胸有丘壑 笔生云烟——记章太炎最后的弟子姚奠中

姚波

汤序波 　核心提示 　 　 他是章太炎先生门下惟一健在的入室弟子 　 他是国学大师，周汝昌称其为当代“通儒”、“鸿儒” 　 他曾在贵阳生活和执教6年 　 他是书法大家，诗、书、画、印四绝 　　一 　　姚奠中，1913年阴历5月21日生于山西省稷山县南阳村。本名豫泰，别署丁一、樗廬，字奠中。现为章太炎先生门下惟一健在的入室弟子。1935年夏入太炎先生在苏州创办的“章氏国学讲习会”，考取了太炎平生招收的惟一一次研究生，名列7人中的第四名，也是其中年龄最小的一位。 1936年6月，太炎先生病逝于苏州府邸，姚老即被讲习会“预备班”礼聘为“中国文学史”的主讲，同时完成了研究生毕业论文《魏晋玄与老庄》，并在《制言》杂志上发表《臧琳五帝本纪书说正》、印行《文学史讲义》。 　　“七七事变”后，姚先生和同门柏耐冬先生在安徽泗县组织抗日游击队，其《泗县感怀》曰：“儒生流落依戎马，故国漂摇风雨间。一片丹心伤碧水，两行红泪哭青山。梦中沉痛诗和血，觉后凄凉月满圜。志士英雄应即作，从头重整旧江关。”表现了他的悲壮之情和从军决心。一年后，他又在安徽柏浦创办“菿汉国学讲习班”，实践自己教育救国的理念。曾手拟教条十则：“以正己为本，以从义为怀，以博学为知，以勇决为行，以用世为归”；“不苛于人，不阿于党，不囿于陋，不馁于势，不淫于华”，希望和青年学生共同遵行。这在现在以及将来也具有教育意义和实用性。恐怕在今天的年轻学子看来，只有圣人才能做到这一切，但姚老真是做到了，并且在风风雨雨、多灾多难的半个多世纪里始终如此。1940年他在立煌师院任教时，曾经把原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临时任安徽省教育厅长的方治，从自己的教室里赶走；1943年，他在安徽师专任教时，曾经为抗议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集团军总司令兼国民党安徽省主席李品仙侮辱教师，发起集体辞职，酿成罢课风潮。 　　1945年８月姚老应聘为贵阳师院国文系副教授。在贵阳，姚老撰写并发表了《论治诸子》、《屈原其人其赋》等重要论文。前者有感于从胡适之、冯友兰以来在思想上研究诸子的学者，多喜以西方哲学的体系概念、术语为框框来套中国学说。形式上新颖可喜，然往往取粗遗精，失掉诸子的真精神，形成了一种通弊，因而姚老提出研治诸子之学应有的基本态度与方法。这些论述至今读来仍颇具价值。后者主要是针对孙次舟、闻一多有关屈原是“文学弄臣”或“家内奴隶”以及朱东润否定屈原的著作权而立论的。文章发表后在学术界产生很大的反响。他的《中国哲学史》和《庄子通义》等书，也是叙谈教材在贵阳师院印制的。在师院期间，他“常为人书、画、治印”。此外，他还完成了自己的终身大事，与本院会计李树兰女士喜结秦晋之好。李后来受姚老影响著有《中国文学古籍博览》一书。 姚老身上有师尊太炎先生的遗风，关心时世，疾恶如仇。对一些不合理的现象，他总是旗帜鲜明地斗争、反对。 　　1947年前后，贵阳师范学院曾先后发生了两起驱逐新任院长的风潮。姚老是该院教授会的负责人之一，积极支持学生“不要政客，要学者”的护校行动。前者驱逐成功了；而后者却在军统特务机关护卫下进院上任，风潮被武装镇压下去。教授会5个负责人除一人妥协外，其余4人都被院长解聘。姚老去了云南大学。到了1948年夏天，师院的学生用合法手段，把那位滥用公款，大肆雇用保镖的院长告上法庭，送进监狱。风潮胜利后，学院上下都欢迎出去的老师回来任教。