见到了邓华、马辉之。他清楚地记得那天正是旧历八月十五，见到司令部里许多过去认识的同志正在吃着大八件、小八件的月饼。他们招呼他吃月饼，他说：“还不想吃。”他们说：“你还不饿呢，你刚打城里出来!”

　　冀东暴动是从开滦开始的。罢工工人一部分也参加了暴动。农民、地主武装、地下党员，近七万人掀起了革命风暴。大家都戴着上红下蓝两色的“红蓝箍”。暴动起来后，北边的八路军部队扩大了一倍，四个团一下子变为八个团。

　　日本人被打退到铁路线和县城中去了，冀东大片农村成了抗日武装的世界。抗日部队无后勤部，无后方，吃饭就在镇上的商店吃，向老百姓敛些米自己煮饭吃。

　　“抗日情绪很高。但暴动部队主要是农民，农民既舍不得枪，又舍不得家，过两天就要回家去看看，部队人员难以固定!”六兄回忆当年，笑逐颜开地说：“有时早上父亲拿着枪来，家里有人找，有点事就回去，晚上儿子拿枪来了!这个部队不能远走，远走就往回跑，最远拉到潮河边上，要过河，整连整连地往回跑。连长跑到营长那儿，说一声：‘咱们走!’就一齐跑回家去了!”

　　因此，冀东三百多党员都下到部队当了团长、连长、指导员，但他们多是小学教师和地方干部，地方党员不会带兵，感到很困难。

　　“当时八路军如果不扩军，而是分散两个团到地方民团去，或者可以把七万人带起来。”他捉摸着：“那时没有这么办。”

　　他谈到幸好当时的有利条件是：一、在敌人后方。日本正进攻武汉，兵力已向前边开去，后方没有多少兵力。二、冀东一片平原，正值夏天青纱帐起，田野一派绿色，到处可睡，可住下。不过，冀东所属地区自潮白河以东至山海关无山无村。为此，党内有了争议问题：青纱帐倒了时如何办?究竟冀东可不可以建立根据地?区党委和地方同志主张建立根据地；部队同志一部分人认为燕山山脉以南都是大平原，是敌人的后方，敌人在青纱帐倒时一定会进攻。

　　“什么地方能放下包袱、毯子?”这成为当时的中心议题。宋、邓支队司令部里对此问题也有了想法上的分岐。宋时轮(解放后曾任军事科学院院长，1983年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和政委邓华意见不一。宋时轮带上两个团进热河，在龙关、赤城山地跑了两圈，他说冀东不能建立根据地，应退回到平西。邓华也犹豫了，但他说中央给的任务，要开辟冀东根据地，不可轻易撤退。要撤退，也应得到中央批准。

　　六兄去冀东前，这种争论已开始。曾开过几次会议，有时在遵化县铁厂召开，有时在九间房召开，中心问题是讨论冀东建立根据地的问题。当年尚无平原游击战争经验，没想到在平原要依靠群众坚持游击战争，后来才在斗争实践过程中创造出了平原游击战术。

　　六兄到冀东遵化县见到邓华、马辉之时，他们告诉他：宋时轮因争论无结果，已带部队返回平西。邓华说看来大家也得走，只是部队苦于和中央联系不上，在冀东只能收电报，不能发电报，因发电报需AB电，那里有A电，而B电压力不足，发不出去。他们商量，想请六兄再回趟天津，在天津给党中央发个电报。他听后，把衣服、毯子留下，立即动身返程，又由傅西河送他，乘火车直接回天津。

　　他抵津后，火速找到王士光发电报给党中央，汇报了冀东情况，未等中央回电又返回遵化。半路上，他遇见了部队，原来是胡锡奎的抗联政治部。他在部队吃午饭时，胡锡奎告他邓华部队已往北开拔。他着急了，恐怕赶不上部队，胡锡奎便让他骑马去，并派两个战士骑马相送。他是头一遭骑马，一路任马颠簸，竟骑马渡过了滦河。晚上赶到部队，见到了邓华，得知党中央急电是：“如实在不能坚持，可退回平西。”邓华接此电后才带队伍出发。

　　邓华告他，冀东尚留下四个小团，每团约五百人，团长有陈群、鲍森等同志。这些同志后来均牺牲于冀东平原。但经过他们在冀东艰苦创业，终于开辟了根据地。八路军主力部队于11月底回到平西，部队主力加上抗联队伍约五千多人过了潮河，其他人员到潮河边未过河，这部分人后均被敌人打散。

　　他从这时起到了部队，进入根据地，开始了一个长期行军过程。

姚波

“五十弦翻塞外声”、大军平西行

　　谈话主题：

　　“八千里路云和月”、

　　“五十弦翻塞外声”、大军平西行

　　“第一次行军，就是从冀东到平西。那是9月底到11月初，走不到两个月，五十来天。”他站在我的面前，挥着手说:“沿路相当狼狈!”

