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姚波 于 2014-7-31 08:52 编辑
在一个也是军事题材的网站看到这样的标题:"哪位老大来谈谈姚继鸣?" f
文中说:"姚继鸣是原中野六纵参谋长。原中野六纵司令员王近山、政委杜义德不消说了，连麾下的几个旅长李德生、肖永银、尤太忠个个赫赫有名，独有参谋长名不见经传岂不是怪事？姚是北京人，知识分子，抗战时期还在北平搞了一段情报工作，暴露后转入二野工作，但不知所终。"
我想,稍微对二野军史感兴趣的人,也都会有兴趣了解姚继鸣的有关情况.现将我所掌握的第一手资料供大家参考。
姚继鸣的有关情况(一)
姚继鸣，原名姚德亮，北京市人.生于1901年（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日），汉族，又属满清正黄汉军旗人.
因家道败落,姚继鸣于1914年到北京一家印书局当学徒.学徒三年期满后,先后在北京、青岛、济南等地作排字工人.期间,白天工作，晚上上夜校，补习文化知识。他在北京燕京书局工作期间,因担负李大钊等主办的<向导周报>等进步书刊的印刷,接触了一些革命思想。姚继鸣的工人生涯前后11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他领导组织燕京书局印刷工人罢工，声援上海工人运动.运动结束后遭到反动政府迫害,于1925年出走投军,考入河南军官学校(系冯玉祥、孙岳的国民第二军与河南建国豫军总司令樊锺秀主办).军校设有政治课,主要内容是三民主义.
1926年,军校学习尚未结束,北伐战争爆发,冯玉祥率国民军响应北伐,出兵武胜关拦截吴佩孚接应北伐军北上,军校学员随军参战,姚继鸣先后任连队宣传员、文书。在一次战斗中，连长阵亡，作为文书的他，挺身而出，指挥全连打垮了敌人一个营的进攻，显示了自己的军事才能，随后被任命为连长，屡建战功。樊锺秀得知这一情况后，对他的参谋长说：这是个人物，要让他带出更多的人物！随后，任命姚继鸣为教导队队长，专门训练连排级军官。在此期间,有地下党员胡为、胡荣钦等经常与其接触,给他看进步书籍,使他对共产主义有所了解.
大革命失败后,在军阀混战中,河南建国豫军失败,他所在部队被国民党第四集团军收编,编入了教导团,他任副营长，因对国民党屠杀革命人士不满,又被发现阅读进步书籍而被军部扣押,由于教导团团长是原豫军军官学校校长,与姚继鸣私交甚好，出面作保,使其免受迫害,被勒令请长假回家,其实是被清退。
离开军队后,姚继鸣不愿在家闲住,决定去找共产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起义部队投身革命.先后经同学（据称认识叶挺、贺龙）介绍到湖南、湖北等地,展转一年多未果,流落武汉。适逢北方军阀酝酿反蒋,他闻讯后，于1929年返回河南，加入邓宝珊的第八方面军，被任命为副师长兼参谋长，后改任干部学校教育长。其间，与邓宝珊的秘书葛纪云、军校教官吴鸿宾、舒玉章（后被张国焘杀害）等中共地下党员结为好友，并自愿接受他们的领导参加革命工作；其间，还与在军校学员队担任队长的张经武结为至交。
1930年，冯、阎反蒋失败，部队瓦解，邓宝珊逃亡上海，姚继鸣也回到北平。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抗日热潮席卷全国，他不甘寂寞以求有所作为，遂前往西安投奔邓宝珊。邓宝珊时被任命为西安绥署驻甘肃行署主任，他随邓赴甘，任军官补习学校教育长，后任行署参议。在此期间，结识了中共党员南汉晨（时任陕西省财政厅长，解放后任人民银行行长）及申伯纯（杨虎城办公厅主任，解放后任全国政协秘书长）等进步人士，并结为至交。他表示愿意接受南汉晨、葛纪云的领导，为党工作。
