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奠中先生的文化精神

姚波

姚奠中先生的文化精神
作者：  朱　琦

　　我在二十岁的时候做了姚奠中先生的研究生，至今还清楚地记得那个秋天的上午。当时他已经年近七十，目光炯炯，双臂放在扶手上，渊渟岳峙，讲到特别开心的地方右手一挥，面色泛红，身子也不禁的往上耸动几下。他讲的是诸子散文，从鲁国的儒家说到齐国的阴阳家，从三晋的法家说到河洛的纵横家，策士、谋士和学士纷纷登场，文学、历史和哲学融为一片，风云变幻，气象万千。
　　这是第一次上他的研究生课，但聆听他教诲的幸运是从十七岁就开始了。1979年秋我考上山西大学中文系，不久就在学生食堂打饭的队伍里认识了梁归智。归智兄是个才子，后来做了红学家，当时是姚门的研究生。他带我去姚家，在姚先生面前很恭谨，我却不知高低深浅，照旧口若悬河。所幸当时所说的那些幼稚的话至今已经忘光，只记得姚先生端坐着，微笑着，偶尔说几句。随后又去了几次姚家，发现先生的学问真是深不可测，这才后悔自己的造次。有一天读到聂绀弩的诗句“一山溪水汪洋”，心想姚先生就是那汪洋，而我只是溪水而已。于是少了几分狂妄，埋头读了些古书。1982年我提前一年报考研究生，先生破格录取，据说这样的事在校史上史无前例。
　　姚先生是章太炎的关门弟子，三十年代在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聆听国学大师讲学。先生比我年长近半个世纪，他在章门求学也差不多是半个世纪前的事了。我是他最年轻的研究生，而他当年是章门最年轻的研究生。国学界的老前辈们讲究师门排行，我因此竟成了高辈分的章门后学。对于章太炎这样颇有传奇色彩的国学大师，我不敢枉加攀附，却也因为做了他学生的学生而多读了一些他的文章，益加生发出追慕前贤之感。有时想像当年姚先生面对大师的情景，越想越觉得几十年前的苏州实在遥远；但从姚先生广博精深的学问中也读到章门底蕴，感受大师风采，由此好像也走近了太炎先生。
　　八十年代中期的中国开放不久，年轻的学子一方面带着旧有的理想主义劲头亢奋着，一方面又在时髦的怀疑和叛逆中躁动着。我学古代文学是因为从小就喜欢，却几乎对所有古代的文学家都有些怀疑。甚至连屈原和杜甫那样的忧国忧民，陶渊明和苏东坡那样的豁达通脱，都觉得有些玄虚，不近真实。后来在姚门里熏陶久了，渐渐的信了。这不仅是因为他把古人写得精辟，说得真切，还因为他身上处处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他几次对我说，当为的就要为，不当为的就坚决不为。我想人要真如此，就得相当地理性，相当地执着，并且具备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而他正是这种在传统美德上接近完美的人，或者说接近传统意义上的圣人。三十年代时他在安徽办学，曾给学生提出十个希望：“以正己为本，以从义为怀，以博学为知，以勇决为行，以用世为归；不苛于人，不阿于党，不囿于陋，不馁于势，不淫于华。”在我们八十年代的学子看来，大概只有圣人才能做到这一切，但姚先生真是做到了，并且在风风雨雨、多灾多难的半个多世纪里始终如此。
　　姚先生身上的中国文化精神首先是济世精神，那种对国家对民族对苍生的执着和热诚。他不是达则兼济，穷则独善，他无论“达”与“穷”，都要关注社会，兼济天下。1937年秋末，日军逼近南京，流落到安徽泗县、寓居文庙的姚先生作诗说; “秋气遍寰宇，圣宫亦寂寥。素王何杳杳，赤子徒噍噍。乔木盲风起，寒花冷雨飘。胸怀家国事，午夜泛愁潮。”这是收集在《姚奠中诗文辑存》中最早的一首诗，也是先生诗中写得最悲怆的一首诗。他素来达观，只因国家遭受欺凌才悲怆至此。就在写下这首诗的几个月后，他投笔从戎，参加了抗日游击队。“梦中沉痛诗和血，觉后凄凉月满阛。志士英雄应即作，从头整理旧江关。”后来他的诗就很少这样悲凉了，在几十年人生风雨中，无论怎样屡经坎坷，他总能想得开。文革时代他受到种种不公待遇，家人跟着受罪，但他说站在讲台上就要把书教到最好，下地干活就要把地种到最好。听一位当年跟他同在乡下种地的老师说，姚先生弯着腰割麦，仰着头泥顶棚，没人比他割得快，没人比他泥得好。在那种动辄得咎的社会背景下，只要是可为之事，无论这事多么微不足道，他都抱着积极心态去做。到了八十年代，他恢复了名誉，做了全国政协委员、山西省政协副主席，此外还身兼数职。他教书著书，参政议政，写文章作书法，又要给后辈的新作看稿作序，虽已年到古稀，却似乎有着取之不尽的精力，用之不竭的热力。
