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海天记父亲姚雪垠：以司马迁的精神激励自己

姚波

姚海天记父亲姚雪垠：以司马迁的精神激励自己

　　　来源：文艺报

20世纪90年代的姚雪垠

2010年是先父姚雪垠百年诞辰。100年前的10月10日，父亲生于河南邓县(今邓州市)城西50里偏僻的不足百户人家的姚营。因为村子周围筑有防御土匪的高土墙，村子又叫姚营寨。父亲的一生，历经清末、民国和新中国三个历史阶段，也如20世纪新旧中国百年沧桑一样，可谓命运多舛、多灾多难。但父亲的一生，也是传奇的一生、幸运的一生。

父亲一出生就经历了第一道生死关。他虽然生于地主之家，但家道已经败落。父亲有两个哥哥，母亲不堪承受生活的重担，决心等第三个孩子一生下来，不管是男是女，就塞进尿罐淹死。当时，家乡溺婴风气盛行，但溺死的几乎都是女婴。幸运的是，父亲在阴历九月初八半夜里一呱呱落地，就被守护在一旁的老祖母抢救下来，才保住了小生命。

父亲14岁时，同二哥到500里远的信阳一教会中学读书，因直奉战争，学校提前放假，他们在返乡途中被土匪绑票，大约在土匪营中生活了100天。抗战后，父亲就以这段百日传奇经历写出了自传体长篇小说《长夜》。

1931年，父亲在河南大学读预科期间因参加学潮，先被逮捕，后被开除学籍，即到北平“漂泊”，以投稿维持生计。不幸染上肺病，常常大口吐血，贫病交加，生活十分艰难。肺病在当时是绝症，父亲也无钱医治，几年后竟不治而愈。

当然，父亲一生最大的磨难，还是在政治和创作方面，屡经挫折和打击，几乎陷入灭顶之灾。特别是1957年，他响应号召，真诚帮助党整风，因发表《谈打破清规戒律》《创作问题杂谈》《打开窗户说亮话》等文章而获罪，经过几场猛烈批判斗争后，被划为“极右派”。会上宣布，今后不能再搞创作，养起来充当“反右”教员。父亲一时对前途绝望，甚至产生投江的念头。当情绪稍稍平复下来，即以司马迁的精神激励自己，开始一边痛哭，一边偷偷写作《李自成》。经过10个月的日日夜夜，赶在去农场劳动改造前完成了第一卷的草稿。在汉口郊区东西湖农场的三年艰苦劳动中，又对草稿进行了整理。父亲原想生前出书无望，死后由后人交给国家，对祖国的文学事业作出自己应尽的贡献。父亲在1960年底摘掉“右派”帽子，不久又逢历史的机遇，《李自成》第一卷在1963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风靡全国。从这一点说，父亲是幸运的。“文革”后，父亲在他的回忆录《学习追求五十年》中记述了《李自成》第一卷的写作经过。他写道：“如果读者询问我第一条重要经验是什么，我必须回答说：立下较高的追求目标，在逆境中艰苦奋斗，死不动摇，不实现决不罢休。我常常一边写一边哭，有时不能写下去，只好停顿下来，等胸中略微平静时继续写。可以说，《李自成》第一卷是用眼泪写出来的。所以当1961年我将《李自成》第一卷的初稿整理完毕后，题了一组七绝抒怀，其中第一首有这样两句：三百年前悲壮史，豪情如泪著新篇。”

父亲从1957年开始写《李自成》起，就走上了一条艰难漫长之路，一路上风风雨雨，直到病倒，岁月长达半个世纪。父亲常把写《李自成》比做“长征”，“艰苦的长征”。在长征途中，每天凌晨3时即起写作，每天写作、读书、抄卡片、思考研究问题十余个小时，几乎天天如此，年年如此。一年到头，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即使除夕之夜也不停笔。父亲还以“下苦功，抓今天”、“耐住寂寞”、“生前马拉松，死后马拉松”等座右铭来激励鞭策自己。1990年，父亲在《八十愧言》中说：“我今年仅仅八十整寿，离百岁还差远呢。我对追求事业的热情依然未减，艺术构思能力也未衰退，我不能停止长征。”“我要像一匹老马，驮着重负，趁着夕阳晚霞，不需鞭打，只愿在艰苦的写作上继续长征，中华民族的新文学需要发展，人民需要文学，我不能放下我的义务。”

