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依林——百夕谈

姚波

晋察冀分局秘书长任上的繁细工作

　　谈话主题：

　　晋察冀分局秘书长任上的繁细工作

　　晚间去看六兄，他在伏案读报。

　　我还想请他再谈谈1940年晋察冀的事情以及他的秘书长工作。

　　他走过来坐在沙发上，想了想，笑着说：“那年有两件大事。头一件是——南方来的同志在发动群众的大会上讲话，高声喊：‘乡亲们，现在要赶猪赶鸡了!’你明白吗?不明白。老百姓也听不明白，后来才明白不是赶猪赶鸡，是‘减租减息’!那年晋察冀根据地全面铺开了发动群众，减租减息。”

　　他于是告诉我晋察冀军区下属的13个军分区全部投入了这项工作。

　　当年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为聂荣臻。肖克调任军区副司令员，直接指挥5个军分区。5个军分区在铁路东边，一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为杨成武。二军分区司令员郭天民，政委赵尔陆。三军分区司令员黄永胜，政委王平。四军分区司令员熊伯韬，政委刘导生。五军分区政委刘达。第六至第十军分区直接由冀中军区领导，冀中军区也归军区指挥。冀中军区司令员为吕正操，政委程子华。1941年左右，肖克调离平西时，挺进军解散，成立了平北十一军分区，平西十二军分区和冀东十三军分区。冀东军分区独立性最大，留在冀东的两团人也组织了进去，那时已发展为很多团(李运昌任冀东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李运昌是李大钊侄子，黄埔军校四期学员，原为冀东抗联司令员。解放后曾任司法部第一副部长，原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在13个军分区力量参与之下，晋察冀的减租减息运动在群众中深入展开了。

　　他说的第二件事是百团大战。

　　1940年8月20日开始，晋察冀部队和晋冀鲁豫八路军总部在副总司令彭德怀指挥下，集中了一百个团的兵力，分头同时进兵河南、太原，主动出击破坏敌人铁路干线，消灭了平汉线、正太线及晋东南小线的敌据点。这就是有名的百团大战。当时由于敌主力在武汉，敌人伤亡不多，据点被我军消灭很多。

　　八路军在1937年抗战之始，编成了三个师：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即刘邓大军。一一五师，师长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一二○师，师长贺龙，政治委员关向应。这次大战打得很成功，可以说是抗战史上空前规模的进攻战。大战的胜利给予华北日寇以重大打击，极大地鼓舞了我军士气。百团大战后，日本人立即派岗村宁次来华北，将主力调来华北，开始了对根据地的大“扫荡”。因此，百团大战后来成为抗日战争时期军事上的一大争论问题。

　　以上两件大事进行时，他正肩负着辛苦琐细的秘书长工作，未能直接去参加，因此他才开始体会到和过去亲身参加领导“一二·九运动”时的不同。秘书长工作把他拴在机关里，日常事务异常繁忙，学文件、参加会议、听汇报、搞指示……

　　“什么事也要了解，什么事也不能亲自去干；只能从报告、文件中得到知识，无亲身实践感受，理解都不深化，这是秘书长工作的遗憾!”他感叹道。

　　他担任秘书长工作好多年，直干到1946年。1940年前晋察冀党委书记是彭真，1940年底彭真去延安开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个会1945年才召开，彭真没有再返回，在延安搞整风学习，任组织部长。晋察冀党委书记由聂荣臻兼任。1943年聂荣臻同志也赴延安，代理书记为程子华。聂荣臻1945年回，晋察冀成立了中央局，聂荣臻任中央局书记。在此期间六兄一直踏踏实实地担任着秘书长工作。

　　“党委书记把日常工作留给秘书长，自己可以去集中参与、调查、搞一件事；秘书长则不能离开机关……”他说。他深感秘书工作好像看地图，地图上标明了山多高、水多深，秘书长对此也很熟知，就是没有亲自去过。如果亲自去过，则连地图上未画出来的情况也都会知道。遇事决策往往是未画在地图上的情况越深知越好。他至今仍感到遗憾……

　　“当然，”他补充说，“这个工作也得有人干!”

　　他不禁怀念起黄敬。他说黄敬当年是冀中区党委书记，所以有机会直接去搞了减租减息，对此运动的研究就较深入，干得很出色。黄敬在减租减息工作中写了很多本笔记。有一次聊天对他讲：“富农、中农、贫农拉出来的屎都不一个样!”可谓观察细微。反“扫荡”后，黄敬在冀中时和范瑾结婚(范瑾是南京大学学生，当时为冀中日报社社长，解放后任北京日报社社长)。1942年黄敬离开冀中，去晋冀鲁豫任平原地区的冀鲁豫分局党的书记。1940年黄敬发病，去延安休养两年，又去张家口。他们在1946年才得重见。

姚波

回顾1941年到1943年的三次反“扫荡”

　　谈话主题：

　　回顾1941年到1943年的三次反“扫荡”

　　晨起下了第一场雪，唤起“踏雪寻梅”的兴致，可惜下午出了太阳，去六兄家时雪已融化。

　　今天六兄回顾了1941年到1943年的三次日寇大“扫荡”，其情景倒是真的带我进入了大风雪中。

　　1941年9月，日寇集中了十万人，对晋察冀山区进行了最残酷的一次大“扫荡”。敌人的目的是想消灭发动百团大战的晋察冀根据地抗日军民。

　　敌人采取的战术是分路进兵，从东、西、南、北四面形成一个大包围圈，合围推进，即所谓的“梳篦战术”。他们的兵力甚密，每隔八里十里就有日寇。一旦遭遇上，他们就打，两侧闻声也集中来打。敌人沿路杀人、烧房，搞“三光”政策。很多村庄被烧毁，老百姓几十、几百人被惨杀，妇女被强奸，然后杀死……敌人制造恐怖气氛，村庄、土地、人、牲畜都被糟蹋得面目全非。

