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奠中先生的课堂教学 刘毓庆
1970年代中期，我作为时代的幸运儿，经贫下中农的推荐走进了大学。因为一心想做文学家，自然首选是中文系。而我上学的那一年，分配在我们县的招生指标中，只有山西大学中文系一个名额，其余那些名牌大学，几乎不招文科生。我没有选择，只有报山大。
进了山西大学，虽说由山里娃变成了大学生有点兴奋，但也有几份遗憾。因为人的理想永远是超越现实的。但这遗憾不久便被庆幸所代替，因为认识了姚先生。
我同屋的王雪保同学，他是姚先生稷山的老乡。那时我们是以小组为单位的用餐。一天中午，开饭了，却不见王雪保的影子。等大家都吃完了，他才回来了。他不但没有抱怨同学们不等他开吃，而且还兴奋地说：“我见到姚奠中先生了！”接着滔滔不绝地讲说起了见到姚先生的情景。一看便知，他被姚先生的学问征服了!其实，姚先生的名字，我入学不久就知道了，只知道他是章太炎先生的关门弟子，是中文系的台柱子，别的就不清楚了。雪保手舞足蹈地大吹，我虽有几份羡慕，但多少也有些怀疑，因为他们毕竟是是老乡嘛。后来听了姚先生评《水浒》的一场报告，才彻底打消了我的怀疑，敬佩之情油然而生，从此也成了先生家的常客。此后轮到姚先生上课了，当时有两个班，姚先生因为王雪保和我的原因，所以选择了我们这个班。而且在此后的日子里，只要课程安排断了链，姚先生总会顶上去。因此姚先生成了给我们上课时间最多的一位老师。
教育部有个规定，要求教授必须给本科生上课。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政策，因为我有亲身体会。说实在，如果没有本科阶段姚先生的启迪，我很难有后来的学术进展。姚先生上课不带教案，空着手上讲台。只是在布置作业时，才从口袋里掏出手掌大的小本或小纸条来，抄在黑板上。他坐着讲课，有时也站起来做些姿势，以帮助学生理解授课内容，显得非常自然；操着一口晋南方言，而却别有风味，特别是朗诵诗文时，声情并茂，如同亲临其境；时而提问，时而作答，时而开怀大笑，时而声色俱厉，每到关要处，总会斩钉截铁，决不拖泥带水。记得给我们上的第一节课是唐诗，讲的第一个作者是李白。李白、杜甫这是妇孺皆知的名字，在这之前，《李白诗选》、《杜甫诗选》我不仅读过，而且抄过。王瑶先生写的《李白》的小册子我也认真看过。我想先生会讲些什么呢？如果是讲李白的生平、思想、诗歌艺术等，对我来说意义就不大了。但因为是第一节课，我还是去听了。出人意外的是，先生首先讲的是“李杜优劣论”。关于李白与杜甫的评价，在那个年代最盛行的是郭沫若的观点。郭沫若写了一本叫《李白与杜甫》的书，这本书对李白评价很高，对杜甫却时时贬抑。因为当时毛泽东主席说过他喜欢李白不喜欢杜甫，这自然影响到了学术上对李、杜的评价。而姚先生开口便说：“李白和杜甫谁优谁劣的官司，打了一千多年了，一直到现在的郭老（这是那个时代对郭沫若的普遍称呼），还在继续打。明朝的杨慎，拿李白《早发白帝城》的诗，和杜甫《最能行》中‘朝发白帝暮江陵，顷来目击信有徵’两句诗比较，说杜甫远不如李白。是不是这么会事呢？如果但看这两句，杜甫确实不如李白，但要看杜甫诗上下句子，就完全不是那么会事了。”讲到这里，他站起来拿起粉笔，一口气在黑板上写下了下面的诗句：
欹帆侧柁入波涛，撇漩梢濆无险阻。
朝发白帝暮江陵，顷来目击信有徵。
瞿塘漫天虚须怒，归州长年行最能。
接着，姚先生拉长调子用富有情感的声音，将诗朗诵了一遍。然后解释说：“欹帆”是斜着船帆，“侧柁”是转侧着船柁，漩是向下旋的漩涡，濆是涌起的高浪。姚先生说：“这里不是写水，不是写船，而是写人。帆，斜着；柁，侧转着，冲入波涛之中。遇漩涡，从旁撇过；遇高浪，从浪尖掠过。这是多不么高超的行船技术!在这里杜甫生动地描写出了老练的水手在汹涌的急流中，‘撇漩梢濆’履险如夷的行船技巧，歌颂了水手不畏险阻和丰富的生活经验。而李白，却写的是他自己。这能说杜甫不如李白吗？这两首诗的性质不一样，李白诗是抒情的，杜甫是记事诗。要从社会意义上来说，杜诗比李诗的意义还要大一些。但这也不能说杜诗就比李好。不能孤立地看问题，要具体分析。”这个开场，紧紧地吸引了我。以下的情况便不必细说。特别是他在讲杜甫诗时的表情、动作（他起身弯腰，双手做掌柁状，学着出水手转柁撇漩的样子），以及拉长调朗诵时的声音，我至今记忆犹新。
