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得舒适布裘 天下百姓同享

姚波

姚穆院士

2008-09-27  阅读：831  作者：

安得舒适布裘  天下百姓同享     任何一个工程都不是哪一个人能完成的，它需要一个大集体，少则几十人，多则几百人乃至成千上万的人                                      ——姚  穆 曾经有人说过，在中国纺织领域里，没有哪一个环节、哪一个行当，姚穆是不精通的。可是姚穆反对这个说法，他只是承认自己在纺织这个领域里摸爬滚打了数十年。请看他一生的简历，从他走出南通中学的大门，一辈子跟“纺织”结下了不解之缘：     1948.9——1950.8    江苏私立南通学院纺织系     1950.9——1952.8    陕西国立西北工学院纺织系本科毕业     1952.9——1954.9    西北工学院纺织系助教     1954.9——1957.8    西北工学院纺织系讲师     1957.9——1960.8    西安交大纺织系讲师、教研室副主任     1960.9——1972.1    陕西工业大学纺织系讲师、教研室副主任     1972.2——1979.3    西北轻工业学院纺织系讲师、教研室主任     1979.3——1982.9    西北纺织工学院纺织系副教授、系副主任     1982.10——1983.9   西北纺织工学院纺织系教授、系主任     1983.10——1987.9   西北纺织工学院教授、院长     1987.10——2001.3   西北纺织工学院教授、名誉院长     2001.3——2001.11   西安工程科技学院教授、名誉院长 2001.11——现在    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安工程科技学院教授、名誉院长 让我们来详细看一看这位纺织科学家一生的经纬吧——    回眸当年     2002年一个秋高气爽的下午。     恰巧是个双休日，通中校园里没有往日的喧腾和活跃，显得静静的，然而却透现出几分喜气。学校大门口，竖立着站牌标语：热烈欢迎校友姚穆院士看望母校。校园里松柏苍翠欲滴，绚丽多姿的菊花绽开怒放，古老的楸树仿佛焕发了青春，一切都充满了迎接贵客的气氛。 学校党委书记兼校长缪建新、副校长姚天勇和朱全中，还有教导处、学生处、团委的领导同志，还有部分师生，从学校大门口，把年越古稀的中国工程院姚穆院士迎入校内。 缪校长热情地握住姚老的手：“热烈欢迎您，姚院士！” “不要这么客气，通中是我的母校，理应回来看看！”这个“看”，普通话读kan第四声，而南通话读ke第四声，通中师生听到他乡音犹存的ke，会心地笑了，感到特别亲切，真有一种“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的感慨。 “姚老离校有半个多世纪了吧？” “我是1948届的高中毕业生。”姚老喃喃自言地说，“这么一算，该有54年了。” 不知哪位同学插了一句：“姚老离校以后，还想念通中吧？” “怎么不？儿时的记忆是很深刻的，以前好像有这么一首诗：‘岂无寸草心，珍重三春辉，仰看林间鸟，绕树哑哑飞。’有时在梦中，学生时代的一幕一幕也会浮现脑海。” 姚老浓浓的深深的母校情结，使通中师生油然而生敬意，不由朝他打量： 姚老身材一米六八，中等身材。形容清矍，瘦而有神，气宇轩昂，神采奕奕。长长的脸庞，满是皱纹，写满了沧桑。短短的头发，白多黑少，像一层积淀着悠久岁月的霜雪。天庭开阔，眉宇间也比较开阔，两耳大大的，跟他的开朗性格是一致的。眼塘深陷，眼睛眯缝，经常闪耀着思考的灵动。他高兴起来，常常笑口大开，颧肌突出，脸上每条皱纹都被牵连起来，随着笑声根根皱纹都会微微颤动。 他的穿着特别朴素，特别整洁，上身是普通的浅灰色的随随便便的茄克衫，他虽然是一位纺织专家，不知研究了多少高档的面料，而他自己身上的衣料，则是普通老百姓身上常见的化纤布料，下身是深棕色的长裤，也是普通的质料。不知道他身份的人，乍一看，准以为是哪个工厂的车间师傅。朴素的衣着，智慧的长者，平易的谈吐，沧桑的老人，是那么协调，那么和谐，那么适度。 质朴中显现伟大，寻常中透着不凡。这是一种成熟美，大度美，一种真正的美！     姚老进校以后，浏览了一下学校概貌，崭新的校舍，现代的氛围，地毯的操场，科学的布局，优美的环境，以及浓郁的科学人文气息，抚今追昔，惊叹不已：“啊呀，变了，全变了！真是‘秋风萧瑟今又是，换了人间’！”     在亲切融和的气氛中，通中领导和师生把姚老拥进科学楼第二会议室。 会议室里挂着一条十分醒目的红底白字的横幅：热烈欢迎姚穆院士回到母校。 当通中的同学把一杯热气氲氤、清香四溢的茶水端到姚老面前茶凡上的时候，姚老点头示谢，放眼一看四座的老师同学洋溢着亲情的笑脸，仿佛自己又回到当年的中学时代。 姚老，如今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著名的纺织材料学家、西安工程科技学院名誉院长。1930年5月生于南通市唐闸镇。1945年至1948年曾就读于南通中学高中部。 座谈会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开始了。 首先由缪校长向他汇报了学校发展的近况，他听了连连点头，特别是缪校长讲到最近市委、市政府的规划，由于市政府东迁，市政府大楼，包括南通的历史文化象征——钟楼全都转让给南通中学。姚老赞不迭口：“好，好，有远见，有远见，教育本来就是南通一大特色，一大亮点，此举更是锦上添花！” 然后由姚老讲话。他的讲话分三个层次： 首先介绍了通中三年高中学习生活对他一生的影响。