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行、文艺高度统一的姚奠中先生

姚波

学、行、文艺高度统一的姚奠中先生

刘锁祥 　　姚奠中先生是一位著名的学者，又是一位以诗、书、画、印并称为“四绝”的艺术家。 　　先生早年师从章太炎研究国学，为章氏晚年仅收录的一批研究生之一。姚奠中先生继承了朴学的传统，以小学（文字、声韵、训诂）为基础，文、史、哲不分家为研究方向。从一九三七年开始，迄今已发表学术论文一百三十余篇。他的专著除了早年的《中国文学史》外，五十年代以来，还出版了《先秦文学》、《汉魏六朝文学》、《唐代文学》、《中国短篇小说选》、《中国古代文学家年表》等。进入八十年代，又主编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主持完成了《元好问全集》的点校和《通鉴纪事本末全译》。还指导研究生和青年教师编写出版了《咏晋诗选》、《山西历代诗人诗选》、《唐宋绝句选注析》、《词谱范词注析》。另出版了《章太炎学术年谱》（二人合作）和《姚奠中论文选》、《姚奠中诗文辑存》以及《姚奠中书艺（附画、印）》等影响较大的专集。诚如有人说过的，凡是接触过先生的人，无不为他的学问之博、思路之广、见解之精所叹服！ 　　先生一生执教于多所高校，从南到北，桃李遍天下。尤其是文革之后，劫后逢春，在一九七八至一九九三年间，培养了四批十九名硕士研究生。他们现在都已成为国家文化教育方面和科学研究方面的骨干。 　　姚奠中的书艺（包括画、印），在他读初中时期已崭露头角。之后在半个多世纪的学术活动中，虽自视为业余，但日积月累，工夫日深。六十岁以后，炉火纯青，染翰挥毫，已臻不期然而然之境。书法作品于六十年代特别是八十年代之后，一经面向社会即得到人们的普遍赞誉。他的书法作品先后参加了全国、国际、国外多处大型展览，被收藏于中南海、人民大会堂、中国美术馆等多处大博物馆、艺术馆，名闻遐迩。 　　一九九O年、一九九三年先生分别在太原、北京举办了个人书法展；二OO二年，受河南郑州书法、文艺界的邀请，作为“百年翰墨”的代表进行了书法展出；二OO三年教师节，又在山西省政协、山西大学、山西书协等单位的主持下，进行了他的“九十华诞纪念师生书法展”。这些展览都得到了艺术界、教育界、学术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普遍赞扬。一九九三年，在中国美术馆展出时，除电视台和二十多家报刊予以评介外，中国书协还召开了他的学术研讨会。专家们对他的书艺作了高度评价。 　　大家的一致看法是：先生的书法功力深厚，作品典雅耐看，是典型的学者之书。著名学者周汝昌赠诗中说先生：“功深味厚中华境”，“学者、诗人、翰墨师”，一语中的。 　　姚先生的为人、治学与书艺是高度的统一，今略说几点如次。 　　一、高举“不自正入，不能变出”的旗帜。他认为这是傅青主的至言。不论是少年、青年，还是壮年、老年，凡学书者，都要走正路，从点画、结构开始。这不只是学书门径，还应该长期坚持。尤其是幼、少年时期，如果不能正入，打不下正的基础，日后很难谈到变出。一些矜奇鹜怪，哗众取宠，自我吹嘘，沽名钓誉的所谓现代派，是不可能有真正的成就的。先生幼年时期，就是以大、小楷为日课，十年不间断而后上溯汉魏以至周秦的。 　　二、转益多师，走碑、帖结合的路子。先生记述他九岁时已脱开仿影开始临帖，画画也在这时开始。依着家里旧有的《芥子园画谱》和《点石斋画谱》学起。书法由赵转颜，还开始摹仿了些魏碑和篆隶、钟鼎之类。由于有这种基础，所以在他上初中时，就常应求为人作书、作画。一九三二年十九岁来到省城太原，曾从常赞春（字子襄，山西大学教授）学篆书，还受到篆刻家李伯常的启发指点。尤其是一九三五年到苏州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门下期间，在学问请教中，也常涉及书法。先生自己说，“太炎先生指出‘汉碑头’、《石门颂》、《天发神谶碑》、《三体石经》，学篆、隶时不可不读，而《郑文公》、《石门铭》则是学楷书的门路”。这类提示，对先生影响很大，对他原来主学唐宋的旧习，有了进一步的改变。 　　