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琮 (1891~1977)
《史迻》封面与扉页
《史迻》自序
□肖伊绯 温州人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很活跃,活跃到似乎有点令人手足无措。这种活跃绝非赶趟似的追随潮流,手脚快一点的就作得先锋的。这种活跃之所以能令人手足无措,无外乎其中有明确的逆潮而动、自兴潮流的文化基因使然。 温州人,除了生意场上的精明与胆魄,让亦步亦趋的各地商界人士自愧弗如之外,即使在文场上的表现,也颇令当时代及后世的学人们津津乐道。以陈介石、陈怀、林损为代表的“温州学派”,一直让当时高擎新文化运动大旗的胡适头痛不已,在新旧学问之争论、中西文化之争辩、古今文体之争执上,“温州学派”的坚持与决然俨然亦是另一种“潮流”。 这种“潮流”的源头,当然可以追溯到“温州学派”鼻祖孙诒让那里。孙诒让(1848~1908),字仲颂,别号籀庼,温州瑞安人。学人盛赞其为“有清三百年朴学之殿”,不单单是博古通今、著作等身一系列大学者应有的天赋与苦功,更因为其勤学致用,身逢衰微末世,仍将精深学力倾心于社会实践。经过种种强国救亡之探索的孙诒让,深感清帝国政治已无可救药,遂从忠君救国的改良维新,转为同情反清革命,甚至多方营救包括秋瑾在内的革命党人。 作为学界泰斗且为国学大师的孙诒让,如果说其学说创新上的胆魄与智慧让章太炎也赞叹其“三百年绝等”已足以代表所谓“温州精神”的话,那么他后来冒死营救革命党人,复又致力实业、开矿办厂等“豪举”则一反文人做派,颇有点“文武双全”的味道了。1891年,44岁的孙诒让正值学术盛年时期,他可能不会想到,瑞安诞生了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武士”,他就是日后长期活跃于国民党军政核心地带、官至陆军中将的姚琮。 姚琮(1891~1977) ,字味辛,温州瑞安人,1891年生于瑞安县马屿乡上京村。早年入江上村养正学校,1907年考入保定通国陆军速成学堂第一期。1908年5月,61岁的孙诒让因猝患中风而逝之际,17岁的同乡人姚琮正在刻苦军训,并于同年12月毕业。于1909年3月至浙江陆军混成协(协统萧星垣)司令部任见习官,后任浙江新军第二十一镇(统制吕本元,萧星垣)第四十一协(协统杨善德)第八十二标(统带周承炎)排长、浙江新军军官教育团(团长蒋尊簋、萧星垣)教官等职。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20岁的姚琮第一次身临真刀真枪的大战,他毅然参加光复杭州之役,任浙江新军起义军总司令(周承炎)部参谋。参加了光复杭州之战的姚琮,并没有以开国元勋自居,不固步自封、善于学习探索的“温州精神”再次闪现。他于1913年考入北京陆军大学,在学期间,也非满足于仅仅停留在纸上谈兵的教科书式学习,他又参加了讨伐袁世凯的秘密军事活动。这一切,让20岁出头的姚琮意识到,军事与学术不但可以相互促进,学术眼界的提升正是军事战略的高度体现。 1916年从北京陆军大学毕业后,姚琮在返回浙江陆军任团副之后,这位25岁的年青军官随部赴闽参加护法作战。正是在率部驻闽期间,结识援闽粤军作战部主任的蒋介石,受蒋委托劝说温籍赴闽浙军师长潘国纲支持援闽粤军未遂。虽然这是一次以失败告终的军事行动,但从此姚琮进入蒋介石的视线,蒋介石也由此成为姚琮进入国民党军政核心地带的引路人。 1925年应蒋介石书招,姚琮于次年南下广州,聘任为黄埔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四期军事教官,被授予陆军上校军衔。1926年7月北伐誓师后,姚琮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部副官长,随军参加北伐时期湘浙赣苏等省战事。从此,35岁的姚琮作为蒋介石的副官,成为名符其实的左右手,他对蒋氏的忠心耿耿与精心辅佐,伴随一生。 史料证明,在1937年8月13日淞沪大会战之前,第一个向蒋介石以非正式方式提议的正是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的姚琮。而1938年5月21日,时任军委会办公厅副主任的姚琮又第一次正式提出了决开黄河堤岸、水阻日军的建议。虽然这两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重要建议于后世史家看来毁誉参半,可姚琮忠于职守、果敢坚决的军人风骨由此亦可见一斑。 作为1936年即获授陆军中将衔的少壮派军官,时年45岁的姚琮仍然固守着“温州精神”,戒骄戒躁、乐于学习。繁忙的军事行动与政治活动之间隙,先贤的经典,姚琮还是手不释卷、颇为认真地研读过的。直到抗战胜利前夕的陪都重庆,姚琮仍然在寓所内批阅《资治通鉴》,每每对国家兴亡、君臣政论之史事沉思良久。 