他说，青年时代是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正在形成的时期，是人生的奠基阶段，对人的一生产生深远的影响。通中是我国的名牌中学，是我们苏北首屈一指的名校，那时我们都以考取通中为全家的光荣。通中“热爱祖国，追求真理”的传统，“诚恒”（即诚于做人、恒于学问）的校训，影响了我的一生，通中的人文精神，好像融进我的血液，渗透我的灵魂，如影随形般地伴随我的一生。姚穆回忆了当年的教师： 讲授生物学的陆星球校长，讲授历史学的钱啸秋老师，讲授地理学的钱素凡老师等莫不生动有趣，感人心弦。讲授国文的徐益修、陈士一、卢心竹、范子愚等老师，莫不国学深厚，精言大义。汤楚璞老师教我们怎样做小实验，如何周密地思考习题。陈佩之老师引导我们解几何习题。陆颂石老师，给人的印象很深，上课只带两支粉笔，把枯燥的数学讲活了。徐一瓢老师讲他为钱实秋（钱实秋先生是钱素凡和钱彬老师的父亲）老师庆祝七十寿辰的贺联：“桃花桃实三千岁，稀古稀今七十弟。”他用篆字写“花”为“华”，把钱老先生沫华、实秋的名字嵌入其中的故事……姚老说：“名校之所以为名校，就是因为有名师。这些名师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传给我们中华人文精神——” 姚老随之谈了我们中华人文精神，有天下为已任的责任精神，有人格养成的道德精神，有研究天人关系的艰苦探索精神，有博采众家之长的文化会通精神，还有穷本探原的辩证精神，等等。姚老说，我们南通中学为什么出了这么多人才？这跟人文精神的滋润是分不开的，只要细细研究一下，就会发现我们通中的十七个院士，除了魏建功院士,其余都是搞自然科学的，都爱好文科，我就很爱好文史，我对历史特别有兴趣。 当姚老回忆到动情的地方，眼眶里止不住湿滤滤的。古人诗云：“鸟近黄昏皆绕树，人当岁暮定思乡。”年过七旬的姚老对通中的学生时代，有一种特别深厚的感情。 在回忆当年之后，接着姚老把今天通中的学习环境跟当年的学习环境作了对比。 他说，我们通中当年与其他学校相比，环境是很好的。许多农家子弟初来通中，真有点像《红楼梦》中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确有一种眼界开阔之感。那时通中的楼宇，全系中国风格民族格调，相互对称。所有楼上楼下，都有过道相连，四通八达，下雨不湿脚，暑日不晒头。东西两侧，自成正方形天井，空地都栽花木，确是读书的好地方。但是，跟现在的环境一比，确有天壤之别了，且不说高楼大厦，单说这操场，当时我们谁也不曾想到、谁也不会想到以后上操场参加体育运动，鞋上可以不沾泥，现在你们操场上铺的塑料地毯，真的可以不沾泥了；过去哪个教师想到教学可以不在黑板上写粉笔字，现在教室里用多媒体教学，也可以不写粉笔字了……现在要找当年通中的影子，恐怕很难了。 这时缪校长插话：“现在保留老校舍的，只有西侧楼一段，我们把它辟为校史馆，作为纪念。” “好，把老校舍作为校史馆很有意义。”姚老说，“我们通中与时俱进，不断发展，不断变新，这很好；但是有一条不能变，那就是优秀传统不能变，我们的优秀传统是什么？‘热爱祖国，追求真理’的传统，弘扬中华人文精神的传统，‘诚于做人，恒于学问’的传统。我们要珍惜现在的条件，要弘扬优秀传统，你们学习上应当比我们更加勤奋，对祖国的贡献应当比我们更大！” 他的讲话立即博得了在座师生的热烈掌声，这是发自内心的掌声。     最后，他向大家提了几点希望，希望通中师生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为祖国的现代化培养更多的人才。 这时，有个同学提了个建议：请姚老说几句南通话。 姚老欣然应充，他用纯正的南通土话说：“希望你们好好学习，将来长大为祖国作出更大的贡献！”南通话中的“你们”读作“你能”，“学习”读作“或习”，浓重乡音，引起大家的共鸣，乐得大家开怀大笑。     有的师生发觉，姚老对自己的成就说得很少，请他谈谈自己。他说，关于我个人没什么谈的，如果说取得了一点成绩，也是大家做的。他说：“任何一个工程都不是哪一个人能完成的，它需要一个大集体，少则几十人，多则几百人乃至成千上万的人。” 姚老的谦虚又一次博得大家的掌声。 座谈会后，缪校长陪同姚老参观学校：拥有多媒体设施的教室、设备崭新的实验大楼、曾经培养过多名国手的体育馆、宽敞明亮的教师办公楼、正在兴建中的图书馆……还有标准的田径场。姚老一边参观，一边惊叹：一切全变了，变得更新、更好、更加现代化了。     来到校史馆前，看到了钱彤（素凡）的塑像，姚老不由收住了脚步。 姚老久久、久久地无言伫立像前，心中不由出现了钱素凡当年的一幕又一幕—— 钱老师，中等身材，十分精悍。长圆脸，戴着一副学者型的黑边圆形的眼镜，从镜片后面射出的是睿智冷峻的目光。虽然他跟同学们也有说有笑，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总是那么严肃，也许是他经常怀着对社会对人生的深刻思考，背负着历史的沉重。他的鼻梁较高，嘴也较阔，跟一般知识分子相比，又显出几分战斗的粗犷。时值三十开外，以而立之年洞察世事的成熟与干练，以堂堂七尺之躯的男儿热血，教书育人，献身革命。 他有一首作为座右铭的题砚诗，在校内广泛流传： “顽石，顽石，琢汝成器。愿共朝夕，助我构思，砺我斗志。俾挥如椽之笔，横扫人间嚣气，淘尽人间渣滓。为坚信念，契以识之。” 遥想当年地理课上，钱老师站在讲台上，手指祖国大好河山，面对学生，慷慨激昂，书生意气，控诉日寇侵占东三省的罪行，激发了青年学生的满腔热血，用爱国主义的乳浆滋润学生的心田；钱老师知识渊博，纵论古今，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带领学生到知识的海洋中去遨游。 