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步翁 的 谱牒的史料价值
中国历代留下的丰富的谱牒，包括家谱、族谱、年谱等等，在古代主要起着强化族人间的血缘观念，维护宗族和进行传统道德教育等作用。在今天，除了具有寻根问祖，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凝聚中华民族向心力等作用外，最突出的是它的史料价值。
对于谱牒的史料价值，历代的学者都是很重视的。南北朝时期裴松之注《三国志》、刘孝标注《世说新语》、魏收著《魏书》、宋代欧阳修撰《新唐书》，都曾大量地使用家谱资料。近代著名史学家梁启超对谱牒的史料价值给予高度评价，他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族姓之谱，……实重要史料之一，例如欲考族制组织法、欲考各时代各地方婚姻平均年龄、平均寿数、欲考父母两系遗传、欲考男女产生比例、欲考出生率与死亡率比较，……等等无数问题，恐除族谱家谱外，更无他途可以得资料。我国乡乡家家冀有谱，实可谓史界瑰宝。将来有国立大图书馆，能尽集天下之家谱，俾学者分析研究，实不朽之盛业也”
[①]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他还专列一章论述了“年谱及其做法”。近代著名的史学家顾颉刚也说，家谱是很有价值的资料，“材料至丰富，且甚翔实”
[②]，并说
“我国历史资料浩如烟海，但尚有二个金矿未曾开发，一为方志，一为族谱”
[③]。
当代的很多学者，对于谱牒的史料价值也是充分肯定的。例如武新立在《中国的家谱及其学术价值》一文中说，收藏宏富的家谱，是一个巨大的资料宝库，从事社会学、历史学、考古学、经济学、民俗学、人口学、民族学、遗传学诸学科的研究者，都可以从中寻找依据。它为研究广泛的社会、历史问题展示了极为丰富的内容和可靠的数据，具有其他书籍不可替代的文献价值，例如对于宗法思想、家族制度、经济史、人口问题、人物传记、科举与教育史、地方史志、少数民族史、重大历史事件等九个方面的研究，家谱都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资料和可靠的数据。
[④]有的学者甚至认为，
具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家谱，为我们研究多个学科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献资源；[⑤]是“传统文化的综合教科书”。迄今为止,还未发现有哪种档案资料比谱牒的历史更悠久,影响面更广。[⑥]下面，仅谈谈其中十几个方面的重要作用：
第一，关于地方志的编纂。编纂地方志，首先要广泛地收集当地的文字资料、口碑资料和实物资料。而在文字资料中，我国以前乡村一级的档案很少，谱牒中记载的大量地方乡村史内容，正好弥补了这方面的欠缺。地方编史修志无论用何种体例，人物列传是必不可少的，而谱牒对本家本族的名宦乡贤均有传记或事迹介绍，是编史修志的第一手材料。同时谱牒的材料来源多为当事人的手记或口述，或当时人的记述与追述，较之其他材料，可靠性高出很多。而史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正是衡量史志价值的重要尺度。
[⑦]所以清代著名史学章学诚说：“家谱有征，则县志取焉；县志有征，则国史取焉。”
[⑧]由此可见，谱牒是编纂地方志不可缺少的重要资料。
第二，关于历史人物的研究。很多历史人物，在正史中往往所述不详，甚至没有任何记载，而丰富的谱牒，往往可以弥补其不足，甚至可以订正其差错。例如云南安宁县禄腾公社中村生产队农民岳万才、岳万云
1980年向昆明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献出的刊印于清道光十九年、长达
800年的《岳氏宗谱》，说岳云是岳飞的“长子”，与新版《辞海》所说“养子”不同，给研究岳飞家族与宋史提供了新的资料，修订版《辞海》就据此修订为岳云乃“岳飞养子
(一说长子
)”。
[⑨]丹阳《柳茹贡氏家谱》则记载了其始祖贡祖文在岳飞遇害之际，不顾个人安危，抛官去职携岳霖逃至丹阳柳茹保全了忠良的血脉的史实，因而其家谱和《培棠岳氏宗谱》，一并成为研究岳飞及南宋历史的不可多得的材料。
[⑩]又如上世纪
80年代初，罗其湘先生发现并考证了苏北赣榆县的徐阜村，并根据保存于徐阜村的清乾隆版《张氏家谱》、《王氏谱》和《壹纪堂·后徐福·韦氏支谱》等谱书，认定徐阜村系由过去的徐福村演化而来，而徐福村则因徐福而得名，进而多方面论定秦时徐福东渡确有其事，从而解决了学术史上的一大悬案。
[11] 再如