　　这次敌人扫荡，来前虽有迹象，他们未料到会如此大规模。大家向山沟里转移，在村里、房屋里挂上了手榴弹，在地里埋下了地雷……敌人因此晚间不敢进村，全部人马住在河滩。

　　他们在山头上，距河滩敌人只有几里多地。有一晚他趴在山头上观察敌人一夜，当时华北雨季已过，天晴无云，敌人选择此时来袭，也为了破坏秋收。他看见敌人有些睡帐篷，有些就睡在河滩上，把马群放进庄稼地里，马啃嚼着未收获的棒子；敌人砍树点燃起一堆堆的篝火，几个人围一堆火，喝酒吃肉。他们拉去老百姓的牛、羊，吃时不是正经宰割，而是把牛拉住，一下子砍去个屁股，或砍去两条腿，立即拿到火堆上烧烤；一边哇哇地叫，一边跳舞，野蛮残忍，折腾一夜也不睡觉。

　　他们分析，似此情况，白天行军打仗，晚上闹腾一夜，敌人支撑不了多久，出不了一个月。敌人靠人多，不敢零星活动，不敢上山。他们当时跑不出去，被围困在乌王口西北一带的小山沟里。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政治部，晋察冀分局(根据中央通知北方分局于1941年更名为晋察冀分局)带着四个团部队担负警卫、集中行动，都在又窄又深的山沟沟里隐蔽下来。大家露宿，每天吃生棒子，不敢生火，水有的喝。七天七夜，吃生棒子吃得人人拉稀。马驮的电台也停止工作，和延安断了联系。白天时常有敌人飞机搜查，并未发现他们。

　　当时党中央很着急，曾多次打电报。电话到冀中找吕正操，打到晋绥找贺龙，令他们打听晋察冀根据地的人马到哪儿去了?吕、贺部队来搜索，和敌人打过遭遇战，终究也搞不清他们隐蔽何处。

　　他们每天研究突围。七天七夜中间曾派出侦察员四处侦察，摸到村里找老百姓探询。老百姓家破人亡，对日寇有深仇大恨，积极帮助他们，终于探察到了一个突围点：有两处敌人临时据点，中间相距二十里，两处兵力不大，当中有小路可走。军区判断情况，下决心就在这个突围点冲出去。

　　那天晚6时，天色昏黑后，在敌人飞机不能飞行时开始了突围。他们用一团兵力火力封锁一个敌据点，用一团兵力火力封锁另一个敌据点。司令部、政治部、分局、部队等共一万人，依靠老百姓带路，从小路迅跑突围。半夜12时过封锁线，才被敌人发现，但敌人已措手不及，两边有火力封锁，敌人也无法行动。这次大突围成功了，他们脱离了敌包围圈，往南插进，一直走到了滹沱河下游。

　　敌人知情撤兵，也暂时无力再合围。前前后后围困扫荡了一个来月，敌人同样疲劳不堪，撤退中有些日兵睡着了，被俘虏。老百姓抓住俘虏不讲政策，敌人的残暴给人们留下的只有仇恨，有的参加抬担架的老百姓，即使遵令把被俘受伤之敌抬上担架，走到山顶上也故意把担架摔下山去。1941年敌人的大“扫荡”，老百姓伤亡不少，根据地也元气大伤。但敌人明白了这一带山区山高路多，他们兵力不足，“梳篦战术”不中用。八年抗战中，大规模的山地扫荡只有这一次。

　　敌人被俘的人，晋察冀分局给他们盖了一片房子，组织成立了“日本工农学校”，供给他们粮食，让他们搞生产，受教育。战后全部遣送回国，他们都成为日中友好的主力。有些人当时还参加了边区的抗日工作。

　　1942年5月，日寇在冀中地区又发动了一次大“扫荡”，兵力也不小。敌人在冀中大平原修筑了许多炮楼子，许多条公路，还有只有一两个出口的封锁沟。从平汉路东挖了两道深一丈高的通沟，西边也挖同样的沟，把冀中、冀西分开，敌人的企图是消灭冀中游击队。平原游击队和有名的地道战就是在这样的对敌斗争情况中大发展起来的。冀中军区、冀中区党委、冀中行署转移到了冀西山口，大部队难以活动，改组为“小连大班子”，取消排级，一班扩大成二十来人，以班为单位出动，连长跟一个班走。

　　敌人把公路修得笔直，沿路设炮楼关卡，只可惜他们不懂侵略者比起人民群众总是少数，而人民群众是我们的。敌人把摊子铺开，兵力却不够，有些炮楼没有日本兵，靠伪军把守，而伪军都有一个出路问题，都跟抗日军拉关系，只要化上装，他们便放行，有时还可以去到敌人据点。晚上买通伪军或是说一声，部队就可以通过封锁沟。敌人出来了，他们就进地道，灵活机动，神出鬼没，冀中反扫荡就是这样搞了一年多。在这种情况下，也产生了“两面政权”，我们的政权打着日本人的旗号。日本人进村，村里管事的是“汉奸”；日本人一走，他就是抗日军的人。当敌占区的村长，那时是许可的。后来在“文革”中，这些同志就有了麻烦，这是有些人对当时战争情况的特殊性缺乏了解所致。冀中的这种局面维持到了1943年。当年冀中区党委书记即是在平西工作过的马辉之，后来是林铁。部队名义上是吕、程部，实际吕正操、程子华均已调去晋冀鲁豫太行山了。