　　他们所走的路线是自河北北部遵化县到蓟县，翻过燕山山脉到热河兴隆县，然后沿长城走下去，一路出入于长城内外，过潮河、白河，过京张铁路，由昌平以北进入平西山地，那儿是京西矿区。他们的部队必须迂回前进，避免和敌人遭遇。行军有几团人，加上抗日联军，是上万人的队伍。

　　六兄折回冀东时，因部队已出发，都说他不会赶上来了，所以留下的衣服、毯子，以及剃须刀等小零件早已被分掉。他行军时没有东西拖累，只是里面一套衬衣裤，外边一套部队发给的灰色单军衣，腿扎绑带，披着别人分给他的一件日本人穿的雨衣;他手持驳壳手枪，还骑着他那匹备有马鞍的马。部队给了他一个勤务兵，十五六岁的小李。

　　第一天行军下来，脚便打起了泡。行军两天，人疲马乏，马喂不好瘦了下来。过蓟县翻狗背岭长城时，山陡石多，马鞍不慎滑落，掉下山去，他只好骑光马而行。

　　行军都在夜晚，傍晚开始行动，走前半夜，12时休息，找饭吃；天明出村去山里隐蔽。到冀东界兴隆县便是天壤之别。热河是“满洲国”界内，敌人搞所谓“连座”，八路军入村，老百姓不跑就当八路军办，粮食不埋也当八路军办。迫使老百姓坚壁清野，八路军入村见不到一个人。当时正值秋后，粮食已收割，有经验的战士会通过新翻土茬找埋下的粮，他们挖出粮食烧饭。粮食均过秤，按多少斤付冀东带来的钱票，把钱放进村公所里压着，说明挖了多少斤粮，付了多少钱，分文不差。部队进入“满洲国”，没有了群众，也没有了后方。入村找粮很难，不知何时可找到，可做熟饭。有时找到的粮和石土混杂，便吃石头米;有时找不到粮，饿一晚上，次日上山采野果充饥。好在秋实累累，柿子、红果、栗子，尽可填饱肚子，时而还能吃到一点核桃。

　　他们入村后集中住在一起，四处放哨。因为敌人有耳目，他们的行动天天有人向敌人报告。他们却无耳目，需加倍警惕，随时防敌袭击。往往只睡一小会儿，天不明就开拔。五十天内被敌人小股兵力袭击了三次，当时战士不怕死，怕负伤，在冀东负伤可住老百姓家，还可治病；进入伪“满洲国”，战士负伤要抬着走，困难重重。可见，没有后方作战多么的狼狈；认识到建立根据地的重要性。

　　有一次部队渡过潮河，到达白河流域。这时刚刚过了热河，来到顺义、密云一带。部队在下午4时多入村，大家进村后，见村里有老百姓，非常高兴。六兄的口袋里还有3元，这是那4元津贴费的剩余，便到村中小铺里去买了块肥皂，走了一个多月头回洗了个澡，把衬衣裤也脱下洗净晾起来。他穿上空心军衣，带着光屁股马，又去买了两只鸡，两斤秋白梨，拿回到屋里。这次他和李钟奇住到一个屋，马辉之和爱人王敏住一个屋。他让勤务兵小李把鸡杀了，晚8时鸡就炖好了。他们吃光了秋白梨，李钟奇的困劲儿上来，想吃鸡更想睡觉，便对他说：“鸡留到明天早上再吃吧!”小李把炖得喷香的鸡又放入大柴锅里。

　　次晨3时左右，他们在睡梦中被枪声惊醒，听出枪声来自村边山上。六兄急忙捅醒李钟奇：“快醒，放枪了!”李钟奇不在意地说：“是枪走火吧?”他的话没说完机关枪声响起来。他们赶快爬起，招呼小李，忙匆匆地跑出门，和大家一起顺村里小路跑出去。他没忘去牵马，只是衬衣衬裤全丢下了，鸡当然也吃不上了。他们的一个警卫连百把人迎击上去，敌我双方抢占山头。他们才冲出村，另一个山头上的敌人朝他们打枪，打伤了一个文书。

　　这样的袭击发生过多次，这一次距离较近，敌人上了村口山头，才被警卫连发现。

　　一路行军，疲劳之极。队伍过潮白河后衣服都湿了，沿路生起一堆堆的火烤干衣服。六兄骑在没鞍的马背上竟睡着了。马爬上山，他从马背上滑跌下去，睡意未去，双手还拉着马尾巴。步行行军时，经常站着睡着了，后边同志推搡着才往前走，人马都瘦弱下来。