　　先生偶尔写诗，有些诗我过目难忘，时时记得。这十多年我人在海外，他的诗文不但让我觉得亲切，以慰乡思，而且能给我输送精力和热力。烦闷的时候，想到先生的诗：“识广胸怀阔，静观气自平。纷繁元历历，化育赞生生。”先生的人生态度是在老庄的达观出世里有儒家的积极入世，他的出世是以宇宙之大看尘世之小，所以洒脱；他的入世是化育后代，赞助生生不息的生命。我也身为人师，自当有这样的心态。无聊的时候，想到先生的诗：“迁客何妨到柳州，好山好水足相酬。牛刀小试终堪慰，民到于今说柳侯。”这是1981年他去柳州开柳宗元学术讨论会时写的。都说柳宗元被贬柳州的悲哀，他却达观论之，看的是他作为柳州刺史“牛刀小试”、有所作为的一面。人只要积极的心态，就不会有太多的无聊。倦怠的时候，想到先生的诗：“清明才见草生芽，北国难开二月花。寄语东风须着力，但期新绿接天涯。”先生在诗前小序中说写于1987年的清明节，“有感于山西落后状态。”想想先生以耄耋之龄还在如此热切地关怀着社会人生，正是年富力强的我又岂能倦怠？
　　最让我思味不尽的两首诗是先生特意写给我的。1987年秋我考到北京大学读博士，先生和师母为我设宴送行，咏诗以赠，并把这首诗书写在横幅上：“不阏青云志，偏多惜别心。囊锥末易现，涵养转深沉。”不久又赋诗一首，题作《朱琦得博士学位》：“骐骥难施轭，奔驰每绝尘。前程千万里，沉潜乃超群。”先生把我比作容易展露锋芒的囊锥、奔驰绝尘的骐骥，厚爱之心和期待之切让我颇受鼓舞，而今想来却是惭愧居多了。在激励我的同时，先生又特别嘱咐我要“沉潜”，要“涵养转深沉”，由此也知道先生对我的毛病知之甚深。想想二十年来走过的路程，浮躁的时候虽然还是太多，但先生的嘱咐毕竟让我在浮躁中有所沉潜。
　　诸葛亮当年告诫儿子说：“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罗贯中把这两句话删去虚词，放到了《三国演义》的草堂上作为对联，毛宗岗又加以眉批：“天下非极冷极闲之人，做不得极忙极热之事。”我想先生所说的“沉潜乃超群”，大略与此相同。“沉潜”就是要“宁静”，这是老庄的清净无为，清净才能无为，无为才能无不为；“超群”就是要“致远”，这是儒家的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儒道两家，原本就是异中有同，体现在先生身上尤其和谐。先生喜欢老庄，以老庄的达观看待人生社会，以老庄的清净无为修身养性；但先生对社会人生的热诚和关注，则是自古以来仁人志士所认同的济世精神。与先生在一起的时候，总是想到孟子所说的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而先生的养气之法却让我想到老子的抱虚守静和庄子的“心斋”。正因为排除了闷气浊气，心斋空明，浩然之气才能无滞无碍地盈乎其中。
　　先生也有心气难平的时候。说到一些乱七八糟的社会现象，先生会慷慨陈词，面色泛红。这时候，老子和庄子就一左一右出来帮忙了。老庄思想里有丰富的智慧，先生从中得益多多。我读老庄，常会很自然地想到他。他讲文革时自己的遭遇，听众如我者都有些耐不住怒火，正自怒发冲冠，却听见他哈哈一笑说“无所谓！”于是，我想到了老子的宠辱不惊。先生待人接物亲切平和，年轻如我者都可以滔滔不绝地在他面前大谈学问，即使与他意见相左也同样是静静地听着。于是，我想到了老子的海纳百川。而我以为，先生从老庄那里得益最多的还是广阔的宇宙意识以及由此而来的旷达情怀。天生的个性就使得他容易走近老庄，而数十年对老庄思想的浸淫和人生的经历，使他更贴近老庄的时空世界。站在整个宇宙的角度看个人得失，个人的得失微不足道；看人间万象，人间的一切都是过眼烟云。许多人因此觉得老庄虚无，但先生看到的是更深沉更积极的老庄。无为才能更有所作为，无是非才能超出是非，看破了红尘才能超脱达观，而超脱达观的人才能更经得起人生的磨难。他二十多岁时在兵荒马乱的岁月经过庄子庙，赋诗三首，其中两句是“至人惟寂寞，庄周独多情”。先生的庄子是“多情”的庄子。
