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奠中书艺》跋

姚波

《姚奠中书艺》跋
作者： 姚奠中
　　我童年习字是在家伯父、父亲把手教导下开始的，从小学到中学的十多年中，以大小楷为日课，很少间断，每个寒暑假回家，总要交“作业”。从小学到现在已70多年，大体可分三段：初中以前，可以叫做打基础阶段；从初中到开始教书，可以叫做全面提高阶段；教书以后，特别是大学教书以后，可以叫做追求自我阶段。字如此，画印也如此。年月长了，中间虽不免有顺有逆，有起有落，然而由于爱好和积习的驱使，画、印虽长期搁置，而写字数量之多，却已无法统计。记得高中毕业时，有位老师劝我走艺术道路，认为我走这条路一定能成大家；但另一老师却说我“读书多、文字好”，走学术道路才是正经。几经犹豫，终于从国内到国外，呈现出一片繁荣昌盛景象。我虽参与了，但却没有考虑过书法是什么艺术这类问题。前几年书法界掀起一场辩论，主要论题是：书法究竟是具象艺术还是抽象艺术？究竟是再现艺术，还是表现艺术?由于论者各自有理有据，所以终于莫衷一是。这促使我对这类问题进行了思考，也初步形成了自己的观点。
　　我以为汉字从造字之始，就具有具象与抽象两方面的特点，也即具有再现与表现两个方面。一切简单的“初文”，都是所谓“依类象形”，基本上是照客观对象的样子作画，有的画得很像，日、月、山、水、羊、马之类，莫不如此。另有一部分却是想画而无法画的，如刀可画而刃不可画，气可画而风不可画，云可画而天不可画。可画的可以象形，画出的东西是具象的，也可以称为再现；不能画的用符号表意，如刃上的那一点，上下的上边下边那一竖，或一横或一点，都是表意而不是具体某个东西。一二三四等数目也都不能画，都是先有数的概念，而后从经常接触的事物中概括出一种共性的特征，作为符号来表意。这就近于抽象的、表现的了。所以“六书”中象形一类，基本上以图画为基础，是具象的、再现的；而指事一类，则以表意为基础，可以说是抽象的、表现的。所以就“初文”来说，已具有不同的两种倾向。随着表情达意的需要，产生了象形、指事孳生出来的大量的占百分之九十九的字。尽管其中义符声采用了象形、指事的“初文”，距原来“初文”时期所画的对象，都越来越远。它只能是人们表情达意以至叙事说理的工具，而写字本身也根本不是为了画画。进一步随着字体的演变使所有文字越来越远离物象，即使像人、犬、日、月等象形字，也很难看到原来所画对象的影子了，更不要说会意形声字了。如果由于汉字起源于象形，因而就说是具象的再现的艺术，那是以点概面，不符合实际情况；但也不能由于文字的功用不外表情达意、叙事、说理，而字形发展又越来越远离于物象之故，便认为汉字是抽象的表现的。因为汉字属于会意、形声的合体字，就每一单个字来说，都是以“初文”为基础，也就是都具有象形、指事的成份。它的结构，不像拼音文字那样只用若干字母固定排列顺序，而是各有独立形体，各自成为一种形象。从甲骨、钟鼎到小篆、隶草，作者虽还没有艺术的意识，但已有艺术的要素。迄于魏晋之际，出现了写字写得好的不少书法家，而书法也从作为工具的文字体系中分化出来，成为另一种独特的艺术。
　　尽管所写内容仍可起到一般语文的作用，然而从这时起，不少人已自觉地进行着艺术追求、艺术研讨，从而使书法成为独立的艺术品种。因而出现了《四体书势》、《笔阵图》以下的一系列理论著作，一直延续到现代。实际上艺术的核心是形象，没有形象就没有艺术。那么，书法所具有的形象和绘画一类形象有何不同？我以为除工具材料手法等不同外，最主要的是：绘画摹写的对象是现实存在的“物”，而书法摹写的只是传统的文字。如果说文字中还存在有“物”的影子的话，那也只是间接的而非直接地去再现它。书法所直接再现的是历代存留的各体字迹。所以没有任何一个人要从自然物身上去练牛、马、人、兽等字，而是就历代名家所写的牛、马、人、兽字迹来练。画家的基本功是素描、写生（包括摹名画家作品），而书法家的基本功则是摹碑、临帖（包括名家墨迹）；画家的所画对象是山川景物，而书家所写的对象只是古今文字。素描写生工夫不行，而要成为有所创造的画家很难；临摹工夫不够，而要成为形神完具的书家也不可能。画家头脑中经常揣摩思考的，是客观存在的形形色色的“物”，而书家经常揣摩思考的，则是现存的碑帖中的字和名家墨迹。画家作画，尽管主要是再现物象，但不妨、而且必须同时表现主观的思想感情；书家书法，尽管也再现字象，但也必然要表现他个人的思想感情以至精神面貌。惟其如此，故艺术作品的高低，不仅决定作者的艺术修养，还进一步决定于作者的知识水平、文化修养和品德修养。画如此，书法尤其如此。这是由于它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联系更为密切之故。以上就是我的粗浅认识和一些个人体会，写出来就正于方家。
　　去年九月教师节前夕，山西省政协、山西大学、山西省文联、书协和教育工作者书协、老年书画研究会等六单位的同志们为我筹办了一次个人书展。不仅亲临参观指导的领导群众“盛况空前”，而且电台、报刊登载了包括一些名家在内的十多篇评介。大者誉扬过当。深受厚爱，而难免汗颜。早在五六年前，就有不少同志建议为我搞展览，我一直未敢应承，主要准备不出作品。1989年春天，同志们希望我争取国庆前进行展出，我同意了，但仍然未能按时准备好。一再拖延，最后总算赶上1990年的教师节。这次展览，自己并不满意，因为其中的不少作品有脱字、错字或其它毛病。大都是因写坏了没有寄出或交出去，才保留下来，这次却全拿去装裱充数。只有像“论诗绝句”十条，隶书四条和少数新作的诗，是新写的。不少作品所写自己的诗，后来又常有些文字改动，这种情况也只好不管了。至于画，我既已多年不作，当然就没有考虑入展，只是个别同志知道我会画几笔，便怂恿我拿起笔来。我也为了点缀场面，免得展品单调，才关起门来，画了山水花卉翎毛十幅凑数。如果说笔下还有点功夫，是可以的；要说自己满意，却全未办到。印，虽刻过几十年，可也久已不动刀了。只把现存的和过去偶然留下的印影，剪贴在一起，共40余方。和画一起作为展品的附庸。
　　这次展览之后，同志们又督促我出个集子。出书难，是当前文化学术界共感头疼的问题，经一年多时间的酝酿，终于在有关同志的大力支持下，居然得以实现。同志们认为这不是我个人的事，尤其令人感激！于是我从展品中淘汰了若干幅，补了后来找到、收集的若干幅，特别是把压在箱底的1943年画的一幅马和1944年手抄的楷书页，1947年我结婚前夕手录的几首行楷诗词横幅，加了进来。虽不高，也可略见我艺术生涯的轨迹。
　　集子编成了，有的同志建议请当代“名公”作序，这当然很好。可后来一考虑：“名公”们都很忙，有的年事已高。请他作序，不认真，他过意不去（老一辈多半如此）；认真，又力不从心。对此，我个人也深有体会。终于决定不要序了，只把自己想说的话写在这里，以跋代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