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的尊严艺术的尊严——写在姚奠中先生书艺赴豫展之际

姚波

学术的尊严艺术的尊严——写在姚奠中先生书艺赴豫展之际
作者： 张啸东
　　一个世俗社会的来临，似乎总是伴随着一场深刻的精神危机。在所谓市场经济的背景下，一个人如何坚守与获得生命的意义，重建人文关怀坚守民族主义的立场，成为当代中国知识界、艺术界关切的中心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到“二王”（即王蒙、王干）、“二张”（即张承志、张炜）之争，人文精神、理想主义、精神家园一直是争论的关键词。一批作为高擎理想主义大旗的中青年作家、批评家、史学家，因为其激烈的反抗世俗立场几乎吸引了公众的所有视线，而与此恰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更具思想价值和原创意义的老派人物，却落入了被忽略的误区之中。然而历史经验经常提醒我们，在一场万众瞩目的文化思潮中浮在表面的、风头最劲的、或许有可能是昙花一现的思想泡沫，而在波涛下面的沉静之处，倒常常可以发掘到跨越时代的精神金矿。
　　年届九旬的姚奠中先生大约就是这样一位被学界和思想界严重忽略的人物。
　　同当代许多专业书家相比较，姚奠中先生似乎更具有古典书学为学问之余的特色。
　　姚奠中，1913年生于山西稷山县南阳村一个殷实的家庭，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先肄业于山西教育学院和无锡国学科专学校，后就学于苏州章氏国学讲学会，考取了著名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研究生，1936年研究生尚未毕业，即开始教书。从此教书就成了他毕生的事业，“教学相长”研究与教学相辅相行。
　　正式从教以后，由于他是研究“国学”的，所教之课，有文学史，通史，哲学史，经、子专书，诗、词、文选以及分体的作品或史，断代的作品选和文学史以及文字学、文艺学等等，多因教学需要而开，并非出于泛爱，但重点对安徽古代有学术成就的名人、名著予以评述。在《中原》上发表的《屈原的有无问题》，驳斥了廖季平、胡适之否定屈原存在的说法。在《安徽政法》上发表的《书着与读书法》，对古今书籍的注解作了分析批判。认为“经传以下书注之失”有三方面：一是“但明典故而不详本义”，如李善《文选注》；二是“但录事实而不求训诂”，如《三国志裴注》；三是“但诠大旨而不释字词”如《楚辞王注》。提出作注必先具备四点：字音、字义、名物、故实，为抽绎文意的基础。
　　从贵阳到昆明，写了《论治诸子》和《礼运·大同辨》。《论治诸子》一文之作，有感于自胡适之、冯芝生以来从思想上研究诸子的学者，多喜以西方哲学的体系、概念、术语为框框，来套中国学说。形式新颖，却往往取粗遗精，失掉诸子的真精神，形成一种通弊，因而予以分析批判，提出研究诸子学应有的基本态度与方法。为适应教学需要，在这期间，姚先生又陆续写了《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庄子通义》，都作为讲义印发。《文学史》印过三次，《庄子通义》印过五次。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姚先生开始承担起“文艺学”的教学工作，把他的教学和科研建立在了新的科学理论基础之上。1951年端阳节发表了《屈原其人其赋》，对孙次舟、闻一多有关屈原是否“弄臣”或“奴隶”的问题、朱东润否定屈原作品著作权的问题，进行了尖锐的批驳。直到1957年初，他还编写了《先秦文学》，由山西大学印行。