　　有一次夜里急行军过平绥铁路，从康庄以南过铁路。他正好拉肚子，过铁路后，就急忙抢到距部队几十米的土堆里泄肚子，刚刚蹲下去，机关枪猛响，红色、绿色信号弹从山头打下来，他完事整好裤子，见部队已走，不知往哪儿去了，他一人掉了队。当时敌人枪声仍不断，夜深草高，他想：索性在河滩睡它一觉!11月初已是天冷风寒，他找个草窝一倒睡到天明，猛醒后听不见什么声音，便顺着北去的方向赶队伍，快步走到中午才赶上了，队伍进山了。他以为马也丢了，哪知小李拉着马，东张西望，正自着急。他总算找见了小李，意外地找回了老马。部队一直行军到晚8时，一天没有饭吃，在大山沟里转，也没有水喝。他和马辉之爱人王敏在一起，远远见到邓华爱人李玉芝手里举着一根大萝卜，心想不知李玉芝从哪儿挖来的，见到萝卜更觉干渴了，两人决定去向李玉芝要点萝卜，便跑起步来。紧跑上去有两里地路，好不容易追上了李玉芝，哪知李玉芝并没有拿着什么萝卜，是她的手受伤缠了块白色手帕。队伍直到晚上12时才走入了一个小村子。村里房少，一间屋睡上50来人，大家你枕我胳膊，我枕你腿，挤睡一团。好在每人分到了一缸子棒子粥，成为非凡的美味。

　　五十天的路就是这样走过。在路过昌平县沙峪时，六兄到邮局发了一张明信片给朱欣陶，告朱路经沙峪，以后有机会去看他。

　　11月中旬，部队到达平西宛平县大村斋堂。宛平县县长是党委派的同志，即焦若愚。焦若愚那时名焦土，后来抗战时敌人来烧了房，老百姓不无打趣地说：“都是咱们县长叫焦土！”

　　抵达平西的头一件事，就是把留下的党员都找了回来，他们也和宋时轮部会合，宋时轮驻扎在宛平附近大山中，叫军下村。八路军主要部队放在高碑店附近张坊。张坊是丘陵地带，粮食富足。但日寇常去轰炸，战士每天挖战壕。机关放在山里，部队放在丘陵，各得其所。机关在距北平很近的门头沟上清水定居下来。那处山地后来敌人扫荡过，却始终未占领。山上老百姓缺粮，靠卖山里货去丘陵地带换回粮食，够吃三个月。机关每逢粮食不够吃，便拉到张坊去吃饭，棒子面窝窝头、棒子面糊、棒子粒焖饭就咸萝卜，大家吃得香香饱饱的。部队吃饱穿不暖，但不怕军衣单薄，因地处京西矿区，煤产丰富，一个驴垛子能背来百斤煤才两角多，部队和机关都把炕烧得热烘烘的。12月份，他们去平原地方买到棉花土布，大家才穿上了厚厚的棉军衣。

　　那时，六兄整整21岁，定名姚依林。

　　“1938年11月建立了平西根据地。所谓平西根据地包括的地方……”他眉目舒展，好像那五十天的疲劳行军刚刚歇下来，喜逐颜开地说：“一是，东至昌平西，羊坊。未到小汤山，小汤山上有敌人。二是，东北至昌平、宛平交界的山地。三是，东南至房山、涞水、涿县交界的地方。四是，南至十渡、张坊。五是，西到和晋察冀易县相连。六是，北至靠近察哈尔的宣化、涿鹿、怀来交界地方的樊山堡村。我们定居的上清水就在宛平斋堂西。平西根据地人口总共不到一百万。”

　　事隔51年，他仍记忆犹新。

姚波

巩固平西根据地的两件大事

　　谈话主题：

　　巩固平西根据地的两件大事：

　　清除地主武装、减租减息

　　1939年1月，马辉之去了阜平。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开会，传达讨论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的报告——《论新阶段》。当时吴德仍在延安未归，平西、冀热察区党委又只留下了他一个人。2月份，党中央派肖克从延安到达了平西(肖克是红六军团军团长，解放后任军事学院院长，中顾委常委)，调邓华、宋时轮两人回了延安。肖克到后，重组司令部班子，肖克任政委兼军长，调原红四方面军30军军长程世才为参谋长。程世才是湖北人，1931年参军，工人出身，很会打仗。肖克又把部队更名为“冀热察挺进军”。顾名思义，八路军部队日后仍要朝冀、热、察方向挺进。

