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之后文脉承传（图）

姚波

大师之后文脉承传（图）--2014-01-17 04:14

（山西大学国学院院长）

我们现在出现的情况，学术与人格分离，学术与社会分离，学术与人生分离。我们很多人学术做上去了，人格却跌落下来了。著作是等身了，但是人格达到低谷。为什么呢？他们追求的是名誉，追求的是外在的东西，而不是追求自己人格上的一种健全和完善。他们烧的是一团连红薯都煨不熟的虚火，而姚先生是实火。

（山西大学文学院院长）

我们给姚先生定位，首先是太炎弟子。姚先生对太炎的继承，体现在姚先生给太炎纪念馆的对联上 （为国为民九死一生终不悔，兴文兴教千秋绝业赖薪传），也体现在我们给先生的挽联上 （为国为民一生宏愿，育德育人万世流芳）。太炎先生一生的事业，爱国，讲学，姚先生一生的事业也只此两端，爱国，讲学。

（山西大学文学院副院长）

其实姚先生用他的一生已经告诉我们了，我们就是要做一个传统文化的阐释者和传承者，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最朴素最本真的一个职责，不仅解答传统文化的知识，更要阐释传统文化的价值和意义。

“学者的社会角色是什么，在哪里，应该为社会做什么，特别是高校，应该说是社会的大脑，我们的大脑应该引导社会向健康方向发展，但是我们现在的大脑已经灌水了，灌上地沟油了。我们大学变成了经济体，大学的实验室变成了工厂的实验室，完全偏离了正确的方向。我们的考核体系，先问你有多少经费，有多少钱，然后给你记工分，这样干，完全偏离了，失去了一个大脑基本的思考能力。而姚先生，他所纠正的恰恰是这些东西。”

大师之后，再无大师。这是近些年来被媒体广泛使用的一句话，时不时地在某位长者儒家辞世后用来抖一抖。话颇悲凉，甚至残酷。

很多学者是虚火姚先生是实火

为什么很多人感觉到姚老身后，我们周围很难找到第二个国学大师？山西大学国学院院长刘毓庆是在姚先生身边生活了快四十年的弟子，他在追思会上的发言，从坚守住中华学术正脉、正己用世的治学理念等方面，阐述了姚先生之所以堪称大师的原因。

“姚先生的学术思想对于纠正我们当下出现的一些学术弊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中国学术近百年来，在西方学术的冲击之下，或者说是西方学术引入中国之后，大大推动了中国学术的进程，由中国传统式的递进、杂考、注释、评点式的那种研究变成了纵横驰骋、综合论述分析、条文析理的这种研究，这确实是一种很大的进步。但是这种研究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开始游离事物的本体，脱离了中国原有的学术轨道，这个带来了很多弊端。”刘毓庆在追思会上说。

“姚先生的学术路径对于当代来说，完全不符合目前的评价体系，在高校里，姚先生打分可能不及格！”刘毓庆的话掷地有声，“为什么他不合于这种体系，但是他的社会声望却是那些著作等身的人无法比较的？什么原因？我感觉姚先生在学术上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守住中华学术正脉。学术正脉表现在他的治学理念：修己治人，也就是他自己提的教条里面，以正己为本，以用世为归。一个正己，一个用世，他学习是为了自己，无论是书法、读书、写文章、写诗、写词，写什么东西，他都是为了健全自己的人格，而我们现在出现的情况，学术与人格分离，学术与社会分离，学术与人生分离。我们很多人学术做上去了，人格却跌落下来了；著作是等身了，但是人格达到低谷。为什么呢？他们追求的是名誉，追求的是外在的东西，而不是追求自己人格上的一种健全和完善。”

“我们身边可能有人在外面名气非常大，除了山西省，全国甚至世界上都知道，但是自己身边人对他评价很低，这种人绝对是虚的，这是一团虚火烧起来的。看着这团火很旺，但是周围的人并不认可，说明他是假的。如果周围的人非常认可他，他在外面即使名气不大，这也是实火。我们很多学者是虚火，姚先生是实火。”刘毓庆说。

关于实火虚火的比喻，很是形象，也很贴切。

姚先生走的是国学正路

以前常有人读不懂姚先生，一定要纠结于姚老到底专于哪一方面，非得旁人说出个明确的子丑寅卯甲乙丙丁来，似乎在他们心里国学这项宏大的概念，非要栖身于某一项具体学科上来，不然就说不清是什么大师。

对这样的现象，刘毓庆在追思会上明确表达了他的观点：“不妨回忆一下同行的研究，很多人是用西方学术概念来规范中国学术，我们大学里也是用西方的学科概念来规范我们的学科，比如说国学，就不合于西方的学科概念。如果一级学科是国学，那么二级学科呢？文学、历史、哲学，那不又是文学系、历史系了吗？因为这种观念，后来的学生就不知道国学是一体的，是文史哲不分的，这个不分和合是两个概念。我们现在的学科是划地为界，划得很严，划得很细。很多人成就很高，但是一出他那个圈儿，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我们现在大学里，都是急着去造就人才，要快出人才，要出专业人才。孔子说‘君子不器’，而我们现在大学造的就是‘器’；君子不器，君子不是工具，而我们大学里现在造的就是工具。”

