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为人得道尊――姚奠中先生访谈录

姚波

艺为人得道尊――姚奠中先生访谈录
作者：  李正民 郭胜瑜

　　最近，我们拜访了省政协副主席、被省政府授予“泽被三晋”光荣匾的姚奠中先生。请他就古代哲学文学和教育问题发表意见。姚先生现为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是章黄学派著名学者，我国古代文学研究专家、教育家、书法家、诗人。先生虽已92岁的高龄，但思维敏捷、精神矍铄，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问：您的论文选集中有《礼运大同辩》一文，其中指出“大同”学说是“伟大理论”。这一学说对当今竞争激烈的社会，是否仍有现实意义？
　　答：那篇文章只对大同思想作了些考辩，大同思想的渊源没有更多的阐释。其实最重要要的是“大同”、“小康”两个阶段的提出和以“天下为公”作为“大同”的质定。大同思想是借上古帝王的传说，表达出一种超前的最高社会理想。而“小康”则是立足现实所追求的目标。事实上，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不但大同无从谈起，连小康也难于指望。所以大同、小康学说，只存在于文化思想宝库而已。康有为算是有了一点认识，但仍是纸上谈兵。孙中山提出“天下为公，世界大同”，才第一次把大同作为未来的远景，但仍无法操作。邓小平同志把小康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标准，使之具体化，同时提出一系列的措施和指标，不但可行，而且已收到巨大的效果。在中国共产党正确的、强有力的领导下，小康社会全面建成之日，也就是“大同”――共产主义社会开始建设的时期。这一道路，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问：我知道您早年作为章太炎先生的研究生，得章门之真传，尤其于诸子之学深有会心。可否请您谈谈先秦诸子。
　　答：（沉默片刻，若有所思）这是七十年前的事了。章先生给我影响最大的是他对国家、对民族的责任感。他在革命实践中，深感一般革命者对故有文化修养不高，甚至毫无操守，这是个最严重的问题。他很早就写有一篇《革命道德论》，认为无道德而谈“革命”，就是投机。他以天下之重为己任，文化与革命两副重担一肩挑，从无止息。我认为章先生治学的最大特点就是学术与革命一致。对革命者来说，特重道德品质。他到了晚年，提倡读《儒行》，原因就在这里。这一点对我影响很大。
　　问：先生何以独重诸子呢？
　　答：先秦诸子的思想是为当时的现实服务的，他们大多是在春秋战国大动乱社会巨变的情况下，来讨论国家和人民的命运。章先生不止一次说“学问以语言为本质，故音韵训诂其管也；以真理为归宿，故周秦诸子、其堂奥也。”这是给《国粹学报》编者的信中说的。他还说：“弟近所与学子讨论者，以音韵训诂为基，以周秦诸子为极。”足见他对诸子的重视程度。除孔孟外，荀子是儒家第三位大师，有些人把他说成是法家是错误的。他们都是大教育家。孔子言仁，孟子言仁义，荀子言礼。礼是社会秩序、行为规范，而且必须与时俱进。荀子比较重法，实际是作为礼的补充。诸子多方面研究社会政治问题，其中儒家影响最大。
　　问：听您讲学，似于庄子情有独钟。
　　答：庄子也讲内圣外王之道，但外王是空话，内圣――内在修养，才是重要的。庄子思想十分精微深刻，看事物绝不绝对化，一般人认为他是相对论，其实看得浅了。他认识到是非、善恶、美丑等等的相对，因而站得更高，看得更全，这就是“道”，“道通为一”。谈庄子，对人生观、世界观会有很好的理解。老庄思想，有些人认为代表楚文化，我认为老庄思想应该说是梁宋文化。梁宋乃天下之中，各种思想聚汇，故产生老庄。老子又是史官，故明于成败祸福之道，然后能秉要执本。
　　问：我记得您有一首诗说：“识广胸怀阔，静观气自平。纷繁元历历，化育赞生生。”所谓“静观”，是否受庄子思想影响？