这样姚老从昆明回到贵阳，升为国文系教授并兼任系主任。当时他不过35岁，是学院最年轻的一位教授和系主任。 　　1949年11月贵阳解放，姚老积极带领中文系师生参加“镇反”、“抗美援朝”等一系列运动。1950年省委文教部组织高校教师政治学习委员会，他被指定为师院主任。1950年贵州省文联筹委会成立，他又被邀为筹备委员。1951年2月他奉调贵州大学中文系任教授，兼文学院秘书，主持该校中文系和外文系的教改工作，出版了学术专刊。在贵大期间，他全面深入学习新文艺理论，开了文艺学等4门新课，颇受学生欢迎。1951年8月，他应山西大学邀请，返回故里就任该校中文系教授，先后兼任科、系主任、研究所长多年。在山西大学百年校庆时，被选为建校以来文科“十大著名教授”之一。 　　关于贵阳的生活，他先后写有十来首诗词，《花溪四首》曰：“暮色苍茫敛落晖，玲珑“小憩”傍鱼矾。夜游不待烧明烛，遍绕回溪缓缓归。朝来旭日催人起，山麓霜林万点红。行到济番桥上望，芦花洲外水蒙蒙。长歌漫步溪边路，潭影波光接坝桥。最好麟山西向去，几重飞瀑几重涛。山巅水次登临处，随遣形骸入画图。岸柳园花无限意，又将结叶就归途。 通过这些诗词，我们可以窥见姚老当时在贵阳的生活片段，也欣赏了姚老笔下旧贵阳的人文与自然景致。 二 　　姚老治学既精于文字声韵训诂之学，更擅长以文史哲各方面的广博知识驾驭材料；既擅长于细微的考证，更擅长开宏观的思考。他写过数十万字的大部头《中国哲学史》和《中国文学史》，也写过许多篇幅虽然不长、但极有概括力且见解独到的论文。 　　从姚老的文集中可以看到一现象，对问题他很少做长篇大论的论证，更没有像许多学者那样，用堆积文史材料、獭祭饾饤的方式来展示自己学问的渊博，而是点到为止，惜墨如金，密集观点，金针度人。文集里每一短札中所披露出的慧识，使人感到了无处不存在的学问，其中似蕴有许多长篇巨制。对于长篇巨制，先生是“不为也，非不能也”。如他上世纪四十年代撰写的《由词之音律论苏东坡之知不知音》，对苏词不甚协律的问题，先生的结论是：“词曲一道，骋词则易破律，守律则易害词，故东坡所为，就音律言之，诚有未至；且以‘字音’合‘乐音’为准，亦可谓之为不知音。然就文章之核心言，则或正因为不拘于律专于造意，而反增高其价值也。况乎略识曲谱，不害于歌，亦未始不可谓为知音乎。”60年来，论者虽多，然无出其右。又如在《政教中心与现实主义——对汉代诗论的一些探讨》中，他指出“政教中心”是两千多年中国文论的主要传统。当时我国的古代文论研究，多是套用西方文学理论，诸如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之类，先生不仅纵横捭阖地论证了这一点，而且精辟地分析了“政教中心”与现实主义的异同。其结论既令人信服，又给人以无限的启发！在《唐诗札记五则》中，“大漠孤烟直”的“孤烟”究竟为何物，“山东兄弟”的“山东”到底是哪里，先生的结论一语破的，实乃不易之论。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姚老一生特别重视“讲习”。所谓“讲习”，出于《易·兑卦·象辞》：“君子以朋友讲习。”讲习当然是有讲有习，讲是主导，习是主体。讲者指明方向，教给方法，加以引导，作出示范和榜样；习者则要薪火传承、举一反三、有所前进、有所创新、有所发展。讲与习是人才培养的两个方面，相辅相成。这就是国学所弘扬的讲习之道，体现了人才培养最本质的教育规律。太炎先生一生讲学每次都是以“讲习”为名。姚老之所以要将他的文集命名为《姚奠中讲习文集》，就是对这一传统的继承与弘扬。