在中文系师生中盛传，姚先生讲文学史是一绝。确实他的文学史课对我的启发，是我此后的学习中未曾有过的。中国文学史时间长，内容多，每一个朝代都有成群的作者、成堆的作品；每一个名头稍大一点的作者，生平、思想总会有纠绕不清的问题在内。我也听过别的老师讲，往往緾到一个问题中拔不出来。一学期结束了，课程才进行了一多半。埋怨给自己安排的课时少，内容进行不完。姚先生则从来没有这样的怨言，他手里好像有一把披荆斩棘的大斧头，能把一切纠绕的瓜葛斩断，一路向前，决不在细节问题上纠緾。时间安排少时，他可以用三、四个课时把文学史讲完。如果时间充裕时，他可以先点明要点，然后从容讲说，略中有详，多而不乱。如讲屈原，用“任、疏、放、迁”四字概括屈原的一生，并围绕这四个字讲述其经历；讲汉代散文，用“诸子衰歇，史传大成”八个字概括其发展情况；讲汉代文学，用“赋地位强，散文大家多，诗成就高”三句话概括这个时代的诗、赋、文创作；讲魏晋南北朝文学，用“散文变成骈文，大赋变成小赋，五言诗创作兴盛”三句，概括这个时代的文学变化。当时上课的时间很少，一年有半年的时间是开门办学，下工厂，到农村，与工人农民一起搞运动。课程安排随时都有可能变。这就使得教学计划只能做短考虑，不能做长打算。正是在这种情况，突出地显示出了姚先生的水平。不管给多短的时间，他都能完整地讲完一个内容，而且重点突出，信息量大。如讲王安石（王在当时被定为法家人物，讲宋代文学不讲他，那会被当作政治问题的），他便以“王安石所处的时代和文坛”、“王安石的政治措施与文学道路”、“王安石身后的诗文发展”为节目，通过王安石这个点，把宋代的诗文发展线索构勒出来。讲宋词，则以“辛弃疾与宋词”为题，然后以“词在北宋到南宋期间的发展”、“辛弃疾和他的词”、“宋词的衰落”为节目，既介绍了宋词发展、衰落的过程，也突出了重点的作家作品。讲元杂剧也是一样，以“关汉卿和杂剧”为题，以“戏剧的来源和发展”、“关汉卿代表元杂剧的最高成就”、“元杂剧的其他作家”为节目，在突出关汉卿的基础上，把戏剧的来龙去脉介绍清楚。
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对文学史的简要表述，并不是只作抽象地概括，而是让作家自己出来说话，让作品说话。材料在他手里完全变活了。如在“词在北宋到南宋期间的发展”一节中，他把北宋一百多年分为三个时期。他讲第一个时期说：
第一个时期的代表作家有晏殊、寇准、宋祁、欧阳修、范仲淹等。这些人是什么人呢？晏殊是宋的第一家，他做过同平章事兼枢密使。寇准也做过同平章事。宋祁稍差点，做过工部尚书。欧阳修是参知政事、枢密副使。范仲淹也是。这些人在政治上看起来都是比较好的。但他们的词都是些伤春、悲秋、离愁、别恨的东西。情调都是婉约的，风格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如晏殊《浣溪沙》词：“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可以看出他的生活。这里有愁，但是单愁、闲愁。很能代表他的情调。但和晚唐的艳情曲子不一样。艳情曲子是写糜烂生活的。欧阳修的《蝶恋花》词说：“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前两句写生活环境，后两句写悲伤。他和晏殊差不多。在这种风气下，词的艺术技巧是提高了，但内容空虚得很。范仲淹有些不一样。他的《渔家傲》说：“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他那时在陕北做宣抚使，抵御西夏。要说情调还是低沉的，但与前面那些词已经不一样了。打破了艳情、闲愁一套，把词的身价稍提高了一点。