　　1943年，敌人又骚扰冀西山区。这次敌人总结了前次扫荡的教训，采取小股即小部队活动。敌人先摸清情况，半夜里吃饭，拂晓时奔袭，企图把我们游击队捂在村子里。当时我方对策，也是半夜吃饭，在村边等，敌人来了，就走。敌人以突袭代替合围，我方严防突袭，敌来就迅速跳出扫荡圈。跳出去便无事，否则就和小股敌人打几仗。

　　敌兵力进山。部队、局、机关了解到繁峙、广灵县河川没有日兵，均奔赴滹沱河上游桑乾河河川地带。他当年带了二十几人的手枪队去河川后便找到一户大地主家，让地主供应吃喝，他记得是吃了一顿莜麦面。饭后立即转移，次晨直奔五台山。五台山距河川住处有二百多里路，他们一天走七八十里路，奔赴五台山。

　　“我在和尚庙里住了一个来月!”他笑道，“因而了解到一些五台山的情况。”

　　这次反扫荡前前后后三个月，敌人又被拖得疲劳不堪，撤退时又被他们抓到了一批俘虏，送进了“日本工农学校”，成为第二批学员。

姚波

当年与五台山的一段缘分(1)

　　谈话主题：

　　当年与五台山的一段缘分；六兄六嫂成婚前后；

　　两个孩子在反“扫荡”中夭折

　　正好近两天在电视上看到了《今日的五台山》，它巍峨庄严，气象万千，堪称中国佛教圣地、祖国文化瑰宝。解放前它同样受到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践踏玷污，以其特殊的环境表现出了特殊的黑暗。1943年他们跳到敌后，从后山登上了五台山的主峰顶，驻扎了三十多天，他是五台山旧貌的目睹者。

　　五台山有台怀镇，即地处五台山怀抱之镇，有八百户人家，镇上有日寇盘踞。台怀镇距他们所在的山顶峰只有几十里路。五台山是天然生成五座平顶的高耸山峰，蔚为奇观。为抗山风，佛寺雄伟建筑多用铜瓦，佛像也为铜佛。阳坡为农田，背坡为树林。由于他们和方丈过去有过来往，上山后方丈便让出了自己住房给他们住。方丈屋里生着大炉火，非常舒适暖和，炕上铺有七八条大羊毛毡。他们驻扎付房钱，庙里只花白洋，任何“票”都不要。把任何“票”都叫“坏钱儿”，只管白大洋叫“好钱儿”。他们幸好带有一些白洋付房钱。

　　五台山庙产土地可延伸出去一百来里地，农田主要种土豆，这是当地老百姓的主食，也种莜麦、胡麻等。树丛盛产台蘑，镇上卖三元一斤。庙就是最大的地主，和尚收租。附近农民都是佛庙佃户，每年收成四成归己，六成归庙。五台山上有两千多和尚，生活费用主要靠土地，还靠香火，靠信徒贡献。庙分两种，一种名“十方禅寺”，任何地方的佛僧有持“挂单”(即介绍信)者就可留宿，吃住不花钱。另一种名“子孙禅寺”，只收本佛教系统的徒子徒孙。五台山寺庙的方丈很有威严，佃户对和尚异常尊敬，不是宗教的关系，而是庙产的关系，佃户的身家性命维系于庙产，当地甚至传颂着如此歌谣：“和尚进门狗不咬，大姑娘生孩子妈不恼。”这是生活的真实。

　　五台山名闻遐迩，香火很不一般，他亲眼见到有举家远道而来的，一步磕一个头来到五台。他们多住在台怀，台怀的地痞流氓和庙里有勾结，总能打探出香客带多少家财，用各种欺骗手法，定使香客倾囊荡产才放行。所谓“开花现佛”就是其中一个手法，“现佛”需心诚，心诚需看布施多少。有人带一千大洋，要想求得“开花现佛”，他非得把钱放够；不然花朵开一条缝，心不诚不灵，一千大洋全部布施进去，木雕莲花才会心诚则开。地下的操纵机关欺骗了多少蒙昧信徒。台怀妓女多，许多是香客的闺女，全家朝圣地，把钱用光，只得卖女为妓。

　　他们去时，五台山也搞过减租减息。直到解放战争中搞土改，国家才没收了庙产土地，许多和尚还了俗，有些参加了革命工作。五台山也经历过风云变幻，在当年的风雨飘摇中他们竟和五台山有这么一个多月的“缘分”。他们随身带有电台，在庙里仍可听到国内外新闻，感受到五洲风雷。当年最使他关心的是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情况、第一战场战况、德国形势，因为这是决定日寇行止的操纵线。1943年的大扫荡，老百姓和队伍大转移中的零散病号在日寇烧杀中牺牲不少，敌人拖的时间比过去长，死亡也多，被俘的也不少。那时已明显看出敌人战斗力在减弱。抗战开始时，日本老兵有所谓“皇军武士道”精神，斗志顽强，很少被俘虏；1941年后，日本袭击美国珍珠港，到印度尼西亚等地登陆，又经过了中国华北的扫荡和向中国中南部进兵，它的战线不断地扩大，兵力不停地消耗，老兵存活的不多了；新征的大都是戴着眼镜的大学生，厌战情绪很高。斯大林格勒战役后，苏联反攻，欧洲开辟了第二战场，国际形势发生激烈变化。1944年日本人对根据地再也没有扫荡过，不但如此，还有个别日本兵跑过来投诚，加上大生产运动的丰收年成，根据地又呈现出一片兴旺景象，老百姓欢欣鼓舞，这是后话了。

