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燃中国梦想》作者： 姚余栋

安徽宿松姚氏

第一章 世界不是平的（5）姚余栋 中信出版社
　　第三阶梯是中等收入。“另外有25亿人（包括印度IT业的工人）位于发展之梯更高的阶梯上，构成了中等收入阶层。这是些中等收入的家庭，但是按照富裕国家的标准肯定算不上中产阶级。他们大部分生活在城市里，能够住上甚至装有室内管道设备的比较舒适的房子里。他们能够购买小型摩托车，甚至某一天能买辆汽车。这些人的营养充足，甚至患上了富裕国家的人们常吃不健康快餐所得的疾病。”

　　第四阶梯是富裕。“沿着发展之梯继续向上，剩下的世界上1/6的人口则属于高收入世界--大概有10亿人。这些富裕的家庭包括富国10亿左右的人口，以及中等收入国家日益增加的富裕人口--比如生活在上海、里约热内卢、墨西哥城等城市的数千万高收入个体。北京的青年专业人士也能够列入21世纪前1/6富足的世界人口。”

　　除少数国家如亚洲的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之外，实际上各国收入都出现了“马太效应”，也就是说，穷的越来越穷，富的越来越富。杰弗里?萨克斯毫不掩饰地指出，我们时代最大的悲剧是还有1/6的人口根本没有踏上发展的阶梯，每年有800万人因极端贫困而死。“因此，当我谈及‘贫困的终结’时，我将讲述两个紧密相关的目标。第一个目标是结束世界上1/6人口的悲惨处境--这些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每天都为了基本的生存而挣扎。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能够而且应当享受基本的营养标准、健康、水与厕所、居屋，以及其他生存、福利、参与社会所需的最低需求。第二个目标是确保世界上的所有穷人（包括那些处于中等贫困的穷人）能够有机会沿着发展的阶梯向上爬。”

　　为什么有的国家在富裕的阶梯上，有的仍停留在赤贫的阶梯上？为什么这个阶梯看得见，却爬不上去？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先搞清楚人类福利的阶梯是如何产生的。

　　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说：“对于我来说，世界似乎是不平坦的。只有当出现一个使其平坦的机会时，他们的视野才会平坦，但如果出现另一个机会，它便不再平坦了。”什么是德鲁克所说的“机会”呢？在我看来，能够改天换地的“机会”和造就人类社会福利阶梯式分布的根本方式只有生产力革命。

　　时至今日，世界已经经历了三次生产力革命，即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正在孕育着的第四次生产力革命是生物技术革命。早在19世纪，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就指出，工业经济创造的财富远远大于农业经济，农业也会被工业改造。他说：

　　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主要并不是像萨依所相信的那样决定于它所蓄积的财富（也就是交换价值）的多少，而是决定于它的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一切现代国家的伟大政治家，几乎没有一个例外，都认识到工业对于国家财富、文化和力量的重大意义，有加以保护的必要。在这一点上，爱德华三世和伊丽莎白一样，腓特烈大王和约瑟二世一样，华盛顿和拿破仑一样，他们都有着同样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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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世界不是平的（6）姚余栋 中信出版社
　　他们不必在理论上深入探讨，凭着他们的远见，早已看到了整个工业的本质，有了正确的认识。重农学派却别有会心，用了诡辩的推理方法，从另一角度来看这种本质。这一派所建立起来的空中楼阁已经烟消云散，比较近代的经济学派已经把它摧毁，但是后者对于前人所犯的错误依然不能摆脱，不过略微前进了一步。流行经济学派没有能认识到生产力与单纯交换价值之间的区别，对于前者没有能在脱离后者的情况下单独地加以考察，只是作为交换价值理论下的一个附属因素，因此对于农业生产力与工业生产力两者在本质上有多大的区别也就不可能有所认识。它没有看到，工业从一个农业国家获得发展以后，就会有大量的身心力量、天然资源和工具力量（流行学派把这个叫作“资本”）倾注在这个方面而发生作用，如果国内工业没有建成或获得发展，这些因素就不会有发挥机会；它以为工业发达以后，这些因素就会脱离农业而转向工业因而使农业受到影响，它不晓得工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完全新生的、增出的力量，不但与以农业利益为牺牲的情况相差很远，而且往往对这种利益会起协助作用，是使它达到高度发展的一个有效手段。