1935年，国民党在西安、兰州等地大肆逮捕共产党人和进步分子，姚继鸣与葛纪云被列入黑名单，被迫离开兰州；姚继鸣潜回北平，葛纪云受命赴苏联学习。此后，姚继鸣一直与南汉晨保持联系。
1936年，受中共中央委派开展统战工作的军事联络官张经武来到北平，住在姚继鸣家，并动员他参加红军。姚继鸣于10月返回西安，并与南汉晨取得联系。西安事变后，他要求参加红军上前线，经南汉晨向周恩来请示，批准了他要求，并让回总部汇报工作的叶剑英带他到达延安。中央根据他的情况，决定让他入红军大学（后改为“抗大”）第二期学习，同期学习的同学有陈赓、罗炳辉、张际春、胡耀邦、何长工、周子昆、赖传珠、杨得志、姬鹏飞、曾希圣、康克清、邵式平、陈奇涵、陈克寒、王诤、刘希平、刘型、刘转连、王集成、王宗槐、乐少华、李干辉、王尚荣、谭友林、戴季英、黄春圃、谢翰文、姚喆、张罕涛、伍云甫、倪志亮、方正平、王赤军、余秋里、汤平、张震、张国华、马文波、谢振华、梁兴初、萧望东、胡立教、贺庆积、李宗贵、赖毅、王维舟、周纯全、黄志勇、李中权、陈宗尧、谭政文、王波、谭家述、曹里怀等。在校期间，姚继鸣于193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9月，由毛泽东亲自写信给太原八路军办事处彭雪枫、朱瑞，委派姚继鸣利用原旧军队的关系，到国民党晋察游击支队孙殿英部作军事统战工作。孙殿英是有名的流氓军阀，曾盗挖慈禧的陵墓。孙殿英对姚继鸣很了解，知道他有进步倾向，也知道他能打仗，遂任命他为军事政治总教官。晋察游击支队于1938年秋改编为新编第五军，孙殿英任军长，邢肇棠任副军长。邢肇棠和姚继鸣是至交，力荐姚担任参谋长，遭到孙殿英反对。孙殿英这时已经得到南京方面的情报，怀疑姚继鸣已经加入共产党，但碍于当时抗日统一战线的形势，还是任命姚担任了青年教训团教育长，孙殿英自任团长。教训团吸收了大批爱国进步青年，并在其中建立了中共地下组织。蒋介石在得知新五军中有共党活动的报告后，十分恼火，委派中央特派员率一批特务进驻新五军，同时，专门给青年教训团派来一位少将特务任政治部主任，准备清理部队。面对此严峻形势，为保存力量，八路军总部决定，立即撤离在新五军中可能暴露的地下党员及一大批受训的进步青年骨干，同时，指示姚继鸣撤回八路军总部。姚继鸣在撤回前，努力做了副军长邢肇棠的策反工作，最终，二人单枪匹马返回根据地。邢肇棠参加革命后，任晋冀鲁豫边区临时议会副议长；１９４３年赴延安，先后任民主建国军副总司令、西北人民政府委员兼宁夏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建国后，历任宁夏省人民政府主席、西北行政委员会委员、河南省省长。
姚继鸣返回根据地途中，在山西黎城遇到边区党委书记李雪峰和地委书记张玺，二人请他和邢肇棠都留在地方工作，并介绍他们认识了当时在黎城逗留的129师师长刘伯承。刘伯承在了解了姚的情况后认为，邢可以留下，姚是军委派出的干部，应该先回到八路军总部，再由上级决定去留。姚继鸣随刘伯承到总部后，向彭德怀副总司令、左权副总参谋长汇报了情况。之后，在刘伯承的要求下，姚被分配到129师，任随营学校参谋长，该校由刘伯承兼任校长，由副校长杜义德主持工作。1940年，129师随营学校与抗大总校的一部分合并，成立抗大六分校，刘忠任校长，姚继鸣任教育长兼训练部长. 姚继鸣的有关情况(二)