　　1943年11月，敌人撤退，他们离开了五台山，返回阜平，住进史家寨，一直住到日本投降。

　　“六嫂1941年就去了根据地，三次反扫荡中，她在哪儿呢?”我问他。

　　六嫂张淑贞1941年底进入根据地，才改名为周彬。

　　“周彬没有赶上第一次反扫荡。”他转脸看看坐在屋子一角的书桌前，戴着老花镜，正在看书的六嫂，说道：“她由天津直接过丰台、高碑店、十渡，她们十几个人一批到了平西。当时马辉之在平西。肖克还没有调晋察冀。那是在敌人撤退三个月之后。我在石家庄附近的平山……”

　　六嫂周彬等一行人只在平西休息几天便去了平山。平西距平山三百多里路程，他们走了十几天。毛驴驮着行李，没有大车，多数步行。周彬体弱，让她骑了一匹马。她是在北平敌人对地下党大搜捕，实行白色恐怖中被迫离开北平的。当时地下党员赵普宣带着特务去她住处，赵说自己进去看看，张淑贞若在，先把她稳住。当时周彬是北平地下党委书记。赵普宣进去见到周彬后，却把自己被捕的遭遇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她，并催她火速离家躲避。周彬在妹妹周萍掩护下当日即离家赴津，在朋友家隐蔽了一个多月，经过周转终于来到了根据地。她激动万分，加上路途劳累，阴历十二月初到平山后便病了一场。之后，他们迁到了距史家寨一百多里路的韩丁村。周彬痊愈后，他们于1942年初，阴历三十夜晚，在韩丁村结婚。

姚波

当年与五台山的一段缘分(2)

　　“安排我们在三十夜晚结婚，因为那天聚餐，凑大家的热闹，一举两得。”他说，“饭后在我的屋里又热闹了一阵。”

　　“那晚都有谁去了?”我问。

　　“喂，喂!”他大声招呼着周彬。周彬早在几年前已耳聋，靠放在胸前衣袋里的小助听器收听对方讲话。所以他们夫妇间讲话也需扬声，借助那助听器：“喂!——她问我们结婚那天都有谁去了?我们结婚那天!都有谁去了?”

　　周彬闻声，慢腾腾地挪步走过来，笑着说：“啊，我们结婚很简单。缝了一床被子，总务科送的大黑布被面、大白布被里，一块草绿色军用布的床单。布可都是好布、细布，是大五幅的布呢!”

　　“她问都请了谁?”六兄又问了一遍。

　　“崔月犁。”六嫂点点头道，“他那时候是北方分局党校的医生，他会拉胡琴。他拉，我唱。”

　　“你唱的是《二进宫》吧?”六兄转脸注视着周彬，大声说。

　　“是《玉堂春》，西皮原板!”她笑起来，回忆着美好的青春，“那时候爱唱京戏，还唱过《贵妃醉酒》呢，1946年张家口电台找我唱过《女起解》，黄敬姐姐唱的是《审头刺汤》。解放后苏联专家请客，我也唱过……”

　　“她唱青衣!”六兄眯眯地笑起来，带着赞赏的口气告诉我。又说：“结婚那天，她穿一件新的棉军服，聂荣臻同志说她：‘军不军，民不民，男不男，女不女’……”

　　他大笑起来。

　　当年他们结婚还经分局聂荣臻同志批准。聂荣臻住在距韩丁村八里之遥，三十晚上没有过来。

　　他在韩丁村住的是瓦房，三合院靠西头的两间，中间隔堂屋，和两间空屋相对。房子向阳，南窗糊纸，北窗望去，院里有两棵大树。

　　他的床铺是搭在拆了炕的墙边，只有两块木板。周彬来了，多加了一块木板。墙上挂着一张晋察冀军用地图。砖地上有张红漆桌子，四条板凳，一个小木柜，这是他们的新房。

　　初一早上会餐，就在他们对面空屋里摆了大圆桌，大家庆贺他们新婚。同志们用大碗斟酒传着喝，他喝醉了。周彬妹妹、做医护工作的周萍给他灌醋解酒。下午大家都去赵家庄看党校学生唱野台子戏，尽欢而散。

　　周彬到根据地后，许久未安排工作，因为对她离北平前曾否被捕、曾否泄露机密，有人置疑。当时周彬不知道，婚后一个多月被送去党校学习。后经同来的同志证明，直到1943年赵普宣跳火车，从敌人控制下逃脱，也来到根据地，入了党校后，周彬这一段特殊经历才彻底弄清楚。1942年8月，她被分配到秘书处工作，生了一个儿子，起名明玮。当时敌人已扫荡冀中，也有来冀西扫荡的迹象，机关中凡女同志带孩子，身体不好的一律迁避到平山南小觉地区。他们无法管孩子，只好托放到老百姓家中。后来敌人果然来犯冀西。小玮一岁多时，周彬生了个女儿，刚刚满月，尚未起名字，冀西第二次反扫荡便开始了。周彬产后虚弱，不能随大队转移，只好让周萍护理她，跟随带枪的两位警卫员同志，四人隐蔽到阜平附近山沟里去。出发前，周彬舍不得未断奶的女儿，而他坚持把女儿托放到老百姓家，因为周彬自己不能背、抱孩子，婴儿一哭易被敌人发现目标。周彬想到日寇的暴行，老百姓家也不会安全，儿子既已顾不得，对这女儿实在难分难舍。他掏出手枪当机立断地对周彬说道：“不能再犹豫!要快出发!你不放下她，我就打死她……”。这样，女儿便匆忙地也托给了一家老百姓。