　　不过，工业革命并不是唯一的生产力革命类型，在此之后，信息革命又不期而至。20世纪8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将人类社会分为三个阶段：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1980年，托夫勒推出力作《第三次浪潮》，风靡世界，特别是在国门初开的中国。他将人类发展史划分为第一次浪潮的“农业文明”，第二次浪潮的“工业文明”，以及第三次浪潮的“信息社会”。丹尼尔?贝尔和托夫勒都注意到了生产力革命的表现形式，显示出“未来学派”洞悉大千世界细微变化的能力。

　　综合这些所有的引证，我在这里要说的是，世界并不是平的，而是阶梯式的。如表1-1所示，我们目前只看到历史上有4个世界：狩猎经济世界、农业经济世界、工业经济世界和信息经济世界，另外，可能正在迈入生物技术和纳米技术的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部分国家先后攀上工业经济的阶梯，也仍有一些国家停留在农业世界的阶梯中。人力资本水平低和人均收入低，导致出生率高，从而进入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贫穷陷阱”。在工业经济世界里，日本是最成功的例子之一，发展过程中有能力持续改进技术和创造品牌，“日本制造”也饮誉世界。但日本在人均收入达到3万美元后，没有能够抓住信息经济的新生产力革命，信息产业被制造业压抑了，自1991年以来长期停滞。在信息经济和生物技术经济的世界里，目前成功的先例似乎只有一个国家--美国。美国经济已经进入信息经济时代，创造了20世纪90年代的“低通胀，低失业率，高增长”的奇迹。但经历了2001年的互联网泡沫破裂，也是步履维艰，信息产业没有能如人们乐观期待的那样迅速地东山再起。美国生物产业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资本市场的培育下，刚刚“小荷才露尖尖角”，还难挑大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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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供给革命（1）姚余栋 中信出版社
　　第二章 供给革命

　　第一节 革命是科学发展的动因

　　自从科学的潘多拉盒子被打开后，科学便获得了迅猛发展。研究科学发展规律的科学哲学日益重要起来。哲学家康德注意到这个问题，他在《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中说，“不管是证明我们自己的有知也罢，或者无知也罢，我们必须一劳永逸地弄清这一所谓科学的性质，因为我们再不能更久地停留在目前这种状况上了”。在科学哲学中，科学通过科学革命发展的模式最有影响力。在总结过去200年的科学发展过程中，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于1962年发表了《科学革命的结构》，提出了一个较精确且影响深远的模型。库恩的论述是以“范式”这个概念为基础的。

　　范式，原文是paradigm，指某一学科内被人们共同接受、使用并作为交流思想的一套共同的概念体系和分析方法。库恩说，“所谓范式，就是一组共有的方法、标准、解释方式或理论，或者说是一种共有的知识”。 例如，几何学有两个范式。欧几里德的《几何学基础知识》是名副其实的几何入门和基础算术入门，整个几何演绎体系都建立在5条公理上，其中，第5条公理是“两条平行线永远不相交”。欧几里德的公理曾经被当做任何数学几何的基础，而且是一种不容争辩的基础，这就是一种几何范式。建立在这5条公理之上，一个严密和完美的逻辑体系发展起来了。从古代希腊到19世纪这段漫长时期内，数学家都没有对欧几里德几何范式产生怀疑。直到19世纪，数学家高斯等发现，只要改变第5条公理，同时保留前4条公理，那么，可以创建另外一种几何范式，它们能像欧几里德几何学一样，以同样的数学严密性建立起来，这就是所谓“非欧几里德几何”。两个几何范式都在不同场合下具有实践性和有效性，“欧几里德几何”适合有限空间，“非欧几里德几何”适合宇宙空间。在浩瀚的宇宙空间，受物质的引力作用，空间发生了弯曲，两条平行线是可能相交的。

