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年古典碑学的终结——读姚奠中书法

姚波

三百年古典碑学的终结——读姚奠中书法
作者： 白景峰　闫丰满
　　关于“古典碑学”
　　太原明末清初，傅山为挽书坛靡弱之风，提出“四宁四毋”：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四宁四毋”理论的问世，振聋发聩，惊世骇俗，从观念上率先打破了赵董帖学一统天下的格局，成为了碑学复萌的先声，并从客观上拉开了延续近三百年的碑学大幕。从此，一大批书家群相激励，互为声气，加入到碑学书风的探索中。时至乾嘉，碑学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到二十世纪民国，碑学发展至鼎盛。之后，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沈尹默为代表的海派贴学崛起，碑学暂趋衰落。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在整个中国书法文化复兴大潮下，碑学再次兴盛，其发展之迅猛，变革之巨烈超过清至民国以来任何时期。如果我们站在书史立场，可以将清初碑学复蒙到新中国成立前三百年的碑学划为古典碑学，上世纪八十年代后的碑学划为现代碑学。
　　古典碑学与现代碑学的划分，首先因二者处于不同社会性质的历史时期；其次二者在审美内涵上亦有根本不同。古典碑学在三百年中虽历经大变，但它整体特征是复兴和激活周、秦、汉、魏、晋、唐的碑学书风，并求获得新的发展，它在审美意识上延续的也是古典的东方美学，表现出更多的质朴、厚拙、生涩、苍茫、浑厚的美学精神。现代碑学则在继承古典碑学基础上，借鉴许多现代艺术观念，注重形式视觉效果，表现的更多是原始、率真、奇诡、怪逸的充满着一种反理性、反中庸的美学精神。
　　姚奠中书法的古典碑学特征
　　姚奠中生于1913年，正值碑学大盛。此时碑学在历经二百多年后在寻求新的突破，碑学家们将取法范围扩大至碑版、墓志、造像、摩崖石刻及各种民间书法，迎来了碑学的空前繁荣；但有识之士亦看到，一味学碑，以碑济碑，碑学发展亦面临着粗野、草率乃至规则化、程式化倾向，李瑞清、曾熙病态式的扭曲就是范例。于是，一大批书家如康有为、沈曾植、于右任开始走以碑为主，兼融帖学，以帖济碑发展之路。康有为曾言：“千年以来，未有集北碑南帖之成者，况兼汉分、秦篆、周籀而陶冶之哉，鄙人不诲，谬欲兼之。”姚奠中生逢于此时，在时风大潮下，也走上了这种碑派学书道路。他童年开始学习小楷，16岁后大量学汉隶、魏碑，20岁时又师从著名学者、书法家常赞春学篆，初步受到较为系统的碑学启蒙训练。1935年，23岁的姚奠中成了一代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研究生，这是姚奠中书法得以接近代碑学大潮之关键。章太炎作为近代民主革命之先驱，无论政治、学术、艺术都显示了与时俱进的智慧和勇气。他书法的审美风格也吻合了时代潮流。他教导学生书法要学秦汉篆隶，魏碑刻石，并明确指出篆隶要学汉碑头、《天发神谶碑》、《三体石经》、《石门颂》，楷书要学《郑文公》、《石门铭》。这种纯粹碑学教导思想大大地影响了姚奠中一生的学书道路，并使他的书法过早地形成碑派书风之格局，现存他于1944年、1947年写的小楷，笔下凝注的已是古拙朴厚的北碑气息，无丝毫细腻媚俗。对于姚奠中这种学书道路，他后来自己也总结到：正书，由赵松雪转颜鲁公；魏碑，由《石门铭》、《郑文公》而《张猛龙》，隶书由《石门颂》转《张迁碑》参《曹全碑》；篆书，经汉碑头，《天发神谶》而《三体石经》；行书，以颜为基础，融篆、隶、魏碑为一，参以历代名家，不守故常。他亦作诗总结：“重帖轻碑骨力微，抑帖扬碑亦奚为？兼收博取形神具，无事矜奇自出奇”。这种碑帖兼容的学书道路完全吻合近现代碑学发展之大潮。
　　上世纪五十年代后，随着于右任离开大陆、一大批碑学大家离开人世和沈尹默海派帖学的崛起，碑学书风作为主流地位已不复存在。但是散布在各地的碑学书家并没有停止前进的步伐，他们以各自的实践探索碑学的现代性转换。浙江沙孟海、陆维钊、金陵肖娴、海上陶博吾、东北沈延毅，均以卓越的创造名满书坛，影响于时流，成为现代书坛古典碑学之重镇。姚奠中则坐镇三晋，寂寞孤行，学术文章之余，探究于碑学的现代出路，经过近四十年的上下求索，苦心奋斗，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终于以自己厚重奇崛、老辣生涩，丑拙大气的碑派书风崛起在书坛，名响于寰宇。
