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姚老师

姚波

怀念姚老师--2014-03-30 01:57

朱琦

那天，我们全家正在美国加州的大山中，我掏出手机看到几个字：姚老师去世了！

沉默很久，车窗外已是洁白世界，大雪犹自纷纷扬扬。这些年我生活在加州，多年不见飞雪，偏在这个时候，天地一片缟素。

姚奠中老师年长我半个世纪。大学三年级时我提前一年报考研究生，姚老师破格录取，那年我20岁，他70岁。我去长春开文学讨论会，年已六十有余的北师大教授钟子翱笑着对我说：“论辈分，你是我师叔一辈。”原来姚老师是章太炎先生最年轻的关门弟子，而我又是姚老师最年轻的研究生，章门后学的“辈分”就这么“高”了起来。后来又有几次类似经历，我发现这些前辈学者说起章太炎固然是高山仰止，提到姚老师也是油然钦佩。

上世纪80年代初期，刚从“文革”走出来的知识分子，往往在控诉十年浩劫之余诉说自己和家人的不幸，谴责周边小人的可恨可恶。姚老师也会说起“文革”，从大历史看其中的荒唐，而不是流于个人恩怨。有时他也会说起个人遭遇，譬如说弯腰种水稻一种几个小时，仰脖子裱顶棚一裱大半天，这些腰酸背疼的强迫性劳动，本来是教授们羞于启齿的事情，要么就是拿出来证明所受的迫害，但姚老师哈哈大笑着说故事，说他种水稻种得如何快，裱顶棚有什么技巧。这就是姚老师，遇到艰难狼狈的处境也能淡然处之，也要努力以为。

我读研究生读了三年，加上之前之后两三年，进出姚家上百次，单是享受姚师母烧的好菜也不知多少回。那时我瘦高单薄，姚师母常说，多吃点儿，补养补养身体。后来，我考上北大博士生，姚老师为我饯行，他的一头白发让我心里黯然，人生苦短，日后又远隔重山，将来还能与老师重聚几次？

许多次我从心底里祝福姚老师长寿百岁，但祝福毕竟只属于愿望，没想到姚老师果真跨越了百岁之寿。将近三十年，无论走得多远，我照旧可以跟他书信往来，电话问候，见面相聚。我在北京的几年，姚老师每年春天来北京开政协会议，我每年夏天回山西老家，一年之中，至少见两次面。1991年我去了日本东京，大年三十那天，一个人在小巷子里转来转去，想故土家人，想师朋亲旧，倍觉孤独。回到寓所，打开信箱，一眼看到姚老师的来信。整封信写了六七页，在写到一多半的地方，姚老师说：写得有些累了，明天再写……我读到这里，泪水扑面。再次散步在东京小巷的时候，夜色已深，灯火零落，寂无人影，但我的心情完全变了，欢喜，温暖，踏实。

我30岁到美国，姚老师80岁。90年代我回国探亲，一下飞机就能感觉到商业大潮。当时姚老师已做了多年的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和全国政协委员，国学名动天下，书法一字千金，但简朴的姚家只多了几张待客的新沙发。物质崇拜简直是山呼海啸，到了姚老师这里却微波不起。他拿出百万人民币做了教育基金，捐出上百幅字画给了山西大学，照常是简衣蔬食，吃他多年不厌的苜蓿饭。

进入公元两千年后，我回国次数多了，多次看望姚老师。世界赶上了前所未有的高科技时代，中国更赶上了前所未闻的发展变化，城市面貌，故人容颜，人情世故，乃至天空大地，好像所有的都变了，连同我这个比姚老师年轻半个世纪的学生，也唯恐自己变得人老气衰。但姚老师没变，依旧是挺直的腰板，清晰的思维，豁达的心胸，济世的热情，讲到兴奋处身子上耸，扬手一劈，笑声朗朗。

这时候我总是想起第一次见姚老师，不管是神情坐姿还是语气笑声，除了头发从斑白到雪白，真是找不出三十年来的姚先生有什么明显变化。姚老师很健谈，但只要看我谈得起兴，他就静静听着，偶尔插几句分享看法。我十七岁时就这样坐在高深学问的老师面前，居然也可以高谈诸子百家，纵论天下大事。后来进北京读书，到东京访学，在加州教书，一些想法肯定跟老师多有不同，但他还是静静听着，偶尔插上几句分享看法。他豁达通脱，海纳百川，加上对门人弟子的慈爱，也就由着我自由发挥，浪花四溅。仔细想来，一个百岁老人，还能那样一如往昔地倾听不同想法并分享感受，岂但只是一种雅量？

听阎凤梧老师说，姚老师走得很平静，坐在椅子上瞑目端坐而逝。

最近这几年，我都是先给阎老师打电话，探知一下姚老师的身体，然后再把电话打到姚家。本来有些担心，一听阎老师说“好得很”就放下心来，再一听姚老师爽朗的声音就开心至极。三年前我一下飞机就直接打到姚家，力芸姐说姚老师正在会客，于是约好下午三点。可是，跟北京的同学一聚会，竟忘记了约定的时间。姚老师三点钟准时坐在电话旁，等了许久……

唉，三年前已年近百岁的老师！您的这个向来粗心的学生，离开山西故土，又离开故国，独自去了日本，又独自去了美国，三十年来，一定让您操心了。

时间正走近2014年的春节，我看了看墙角的电话，想到万里以外那张空荡荡的椅子，泪水纷然落下。抬头再看窗外南山，南山一派从容。想想姚老师的睿智与豁达，只觉得老师有知，该笑我垂首而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