1942年，党中央为加强沦陷区的情报工作，决定派姚继鸣潜回北平，领导东北、华北地区的军事情报及伪军工作，左权参谋长亲自向他布置了任务。从1942年6月到1946年5月，姚继鸣除每年一次返回八路军总部汇报工作外，一直战斗在敌人的心脏，利用他的各种社会关系，获取了一大批有价值的情报，向根据地的八路军输送了一批又一批的知识青年（其中包括他自己的侄女；他的女儿于1941年就已经由他安排去了根据地）。在情报工作中，姚继鸣积累了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使北平的日伪特务机关把姚继鸣视为最危险的人物，也是最狡猾的人物，几次专项围捕都未得逞。姚继鸣作为军委系统派出的情报负责人，在北平期间，与地方系统地下党的领导刘仁、崔月犁（化名李大夫，曾任北京市副市长、国家卫生部部长）等建立了很好的协作关系和战斗友谊。
日本投降之际，姚继鸣正在八路军总部汇报工作，被要求立即返回北平。途中经过张家口时，会见了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聂司令员向他传达了中央的决定：八路军总部派出的情报站与晋察冀中央分局城工部在北平的地下组织合并，统一由刘仁领导；姚继鸣仍然负责北平、天津等地的情报站，并与崔月犁共同领导北平的地下党工作。立刻着手准备从日伪政府手中接受北平的工作。
姚继鸣回到北平后，按照上级的部署，立即安排北平地下党发动进步力量，开展了接收北平的各项准备。当时北平的形势急剧变化，日本人已经呆在兵营里不出来了。日伪傀儡政府的人员不知前途如何，惶惶不可终日。原来同样处在地下状态的国民党特务也大肆活动。街头到处贴满了国、共两党的布告，都在声言要收复北平。共产党的基本群众更多，贴得布告也多，内容更具体，公布任命宋劭文为北平市长、郭天民为北平卫戍司令。在宋劭文和郭天民的“告北平市民书”中，要求北平各界积极配合八路军进城接受日伪军投降。为了进一步排除干扰，争取八路军和平进入北平，姚继鸣决定亲自约见伪华北自治政府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大汉奸王荫泰。经请示上级批准，他利用其在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任外务局长兼中日实业公司监事的外甥李歧山（抗战期间一直利用其特殊身份，为姚继鸣提供情报）与王荫泰的特殊关系约到了王，并在北平德国医院（现北京医院）内，以八路军全权代表的身份与王荫泰进行了秘密谈判，并初步达成三点协议：一是由王荫泰以华北政务委员会的名义召集驻北平国内外新闻机构特派员出席的记者招待会，宣布接受八路军进入北平；二是由八路军派一名代表进驻原华北政务委员会，具体洽谈接受伪军投降事宜；三是此次会晤后，与八路军的联络工作由华北政务委员会外务局副局长李殿臣负责。一切似乎都很顺利。但形势突变，国民党“空挺部队”在美国空军和海军的支援下，分别从空中、海上（从天津方面进入）抢先进入了北平。北平落在了国民党的手中。中共地下组织又重新隐蔽起来。
国民党收复北平后，姚继鸣作为八路军总部平津情报战与中共华北中央分局城工部北平地下组织的总负责人，继续坚持斗争。国民党接收了日伪政府留下的所有档案，因此掌握了姚继鸣在北平活动的一些情况，遂下令搜捕。姚继鸣每次都机敏地躲过了。1946年初，国、共、美三方在北平成立了“军调部”，当年送姚继鸣去延安参加红军的老领导叶剑英以及姚继鸣早年的至交张经武都在那里工作。但因为纪律，姚继鸣自己不能去中共代表处见他们，只能派他的警卫员兼交通员陈志新（化名王顺，是姚继鸣从太行根据地带来北平的）秘密前往汇报工作和领取指示。由于不慎，陈志新在一次前往中共代表处时被特务跟踪，回到驻地发现时已晚。结果，陈志新被特务逮捕，姚继鸣虽然躲避及时逃脱，但身份完全暴露，上级命令他立刻返回解放区。跟随他多年的警卫员兼交通员陈志新被捕后受尽折磨，宁死不屈，国共和谈破裂后，被敌人杀害。