　　当时他们在根据地有许多部电话和电台。还设有电话站，有人住守，用代号通话，随时报告情况。敌人突袭入村前，他们接到电话后便带上话务员、报务员、电台等等一起转移。时常转移，架上线路，仍可和其他地方通话。有一次他走到一处，得知他们和邓拓的小队间隔不到十里路，又得知周彬等遇见了邓拓小队，和邓拓在一起。他把周彬接来过了一夜，交谈到夜深。周彬回去后，又和邓拓小队分手，四人进入阜平深山中一个名箱子窝的小村落里隐蔽下来。11月他们由五台山返回史家寨后，才去箱子窝把周彬等四人找回来。然后，又去老百姓家寻找托寄的儿女，但老百姓家在敌人扫荡中受到严重破坏，两个孩子均已遭难死去。

　　1945年1月周彬又生一女瑞子，当时战地环境已好转，他们下决心自己带。周彬产后无奶，得到了半筒奶粉救了瑞子。1947年他们又得一子，仍起名明玮，为纪念他死于反扫荡中的哥哥。

姚波

日军投降后的新形势、新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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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军投降后的新形势、新任务

　　1944年晋察冀根据地无战事，大家过得挺舒坦，意识到敌人已支持不久了。他们普遍地感到了持久战的疲倦、疲劳。1943年党中央提出了一个令人振奋的口号：“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日本!”这是分析了当时国内外形势，估计苏联红军将对德国进行大反攻，可能在1943年底和1944年初。中央的口号起了很大鼓动作用。实际情况是胜利推迟了时间，1945年5月打败了希特勒，而同年只差三个月，1945年8月打败了日本。

　　1944年日本兵已有往根据地跑，去忏悔投降的。其中也有个别特务来施展阴谋。六兄记得1945年春天，一个日本大佐跑入根据地，这个日本大佐说带有华北派遣军司令部的口信，说是希望能到延安和中共中央进行谈判。提出的条件是：日本愿和中国停战，把占领区全部让给中共，日本退出德意日联盟；日本希望中共出面调停。他们将此事打电报向延安汇报，延安来电回答是：“不和他谈，也不让他回去，暂扣。”此事说明敌人为解除困境，想进行挑拨，是日本特务机关的勾当。后来日本投降时，我方派代表去和华北派遣军谈判，即让这个日本大佐带路。

　　1945年上半年，根据地在准备着抗战胜利后如何进行工作，解放了一些小城镇。日本关东军前后近二百万人入侵中国，在华北的骚扰高潮就是1941年到1943年。1945年8月9日苏联对日宣战，中央发布命令：“反攻阶段开始!”他们以为要打一阵子了，哪知日本13日就投降了。

　　“美国打原子弹是马后炮。美国知道局势将急转直下，它想创一个原子时代，把苏联镇住。当时美国先有了原子弹，不是原子弹对战争起了决定作用，倒是创造了美国在战后的一段优势，开始了战后美国原子弹垄断的时代。”六兄这样说着。

　　得知日本天皇下昭书宣布投降是在夜晚，日本人跪着听，我方彻夜打起火把欢呼游行。在那几天，凡是见到穿八路军军服出去的人，老百姓就兴奋得对他磕头。他们填平了冀中到冀西的敌人的所谓“封锁沟”，根据地四通八达，贸易兴隆。冀西的工业用炭运到冀中，冀中的棉花、李子、粮食运来冀西，商品随着抗战的结束立即流通发展起来。老百姓的生活也好起来。

　　当时美国军官插手派人到延安和晋察冀根据地敌后空投“剩余物资”，不就地处理掉会使美国国内物资价格下落。他们事先通知来空投，于是包括压缩饼干、面包、奶酪、牛肉汤粉、巧克力糖、烟卷等美军军用饭盒成箱投下来。后来又投来了整桶的干酪，即牛奶干燥发酵的食物。

　　不久，蒋介石便发布命令，要日本人只向国民党投降。尔后他们便开始了新阶段的斗争。

　　得知此消息，他们几乎几夜未睡。大家情绪振奋，工作紧张，同时进行着几件大事：

　　一、大集中部队。过去打游击战，现在改为打正规战，部队必须集中训练，全部集中到了县城。

　　二、宣布华北大城市负责人名单。晋察冀根据地发电报，由延安宣布。当时委派国民党政府任命过的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主任宋劭文为北平市长；边区行政委员会委员、党组织书记张苏为天津市长。

　　三、集中干部准备接收工作。调集了地、县委书记。

　　四、派出军队开赴东北。在冀东的部队很快开拔去东北，当时估计在东北和国民党必有一番争夺战。

　　五、和华北日本人谈判。要日本向我方投降。以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同志名义，让日本大佐带着我方派出谈判的代表杜文敏、史立德等两三人由石家庄入城，由日本人护送到北平。这个谈判无结果。日本因把握不准，当时美国也对他们下了命令，让他们向国民党投降。但城门外又是我方的天地，日本人也得应付我方，所以他们对派去的代表非常客气。请宴、开跳舞会种种，最后说明了他们的苦衷，列队欢送；又向聂荣臻司令员问好致敬，派了专车把我方代表护送到石家庄。

　　当时我方军队已兵临北平城外。日本避免和我方冲突，等待国民党军队去接收。我方的前方部队迁驻潭柘寺，有刘仁同志驻守。1945年9月，我军占领张家口，中央决定北方分局迁张家口，改为晋察冀中央局。当时六兄仍在阜平，接受了一项特殊任务先一步去张家口，机关则在9月底迁去张家口。