　　答：不完全是。我还有首诗，头几句说：“至人惟寂寞，庄周独多情。隐词皆感激，高歌同哭声。”他是愤时嫉俗的。但他能超脱，齐生死，等万物。所以我又说他“体道超常流。“静观”以“识广”为基础，只有静观，力戒浮躁，才能发现纷繁的万事万物，原来都是有规律可循的。但决非心如止水。你看那纷繁的化育众生，能不令人怦然心动吗？
　　问：“化育赞众生”，我原理解为赞美。后来看到您给我的学兄写的一封信，解释这首诗，信中说：“在先生不已的大潮中，需赞助那些有益于人类前进的方面，不论大小多少。这就是我们的职责。”“赞”实为积极的“赞助”之意。相比之下，我所理解的“赞美”，却是一种消极的态度，我深感惭愧。
　　答：我那封信中说：总体看来，这首诗的意思就是：“忘我，爱人”四个字。忘我，则一切艰难困苦都不算什么，甚至甘之如饴；爱人，则只要对人有益，就应该去做，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小事，都一样。
　　问：我从本科生听先生讲课，读研期间对您有了进一步得了解，有拜读了您的论著和诗文。您讲的“忘我，爱人”四字，实在是您人格的写照啊！
　　答：让我们共勉吧！现在还是谈太炎先生。章先生治学的突出特点，是根据时代的需要改造传统文化。它与传统的“朴学家”不同。不仅继承，更要发扬光大。他反对把孔子宗教化，认为孔子是“圣之时者”，是有所变通、与时俱进的。章先生有《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与改良派彻底决裂。他反对把孔子神化，而认为孔子时古之良史。他译读西方哲学、社会学著作，主张中国古典哲学要与西方哲学相结合。他研究古韵，也与今之语言结合。原来的拼音字母即由章先生手订。
　　问：有人说中国古典文化已经过时了，应当淘汰，您怎么看？
　　答：事实恰恰相反！当代是中国文化救世界。《老子》的外文译本已有几百种。西方文明以物质为中心，局限性很大。如何使不同的思想文化协调整合，才是最重要的。传统文化对现代影响最大的是儒家。有人说读书做官就是儒家文化的影响，这是片面的。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有道则出，无道则隐。儒家做官是看统治者有道无道，原则性很强。小则修己治人，大则内圣外王，是有超时空性的。所谓“学而优则仕”，“仕”即事业，学习时为了工作。仕而优则学，学到老，工作到老。儒家主张的“恕”，很了不起，能容人呀！各民族各宗教都能和平共处，能吸纳各种不同的意见，兼采众长才能集大成。汉以后儒家吸收了各家，已无所谓诸子了。四部中，子部虽有不少著作，已经不能与先秦诸子相比。
　　问：记得您曾经讲过，三晋文化中主要是法家，是这样吧？
　　答：三晋文化中法家是重要代表，百年称霸产生了法家。战国时期魏国倡行变法改革的李悝，是法家的先驱者，他著有《法经》。商鞅是从魏国去秦国的，吴起也是从魏国去楚国的，慎到是赵国人，申不害、韩非是韩国人，而韩非是法家集大成者。法国的主要目标为富国强兵，法家重势，就是必须有权势。因之只靠一个君主。有能力的君主，常流于集权、极权；无能力的君主，则常被篡权、窃权，秦始皇和二世就是显著的例子。根本原因也在于只靠皇帝一人的信任。法家最值得肯定的是发展生产，信赏必罚，富国强兵。兴于三晋的法家和兴于邹鲁的儒家、兴于梁宋的道家，是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三家，也是直到今天还有参考价值的思想财富。
　　问：您的论文选集中有一篇《论治诸子》。其中谈到治诸子应有之基本功夫，我读后很受启发。
　　答：其实我谈的基本功夫不仅适用于治诸子，而是关于治学方法的一些体会。比如“入与出”，是说欲见其所见，必登堂入室而后可；欲去其弊，则又必出其藩篱，尽脱其羁绊而后可。关于“同与异”，我认为极异之中有其同，极同之中有其异。求其异所以得其特点；求其同所以观其会通。能异则精深，能通则博大。关于“参验与默契”，韩非子曾说：“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古人之情与今人之情有其同，而古今之时势有其异。有其同，故有可通之理；有其异，故有隔弊之忧。惟其异，故必取于参验；惟其同，故可会以默契。这里不再举例了。