　　在库恩看来，在一个公认的范式中，科学家们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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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供给革命（2）姚余栋 中信出版社
　　被称之为“常规科学”，这种活动通常是由“解难题”构成的，这也就是增加业已得到共同承认的知识的储备。以库恩的话来讲，“常规科学”是科学群体共同分享的一系列模式和假设，通常在严谨的逻辑框架下运行，如果没有大胆的探索精神是断不可能打破这些框架的。而处于“常规”下的科学家们远非客观，他们有理由持守“正统”的理论，而倾向于在现有的架构内寻找问题的答案。“常规科学”是缓慢、连续、稳定和积累的变化，“常规科学”只是在科学首创确立以后的“精湛化”。例如，癌症和艾滋病是目前威胁人类的两大疾病，由于有共同的研究规范，全球科学家组成的“科学共同体”能集中精力于攻克癌症和艾滋病上，近年来进展惊人，两大疾病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可怕了。试想，如果没有共同的研究规范，“科学共同体”就没有办法组成，更谈不上把它集中到某一个前沿领域上。

　　库恩认为，“常规科学”的改进不会永远持续下去，终究会“碰壁”，导致危机和革命。在一个范式的框架内，“常规科学”会一直延续下去，直到出现反常时为止。反常最终会导致一场危机，随之而来的就是一场将要产生新范式的革命。科学中的革命，就是一种范式向另外一种范式的转换，科学中出现的危机引导新的范式的产生，从而导致了原有范式的转换。

　　什么是科学革命呢？库恩指出，革命是对世界看法的改变。他写道：

　　根据现代编史工作的要求审查过去的研究记录，科学史家也许会惊呼，当规范改变时，这个世界本身也同它们一起改变。科学家们在新规范的指导下采用新工具观察新领域，甚至更重要的是，科学家们在革命期间用熟悉的工具观察他们以前已经观察过的领域时看到了新的不同的东西。这有点像把这个专业团体突然运送到另一个行星上去了，在那里熟悉的对象是以不同的眼光来看待的，并且是由不熟悉的对象连结起来的。当然，那种情况并没有发生：没有地理上的移植，实验室外面日常事务通常也像以前一样在继续。尽管如此，规范改变确实使科学家们用不同的方式去看待他们的研究工作约定的世界。就他们只是依靠由他们看到和做到的那个世界而论，我们也许想要说，在一次革命以后，科学家们是对一个不同的世界在作出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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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供给革命（3）姚余栋 中信出版社
　　天体物理是科学革命频繁爆发的一个领域。亚里士多德?托勒密的地心说统治世界近2 000年。1543年，哥白尼发表《天体运行论》，挑战了地心说，之后在伽利略的努力下，日心说在400年的时间内完成了对地心说的科学革命，他们证明了地球围绕着太阳转；古希腊人很早就猜测行星的轨道是圆，开普勒发现行星绕太阳走的是椭圆，牛顿在1687年发表的《自然哲学原理》一书，给出了万有引力方程式，证明这个行星的轨道一定是椭圆；在英国皇家学会庆祝20世纪即将到来的盛大年会上，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发现者、物理学家凯尔文认为，经典物理学的大厦已经基本建成，在新的世纪中，物理学家们只剩下些修补工作了。1915年，爱因斯坦发表了“广义相对论”，是想象力达到极致的科学创造，打破了绝对时间的框架，表明时空可以转换。一个着名例子是一对双胞胎兄弟的年龄差。如果哥哥乘坐以光速前进的宇宙飞船作长途太空旅行，当他重返地球时，他会比留在地球上的弟弟年轻得多。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成为描述宇宙演化的“正统理论”，天体物理完成了对经典天体学的科学革命，即爱因斯坦革命。