　　“冀热察区党委要巩固平西根据地，首先遇到的问题是什么?”我问他。

　　“清除地主武装。”他立即回答。这是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后的决定。所以，他又说：“当时日本人还没有到过平西，1940年日本人才开始对平西大扫荡。所以当地的地主武装不是抗日武装，是地主雇佣兵、地方民团、警卫队，一个地方约有上百人，根子很深!后来我们摸清平西根据地大约有三四百人的地主武装……”

　　他于是细致地告诉我当时地主武装分布的所在地。

　　一是房、涞、涿交界处。清水以南二十里地处有一地属涿县、而又不连涿县的大山，是飞地，名叫三坡。这上、中、下三坡的统治者叫“老人”。“老人”是大地主，当地归他统治，百姓向他纳税，从来不给政府纳钱粮，三坡可谓各自独霸一方。他们有枪、有武装。山中老百姓还不知道中华民国有多少年，生活穿着也和山外不同。结了婚的妇女，不论年纪大小都赤裸上身。妇女裹脚裹成船形，穿着前端翘起的船形鞋。这三坡成了“老人”领地。他们进不去，进去的干部即被杀掉。

　　二是房山。靠近京西矿区，南窖处也有地主武装。

　　三是宣、涿、怀交界地。此地的大地主和教会有勾结。当地有一个大天主教堂，是法国神父主持教堂，自产白蜂蜜。它的影响很大，附近村民信教的很多。

　　打地主武装靠部队，他们去打时只是缴枪，并不消灭地主，这场斗争进行得很艰苦。他们打进去工作了好几年，待日本人一来“扫荡”，地主武装又起来了。1941～1942年在三坡、南窖均发生过暴动，牺牲了我们不少干部。

　　与此同时的事，就是减租减息。他们把群众发动起来，实行“二五减租”，利息不超过一分。实际是，农民群众发动起来后，他们就不交租了。

　　减租减息同时，他们开始训练干部。第一批受训练的是农村知识分子，多是地方小学教员，叫“教小书的”，还有小学生，也有中学生，中学生在当时农村便是大知识分子了。由于农民群众对于革命道理一时还接受不了，区党委一开始就是依靠地方知识分子开展工作的。他们当年都只有二十一二岁，有的来自大城市，有的是冀东暴动后才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他们能够领导，只因懂得革命道理，对抗日救国、社会革命都能讲出一套话来，所以受到了信任，四五十岁的小学教员也呼他们为老师，关键在于他们代表了当时革命的力量。

　　打倒地主武装建立了新政权，这是外来干部与当地革命的小知识分子结合起来的政权。这些干部进去就把旧村长换下来，县长、县委书记都换了人，都是受过训练的这些干部。

　　减租减息搞起来，农民群众得到了好处。一些最无地位、最受压迫的农村妇女接受革命思想最容易，所以妇女较易发动。根据地逐渐建立巩固起来，他们可以向农民要粮、要草、要钱、要人。所谓要钱，是当农民把农产品送集市出售时，收一点集市交易税。要人，是动员参军。老百姓那时愿意参军，因为军队生活比农民生活要好得多。当时军队里每人每天约1．25斤粮；5分菜金。5分菜金的概念是：一天可购3钱油，一月9两油；一天可有2钱盐、一月有6两盐；还有一天吃一斤菜。养猪吃肉则靠连队，连队食堂喂潲水养着猪。当兵比农民生活好得多，农村劳力不少，所以参军很容易。这一情况到了1942年、1943年就变得困难起来，因为青少年均已参军，1943年参军，一个村只要两个人，村里劳动力也少了，就是找不出两个人……

　　“这是后话。”六兄微笑着对我说，“巩固平西根据地，最艰苦的斗争阶段是后来，是不久就发生的反扫荡战争。”

姚波

调任晋察冀分局途中遇险(1)

　　谈话主题：

　　调任晋察冀分局途中遇险；

　　躲避日军大“扫荡”再遇险

　　六兄记得他们在平西根据地过第一个春节，旧历卅夜晚，大家都吃到了饺子。肖克到平西正值春节，六兄在上清水独饮微醉后，夜过山岗去五里地外村里欢迎刚刚到达的肖克。他走在山上，只觉身子轻飘飘的，如脚踩棉花，心情也异常舒畅。到村之后，见到肖克，两人便热谈通宵，和衣而卧。

　　他们谈到冀东暴动和平西根据地的工作种种。肖克是参加完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后赶来的，向六兄谈了情况和部队今后打算：中央意见是发展平西、平北，再连冀东一片。平北包括昌平、怀柔、怀来、延庆、密云等地，和平西隔一京张铁路。部队将开赴平北，过承德公路返冀东；当以平西为依据，发展平北为跳板，开入冀东平原，而后深入冀热察，再进入辽宁。

