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做姚奠中先生的学生
山西大学国学院 牛贵琥
屈指算来，我在姚奠中先生门下已经整整三十个年头了。
我初次见到姚先生，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山西大学学生会邀请姚先生作一个关于书法的讲座，我作为中文系的一名本科生前去听讲。那时，姚先生的名声很大，我们都知道他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弟子、中国古代文学的权威，在我们的心目中除了敬畏感还有一种神秘感，所以来的人特别多，早早就有人去占座位。只见先生满头银发，腰板挺直，历史掌故随意征引，特别是用粉笔竖书在黑板上的文字，线条遒劲、章法有致，简直就是一幅艺术品。同学们都为姚先生的风采所折服。许多人惊叹，多么渊博又精神的老先生啊！我那时也就定下注意，考姚先生的研究生，做姚先生的学生。
本科毕业前夕，经过短暂紧张地复习，考研下来却感到沮丧。作为文革结束后才上学的学生，外语考得不好，自己感觉没戏。有一天到教我们古汉语的戚桂宴老师家里闲坐。戚老师说姚先生曾特地向他了解我的本科学习情况。他介绍了我在文字训诂上的优长后，也讲了没有发现该生文学有何成就，也许并不适合搞文学。老一辈的学者都是那么实在。我一听，更没戏了。姚先生招的是古代文学研究生，和戚老师说的文字训诂正好南辕北辙嘛。于是也就开始着手安排毕业后工作单位的问题了。没有想到的是，当我风尘仆仆地从外地实习回到学校时，一直等我回来的朱琦告诉我，录取名单上有我们俩的名字。后来才知道。姚先生在录取我们这一届研究生时，全面考虑后慎重地依专业成绩圈定了分数高的前三名，其中包括我在内的两名外语分数差的考生，然后就去西安参加教材编写工作会议了。回来后，发现学校另外定了三名外语分数高而专业分数低的考生。对此，姚先生坚持自己初次的选择。理由是：录取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生，不以专业成绩而以外语成绩为标准是非常不科学的。何况以当时的外语水准，多几分也达不到读写的要求，在实质上并没有多大的区别呢？姚先生表示：如果不录取原先的三个，我今年就不招了。经过这番曲折，我才得以成为姚先生的研究生，时间是1982年的7月。
此前，我对这一切毫无所知。了解了这个过程之后，顿时感到五味杂陈。一方面是为自己的外语没学好感到惭愧，一方面是暗下决心，献身学术，不能辜负姚先生的期望。姚先生对我有着知遇之恩，如果不是姚先生这样坚持以学术为重，我也许不会顺利从事研究工作了。如今几十年过去了，姚先生的研究生都以科研和教学领域的突出成绩赢得广泛的认同，大多数成为高校的骨干力量。当时外语成绩不理想的朱琦，毕业后在北京大学获博士学位，东渡日本，又赴美在加州柏克莱大学东亚语言系任教，曾担任美国《星岛日报》专栏作家。事实证明了姚先生眼光之远大和观念之正确。姚先生多次谈及出以公心坚持真理的重要性。他说：领导也是人，也有不明白的地方。应该也有责任把道理讲清楚，事情就会办得更好。解决问题是很难，但只要争取就有解决的希望。如今我也在招硕士、博士研究生了，也常常面对各种框框束缚而招不上理想学生的情况，在慨叹不拘一格降人才的重要性之馀，更为自己缺乏姚先生的胆识和勇气而感到惭愧。
被录取了，就该拜见先生了。这是我第二次见姚先生，但姚先生却是第一次见我。如此近距离和心目中的伟人接近，我一时紧张地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既没有感谢也没有问好，反而是先生和李树兰师母的亲切微笑表现出本是一家人似的氛围。姚先生随意问起班上同学们学习的情况。提起那次作报告时发现我们教室里张贴的名人语录中有一幅篆书有错字，还说如果加强练习这个同学会写好的。木讷的我当时都没有好意思说那就出自我的笔下。也许姚先生意识到了，于是顺着讲起习书应该选好字帖，隶先写《石门颂》，楷先写魏碑《石门铭》，然后两手作扩展状说：“字能改变人的气质，北碑有气魄、大气。”