　　爱因斯坦原始的广义相对论预言，宇宙不是膨胀便是收缩。可能出于对麦克斯韦方程组对称美的欣赏，爱因斯坦在方程中加上额外的宇宙项，以这种方式得到一个均衡状态的宇宙模型。可是，14年后，反常开始出现。1929年埃德温?哈勃从星系光谱的红移推断，越远的星系以越快的速度离我们而去，这表明整个宇宙处于膨胀的状态。从时间上倒溯到过去，估计在 100亿～200亿年前，曾经发生过一桩开天辟地的大事件，即宇宙是从一个密度极高的状态通过大爆炸而产生的。哈勃的发现导致第三次天体物理革命，即宇宙是处于不均衡状态的。爱因斯坦后来把宇宙项称做“我一生中最大的错误”。1925年后，爱因斯坦试图用统一场来描述宇宙的状态，可惜，没有成功。有人戏称，1925年后，爱因斯坦可以用余生去钓鱼。爱因斯坦晚年的错误是用一种均衡的思想理解本身不均衡的宇宙，这是徒劳无益的。宇宙是不均衡的，在不断膨胀，星系、星云和可怕的黑洞正远离地球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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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辉煌时代：1～1839年（1）姚余栋 中信出版社
　　第二篇 中国经济大历史

　　回顾建国60年，就必须从中国大历史观的角度看待这个过程。历史学家黄仁宇说过，“中国的革命，好像一个长隧道，须要101年才可以通过。我们的生命纵长也难过99岁。以短衡长，只是我们个人对历史的反应，不足为大历史。将历史的基点推后三五百年才能摄入大历史的轮廓”。我也深切感到，必须有很长的时间跨度才能理解中国这60年的经济增长现象。要评价建国60年的经济得失，就必须从公元1949年上溯到有人均GDP数据的公元1年，同时前瞻未来40年。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甲子年放到1948年的经济大历史和40年的经济大未来中审视，追溯中国从古到今，再到未来的经济兴衰，从而找到共和国甲子的历史经济定位。在经济方法上，我用人均收入这条主线贯穿从公元1年到2009年的历史和接下来的40年，把每个历史阶段和未来发展阶段的“珍珠”用人均收入这根“线”串起来。同时，宏观经济特别是财政的观点和人力资本的观点是本书的两条副线。  

　　中国的人均收入为什么在历史上长期保持不变?为什么中国在历史上一直是一个人口大国?这是林毅夫教授在《中国经济专题》中提出的两个谜题。我用一个新的模型给予回答。从经济角度看，中国“历史的三峡”并不存在。我第一次引入人力资本来解释中国传统经济增长模型，说明中国长期处于一个“高技术水平、低人力资本、高人口增长和人均收入停滞”的“高水平动态均衡”。

　　如前所说，生产力革命是不确定的黑天鹅事件，是完全来自现有经济主导产业之外的新经济模式，属于“想象力经济”。工业革命于1820年在英国突如其来地爆发，带来的新商业模式是农业经济无法想象到的。中国自1433年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后，就闭关锁国，对工业革命茫然不知。从1820年到1840年的短短20年时间，西方因工业革命迅速成长起来，而中国就被“煮青蛙”了。1840年，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战败。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和自身缺乏供给反应，使中国长期处于贸易逆差的不平衡状态，导致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带来通货紧缩。1860～1895年，“洋务运动”从军事装备工业入手，与国内消费脱离，受限于财政投入，缺乏资本积累的后劲，结果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错失一个难得的战略发展机遇。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导致的战争赔偿使中国出现财政赤字和资本账户赤字，1901年《辛丑条约》的“庚子赔款”使中国经济陷入财政危机和资本账户危机，加上中国无力改变长期贸易逆差，所以中国经济出现国际收支的严重不平衡，发展成为债务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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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辉煌时代：1～1839年（2）姚余栋 中信出版社
　　而债务危机最终导致了晚清经济的崩溃。继清政府垮台之后，袁世凯政府和北洋政府乃至国民党政府没有能力从根本上废除不平等条约，解决不了中国长期的国际收支账户失衡问题，也没有办法大规模投资人力资本，使中国走出千年农业经济的“高水平动态均衡”陷阱。从1840年到1948年，中国人均收入基本没有增长，与世界经济的较快发展形成鲜明对比。一言以蔽之，中国大历史可谓是“千年辉煌，百年沉沦”。昔日大国的经济沉沦，严重打击了中国在经济上的自信，中国梦想所代表的创业精神也枯竭了。

