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姚奠中先生的讲习之道——《姚奠中讲习文集·序》

姚波

试论姚奠中先生的讲习之道——《姚奠中讲习文集·序》(傅如一)　
傅如一

　　今年，是民主革命家、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辞世 70 周年，也是大师健在的弟子姚奠中教授从教 69 周年。章门弟子像黄侃、汪东、朱希祖、钱玄同、吴承仕、刘文典等多人，都是某一学术领域的大师；而以鲁迅为代表的周氏兄弟，以马裕藻为代表的马氏兄弟，以沈尹默为代表的沈氏兄弟，也都很出色。当然，鲁迅的成就已逸出章门之外。他们都秉承大师的人格精神与治学精神，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姚奠中先生是章门晚辈，毕生以弘扬章先生的讲习精神为己任，在教育事业方面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1936 年，姚先生在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做研究生，尚未毕业而章先生不幸去世，即应章师母之命为预备班任教。抗战开始后又自办国学讲习班，随抗战形势的变化，先后辗转于安徽、四川、云南、贵州各高校，建国后归于山西大学，从没有离开过大学讲台。其中，以在山西大学的时间最长，从 1951 年至今，长达 56 年。山西大学感念姚先生的功绩，决定在今年八月建立“姚奠中艺术馆”，作为大学生素质教育的基地，将先生的著作、书、画等文物一并展出，同时出版一套《姚奠中文艺丛书》，这部《姚奠中讲习文集》就是其中的一种。

　　《姚奠中讲习文集》是一部极具讲习特色和学术、教育价值的著作。所谓“讲习”，出于《易·兑卦·象辞》：“君子以朋友讲习。”讲习当然是有讲有习，讲是主导，习是主体。讲者指明方向，教给方法，加以引导，作出示范和榜样；习者则要薪火传承、举一反三、有所前进、有所创新、有所发展。讲与习是人才培养的两个方面，相辅相成。这就是中国国学所弘扬的讲习之道，体现了人才培养最本质的教育规律。章太炎先生一生讲学每次都是以“讲习”为名。姚先生之所以要将他的文集命名为“讲习文集”，就是对这一传统的继承。

　　正因为是讲习文集，它就不可能包罗姚先生学术思想和学术成果的全部。例如抗战期间写的《大学讲疏》、《庄子通义》等著作和论文，都因多次逃难已难觅存稿，故而本文集未能收录。

　　讲习文集虽然没有收录大部头的学术著作，却体现了姚先生教育思想的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这首先是展示了姚先生“博而后专”的通才教育理念。文集中的论学、序跋、评点、札记、残稿、简史、译稿、诗词、叙记、书信、年表、访谈，凡十二篇， 170 万字，贯通于中国文化的上下五千年，旁通于国学研究领域的文、史、哲、艺。特别是中国古代文学，从先秦诸子、诗经、楚辞，到唐诗、宋词、金元戏曲、明清小说，真正做到了融会贯通。周汝昌先生称姚先生为当代“鸿儒”，实为的评。姚先生最重视通才教育，认为没有渊博的知识，扎实的基础，就不能成大器。古今中外的大学者无一不是通才。近五十年来，我国还没有培养出一位象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郭沫若那样的大师，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在通才教育方面，失之于偏颇，专业知识的覆盖面太窄，这是个深刻的教训。而姚先生以他卓越的科研实践和教育实践，为我们树立了通才教育的榜样。

　　能通方有识，有识方有悟，有悟才有灵气，才有自己的喜爱和选择，从而逐渐形成自己的专长和特色。姚先生的讲习之道，很尊重弟子们个人对研究方向的喜爱和选择，从不以个人的意志强加于人。只要读一读讲习文集就不难发现，姚先生对《庄子》情有独钟，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他讲授《庄子》的时间最长，可是 1978 年招收新时期第一届研究生之后， 11 名研究生竟没有一人选修先秦诸子，刘毓庆教授选诗经，康金声教授选汉赋，李正民教授选元好问，我选唐诗，特别是梁归智教授，选的是《红楼梦》。而姚先生从个人爱好讲，是不喜欢看《红楼梦》的。但先生不以个人喜爱萦怀，一律加以支持鼓励和细心指导。梁归智的毕业论文《石头记探佚》，就是姚先生命名的。从此，“探佚学”成了红学研究术语中的一个新概念。姚先生在《石头记探佚序》中第一句就说：“我不喜欢《红楼梦》。”真是劈头劈脑、石破天惊、古今罕见 ! 似乎是在唱对台戏，又好像是泼冷水。接下去，先生有一段内心独白：“我们必须有个好学风，那就是在明确的共同的总目标下，充分发挥每一个从事科研工作者的主观努力，充分利用每一个问题上可能得到的客观资料和条件，作出自己的、新的、有益的贡献。我是这样看待一切学术、科研问题的，也是这样指导研究生的。在这里，绝不为个人的爱憎、偏见所左右。”原来先生是在讲特色教育的道理：绝不能以个人的爱憎和偏见作为一个固定的模式去培养人才，否则就会抹杀学生的个性和特色，就不可出现“文彩风流各异姿”的人才多样化的生动局面。试想：如果当年姚先生否定了梁归智的研究方向，那他后来还能成就为一位别开生面的红学家吗 ?