这样，用简短地一段话，便把宋初代表性词人的政治地位和词的风格及时代风气，清晰地凸显出来。他不是像一般人那样，把涉及到的作家，生平事迹讲一大堆，结果冲淡史的主线。一节课上完后，我们笔记本上记满的是作品，和对作品的三言两语的评点。这使我从中学会了抓重点、抓主线。师生们之所以称他是“一绝”，是因为这里体现了他的学问、见识，只有高屋建瓴，对中国文学史达到烂熟的程度才能做到。
当时最通行的有三种文学史著作，一是游国恩等先生编写的《中国文学史》教材，二是刘大杰先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三是社科院文学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这三部文史的量都不小。按一般人的思路，姚先生要简要地讲述文学史，只要在这三部书任何一部的基础上缩简一下就可以了。其实大错。姚先生完全与他们不一样。从上面他讲北宋词第一期的例子已经可以看到他的特色，这里我们不妨再举一个小片段。先前有一位老师给我们讲过汉魏文学。像乐府诗、建安时代三曹、七子的诗歌，都给选讲过一点。但这一段文学史则没有讲。姚先生知道后，要给我们补这一课。但时间有很有限，自然只能简略。他讲到建安文学时说说：
东汉末年最后一个皇帝是汉献帝，他的年号是建安。此时已到了三国。建安文学的代表是三曹、七子（略三曹七子姓名）。这一时期文学有一个特点：文人大力学习乐府诗，大力创作五言诗。学习乐府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用杂言写，一种是用乐府有原题写五言。文人学习乐府可曹丕的《上留田行》为例：
居世一何不同！上留田。富人食稻与粱。上留田。贫子食糟与糠。上留田。贫贱亦何伤。上留田。禄命悬在苍天。上留田。今尔叹息将欲谁怨。上留田。
“上留田”是演唱时的衬辞。这不是学民歌，是在改民歌，把思想内容变了。没有了汉乐府《东门行》中所表现的抗争精神，但生活内容还是有的。文人学乐府，一方面把五言诗向前推进了，一方面也反映了一些社会生活。受乐府诗的影响，这一时期诗歌的特点是，技巧较高，内容充实。后来人称作“建安风骨”。
像如此简要的概括不仅少见，而且他所抓的点，也和一般文学史大不一样。“文人大力学习乐府诗，大力创作五言诗”，这两句话也确实抓住了这个时代诗歌创作的特点，可这却是一般人不谈的。
其实，姚先生不只文学史课精彩，他的古代文学作品选讲课，似乎更有特色。我们从小学到中学，老师每讲一篇语文课文，都要把中心思想、段落大意大段大段地抄在黑板上让学生记。到大学后，老师虽已不再在黑板上抄了，但还免不了念，学生还是要大段的记。姚先生的作品选课，彻底改变了这种模式。记得一次讲《窦娥冤》，他在同学们阅读课文的基础上，开始了对作品的分析。他先把每一部分中的人物名字撮出来，如“楔子”下撮取：蔡婆、窦天章、端云等；第一折下撮取：窦娥（端云）、赛卢医、张驴儿父子等。在撮取人物的同时，串讲情节和人物间的关系。这都比较好理解。出人意料的是，他在讲完每一部分后，都只用两个字作概括。楔子和四折戏五部分，分别用“债逼”、“遭横”、“蒙冤”、“冤死”、“昭雪”来概括。共用了十个字，便把一部戏的情节发展和内容准确地概括了出来。接着他提了五个问题，即：主题是什么？主题思想是什么？主要矛盾是什么？主要线索是什么？最后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随后稍作停顿，开始对这几个问题展开分析。在分析中，他也不时地引述他人的观点和不同的说法，然而关键问题却要言不烦，非常简明。归结起来，每个问题的要点只有三言两语。如：
主题——写被压迫人民的冤苦和斗争。