　　不久，肖克司令部到了下清水，和上清水的区党委在一起，吃饭共一个伙房。

　　3月份，吴德回到平西，继之马辉之也回来了。吴德是唐山附近冀东丰润县人，晋察冀分区研究后要吴德再返平津，然后去冀东，把关系连上。当时平西根据地已开创了两条可去平津的地下交通线。一是北经昌平县的朱欣陶；二是南经高碑店、张坊、十渡的交通员。他找到一个家在昌平县的共产党员小学教师，写一信请这位同志送吴德去昌平县朱欣陶处。

　　朱欣陶不认识吴德，见信后留吴德住在他家，为能安全送吴去北平，琢磨出一个办法。他请昌平县的一个日本顾问吃饭喝酒，把日本顾问灌得半醉，便鼓动醉鬼去北平逛逛，日本顾问竟然同意，去开出了汽车。这时，朱欣陶把吴德引见给日本顾问，说是自己一位近亲来求找事做，但无法帮忙，只好托顾问给个方便，把这位亲戚捎带回北平。又当着日本顾问向“亲戚”道歉一番，并奉送了20元。日本顾问欣然同意，吴德就这样被日本顾问的汽车送到了北平。吴德到北平后见到张淑贞，又去天津找到葛琛，联系上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之后又奔冀东，向留在冀东的三个团传达了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吴德重返平西时已是1939年夏天。

　　马辉之回平西后，出示晋察冀分局书记彭真同志的调函，调姚依林去晋察冀分局当秘书长，同时从延安调张明远来接替姚的工作(张明远后曾任冀热察区党委宣传部长、冀东行署主任、东北局秘书长、科学院某所办公室主任，“文革”后任国务院机械委员会副主任)。吴德抵平津时，平津地下党的学生们开始陆续来平西，来后都参加了干部训练班，入了党校。第一批学生到平西时，他尚在负责这项工作，张明远6月来，他7月走，吴德回平西时，工作已由张明远在操持了。干训班出来的干部还配备了一批人开赴平北，建立平北军分区。军分区司令员为白乙化，是东北流亡学生，曾和焦若愚在一处工作。政治委员是段苏权，一位老红军(解放后在军纪委任职)。他们带了一团人开赴平北，后来大部分同志均不在了，白乙化也牺牲在平北。

　　六兄告诉我，彭真同志调他去阜平晋察冀分局，因为知道他的眼睛不好——他的左眼在三岁时不慎被针刺伤，长期患外伤白内障，只有光感，无视力。由于两眼看物无焦距，他时常在行军、打游击时摔跤。

　　“你怎么一直没有动手术呢?”我不禁问道，我知道六兄小时左眼受过伤，时常见他眯起左眼来看书、看报，但平时几乎又忘了他是独眼，他也从来未诉说过视力的困难，行动起来也一点没有使人感到他只有一只眼的视力。

　　“要动手术就要把晶体也拿下来。两眼的视力差距太大了，动了手术工作起来反而会不方便。”他微笑着对我说，“所以等这只好眼也看不清的时候，再动它也不迟。”

　　我不由得专注地凝视着他。

　　“1939年7月7号”，他站起身去点一支烟吸着，说道：“我一个人带上我那匹马，去了阜平。”

　　当时区党委机关迁到了塔河村山坡的蓬头村，地处根据地腹地，他出发后顺大路走，一路没有敌人。7月7日晚上，他住在赵家庄，距塔河已有60里路。他正好赶上赵家庄在召开“七七”抗战两周年纪念会。当晚下起雨来，雨下个不停。1939年夏，天津发了大水，他正好在去阜平途中。路上阴雨绵绵，他穿着那件日本军用雨衣，雨大不走，小雨不停；走到哪儿住到哪儿，三四天路程却走了二十多天。带的路费全部花光了，只好向地方借支，一路狼狈之极。

　　六兄在路上遇见一件难忘的事，是他头一次看到泥石流。一天傍晚，他走到易县山沟村里，进村时8点多钟。夏季天长，天色尚未昏黑，落着细雨。他住进一个小学校，人不脱衣，马不解鞍。晚9时，大雨倾盆，老乡跑来找他，问他：“带枪没有?”说是河沟水涨，水里突跳突跳地有许多王八，找他去开枪捉王八。他跟随来人跑去，只见河沟水湍湍流急，突突跳跃的实际是顺激流而下的泥石。为让老乡满意，他朝水里打了十来枪，大雨浇头地跑回小学校，坐以待旦。半夜，听到老乡们喊叫着：“山水冲下来了！”河水已冲上了岸，流向拒马河。他跳起跑出门，火速拉上马，跟随众人急急地顺小学校后身往附近山上跑去。不久，山水就冲滚而来。