此书贯通于中国文化的上下五千年，旁通于国学研究领域的文、史、哲、艺。特别是中国古代文学，从先秦诸子、诗经、楚辞，到唐诗、宋词、金元戏曲、明清小说，真正做到了融会贯通。周汝昌先生称他为当代“通儒”、“鸿儒”，实为的评。如讲诸子散文，他从鲁国的儒家说到齐国的阴阳家，从三晋的法家说到河洛的纵横家，策士、谋士和学士纷纷登场，文学、历史和哲学融为一片，风云变幻，气象万千，精彩绝伦。诚如有人说过的，凡是接触过先生的人，无不为他的学问之博、思路之广、见解之精所叹服！姚门著名弟子傅如一先生曾感慨道：“由于工作的关系，我每天要阅读到大量的论文，深感当今的学术规范、学术风气，问题严重。许多论文可以说不是用心写的，而是用现代化的手段从网上裁剪拼凑的，缺少自己的东西，更不用说原创性。由此，我愈加感到出版《姚奠中讲习文集》的现实意义很大，因为，这部讲习文集的出版，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更大范围的‘讲’，对‘习’者的启发和教育一定是全方位的。”又说：“姚先生最重视通才教育，认为没有渊博的知识，扎实的基础，就不能成大器。古今中外的大学者无一不是通才。 三 　　现在凡介绍姚老的文字，无不谈及其书法创作。他本业是古典文学研究，在这方面有着特出的成就；但70岁以后却以书艺卓绝而名动天下，名气甚或已超逸其学术之名。按他自己的说法是“附庸蔚为大国”。 　　姚老自幼喜爱书法，初中时就负善书之名；到苏州就学章门，使化的书艺和学术都有不同程度的精进。 　　姚老在书法上还受清初山西籍书法大家傅山的影响很大。在创作上，他认为傅氏“由赵转颜，追踪魏晋，上窥隶篆的道路，真可为后学典范”。其实，姚老本人何尝又不是由这条道路走过来的。在理论上，他认为傅氏倡导的“人奇字自古”、“正极奇生”、“不自正入，不能变出”等言论，皆堪称书学的至理名言。姚老曾强调指出：不论是少年、青年、壮士、老年，凡学书的门径，还应该长期坚持。因为在他看来，初学者如果不能正入，打不下正的基础，日后就很难谈到变出。姚老的得意门生、山西大学文学院院长刘毓庆教授说：“我受先生影响也写书法，因为学了些文字学，所以有时候用甲骨文、金文构成一幅图案配一首小诗，但先生就指出，不要走歪路，投机取巧，要写字就要正儿八经地写。”另一弟子、山西省书协前主席赵望进则说：2000年，我举办个人书法展时，写了一幅隶书十六条屏的白居易《长恨歌》，姚先生看后认为写得很有气势，但也指出其中有的字写得不够规范，就用钢笔在稿纸上将《长恨歌》用隶书从头至尾给我写了一遍，嘱我照写。此外，姚先生在给我的书法集作序时也指出， “（你）既出身于大学中文系，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应该比一般人为深。因之，在字体的规范上，在书辞的选择和创作上，都应起着扶持正气的作用，使完善的墨迹，成为促进精神文明的载体”。 　　书法理论界对姚老书法创作总体评价是：“姚先生的书法是大家的书法，篆、隶、行、楷均是上乘，篆、隶、魏碑熔于一炉；是文人才子的书法，巍峨庄重灵蛇飞动，才情飘逸；是国学大家的书法，他书写的多是自己的诗文，从其中的微言大义到笔底波澜都是显示国学大家的底蕴。在当今书法越来越丧失文化支持，演变为一种纯粹职业和技术的情况下，他的书法无疑是黄钟大吕，空谷足音。 　　姚老之所以能成为一代书法家，是与他精通传统文化有关。