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祠文化评中国近代史

姚波

宗祠文化评中国近代史
2013-11-29 16:27:03   来源： 华夏谱志

　　　背过书、考过历史，以为我们了解了历史，辉煌悠久的上下五千年，灿烂的文化和伟大的四大发明，历史人们总是去记住好的，把不好的过滤筛掉然后遗忘它。历史到底是什么，历史的真相又是怎样，我们看到难道都是皇帝的新装。经济改革的浪潮，钱和商人前所未有地被一致认同，落入追名逐利的急流中，残酷的现实将梦想、理想都蚕食一空，生活围绕着柴米油盐，迷失在这高速建设的城市森林。曾经问个不休，我欲向何方，前方的路在何处，前行的路没有方向，环顾四周，周围的世界令我如此陌生。不断地回头看，拨开层层的雾霭中为了多看清些过去，对过去多一分了解才能多看清现在，迈出脚下的步子，有了自己的信仰。
　　宗祠文化评《中国近代史》:这才是真正的历史教科书，宗祠文化一直不明白中国社会过去是怎样的，家长式的封建官僚制度？《中国近代史》内容知识对我来说都算是浩瀚的大海，从中读到中国社会，特别记下来，加深理解。中国社会——满清政府，封建官僚制度、以士绅阶层为基础的精英统治和东方制度(一个中央集权强的有力政府，通过控制大型公共工程使农民就范。)
　　家庭，作为农耕国家，家庭是最基本单位，而非个人。三纲五常规定了最基本的行为规范。家庭内部长幼有序、男者为尊，父亲作为家长，他对其它成员具有绝对的权威，决定一切家务，安排婚姻，惩戒忤逆不孝，甚至卖掉他们。父亲尽管权威卓著，他的行为也必须在儒家的规范之内。常常一家之主扮演着严厉而慈祥和专断而关爱的慈父和恭恭敬敬的孝子双重角色，即便到了现代人们(包括笔者本人)还在延续着小心翼翼地这种双重角色的扮演。无数散落在全国农村的农户组成一个大家庭，皇帝既是深宫里的家长也是百姓、臣子的大家长。皇帝对于大臣，正如父与子的关系，古代常常忠孝不能两全，其实忠孝在儒家的观念中一体的，忠即孝。古代二十四孝的故事尽管那么残酷和血腥，甚至完全不顾及人性和个人，但却被鼓吹成美德的典范，孝在传说中总是能感天动地的。另一方面，妇女被剥夺了所有的权力，没有经济的独立，成为男人的附属品，寡妇不能改嫁，男人却可以纳妾。一座座立在村头的贞洁牌坊无疑是巨大的石头压在妇女身心之上。无怪乎，五四运动时陈独秀写道：“百善淫为先，万恶孝为首”。
　　宗族，居住在一定地域内出自同一祖系的家庭组成了宗族。族长，具有显赫地位和年长的人，在族人的协助下，处理族务。宗族自有一套族规，它与儒家的道德教条相对应。一些严重触犯宗规的将在宗祠内当着全体族人的面公开处置。官府很少干预此类处置。
　　社会分层，80%的农民和20%其它居住在城镇的人(士人、缙绅、官吏、离土地主、工匠、商贩、行伍和其它宗教人士)；另一种划分，按照儒家的信条，“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士、农、工、商。商人一直是最底层的，尽管他可能十分富有，正统的儒家是瞧不起这些追逐利润的商人。这在现代不断出现的财富神话和偶像人物，确是不可想象的。
　　士绅，古代的精英和特权阶层。他们是指中举的士子，他们具有许多不可匹敌的特权。出席官府举办的孔庙祭祀，主持宗族的祭祖仪式；打扮上不同于常人，士绅得到保护，可免受普通的侵扰，也不受官府的纠缠，士绅与知县是平起平坐的地位；士绅豁免强制性的劳役；士绅并非官僚集团，他们是官僚与百姓之间的中介，常常州县的官员是都来自外省中举者，对于管辖当地的事务并不关心，也缺乏长期的规划的意愿，循规蹈矩地一步步升迁，亦或忙于积蓄家产以满足个人及其家庭成员的奢侈生活。地方上的公共设施建设和规划都有赖于士绅集团去部署和实施，士绅还常常介入地方司法、民事纠纷。士绅还是儒家教义的卫道者，传播儒家道德信条，在动荡时期官军无法保护地方，他们还会组织团练和修护堡垒。太平天国运动，某种意义上是一场反对儒家和捍卫儒家的战争。
　　科举制度，士绅作为特权阶层享受无比崇高的地位，从一个普通人到士绅的转变，他要通过的关卡就是科举。科举对帝国的绝大部分人而言是公平的，不分年龄、阶层、出身，中举获得功名不仅是个人的成就和荣耀，它也是整个宗族的荣耀。科举分童试、乡试、会试，考试为八股文，内容围绕着儒家的经典书籍四书五经。每三年一次的考试，有些人可能耗费所有的青春也一无所获，科举的成功并非个人的付出，常常是寄托着整个家庭甚至整个宗族的压力和希望。功名如此诱人，所以自古有“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对于大多数人而言，经过了残酷和漫长的科举，那些侥幸中举者，也会因思想过度紧张而筋疲力尽，被折磨得唯唯诺诺，成为官场中谨小慎微的官吏。科举的废除，无疑是维新变法取得最重要的成就之一，但科举还是幽灵般地出现现代社会，正如两千前的那位先贤被扶起又被继而又被扶起接着再被，变革在一次次剧烈的阵痛中进行，历史车轮在反反复复中前进着。对过去有了真实和详细些的了解才能更加理性地理解我们所处的时代和环境，多看清些谎言和幻象。
　　中国是特有的儒家社会，忠孝礼仪，儒家的思想贯由士绅阶层彻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儒家的教化下，大部分百姓被其束缚整日劳作去满足统治阶层和上层社会奢侈腐化的生活，终日辛苦劳作却依旧背负巨大债务，在黑暗中唯一的希望之光可能就是那个耗尽人心神的科举考试。皇帝作为整个中国的大家长，他最主要的任务就是不让他的臣民们能够维持最基本的生活，体恤百姓，不至于使其因饥饿而起兵造反，维持着整个大家庭的稳定。中国社会是由无数小家庭和宗族组成的，中央的集权政府代表着官方。在古代和近代中大多数百姓心中可能只有家而没有国的概念，这就能更加理解，为何面对帝国主义的入侵，普通民众并未明显反抗斗争，反而是凑热闹看难得的西洋景；军官和士兵面对敌人的枪炮，光听到响声就逃跑了；甲午战争不像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反而像是李鸿章以己之力对抗日本，其他人反而在一旁看好戏，甚至希望李被打败；而慈禧太后在办寿宴和做海防之间，更加热衷于私人的六十寿辰。一切都可以归根于缺乏现代民族和国家的观念，在封闭的社会环境下，确实无法产生这种观念，旧有的观念又是何其地冥顽不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