忘不了，他的寝室和家里，经常高朋满座，他给同学们讲知识，习文艺，论时势，谈人生，指导一大批青年陆续走上了革命道路； 忘不了，毕业的那一年，他给我们题写临别赠言：“路是人走出来的”（鲁迅语），“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陶行知语），“士当与恶魔斗，人非为面包生”（罗曼.罗兰语）； 忘不了，1946年3月18日，在那阴霾密布、淫雨霏霏的早晨，钱老师带领学生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带头呼喊“要和平，反内战！要民主，反独裁！”当反动派举起屠刀，同学们劝其躲避时，可是他早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仍然战斗不止,设法营救战友，安排学生安全离城； 忘不了，4月4日凌晨，钱老师在通中教员宿舍楼被国民党反动派、特务绑架，遭受酷刑，而他大义凛然，威武不屈，视死如归。次日深夜，钱老师血染江涛，尸泊江面，五山呜咽，彤云垂泣！ 姚老在钱素凡烈士像前默立良久，与同行的五人在像前留影，以志与烈士精神长存。 缪校长向姚老介绍：“我们通中的校友，在过去革命战争中英勇牺牲了很多，从十年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从解放战争直到现在，据我们不完全统计就有30人，我们已把他们的事迹，编成了校本教材，书名叫《气贯长虹谱楸韵》。” “好，这个校本教材很有意义，传统永存，楸树不老，我们通中将来一定会涌现更多更优秀的人才。” 纺织情结     古老的通扬运河，从扬州向南通蜿蜒迆逦而来。 约距南通城8公里处，夹河两岸有一个不起眼的小镇。十九世纪之前，这个小镇跟长江三角洲平原上的其他乡镇别无二致，江风浸润的田野，田野上散散落落栖息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歇的农民。所不同的是，通扬河在这里时常漫溢，酝成水患，于是老百姓自筹资金建造了一座水闸，因为一个唐姓的绅士捐资最多，此镇因而得名唐闸。 姚穆出生在唐闸，儿童时代在唐闸，少年时代也在唐闸。唐闸的历史风情濡沫了姚穆幼小的心灵，纺织世家的嫡传，指示了他的人生座标，影响了他的一生。 十九世纪末，唐闸来了一位“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大人物——清末状元、实业家张謇，他把这里作为大展宏图的工厂区，唐闸小镇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 镇上除了赶集的人群，多了织布的姑娘； 古运河上除了渔舟唱晚，还有商船穿梭； 河上的摆渡孤舟，变成了沟通两岸的大桥； 大桥侧畔诞生了近代中国第一个发行股票的股份制企业——大生纱厂； 大生纱厂竖起高耸入云的大烟囱； 与此同时衍生出许多小烟囱，广生油厂、复新面粉厂、资生铁厂联翩而出…… 从前唐闸小镇连楼房也鲜见，乍看到这么多、这么高大的烟囱，特别是大生纱厂的大烟囱，莫不对它充满了神秘和猜测，于是各种传说出现了。 流传最广的传说是，这个烟囱开始怎么也砌不起来，砌了就倒，倒了再彻，怎么也没办法砌上去。后来风水先生说，要童男玉女祭奠天神。于是在烟囱内安置了一对童男玉女，在童男玉女的面前吊有一只竹篮，竹篮内放有红枣供小孩吃，哄骗小孩不哭不闹。后来烟囱彻好了，开炉冒烟了，两个童男玉女，化作了护囱神，烟囱再也不倒了。 这个烟囱很高，在空旷的原野上，四乡八里都能看到它；即使看不到它，也能听到它的呐喊和吆喝——从前在大生纱厂做工的农民，家里没有钟，于是大生纱厂就提前一个半小时拉一声长长的汽笛，隔半小时再拉两声长长的汽笛，再隔半小时拉三声长长的汽笛。做工的人们听到汽笛声的呐喊和吆喝就赶忙上班，于是，唐闸四周远近的田埂上，便出现了隐隐绰绰的人影，一拨一拨上班的人群。 伴随着唐闸大生纱厂的出现，周围农户也以纺织土布为副业，熟谙纺织技巧，源源不断地为大生纱厂提供纺织工人。 由于纱厂的需要，周围农田纷纷改种棉花。起先农民种的是本种棉花，本种棉株小，棉朵小，绒头短，色泽白里透黄。而洋种棉株大，开的花也大，雪白，绒头又长，比本种棉好。于是洋种棉花逐步取代了本种棉花。关于洋种棉花的出现还有动人的传说： 为了寻找洋种棉，一个南通农妇来到上海一家洋人开办的纱厂里，做清花间的工人。这位女工在原棉堆中发现了一颗棉籽，她冒着被洋人重罚的危险，下班之前，趁身边无人看见，把这颗棉籽吞食下肚，巧妙地逃过了出门的搜身。离厂后，她直奔十六铺轮船码头，连夜赶回南通，后来从大便中获得这颗棉籽。从此，洋种棉便在江海平原的田野上落户而扩散开来。     因为大生纱厂的崛起，唐闸四周方圆百十里的农民都与棉字结下了不解之缘。农家大都有人在大生纱厂做工。有的工人距厂较远，就干脆把住宿地点搬到唐闸。于是唐闸附近出现了工人住宅区。 有一个住宅区叫联益里。 联益里住着许多工人，其中有一家，主人是大生纱厂保全工，叫姚荣生。保全工的全称是“保护生产安全的机器修理工”，基本是男性。祖祖辈辈同土地打交道的农民没有摆弄过机器，对机器修理工自然是十分敬佩的。纺织女工称保全工为“老鬼”， 因为机器出了故障，只要老鬼一鼓捣又转动起来，纺织女工对他们灵巧鬼精敬佩有加，于是带有褒赞的意思称他们为“老鬼”。大生纱厂未建之前，就招募了一批保全工。姚荣生就是这么住进联益里的，而且因为老姚的技术特精，便让他负责全厂的保全工作。从此，姚荣生便与大生纱厂拴到一条裤腰带上了，在联益里生儿育女，一住便是六十年。 姚荣生把他的儿子送进大生纱厂办的工人子弟小学读书，而后又送进大生纱厂办的敬孺中学初中部读书，而后进入南通中学高中部，高中毕业后考进南通学院纺织科，这就是姚穆父亲的学历。 姚穆出生在这样的纺织世家里。他为生在这样的纺织世家而引以为豪。 