　　先生知识广博，胸怀广阔，因此无论看什么都善于从宏观的角度去看。他从宇宙的角度看人生，从整个历史看一时的社会现状，从文学史看某一作家或某一作品。我跟先生读书时，有时会对社会问题痛加感慨，说到愤激处，就好像地球的末日都要来临了。先生把这些社会现象放到整个历史背景中去，让我看到历史的风雨和云烟，更让我看到历史的循环和变化。我发现这样看问题，才不会流于过份的愤激或赞美，才比较客观准确。先生做学问，既精于文字的声韵和训诂，更擅长以文史哲各方面的广博知识驾驭材料，既擅长于细微的考证，更擅长于宏观的思考。他写过《中国哲学史》和《中国文学史》，也写过许多篇幅虽然不长、但极有概括力极有独到见解的论文。我印象最深的是《政教中心与现实主义》一文。当时的古代文论研究，多是套用西方文学理论，诸如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之类，先生则指出“政教中心”才是两千多年中国文论的主要传统。先生不仅纵横开阖地论证了这一点，而且精辟地分析了“政教中心”与现实主义的异同。
　　先生自谓以书法为余事，因此也不举办书展。直到八十年代，他的书法才越来越引起时人重视，声誉远播，九十年代弟子门生又为他先后在太原和北京举办书展，名动四方。先生从幼年时代就开始练字，大半个世纪染翰挥毫，修心养性，深厚的功力和不断的探索已使他的书法臻于炉火纯青之境。他的书法是传统的书法大家的书法，篆、隶、行、楷均是上乘，诗、书、画、印都有造诣；是文人才子的书法，巍峨庄重中灵蛇飞动，才情飘逸；是国学大家的书法，他书写的多是自己的诗文，从其中的微言大意到笔底波澜都显示出国学大家的底蕴，诚如周汝昌先生在给先生的赠诗中所赞誉的：“功深味厚中华境”，“学者诗人翰墨师”。我看先生的书法，一是看“笔”，二是看“力”，三是看“气”。先生的“笔”，用笔多以中锋逆入，笔锋沉雄，笔势空灵，沉雄如“不尽长江滚滚来”，空灵如“呼龙耕烟种遥草”。先生的“力”力透纸背，让我想到卫夫人《笔阵图》所言，横如千里阵云，点如高峰坠石，折如百钧弩发，竖如万岁枯藤。先生的“气”气势磅礴，笔与笔之间，字与字之间，行与行之间，都贯注着灵气大气。也许与熟悉先生有关，我总是从中感觉出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感觉出庄子的天地自然之气。
　　上次见先生是去年秋天。他已93岁，头发已全白，面部多了几点老年斑，但照旧挺着身板坐着，双臂放在扶手上，精神矍铄，思维明晰，谈笑风生。我想，像先生这样的人物在整个中国也不多了，他的道德学问、诗书画印，甚至他的情怀气度，呼应着两千多年的中国文化精神，而今在这个浮躁的时代至为少见。
年高德劭 玉振金声
——记国学大师姚奠中先生
柳　杨
　　他是成就卓著的学者，曾师从国学大师章太炎，贯通文史哲各领域；他是尽诚竭节的社会活动家，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山西省政协副主席等职，为国计民生建言献策；他是桃李满园的教育家，从教七十余年，培养出无数英才俊杰；他是才华横溢的艺术家，游于诗林艺苑，被誉为诗书画印“四绝”……
　　他就是蜚声海内、年高德劭的国学大师——姚奠中先生。
平生文史余宏愿
　　“黄河天险禹门渡，洪流出峡挟风雷”，这是先生笔下雄奇壮美的故乡胜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家乡的山河孕育了他喷薄恣肆的才情。1913年农历5月，姚先生出生在山西稷山南阳村一户耕读之家。伯父是前清秀才，做过几十年塾师和小学校长，因此先生从小便在伯父着意引导与悉心培养下，广泛涉猎经史子集等文化典籍，上高中后更是博览群书，对诸如《四书》、《左传》等经典倒背如流、了然于胸，为日后走上学术之路奠定了深厚坚实的根基。