我明白这是针对我的整体性的指导。当我问到在开学前该学些什么时，姚先生说：“你觉得自己有什么环节薄弱，就把什么补一下。”我说有许多外国文学的名著没有读，先生说：“那就突击读。”最后，姚先生从书架上拿出线装的《汉书》中有《艺文志》的那一册交给我，说：“你们三个人都把《汉书·艺文志》带注抄一遍。开学后讲。”并言“当初在章先生门下，每讲《尚书》之前，都将有关资料搜集整理，于是其他旁听的人如在五里雾中，而我们这几个研究生则大为受益。”初次见面，我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如沐春风，庆幸遇到了最好的老师，也感觉到姚先生的培养学生不拘泥于任何框框，给学生充分自由发展的空间，却又直指为学之目标。
开始上课了。当时硕士点既很少，还属于新生事物，大多数院校处于摸索阶段，是以许多人都在关注我们。姚先生德高望重，人所共知，又有带第一届研究生的经验，所以经常有领导和教师打听我们上什么课，如何上的情况，却也表示出一些疑惑和不解。公共课自然由学校统一安排。专业课除了文字学由杨其群老师上外，其余的古代学术思想、文艺学与古代文论、中国文学史等都由姚先生亲自为我们讲授。首先开的是学术思想。姚先生以我们抄过的《汉书·艺文志》为纲，梳理整个中国学术传统的渊源流变。除了课上讲授，还要求我们课下精读与此相关的资料，如：《太史公论六家要旨》、《淮南子·要略》、《庄子·天下篇》、《荀子·解蔽》、《韩非子·显学》等，找出问题，在课堂上讨论。这种融合多种门类的知识为一炉而又突出差异性的课程，为我们在所习惯的文学领域之外又打开一扇窗户。然而恰恰是这门不同凡响的课引起一些人的异议，有些老师认为这和文学没有关系，古代文学的研究生怎么能上不是文学的课呢？而且学文学就应以文学名篇为主，讲作品。特别是在当时学术界流行细化专业和方向的趋势下，有人更是对此感到不可思议。其实，这种质疑正好表现出思想上的固和陋，更显姚先生学术视野的宽广。事隔三十年再回头看，这门课正好类似于现在所热衷谈论的“国学”，而又和社会上流行的大而无当的“国学”有所区别。姚先生十分重视开拓视野，打开格局。认为在学术的道路上，不应该画地为牢，自我束缚。他多次引述章太炎先生《菿汉微言》中的话：“秦汉以来，依违于彼是之间，局促于一曲之内”、“昔人所诮，专志精微，反致陆沉；穷研训诂，遂成无用者，余虽不腼，固足以雪斯耻。”以此来阐述自己的观点。这一方面是“道未始有封”、“为是而有畛”，更重要的是学术研究就需要通，以解决问题和创新为目的。古今中外的大学者无一不是通才，姚先生自然就是如此。我们都知道，他在国内各高校所教的课，面相当宽，有文学史，有哲学史，有通史，有经、子专书，有诗、词、文选，有分体的作品或史，有断代的作品选和文学史以至文字学、文艺学等等。诗、书、画、印都达到极高的境界。为什么姚先生能够有这么高的成就，他说：我是跟随章先生学习国学的。章先生的国学是以小学为基础，打通文史，最终落脚在诸子上。由于诸子是解决社会和人生的问题的，所以学了诸子之后再回过头来看文学，就会感到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境界。姚先生依照这个目标来培养我们，也的确使我们终身受益。重视广博、通，并不是否定从事专业和方向，也不是不要专和精，而是在广博的基础上求专精，在通的基础上更准确地把握方向。在我毕业论文答辩时，姚先生下了一个非常准确的断语：“体大而思未精”。可以说，“体大思精”就是姚先生的要求。体大是思精的前提，而体大必须思精。大即广博，体现的是门径、眼光和器识；专精体现的是功力、实力和深度。在姚先生这里，两者得到完美的统一。这也是姚先生能够在各个领域都游刃有余、举重若轻，又新见迭出的奥妙所在。曾经有一个学生对此提出疑问：“我们的老师都说学问如挖井，越深越好。从事于通，岂不是大而无当，终身无成吗？”我的解释是：姚先生学问的特点，正如乘着飞机往下看，一切都涵盖在其视野之中，在此基础上挖井，所找的点既准确，自然有超常的效果。否则要么挖不出水来，要么事倍功半。这位同学还没答话，旁边的学生先说了：“我懂了，我就有必要上这个研究生。”