姚穆自从来到这个世界，他的父亲便按照自己的人生轨迹，安排他的生活道路：经过了抗日战争背井离乡、颠沛流离六年后，姚家回到唐闸后，就把姚穆送进大生纱厂办的私立敬孺初级中学读初中，然后动员儿子考进闻名遐迩的、他曾经读过的南通中学——为此，姚穆的母亲还跟丈夫发生了争执，姚穆的父亲说： “南通中学也是张謇创办的学校，通中的条件是我们唐闸没有的，世界鼎鼎大名的美国教育家杜威也到通中演讲过，这，你不会不知道吧？”     姚穆的妈妈不止一次听到他提这件事了—— 那是二十五年前的夏季的一天下午。 南通大学负责人、南通知名人士、七中校长史介人先生陪同美国的杜威先生，进入南通中学的会堂。 杜威，时年五十开外，鼻梁上架着金边眼镜，高高的身材，谦和礼貌的学者风度。讲话缓慢而清楚。那时姚穆的父亲读高一，掌握的外语单词有限，杜威的大部分语句听不懂，依靠翻译才听懂一点意思。不过对杜威口语中多次出现“special”（“特别的”意思），是听得懂的。后来学生们也模仿杜威的腔调，在讲话经常插用“special”这个词。杜威讲到知识与平等、自由的关系，说人民没有知识就得不到平等、自由的权利；没有平等、自由的权利，就学不到知识。越多的公民具有丰富的知识就会越富裕，越有修养，越有开发能力。他说公民知识来源，是学校教育。学校教育是至关重要的。 杜威在通中的讲话，一直成为南通教育界的茶余饭后的谈话资料。 “小孩现在上高中了，能不选择一个好学校吗？这是影响孩子一辈子的大事，南通人不选南通中学让孩子上学，岂不是笑话？至于孩子考得上考不上通中，这是孩子自己的能耐和命运。再说南通学院跟南通中学都在城里，读完了通中，再读学院纺科，这是很顺的，我真不知道你为什么不让孩子进城读通中？” 姚穆的妈妈跟姚穆的父亲一样，在读纺科的看法上是一致的，所以最后依了丈夫，1945年9月，让儿子姚穆也进了南通中学高中部。 志向更坚 15岁的姚穆在抗日战争刚刚胜利后进入南通中学，印象最深的第一件事，是接受校史教育。 校史教育让姚穆懂得了通中的诞生是跟中国的近代史联系在一起的。 19世纪末期，清政府极度腐败，帝国主义入侵，迫使清末状元张謇从传统的正途思想，转向“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新思想。早在1879年，张謇就看出“中国之大患，不在外侮之纷乘，而在自强之无实”，他多次以各种形式阐明自己的政见，他和康有为、梁启超、张之洞、刘坤一都创议“实业救国，挽回利权”。他更主张以棉铁救国，以实际行动救国。他在给翰林院的信中说：“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之官。”但朝廷无动于衷。甲午海战以后，北洋舰队全军覆灭，腐朽的清廷还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和《通商行船条约》，使中国陷于英、美、法、德、俄、日等帝国主义瓜分的境地。慈禧非但不采纳张謇的政见，相反地，对帝党主战派的打击、迫害愈加激烈。这一切，促使张謇抛弃了通过清廷变法富强的幻想，去寻求一条新的途径——实业救国。 《马关条约》规定，日本人可在中国内地开设工厂。一些爱国知识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竭力设法抵制。张謇便抢在日本人前面办纱厂，以设厂之胜来补“海战”之败。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得知张謇此举，便立即委任张謇办理上海一带的商务，兴办通州纱厂。 经过种种曲折，张謇从兴工建厂到工厂开车，历经44个月，终于1899年春天，大生纱厂开车纺纱。 大生纱厂开车出纱，当即打开销路，连年获利甚厚。这时他在经济上有了实力，政治活动也就添了资本，声誉增高了，特别是得到两江总督刘坤一的重视和信任。1901年，他向通如海泰各属士绅就通州设立师范学校，实行他的“父教育，母实业”的主张，以为他在东南几省领导的立宪运动张目。 1902年，张謇在创建通州师范时，就曾议及创办通海五属公立中学（即现在的南通中学），拟将城北钟秀山址为公立中学之校基。同年11月，又议及以天宁寺东的废盐义仓为中学校舍之基，但未实施。1906年3月，张謇邀请通海五属（通州、如皋、泰兴、海门、静海）的官绅40人于城南水月阁学务公所，正式商议以盐义仓故址为校基，创建通海五属公立中学。但感到盐义仓原址地不广，又筹划将仓北的万寿宫、四贤祠两址划入。两址并入后，校地仍感不足，又购盐义仓东边的白、戴两姓民房，并购下北城墙根南的民房数十家，迁移了迆西的游击署，连同其他公地一并为校基，总面积为四十四亩二厘。 地方官绅推通州公立第一高等小校长孙宝书兼任中学监督，筹划建校。 1906年8月开始动工兴建，历时两年，于1908年9月，校舍全部落成，共401间。购地与建筑费用共用银11.76万元，当时地方各界踊跃捐款，其中张詧、张謇兄弟两人捐款5000元，除了捐款以外，按比例由五属分任。建校后的经常费用，由通州单独负责。 当时的通中校貌颇有气派，石制校门，两座石狮分列两侧，校门上的石匾，刻有“公立中学校”，为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所书。     校舍前楼上为教员楼。穿过楼下的过道，是突出的中前楼。楼上为图书馆，有丰富藏书；下为大礼堂，可容500余人。中前楼两翼，上下合计8个教室。中后楼有教室、理化仪器、生物标本室，楼下为学生实验室。中前、中后楼中间有过道楼宇，楼上为史地博物馆。东西两侧楼，上为学生寝室，每室可睡五至六人，下为学生自修室，内有自修桌五张，每桌可坐两人，桌上有书架可陈放书藉。两侧楼的北端为盥洗室、劳作室。北楼为三层，白铁皮为顶，是全校最高最大的建筑。