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姚奠中先生的文化精神（朱琦）

姚波

评论：姚奠中先生的文化精神（朱琦）

我在二十岁的时候做了姚奠中先生的研究生，至今还清楚地记得那个秋天的上午。当时他已经年近七十，目光炯炯，双臂放在扶手上，渊渟岳峙，讲到特别开心的地方右手一挥，面色泛红，身子也不禁的往上耸动几下。他讲的是诸子散文，从鲁国的儒家说到齐国的阴阳家，从三晋的法家说到河洛的纵横家，策士、谋士和学士纷纷登场，文学、历史和哲学融为一片，风云变幻，气象万千。 　　这是第一次上他的研究生课，但聆听他教诲的幸运是从十七岁就开始了。1979年秋我考上山西大学中文系，不久就在学生食堂打饭的队伍里认识了梁归智。归智兄是个才子，后来做了红学家，当时是姚门的研究生。他带我去姚家，在姚先生面前很恭谨，我却不知高低深浅，照旧口若悬河。所幸当时所说的那些幼稚的话至今已经忘光，只记得姚先生端坐着，微笑着，偶尔说几句。随后又去了几次姚家，发现先生的学问真是深不可测，这才后悔自己的造次。有一天读到聂绀弩的诗句“一山溪水汪洋”，心想姚先生就是那汪洋，而我只是溪水而已。于是少了几分狂妄，埋头读了些古书。1982年我提前一年报考研究生，先生破格录取，据说这样的事在校史上史无前例。 　　姚先生是章太炎的关门弟子，三十年代在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聆听国学大师讲学。先生比我年长近半个世纪，他在章门求学也差不多是半个世纪前的事了。我是他最年轻的研究生，而他当年是章门最年轻的研究生。国学界的老前辈们讲究师门排行，我因此竟成了高辈分的章门后学。对于章太炎这样颇有传奇色彩的国学大师，我不敢枉加攀附，却也因为做了他学生的学生而多读了一些他的文章，益加生发出追慕前贤之感。有时想像当年姚先生面对大师的情景，越想越觉得几十年前的苏州实在遥远；但从姚先生广博精深的学问中也读到章门底蕴，感受大师风采，由此好像也走近了太炎先生。 　　八十年代中期的中国开放不久，年轻的学子一方面带着旧有的理想主义劲头亢奋着，一方面又在时髦的怀疑和叛逆中躁动着。我学古代文学是因为从小就喜欢，却几乎对所有古代的文学家都有些怀疑。甚至连屈原和杜甫那样的忧国忧民，陶渊明和苏东坡那样的豁达通脱，都觉得有些玄虚，不近真实。后来在姚门里熏陶久了，渐渐的信了。这不仅是因为他把古人写得精辟，说得真切，还因为他身上处处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他几次对我说，当为的就要为，不当为的就坚决不为。我想人要真如此，就得相当地理性，相当地执着，并且具备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而他正是这种在传统美德上接近完美的人，或者说接近传统意义上的圣人。三十年代时他在安徽办学，曾给学生提出十个希望：“以正己为本，以从义为怀，以博学为知，以勇决为行，以用世为归；不苛于人，不阿于党，不囿于陋，不馁于势，不淫于华。”在我们八十年代的学子看来，大概只有圣人才能做到这一切，但姚先生真是做到了，并且在风风雨雨、多灾多难的半个多世纪里始终如此。 　　姚先生身上的中国文化精神首先是济世精神，那种对国家对民族对苍生的执着和热诚。他不是达则兼济，穷则独善，他无论“达”与“穷”，都要关注社会，兼济天下。1937年秋末，日军逼近南京，流落到安徽泗县、寓居文庙的姚先生作诗说; “秋气遍寰宇，圣宫亦寂寥。素王何杳杳，赤子徒噍噍。乔木盲风起，寒花冷雨飘。胸怀家国事，午夜泛愁潮。”这是收集在《姚奠中诗文辑存》中最早的一首诗，也是先生诗中写得最悲怆的一首诗。他素来达观，只因国家遭受欺凌才悲怆至此。