刘毓庆认为现在的人更多的是在制造文字垃圾，过上一百年，很多都被淘汰掉了。姚先生本来走的这条路，是中国学术的一条正路，这条正脉该如何把握，如何走，如何把最重要的东西抓住，把枝叶的东西丢弃掉：“守正比创新更重要，正肯定是好的，新的却未必是好的，这是姚先生坚守的一个东西。学者要去探讨高深学术，但是到了一定阶段，得返回来向更大众的人说话。”

高校应该是社会的大脑

和大师相比，当代学者的差距在哪里？

不是年龄岁月上的距离，而是责任感和使命感。刘毓庆认为不少当代学者基本失去了自己对社会角色的担当：“学者的社会角色是什么，在哪里，应该为社会做什么？特别是高校，可以说是社会的大脑，我们的大脑应该引导社会向健康方向发展，但是我们现在的大脑已经灌水了，灌上地沟油了。我们大学变成了经济体，大学的实验室变成了工厂的实验室，完全偏离了正确的方向。我们的考核体系，先问你有多少经费，有多少钱，然后给你记工分，这样干，完全偏离，失去了一个大脑基本的思考能力。而姚先生，他所纠正的恰恰是这些东西。”

曾经有位杭州师范学院的副校长，他提过一个问题：为什么章太炎先生一个人培养的人才比当时的清华、北大都多？在这样的诘问下，让人重新回到思考“教育的本质是什么”上来，难道我们不应该反思我们的教育体系吗？

大师可贵在于苦心孤诣寂寞承传

山西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郑伟是位青年学者，在他心中，对于青年学人来说，姚老先生就是一个精神，一个象征。有了这样崇高的精神导师，年轻人就有了归属感，可以静下心来做些具有共同主题的事情。

在当下，部分学者有着娱乐化的趋势，似乎更乐意大步向着作秀场娱乐圈挺进，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各类电视节目，甚至以低俗博卖点的综艺节目上。当学者开始公开作秀，嬉哈肆意取代了严谨治学，有人迎合上前急忙追星，也有人从中感到化解不开的一片悲哀：难道娱乐至死真的无处不在到如此地步，什么都可以装进娱乐的大筐吗？

正是明星学者遍地开花，才更彰显以姚老为代表的国学大师们弥足珍贵。郑伟在追思会上直言，近代以来，面对西学的冲击，传统文化难以敌手，正是像章门弟子这样的人，苦心孤诣、前仆后继，传统文化的学脉才得以保存和传沿下来。而现今，民族虚无主义、实用功利主义，以及部分知识分子身上所存在的犬儒主义成为价值趋向，这样一些消极的东西，都对中华文化构成了极为严重的挑战。当世界把眼光投向东方的价值理性，寻求西方物质无解之道的时候，却非常失望地发现，我们把老祖先留下的很多宝贵的遗产抛之脑后了，“知识分子到底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社会批判或者建构新理想，在一个日益世俗化、大众化的时代，我以为批判和建构多少有点太过宏大和飘渺。我们到底能够在现实条件下，做出一点什么事情？”

郑伟说，其实姚老用他的一生已经给出答案，我们就是要做一个传统文化的阐释者和传承者，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最朴素最本真的一个职责，不仅解答传统文化的知识，更要阐释传统文化的价值和意义，安安静静地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做一点事情。“这句话说大就大，但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一点事情。姚先生说文化不是传承的，是承传的，只有承住了才能往下传。这句话对我的启发和影响极大。什么东西能够传承下去，能够倒换一下手传下去，那一定是一些耳目闻见的知识，这些东西死记硬背的，是死的。真正有生命的东西，只能从人的生命体验中焕发它的活力。一个‘承’字，道尽了学问的精髓。做学问，就是做人。”

大师之尊，不在于地位尊崇或者耀眼光环，而在于恪守一生却又淡泊如水的人生信仰。寂寞之中的承传，比起喧嚣浮华，远胜出无数重境界。

本报记者 刘巍 见习记者 南丽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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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因吾狂：惊闻姚奠中、邵逸夫逝世，心情不能平静，敬佩的大师一个个都走了，先是学校的鸿儒姚奠中，又是慈善家，都是高寿，都是一代风骚引领者，谁还能扛起这社会的大旗？

2

@赖诚：“学贵在识，艺贵在通，道贵在悟。三者备，是为中华人所独标之‘灵性’，其品味凌驾于智与慧之上，而不可以言语形迹表现。”周汝昌如此评价姚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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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不醒的至尊宝：中午得知姚奠中先生仙逝。我的老师里，好几位都是姚先生的弟子，但在山大四年，一直无缘得见姚先生。惟一有个牵强的联系是，有一年受人之托写过一篇姚先生的短文。姚先生身负绝学，弟子遍及海内。平庸如我者，虽有间接受益，不敢贪姚门名分。谨致后学者的悼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