楼内采用中过道，两边辟为学生宿舍和自修室，可容学生300余人。逾三层楼而北即学校大操场。 校之东半部，有楼宇一大幢，上下22间，楼上曾为音乐室、美术室，楼下为学生膳堂。楼后建有厨房与操作间等。再后为学生浴室，有十余间平房，洗澡时一人一室一盆一坐，生活上很方便。 1916年12月，第一任校长缪文功，用款1000余元修校旁光孝塔，由校辟门通塔，师生可随时登鉴，使学校更为壮观生色。1920年，第四任校长史维藩，先后建天桥，通校后操场；建地道，通校东校园，师生称之为“天上”、“地下”。 如果说，大生一厂的出现是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那么可以说，江苏省南通中学的诞生，是中国新文化机体上的一个新质细胞。     姚穆觉得进入了通中不仅有历史的沧桑感，还有时代的使命感。他从了解校史的过程中，感到张謇为国办好一件事，那种矢志不渝、坚忍不拔的精神，那种不达目的决不休止的意志也给他深刻的启示。他和一些同学共同发起办了墙报，宣传校训“诚恒”，抒发文思，承递传统，弘扬民族精神，团结同学，共同奋斗。当时主笔之一正是当天同行的同年级同学尹汝泉。 姚穆进入通中的第二年，也就是上高一的第二学期的春天，亲自经历那一幕是姚穆刻骨铭心终身难以忘怀的。   3月17日的晚上，有些同学神秘从钱老师那里走出来，把《告南通人民书》、《南通人民意见书》带到到宿舍里，当时姚穆才16岁，还不大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一个高三的同学告诉他，现在抗战胜利了，但是反动当局要发动内战，明天有个监督停战的军事调处小组来通，我们明天要去参加游行，表达我们反内战、要和平、反独裁、要民主的要求。 有个别同学不理解，说，我们读我们的书，调停小组来不来不关我们的事。那个大同学告诉他：“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关心国家大事，我们通中同学义不容辞！”他这一说，整个宿舍的同学激动起来，都同意去参加游行。 第二天，也就是3月18日一清早，姚穆跟同宿舍的同学悄悄起身，溜出学校，按照昨晚大同学所说的地点，来到实验小学集合。 大概8点钟光景，游行的队伍出发了。 天上蒙蒙细雨，弥漫着料峭的春寒。但是排在队伍里的姚穆，跟其他同学一样，精神抖擞，斗志昂扬，一路高喊口号，随着浩浩荡荡的队伍前进着。     钱素凡老师行进在游行队伍中，他右手打着一把黑洋伞，左手不时把鼻梁上的深度近视眼镜往上推推。脸色是严肃的，眉宇间隆起一个思考的疙瘩，好像将面临着什么严峻。 队伍经过南通城的主要街道，激动了沿街两旁广大群众的心，不少市民、职工和店员也加入了行列。队伍到达西门的大码头公路的入口处，大家站立在那里，等待执行小组的到来。这时，呼啸的西北风越刮越紧，冰冷的雨点越打越猛，姚穆身上的衣服跟其他同学一样都湿了，但是依然坚持在雨中。     将近中午，雨仍不停地下着，反动当局组织的团体队伍渐渐散了，大多数人回去吃饭。而地下党组织的青年学生却忍着饥饿，精神抖擞地等着。为了解除等待的寂寞，在路边广场上开起热烈的“文艺舞会”来。钱素凡老师当场慷慨激昂地朗诵了共产党员徐惊百的诗《颂歌》，博得热烈的掌声。他表演结束后，点名叫他的学生表演节目。 同学们等了好久好久，执行小组才到了。国民党军警用刺刀拦阻示威的学生队伍向执行小组靠近，于是游行队伍朝着执行小组的驻地进发。国民党反动派随之布下了三道铁丝网，并架起机枪，封锁示威群众的去路。青年学生不顾一切冲破铁丝网，终于来到执行小组的驻地——桃之华旅馆的门口，     在冲过铁丝网时，钱素凡全然忘记了自己的危险，冲在最前面，带领愤怒的群众在桃之华旅馆门口狂呼口号，学生替他着急，大声高喊：“钱先生，不要再往前走了！”可是他还是往前冲。 钱素凡的突出表现进入了中统特务的视线。事后不到一个月，我们的钱老师遇难了。     经历这件事后，16岁的姚穆突然长大了，一下了像成熟了许多。     从那件事后，姚穆似乎对历史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特别对历史上的爱国主义人物发生了兴趣，从“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屈原，到“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杜甫；从“自古人生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给后人留下荡气回肠的《正气歌》的文天祥，到“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的岳飞；从“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洲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陆游，到“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的辛弃疾；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顾炎武；从背主跳海壮烈殉国的陆秀夫，到血指书写“救国”，把一份份血书寄给国人的陈天华；从“感国难，哀民生，著《大同书》”的康有为，到“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孙中山……     一个个爱国主义的英雄形象都在姚穆的脑中不断浮现。当国难深重、百姓遭殃之时，他们为国担忧，为民请命；当异族入侵，河山破碎，他们挺身而出，赴汤蹈火……他们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不愧为炎黄的精英，中华的脊梁！ 