姚老曾说：“我认为诗、书画、印做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既能体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的一面，同时也能表现出中国文化以‘中和’为美的基本思想，从中可以陶冶情操，使人格得到升华，丰富内在的精神世界。”姚老并不以书法家自居，而是把书法作为“国学”的一部分来对待，目的在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张颔先生曾说：“姚先生的字确如其人，精微博大，高明平实。我每看到他的书法总觉得如读‘退翁山石之句’，有一股刚直浑厚之气扑来。”金开诚先生说，“姚先生的书法是对整个传统文化的继承”。我想这些评价应该说都是公允的。而周汝昌先生则称姚老是“功深味厚中华境，学者诗人翰墨师”，此说当为的评。此外，他还擅丹青、篆刻、诗词。在中学时代，他就学画山水花鸟和刻印。虽不常做，亦出手不凡。其花鸟秀润生动，山水随意点染勾皴，莽莽苍苍，神韵盎然。值得指出的是，他对米家山水有独到的理解。青年时，一次他在杭州游玩，从雨中下山，忽见云雾中山树酷似米家笔墨，由是顿悟米氏师法造化之秘，故他笔下烟去漂渺的山水，更重在表现笔墨的层次和韵味，使画面充满了迷离 郁的情调。这里插说一件趣事，前些年有人在太原古玩市场偶遇一件四屏山水画，署名姚豫泰，认为画的不错，当时就把它作为“古画”高价买下来了。后经人鉴定，知作者就是山西大学教授姚奠中先生，随即拿画上门请教。这样才知此画是先生23岁由南方回家度寒假时所作。由此可见先生作画工夫之深。他的篆刻取法汉印之高古，布局巧妙，在浑厚稳重之中时露逸趣。1947年在昆明，曾继闻一多之后挂职牌治印。他的诗、书、画、印，被专家们誉为“四绝”。《中国书法》、《书法》、《中国书画》等杂志多次刊登他的专题，中央电视台、中国教育电视台都为他多次拍摄和播放过专题片。 后　记 　　在当代，山西民间广泛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家无樗翁字，便是俗气人。”樗翁即96岁的山西大学教授姚奠中先生。上世纪中叶这位国学大家曾在我们贵阳高校工作过，报社编辑知道此事后，约我写一篇稿子，这样就有了拙文。 　　这两年，对姚老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山西大学和山西稷山县分别建成“姚奠中艺术馆”；五卷本（170万字）的《姚奠中讲习文集》在京出版发行；《姚奠中书艺（新编）》由荣宝斋出版社编辑出版；“姚奠中书艺”二度在中国美术馆展出；中国书协在京主持召开“姚奠中先生书艺研讨会”，并在同年第11期《中国书法》杂志上刊发了长篇会议《纪要》。而今年开年，姚老的书法就在美国旧金山硅谷亚洲艺术中心成功展出。当地一家媒体用“姚奠中书艺——行家惊绝”作为文章的标题报道了此事。最近《收藏》杂志又隆重推出《姚奠中——傅山之后又一人》的特稿，称姚“会在史册上留下印迹”。此外，姚老还曾被山西省委省政府授予“泽被三晋”的铜匾。 　　在全世界“中国文化热”、“孔子学院热”的今天，将先生介绍给世人，不但可以大力弘扬民族文化，推进文化事业的发展，也将对激励后人继承先哲文化传统，促进民族文化昌盛起到积极的作用。 　　本月，值姚奠中96岁寿诞，以此文代表黔中后学遥祝姚老安康吉祥，为中华文化再添精彩。 本文出处：6月25日《贵州日报》影响力人物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