1991年在山东鄄城发现的两部清代早期孙氏族谱档案，很有助于解决孙膑故里的千古之争。
[12]还如过去有人误认为郑成功的三儿子郑明于台湾归清时，率部南渡，客死爪哇，爪哇岛上的“明武德将军郑公明墓”就是郑明的坟墓，但据《郑氏宗谱》、《郑氏家谱》记载，郑明并没有去爪哇，而是在台湾统一后，偕同兄弟
6人同时归清，并最后卒葬北京。
[13]谱牒对于现代人物的研究，同样重要。例如江苏发现的恽代英的家谱，对他的家庭、家族和本人情况均有详细的记载，撰写传记时就利用了上述材料。湖南《湘乡九溪彭氏续修族谱》中记载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彭德怀的情况，这对撰写彭德怀传记也是很宝贵的材料。
[14] 第三，关于人口问题的研究。人口学或人口统计学研究的基础是人口统计数据，但在现代人口普查或抽样调查之前，任何国家和地区都不存在这样的数据。一部典型的、完整的家谱应该登录该家族的全部成员的姓名、生卒年月日、婚姻状况（婚龄、配偶）、子女（其中男性也同样应有完整的记载，女性一般登记到出嫁时间及其配偶姓名）等。因此，可以据此整理出该家族人口的生命表，计算出这些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出生率、死亡率、性别比、有偶率、初婚年龄、生育率等等现代人口统计学所必须的基本数据。早在
1931年，袁贻瑾就利用广东中山县李氏家谱，对该家族自
1365至
1849年间的
3748名男性和
3752名女性作了分析，计算出这些人在不同时期
20岁时的预期寿命。
台湾学者刘翠溶《明清时期家族人口与社会经济变迁》
[15]一书使用的资料，包括
50个家族中的
147956名男性和
113464名女性，重组了
42785个核心家庭，这是迄今为止利用家谱人口资料形成的一项规模最大的成果。
[16] 第四，关于移民史的研究。著名移民史专家葛剑雄曾说，家谱一般都详细地记载了先辈在何时由何地迁到了何地，比较完整地反映了该家族迁移的历史。对于一些自发的、小规模的、分散的移民，有关的家谱可能已是唯一的文字记载来源了。即使对于那些大规模的、官方安置的、集中的移民，正史和其他史料的记载也往往失之粗略，缺乏具体而详确的叙述，更没有定量分析。究竟有多少人？从哪里迁到哪里？迁移的路线有哪些？多少人定居了？多少人又返回或迁走了？移民的成份有哪些？等等，大多找不到答案。尽管从一二部、一二十部家谱中也不一定找得到完整的答案，但如果能集中若干种有关同一次迁移的家谱，就有可能作出比较具体的分析。在这类资料积累到一定数量时，再运用科学的计算方法，就会获得相当可靠的结果。
[17]他们就是结合家谱中的资料，来绘制中国古代移民图迹的。有的学者还说，关于畲族的迁徙问题，史书上未曾述及，近人也是从浙闽各地搜罗来的族谱中找材料的。
[18] 第五，关于经济史的研究。家谱中往往记载了家族拥有的集体田户，如祠田、坟田、房基田、庄田、山林等，这都是研究经济史的宝贵资料。例如祁门程氏《窦山公家议》第四、五、六部分中，对本家族公有田地、山林、庄田的数量、租额、所在地方以及经营管理情况记载得颇为具体。其中说该族拥有的集体田地共约
450余亩，每年收租近
10万斤，有庄田
24处，佃户众多，他们除耕种土地外，还供役使，剥削压迫极为残酷，致使佃户多有逃离者。这个家族占有的山林数量甚大，“充斥本都十保并外都”。书中所载的数据和文契，是研究经济史的很好的素材。在《率东程氏家谱》中，还记有明初地主兼商人的大暴发户程维宗的发家事迹，很有典型意义。程氏自从商以来，获利“若有神助，十倍者常有之”，由此家业大兴。置田产、造房舍、建店铺、开买卖，规模冠全县，是研究地主兼商人发迹史的一篇好材料。
[19] 第六，关于社会史的研究。家族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家族研究当然是社会史研究的基础，家谱无疑是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史料。家谱的资料，如经济方面，记录了该家族的集体田产数量、分布、收益以及该家族经济上的盛衰，有时还是具体的数字和契约文书；文化方面，记录了该家族的家庭教育、科举、人才、技艺以及有关的著作、诗文；制度方面，记录了该家族的组织系统、族规、婚丧礼仪制度、管理方法等；其具体、详细的程度是其它来源的史料所无法比拟的。近年来的一些社会史、区域史、家族史研究，充分发掘了有关家族中的资料，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20] 第七，关于民俗史的研究。有的学者已经指出，许多谱牒对当地的民俗风情都有所记载。通过各家的服饰、饮食、居住、生产、婚丧、节庆、礼仪等生活习俗，可以了解并还原一个时期、一个地区的真实历史面貌，这些有关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史料，同样也是官史中往往不予记载，而在谱牒资料中却有详细的记述，原汁原味，从而更见其可贵。