那时进入通中，在校门过道中间，有一面往届毕业生赠送的大型“整衣镜”。 进校师生在镜前都会停留一下，对镜整理衣冠。姚穆每经过这里，总不由想起唐代《贞观政要》中魏征向唐太宗讲的几句话：“以铜为镜，可以整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姚穆常常以历史上的爱国主义英雄人物自勉。     通中深厚的人文素质教育，“热爱祖国，追求真理”的火炬照亮了他的一生！ 姚穆通中毕业后，按照家庭的意向和个人的追求，进入南通学院纺织科学习，并获得了大生纱厂设立的助学金，姚穆的学费都由大生纱厂资助。 南通学院的生活既紧张又有趣味。姚穆记得，有一段时间，纺织科、医科、农科的学生是插花住的。所谓的“插花住”，也就是学生宿舍不分系科，只分男女，这样安排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它能让不同专业的学生互相取长补短。姚穆还记得，南通学院的一些课程是合上的，学生多有交流的机会，并不因为所学专业有别而形同陌路。那时，南通学院非常注重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践的能力，8个学期中有7个学期要安排学生实习，姚穆第一学期就到清棉车间实习，当时他又瘦又矮，虽然拔不动棉卷辊，但仍然愉快地度过了一个月的实习时光。这种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早期实习，养成了他以后的不尚空谈的治学习惯，形成了他后来的许多从实践中观察而有所创新的优势。 南通学院也有一批以校为家的教师留在姚穆记忆的深处。南通学院纺织科主任邓禹声老师在生命垂危的时候，仍然留恋着学校。家人不想让他在学校里过世，好说歹说要用床板抬他回家，没想到刚抬到走廊，邓老师忽然抱住走廊里的柱子，坚决不回家，说是死也要死在学校里。如其所愿，邓禹声老师直到人生最后一刻都没有离开他所热爱的学校。姚穆的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他说，在南通中学，在南通学院，受到的人文关怀和精神启迪，影响了他的一生。 姚穆从小学到中学，从中学到大学，一切都是很顺利的，但也是艰苦的。在南通学院的一切生活费用都是大生一厂资助的。解放后的社会，建国后的新时代，启示青年人要为祖国、为人民做出自己应付出的一切。在由南通学院西迁的李有山老师等的带领下，姚穆等五位同学离开了富饶的江畔水乡，奔向大西北的黄土高原，转学到陕西咸阳西北工学院纺织系。 从某种意义上说，磨难是一种财富，他不仅锻炼人的意志，更使人懂得生活之不易，激励人奋发向上，磨难的阻力往往变为一种强大的精神动力。姚穆身处逆境，学习格外勤奋，1952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西北工学院纺织系。因为成绩出类拔萃，赢得学校的器重与关注，被留校任教。 迎春花开 姚穆“纺织”生涯数十年，很不容易。 虽然纺织是人们衣食住行中必不可少的内容，但在极左的年代里，不讲吃不讲穿，只要吃饱穿暖就行。艰苦朴素是那时的价值取向。在这样的环境中，研究穿着舒适似乎有些不合时宜。但是，姚穆心想，衣着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告诉我们，人类的衣着穿戴总是随着时代不断进步的。     丝绸是我们中国的发明。据说养蚕织丝是黄帝之妻嫘祖发明的。证之以考古发掘，至迟在四、五千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蚕、丝业已在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萌生。春秋到秦汉，丝绸生产遍及全国，而且各类繁多，织法各异，精彩纷呈。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时期，通过“丝绸之路”，中国丝绸传入西亚和欧洲各国。古希腊、古罗马羡慕地称中国是丝国。西方贵族把中国丝绸看作是“光辉夺目，人巧几竭”的珍品，他们要用同等重量的黄金来买从中国运去的轻柔的丝绸。     丝绸虽好，但价格昂贵，普通老百姓穿不起，只能穿那种用粗毛编织而成的褐，所以古称贫苦人为“褐夫”；有的老百姓穿的是用麻或葛织成布衣，所以古时候“布衣”成了庶人的代称。     棉，在中国上古时代是没有的，它出自西域南番，中原地带在唐代以后才有棉花的。所以在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从木的457个单字中，就没有“棉”这个字。这个“棉”字是由“木”和“帛”合成的，因为“帛”是丝织物的总称，棉花的功能跟“帛”的作用一样，又因为它是草本藤类植物，故加上“木”的偏旁。因而，“木”和“帛”合成为“棉”字。棉花的种植从宋以后才开始传入江南。 由于棉花的普遍种植，改变了中国老百姓“褐夫”、“ 布衣”的形象。 从宋代至今一千多年了，我们中国老百姓的穿着衣料，跟我们建筑用的秦砖汉瓦一样古老，能不能不能改进一下呢？姚穆经常这样琢磨。 在极左的年代，讲究穿着舒适是跟“封资修”连在一起的。能冒天下之大不韪吗？但是追求科学总是要付出代价的，要不然，哥白尼的“日心说”不会取代托勒密的“地心说”；没有伦琴射线的发现、放射性的发现、电子的发现，就不可能敲开原子世界的大门；没有对牛顿的绝对时空观的彻底否定，就没有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没有量子理论的创立，就没固态物理学研究的发展，就没有液晶研究的发展，就没有介观物理研究的发展，就没有当代的高新技术。