就在写下这首诗的几个月后，他投笔从戎，参加了抗日游击队。“梦中沉痛诗和血，觉后凄凉月满阛。志士英雄应即作，从头整理旧江关。”后来他的诗就很少这样悲凉了，在几十年人生风雨中，无论怎样屡经坎坷，他总能想得开。文革时代他受到种种不公待遇，家人跟着受罪，但他说站在讲台上就要把书教到最好，下地干活就要把地种到最好。听一位当年跟他同在乡下种地的老师说，姚先生弯着腰割麦，仰着头泥顶棚，没人比他割得快，没人比他泥得好。在那种动辄得咎的社会背景下，只要是可为之事，无论这事多么微不足道，他都抱着积极心态去做。到了八十年代，他恢复了名誉，做了全国政协委员、山西省政协副主席，此外还身兼数职。他教书著书，参政议政，写文章作书法，又要给后辈的新作看稿作序，虽已年到古稀，却似乎有着取之不尽的精力，用之不竭的热力。 　　先生偶尔写诗，有些诗我过目难忘，时时记得。这十多年我人在海外，他的诗文不但让我觉得亲切，以慰乡思，而且能给我输送精力和热力。烦闷的时候，想到先生的诗：“识广胸怀阔，静观气自平。纷繁元历历，化育赞生生。”先生的人生态度是在老庄的达观出世里有儒家的积极入世，他的出世是以宇宙之大看尘世之小，所以洒脱；他的入世是化育后代，赞助生生不息的生命。我也身为人师，自当有这样的心态。无聊的时候，想到先生的诗：“迁客何妨到柳州，好山好水足相酬。牛刀小试终堪慰，民到于今说柳侯。”这是1981年他去柳州开柳宗元学术讨论会时写的。都说柳宗元被贬柳州的悲哀，他却达观论之，看的是他作为柳州刺史“牛刀小试”、有所作为的一面。人只要积极的心态，就不会有太多的无聊。倦怠的时候，想到先生的诗：“清明才见草生芽，北国难开二月花。寄语东风须着力，但期新绿接天涯。”先生在诗前小序中说写于1987年的清明节，“有感于山西落后状态。”想想先生以耄耋之龄还在如此热切地关怀着社会人生，正是年富力强的我又岂能倦怠？ 　　最让我思味不尽的两首诗是先生特意写给我的。1987年秋我考到北京大学读博士，先生和师母为我设宴送行，咏诗以赠，并把这首诗书写在横幅上：“不阏青云志，偏多惜别心。囊锥末易现，涵养转深沉。”不久又赋诗一首，题作《朱琦得博士学位》：“骐骥难施轭，奔驰每绝尘。前程千万里，沉潜乃超群。”先生把我比作容易展露锋芒的囊锥、奔驰绝尘的骐骥，厚爱之心和期待之切让我颇受鼓舞，而今想来却是惭愧居多了。在激励我的同时，先生又特别嘱咐我要“沉潜”，要“涵养转深沉”，由此也知道先生对我的毛病知之甚深。想想二十年来走过的路程，浮躁的时候虽然还是太多，但先生的嘱咐毕竟让我在浮躁中有所沉潜。 　　诸葛亮当年告诫儿子说：“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罗贯中把这两句话删去虚词，放到了《三国演义》的草堂上作为对联，毛宗岗又加以眉批：“天下非极冷极闲之人，做不得极忙极热之事。”我想先生所说的“沉潜乃超群”，大略与此相同。“沉潜”就是要“宁静”，这是老庄的清净无为，清净才能无为，无为才能无不为；“超群”就是要“致远”，这是儒家的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儒道两家，原本就是异中有同，体现在先生身上尤其和谐。先生喜欢老庄，以老庄的达观看待人生社会，以老庄的清净无为修身养性；但先生对社会人生的热诚和关注，则是自古以来仁人志士所认同的济世精神。与先生在一起的时候，总是想到孟子所说的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而先生的养气之法却让我想到老子的抱虚守静和庄子的“心斋”。正因为排除了闷气浊气，心斋空明，浩然之气才能无滞无碍地盈乎其中。 　　先生也有心气难平的时候。说到一些乱七八糟的社会现象，先生会慷慨陈词，面色泛红。这时候，老子和庄子就一左一右出来帮忙了。