　　第三章 辉煌时代：1～1839年

　　第一节 中国经济大历史

　　要想了解中国从公元1年以来2 000多年的历史变迁，关键是看视角的宽度。按费正清20年为一段来划分历史的方法，应至少用100本书来解读这段历史。但黄仁宇以其独特的大历史观，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历史视角。在《万历十五年》一书序言中，他说：“因我之所谓‘大历史’（macro－history）观，必须有国际性，我很希望以四海为家的精神，增进东方与西方的了解，化除成见。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即使在海外，也仍是一个容易犯起是非的题目。首先要解释明白的则是大历史观不是单独在书本上可以看到的。尤其不仅是个人的聪明才智可以领悟获得的。我的经验，是几十年遍游各地，听到不同的解说，再因为生活的折磨和效逼，才体现出来的。我小时候读书，很受太史公司马迁的影响，满头脑充满着传奇性的希望和想法。才越来越把眼光放大，才知道个人能力有限，生命的真意义，要在历史上获得，而历史的规律性，有时在短时间尚不能看清，而须要在长时间内大开眼界，才看得出来。”

　　黄仁宇指出中国数千年来发生的问题，都是“缺少数目字上管理”。他对财政状况很关注，认为中央政权主要靠税收体系来维持，税收锐减，政权运作便无法维持。根据黄仁宇的分析，由东汉开始中央对地方政权失去控制，主要原因是依靠地方来执行的中央税收基础受到破坏，至唐朝才重新建立，其后又没有有效税制的建立，结果在每次对抗突发事件时，由于财政困难，总是败多赢少。黄仁宇从税收角度看问题是有道理的。但财政支出也很重要，一个中央政权往往在开始时期能控制花费，到了后期就控制不住了。与税收减少效果一样，财政花费增加同样会侵蚀国家财政盈余，一旦发生内忧外患，就会拿不出钱来应对。例如，明朝万历末年，明王朝开始认真对待关外努尔哈赤崛起的严重局势，投入40万兵力应对努尔哈赤的10万八旗精兵。这个兵力规模的使用，判断应是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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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辉煌时代：1～1839年（3）姚余栋 中信出版社
　　但是明朝国库空虚，无力承担40万大军长期作战的费用。所以，一方面明王朝被迫加征田赋，即导致全国哀怨的“辽饷”；另一方面关外用兵只能速战速决，不能打持久战。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春，主将杨镐分四路出兵，冒险急进，在萨尔浒战役中一败涂地。从此，明朝在关外不得不进入战略防御阶段。即使崇祯帝不错杀袁崇焕，吴三桂不投靠清朝，明朝由于自身财政困境也很难应对清朝的崛起。应该说，从秦朝算起到清朝灭亡，中国封建王朝每200～300年更替一次，与财政状况有直接的关系。