1946年5月，姚继鸣安全到达邯郸，只休息了半个月，即被任命为刚组建半年的晋冀鲁豫军区第六纵队参谋长，该纵队司令员由军区副司令王宏坤兼任，政委段君毅，副司令王近山、韦杰、，政治部主任鲍先志，前任参谋长是张廷发。不久，纵队领导调整，由王近山任代司令（后任司令），杜义德任政委。第六纵队是根据中央关于编组超地方性正规兵团的指示，以所属太行军区韦（杰）支队、石（志本）支队、秦（基伟）向（守志）支队分别编为第16、第17、第18旅，连同太行军区第6军分区机关及直属队，共1.3万余人组建而成。姚继鸣到部队后的第一项任务，就是负责部队的整训，以迅速提高部队的训练水平和野战战斗力，适应未来作战的需要。姚继鸣曾多次担任军校的教育长，有丰富的部队训练经验，从单兵到班、排，从连队到营团，都有具体的训练方案，很快就使部队协同作战的能力大大提高。不久，部队投入频繁的战斗。姚继鸣协助王近山、杜义德、韦杰等，率领六纵队参加了陇海、定陶、巨野、鄄城、滑县等战役和豫北攻势，歼灭国民党军2万余人。在巨野战役中，第18旅第52团第1连班长王克勤作战勇敢，首创思想、技术、体力三互助经验，成为闻名的战斗英雄。姚继鸣认为，这样的典型应该在全纵队乃至全野战军中推广，得到王、杜的肯定。在他的主持下，纵队司令部将王克勤的事迹和经验作了详尽的总结，并以纵队党委的名义上报野战军总部。后来，这一经验得到军委总部的肯定，并在全军范围内普遍开展了王克勤运动。1947年5月初，第6纵队在解放了汤阴后，又一次开展军事整训。随着部队武器装备的改善，姚继鸣特别注意加强了炮兵、工兵的协同训练和后勤建设，使部队的整体战斗力进一步加强。众所周知，指挥打仗是司令员的事，部队训练是参谋长的事。都知道六纵能打仗，却不知道六纵参谋长姚继鸣在部队战前训练中所付出的心血。“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这句一直在解放军各部队中广泛传延的口号，最早是谁提出的已无从考究。但是在六纵，参谋长姚继鸣在指导各部队训练时总是把这句话挂在嘴边，以至于全纵队每个战士都将其铭记心中，在训练中严格刻苦，一丝不苟，涌现出一批批技术能手。
1947年6月底，6纵随野战军南渡黄河，转入外线作战。经过补充和整训，六纵兵力已达两万余人，兵员素质也有了显著改善。在随后的鲁西南战役中，六纵攻克定陶，全歼国民党守军第153旅及地方保安团队4000余人，取得纵队第一次单独全歼国民党正规军1个旅的重大胜利。随后参加六营集、羊山集战斗。8月，跨过陇海路（今兰州—连云港）向大别山挺进。至汝河北岸时，与前堵后追的国民党军展开激战，护卫中共中央中原局和野战军指挥部安全渡河。进入大别山区后，在鄂东地区攻克10余座县城，完成战略展开。10月中旬，6纵队抽调第48、第51、第53团组建鄂豫军区第4、第5军分区。下旬参加高山铺战役。1948年3月撤出大别山区，开赴豫西南战场。
部队主力撤出大别山后，姚继鸣于1948年5月离开六纵，调任中原野战军司令部参谋处长。郑州解放后，他任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淮海战役前，参谋处改称作战处，他任第二野战军司令部作战处长并兼管后勤工作。在担任野司参谋处长和作战处长期间，他所写的《阵中日记》，野司首长刘邓张每天必看，里面详细记录了每日的敌我动态并加有他自己的分析和判断。在淮海战役中，他在完成司令部作战组织协调工作外，出色地完成了战役后勤保障的领导和组织工作，受到嘉奖。