　　新时期以来，姚先生发表的《政教中心与现实主义》，深入探讨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传统。鉴于古代文学理论除《文心雕龙》等几部外，很少有专著，大都散见于子、史群籍和杂著之中，比较零碎，便被一些人认为无体系可言；另一方面，又受西方文学理论的影响，以彼概此，拿“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之类的帽子来套中国文学理论。往往龃龉不安或名实不副。所以，先生在指出“政教中心”是贯穿二千多年的主要传统之后，进而以之与“现实主义”作了比较，以见其得失所在。并附带提出中国文学理论中源远流长的两种主张“言志抒情”和“尚辞好丽”。该文于1981年在武汉召开的中国古代文论会上宣读，曾引起与会诸公的关注。其它有关《诗经》、汉乐府、诗、词、曲、小说、散文等方面的研究，以及对历代作家、作品的考证、评论、赏析和文学史的探讨，散见于各学报和文艺学术报刊，并于1988年1月将其中40篇整理出版了《姚奠中论文选集》。
　　1983年日本学者稻田耕一郎和三泽铃尔又一次提出了屈原的存在问题，引起了我国楚辞研究者的关注。姚先生将40年代所写的《屈原的有无问题》和1951年写的《屈原其人其赋》综合在一起，发表了《旧事重提》一文，以说明否定屈原存在的论点，不是什么新问题，是站不住脚、不值一驳的。姚先生对屈原的研究成果，真正义正词严。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特别是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姚先生致力于古籍整理以及章太炎先生学术活动的研究。1988年主编出版了增补校点的《元好问全集》，获国务院古籍整理成果三等奖。1993年与阎凤悟同志共同主编出版了《通鉴纪事全译》，获国务院古籍整理成果三等奖。1996年与董国炎同志合作出版了《章太炎学术年谱》，1998年7月出版了《姚奠中诗文辑存》。
　　在粗略地领略了姚先生在学术研究中所取得巨大成就之后，我们再来审视先生书画创作，我们就会发现：姚氏的书艺（包括画印），在半多世纪的教学和学术活动中，虽然一直自视为业余，但日积月累，功夫日深。六十岁以后炉火纯青，染翰挥毫，已达不期然而然之境，一经面向社会即得到普遍赞扬。不少专家、批评家谈到，观看姚氏书法艺术的感受是参观一般书展所没有的。说姚先生的书艺是典型的学者之书，是建立在宽博的学问、浓厚的艺术功底、高洁的人品修养基础之上的，诗书画印都有很高的造诣，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一种精神，有一种骨力洞达的美感。姚氏的书法内涵丰富，于纸帛间表现出来了一种大气、正气、浩然之气。
　　大气所表现的是气量大、俚语所言“量小非君子”。气与修养是直接影响一个人境界的。姚奠中先生的书法艺术稍一探究，便知其学问、学养之由来。
　　二十年代中期至三十年代中期的十多年间，中国正处在“五四”运动之后，大革命失败，日本侵略魔爪步步紧逼的形势之下。姚氏作为一个青年学生，积极参加了一系列的校内学生活动。从“万宝山惨案”到“九一八事变”，运城学联和全国一样，掀起了反日浪潮。当时他是菁华中学学生自治会负责人之一，曾编写了话剧《万宝山》并参加演出。1934年在太原他因反对当局的“会考”阴谋，参加学潮被捕三月之久，后被驱逐返里。“七七事变”后，先生由苏州到南京，不久又避难到安徽泗县，借寓文庙。面对当时危急的形势，他第一次以五言律的形式，写下了表现爱国之情的诗篇：“秋气遍寰宇，圣宫亦寂寥。素王何杳杳，赤子徒噍噍。乔木盲风起，寒花冷雨飘。胸怀家国事，午夜泛愁潮。”南京沦陷，时局日急，他于1938年初参加了抗日游击队。是年冬，在主军者毫无抵抗情况下，泗县沦陷，先生逃难到柏浦。鉴于国民党统治区政治军事的黑暗腐败，他认为自己能做的事，只有尽力于教育一途，实行教育教国。于是在柏浦聚集40余名失学青年，创办了“国学讲习班”，提出了“以正己为本，以从义为怀，以博学为智，以勇决为行，以用事为归”的教育思想，教育学生作中流砥柱，力挽狂澜。