姚波

调任晋察冀分局途中遇险(2)

　　他见到了真正的泥石流：山水凶猛冲撞，卷带着许许多多的大山石。有的山石竟如四五米高、六七米宽的大房子!他们在山上听见惊心动魄的水吼声。天明后，往山下一看：十多户人家的山沟村被冲得不见了，只有汪洋一片……

　　他那时一天只能赶二十多里路程，因为连日大雨，雨后小河变成大河，过河时需在齐腰深的大水中跋涉，行路很难。走到唐县时他已身无分文，便去分局卫生部借了十多元，又走下去，直走到阜平县城外通平原的沙河。沙河平时只有一里多地宽，水流也小，现在涨水，已看不出河床。水流急湍，河中心能陷下人去，水里冲流着大大小小石头，能把腿打破许多伤口。他的马到此嘶鸣不前，他只好拉着马前行，马走快了，他又拉着马尾巴走，但人和马都实在走不过去。从西庄往北过了这条大沙河就见晋察冀分局所在地，就是过不去这条河。有人奋力游到对岸，被急流斜冲下去十多里路，难以直线上岸。

　　他回到西庄，通了个电话给十里地外的阜平县政府。县政府正有二男一女也是等着去分局的同志。县政府找上会水的、专管送人过河的二十来个人，要他们把人和马送过河。

　　晨起，过河队每人分得四斤馒头做一天的伙食。早饭后，8点多下水，过河队命令大家脱去衣服，一件不留，由他们拿着。据说送过激流，有衣无衣相差上百斤!他们一人托头、二人托肩、一人托屁股，架起人踩水过河，架起大马泅过河。四个小时在大沙河里浸泡划游，直到下午1时才能游上对岸。一路上，人和马一样，赤裸裸的一丝不挂。其中的那位女同志是个湖南人，她有急事去分局，因晕河已截到河边两天，她不肯脱光，过河队不干，最后她也只好照章办理。

　　过大沙河走六七十里路到城南庄，再过五里到易家庄，这就是晋察冀分局所在地。他记的是7月22日、23日，大家进村后吃了一顿煮黑豆、煮麦子。这个村附近有个胭脂河，大雨中，村子地势高，幸而未淹没。但村边石磨都被淹了，所以没有办法磨麦子，只好煮麦子饭。他觉得非常好吃，只是吃下去肠胃接受不了，难以消化。待一切安定下来，他才顾得上看看他的腿，腿上一路蚊咬石伤，已经烂了有一二百处，因感染病毒，每天要涂龙胆紫。

　　彭真同志找他谈话，他接手秘书长一摊工作，负责秘书处、管理科、交通科、警卫营及开会记录等事情。但8月底，他即患伤寒，大病了一场。

　　他想可能是在城南庄吃了不卫生的牛肉包子，感染了伤寒菌。他发高烧不退，肠粘膜出血，每天屙血不止。当时分局机关有个医务所，大夫姓田，高中毕业，党员，不是科班出身，不过曾在县城开过诊所。医药奇缺，没有药吃，又不敢让他吃东西，恐肠穿孔。他每天只吃两个鸡蛋清，用温水冲服。一个多月又烧又拉，人很快瘦下来，成了“姚瘦子”。到10月份，身体却把病抗过来了，有一天他屙出大半盆污血，烧却退了!开始能吃一点什么，人衰弱不堪，只能扶着东西站起来，走不了路。奇妙的是，腿上的一二百块烂疮疤却就此全部好了!细菌终究是细菌，不如人能抗得住，因缺乏营养而全部死亡。

　　11月份，日本人突然来扫荡晋察冀。当时敌人在华北的兵力不太多，敌人的扫荡不像过去那样厉害，也是来试探我方的力量。晋察冀分局周围都是敌人据点，日本人来扫荡，事先听不到消息，因那时在敌人内部尚未安排人去，没有情报，只是在敌据点有人报告：见到周围几个敌据点都突然增兵，住一个排的变成了一个连，全面增了兵。因此，推测敌人将来扫荡。

　　敌人来袭，他们便分成几个大队出发，和敌人绕大圈子。一切东西都埋起来，带上牲口，牲口上都有马搭子。放一床被和一条毯子，两套换洗衣服，歇下时一铺一盖，衣服一卷便成了枕头。

