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高 山 仰 止——《河汾新论》前言

姚波

论高 山 仰 止——《河汾新论》前言

作者：  阎凤梧

　　今年是姚奠中先生的九十华诞。在他八十寿辰时，我们曾献给先生一方铜匾，敬镌“高山仰止”四字。的确，站在这位耄耋老人面前，如同面对一座巍峨的高山，仰之攀之而不可登其峰巅。一篇短文更不可能表述于万一，只能简要地回顾一下他的人生历程，再一次从中汲取启示和教益。
　　姚先生出身于山西稷山南阳村一个家境殷实的书香门第。在私塾和初小阶段，除读完多种文言启蒙读物和共和国教科书外，又读了《论语》、《孟子》、《中庸》、《大学》、《左传》和部分《诗经》。上初中后，则大量浏览经、史、子、集等文化古籍。高中尚未毕业即读了当时一般大学文科学生也未能读的书，以优异成绩考入山西教育学院国文系。22岁时，考入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不久，因仰慕章太炎先生的学行，转入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并考取章太炎先生招收的唯一的一届研究生，名列七名中的第四。1936年章太炎先生逝世后，姚先生即开始了教书生涯，直至如今九十岁高龄，仍以饱满的精神读书不辍。从幼年到青年，从中年到老年，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中，经过传统文化的长期熏陶与艰难时世的反复磨练，养成了清正刚直的品性，宽厚仁爱的德行，丰富广博的学识，诗、书、画、印多种艺术才能，以及儒雅蕴藉、潇洒自在的风度仪表。人们说姚先生集众善于一身，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丰厚载体，洵非虚言。
　　“燕子虽娇小，尚敢迎风飞。”姚先生这两句自题画诗，是他青年时期的精神写照。从负笈远游开始，他就迎着时代的风雨艰难前行。1931年日寇在东北地区相继挑起了“万宝山”事件和“九一八事变”，全国各地掀起了反日浪潮。他作为运城菁华中学学生自治会负责人之一，愤然编写了话剧《万宝山》并参加演出。1934年太原当局企图以“会考”压制学生的抗日活动，他因是发起罢考学潮的学生代表，被扣押三个月之外，又被驱逐回乡。“七七事变”后，辗转苏州、南京、安徽等地，在寄居泗县文庙时，吟出：“秋气遍寰宇，圣宫亦寂寥。素王何杳杳，赤子徒噍噍。”为国势危急而焦虑太息。1938年初，他怀着“志士英雄应即作，从头重整旧江关”的救国豪情，参加了抗日游击队。“齐心赴国难，誓辞相慨慷。一旅虽寡弱，男儿当自强。”表现了誓死救国的雄心壮志。后因目睹国民党军政腐败，自知无能为力，遂转上“教育救国”的道路，在安徽柏浦创办了？汉国学讲习班，手定教规十则，要求学生“以从义为怀，以勇决为行，以用世为归”，把为社会服务、为救国服务作为教学的最高宗旨。此后多年，他始终和广大学生在一起，站在反专制、反压迫的正义方面，因而不断遭到打击迫害，以致九年之中走了四个省区，换了七个学校。1940年在大别山立煌师范，为反对无理干扰教学，他将原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时任安徽省教育厅长的方治，从教室中赶走。1943年在安徽师专，为反对省主席李品仙侮辱教师，他带头罢课抗议，起草集体辞职书。1947年在贵阳师院，他因率众反对军统特务任院长而被解聘。建国初期，姚先生回到山西大学工作后，加倍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新文学理论，先后兼任中文科、中文系主任，参加民主党派活动，在学习和实践中树立起先进的世界观、政治观和文学观。历经肃反运动中被错误审查、反右斗争中被错划为右派、三年困难中忍饥挨饿、十年浩劫中倍受折磨，他都处之泰然，毫不颓丧，对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虽不无忧虑，却能看到光明前景，一直保持着豁达乐观、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而不以个人得失为怀。