　　1935年秋，年方弱冠的姚先生负笈南下，考入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这是一所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有着深远影响的学府，校长唐文治先生是理学大师，但办学却兼容并包、广纳贤能。经他多方延请，一批学界翘楚如陈衍、顾实、冯振、钱基博等都执教于此。在这些鸿儒名宿的指教之下，先生学业愈加精进。当时国专每年举行论文竞赛，经、史、子、集任选其一。先生素治诸子，于是被钱仲联先生指定作《拟庄子〈秋水〉篇》一题，结果在众多才子中脱颖而出，以98分高居榜首，受到唐文治先生大加赞许：“专心努力，可以追躡子云。”
　　也正是在国专，姚先生得悉国学大师章太炎在苏州创办国学讲习会。太炎先生一身兼革命、学术二任，被鲁迅赞为“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他渊博的学识、刚直的人格，早已令姚先生仰慕不已。于是毅然决定放弃国专学籍，转入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并考取章太炎先生招收的唯一一届研究生，名列七人中的第四。就学章门，令年轻的姚先生眼界大开，受益匪浅。章先生授课，凡注疏已通者一概不讲，单就其中存在的问题加以考辨，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太炎先生是余杭人，所说方言不好懂，那时的姚先生，常和同门学友到苏州怡园互对笔记、探讨心得，置身于江南园林亭台水榭间，无心的是风景，醉心的是学术。
　　1936年，章太炎先生溘然辞世。在章师母的带领下，弟子们继承先生遗志，将国学讲习会继续办了下去。时隔半个世纪后，姚先生为“章太炎纪念馆”亲撰楹联：“为国为民九死一生终不悔，兴文兴教千秋绝业赖薪传”。这是对恩师道德文章的写照，也是姚先生终生不懈的追求，他不但传承了太炎先生的学术血脉，更发扬了太炎先生实事求是的文化精神：章门求学期间，他就发表了《臧琳五帝本纪书说正》、《魏晋玄学与老庄》等论文；安徽任教时撰写的《屈原的有无问题》则以无可争议的论据，有力地驳斥了廖季平、胡适否定屈原存在的说法。其后所著《论治诸子》一文，针对胡适、冯友兰等人多以西方哲学的体系、概念和术语硬套中国学说的通病，指出他们往往取粗遗精，失掉诸子的真髓，提出了研究诸子学应有的基本态度和方法。五十年代发表的《屈原其人其赋》，则对孙次舟、闻一多关于屈原是否“弄臣”或“奴隶”的问题、朱东润否定屈原作品权的问题，进行了有理有据的批驳。这在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
　　姚先生坚持学术真理，不唯书、不唯上，更不阿时趋俗；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左”倾思想泛滥，文化界对庄子多持贬抑态度，甚至认为是“可耻的寄生阶级的没落思想”。姚先生却发表《试谈作为文学家的庄子》，全面深入地分析了庄子的思想和艺术成就，认为庄子对现实的批判态度是“二千年中仅有的”，庄子的思想是“同情苦难的人民”的，《庄子》的艺术成就是“千古文学奇迹”；文革中，“四人帮”鼓吹儒法斗争，姚先生却坚持指出“儒法虽有斗争的一面，但也有相联系相一致的一面；反儒不一定是法，反法也不一定是儒”；“四人帮”宣扬王安石是法家，他却客观评论“王安石主观武断，搞宗派、用坏人”；1975年，全国掀起“批水浒、反投降”的狂飙，他却在批判组的报告会上作出与“时调”相抵牾的阐述论证……这些坦率深刻的真知灼见，在那个万马齐喑的年代是何其振聋发聩。
　　2006年，《姚奠中讲习文集》出版，这部一百七十多万字的煌煌巨著，让人们再一次领略到了姚先生精深的见解、广博的学识。姚先生的著述，内容涉及经史子集诸方面，贯通中国文化五千年。书中没有长篇累牍的考据，更无堆文砌史的自矜，然而片言寸牍中所披露出的慧识，便足以令人醒醐灌顶、茅塞顿开。周汝昌先生称姚先生为当代“鸿儒”，可谓一语中的。