只有对科学不断追求，才有科技的不断进步，才有生活质量的不断改善。 为了全国人民的穿着改善，即使研究有风险，也要冒着风险去研究。 于是姚穆始终潜心研究着如何让人们穿戴得更理想。 特别是当今科技的发展，普通老百姓都有家用电器，微波炉、电视机的电磁辐射已经成为隐性杀手之一。据央视报道，由于环境污染和孕妇缺乏防护意识及有效的防护工具，中国每年新生儿畸形在100万左右。如何让服装防护人体免受电磁辐射，已经成为姚穆关注的一大课题。 不管政治气候如何，身处祖国大西北的姚穆，始终痴迷于织物穿着舒适性的研究。 中国古代的人们也许对穿着也有过改进的考虑，但是中国传统文化重直觉思维，对事物的认识不是由局部到整体的渐进的认识过程，而是一种“整体直观”，只注重定性分析，不注重定量分析。就穿着而言，只是靠感觉选择穿着，选择的标准是感到哪种衣着软一些、暖一些、舒适一些，就选哪一种。至于柔软的程度、保暖的程度、舒适的程度是没有精确的数据进行科学分析和定位的。在模糊思维的定势下，穿着文明的进展不大。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感觉和经验也许可以说明一些问题，但不能精确地反映事物的本质。姚穆对衣着的研究则完全采取崭新的科学实证方法、逻辑分析的方法进行深入的研究—— 1977年以后，他在上海医科大学等单位的协助下，和他的助手先后作了10万多张中国人体皮肤切片。经过反复的观测和试验，取得了大量的数据，揭示出人体对织物感觉的奥秘，令医学专家和纺织同行敬佩不已。姚穆还毅然在自己的身体上作电生理试验，从而取得活的皮肤感觉数据。经过反复测试和研究，他终于弄清了织物与中国人体皮肤接触时的温度变化、湿度感觉以及压力反映，也确立了穿着舒适性这一大系统中各个环节在物理、生理、心理诸方面的转换模型，开拓了人体着装舒适性研究新领域，建立了纤维轴向、经向热导系数及织物空气界面上热阻抗测定方法，推导出湿蒸发的动态平衡方程，确定了着装人体客观测试和主观评价间的联系、织物物理参数与暖体假人参数间的关系，组建并验证了生理心理测试系统。 姚穆将织物的物理测试、人体着装的环境物理测试及人体的心理测试三者统一，创建了人体着装舒适性理论和测试系统，为我国极地服、宇航服和作战服等特种功能服装设计与暖体假人设计，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1990年11月，姚穆的织物穿着舒适性研究通过了纺织工业部的鉴定。     在姚穆献身中国的纺织事业的过程中，始终受到党和人民的关注。党和国家给予他亲切的关怀的巨大的鼓舞。1980年姚穆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觉得自己不只是一个向科学进军的战士，更是一个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献身于共产主义的战士。巨大的精神动力激发了他更大的科研情智。 姚穆的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是并重的。上个世纪70年代，姚穆投入中国羊毛物理、化学性能研究，这项研究弄清楚了中国羊毛的结构和性能，弄清楚中国羊与国际优秀羊种的区别，为中国优质羊的培养提供参数与方向。 “七五”、“八五”期间，姚穆主持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纯化纤呢绒工艺及设计”和“化学短纤维仿毛产品精细加工技术”。这种工作十分专业，用通俗的话解释，即用仿造毛制成织品，不仅要仿真，还要超真。这时，有些人对化纤衣料提出非议，而姚穆坚持认为，化纤并非全无优点，应该多加合理运用，随着这两个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姚穆的观点也为越来越多的国人接受。 棉花品种过去只有长绒棉、细绒棉、粗绒棉，上个世纪90年代，国外出现了中长绒棉，这种棉产量很高，品质比细绒棉好。姚穆在国内主持并全面指导了中长绒陆地棉品种的筛选、纤维性能测试研究、纺纱工艺研究，制定了织物产品设计方案、加工技术规范及质量考核指标体系，研制成功以中长绒棉全部取代长绒棉生产高支精梳棉纱的理论、方法、技术，大幅度降低了纺高支纱的成本，从而实现了“用100%中长绒棉取代长绒棉生产高支精梳棉纱”的重大技术突破，丰富了我国的棉纺原料，使我国在大面积推广该技术方面走在国际先进的行列。 在“九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中，姚穆再次领衔主持棉花质量公证检验测试系统研究，研制成功中国第一台棉花粘性测试仪器。 最近二十年里，姚穆一直担任纤维国家标准审查讨论委员会的主任委员。纤维国家标准牵涉到工农商外贸等多个部门，任何一次小小的修定都是一次利益的再分配，一字一词的修改都非同小可，本着对祖国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姚穆接下了这个艰巨的任务。说来也奇，一听说是姚穆主持，各方面的人士都欣然前往。从这个侧面也可看出姚老为人之正直。     在领导的充分信任下，在众望所归的宽松环境中，姚穆研制建立了系列纺织测试仪器和标准。研制成功纱线条干仪、棉花粘性测试仪等纺织测试仪器26种，其中最高标准器YG132型信号发生器和标准规等已成为我国专用仪器计量校准基准，推进了我国在该领域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轨，这些仪器填补了国内空白，具有国际先进水平，他主持制定完成纺织材料及纺织品国家标准、军队标准等近20项。 