父亲尽管信心百倍、热情似火，但不能违背自然法则。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父亲明显衰老，写作进度越来越慢，原来字迹工整、干净的书稿变得凌乱，掉字漏字越来越多，到处是涂涂抹抹。一天只能写出几百字，顶多千把字，后面还有几个单元尚未动笔。我越来越为父亲着急、担忧，有时不免抱怨：“爸爸，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才能完成四、五卷？”父亲低声回答：“尽力吧。”不久，父亲病倒了，我才意识到，父亲为《李自成》已经耗尽了他的全部精力和心血，透支了生命，在最后的岁月里并在大脑严重萎缩的情况下(病后体检才得知)，仍在做最后的拼搏和奋斗啊。在耄耋之年仍在创作三百多万字的鸿篇巨制，这在老作家中已是奇迹。自己的抱怨，只能加重父亲的压力和内心痛苦。多年过去了，至今回想起来，仍常常为自己对父亲的抱怨感到愧疚和自责。

1972年2月，父亲终于累倒了，倒在了书桌前，是因劳累过度而中风。住进医院的第一天夜晚，我值班看护，因白天忙了一天，夜里睡着了。突然，同房另一病床的护工一边推我一边惊叫：“快醒醒，老人怎么躺在地上了！”我猛然惊醒，看到父亲，平躺在水泥地上，我急忙跑到跟前问：“爸爸，怎么啦，怎么躺在地上了？”父亲神志清醒，声音低低地、不连贯地说：“我要起来写《李自成》，写不完《李自成》对不起读者。”我一听，眼泪夺眶而出：“爸爸，你病了，等病好了再写不迟。”一边说一边和护工一起把父亲抬到床上，盖好棉被。这时我看看表，时间是凌晨3点多一点，正是父亲每天夜里起床写作的时间。这一夜，我再也不敢入睡，父亲在病床上也辗转反侧，一夜无眠。这一情景，使我想起了父亲在《八十愧言》中的一句话：“假若我写作到九十多岁或近百岁，忽然医生告诉我说，你活不多久，不能再写作了。我不是想着我这一生曾经为祖国人民写过多少作品，而是对医生点点头，表示感谢，然后轻轻叹息一声，在心中惋惜地说：‘可惜呀，我还有一些写作计划不能完成！’到那时，我不得已，只好怀着愧心放下我的所有计划，辞别人间。”

父亲一生中最大的幸运是找到一位好伴侣——我的母亲王梅彩。父亲和母亲于1931年春在开封结婚，当时父亲21岁，母亲18岁。两人从此携手度过了患难与共、相濡以沫近70年的漫长岁月。关于父母的婚姻，还有一段传奇经历。1930年在河南大学预科读书的父亲，因积极参加学潮，作为“共党嫌疑”被捕，因查无证据，由河南知名辛亥革命元老、邓县同乡王庚先保释出狱。从此父亲成为王先生家的常客，和母亲王梅彩相识、相爱，喜结连理。婚后，父亲常年奔波在外，很少回家，母亲留在家乡含辛茹苦，独自撑起家。解放后，全家终于团聚、生活在一起，但1957年父亲被划为“极右派”，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积极要求入党的母亲，自然受到牵连，从此断了入党的夙愿。1961年，家从开封迁到武汉，母亲辞去工厂教职，成为一名家庭主妇，照顾父亲的生活和工作。每天忙完家务后，就戴着老花镜，用老式打字机把《李自成》一个字一个字地敲打出来。在“文革”中，批斗、抄家成风，母亲每天担惊受怕，不知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

70年代末，全家定居北京，景况好多了。在很长一段时间，为了让父亲每天吃上可口的饭菜，为了节省开支，母亲坚持不请保姆，自己料理家务。每天买菜、做饭、打扫卫生、整理书房、送信、取报，从早忙到晚，把家里安置得井井有条。家里来了客人，更是忙着倒茶让座，热情招待，还常留下客人吃饭。人们无不交口称赞，说母亲淳朴、善良、热情、好客、能干，为《李自成》作出了很大贡献，是一位平凡而伟大的女性。

