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沈尹默高举帖学旗帜,海派帖学大盛,碑学衰微。时至20世纪80年代后,在中国书法全面复兴的背景下,碑学再次兴盛,但此时的碑学书风和近现代的碑学已是很大的不同,他们在保持碑学书法天然的浑厚拙朴、正大刚健的同时,风格上取法民间书法的原始率真,形式上注重空间的构成关系,审美追求充满着一种反理性、反中庸、反馆阁的精神。有评论家誉为此种碑学是“新碑学” 、“后碑学” ,代表书法家如孙伯翔等人。 “新碑学”与“近现代碑学”不是两种对立书风,相反,它是“近现代碑学书风”顺应时代、一脉相承发展的必然结果。 从民国时期成长起来、受“近现代碑学”浪潮影响的书法家活到20世纪后半叶的并不是少数,如沙孟海、肖娴、陶博吾、沈延毅等。但是,当历史推进到新千年后,这样的书法家已很罕见,姚奠中先生成为了从民国时期走出的“最后的碑学书法家” 。 诗词大家——记录百年学人的心灵史 姚先生既是学者、书家,又是著名的诗人,现存诗词600余首,尽管他将诗词创作视为余事,但不少作品脍炙人口。像写北武当山的“纵望重峦似海潮,黄河一线夕阳娇。风雷万里撼山动,始觉危峰脚底高” ,再如“胸有昂藏气,发言类变风。迟徊赤壁下,高唱大江东! ”等等,都以内涵丰富、意境深远而广为流传。 姚先生的诗以切近时代、富有哲理、昂扬向上、正气浩然为特征。无论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作为优秀知识分子的代表,姚奠中先生在何种境遇中所作的诗词,都是奋斗自励,积极进取,生动深刻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现实和自己的情怀,堪称是百年学人心灵史的写照。 例如, 1937年秋, 24岁的姚先生在安徽泗县逃难时,亲眼目睹大好河山沦陷,百姓流离失所,沉痛写下《泗县感时》 :“儒生流落依戎马,故国飘摇风雨间。一片丹心伤碧水,两行红泪哭青山。梦中沉痛诗和血,觉后凄凉月满圜。志士英雄应即作,从头重整旧江关。 ” 1938年,他参加抗日游击队,在崇山峻岭中,写下:“齐心赴国难,誓辞相慷慨。一旅虽寡弱,男儿当自强” ,表达了他不畏强敌、奔赴国难的雄心。 1940年春,他27岁路过蒙城时,游览庄子庙,触景生情,写了三首五言古诗《过庄子庙》 ,其中第二首和第三首为: 至人惟寂寞,庄周独多情。隐词皆感激,高歌同哭声。痛极甘曳尾,愿死悔蕲生。万籁咸自取,解悬齐殇彭。著书动千载,神识照八纮。 我来谒生庙,怊怅心欲摧。豺狼横九有,中原多奸回。战血生青草,白骨化尘灰。扞敌同所愿,阋墙倍可哀。我欲从生去,去之濠水畏。洪水摧濠梁,猛兽出林来。眇躬何足算,但忧万人灾。感之肠欲断,空殿独徘徊。 姚先生的得意门生、著名红学家梁归智曾专门著文,赏析《过庄子庙》 :第二首表面超脱,其实所蕴含的内核却暗示着对现实人生社会刻骨铭心的体验;第三首直接切入了当时外寇入侵战火纷飞生灵涂炭的严峻现实。其“至人惟寂寞,庄周独多情”数语尤可称融情、志、思、学、艺为一体的不朽名句。故姚先生的诗作一如其为人和为学,毫无雕章琢句恍惚幽渺“唯美”之敝。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年53岁的姚奠中先生被“红卫兵”揪出,指为“反动权威” 、“反革命” ,进行批斗,监督劳动。1968年,全国“清理阶级队伍”开始后,姚先生又被揪出游街,并关入“牛棚” ,监督劳动。就在姚先生被关进牛棚的那段时间,他剥鲁迅之诗《悼杨铨》 ,写下了一首流传甚广的《剥鲁迅诗》 :“纵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无端闭户听风雨,寥廓江天入梦思。 ”反映的仍然是身处逆境中信念的坚定和正直的操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