从此，先生书法在广泛吸取前贤经验的基础上，经过长期实践，形成了自己明确的观点。他的“论书绝句”第一首即指出“殷甲、周金、汉魏碑、钟王以下亦争奇”，就是从整个书法传统立论的。对于晚清康有为等过于强调碑学的论著，认为虽有卓识，但难免偏颇。指出“重帖轻碑骨力微，扬碑抑帖亦奚为？”表明了他兼收博取的坚定主张。 　　三、治学、为人与书艺的统一。著名的书法理论家、北大教授金开诚说：“姚先生的书法有深度、很典雅，人格和书法风格是一个高度的统一”，“姚先生的书法是对整个传统文化的继承。为传统文化的继承发扬而献身，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著名的古文字学家、书法家张颔先生也说：“姚奠中先生是正人君子、正笔君子”，“先生的字确如其人，精微博大、高明平实”。这些评论，反映出一个道理就是：作字，要作学问，更要作人。先生不仅字好，书法水平高，而且学问深厚，人品高洁、刚正，受人崇敬。先生青年时期，就曾参加一系列的救亡活动；在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期间，同样是积极地站在反专制、反压迫、反内战的正义方面；在“文革”后期，仍能在“儒法斗争”等“四人帮”掀起的恶浪中，坚持实事求是，维护学术的尊严，而且这种精神一直贯穿在书法艺术中。先生是这样做的，同时也是这样要求我们的。他在《书艺》自跋中，就着重提到：“……书家书法尽管再现字象，但也必须要表现他个人的思想感情以至精神面貌。故艺术作品的高低，不仅决定作者的艺术修养，还进一步决定于作者的知识水平、文化修养和品德修养。画如此，书法尤其如此。这是由于它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联系更为密切之故”。先生的这一段精辟至论和前面金开诚讲的“姚先生的书法是对整个传统文化的继承”是相一致的。在大家眼中姚先生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 　　书艺之外，先生诗、画、印方面亦有很深的造诣。 　　先生的诗、词，既无无病呻吟，也少风花雪月，基本上是抚时感事而发，是和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着的。在“七七”事变，国难日深的一九三七年，他写道：“秋气遍寰宇，圣宫亦寂寥。素王何杳杳？赤子徒噍噍。乔木盲风起，寒花冷雨飘。胸怀家国事，午夜泛愁潮。”（《泗县文庙和武酉山》）他决心从戎，喊出：“儒生流落依戎马，故国飘摇风雨中。一片丹心伤碧水，两行红泪哭青山。梦中沉痛诗和血，觉后凄凉月满圜。志士英雄应即起，从头重整旧江关。”（《泗域感时》）他现存诗五百余首，都是和时代共呼吸，有为而作，此不具引。至于先生的《论诗绝句》、《论书绝句》这类诗作，属于专题性质，代表他的文艺观点，评价也很高。 　　画和印，在一九九O年和一九九三年的先生个展中，同时展出的几十方印和十余幅画作，亦引起了观者的赞叹！ 　　年前有一趣事，有人在太原古玩市场偶遇一件四屏山水画，署名姚豫太，认为画的不错，当时就把它作为“古画”高价买下来了。后经人鉴定，知作者就是山西大学教授姚奠中先生，随即拿画上门请教。这样才知此画是先生二十三岁由南方回家度寒假时，为族叔所作。由此可见先生作画工夫之深。 　　对于印，依先生说：“初无师承，受一位老先生的启发，专学汉铜；后到西泠，吸取了不少教益，才有所变化。一九四七年在昆明，曾继闻一多之后，悬牌治印”。我们看得出，先生的印，平实而厚重，也让人有炉火纯青之感。 　　姚先生的诗风、书品都是先生人品的反映，不论是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还是遭到任何不公正的待遇，他始终保持着正直、谦逊、豁达的品格，始终对国家、人民包含着深厚的感情，始终是宠辱不惊，一任自然。 　　最后以一首小诗敬献给九十老人姚奠中先生作结：学深骨亦劲，力至能拔山。文化文明事，一身只待闲。 （摘自《名家风采》2004年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