　　六兄的特殊任务是：日本投降后，聂司令乘从延安到重庆的美国军用飞机去涞源，当时涞源有个日本人修的飞机场，聂司令将转路去张家口。同机送走了一位国际友人——在延安日本工农学校任校长的日本驻共产国际代表冈野进(即野坂参三)。当时派六兄去涞源迎接，然后陪同坐大卡车到下花园，转乘火车专列到张家口。与此同时，苏联远东红军司令部马林诺夫斯基也派出飞机来华接野坂参三。因苏联和我方无联系，飞机先在北平降落要找共产党。日本人送他们到潭柘寺我中央局城工部，见到刘仁同志;刘仁打电话到张家口，我方指定了飞机下降地点，苏联飞机才飞张家口接走野坂参三去哈尔滨，然后又派飞机送冈野进飞回日本去重建日本共产党。由于美国在日本登陆后，日共需要他们的一个首脑回去，当时另一个首脑是德田球一，仍关在监狱里。苏联熟悉野坂参三，便要他火速回国。野坂参三回国后任日共中央主席，日本共产党由地下活动变为公开活动。德田球一后来也出狱回国。野坂参三任共产国际代表一二十年，到延安当了几年校长，已80多岁，仍为日共中央委员。野坂参三之后的日共中央总书记是宫本显治，接替宫本的是不破泽三。

　　他亲切而熟悉地讲着日本共产党，回想在八年抗日战争结束时迎送野坂参三的情景。他说：“在飞机上，野坂参三曾经感叹地对我说了这么句话：‘很羡慕中国共产党的干部，从中央到地方的这些干部!日本缺乏这些干部啊!’”

　　我军于1945年9月份占领了张家口，未动干戈。当年苏美有雅尔塔协定，苏联红军由蒙古下来到距张家口四十里的张北外长城线为止。但此事日本人知道，听说苏军抵达张北，日兵便从张家口撤退到北平。于是我军未经任何战斗，立即进驻张家口。

姚波

调任边区政府工业局，与江泽民同志共事

　　谈话主题：

　　以张家口为枢纽，负责转送大批干部赴东北；

　　调任边区政府工业局，与江泽民同志共事

　　张家口是当时共产党占领的最大一个城市。此地原为“蒙疆首都”，“蒙疆”市政府头头是蒙古人，称德王，已随日本人逃走，德王府便成为边区政府所在地。当时乌兰夫(旧名云泽)已由延安过来，他来开展内蒙的工作，即住此处。张家口乃敌人屯兵重镇，商业中心，物资丰富，汉族多于蒙族。张家口往西、往东都是内蒙古，出四十里路外为张北，经坝上高原可直达蒙古。我方从张家口往西控制铁路线到丰镇县、平地泉县，经大同可抵晋北。再往西去的铁路线仍在傅作义控制之下。往南控制铁路线到怀来县，再往南又是国民党势力范围。往东控制到古北口，进热河可抵承德。

　　张家口成为解放区后，党组织遵循七大提出的政治口号：“打倒侵略者，建设新中国”。边区政府建立了“三三制”的新政权：共产党员居三分之一，各民主党派、国民党员、无党派人士占三分之二。

　　由于未动一枪一炮，战士入城后警惕性很高。当时夜夜听到打冷枪声，说是特务很多。他们想试试究竟，令战士们听到枪声不许放枪，于是一夜也没有枪声。原来是哨兵听见响动，用枪打狗，其他地方听见枪声后放枪，如此便一夜枪声不断。

　　张家口是新区，他们要学会管理城市。当时在宣化成立了察哈尔省委，张家口成立了市委，直属中央局。察哈尔省委书记是杨耕田，福建人，当地老党员(已去世)。省长为张苏，蔚县人，因未进津，便任察哈尔省省长了。

　　由于地区形势，张家口成为从陕甘宁去东北之枢纽。党中央派遣大批干部由延安往东过黄河进入晋西北，取道张家口，往东走经承德，入东北。由1945年冬11月12日开始，到1946年春，延安大批干部，一家一家地开拔，分配各地。一部分留在晋察冀，留在张家口；大部分去了东北。当时由平津出来到根据地的也是经张家口去东北，或留在张家口。这项干部大运转工作，中央局内便由六兄负责。

　　从延安来的干部，一家一头牲口驮着东西，跋山涉水，走个把月才能达张家口。那时由张家口往东北走，交通也极差。

　　他说：“罗瑞卿有句话说：‘坐火车发火，坐汽车生气!’那时缺煤，运输都是烧木头，动力差，走得很慢。不过，终究比坐大车、骑牲口先进了一步……”

　　经过长途跋涉到达张家口的干部，个个喜笑颜开。他们需要在张家口休息几天，要招待大家洗澡、吃饭、看戏，听听地方歌手郭兰英的演唱。然后，分给每人一些零花钱，一些日本罐头。还要作个报告，讲一讲形势和情况……他当时的工作异常繁忙，同时担负着组织部工作，负责干部的分配、去留。迎来一批批，送走一批批。这已不同于在平津时的组织大撤退，而是组织大进军了，胜利的进军，兴奋的进军，到处是欢声笑语。

　　当时毛主席已回延安。重庆谈判后，大家对国民党的谈判，估计有两种可能性，战争的可能性大一些。那时东北日军向苏联投降，他们搬走很多“胜利品”，也把一部分转交给我们。斯大林提出希望我方和国民党和谈，划黄河为界，他是从苏美关系考虑这个问题，我们没有同意。实际那时国民党也不干。1945年底1946年初在北京成立了军事调停执行部，我方由叶剑英、罗瑞卿负责，中央局由聂荣臻亲自掌握动静，因牵涉到准备作战的问题。当时和国民党经常有小规模的战事，我方西线丰镇有肖克驻军，南线有杨成武、赵尔陆坐镇。晋冀鲁豫军区主力部队已进驻邯郸，延安广播电台也已迁往邯郸。