[21] 第八，关于民族史的研究。谱牒里也有一些关于民族史的资料，对研究各个民族的历史很有帮助，特别是少数民族的谱牒，在这方面更有价值。例如关于蒙古史的研究，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发现的喀喇沁罗密著的《蒙古博尔济锦氏族谱》，以及《汉译蒙古黄金史纲》所收博清额的《蒙古博尔济吉忒氏族谱》，都是十分重要的蒙古史文献，对于研究蒙古种族的起源、蒙古汗国及元朝的历史和有关成吉思汗家族的诸多问题，大有助益。博清额乃乾隆时人，是罗密的裔孙，通过对此族谱的考察，也可为研究蒙古学术文化的发展和研究今天定居于北京的蒙古人的历史等，提供可信资料。
[22] 第九，关于侨乡史的研究。有的学者指出，由于族谱蕴藏着众多族人侨居国外的原始材料，因此，它在侨乡史研究的许多方面，更具有非侨乡族谱乃至其它载籍所没有的独特的功能。从侨乡族谱可以看到，在记载出洋侨外的资料中，虽然各谱、各人
(条
)所载内容不一，详略不同，但概括起来却包含有丰富而翔实的素材，如姓名、辈份、生卒年月日、婚配及子女、出洋时间及原因、侨居地点及职业、卒葬地点及原因、在海外的遭遇及建树、同故乡故国的联系与所做贡献等等；较有事迹可述者，还专门列传或以纪实入谱。可以说，谱载资料几乎涉及华侨历史的各个方面，诸如华侨出国史
(包括出国时间、地点、人数、原因等
)、奋斗史
(或曰创业史，在海外的职业活动、开拓建树
)、苦难史
(或曰血泪史，在海外的悲惨遭遇和命运
)、爱国史及侨乡的发展变化史
(对家乡和祖国的贡献，促进故乡故国的繁荣
)等等领域。如果把所有侨乡族谱中有关的侨史资料汇集、分类、整理，这将是继《华工出国史料汇编》之后，又一部包容侨史方方面面的充实而珍贵的资料巨篇。
[23] 第十，关于思想文化史的研究。谱牒中所载的大量的关于“家训”、“族规”等内容，是研究社会层面儒家文化的丰富资料，从中可以看出儒家文化是怎么深入到民间的，各个时代、各个地区的民间文化有何特点和异同等等，因此是研究中国思想文化史的重要资料。
第十一，关于文学史的研究。谱牒特别是家谱，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也非常重大。例如前几年问世的两部关于宋代文学家族研究的力作——刘焕阳的《宋代晁氏家族及其文献研究》
[24]和张剑的《宋代家族与文学》
[25]，都在相当的程度上利用了家谱中的资料，并很好地解决了所遇到的问题。其他的诸如利用家谱资料补辑作家的作品或考证作家的生平、交游等，近几年都有相关的研究成果产生。特别是家谱中所收载的署名为历史上著名文人的序跋、传状、墓志铭等作品，可以经过辨析和整理，成为补充该文人创作活动、分析其创作特点的重要资料；名人的家谱和直接由名人编纂或主持编纂的家谱，对于进一步了解这些人的实际活动以及文化心理状态，以及某一时期的政治、文化风貌，都具有非常具体的资料价值。
[26]第十二，关于美术史、园林史的研究。在中国绘画史、园林史研究中，谱牒档案具有特殊的价值。以我国园林研究为例，关于明代园林的材料见于有关的农书、地方志、地理志、家庭记事册、笔记和家谱。美国新艺术史学派学者克莱格·克鲁纳斯所著的《富有意义的遗址：明代中国园林文化》一书，就选择了明代最有影响且现在资料也极丰富的文征明家族谱牒档案作为例证。据记载，在明代至清初，文氏家族拥有许多园林，并在他们的诗文书画中提及这些园林及其他人的园林，并描绘了各种园林，画出了有关的山水画。从克鲁纳斯的书中，我们可以领略到新美术史、园林史研究方法运用之一斑，可以发现谱牒档案对新美术史、园林史的研究有很大的助益。
[27]第十三，关于科技史的研究。在谱牒中，还保存了很多关于科技史的资料。历代的谱牒刻本，也是研究印刷史的重要实物。有的学者即说，从文献学的角度看，善本家谱或为名人所撰、名匠所刻，或为孤本绝版，是研究中国印刷史的好材料。明正德《余氏会通谱》雕刻精细，为歙县著名黄氏刻工的早期刻本，中缝留有黄氏诸刻工姓名，对研究徽州刻本颇具价值。
[28]第十四，在谱牒中还保存了很多在别处未见记载、收录的佚文和资料。例如在无锡《锡山徐氏宗谱》中，发现了一篇柳宗元的佚文及其手迹《懿王像赞》。这篇像赞全文
63字，《柳河东集》并未收入，而且是一幅书法精品，所以弥足珍贵。又例如盛唐诗人王徵
(王季友
)，《全唐诗》只录了他的
6首诗，而近人王迪诹所编的《王氏家乘·艺文编》却搜集了他