　　他那时却骑不了马。他被老百姓用担架抬着，四人抬一天，第二天再找当地老百姓换抬，他就是如此狼狈地随着机关队伍转移。他有位秘书名狄子才，与他同岁，是当地农村中学生(解放后任中纪委委员、铁道部纪检组组长)，代理着秘书长日常事务。当地人文化低，有人不识“狄”字，当成“狗”，他们便呼狄子才为“狗子才”，昵称“老狗”，听得习惯了，狄子才也不以为意了。在转移途中，六兄和狄子才走在一路。

　　他们是往西北走，没有目的地，只是和敌人绕圈子。当时到了一个村子叫吴王口，这是山根脚下的大沙滩。前边的队伍已走过去了，落下狄子才、勤务员樊清玉、六兄，以及抬担架的四个老百姓，共七个人。只有狄子才一人带着一支驳壳枪，他们遭遇到了敌人。

　　刚刚出吴王口，前边的老百姓往回跑来，说道：“敌人过来了!”话未完，敌人已在两里地外朝这边乱放起枪来。

　　四个抬担架的老百姓因未经过战争，吓慌了，把担架一撂都跑走了。

　　狄子才和樊清玉急忙抬起担架，往一个进山的小道跑去。跑了不远，在山上遇见了几百人，是没有武装的党校学生队。党校学生便自告奋勇地来抬担架。他们没有经验，他虽然瘦得很，也有百来斤，山陡路狭，担架不好抬，把他掉到山沟里去了……

姚波

相持阶段艰苦而乐观的根据地生活

　　谈话主题：

　　相持阶段艰苦而乐观的根据地生活

　　六兄于4日出使印度，参加了英·甘地夫人葬礼。去四天，在新德里实际只有两天半，参加了十几次活动。

　　“赶了十几场!”他这样说，精神矍铄，他经受了印度的31度高温。这天他的血压偏高，穿着旧呢料制服，屋里有了暖气。

　　“你掉在山沟里有两个星期了!”我想着1939年那个11月，他病后衰弱走不了路，在敌人“扫荡”中被人抬着的狼狈情景。

　　“什么?”他诧异地问。俄而明白了，不觉大笑。

　　党校学生不会抬担架，山高路窄，四个人抬很不方便，又是天色渐黑，天寒地冻，两次把他摔到山沟里。幸而山沟里有水，已半冰冻，他们下山去又两次把他救上来。

　　“山沟距山路有多高，多少米?”我想他当时不能自主，一定摔得够呛。

　　“多少米?”他笑道，“那时又没顾得上测量啊。”

　　他们在山上辗转，直到夜11时才见到老百姓的小村子，便住下来。辗转途中遇见了晋察冀公安局一部分警察，他们都有枪，也在山上转了一天。1939年敌人的“扫荡”也没有经验，敌人来合围，他们便跳出去；敌人围不到，又到另一个地方合围。每次战役时间短，你来我走，遭遇上就打一下，双方伤亡不多。1941年后到1943年的敌人大“扫荡”，伤亡就多起来。

　　他们下山后，阜平住房均被敌人烧光。老百姓临时搭盖窝棚住，他们往南迁移了一百多里地，迁到了平山县。彭真同志的队伍也下山到平山县集中。晋察冀分局在韩丁村，那是一个小村落。警察局司令部、警察局政治部、锄奸部(抗战时改叫保卫部)、城工部、晋察冀分局社会部等各住一村。边区政府住得稍远，军区则距韩丁村十来里。由于韩丁村离敌人驻地隔一道山梁，只有二十里路，他们派哨兵守在山头，拉电话线到韩丁村，有情况就打电话，立即转移，当时因敌人扫荡，或因发现有敌人要来扫荡的迹象。机关迁过很多地方，每次均迁得距敌人远一些。

　　当时晋察冀根据地是党、政、军三大块，还有一些工、农、青、妇群众组织。另外，有晋察冀日报社，每天出报，铅印十二开四版，社长是邓拓。打起仗来也出报，出两版。转移时把机器分卸，由八匹骡子驮着，一边走一边出报。稿件来源靠延安新华社供给及电报、电台所收到的消息。当时晋察冀分局有个电台，军区有个电台，分局社会部有个电台，每个电台设一机要科，负责译电工作。军区电台设有司令部第三科，专收敌人电台、拆译密码。不管是什么密码，只要掌握了它的规律，便可以破译，由此也可以知道敌人“扫荡”的消息。

　　六兄一直到1939年底才正式工作，扶着木棍行走。1940年夏天才能行动自如，这期间和张培华(周彬)通过信，寄信要托人带到敌占区再发出，张培华来信也需寄到根据地边上，由人带入，三四个月通一次信。