1992年母亲不幸中风，留下瘫痪、失语、思维受损的严重后遗症。母亲住院两个月，因病情危重，需要不断交纳押金，这时候父亲才知道家庭经济的拮据。有一次一时拿不出足额押金，父亲像小孩子一样号啕大哭。他万万没有想到《李自成》印了几百万部，家里还如此清苦，连为母亲交住院押金都如此困难。但父亲对钱财又很慷慨。1982年，《李自成》第二卷获茅盾文学奖，当即把3000元奖金捐给了中国少年儿童基金会。1984年，又捐出家乡祖产房退赔款4200元，设立了邓县中小学生“春风作文奖”(后易名“姚雪垠作文奖”)，每年又拿出一个月工资作补贴，为发展家乡的教育事业倾尽绵薄之力。

2000年，我们子女代表母亲遵照父亲生前心愿，捐出《李自成》四、五卷版税50万元，经中国作协批准在中华文学基金会设立了“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奖励基金”。

父亲是个性十分鲜明的人。父亲的性格特点是什么？每个人因接触不同，视角不同，感受不同，认识不同，会有不同的答案。1984年，父亲应邀去新加坡参加一次文艺活动，新加坡女记者张曦娜在访问记中写道：“要怎样形容姚雪垠呢？自信、直率、爽朗、豪气、幽默……都是，但都不足以形容我眼前这位一头银发、神采奕奕、敢说敢言、心思灵敏、反应迅速、毫不矫情做作的作家、学者。”“姚雪垠已达74岁高龄，却一点也没有给人垂垂老矣的感觉。他能言善道，谈得深，谈得广，言谈间还透着那么一点点童心未泯的戏谑和诙谐。”

国内一些友人则这样评价：“一个真诚、正直的人”；“一个倔强的人”；“一个满怀天真之气的人”；“一个有独立人格、独立思想，不人云亦云、随波逐流的人”；“一个有正义感、是非感、爱憎分明、刚直不阿、铮铮傲骨的人”；“一个透亮的人，一个一旦认准真理就九牛拉不回的人”；“一个心胸极其广阔，对真理对人民事业执著追求的人”；“姚雪垠的精神世界就像广阔无垠的白雪一样，具有冰清玉洁的美好品质”。当然，也有不少人认为父亲是一个“自信、自负、狂妄的人”。

父亲则这样解剖自己：“我的思想性格中‘狂妄’占着很重要的一面，我很少迷信名人，也不迷信名言。对许多文艺问题，喜爱发表不同意见，特别是有独特见解的意见，决不随声附和、人云亦云，有时也不为权者讳，尊者讳，故常开罪于人，被斥为狂妄。”

父亲在《我的前半生》中写道：“假若你向我的老朋友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姚雪垠的性格特点是什么？你准会得到各种不同的回答，甚至是毁誉各异。假若问我自己，我会告诉你，我的性格有各种弱点和毛病，但有一个重要的特点，使我在一生中能够屡经挫折而不曾消沉和倒下。我的这个十分重要的性格特点是：非常坚强的事业心和永不消沉的进取心。”

正是由于父亲的这些突出、鲜明的性格，才能使他坚忍不拔地克服种种艰难困境，成就了《李自成》，使自己的文学事业达到了高峰。现在人们也越发认识到：在世风、学风、文风不正的情况下，父亲的性格和精神显得多么难能可贵。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父亲驾鹤西行已11年了。父亲辞世3年后，母亲也跟随他而去。今年又迎来了父亲的百年诞辰，在纪念父亲百年诞辰的日子里，10月9日中国作家协会在北京举行了纪念座谈会，在其先后，中国文学学会、邓州市委市政府、湖北省文联和省作家协会也先后在南阳、邓州和武汉举行了学术研讨会、纪念会和座谈会，其隆重、热烈、诚挚的氛围让我们感动不已、感慨不已——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们并没有忘记父亲，或撰文、或著书、或发言、或讲座，对父亲的文学成就和人格精神给予很高的评价。这是我始料不及的，个中原因，正如一位学者在发言中说：“一个作家在百年之后，还受到人们的追念，是很不容易的。这样的作家，既要在创作上为我们文学发展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还要有一种为人们敬仰的人格魅力，有一颗对祖国、对人民赤诚的心，姚雪垠可以说就是这样一位作家，因此，他不仅能与他同时代的读者，而且还能与他百年后的读者保持着心灵的呼应。”

我想，父亲若在九泉之下有知，一定对此会感到欣慰的。（姚海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