8首诗，这为唐诗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史料。再例如在福建省南安象运梁氏祠宇的古族谱中，收录有朱熹为梁克家写的一篇挽文。这篇挽文文情并茂，对于梁克家一生的事迹，有极为翔实的记述，是研究梁克家生平事迹十分珍贵的文献；
[29]《严庄孙氏家乘》也辑录了很多唐伯虎、祝枝山的佚作。
[30]孙中山于
1923年
2月为湖北黄冈蕲春县田家桥籍著名革命先烈詹大悲家族族谱作的《〈詹氏宗谱〉序》，也是研究孙中山政治思想、哲学思想的一篇颇有价值的文献，是谱牒学上一篇不可多得的文章。序言鲜明地表达了孙中山的大同思想，并充分肯定了家谱的史料价值，其中说：“吾国家天下数千年，群之事不备于有司，家教而族约以为一，家有人事业、文章可传者，官史或不具，惟家乘所详，视官史且信。若里居、生殁、婚异，凡为群之状，非家乘一无所稽焉。”
这篇序言未收入《孙中山全集》，孙中山年谱、传记文献和其它研究资料亦未记载，所以是一篇很宝贵的资料。
[31]当然，利用谱牒资料进行学术研究，必须谨慎小心，认真考证，不能轻信其中的记载，因为里边也有很多不实的地方，甚至有意的伪造。但是，谱牒的这些缺陷，并不能否定它的重要的史料价值。现在，对谱牒的开发、利用还很不充分。各方面的学者都需要提高对谱牒价值的认识，把这方面的珍贵资料充分开发、利用起来，以推动各方面的研究。
2008年10月29日
[①]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十五，《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
[③] 转引自王云庆、刘振华《谱牒资料的社会意义及文化价值刍议》，《图书与情报》
2007年第
5期。
[⑥]王云庆、刘振华《谱牒资料的社会意义及文化价值刍议》，《图书与情报》
2007年第
5期。
[⑦]王云庆、刘振华《谱牒资料的社会意义及文化价值刍议》，《图书与情报》
2007年第
5期。
[⑨] 陈文敬《
谱牒的古今价值》，《福建史志》2002年第5期。
[⑩]范康健《谱牒档案－－穿越时空的述说》，《档案与建设》
1999年第
12期。
[11] 罗其湘《徐福村的发现和徐福东渡》，载《从徐福到黄遵宪》，时事出版社
1985年版。
[12]邓达宏《从文化层面探析谱牒档案文献的社会价值》，《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03年第
3期。
[13]郑山玉《略论侨乡族谱在华侨历史研究上的资料价值》，《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1年 第1期。
[14]邓绍兴：《简谈家谱档案及其收集》，《历史档案》
1983年第
4期。
[16]葛剑雄《家谱：作为历史文献的价值和局限》，《历史教学问题》
1997年第
6期。
[17]葛剑雄《家谱：作为历史文献的价值和局限》，《历史教学问题》
1997年第
6期。
[18]徐规《取证族谱必须审慎》，见《文献》
1995年第
4期。
[19]武新立《中国的家谱及其学术价值》，《历史研究》
1988年第
6期。
[20]葛剑雄《家谱：作为历史文献的价值和局限》，《历史教学问题》
1997年第
6期。
[21]王云庆、刘振华《谱牒资料的社会意义及文化价值刍议》，《图书与情报》
2007年第
5期。
[22]参纳古单夫《〈蒙古博尔江济吉忒氏族谱〉版本述略》，见《文献》
1988年第
2期。
[23] 郑山玉《略论侨乡族谱在华侨历史研究上的资料价值》，《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1年 第1期。
[24]刘焕阳《宋代晁氏家族及其文献研究》，齐鲁书社
2004年版。
[25]张剑《宋代家族与文学》，北京出版社
2006年版。
[26]张廷银、石剑《包蕴丰富又瑕瑜互见的家谱文献》，《图书与情报》
2007年第
1期。
[27]邓达宏《从文化层面探析谱牒档案文献的社会价值》，《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03年第
3期。
[28]翟屯建《黄山市博物馆藏善本家谱述要》，见《文献》
1996年第
3期。
[30]王云庆、刘振华《谱牒资料的社会意义及文化价值刍议》，《图书与情报》
2007年第
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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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7-25 11:08: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