邓小平在战役总结会上说：“后勤工作有成绩，不但及时供给弹药和粮食，而且准确”。随后，他被任命为第二野战军新组建的后勤司令部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段君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950年西昌战役结束后，入川的西北军区与二野合并，组建西南军区。西南军区后勤部由原西北军区后勤部部长陈希云任部长，原西北军区政治部秘书长杨尚高任政治委员（升任），原西北军区后勤部副部长何维忠任第二副部长；原二野后勤司令部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姚继鸣任第一副部长兼军运部长，原二野后勤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卢南樵任西南军区后勤部政治部主任。
随贺龙入川的部队，主要是18兵团，原属西北军区和一野的老部队几乎没有，但贺龙从西北军区和一野带来了一大批干部。在这一点上，二野的领导是高风格的，不仅刘邓分了家，西北来的干部几乎都安排在各个领导岗位。西南军区的摊子要比原西北军区大得多，后勤保障的工作量也大得多。但西南军区所辖的部队，主要是原二野的老部队。也许正因为此，后勤部日常工作的担子落在了第一副部长姚继鸣的肩上。姚继鸣是作战部队参谋长出身的后勤干部，深知后勤保障对作战部队的重要性。他严谨细致、雷厉风行、大刀阔斧的工作作风，使那些老后勤们经常跟不上节奏。
从1950年上半年到1952年，西南军区后勤部工作的一大重点，是保障进藏部队的后勤供应，这是进军西藏成败的关键。早在西南军区成立之前，中央就决定由二野18军进军解放西藏。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姚继鸣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当时大的战斗刚刚结束，匪患未除，百废待兴，物资极度匮乏。为保证18军入藏，二野后勤部将缴获的物资优先满足他们的需要，又从各部队调集了数百辆汽车和数千骡马，保证运输。在昌都战役中，姚继鸣得知有的部队已经断粮，立即建议用飞机给前线部队空投粮食、给养，并报请军委批准，解除了部队的后顾之忧，保证了战役的胜利。当时，我军空军作为单一军种刚开始组建，这次空投行动，是否是空军第一次执行为作战部队空投物资的任务？不得而知，但姚继鸣能提出这样的建议，证明他当时已经有了诸军种合同作战的意识。
昌都战役的胜利，加快了西藏和平解放的步伐，最终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签订了和平协定。根据协定，18军等入藏部队要向拉萨进军。姚继鸣作为西南军区后勤部主持工作的副部长，责无旁贷地继续投入到后勤保障的组织领导工作中。他多次与18军军长张国华、副政委王其梅等交换意见，全面研究后勤保障的问题。仅入藏部队的着装问题，他就召集有关方面讨论了多次，并与18军第1参谋长陈明义、第二参谋长李觉等反复交换意见；最后，针对康藏高原气候严寒，入藏部队指战员的服装必须保暖的需要，决定入藏部队实行“五皮着装”，即所有指战员配发皮帽、皮衣、皮裤、毛皮鞋和皮手套。经报请中央军委批准后落实。进藏部队的战士穿上这些服装后,都十分高兴,有的战士说:“我家祖宗八辈也没穿过一件皮衣。如今进军西藏,浑身上下全是皮的，这是党和祖国人民对我们的极大关怀。我们一定要战胜千难万险,把五星红旗插到喜马拉雅山上!”