　　生活是艰苦的，餐餐黑豆面窝头或棒子面窝头或小米饭，大家都不够吃。没有蔬菜，老百姓自己晒腌萝卜干。无余粮，养不了鸡，5分菜金只够一个鸡蛋钱，吃不起鸡蛋。饿得慌，就去挖野菜吃，榆钱儿榆皮面是好东西，杨树叶泡去怪味儿后才可吃，槐树叶吃后浮肿，大家对野菜的优劣高下都有一番研究。这样下去，大家的身体越来越坏了。由于缺少维生素A，许多同志闹夜盲，发疟疾。在一个连队中有过190人发疟疾的纪录。疟疾是病菌感染，是日本人由印度尼西亚传染过来的。他们因体力普遍下降，抵抗不了病菌，又缺药，无奎宁，只好代之服少量砒霜。那时六兄懂得了砒霜虽毒，少量服用却可以补血，能稍增一些体力。他从1940年开始发疟疾，直到1942、1943年夏天均在发疟疾的高烧寒栗中熬过。

　　到1942年，就看清楚了敌我在体力上的差异：我们穿草鞋、布鞋，轻装爬山也比不上日本人穿大军靴、背重物爬山爬得快。山地游击战争的大问题是生活问题，它影响了战斗力。

　　“那时，吃上一次猪肉，一定是过节!”六兄动情地说，“大家高兴得手舞足蹈。战士们唱《红缨枪》，唱到‘拿起红缨枪，去打小东洋’时，词改了，唱着：‘拿起洋磁缸，去舀猪肉汤’!”

　　“仗打六七年，人力财力都缺乏了。”他深沉地说道，“当时我的体会是，老想起诸葛亮《出师表》的那句话——‘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那时才懂得什么叫作‘疲敝’！”

　　当时农民劳力少，肥料也少，向老百姓要粮困难。陕甘宁边区参议员李鼎铭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来“精兵简政”的建议。中央开会规定可不做的工作尽量减少；根据地脱产人数不可超过全人数的百分之二至五，于是不久开展了大生产运动。由于前方打着仗，他们只能一部分做到，不如居后方的延安开展得普遍。晋察冀根据地的各机关也开始抽人搞业余生产，机关自己开地种菜，搞工业品生产。

　　六兄学过化学，这时有了作用。他造墨水、制肥皂。买了颜料、桃胶，用开水沏化和匀，待沉淀后，墨水就做成了。用羊油、牛油和碱一起用火熬，脂肪碱化便成了肥皂。人类的智慧正是在生活迫切需要时发挥出魔术般的创造性。他还会制造土炸药，用当地产的硫磺、硝，又用山核桃皮烧成活性炭，不待烧透，便把三者放在一起碾成了黑色炸药。墨水、肥皂卖给其他机关，黑色炸药开矿用。他学过的化学和经济学，在秘书长工作中越来越相得益彰，成效显著。

　　当年各根据地财政独立，各地有银行，石印工厂，自印钞票。如陕甘宁边区票、晋察冀边区票、晋绥边区票……等等。边区票无法到国民党统治区买东西，他们想办法用边区票换银元送到党中央，可去国民党统治区购物，当“外汇”用。银元的来源，一是就地换购，二是1945年后搞土改从地主家和教堂里挖出来的，一概没收。边区票和银元的比值是经常浮动的，有时一个银元换20元边区票，有时换18元，有时换25元。边区票发行多时，票贬值就换少了。此事由边区政府负责，边区银行能换多少就给分局多少，一总送交中央。晋察冀是产棉区，老百姓多制土布，他们每年都要做很多套衣服送到延安。另外，晋察冀分局地靠天津，还可买到珍贵物资：海味、虾米、烟卷等等送到中央去。他们和敌占区也有“对外贸易”，1944年发展很大，那时靠山货“出口”，购进药品、洋布等。敌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出的关东票和边区票的比值看交易情况。我方“出口”东西多，边区票就贵，“入口”东西多，关东票就贵一些。1945年之后，解放战争时期，晋察冀根据地可从平津国民党占领区“进口”汽油、药品、硝酸氨。

　　“硝酸氨加上百分之十的铝粉就可以制造‘硝氨炸药’!”他快活地挥一下手，告诉我说。我理解那时炸药是多么贵重。

　　“铝粉从哪儿来?”我问道。

　　“把打下来的敌人飞机磨成粉!”他说。在当时这是铁杵磨成绣花针的工夫!但那时制造硝氨炸药比之制造黑色炸药时自然已不可同日而语了。那时，晋察冀根据地有了自己的兵工厂。抗战期间厂规模较小，解放战争期间才扩大。在他们开进张家口、宣化后，有了一批可以搞大兵工厂的机器设备。1946年初阴历年过后，他结束了秘书长工作，完全转去搞经济工作，成立了边区工业局，他被委任为工业局局长，这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