　　“平生文史余宏愿”，在漫长而艰辛的学术道路上，先生从未停止过上下求索的步履，他的步履沉稳而有力，他的步履坚定而执著。在他一路播洒汗水的地方，早已是桃李芬芳、硕果累累……
百年忧乐联华夏
　　姚先生是一位潜心钻研、淡泊名利的学者，但他绝非囿于书斋、独善其身的学究。先生身上，承继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心系天下的“用世”情怀。“百年忧乐联华夏”，在近一个世纪的人生历程中，先生始终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
　　1931年，日寇在东北寻衅制造了“万宝山事件”，随后又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时年仅19岁的先生痛感时事、奋笔疾书，编演话剧《万宝山》宣传抗日救亡。1934年，“东北已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国民党当局却企图以“会考”压制学生的抗日活动，先生愤而发起罢考学潮，被反动军警刺伤，遭羁押三个月后被驱逐回乡。全面抗战爆发后，先生流落苏州、南京、安徽等地，面对山河破碎、神州陆沉的艰危局势，在寄居的泗县文庙内写下了“秋气遍寰宇，圣宫亦寂寥。素王何杳杳，赤子徒噍噍”的悲怆诗意。之后不久，他便怀着“志士英雄应即作，从头重整旧江关”的救国豪情，毅然投笔从戎，参加了抗日游击队，与无数热血男儿一道“齐心赴国难，誓辞相慨慷”。
　　然而，目睹国民党军政的昏聩腐朽，先生义愤填膺、口诛笔伐：“胸口无国难，眼底只私恩”。于是他转向“教育救国”的道路，在安徽柏浦创立菿汉国学讲习班，亲拟教规十则，要求学生“以正己为本，以从义为怀，以博学为智，以勇决为行，以用世为归，不苛于人，不阿于党，不囿于陋，不馁于势，不淫于华”。在那个风雨如晦的乱离年代，先生正是践履着这样的人生信条，以浩然正气同黑暗势力一次次进行着不屈的抗争：在大别山立煌师范；他将无理干扰教学的安徽教育厅长方治赶出课堂；在安徽师专，为反对省主席李品仙侮辱教师，他带头罢课抗议，起草集体辞职书；在贵阳师院，他因率众反对军统特务担任院长而被解聘……九年内流寓四个省区，辗转七所院校。“茫茫前路烟波远，何处神州何处家”，颠沛流离中，先生却一步一个脚印走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间正道。
　　建国伊始，姚先生重返故里，应邀执教于山西大学。此时的山大，人才凋敝、百废待兴，先生将满腔热情投入到学校的重建与教学中，先后担任中文科、中文系主任。同时积极参加民主党派活动、建言献策。正当先生沉浸于“前途展望无边好”的喜悦之时，一连串接踵而至的政治运动却将他推向风口浪尖：肃反运动中受人诬罔遭错误审查；反右斗争中因直言不讳被错划右派；十年浩劫中更是被打入牛棚、饱受折磨……尽管遭受到种种不公正的待遇，先生却丝毫不以个人得失为怀，始终保持着乐观豁达、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顶着“右派”的帽子，他仍然勤勉教学，以致出现几个班争着要“右派老师”的场面；身处牛棚，他写下“畜樊同泽雉，濡沫比陆鱼”的楹联，借庄周典故与难友互勉；甚至被造反派胁迫去烧锅炉，他也要将锅炉烧得热气蒸腾，为寒夜中的人们带去一丝暖意……曾有好心人悄悄劝他：“大家都那样，你积极什么。”先生坦然作答：“我是面向工作、面向学生、面向人民的，怎能不积极！”——“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中华民族忠贞不屈、坚忍不拔的高风峻节，在先生身上彰显得淋漓尽致。