主题思想——反映了当时人民在阶级与民族双重压迫下的暗无天日。
主要矛盾——一般穷苦人民和依附于黑暗势力者的矛盾。
主要线索——窦娥的遭遇。
目的——对黑暗势力进行鞭挞，引起人民的共鸣、共愤。
在讲完上述问题后，姚先生又对剧本的文字特点作了分析，指出了关汉卿本色当行的特点。整堂课，有描述，有分析，有思考，有推理，有动情处，有沉思处，如于混沌无头绪处点晴开面，让人顿觉了然于胸。尽管在今天看来留着那个时代的烙印，但几十年后仍能记起当时情景，不能不说是当时强大震撼力所致。
用两个字概括段意，这是姚先生的一个特色。如讲小说《错斩崔宁》，他对故事情节的概括是：“赀助——戏言——窃杀——冤死——得情——雪冤”。讲《孔雀东南飞》，他则用：“受苦——受斥——暂诀——大归——途盟——见母——拒媒——受胁——仪喧——死诀——诀母——双殉——灵异——告诫”来标明情节发展。再分别用“被弃”、“受聘”、“死情”概括三大段的意思。简洁明快，没有一个费字。通过这个过程，已使学生把故事情节深深地记在了心中。他这样概括的目的是为了便于学生记忆。尽管从严格意义上讲，有时两个概括稍有勉强，但并不影响记忆，故也无大妨。这种方法对我影响很大，后来我就把这种方法用到了教学之中。
姚先生讲课习惯提问题，但并不要求学生回答，而是要引起学生思考，然后自己给予回答。像前面所提到的讲《窦娥冤》时就是这样。讲《孔雀东南飞》更是典型。他先对情节做简要概括，指明这个故事的性质，是一个家庭爱情悲剧。接着提出了如何分析课文的问题，交待了分析的步骤和重点。他说：“首先分析故事情节，其次抓主要矛盾，其次分析主题，分析意义，分析人物。”随后在对矛盾的分析中，他提出了两个问题，说：
这个故事有两个主要矛盾，在第一个家庭中主要矛盾是婆媳矛盾，在第二家庭中主要矛盾是兄妹矛盾。矛盾的主动方是焦仲卿的母亲和刘兰芝的兄长。有人认为他们代表统治阶级；还有人从经济观点出发，认为这是市民阶级内部的矛盾。这两种观点都不正确，我认为这是中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焦仲卿的母亲并不是坏人，不是凶恶、残暴的，可她却是直接逼死儿子与儿媳的。刘兰芝的哥哥也不是坏人，可他却是直接逼死妹妹刘兰芝的。问题是：为什么在第一个家庭中，是焦仲卿母亲做主，儿子焦仲卿说话却不算数？而在第二家庭中，刘兰芝的母亲反而说话不算数了，而是儿子在那里主事呢？如果从孝道来说，为什么焦仲卿听从母亲，而刘兄却可以不听？若从古代的“三从四德”来说，为什么刘母从儿子，而焦母却可以不从？
先生提出这问题后，稍做停顿，同学们开始相互低声的讨论起来。我当时就在想，这是否和他们的性格有关呢？焦母凶，刘母善？仲卿懦弱，刘兄刚强？在我们思索不能获得满意的答案时，先生开始分析了。他说：
有人说是性格问题，认为焦仲卿太软弱，不敢反抗母亲。可是你看他回答母亲的话：“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取!”他一点也不软弱，而且还很刚强。对这个问题，我们要从封建礼教和宗法制度两个方面来看。在第一个家庭中，起支配作用的是礼教，而礼教是支持婆婆的。《大戴礼·本命篇》说：“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妬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七去”又叫作“七出”。《礼记·内则》还说：“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说(悦)，出。”这在当时成了一种社会意识，社会力量。在这种情况，焦仲卿不但不能帮媳妇，而且还有责任帮父母休掉媳妇。