　　姚奠中书法籍文化之底蕴，恃功力其弥深，各体皆精，而碑行书成就最高。他的行书筑基于鲁公，揉合秦篆的古拙浑厚、汉隶的开张雄强、北碑的恣肆奇逸，笔力雄健，气势开张，这与康有为、吴昌硕相似。他对魏碑造像、民间刻石的广泛吸收，使他的作品又如徐生翁、刘孟伉，线条硬拙，圭角迭出，透示出一种孤俏丑拙的审美世相。这种对“丑”书的大胆取法，很大程度直接受到了傅山“宁丑毋媚,宁拙毋巧”的影响，同时更是碑学在现代向纵深发展之需要，显示了一个碑学大家顺应时流，勇于变革的机敏与睿智。但是作为学人的姚奠中，骨子里流淌的是文人学者恬淡从容、温文儒雅的血液，他不可能使自己的作品过于滑向粗野霸悍。他天然地将帖学的冲和清逸融入到作品中，于是在雄强厚拙的另一面笼罩的是一股浓烈醇厚的书卷气息，作品由此表现出碑骨帖魂般的另一种大美，大大地提升了他的作品在现代碑学史上审美的风格地位。
　　对于姚奠中书法碑版特征，时人亦多予评论。著名书画家董寿平先生说：“姚先生书法兼容碑帖，而字字纯朴”；著名古文字学家张颔先生认为：“姚先生的字完全没有俗、弱、媚、软之气”，“有一种刚直浑厚之气扑来”；中国书协副主席张海先生评道：“姚先生的书法始终是在拙、重和朴茂这方面来追求”；书法家林鹏先生认为：“姚先生笔下带有浓厚的北碑气质，笔墨飞腾而端庄凝重，大气磅礴”；美术评论家梅墨生提出与林鹏相似的看法：“典型代表北方风骨，使人感到有碑版气”；书法家李刚田先生则从姚奠中书法产生时代背景下进行剖析：“姚先生的字是魏碑和颜体的风骨和魏碑奇险的造型结构结合在一起，”“他这样一种追求和他当时那个时代书家群体分不开，那个背景分不开。”
　　古典碑学幸运的终结者
　　姚奠中书法奠基于碑学大盛的时代，并初步于民国期间形成了较稳定的格局。建国后，碑学衰微，帖学大振，碑学的发展爱到很大的局限，姚奠中清守书斋，以古为师，依然走的是古典碑学之路，致力于已呈风格化倾向的碑派书法的完善与提升。20世纪八十年代后，现代碑学继起，中西各种思潮在书法界激烈碰撞，一大批中青年书家登场，他们以现代艺术精神重新审视三百年来碑学大潮，致力于对碑学的现代改造，他们一方面将碑学取法扩大到了一切文字之遗存，寻找碑学原生状态；另一方面借鉴西方艺术观念，直指艺术的本质，注重画面视觉冲突，形式的构成对比，追寻一种大拙、大野、大奇、大丑的大美之境，并经二十年的探索实践，终风起兮云涌，引领于时风。姚奠中虽再欣逢于碑学之盛世，但他与为数不多的几位碑学书家一样，来自时代的审美思潮已很难对他们再产生影响。他们的存在，成了延续近三百年古典碑学的活化石。他们虽再没有引动时风的能力，但他们存在的本身客观上把古典碑学的薪火一直传递到了现代碑学时代。上世纪九十年代后，随着沙孟海、肖娴、沈延毅、陶博吾的去世，环顾今世书坛，姚奠中的存在成了古典碑学在当代唯一守道者，他在近现代古典碑学上的卓越创造和年龄的高寿使他幸运地成为了三百年来古典碑学的最后终结者，这是他几十年来在艺术领域创造性劳动的回报，更是他庆幸地生逢在这个特定的时代给予他的恩赐。
　　需要指出，作为一个近现代——民国时期成长起来的古典碑学家，姚奠中象许多书家一样，首先是一名学者、教授，他一生执著的事业是中国古典文化的研究与传播，书法实在是他的余事。建国后，他长期又奋斗于当代书法相对衰弱的三晋，这些不能不使他的书法表现出某种局限。他儒雅的学人气质使他的作品一生都呈现出浓厚的学理化倾向，这也就削弱了作品中的风格意识（如他对“丑书”的吸收，未能进一步向奇、险、怪深处挖掘，去强化他作品的个性意识）。如对时代的冲击力，他与那些强烈地张扬风格个性，追寻碑学近现代终极关怀的二十世纪一流碑学大师——康有为、吴昌硕、于右任等尚有差距，但是把他放在20世纪百年古典碑学史值得铭记的书家行列中，姚奠中作为碑学大家自有他的位置，并幸运地成了一个终结者，这应是不为过的定论。然长期以来，姚奠中受整个三晋相对保守、封闭的文化环境的影响，他与三晋许多书家如郑林、张颔、卫俊秀一样，他在现代书史价值尚未为世人所重，以致于人们把他的书法简单地归于名家书法，学者书法。从这一点说，本文旨在寻找历史真实
　　面貌，并希冀当代书家就此展开讨论。
（摘自《书法导报》第十五版2005年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