　　粉碎“四人帮”后，姚先生的冤屈终于得以昭雪。他欣然命笔：“天回地转开断史，杀羽苍鹰尚可飞”。古稀之年的他重新焕发出青春，在著书教书的同时积极参政议政，先后担任全国政协六、七届委员，山西省政协五、六届副主席，山西省七届人大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九三学社山西省主委、名誉主委等职务。以深切的使命感与强烈的责任感，为山西的政法经济和文教事业贡献着力量。
　　进入新世纪，年逾九旬的姚先生，仍然与时俱进，关注着国家社会的发展。“风雨晦明无反顾，孳孳兀兀矢忠诚”，坎坷的经历磨砺了先生坚强的意志，漫长的岁月记录着先生无悔的追求。
作育英才情意深
　　隋代大儒王通曾设教黄河、汾水之间，受业者达千余人，留下了“河汾门下，人才盛出”的佳话。相比而言，先生的“河汾门下”，英才俊杰又何止千人、万人。1936年，研究生尚未毕业的姚先生，即应章师母之命为国学预备班授课，从那时起，三尺讲坛就成了他撒播知识、栽培栋梁的苗圃。执教七十年，先生早已是桃李满天下，究竟教过多少学生，连他自己也记不清了。但每一位亲沐先生教泽的弟子，对于他春风化雨的关怀，都会铭感五内、永志难忘。
　　已是国内著名学者的山大文学院院长刘毓庆教授，谈及曾经的一件小事仍感念不已：当年，还是学生的他为了多挤出一点时间学习，常常忘记吃饭。一次到先生家求教，突然胃痛难忍。先生得知了原委，关切地叮嘱：“你正长身体，可不能缺了营养。”说着亲手倒给他一杯牛奶。就是这杯普普通通的牛奶，竟穿越了几十年的岁月流转，至今依然浸润着昔日学子的心田。
　　先生不仅关心学生生活的细节，更关注学生学业上的成长。“文革”之后，姚先生先后招收了二十余名研究生，为加快学科建设，培养学术接班人，他将全部心血倾注到对学生的培养上。先生秉承传统国学的精髓，要求学生“由小学入经学，再至文学”，反对学无根柢的空泛议论和急功近利的浮躁学风，强调夯实基础知识、拓宽学术视野、增强实践能力，并率领学生编注了《咏晋诗选》、《山西历代诗人诗选》等书稿。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先生教学全无门户之见，充分尊重学生个人对研究方向的喜好与选择。姚先生专精于先秦诸子，但他所带的首届十一名研究生却并无一人以此为题，刘毓庆教授偏好诗经，傅如一教授热衷唐诗，李正民教授青睐元好问，梁归智教授更是对“红楼梦探佚”情有独钟。在梁归智论文的序言一开篇，先生便直言：“我不喜欢《红楼梦》…”。尽管如此，他仍坚持认为：“我们必须有个好学风，那就是在明确的共同的总目标下，充分发挥每个从事科研工作者的主观努力……在这里，绝不为个人的爱憎、偏见所左右。”“钱塘江水浪推浪，学派承嬗代代新”，这是何等的胸襟与气度。
　　“作育英才情意深”，这是姚先生应和周汝昌先生的诗句，更是他多年从教生涯的生动写照。对于后辈晚学，先生总是寄予殷切的期许和真挚的关爱。晋东南师专的宋谋砀教授虽未入先生门墙，但执意执弟子礼，而姚先生也十分赞赏他的才行。教学之余，两人唱和吟诵，结下了亦师亦友的深情厚谊。可惜，才高运蹇的宋先生在那个黑白颠倒的年代却被下放回湖南农村。同样身处逆境的姚先生不避连累，多次给他写信劝慰他不要放弃学术研究，并赠诗加以勉励：“不见宋生久，轶才最可思。漫天风雨霁，拭目看新诗。”在姚先生的鼓励下，宋谋砀潜心钻研，终于完成了60万字的巨著《通鉴校补》。　　　2001年初，宋教授积劳成疾，与世长辞。噩耗传来，姚先生情难自抑，老泪纵横。此后，姚先生又为宋教授遗著的出版多方奔走呼吁，以告慰这位老学生的在天之灵。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然而，仅此三者，还不足以成就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对于教育而言，更重要的是情感上的沟通、思想上的启迪和精神上的传承。姚先生身上所展现出的，正是这种“师之大者”的人格魅力。
　　而今，先生虽因年事已高离开了讲堂，但他仍不遗余力地奖掖后进。在先生的寓所里，前来拜访请教的年轻人时常济济一堂、聆听教诲，重温着论语中“侍坐”的温馨与感动……
丹青开境界，翰墨见性情