　　细按姚先生人生简历，我们说，在学术方面，姚先生不但继承了章太炎等朴学家的实事求是精神，还继承了不论在任何环境下，敢于说真话的气魄。解放初期，学术界因某些权威把庄子指为主观唯心主义后，一般古代文学研究者，基本上把庄子撇在一边，不敢涉及，或者轻描淡写地谈谈作品的艺术性，然后将他的思想大批一通了事，采取了不负责的态度。对此先生发表了《试谈作为文学家的庄子》一文。在文章中，先生说：“我认为《庄子》这部作品内容的主要特点，就是作者对现实所采取的批判甚至否定的态度。”就这一点，真是二千年中所仅有的。在“四人帮”大讲儒法斗争的时候，他却说“和儒家斗争的不是法家而是墨家。”并论述了儒法的相互依存。“四人帮”说王安石是法家，将王捧上了天。他却说“王安石主观武断，搞宗派，用坏人。”
　　以上所举事例，已可以看出先生无论在学生时期参加爱国学生运动，还是工作之后处处伸张正义，敢于说真话，都表现了一个真正学者的气魄。所有这些，一寓于书便成了他书法艺术的重要内涵。著名书法家张颔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每看到他（姚奠中）的书法，总觉得如读退之山石之句，有一派刚直浑厚之气扑来。”
　　先生书法，精神上所表现出的是阳刚、浩然之气，在用笔上则始终以中锋出之，所以作品显得刚健而中正，饱满而有力。
　　大凡作书以浑厚取胜者，来自两种因素，一是书家的基本功、笔力训练；二是书家自身修养或书家自身固有之骨鲠禀赋。前一种多是方法问题，后一种则涉及精神气质。说到方法问题，笔者曾向先生请教笔法，先生不吝指出：中锋逆入，关键在转折。不在转折之处用力，便不能保障中锋用笔。笔到力到，不许浮，不许飘，不许涂，不许揉，不许抹。正身悬腕，使全身之力注于笔端，如此才可免于流俗。先生还曾说：“入木三分”是否有些夸大，“力透纸背”倒是合理的形容。先生强调用笔的中锋逆入，更强调在转折处用力是关键，其意是若不能在转折之处簇住锋，聚住笔，即不能保障用笔的中锋，也不能写出有骨力的笔画和字来。观先生的书作，确实也真正做到了粗画雄健，细画圆劲，笔笔势尽力收，字字神完气足。
　　姚先生的经历如前所述，真可谓是一路坎坷。这一切对他的人生观、世界观的确立产生了重要影响，使他成了一位颇具风骨的中国文化的传薪者。这就是姚奠中先生的书法笔力过人、叹为观止的秘密所在。此类书法作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代表了一个时代审美的倾向性。
　　真正的学者和艺术家将生命和学术艺术联系在一起，在时代文化转型的风云中直面人生苦难，体验着生存深渊并敢于进入深渊揭底。他以理性的语言感性的创作去探索人性中的未知领域，在现代人的情感萎缩中唤醒对存在状态的思考，投一束思想的光亮去照澈幽昧的思想暗夜，在严峻的学术文化追问中寻找中国文化生命的真正意义和未来无景。能以真血性、真情怀去担当一个世纪的苦难并开出新境界的是真正的学者、艺术家。
　　回首二十一世纪，一代代学人以“学术者，天下之公器”的精神，为世纪立言，为世纪存照，为中国文化立心。他们殚思竭虑，将中国文化与艺术放在世界文化大视野中去审视，放在现代化的总体进程中去对比；或如姚先生这般关注中国文化原典精神，对中国原典进行现代阐释；或注意中国文化中的学统、道统、政统关系，期望在道德理想主义中由内圣开出新外王；或关注中国艺术哲学的内在超越问题。致力于东西方艺术思想的汇合；或身处“政治与学术之间”，从事考据与义理之间的学术研究；或以高人逸士的风范，吞吐中西的胸襟洞罕心性灵魂而独出机杼写出诗性感悟，在“流云”般的自由思想中寻示人类精神安顿的“家园”。
　　在一个世纪的学术追问中，学术大师和优秀的艺术家，以其超迈的胸襟和戛戛独造的胆识为这个骚动的世界留下了一座座学术与艺术的纪念碑。在碑文上镌刻着这样的大字：重建文化，再铸国魂。在文化转型中的价值稗史时代，这种共黄钟大吕之声如空谷足音，申说着华夏人格精神魅力，并留下一份沉重的“未来千年备忘录”。
　　当然，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艺术观念，一个时代的学者有其处身时代的思想烙印。今搜集于此的姚先生书画作品，相信今天的读者会以审美的、辩证的眼光去“重读”、“重释”这些作品的意义。
　　愿这种饱含书卷气的书作在寻求心灵对话的途中与你相遇。
2002年7月10日草于洧水之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