粉碎“四人帮”之后，姚先生先后担任全国政协六、七届委员，山西省政协五、六届副主席，山西省七届人大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九三学社山西省主委、名誉主委，以高度的政治热情和强烈的使命感，深入调查研究，认真建言献策，为团结广大知识分子，发展山西的经济、文化和教育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综观姚先生的政治经历，无论何时何地，他都能坚持正义、追求真理、热爱国家、关注民生、勇于斗争、与时俱进。在他身上既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又充溢着新型知识分子的先进意识，不愧是我国老一代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
　　姚先生一生从教，是国内著名学者。他的学术研究与教学工作是相互结合进行的。其特点有二：坚持学术真理；服从教学需要。授课门类均由教学需要而定，涉及文学、史学、哲学、经学、子学、文字学、训诂学、文艺学、文学鉴赏学诸多领域，从而为学术研究拓宽了基础。学术论著多半是为了回答学生和学界提出的问题而作，所以有很强的针对性。早在读研究生兼教学工作期间，他就发表了《臧琳五帝本纪书说正》、《魏晋玄学与老庄》，见解独到，功底深厚；同时编印了《中国文学史》，为学生提供方便。安徽工作期间发表的《大学讲疏》，提出了考证、训诂方面的新见解；《书注与读书法》对古今书籍的注解作了分析批判，提出字音、字义、名物、故实是抽绎文意的基础；《安徽学风》首次对安徽古代文化名人、名著作了系统的评述；特别是《屈原的有无问题》一文，有力地驳斥了廖季平、胡适否定屈原存在的说法。贵阳和昆明工作期间发表的《论治诸子》，针对胡适、冯友兰等人多以西方哲学的体系、概念和术语硬套中国学说的通病，指出他们往往取粗遗精，失掉诸子的真髓，提出了研究诸子学应有的基本态度和方法。《礼运·大同辨》、《庄子内篇间绎》、《诗歌的生命与新旧诗的合一》、《由词之音律论苏东坡之不知音》等文，都有很新颖的见解。其间，又陆续写出《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和《庄子通义》，作为讲义多次印发。《庄子通义》用《庄子》外篇、杂篇与内篇比较互证的方法，确认了外篇、杂篇虽有他人作品羼入，但主要篇章仍出于庄子之手。没有外篇、杂篇，就很难看出庄子思想的发展脉络；而内七篇的思想根源，正以外篇、杂篇为基础。1951年发表的《屈原其人其赋》，对孙次舟、闻一多关于屈原是否“弄臣”或“奴隶”的问题、朱东润否定屈原作品权的问题，进行了有理有据的批驳。20世纪50年代初期，“左”倾思潮开始泛滥，文化界对庄子多持贬抑态度，甚至认为庄子的思想是“可耻的寄生阶级的没落思想”。姚先生于1956年发表了《试谈作为文学家的庄子》，全面深入地分析了庄子的思想和艺术成就，认为庄子对现实的批判态度是“二千年中仅有的”，庄子的思想是“同情苦难的人民”的，《庄子》的艺术成就是“千古文学奇迹”。同年发表的《司马迁的传记文学》，从历史与文学的关系上论述了司马迁的传记文学特色，指出他所写的人物、事件是历史的存在，但不是存在的摄影和事实的记录，他的传记是真实与创造、写实与抒情、历史与艺术的完美结合。反右斗争和文化革命二十年，姚先生被剥夺了政治上和学术上的发言权，但他仍在被严格限制的情况下，编印了《先秦文学》、《汉魏六朝文学》和《唐代文学》等教材。1965年政治禁锢稍有松动，又逢纪念柳宗元诞生1190周年，才允许他发表了《柳宗元的辞赋》和《柳宗元的诗歌》。当时已经完成的《柳宗元的文论》，直到1979年始得发表。