　　治学、讲学之余，先生还优游于诗林艺苑，辑有《南国零稿》、《樗庐韵语》等诗集，并曾在北京、上海、太原、河南及美国旧金山等地多次举办个人书画展，方家盛赞其诗、书、画、印为“四绝”。然则，先生却并不以诗人、书画家、篆刻家自居，而是将辞赋丹青视为治学之外的“余事”。但也正因如此，先生广博的学养、深厚的修为才会融注于诸般艺业之中，别开生面、卓然不群——
　　他的诗作，雄浑刚健、风骨峻拔。先生自幼喜爱诗词。早在初中时就能作长篇歌行体，高中时的五言古诗便常见诸报端。其后更是诗名远播，广为传诵。他的诗歌摒弃风花雪月、贫贱困厄的柔糜之音。内容多为宣扬抗战救亡、悲悯民生疾苦、鞭挞社会丑恶、讴歌时代新貌等重要题材，可以说从独特的视角记述反映了近一个世纪的风云变幻，深具“以诗存史”的价值。“嘲月弄花何所施，不关民命不成词”，每每捧读先生的诗篇，总能感受到那字里行间所洋溢着的昂然正气，发人深省、催人奋进。
　　他的书法，被尊为“三百年古典碑学的终结”，通体沉雄凝重、气势磅礴。先生初习赵孟頫，后改学颜，碑帖兼容，转益多师。经过几十年笔耕墨耘，他的书艺已臻于炉火纯青之境，熔铸出自己独到的特色：作书用笔纯以中锋逆入，涩进疾行，力透纸背，十分耐人寻味。先生曾作《论书绝句》评价傅山：“巧媚挑除始得真，苍松古柏肖为人”，所谓字如其人，他所言及的又岂止是书道之奥义？古文字学家、书法家张颔先生感言：“姚先生不抑人，不自炫，谆谆奖励后进，有长者风。所以能得到大家的尊敬。他的人品与书品两者相当，了无参差。”诚如斯言，先生的字，是其学识、节操、涵养、阅历的综合性的艺术外化，撇捺点划已不再是静止的线条，而化作了跃动的生命。
　　他的绘画，清新淡雅、神韵盎然。在先生笔下，飞鸟轻盈矫捷；雏鸡娇态可掬；春花明艳秀丽；修竹坚劲挺拔。而对“米家山水”先生更是独具匠心：当年游历杭州时，他在雨中由虎跑泉下山，见云雾缥缈、山树迷蒙，酷似米家笔墨，于是顿悟米氏师法造化之秘，作画愈发挥洒自如。几年前曾有人高价购得一件山水四条屏“古画”，后经鉴定是姚先生手笔，随即拿画上门请教。才得知此画乃先生二十三岁为族叔所作。睹画思旧，先生感慨良多，复跋记之，此事成为书画界一桩美谈。
　　他的篆刻，取法汉印之高古，刀法凝练有力、布局中和浑穆、风格平实端庄，深契庄子“既雕既琢，复归于朴”之妙理。早在上世纪40年代任教于云南大学时，姚先生就曾继闻一多之后挂牌治印，求印者络绎不绝。观赏先生的作品，仿佛能听到其中运刀如风，铿锵作响的金石之声。他以石言志，以刀代笔，以线传情，以情动人，镌刻下方寸天地的万千气象，勾勒出传统艺术的意蕴悠长。
　　一切精神文化都是需要物质载体的，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因此传统的中国文人，一方面从经史子集中寻求道的领悟；另一方面则通过琴棋书画陶冶性灵，达到完善人格与提升境界的目的。一如孔子所云：“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姚先生正是这样一位古风翩然的学者。他“依仁游艺蕴其中”，用如椽巨笔承托起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丹青开境界，翰墨见性情”，诗、书、画、印“四绝”中所折射出的，分明是先生文化人格的熠熠光辉。
犹当争岁月，寰海共朝晖
　　“犹当争岁月，寰海共朝晖”，这是当年姚先生为七十岁留影自题的诗句。而今，又是二十多年过去了，年逾九十高龄的先生依然精神矍铄，孜孜不倦。他的生活，还是一如既往地充实而忙碌：读书看报、参加会议、会客访谈、题字作画……每每有人劝他多休息，先生总是笑着回答：“忙是好事，也是幸福。忙说明有多少事要你干，说明自己在社会上还有用……”
　　辞别先生，已是夕阳西下。落日的余辉将天际映照得绚烂多姿，使人不由吟咏起那脍炙人口的千古名句——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天下山西名人》200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