　　当时估计是或者会“打起来”，或者会开始中国的“和平民主新阶段”。——这是刘少奇代表中央所作的报告，并非刘少奇个人的发言。当时除了有打的准备，也有和平的准备。军队精简了，很多战士回家种地去了。许多人因距已土改的家乡只有几十里路，都愿解甲归田。

　　“所谓‘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农经济、半截子革命思想，也就是由于这种情况提出来的。”他笑着说。

　　晋察冀中央局的办公经费，干部穿衣用钱当时都是军队供给。军队供给部管机关的一切费用。那时便想到一旦实现和平，党不能再靠军队养活，党、政、军要分开，党应准备好党的经费。在此情况下，他离开了中央局，把中央局秘书长工作转交给广西雷经天同志。他被派去组织一些企业搞生产，以便赚钱筹备党的经费。他到边区政府担任了工商处副处长，工商处处长是边区政府主席宋劭文。他受命欣然前往，因为他多年的宿愿就是能深入实际去做些工作，他愿去搞工业、商业。

　　1945年6月间，六兄到了边区政府，但不久，就打起仗来了。傅作义军队由北、国民党嫡系部队李文由南夹击张家口，战争形势紧迫，筹备党的经费的任务自然没有了。工作转为准备战争：要迅速地把机器、工人、技术人员包括家属转移到农村根据地，去搞武器生产。当时成立了晋察冀边区工业局，由他担任了局长。这个工业局后来也搞民用工业生产。

　　他被派去工业局纯属偶然。当时晋察冀负责军工的同志是江泽民、刘再生、刘鼎。三人由三个地方来：江泽民来自延安，他曾在苏联学习过，是汽车工业工程师；刘鼎来自晋冀鲁豫，他也是苏联的留学生，机械工业工程师；刘再生来自晋察冀，他是日本留学生，纺织工业工程师。三人三足鼎立。因此，请他们当副局长，派他去当局长，做做政治工作，团结起三位同志。由此之故，他就正式转入了经济工作的行列。此时已届张家口撤退——1946年10月10日他们退出了张家口……

姚波

《姚依林百夕谈》 第二部分

　　“就是觉得党内很不平静，不断出事。” 他诚挚地说：“习仲勋同志当时是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1964年突然成为所谓‘利用小说反党’的‘发明家’!

姚波

文化大革命”前期的遭遇(1)

　　谈话主题：

　　“文化大革命”前期的遭遇

　　“1966年‘文革’发动前夕，回顾当年可有什么预感呢?” 我问他。

　　“就是觉得党内很不平静，不断出事。” 他诚挚地说：“习仲勋同志当时是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1964年突然成为所谓‘利用小说反党’的‘发明家’! 牵涉到国务院副秘书长高登榜，还涉及到一批陕北干部。……尔后，1965年又批罗瑞卿‘不突出政治’，罗瑞卿被免职；批判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把吴法宪提上去。当时林彪已被选为副主席兼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叶群任林办主任，林彪提出了一套办法，即所谓‘突出政治’、‘政治可以冲击一切’、‘全国解放军化’……现在看来，他当时已在有意识地扫除进一步夺权的障碍。”

　　他从天津搞“四清”返京后，已是发动“文革”前夕。 1966年他照旧工作，1967年1月被夺去了商业部长之权；他被安置在财贸政治部一间屋里，那时财贸政治部尚未被夺权。财贸政治部地处养蜂夹道文津街，北京图书馆隔壁。他住进去，仍可回家，但他经常不回家，因为有人抄家，不如不回。

　　在当时，红卫兵进不去财贸政治部和中南海。两地相隔很近，每到晚上，国务院那边便来人把他找了去，他直去国务院东花厅财贸办公室。当时中央文革已完全代替了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刘、邓均已被打倒，只剩下了国务院。周总理日理万机，总理办公、居住就在西花厅。除周总理外，就是林彪、江青，还有刚调上来不久的陶铸。当时，李先念、李富春、谭震林、陈毅等同志对时局关心，晚间常常凑到—起在国务院内讨论时事。他去后也参加了他们的议论，时常是议论到深夜2时，然后他们派车送他回家，次日从家里又去班上。大家关心议论的内容自然是对于发动“文革”和国家形势的惶惑及担忧。他们已经深感到个人迷信对党和国家的严重危害。即使当时有“法制”也枉然。“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林彪此语何其霸道。之后，这些同志的部分议论摆在了桌面上，便被“四人帮”诬之为“二月逆流”。

　　他那时首先想到的是如何保存好重要文件。他的身边有两个秘书，一位是女同志，因爱人被“批倒”，已被辞退；另一位是男同志，自己成立了一个战斗队，叫“独立寒秋战斗队”，此人想找文件，但他始终把铁柜钥匙掌握在自己手中，并让这位秘书也搬到财贸政治部住宿，不让他留在国务院财贸办公室，私下又和门卫打了招呼，不让秘书进去。后来中南海受到冲击，他怕办公室靠不住，便把重要文件统统地转移到后院李先念办公处。家里什么文件也没有留下，抄他的家也抄不到任何东西。

　　“毛主席在当时确实也感觉到了形势太乱，想把局面收缩一下，这个意思是有的。但一反‘二月逆流’，毛主席又倒过去了。”他说。

姚波

“文化大革命”前期的遭遇(2)