　　姚先生弘扬的讲习之道，贵于讲而重于习。贵于讲，是说要讲得精，讲得严谨，同时尽可能讲出新意和见解，讲到恰到好处而后止，“引而不发，跃如也”，给习者留下举一反三的空间。要想讲出新意和自己的见解，讲者也得“习”，不断地围绕教育的内容开展科研，有条件有可能的话，还可以突破教学的内容，去承担国家重大科研课题，这是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需要，而对于“讲”，有益无害。在高校，没有科研能力和成果的人是“讲”不出什么名堂的，人云亦云而已，对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孔子的这句名言，后世有许多误解，以为孔子只是转述别人的东西，没有自己的创新。甚至成了一些不写论文的教师的挡箭牌和护身符，这真是莫大的误会。孔子还说过：“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孔子的这两句的中心意思是：不懂的事理不发表意见，懂了的事理别人讲过，则可以转述。这是做人、做学问“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孔子删诗，或可称为“述而不作”；一部《论语》，却有许许多多创新的理论和观点，提出了许多新问题和新见解。只有少数的话，例如“克己复礼为仁”即是转述前人的原话。孔子绝不是一个只知道照本宣科的人。

　　姚先生是主张教师积极参与科学研究的，文集中的《论学篇》，都是他围绕教学展开科研活动的成果。教学中遇到的问题有大有小，大问题写成论文，小问题写成札记。只有这样，才能提高“讲”的水平和质量，才能引导学生开展学术研究。刘毓庆教授就是从先生的《葛屦新说》、《衡门新说》受到启发，出版了第一部专著《雅颂新考》，并由此扩大到《诗经》的整体研究，进一步引深为《诗经》学术史的研究。

　　姚先生的论文、札记、序跋，甚至包括一些书信，皆有真知灼见，学术价值很高。许多篇章的原创性极强，或提出新问题，或解决老问题；或提出新观点，或破除旧说法；或提供新资料，或否定伪证据。惜墨如金，故篇幅皆短；言必有据，故顺理成章。博学多识，擅于广征博引；慧眼识珠，常于沙里淘金。试举几例如次：文集中收录的年较最早的一篇论文是《由词之音律论苏东坡之知不知音》， 1947 年 7 月 2 日作于昆明。对苏词不甚协律的问题，先生的结论是：“词曲一道，骋词则易破律，守律则易害词，故东坡所为，就音律言之，诚有未至；且以“字音”合“乐音”为准，亦可谓之为不知音。然就文章之核心言，则或正因为不拘于律专于造意，而反增高其价值也。况乎略识曲谱，不害于歌，亦未始不可谓为知音乎。”能辩正思治，否定中有肯定。六十年来，论者虽多，然无出其右。又如《论治诸子》，先生对清代学者的评价是：“清儒于经典而外，旁及诸子。校勘辑轶，以至注疏，一时称盛。其著述大者，如《孟子正义》 ( 焦循，原属经部，今已入子部 ) ，《庄子集释》 ( 郭庆藩 ) ，《荀子集解》 ( 王先谦 ) ，《墨子闲诂》 ( 孙诒让 ) 之属，所长乃在名物训诂、考据之事，寻其义理，每不贯彻。其见于《读书杂志》 ( 王念孙 ) 、《诸子平议》 ( 俞樾 ) ，所谓“豁然冰释”、“怡然理顺”者，亦特在章句之间，不及一书之通旨，一人之学说也。故即搜绍绝学而言，清人之功，为不可没。然其成就，亦适至是而止。”真可谓目光如炬而心细如发，清代学者治诸子的成就与不足，下一步该怎么走，指得清清楚楚。这是六十年前的评估，给后人多么大的启发 ! 在《唐诗札记五则》中，“大漠孤烟直”的“孤烟”究竟为何物，“山东兄弟”的“山东”到底是哪里，先生的结论一语破的，实乃不易之论。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行文至此，心中顿生许多感慨：由于工作的关系，我每天要阅读到大量的论文，深感当今的学术规范、学术风气，问题严重。许多论文可以说不是用心写的，而是用现代化的手段从网上裁剪拼凑的，缺少自己的东西，更不用说原创性。由此，我愈加感到出版《姚奠中讲习文集》的现实意义很大，因为，这部讲习文集的出版，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更大范围的“讲”，对“习”者的启发和教育一定是全方位的。