其实，姚先生的文学作品讲得相当精彩。有一次，姚先生给我们上文学史时，中文系的一位负责人前来一同听课。正好讲到唐传奇，姚先生以《李娃传》为例，通过荥阳公、李娃前后态度的对比，将人物分析得入木三分。这位负责人后来常对人说，姚先生分析作品才是第一流的。但我们知道，他对姚先生讲课的理解并不到位。姚先生授课很有特色。在为我们上文艺学和古代文论课前，要求我们把报刊中学人不同的论点分类摘抄出来。他积攒了几十年的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栏的文章也交给我们三人分类剪贴成册，至今还在资料室供查阅参考。上课时，先由我们做综述，再由先生逐一讲解。既达到打通现当代和古代文艺思想的目的，又容易使我们获得新颖的视角。上文学史，姚先生让我们先把几部不同的文学史对照来读，提出问题，再作讲授。开始我们不习惯，第一次上课竟然没有问题可提。姚先生就说：“没有问题，那就不必上课了，等着食堂开饭得了。”他认真指出：善于用功的人，无论何时何地何事，都可用功。用功不用功，就看你能不能提出问题。学而不思是懒人，或者说是不善于用功。发现问题，则思想能深入，兴趣自生，思想集中，不暇外骛。如能成为习惯，则被人看做极平常的事，也会发现有值得研究的闪光点。受到批评后，我们都试着在发现问题上下功夫。后来课堂有时成了我们三人各持己见的辩难。姚先生总是微笑着听，最后高屋建瓴地下决断。如此生动活泼的课堂氛围，几十年之后许多细节还浮现在我的眼前。私意认为，姚先生重在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可以描述为：淡化学科意识，以解决问题为核心，除传统的文本资料外，还重在结合出土文物、地域文化特点和方志资料来佐证。姚先生就给我们做了很好的示范。比如讲关汉卿时，结合山西南部金元之际民间戏剧的繁荣，连有钱人的墓里也要有戏台供其享受，来证明关汉卿是由热心的业余演员，进而走上编写杂剧的道路。再如结合侯马出土的董明墓来为董解元其人提供证据。姚先生的课，重点在方法、思路、门径，那里是区区篇章的分析所能概括的呢？
研究问题，启发兴趣，贯彻于姚先生的教育方式之中。《古书疑义举例》、《经传释词》、《廿二史札记》等都是姚先生所列出用以启发思路避免陋固的必读书目。记得一年级时，我正研究《楚辞》，曾向先生询问应该读那些书籍。不料先生的回答是：“你研究《楚辞》，你就是《楚辞》专家。应该别人问你应该读那些书才是。我又不研究《楚辞》，怎么能回答这个问题？”姚先生1943年就在《中原》杂志发表《屈原的有无问题》，驳斥廖季平、胡适否定屈原存在的说法。1951年又发表《屈原其人其赋》。怎么能说不研究《楚辞》呢？从姚先生的目光里我明白了，不能当懒人，自己翻书目查阅资料去了。姚先生对于学生，永远是尽量发挥其主观能动性，挖掘其潜能，在关键的时候给予一些点拨。每当这个时候，我总想起《论语·子罕》中的话：“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颜渊对孔子的赞扬，正是我们内心的写照。与此相联系，姚先生对于学生的研究方向也给予充分的自由。一般来讲，学生所做的研究大都是导师所从事的方向，或者就是导师课题中的子课题。姚门弟子却不是这样。我上一届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刘毓庆选《诗经》，康金声选汉赋，傅如一选唐诗，李正民选元好问，梁归智选《红楼梦》。我们这一届朱琦选司空图，董国炎选明清小说理论，我选庾信。基本依照学生自己的喜好和特长。姚先生的观点是：“我们必须有个好的学风。那就是在明确的、共同的总目标下，充分发挥每一个从事科研者的主观努力，充分利用每一个问题上可能得到的客观资料和条件，作出自己的、新的、有益的贡献。我是这样看待一切学术、科研问题的，也是这样指导研究生的。在这里，绝不为个人的爱憎、偏见所左右。”姚先生给我讲过：学生从事导师的方向和课题，固然有导师好指导的优点，但导师既然已经在这个领域获得了相当的成就，学生再从事同样的课题，就很难超过老师，也很难培养出超越老师的自信。导师所指导的是方法、路数，那么天下的学问是相通的，为何不充分发挥学生的能动性和特长呢？当然，这和姚先生对于各门学问都能融会贯通的素质分不开。不过，重要的是姚先生以其宽广的胸襟和卓越的眼光，为培养人才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至今还值得我们反思和学习。