1996年，姚穆受聘为解放军军需科技发展特邀顾问，开始参加和协调研究设计新一代军服系列面料。 在一般人眼中，军队服装跟老百姓的服装的质料是差不多的，从前战争时期的军服生产，就是把老百姓穿的棉布染成灰色或黄色，缝制成军服的样式就行了，似乎用不上什么科研。殊不知，战争时期由于条件的限制，不可能有专用的军服面料；现在科技进步了，世界各国对军服面料都有自己的考究。军人生活与常人生活不一样，军队的训练生活决定了军服的质料要坚固耐磨，不易磨破；简陋的军旅生活决定了军服的洗晒，不可能像家里那样有固定的晾晒场所，更不可能像家里那样烫贴得平平整整，必须易洗、快干、免烫；流动的军旅生涯决定了军服不可能像家里挂在那里，也不可能摆放得整整齐齐；军人经常有训练活动，每人身上都有一定的负荷，军服质料越轻越好；不同的兵种还有不同的特殊要求。还有，军服面料的用量是很大的，成本上稍许低一点，就可以节约一大笔军费开支。所以军服的科研，是国家和人民十分需要的科研项目。 姚穆受命以后，怀着对祖国和人民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通过理论和实践研究，他提出了多异多重复合变形化纤长丝成型新理论，攻克了一系列关键技术和工程化难题，发明了多异多重复合变形新化纤长丝——“军港纶”。通过纺、织、染、整后，加工出分别适于春秋、夏、冬穿着用系列军服面料、衬料、辅料，设计和产出系列军服、制服，其性能居国际先进水平，姚穆的这项科研成果获4项发明专利，年均利润3亿元，已获全军科技进步一等奖、2001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1997年5月，新一代军服首先开始装备驻港部队。新一代军服含有化纤成份，主要有这样的特点：可以机洗，“洗可穿”（易洗、快干、免烫），“易保养”（不需要衣架，随便一裹，往哪儿一塞，展开20分钟后，衣即平整理无摺皱），性能价格比，世界一流。可以说，当今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军服比我国的军服成本低，也没有哪个国家的军服质量比我国的军服质量好。据姚穆介绍，部队军服用的纺织品有数十小类，有上百个品种，都以化学纤维为主要原料制成。     姚穆发明的军服产品除用作驻港、澳军服和国庆50周年阅兵着装，并逐步装备全军部队。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到祖国怀抱。当姚穆看到驻港部队穿着自己研制的军服，以饱满的精神、矫健的姿态亮相在世人面前，姚穆不禁露出欣慰的笑容。 在澳门回归庆曲和国庆50周年阅兵式上，军港纶制造的军服又大放异彩，姚穆再次成为英雄背后的英雄！     这些成果的取得，使他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三等奖1项，省部级及军队科技进步奖10余项。 姚穆院士在教学科研第一线辛勤耕耘五十载，坚持产学研结合，发表论文180余篇，出版专著、译著8部，为国家培养高素质博士生18名、硕士生43名，他们大多已在国内外成为教授、博导，成为事企业单位的领导骨干和科技骨干。     姚穆院士治学严谨，作风正派，勤奋实践，亲力亲为，平易近人，不计名利，甘为人梯，在思想、品德、学风上是青年人的楷模。他在理论技术研究及工程化和人才培养等方面成就卓著，被评为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全国教育系统、全国纺织工业系统及陕西省劳动模范、陕西省科技精英、陕西省优秀共产党员、陕西省优秀博士生导师等荣誉称号，担任中国纺织工程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标准化协会纤维分会名誉会长、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养羊研究会理事、中国畜产品流通协会及绒毛专业委员会荣誉委员、解放军总后勤部军需发展特邀顾问、陕西省科协荣誉委员，是国务院第二、三届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和国家教委科技委成员，英国纺织学会（FIT）会员。     现任名誉院长、教授、博导、院学术委员会主任、陕西省功能性服装面料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是陕西省纺织工程重点学科和院“纺织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的学科带头人。2001年被增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对于成绩的取得，姚穆始终把它归功于集体。他总是重复这样的话：任何一个工程都不是哪一个人能完成的。它需要一个大集体，少则几十人，多则几百人乃至成千上万的人，才干得出来。我个人只是其中的一分子。所以，我们在几百篇文章和几十本书里，都看到他的名字，但一般都不是个人署名，那是因为他担任了主编。     姚穆同志忘我地全身心地扑在中国的纺织事业上，按照中国传统的先立业后成家的习惯，他44岁才结婚成家。不理解他的人，既为他的奉献精神所感动，又为他的“克已”精神而惋叹。而姚穆有自己的生活信条，他常以林则徐这样的两句话自勉：“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因为早在数十年前，母校奉献社会、不求回报的理念就已经深深扎根在他的心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