　　讲有多种形式，并不局限于讲台。给别人的科研成果作序、写信也是讲的一种，而且针对性极强。先生作序极认真，必须在通读全部书稿之后，经过反复思考才动笔。从来没有应付式、“签名式”的序。时下流行一种做法：书稿的作者把书稿带来了，序也代拟好了，要名家看一看，签个名就准备去付印。这样的情况先生碰到过，但从来没有承诺。先生认为：作者的书稿只是“习”，先生的序，则是在“习”的基础上进一步地“讲”，要讲出这部书稿的价值、特色和不足，甚至要以此为契机谈一些高层次的学术问题。姚序就是姚序，任何张序李序都是不能替代的。当先生通读全部书稿之后，认为没有多少出版价值，则拒绝作序。认为有价值，还须修改，则列出问题，待作者修改好以后再作序。先生的序有鼓励有期待，但没有溢美之辞，决不误导读者，更不搞商业炒作，体现了真正的名家风范。《书信篇》中有两函给《白朴词选注》的作者韩瑞先生的信，韩先生原先的意思是请姚先生给书稿题写书名，别无他求。可是姚先生还要坚持通读全稿，并提出许多修改意见，认为作者虽然已经“五易其稿”，但还是不够成熟，暂不题书名。后来韩先生将“六易其稿”呈上，先生又指出了几处修改意见，感到作者能改好，这才题写书名。韩先生极为感动，特意在出版的时候，将姚先生的两封信作为插页公之于众。先生一丝不苟的严谨的治学态度就是这样地七十年如一日，一以贯之。

　　“讲”不仅要精、要严谨，还要看对象，分类指导。《论学篇》中有一篇是给初中老师讲唐诗的讲稿，有一篇是给高中老师讲作品分析的讲稿，《简史篇》是讲给工农兵学员听的，文学史《残稿篇》是 50 年代教本科生用的。对象不同，讲学的内容、方法和深浅各异。当年给我们讲的内容是《汉书艺文志》、《诸子》、《学术史》、文字、音韵、训诂、古代文论，独力开课多门，显然难度和工作量都是很大的。

　　所谓“贵于讲而重于习”，是强调讲是引导，习是重心。文集中有《山西历代诗人诗选》和《咏晋诗选》的前言，这两本书都是先生领着我们 11 名首届研究生做的，包括找资料、选作品、作注释、作点评，都要独立完成，最后由先生审阅，指出错误和不足之处，再返回个人修改。如此反复再三而后定。有的干脆要推倒重来。我们常常私下议论，先生如此费心费力，还不如他亲自执笔来得快，但是先生坚持由弟子实践，借以提高弟子的动手能力。我后来带研究生二十年来，也是坚持这样做，学生的东西有的被我改得面目全非，甚至只留下几句，学生仍然感到很高兴，总要琢磨为什么这几句能站住脚，其他的地方差距在哪里。学生能这样想，我愈加感到姚先生培养人才的方法是多么的科学而卓有成效。

　　姚先生的讲习之道最为注重人文关怀和人品感化。姚先生年近百岁，白发苍苍，然而健旺硬朗、慈祥宽厚、和蔼可亲、记忆力极强，十分健谈。先生知道我妻子在南方，生活不便，他常常在过年过节倒过来送食物，弄得我手忙脚乱、难以为情。 1986 年评职称，我们留校的五名研究生同时申报副教授，省评委都已经通过，但上面还有阻力，姚先生气愤不平，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破除专业职务评审中的论资排辈》，将这种人文关爱推而广之，讲习文集中保留了这一历史见证。我后来担任省评委答辩组长和做学报主编的时候，对冒尖的年青人特别关爱，个中情结，即源于此。

　　文集中的《诗词篇》收集的是姚先生自抗战以来近 70 年的作品，均有系年。姚门弟子视为先生的人格展示，人生轨迹。抗战之初，他和同门柏君在安徽泗县组织抗日游击队，赋《泗县感怀》云：

儒生流落依戎马，故国飘摇风雨间。

一片丹心伤碧水，两行红泪哭青山。

梦中沉痛诗和血，觉后凄凉月满。

志士英雄应即作，从头重整旧江关。

　　悲壮之极，颇具章门遗风。先生的诗从不言个人得失，即便是 1957 － 1977 二十年“左”的日子里，倍受煎熬，但他写的仍然是国家大事，民族的命运和前途。这只有一个信仰坚定、胸怀开阔的大家才能做得到。而诗中那种与时俱进的精神，则成为姚门弟子共同奋进的精神旗帜。

　　先生一生治学严谨，唯独于诗词创作则不甚拘泥于格律，与杜甫作七律、苏轼填豪放词相仿佛。杜甫自云“晚节渐于诗律细”，其实到了“终老湖湘”的第五个创作时期，又放开了手脚。例如名诗《登岳阳楼》，第一联“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平仄上就失对。杜诗七律失对的现象很普遍，后人称之为“拗体”，说是为了表达一种压抑悲怆的感情。可是我看到其他唐代诗人不少的所谓“拗体”，表达的则是欢快喜悦之情。可见平仄上的问题，主要是看重不要以词害意，与情感特色无关。如果是因词而害意，则宁可在平仄上出点格。先生的这一主张是正确的。从古至今，大家每每如此。

　　先生作旧体诗词，先歌行而后转作五古，再转而作律绝，最后是填词，这一程序揭示了一条当代人学作旧体诗最为科学正确的创作道路。

　　先生点名要我主编这部凝聚他毕生心血的讲习文集并为之序，我想就像当年读研究生点名要给同班研究生讲课一样，是一种“讲”与“习”互动的作业。序的水平高低他是不在意的，而讲习精神、讲习之道则必须一贯到底。

2006年8月2日于山西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