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了解的姚奠中先生

姚波

我所了解的姚奠中先生


刘毓庆

　　我从姚奠中先生学习、研究，前后已20年，对先生的学行，有一定的了解，今略述如下。

　　姚奠中先生原名豫太，字奠中，工作后以字行。山西省稷山县人。生于1913年，出身于书香门第。少年时才华出众，未上高中便直接考入了山西教育学院国文系。但因无高中文凭，不到半年，被迫休学，经不少曲折，才考入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不久因慕章太炎先生的学行，遂转入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并考取章太炎先生招收的唯一的一次研究生，名列7名中的第四。时年22岁。1936年章太炎先生去世后，先生即开始了教书生涯。先是在章氏国学讲习会预备班教中国文学史，随后又先后执教于安徽泗县中学、安徽第一临时中学、安徽临时政治学院、安徽师范专科学校、四川白沙女子师范学院、贵阳师范学院、云南大学等院校。9年之间，辗转5省，转换7个学校。1943年春起，任副教授，1948年秋起，任教授兼国文系主任。1949年后任教于贵州大学、山西大学，曾任系主任多年。现为山西大学教授、古典文学研究所所长。从80年代起、曾担任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五、六届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山西省委主任委员、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理事、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山西省书法协会副主席，元好问学会会长、山西省古典文学学会会长、中华诗词学会顾问等职。他是全省和全国优秀教师，是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被收入英国和美国的国际名人传。姚先生多才多艺，治学为人皆不局于一隅。因而他在大学讲坛，讲授课目相当宽。有文学史，有哲学史，有通史，有经、史、子专书，有诗、词、文选，有文字学，有文艺学，以至书法篆刻。他的著作，也是从文学到历史，从哲学到书画篆刻艺术，范围很广。著有：《中国文学史》、《庄子通义》、《中国哲学史讲稿》、《庄子内篇间释》、《先秦文学》、《汉魏迄唐文学》、《中国史略》、《中国古代文学家年表》、《中国短篇小说选 》，主编：《山西历代诗人选》、《咏晋诗选》、《唐宋绝句选注析》、《词谱范词注析》、《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还有论文百余篇，部分收入《姚奠中论文选集》。1992年出版了他的大型书画作品集《姚奠中书艺》，并又在太原和北京进行了个人书艺展，引起不小轰动。人们称他的诗、书、画、印为“四绝”。

　　尽管姚先生是国内著名的学者，但在他的身上，我们看不到学究气，而是正气与书生气。所谓正气，就是堂堂正正、不畏惧于邪恶势力的凛然之气；所谓书生气，就是读书人的单纯与热情。正气与书生气的结合就是“血性”，这便是先生学行的一大特点。他有章太炎先生的传统，不肯冷眼旁观时势，国家的前途与民族的命运，始终横于胸中。早在中学时期，就积极参加学生运动，为“反日”，写了剧本《万宝山》，并进行了演出。为“反会考”，被阎锡山政府逮捕入狱，监禁了三个月。“七七”抗日战争开始后，怀着“志士英雄应即作，从头重整旧江关”的雄心，投笔从戎，参加了抗日游击队。后目击军政黑暗，自己难以发挥作用，遂转上“教育救国”道路，在安徽柏浦创办了菿汉国学讲习班，手定教规十则，要学生“以从义为怀”，“以勇决为行”，“以用世为归”。1940年在大别山的立煌师范，为反对无理干扰教学，曾将作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临时担任安徽教育厅长的方治，从教室中赶走。1943年在安徽师专，为反对安徽主席李品仙侮辱教师，罢课抗议，起草集体辞职书。1947年在贵阳师院，困反对军统特务作院长被解聘，被迫由贵阳迁至昆明 。

　　他的为学，犹太如他的为人，对不平之事，不能冷漠视之，因而文多有感而发，行文中藏有锋芒。如为驳廖季平、胡适否定屈原存在之说，而撰写了《屈原的有无问题》；为驳孙次舟、闻一多关于屈原为“弄臣”或“奴隶”之说，而撰写了《屈原其人其赋》；为批驳日本学者稻烟耕一郎等又一次提出的屈原有无问题，而撰写了《旧事重提》。《论治诸子》一文之作，有感于从胡适、冯友兰以来，从思想上研究诸子的学者，多喜以西方哲学的体系、概念、术语为框框，来套中国学说，形式上新颖可喜，然往往取粗遗精，失掉诸子的真精神，且已形成一种通弊。因而予以分析批判，提出了研究诸子应有的基本态度与方法。《书注与读书法》之作，有感于经传以下书注之流弊，古籍之难读，有“使民族精神竟坠于地”之叹，提出了注释应必备的功能。《试谈作为文学家的庄子》一文之作，有感于50年代初期以后“左”倾思潮泛滥，文化界对庄子贬抑多而研究少，甚至斥庄子思想是“可耻的寄生阶级的没落思想。”因而特别强调了庄子的“革命性”及其批判精神。认为庄子对现实所采取的批判、甚至否定的态度，“是二千年中仅有的”，庄子的思想是“同情苦难的人民”的。由于姚先生的“血性”，故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遭到了“革命”的大批判。