　　黄仁宇的财政观与耶鲁大学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的观点如出一辙。肯尼迪在其风靡世界的《大国的兴衰》一书中认为，在前工业时代，财政金融体制的确对国家的实力衰长具有重要作用。与汉朝同时代的罗马帝国经历了大约两个半世纪，不断地东征西讨，建立了横跨欧亚大陆的帝国。但罗马帝国没有建立伟大的国家，只有伟大的军队，而伟大的军队是需要强大的财力作后盾的。肯尼迪认为，随着罗马帝国版图的扩大，军队的花费也在增大，加重了财政负担，在不能发债的情况下，只能增加税负和大量增发货币，这就伤害了纳税人的积极性，导致税收减少，酿成财政危机和持续的通货膨胀。财政危机和持续的通货膨胀又导致军队实力的下降，最终导致庞大的罗马帝国的灰飞烟灭。公元1年，西汉面临着与罗马帝国同样的财政危机和高通货膨胀。公元8年到公元23年，试图挽救经济危机的“王莽新政”失败了。早在公元前326年，亚历山大大帝决心征服世界的最东头，从西往东，打到印度，并最终征服印度，但他只能望着白雪皑皑的喜马拉雅山而兴叹。由于喜马拉雅山的阻挡，中国“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汉朝军队与纪律严明的罗马帝国军团没有遭遇，因此无法知道两个威名远振的国家哪个更强大，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两个显赫一时的帝国都败在自身的财政和经济危机下，而且是轰然倒地，顷刻间土崩瓦解，令人欷歔不已。

　　效仿黄仁宇先生，我在这里倡导经济大历史观。历史太复杂，同样的事件，经过历史学家重新组合，可能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于是人们很难形成一个共识。经济大历史观，就是用数字作为理解真实的历史的现实基础，从而找到一条清晰客观的线索，得出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结论。例如，人人皆知中国近代穷，但很少有人知道到底有多穷。

　　我从国富民强的角度来探讨经济大历史。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的导言中有一段话：“作为为政治家或立法者服务的科学分支，政治经济学有两个明确的目标：首先，它要为人们提供，或者更恰当地说，使人们能够为自己提供丰厚的收入或生活资料；其次，向国家或全体国民提供足以维持公用事业的财源。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目的，是要使富国裕民。”亚当?斯密强调的经济学有两个基本目的，这同样适用于经济大历史观，也带有国际的普遍意义：第一点是长期经济增长问题，但长期提高人均收入并不容易；第二条是公共财政问题。这个问题容易被人忽视。宏观经济的病根往往是财政问题。例如，国家经常会出现财政困难，财政困难可能导致债务危机或高通胀，在固定汇率机制和开放资本账户的情况下，货币遭受投机性攻击，被迫贬值，可能导致货币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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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辉煌时代：1～1839年（4）姚余栋 中信出版社
　　“富国裕民”怎样量化呢？现代统计学已经有了很好的回答。GDP 是对人有用的增加值的概念，就是一个经济体创造财富的总和，反映的是国家经济实力。人均GDP反映的则是国民的富裕程度和生活水平。将一个国家核算期内（通常是一年）实现的国内生产总值与这个国家的常住人口相比进行计算，得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GDP 是指每个人创造财富或经济附加值的量，可以粗略作为劳动生产力的一个指标，也是衡量人均收入最接近的指标。在本书中，人均收入就是人均GDP。

　　根据联合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人均收入表明了一个国家平均每位居民所占有的国内总收入，简称人均收入。但人均收入在反映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貌时，并不能显示一个国家居民收入状况的所有方面，也存在缺陷。例如，不能表明一个国家的财富总和在居民中的分配状况，无法反映工作能否为人们提供幸福的感觉，更没有把经济活动过程中对环境的破坏比如对大气中二氧化碳排放导致的温室效应考虑到，如此等等。尽管如此，人均收入仍是人类迄今为止在统计学上最重要的成果，因与其他社会指标如人均寿命和生活品质有高度相关性，在综合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的程度上是无可替代的。就像考试制度有很多缺陷，但是古今中外都很难找到一个替代方式。