　　商业部被夺权后，周总理出面讲话，保护了他，通知住进国务院。那时各个单位负责人，一大批人均住进了国务院。待到3月份便又叫大家回家住，以便参加运动。他本来是一半靠边站，商业部叫他去开会时，便自己去开会；开了会还可以在家里和李先念同志通电话，也无秘书监视。财贸政治部被控制之后，他在不开会时仍可去财贸办公室，直到1967年7月。王力8月7日讲话后，他被宣布完全靠边站，他便交了汽车，回家去住。不久，北京商学院造反派学生来找他，让他住到马神庙北京商学院一间屋内，星期六可以回家，每天应付调查、询问、写材料。之后，学生不怎么来了，临近阳历年，也可请假回家。1968年上半年，对他的审查升级了，给他开批斗会，开始时还让他讲话，到八九月被批斗时光听不许讲话了。他当时诌了几句打油诗曰：“堂上一声传，押到台前。四顾茫茫皆不见，惟见脚尖!”

　　“反而舒服了。”他笑着说：“可是没多久，‘清理阶级队伍’，1968年3月17日把我从家里抓到商业部关起来了，审查历史，就不能回家了。”

　　“审查你什么呢?”我问。

　　“无非是想搞出个‘假党员’、‘叛徒’，不然没法子‘打倒’啊!”他说：“但毫无实据。”

　　“‘一贯右倾’倒是有事实。”我说。

　　“是啊，‘一贯右倾’有根有据!”他笑道。

　　他当时住在一间小屋里，两人合住。同屋是商业部一个工会干部，因倒卖像章、偷自行车被扣押。他们相处很好。 当时每月给他百元，大部分交付做家用，只许家里给他送手纸、烟卷和书籍；每月只许给他 21元。但收入仍比那人多些，他便每月给那人5元和5斤粮票。那人行动比较自由，出去看了大字报便来告诉他，新的大字报写了什么，杨、余、傅如何如何……被关押的这段时间，肚子填不饱，每顿只许花5分菜金，只许要窝头、稀粥。炊事员同情他，他去买菜时总捡好的给，早、中、晚都给他一块臭豆腐，从这时他开始爱吃臭豆腐。每天关在屋里，一个人在屋里做“早请示”、“晚汇报”，然后是写不完的材料，检查历史。每逢年节，不许他们留在北京，便被送到京北七十来里地外的农村，在商业部干校参加劳动。他干的活是刨花生、修整梨树枝、收鸭梨等等，饭食比在机关里好一些，这种时上时下的情况直到1969年8月。 8月林彪的一号命令下来，商业部全体迁到盘锦商业部干校。当时他不能通知家里，同屋却可以回家几天，他请同屋帮助给周彬带去了一封信。

　　“这位同志现在商学院当管理员，我们至今还有来往。”他说。

　　“真是奇遇。”

　　我们一起笑着，笑的内涵是一种说不出的心绪。“文革”十年的怪现象使人哭笑不得。

　　“不知今后还会不会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情况?”“我想不会了。”他断然地回答。

姚波

干校四年；1973年“解放”出来管外贸(1)

　　谈话主题：

　　干校四年；1973年“解放”出来管外贸

　　他从1968年3月17日下干校，直至 1972年3月17日盘锦干校被取消，整整四年。一批同志回商业部工作，他的事未了，放假10天回京，之后又乘商业部大汽车随同转去京南河北省文安县的商业部干校。

　　“实际是放了12 天假。” 他认真地说：“3月30日才出发!”

　　他没想到过了五一节后，5月4日他又被安排回京，去友谊医院检查身体，检查出了糖尿病、心脏病等多种疾病，在医院一直住到8月份。周彬也曾下放盘锦干校，他们在干校里不许见面，不许联系。周彬回京过阴历年，未再回干校，他放假回家时才见到了周彬。

　　“1970年我感到有点希望。”他回忆着说：“庐山会议上陈伯达的事出来，向我调查陈伯达的人来过三次，我知道陈伯达等人垮台了！1971年9月13日林彪的事出来，14日我从收音机里听到国外的广播，说是有一架飞机在蒙古摔坏，摔死人中有个妇女，中国曾下令禁止飞机起飞。我当时想是发生了大事，猜测林彪或是毛主席当中有一个人出了事……”

　　他到盘锦干校后一个人单住，有人监视。他每晚 9时至 1时在床上用耳机收听带下去的收音机。盘锦无干扰，听得很清楚。他一个星期用四节电池，老去买电池。

　　“你怎么用得这么快?” 别人问他。

　　“电池的质量太差了。” 他回答说。

　　林彪垮台后，形势有变化。他被转到一个班里，安排住进12人的宿舍，对他约法三章：一、不算正式学员。他说自己是“候补战土”。二、不许和周彬联系。三、活动范围不许离开干校。同时派一个人监视。他知道看守他的是一位老警卫员同志。这时，因为干校军代表本身乱了，干校处于无人管的状态，私自伐木做家具的不少。过去让他积肥、耙田、插秧、开12马力拖拉机，现在重劳动少了，让他去种菜喂猪。他仍旧每天晚上收听收音机，蒙在被子里用耳机收听。

　　不久，干校开大会传达“备战”问题，会上说10月1日将不开大会，报纸上不发社论，不登照片。他独自琢磨：国庆大典因备战不开群众大会，可以理解；但不登照片，为何呢? 一定两人中有一人出了事。 10月6日报上登载了毛主席接见埃塞俄比亚国王的照片，他知道了出事的定是林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