虽然学生有充分的自由，但是姚先生还是鼓励学生根据实际的需要而转换研究的课题。作为一个用世之心极强的学者，在教学中也十分强调社会责任感。姚先生给我们说：他的研究和教学范围之广，就是适应需要的结果。无论什么时候，只要需要，姚先生就会在新的领域进行开拓并做出优异的成绩。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同时开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哲学史、五十年代开文艺学课都是如此。况且，每开拓一个新的领域，都会促使自己在学术上进入一个新的境界，学会从新的视角关注学术问题呢？也正是遵照姚先生的教导，我毕业后进了山西大学古代文学研究所，从先秦文学转到北朝文学、古代小说、魏晋文学、金代文学多个领域，并都有专著。当去年我将百万字的《金代文学编年史》向姚先生汇报时，先生十分肯定地说“好，就应该有这么一部总结性的专著。”在场的李正民学兄说：“姚先生在夸你呢。”是啊！能得到姚先生的肯定是很值得高兴的事，但我明白，这些成果都有姚先生的心血，是姚先生培养的结果啊！
这样讲，并没有什么套话在内，而是实实在在的事情。三年的研究生学习生活很快就结束了。在姚先生的书房里，先生深情地对我说：“研究生毕业了，但学问是永无止境的。”我说：“是的，学问无止境，我永远是您的学生。”的确如此。从那时起，我一如既往地向姚先生问学，并都有虚而往实而归的效果。经常是在既随意又轻松的交谈之中，新的思维不断冒出，论点、论据应有尽有。比如有一次我谈起有人约我写一本《古代小说与诗词》的小书。姚先生说：“好啊，白居易有《长恨歌》，陈鸿写了《长恨歌传》。元稹作有《莺莺传》，李绅却还要写《莺莺歌》。这不就是小说与诗词的关系吗？”我听了后眼前一亮，真是一语破的，非常好的一个切入点。于是，我那本小册子的第二章就这么去写。在姚先生面前，随时都能在学术的源泉中得一瓢饮，却又酌之而不竭。发出的火花是先生，燃烧的火焰是学生。播下种子的是先生，收获的成果是学生。而由谈话所获得的精神享受更是难于言传。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高校兴起读博热，也有人劝我加入这个行列。我和姚先生商量。姚先生说：“这当然好，但要求实而不是求名。”我一下子明白了。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守着这么好的老师还到那里求学去？于是安下心来做姚先生的学生。我那本论嵇康的专著就是按照博士论文的标准来写的。
今年姚先生已经度过百岁诞辰，而先生的思维还是那样的敏捷，身体还是那样的健康，对学术问题还是那么关注。前些日子，当我谈到研究生没有很好的通史读物时，姚先生说：“你乘着年轻，用一两年的时间编上一套。”是的，虽然我已过花甲之年，但在先生面前我永远是年轻的，永远是先生的学生，而且我这个学生没有毕业这一说。最后，僅以小诗表达对先生的崇敬之情：
步趋三十载，立雪沐春风。
德业人共仰，上齐岱岳崇。
高山仰止，永矢弗谖。衷心祝愿姚先生健康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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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6-1 09:1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