1951年底，中央决定在全国开展“三反运动”。当时，朝鲜战争已经爆发，中央针对局势的变化，为了保证抗美援朝的胜利，提出："战争必须胜利，物价不许波动，生产仍须发展”的战略方针。为解决财政困难，采取了五条措施：一是节约兵力，整训部队。全国兵员从610万减至465万。二是精简机构，缩编人员。三是紧缩开支，清理资财。四是提倡节约，严禁浪费。五是组训民兵，准备推行义务兵役制。此时，发生了刘青山、张子善贪污大案，并由此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三反运动”。毛泽东为此专门起草了《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电报》，强调“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查办，惩处，判决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才能解决问题。” 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由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亲自挂帅，于1952年初在全军区范围内开始了“三反运动”。根据各地的经验，要求各单位都要集中力量“打老虎”，贪污1亿元（合现在100万元）以上的叫大老虎，以下的为小老虎，还下达了打老虎的指标。军区后勤部是管钱管物的单位，自然成了运动的重点单位。
运动开始时，姚继鸣并未过多在意，认为自己既不贪又不占，成绩显著，运动与己无关，仍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业务工作上，后勤部的运动冷冷清清。是否是由于领导运动不力？谁也说不清楚，反正不久后，做了多年后勤工作的前任部长就被调到地方。新任后勤部长也是西北来的，是政工干部出身，自然对搞运动得心应手。经过层层发动群众，使后勤部的运动“热烈”起来，陆续揭发出不少问题。但是，始终没有抓出几个像样的老虎，大部分问题集中在浪费上。这些针对部领导的主要有：盖房子的钱花多了，是因为某些领导强调要把营房建成永久性建筑，要能用一百年，定的标准高，花费大；有的房子盖好了，就因为质量稍微差点，与设计标准稍微有些差距，就被要求拆掉重建，而不是因陋就简，结果多花了钱；给进藏部队着装的标准过高，比志愿军的标准高得多，违背了我军艰苦奋斗的精神；军区大礼堂建成了像北京天坛式的建筑（后来成了重庆市的标志性建筑），是标新立异；等等。还有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这些问题大都集中在姚继鸣的身上，因为许多具体决策都是他敲定的。于是，他成了被调查的对象。此时的姚继鸣还丝毫没有感到将大难临头，仍坚持自己的日常工作，保持自己一丝不苟的作风。当揭发出的问题终于摆在他面前时，他根本没有搞懂这些审查他的人到底想干什么？对工作上的事，他一概承认，承担责任，反而质问这些人：“我做的不对吗？”他的态度被认为是带有明显的抵触情绪，是在对抗运动。此时，有没有问题对于他来说已经不是主要的了，他的态度成了被作为反面典型的唯一根据。政工出身的新后勤部长虽然在“红大”二期上学时与姚继鸣是同学，但此时重任在身，也就顾不得情面了。他很会造舆论，在没有多少事实根据的情况下，就将后勤部揭发出来的绝大部分问题归咎于姚继鸣的领导责任，并将歪曲事实的报告上报。上级在没有任何调查取证的情况下，居然以这样的不实报告为典型，作为运动的成果，两次登载在《人民日报》头版，并直接点了姚继鸣的大名。事态何等严重。姚继鸣被震怒了，这回是真的抵触了。他实在不懂，为什么国民党那一套颠倒黑白的伎俩，站在他面前的这些共产党的干部也能做得出来？他开始骂人了。他的态度更激怒了那些站在他对面的人。