可能是联想温州先贤孙诒让之故,也可能是希望对读史通今有一个总结,他将数年来读《资治通鉴》所作的摘要合辑,命名为《史迻》。当然,这是一册完全无法以“学术”相较于孙诒让的著作,之所以让人易于联想到孙氏,当然是因为孙氏的那部训诂名著《札迻》。 1893年,46岁的孙诒让开始整理自己的读书心得,将三十余年间阅读与校勘的七十八种古籍加以品评判研,辑为十二卷读书笔记,冠名《札迻》。《札迻》一书,系孙诒让把自己三十年来阅读周秦汉魏以迄齐梁的七十八种古籍所作的笔记,与他家见解互相参证,藉以校勘文字,诠释疑义,订正讹误的校雠名著。其考释精审,学者交相赞誉。 虽然同为读书笔记,且冠名中同有这个“迻”字,且二人同为温州瑞安同乡,迻录也罢、迻译也罢,无论是专业程度还是质量与数量,《史迻》仍然无法与《札迻》相提并论。或许,这部两卷本的《史迻》,压根算不得一种学术著作,充其量,仅代表着姚琮本人作为一名军人的阅读心得,但于其间所折射的“温州精神”仍然让我们由衷叹服。 在这两本一套,用普通竹纸印就的小32开《史迻》之上,铅排的小字让我们感受不到惯常的学术经典的那种派头。没有考究的用纸,没有高开的天头地脚,没有精致庄重的刻版,没有卷帙浩繁的广征博引,我们还在这样的小册子末看到一张长长的勘误表,标注着多达三十九处的误排或漏排,甚至还在“勘误表”上继续“勘误”(用红色铅字或直接毛笔涂改)足令观者哑然。 《史迻》一书前后,没有任何学者名士、达官显贵的序跋题词,这也颇令人意外,似乎又在意料之中。意外的是以姚琮这样一位身为中将的军政要人,居然没有附庸风雅邀朋唤友来为其著捧场;意料之中的却是这符合一位真格军人的做派,也符合所谓的“温州精神”罢。 姚琮本人为此书写有一篇极简短的序言,序言中提到:
鉴古知今,惟宜读史。史之所含至广,苟能融会贯通,则立德、立言、立功皆有所准绳,发扬而光大之,存乎其人。琮早岁从戎,鲜读史书。民国二十三年于役南昌,退公读《资治通鉴》,摘要成帙,名之曰《史迻》。年余卒业,始知从政者读书之不易。特师昔贤晋呈《贞观政要》之美举,钞呈委员长蒋公钧览,期补万一。无何,中日战事起,此册想亦散失。复念袍泽中有同好者,爰付梓人,俾易观摩,则所得倘相类,或较胜之,是亦善与人同之意也已。 乙酉秋日,姚琮序于重庆。
从序言中我们得知,姚琮自1934年开始研读《资治通鉴》,花了一年的时间基本读完,并作了大量的读书笔记。他将这些笔记汇辑成册,其基本目的并非是为了训诂或者教学以及别的纯学术目的。而是“特师昔贤晋呈贞观政要之美,举钞呈委员长蒋公钧览,期补万一。”时任军事委员会第三厅中将副厅长兼任副官处处长的姚琮,惟一挂怀的是竭尽全力为蒋委员长出谋划策,读《资治通鉴》也无非为此党国大业而已。作为军人的姚琮自读《资治通鉴》,“始知从政者读书之不易”,为此,也特别在《史迻》的编选上颇费心思。 在此书“凡例”中,姚琮特别说明: 一、每段皆因其性质标明二字或四字,虽未能概括,聊以醒目。 二、每段中有将原文削减,注略字或未注,以求阅者节省时间。 三、每段均按资治通鉴之先后编列故不主分类。 四、原文仅记官爵则加注。 五、原文仅记名字者则添其姓。 这个特别的姚氏“凡例”中,从“醒目”、“削减”、“节省时间”、“不主分类”、“加注”、“添姓”等种种举措中可以看到,姚琮所编著的这部《史迻》,实际上是一本便于国民党军政高官们阅读的简易《资治通鉴》。 于《资治通鉴》本身,姚琮本人或并未大加针砭褒扬,亦并未指摘大旨明言其大道,只是通过一种简略缩编的技术手段,提供给当时征战无暇的蒋委员长及军政高官们一种便捷的读书方式而已。可以看到,这是一套既无明确出版机构,又无明确出版日期,没有公开售价的内部印本,其开本之便携式、其印制错讹之多,亦侧面反映着抗战时局的急迫与紧张。 《史迻》卷一的第一条,姚琮摘选了“子思曰,人主自臧,则众谋不进”,冠名为“纳言”。姚琮的苦心昭然若揭,不但希望蒋委员长能够广纳谏言,当然还希冀党国同仁齐心协力、出谋划策。第二条冠以“骄盈”,摘选内容为魏太子与田子方论骄人;第三条冠以“贪妄”,摘选内容为智伯求地于韩、魏、赵三国事。或许是凑巧,或许是别有用意,《史迻》卷一的第一页正好由这三条构成全篇。或许,整部《资治通鉴》的意义,在姚琮看来,即是一部浓缩的中国统治王朝的兴亡史而已,广纳同进者兴,骄盈贪妄者亡。 返观温州学派之肇始,孙诒让在学术上的精深独到与时潮中的力挽狂澜,令人钦佩。而作为旧时代文人所不齿的一介武夫,又复为近代军政高官的姚琮,一部《史迻》或许不足以令其学术建树,甚至于其仓促的编著、不够精准的选辑本身就足以让人诟病。而无论是朴学大师孙诒让的《札迻》之精深学术,还是军政显达姚琮的《史迻》之便捷实用,那种既不固步自封又不随波逐流,那种既朴实为用又敢为人先;学亦有道,学亦有术——不正是那个难以完整表达却时常为世人所称奇不已的“温州精神”之精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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