在第二个家庭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宗法制度。《仪礼·丧服传》说：“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这个“从”并不是听从，而是跟从，指生活依靠。这是和财产联系在一起的。在财产问题上，丈夫死后，继承权在儿子，不在母亲。刘兰芝被休弃回到娘家，这个家其实是哥哥的家，她回去吃的是哥哥的饭。在这种情况下，母亲说话是没有力量的，因为连她吃的也是儿子的饭。这就是哥哥作主的原因。
所以，这个悲剧是封建礼教与宗法制度共同造成的。
这个分析确实太精彩了!可惜到现在，能认识到这一点的人也不多。这只要上网浏览一下关于《孔雀东南飞》的教案便会明白。
讲文学史，先生对涉及到的作家作品，是直探其与史的相关内容，其余则略而不论，决不喧宾夺主，所以显得简洁明快。讲作品，先生也不像一些学者那样作长篇大论，一篇课文讲几个小时甚至更多。而往往是三言两语将问题点透，使人如醍醐灌顶。他经常强调要“由博返约”，在这些地方最能体现出这一特点来。如讲汉乐府《上山采蘼芜》，他抓的是妇女的地位与故夫的性格，说：“妇人被弃，但没有一点怨恨。这反映了一个社会问题——妇女地位的低下。男子弃妇后悔，不是感到自己不诽谤该弃，而是觉得新人不如故人能赚钱。简单地几句对话，画出了他唯利是图的灵魂。”讲李后主的《破阵子》，他抓的是李煜的为人，说：“‘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这是概说；‘凤阁龙楼连宵汉，玉树琼枝作烟萝’，这是环境；‘几曾识干戈’，是写自己；‘一旦归为臣虏’四句，写他的遭遇。南唐在十国中是比较大的，国土也很富庶。先后三个君主四十多年。李后主在位十五年，是很平安的。也很会享受，连唐代的大皇帝也不如他。这首词是李后主对自己的总结。‘几曾识干戈？’他确实是这样的人。他比自己是‘沈腰潘鬓’，这哪里像个皇帝？在亡国之后，想到的不是家国、人民，而是与宫娥垂泪离别的难过情景。有这样的君主，国岂能不亡？”讲王安石的《读孟尝君传》，他抓的是“得士”二字，说：“这篇文章最能代表王安石的风格。他的理想就贯穿在文章里。但问题也正出在这里。他认为齐国得一士就可以制秦，这是他的理想，也正是他失败的原因。强调个人英雄，不注意社会力量。”讲《错斩崔宁》，他抓的是故事的“冤案”性质，指出这是由玩笑导致的命案。他说：“在黑暗统治下，一句玩笑都会出人命，官吏的腐败和草菅人命于此可见。”又说：“崔宁是个蚕农，是谁陷害他呢？小说没有说，也说不出，这正是问题的所在。因为造成这个冤案的不是某个人，而是社会和官府。人说他与陈二姐‘同行同止’，就认为是他俩杀的人。在这里是社会意识在起作用。其实他们只是‘同行’，并没有‘同止’，到官府就变成了‘同行同宿’，并由此推出了杀人的结论，最终造成了冤案。这所反映的是官府的腐败和社会的黑暗。”这样简略的分析，重点突出，让人印象深刻。一篇课文，总结出了十个、八个重点，这等于没有重点。只总结出一个重点，这才是真重点。但这要求必须抓得准，这正是体现水平的地方。
今年七月，是恩师奠中先生百岁华诞。“百岁”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只是一种希望，对先生则是现实。这里体现出的不仅仅是身体素质，更是学问修养与人生境界。修养和境界会体现在方方面面，他从容自得的教学风采，即是一个方面。近来学友们写了不少关于先生的文章，但关于先生课堂教学内容的还没有见到。故撰此文，以飨读者，并为先生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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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6-1 09:12: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