老庄思想里有丰富的智慧，先生从中得益多多。我读老庄，常会很自然地想到他。他讲文革时自己的遭遇，听众如我者都有些耐不住怒火，正自怒发冲冠，却听见他哈哈一笑说“无所谓！”于是，我想到了老子的宠辱不惊。先生待人接物亲切平和，年轻如我者都可以滔滔不绝地在他面前大谈学问，即使与他意见相左也同样是静静地听着。于是，我想到了老子的海纳百川。而我以为，先生从老庄那里得益最多的还是广阔的宇宙意识以及由此而来的旷达情怀。天生的个性就使得他容易走近老庄，而数十年对老庄思想的浸淫和人生的经历，使他更贴近老庄的时空世界。站在整个宇宙的角度看个人得失，个人的得失微不足道；看人间万象，人间的一切都是过眼烟云。许多人因此觉得老庄虚无，但先生看到的是更深沉更积极的老庄。无为才能更有所作为，无是非才能超出是非，看破了红尘才能超脱达观，而超脱达观的人才能更经得起人生的磨难。他二十多岁时在兵荒马乱的岁月经过庄子庙，赋诗三首，其中两句是“至人惟寂寞，庄周独多情”。先生的庄子是“多情”的庄子。 　　先生知识广博，胸怀广阔，因此无论看什么都善于从宏观的角度去看。他从宇宙的角度看人生，从整个历史看一时的社会现状，从文学史看某一作家或某一作品。我跟先生读书时，有时会对社会问题痛加感慨，说到愤激处，就好像地球的末日都要来临了。先生把这些社会现象放到整个历史背景中去，让我看到历史的风雨和云烟，更让我看到历史的循环和变化。我发现这样看问题，才不会流于过份的愤激或赞美，才比较客观准确。先生做学问，既精于文字的声韵和训诂，更擅长以文史哲各方面的广博知识驾驭材料，既擅长于细微的考证，更擅长于宏观的思考。他写过《中国哲学史》和《中国文学史》，也写过许多篇幅虽然不长、但极有概括力极有独到见解的论文。我印象最深的是《政教中心与现实主义》一文。当时的古代文论研究，多是套用西方文学理论，诸如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之类，先生则指出“政教中心”才是两千多年中国文论的主要传统。先生不仅纵横开阖地论证了这一点，而且精辟地分析了“政教中心”与现实主义的异同。 　　先生自谓以书法为余事，因此也不举办书展。直到八十年代，他的书法才越来越引起时人重视，声誉远播，九十年代弟子门生又为他先后在太原和北京举办书展，名动四方。先生从幼年时代就开始练字，大半个世纪染翰挥毫，修心养性，深厚的功力和不断的探索已使他的书法臻于炉火纯青之境。他的书法是传统的书法大家的书法，篆、隶、行、楷均是上乘，诗、书、画、印都有造诣；是文人才子的书法，巍峨庄重中灵蛇飞动，才情飘逸；是国学大家的书法，他书写的多是自己的诗文，从其中的微言大意到笔底波澜都显示出国学大家的底蕴，诚如周汝昌先生在给先生的赠诗中所赞誉的：“功深味厚中华境”，“学者诗人翰墨师”。我看先生的书法，一是看“笔”，二是看“力”，三是看“气”。先生的“笔”，用笔多以中锋逆入，笔锋沉雄，笔势空灵，沉雄如“不尽长江滚滚来”，空灵如“呼龙耕烟种遥草”。先生的“力”力透纸背，让我想到卫夫人《笔阵图》所言，横如千里阵云，点如高峰坠石，折如百钧弩发，竖如万岁枯藤。先生的“气”气势磅礴，笔与笔之间，字与字之间，行与行之间，都贯注着灵气大气。也许与熟悉先生有关，我总是从中感觉出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感觉出庄子的天地自然之气。 　　上次见先生是去年秋天。他已93岁，头发已全白，面部多了几点老年斑，但照旧挺着身板坐着，双臂放在扶手上，精神矍铄，思维明晰，谈笑风生。我想，像先生这样的人物在整个中国也不多了，他的道德学问、诗书画印，甚至他的情怀气度，呼应着两千多年的中国文化精神，而今在这个浮躁的时代至为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