　　先生学行的第二个特点是，凡事看大局，抓要害，不纠缠于枝节问题。对人对事对学术问题都是如此。如有一同志，平时对先生怀有妒嫉，甚至诽谤先生。当他遇到晋升问题时，很惧怕先生的职权。只要先生持否决意见，自己的希望就会彻底落空。可出乎意料，先生不但没有反对他，而且还对他的工作做了客观的评价，给予了一定的肯定，表现出了少有的大度。在学术问题上，更是如此。只要翻翻《姚奠中论文选集》就知道，他的文章简明、精辟、深刻，一般不作长篇大论。大至于理论问题，小至于具体作品，他抓的都是具体问题中最要害的“点”，说透为止，绝不浪费笔墨。既能将简单的问题深化，也能将复杂的问题三言两语点透。比如关于汉代人提出的“风雅、比兴、美刺、讽谕”等诗歌理论的问题，两千多年来，人们在此上花费了不少精力，总觉得将“风雅”“比兴”并列，性质有些混乱。而先生则说：“风雅”是创作的准则，“比兴”是创作的方法，“美刺”是写作的态度，“讽谕”是作品的目的。而这几个论点又围绕着一个中心——政教（《政教中心和现实主义》）。说的既简括，又明了。柳宗元的《江雪》，一般分析者，总是在“翁”身上作文章，研究他是隐士、高人？还是“穷苦的渔民”？为此争论不休。而先生却抓住了一篇的题目说：“诗题是《江雪》而不是《渔翁》，可见压在他（指柳）心头的，主要是冷酷的环境”，“着重点可能是一个人在严酷的环境中，坚持奋斗的精神”（《〈江雪〉浅析》）。《战国策》中《冯谖客孟尝君》一节，论者多以为此篇是扬冯抑孟，有的分析文章竟长达三四千字。而先生则说，此篇主要是写“知遇之感”的。仅四个字，便对文章的主旨作了精辟地概括。就是那篇以《杜甫的服色》 为题的短文，在集子中算是最偏僻的题目了，可它却与唐代的制度联系着。在讲授中国文学史时，他往往也是如此，能用很简炼的语言，概括一个时代文学的特点或一篇作品的要旨，给人以极深的印象。如用“智慧、冷静、忠厚、单纯”八个字，概括韩信的性格；用“裙带关系的力量”，概括《卫将军骠骑将军列传》的主旨；用“文人大力学习乐府传，大力创作五言诗”，概括建安诗坛的特点；用“诸子衰歇，史传大成”八个字，概括汉代散文；用“王静、孟淡、高雄、岑健”，概括唐代四位诗人的诗歌风格；这些都是非常精辟的。

　　从习惯中发现问题，从不合理中寻找合理,这是先生学行的第三个特点。在生活中,在学术上,他都是凭着自己的思考来支配行为的,很少受世俗习惯或思潮的左右。如在"文革"中,"四人帮"大力宣扬儒法斗争,而且掀起了浪潮。先生当时在大学的讲台上,却表现得极为冷静。尽管多年的政治迫害,使他失去了当年的单纯,但这却不能阻挡他思考。他看到了此中的政治倾向。因而不从俗,不阿世,在言论上多与当时报刊论调相违,如:时论说儒法斗争如何激烈而持久，先生则说：“与法家斗争的不一定是儒家，与儒家斗争的也不一定是法家”；时论说王安石如何革命,如何进步,先生则说“王安石虽变法,但也搞宗派”;时论说洪秀全多么伟大,先生则说“洪心胸狭窄”。在学术研究上则更是如此。如王之涣的《凉州词》，一般论者只在那里欣赏“黄河远上”的壮景，而先生却从中发现了问题，认为“黄河”不能“上”，只能“来”或“去”。经过严密地考证，说此句当是“黄沙直上白云间”。篇名不应是《凉州词》，而当是《出塞》（《王之焕》〈凉州词〉的真面目））。王昌龄的“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一诗，多少年来，人们一直认为“入吴”的是诗人和他的朋友，而先生则说送客不可能送一夜，而且诗人当时就在吴，不可能从吴地入吴。因此此句的主语是“雨”，夜雨降落吴地，弥漫江上。次日“平明送客”，主语则是诗人（《唐诗札记五则》）。《孔雀东南飞》中，在焦家做主的是母亲，在刘家做主的是儿子。如果从孝道来说，为什么焦仲卿听从其母而刘兄却可以不听？从礼教“三从”来说，为什么刘母从其子而焦母却可以不从？这看起来是很不合理的。一般论者是从人物性格上分析这种矛盾。而先生则从礼教与宗法制度两个方面，找到了这种矛盾的合理性。认为从礼教的角度讲，对媳妇“父母不悦，去”，这是儿子的义务。是合于“礼”的。从宗法的角度讲，“夫死从子”，子支配着家产，连刘母吃的都是儿子的饭，自然在女儿去留的问题上，她无法作主了。因此这个悲剧是在礼教与宗法制度的统治下造成的（此说是先生当日在课堂上讲的，《选集》中《论〈孔雀东南飞〉》也讲到了）。这些地方都能充分表现出先生的功力和见地来。

　　先生更值得钦佩的一点是，自我牺牲精神。1955年后，先生为莫须有的朋友历史政治问题所牵连，到1957年又被误打为右派，一直被冷遇了20多年。1978年后获得平反，本来由其在学术上长期积蓄的能量，完全可以完成他学术上的一些宏伟计划。然而接踵而来的则是社会上的各种兼职，以及培养研究生的任务。他几乎难有完整的时间坐下来。按说他为了自己学术上的地位名望，完全可以谢绝社会邀请，闭门著书。可是他没有，为了文化事业的发展，他牺牲了自己利益，不仅把大部分精力用在了培养学术接班人上，而且总是积极参加社会有关活动，以给那些慕名而来的团体与个人，精神上鼓励和支持。自1978年到1993年间，先生共培养了20名研究生，他们大部分已成为高等院校和文化事业单位的骨干力量。其中有的已出了好几部学术专著。而这些专著中，多多少少都能看到先生从学术观点到治学方法上的影响。我想先生对此也一定感到欣慰。

　　今年，姚先生已年过八旬，但精神矍铄，不减当年。字画苍劲，文章老辣。我们衷心祝愿先生健康长寿，为社会作出更多贡献。

（作者：山西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副教授）

（《古典文学知识》1995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