　　问：您还曾给我们讲过书注与读书法.您刚才所讲治学之道与读书法应综合运用吗？
　　答：关于读书法，我指的仅是读书注之法。最要紧的是对各书之注先明其短长。以其注意点之不同，故有所偏废；然亦因其偏废之故，而有偏长。
　　问：这是否就是辩证地看问题？
　　答：辩证思想与方法对于指导我们学习、工作与生活，具有普遍的意义，可以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当然包括指导我们如何读书。
　　问：人们印象中认为中国文学理论好像没有传统体系，不像西方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那样叫得响，您以为怎样？
　　答：我的《选集》中有一篇《政教中心和现实主义》，虽没有直接谈这一问题，但实质上就是回答了这个问题，那是从《诗经》谈起的。我认为：汉儒加于《诗经》的迷雾应该彻底排除；但他们借《诗经》而建立的一些新的诗歌论点，却很有可取之处。他们提出的“风雅”、“比兴”、“美刺”、“讽谕”等论点，成为两千多年诗歌评论和创作的最高标准。这是一个强有力的传统，它是以政治教育为中心的，而政教中心就是我国古代诗论的一个主要传统。另外还有言志抒情、好辞尚丽，也是传统中的重要理论。所以不能没有传统体系。
　　问：您在《屈原其人其赋》一文中，不同意把屈原称为“文学弄臣”或“人民诗人”、“民族诗人”，而论证了应当称他为“爱国诗人”。您1951年提出的这一论断，至今仍被学界所认同。您在《司马迁的传记文学》那篇专论中，又批判了“司马迁的根本思想是道家”和“他的思想还是以儒家为主”的观点，明确指出：司马迁从古代文化中大量吸取养分来丰富他的思想，绝不止儒道二家。了解了这一点再读《史记》，才可以发现：“唯物的、富有反抗精神的人道主义思想，是司马迁思想中的主导方面”。研读这些论断，我们真有一种振聋发聩的感受。
　　答：那也是1956年以前的旧文了。我们要与时俱进，那些文章只可作为参考而已。
　　问：还有一个问题早想向您请教。您的《（史记）律、历本为一书说》这篇考证文章，只用了一千余字，就从五个方面证明了：“后人（也许是褚少孙）割《律历书》中一部分，结合《兵书》的佚文，凑成《律书》，原《律历书》剩余的部分就叫《历书》。”言简意赅，使张宴注与颜师古注之矛盾的历史疑案，如拨云见日，焕然冰释。您还曾对《日者列传》和《龟策列传》中的问题做过精密的考证。纠正了司马贞以来的糊涂观点。请问：您是怎样发现这些问题的？
　　答：对经典名著要通读，还不能只满足于看旧注。《史记》130篇，学界多谈传记，而对书、表不够重视。谈传记、主要谈的是项羽、刘邦，以天下的著名人物，像“日者”、“卜者”之类，就忽略了。只有注意到他人未尝注意之处，才可能言他人所未尝言。
　　问：关于研究生教育，先生有何新见解？
　　答：没有新见。还是先谈章先生。章先生要求学生首先要博。他指导学习十分灵活，学生们和他谈什么都可以，随问随答。学生研究也从不指定题目，任由自选。他平生研究学问十分专注，有时深夜起床，披衣查书。有一次吃馒头时若有所思，要蘸辣椒酱竟蘸了墨汁。
　　问：章先生生活问题怎么解决？
　　答：章先生晚年为他人写墓志一类文章，是他的生活费来源之一。但他绝不轻易答应，高官显宦来访，常不得进门，只有冯玉祥例外。蒋介石曾派人给先生送来两万余元，说是养老，先生拒不接受。送的人无法交待，于是请他的大弟子们转为请先生讲学，才算解决了问题。这笔由先生讲学挣来的钱，作为办学费用，国学讲习会赖此成立。我们那时什么费用都不交。
　　问：我记得您曾讲过，1939年您在安徽泗县柏浦，创办了“蓟汉国学讲习班”，并亲生为师生制定了“教条”，这是师承并发挥了太炎先生的教育思想吗？
　　答：正是。连讲习班的名称也是从先生的著作《蓟汉微言》来得。当时制定的“教条”是：“以正己为本，以从义为怀，以博学为知，以勇决为行，以用世为归。”“不苟于人，不阿于党朋之党”，不囿于陋，不馁于势，不淫于华。所谓“教条”，非“教条主义”之“教条”，实为教学的培养目标。
　　姚先生的“五以”、“五不”，对我们有积极的指导意义，愿从先生身体力行。
（《山西政协报》2005年1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