事情已经闹大，总得收场。白的终究是白的，没有真凭实据，靠态度是不能定案的。那些运动的主导者非常明白这个道理。但是，搞政治的人就是“聪明”，既然想整人，还怕找不到借口？于是，派人到处去收集姚继鸣历史上的问题。还真让他们找到了几条。一条是，在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以后，姚继鸣散布了一个顺口溜，说：“大路不能行马车，小路只有半尺宽，大炮辎重难行动，每日行军竟爬山。”是在散布不满情绪，动摇军心。一条是，在大别山时，姚继鸣私自枪毙了两个被抓获的“小保队”俘虏，违反了军纪，事后也没有得到处理。还有一条是，姚继鸣在抗战期间有很长一段时间历史不清楚，有投敌嫌疑，很有可能是隐藏在我军内部的坏人。这些资料上报给军区负责领导这场运动的人，认为情况如果属实，问题是相当严重的。鉴于姚继鸣是原来二野的人，于是征求了邓小平的意见。邓看过他们报送的材料后只说了八个字：“欲加之罪，无稽之谈！”把报告甩还给了他们。
这些整人的人既然上了台，总要给自己找台阶下。于是，一份对姚继鸣的处分决定摆在了他的面前，内容是，鉴于他在三反运动中态度不端正，有抵触情绪，干扰了本单位运动的开展，给予“撤销工作”的处分。
多么奇怪的处分，不是“撤销职务”，而是“撤销工作”。
不久，姚继鸣被责令转业到地方。他是在郁闷中离开军队的。按照当时的规定，他在军队的职务转业到地方应该定为行政7级，由于他还背着处分，被降为9级。姚继鸣后来在自传中写道：“我认为对我的处分过重，在转业后，对我的评级也不公平！”
姚继鸣是从旧军队走出来的解放军将领，又是从最底层的工人中觉悟的革命者，同时，他又曾经生活在大城市，接触过文明世界的进步，善于接受新鲜事物。他喜欢滑冰、打网球、跳舞，喜欢自己驾着摩托车越野，喜欢自由地抒发自己的情感。也许正是这些，使他成了以工农为主体的人民军队中的另类。尽管他洁身自好，但他的言谈话语举目投足，总让一些阶级斗争的眼球不舒服；尽管他的风趣幽默平易近人给战士们带来了欢笑，但总是让一些人看作是小资产阶级的情调；尽管他的军事素养严谨而威严，却被一些人看作是旧军队的教条；尽管他爱曾分明思想解放敢做敢为，却被一些人看作狂妄自大；----。
“六纵参谋长姚继鸣是个知识分子，看地图、打仗很厉害，字也写得好，会编顺口溜。他编的顺口溜不但在六纵广为流传，其他纵队也几乎人人所知，这说明他的顺口溜还是很能引起大家共鸣的”；“姚继鸣参谋长平时很少发脾气，也没什么架子，喜欢给大家开玩笑，连战士都不怕他”。这些都是六纵老战士对他的评价。
记得一位老将军在许多年后回忆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途中抢渡汝河的情景时，对姚继鸣的女儿说：“当时敌人前堵后追，情况严重得很。你父亲可真厉害，他是渡河的总指挥，在河岸边画了一条线，未经许可，谁也不准跨越一步，连刘邓首长也不例外，都要听他的命令，让谁过谁才能过，安排得井井有条。结果，六纵掩护中原局和野司总部顺利过了河，直插大别山。”
1953年，姚继鸣转业到地方，任西南建筑工程管理局局长兼党组书记。在此期间，中共西南局撤销了三反运动中对姚继鸣的处分，没做任何解释。
1954年10月大行政区撤销后，姚继鸣调到北京，任中央建筑工程部安装工程总局局长。他喜欢打网球，就建议在住处的后院建了一个网球场，休息时与同事们打球。当时的同事万里（曾任人大委员长），就是这个时期跟他学会了打网球，并成为一生的爱好。
1957年元月4日，姚继鸣突发脑溢血，不治逝世，享年56岁。周恩来等许多中央领导及他的亲朋好友为他敬送挽联。
姚继鸣的亲人中还有两人后来一直在军队工作。一个是女婿罗洪标，曾任兰州军区副参谋长，1961年晋升少将军衔，曾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和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另一位是侄女婿杨国宇，曾任海军副司令员，1961年晋升少将军衔，曾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和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于2000年4月27日在北京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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