　　“四人帮”倒台后，姚先生的工作热情空前高涨，立即投入清算“四人帮”罪行的战斗，撰写长文批判所谓《儒法斗争史》。在梳理了儒、法、墨、道四大学派的源流与演变的基础上，指出：“儒法虽有斗争的一面，但也有相联系相一致的一面；反儒不一定是法，反法也不一定是儒；儒家本身不断发展，法家本身也不断地演进；汉以后的儒法已统一于帝国的统治思想之内，它们作为学派的性质，已完全改变。法家思想已成为以儒家为主导的统治思想的组成部分。柳宗元、王安石的变法，只是要求改革某些弊政，而非反儒。”这样就从学术真实与历史真实两个方面，揭穿了“四人帮”的政治谎言。此文写好后，由于当时“四人帮”的影响尚未肃清，未能发表，但在校内外传阅，从太原到北京，引起很大反响。1982年发表的《正教中心与现实主义》，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传统作了深入系统的探讨，指出“政教中心”是贯穿二千多年的主要文学理论传统。汉代人确立的“风雅、比兴、美刺、讽谕”等基本理论观念，分别为：“风雅”是创作的准则，“比兴”是创作的方法，“美刺”是写作的态度，“讽谕”是作品的目的，而它们围绕的中心则是“政教”。其影响所及，十分深远。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发展史上虽然有“言志抒情”和“尚辞好丽”两种主张，但“政教中心”观念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此文一出，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与支持。
　　1983年日本学者稻田耕一郎和三泽铃尔又一次提出了屈原是否存在的问题，引起楚辞研究者的关注。姚先生把他的旧作《屈原的有无问题》和《屈原其人其赋》合为一篇《旧事重提》，公开发表，说明否定屈原存在的观点至今没有任何证据，纯属主观臆测，因而是不值一驳的。在这一时期，他还出版了《中国古代文学家年表》，主编了全国部分高校文科教材《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姚先生从1937年开始发表论文，据不完全统计，迄今已达一百三十余篇，有对《诗经》、汉乐府、诗、词、曲、小说、散文、书法、绘画等方面的研究，有对历代作家作品的考证、评论、赏析和文学史的探讨，分别选录于1988年和1998年出版的《姚奠中论文选集》、《姚奠中诗文辑存》，并获山西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凡是见其人读其文的人，无不为其学识之广博、见解之精当所叹服。
　　20世纪80至90年代,姚先生先后担任山西大学中文系主任、古代文学研究所所长,创建山西省古典文学学会并担任会长,又有许多其他社会兼职,公务十分繁忙。除参加必要的社会政治活动之外,他把主要时间和精力放在了日常教学工作和研究生的培养上。从学校的长期发展战略考虑，把培养学术接班人、组织学术研究梯队、加快学科建设，置于一切工作的首位，认为这比自己多写几篇文章更有长远意义和实际价值。他特别重视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的传授与训练，要求学生首先打好知识基础，拓宽学术视野，然后博中求专，多出成果；强调从阅读原作入手，提高文字训诂水平，在读懂弄通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理论观点，反对学无根底的空泛议论和急于求成的浮躁学风。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增强学生的科研实践能力，他率领学生并亲自动手，编写出版了《元好问全集》校点、《通鉴纪事本末全译》、《中国短篇小说选》、《咏晋诗选》、《山西历代诗人诗选》、《唐宋绝句选注析》、《词谱范词注析》、《元好问词注析》、《章太炎学术年谱》等十几部著作，获得两项国务院古藉整理成果三等奖，一项山西省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以及其他多种奖项。他教过的学生遍布全省，难以计数。经他培养的二十余名硕士研究生，均已成为高等院校和文化部门的骨干力量，不少人在某些学术领域取得了重要研究成果，产生了较大影响。他本人也多次被评为山西省高校先进工作者、优秀教师、全国优秀教师。