　　应该先说明一下，历来探讨中国经济发展历程的角度经常是经济总量的变化，但经济总量容易对内使人产生“未富先傲”的怪圈，对外陷入“中国威胁论”的陷阱。国际上“21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的说法不绝于耳，似乎中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已成定局。虽然从2002年以来，我国经济实现了连续5年9%以上的增长速度，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位次5年内连续赶超法、英、德，跃居第三，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一，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迄今为止，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占世界人口总数的1/5。13亿人口是中国考虑社会经济发展问题的一个基本出发点。1956年，毛泽东曾深刻地指出人口基数是基本国情，他说，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6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当前，中国13亿人每天最基本的需求就是吃、穿、住，青少年要受教育，成年人要工作，老年人要安度晚年。吃、穿、住、教育、工作和养老都可归为经济问题。另一方面，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给资源带来巨大承载压力。一个世人皆知的事实是，中国用占世界7%的可耕种土地养育了占世界20%以上的人口。人均GDP能在进行国际比较时容易使人保持清醒的头脑。一旦除以人口总量，中国人均GDP仍然排在靠后位次，说明中国人均创造的有价值的社会财富和可能用来分配的社会财富还远远不如世界上大部分国家。中国人未富先老，未来财政负担加大也是不争的事实。

　　人均GDP是从普通百姓的视角来衡量社会福利程度，突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理念。没有每个人的富足，就没有家庭的富裕，就没有国家的强盛。孟子说：“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给每个人创造和拥有的财富多了，家庭拥有的财富自然多了，国家税收也会随之增加，这就有更多的余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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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辉煌时代：1～1839年（5）姚余栋 中信出版社
　　我的经济大历史观是在二维世界中评价过去和预测未来。第一个维度是时间。在时间的坐标下，我们回到过去，从公元

　　2009年一直上溯到有人均GDP数据的公元1年；我们前瞻未来，从2009年到2049年，预测从共和国甲子之年到百年华诞的未来40年。也就是说，时间跨度是从公元1年到公元2049年的2000余年。第二个维度是人均收入（人均GDP），这是一条可以贯穿中国2000年的线索，贯穿着人民的平均生活水平的变化。缺乏量化指标就难以有客观比较，容易陷入纷繁复杂的历史细节而迷失方向。在由时间和人均收入组成的二维世界中，我们的祖祖辈辈享受的生活水平比我们今天差多少？我们的子孙后代能比我们生活好多少？在这二维世界中，简单曲线背后的经济道理却很复杂。直到今天，新古典经济学也没有能给出一个满意的回答。在长期人均收入变化的背后因素是什么？我采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应用经济学方法，即每个数字背后必有经济故事，经济故事必有数字予以支持，并应用新经济思想，对中国从公元1年到2049年经济增长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

　　我尽可能量化本书的经济分析和预测，用数字逼迫自己限制感性，增加理性成分，克服直觉可能出现的偏差。安格斯.麦迪森在这方面做了开创性的工作，2001年出版的《世界经济千年史》一书和2008年出版的《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一书为本书奠定了数据基础。1970年以前的数据，我以安格斯.麦迪森的数据为准，需要注意的是安格斯.麦迪森使用的是国际美元。1970年以后的数据，我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为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每半年发表《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有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人均GDP数据。

　　同时，经济大历史观必须便于国际比较。世界银行采用人均国民总收入对各个经济体的经济能力进行比较评估，认为国民总收入是度量一国经济能力与经济进步的最好的单一指标。根据人均国民总收入，世界银行将经济体划分为低收入、中等收入（细分为中低收入和中高收入）和高收入国家。不要管你在研究什么国家，只要看一看这个国家的人均收入就知道得八九不离十了，因为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与人均收入高度直接相关。我去了世界上不少国家，习惯于以一个经济工作者的眼光观察人类的生存状态，用人均收入横向比较，对这个问题有了更深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