　　姚先生自幼喜爱诗词。早在初中时期他就能作长篇歌行体诗。高中时期的五言古诗常在报上发表。后因时忌颇多、工作繁忙，诗词再不多作，但偶一刊出，即广为传诵，受到专家们的重视。诗名所及，被聘为中华诗词学会、中国韵文学会、山西省诗词学会顾问。辑有《南国零稿》、《忘言斋诗词》、《樗庐韵语》。1986年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唐风集》选入他的作品38首，1988年山西省诗词学会编辑出版的《难老泉声》选入他的作品达90余首。他的诗多为宣传抗日救国、悲悯民生艰难、揭露社会黑暗、针砭时政得失、歌颂改革开放、评论作家作品、鉴赏书画艺术等重要题材，而不喜杼写风花雪月、儿女情长、贫贱困厄等一己私情，具有很强的社会认识意义和学术研究价值。诗风刚健博雅，拒绝纤巧柔媚；诗格众体兼善，尤以五古见长，显然是继承了《诗经》风雅和汉魏风骨的优良传统。
　　姚先生的书法艺术虽是学问之余事，却成为国内一大名家。他自幼习字，日课月积，数十年从不停笔，集各家之长而融会贯通，熔铸出自己的独特风格。他先后被选为山西省书法协会副主席、名誉主席，坚持以奖掖后进为要务，绝不以书法沽名钓誉；十分重视书法的教育作用，常劝人“字能移人性情，要避免俗、弱、媚、软”，因而博得了书法界的普遍尊敬。他的作品曾多次参加省内外、国内外的大型展览，并被收入国内、国外的多种书法选集，名播海内，众口称赞。1990年和1993年，分别在太原、北京举办个人书画作品展，获得很大成功，众多媒体作了广泛的报道，许多名家给予高度赞扬。书法家田树苌说：“姚先生行书结构紧密，布局疏朗，意度沉雄”，“端严中笔势飞动，浑朴中透出一股秀逸之气，显得厚重丰腴，筋骨遒劲，雍容大方，蕴藉含蓄。”书法家林鹏认为，姚先生“笔下带有学生的北碑气质，笔墨飞腾而端庄凝重，大气磅礴。”书法家徐文达分析姚先生的字是“从楷书化出，注入隶篆、金石，间以草体，成其独特的行草。”“金文古篆，更是堪称绝唱。他以钟鼎立体，又收小篆、分隶笔意，还显示了楷书的提按偃仰、方圆使转；无论形体、布局、行笔、用锋以至肥瘦、疾徐，无不尽善。”姚先生的书法是其品德、学识、素养、胸襟、气度的综合性的艺术外化，见其字如见其人。它不是静止的线条，而是活跃的生命，一笔一画都洋溢着充沛的精神力量。观赏他的作品是一种美好的审美享受，一切理论诠释都不如直观感受更为丰富。每当站在他的字幅面前，你都会情不自禁地全神贯注，流连忘返，玩味无穷，而又不可名状。“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正是古今中外杰出艺术作品的魅力所在。
　　姚先生因为有青少年时期的习画功底，虽不常作画，但每作必成佳构。他的画风与其诗风、书风有所不同，以清秀淡雅为主要特征，可以看出他精神世界和审美情趣的另一方面。在他笔下，雏鸡团团茸茸，娇态可掬；飞鸟俊美轻捷，生动活泼；花枝秀润明媚，神韵盎然；江水壮阔动荡，烟波浩渺；山林挺拔葱郁，云雨迷蒙。其笔法特点是：浓淡相间，而以淡墨为主，随意点染，不事雕琢，挥洒自如，全用神运。由于饱览江南风光，熟习米家笔墨，所以南国的山岚水色明花秀草进入他的画幅中，都呈现出一种清新湿润、烟云迷离的淡雅情韵，使人有“山路原无雨，空翠湿人衣”的感觉。姚先生的篆刻风格高古浑厚，如钟鼎、山石雄锯于前。观赏他的作品，仿佛听到了他行笔运刀，铮铮然作金石声，爆发出强劲的力度。结构布局巧妙，形体变化多端。方寸之中常见奇想，稳重之中时露逸趣，如诗、如画、如乐、如舞。每作一方，则令人赏玩不已，爱不释手。20世纪40年代在云南大学时，姚先生就曾继闻一多之后挂牌治印，求印者络绎不绝；90年代在太原、北京举办个人书画展览时，他的绘画和刻印都受到了人们的高度评价。
　　为褒扬姚先生几十年来在教育、科研等多种领域的卓越贡献，中共山西省委和山西省人民政府于1996年赠与他“功泽三晋”铜匾，实乃最孚众望，实至名归。今天，岁月的长河把他推向九旬高龄，仍以“犹当争岁月，寰海共朝晖”的精神自奋自勉，时常关注国事、省事、学校事，鼓励年轻人不断上进，鞭策中年人多出成果。我们以有这样年高德劭的尊师而深感欣慰与骄傲。当庆贺姚先生九十华诞之际，我们编选了这本《河汾新论》。由于时间仓猝，篇幅有限，又须顾及诸多方面，这本文集未能充分反映我们的科研工作成就，只是作为一种汇报的形式，向姚先生表示衷心的感激之情！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我们一定要沿着姚先生的学术道路，继续攀登，奋力向前！
（《山西日报》2003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