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巧用什么诗句促成了一对青年婚姻？

姚波

毛泽东巧用什么诗句促成了一对青年婚姻？

时间：2014-02-24 16:06      来源：人民网

【编者按】毛泽东同志在漫漫人生旅途写下一部部波澜壮阔的历史巨著，创造出不可估量的物质和非物质遗产。《毛泽东家居》一书则独具匠心地把视野投向了毛泽东的家居，用对比的手法，即反映他人生历程的巨大变迁，更揭示出那从早年到晚年贯穿始终、永远不变的东西——他的人格、他的精神、他的价值观，甚至包括一些属于民俗方面的东西，我们通过毛泽东早晚年的家居生活来折射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包括民间文化传统，把一个文化的毛泽东和人民的毛泽东再现于您的面前。 本文摘自《毛泽东家居》 作者：龙剑宇 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3-1 【注：中共党史出版社已授权人民网读书频道对本书进行连载，禁止其它媒体转载！如需转载，请联系中共党史出版社。】 毛泽东巧用什么诗句促成了一对青年婚姻？ 现珍藏于韶山的《诗经》《论语》两本书，是毛泽东所有遗物中时间最早的，尤为宝贵的是，它们的封皮上还留有毛泽东少年时代的亲笔题签。这为研究毛泽东早年读书和他的书法艺术的最初轨迹，提供了实物资料。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先秦称为“诗”，汉代尊为“诗经”，列在五经之首（五经指《诗》《书》《礼》《易》《春秋》）。《诗经》共收录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的民歌和朝庙乐章311篇，全书分为风、雅、颂三部分。汉代传《诗经》有齐、鲁、韩、毛四家。齐诗、鲁诗先后遗失于魏和西晋，韩诗仅仅存外传。毛诗晚出，但只有它流传至今，我们所说的《诗经》都是指的“毛诗”。 耐人寻味的是，《诗经》乃是毛泽东平生阅读过的第一部诗集，毛泽东最初就是从这部伟大的现实主义诗歌中接受艺术熏陶的。另外，有一点还使他感到特别亲切：最早给这部诗集作注从而使之得以流传下来的人是他的本家远祖大、小毛公，即毛享、毛苌父子（他们是战国到西汉时候人）。韶山毛氏家族一直以此为荣，《韶山毛氏族谱?源流记》说：“自毛享、毛苌注诗训诂，西河遗派，固深且远矣。”毛家大祠堂毛氏宗祠门联批曰：注经世业，捧檄家声。横批：韶灵毓秀。 这告诉我们，早在韶山毛氏家族第二次修族谱的时候，也就是毛泽东出生前一百多年的清乾隆年间，毛氏家族就对诗歌这种中国古老的文学样式，情有独钟，并怀有一个极大的美好心愿：希望在本家族中能出一位大诗人！ 毛泽东继承了他的家族爱好诗歌的传统，从读《诗经》开始了他的诗艺探索之路。 毛泽东少年时代读过的《诗经》是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的石刻线装本，出版至今已经历250多年。 这本《诗经》的辑录者是邹梧冈以及他的儿子和孙子，他们所做的这件事，与许多著名大家相比，也许根本算不了什么，在中国学界也无地位可言，但他们的本子流传到了社会底层的湘中偏僻山林韶山冲，成为未来的一位大诗人——毛泽东的诗歌启蒙读本。这本古书名为《诗经备旨》，呈浅灰色，石刻线装竖排本，毛边纸质地。它长有23.8厘米、宽15.1厘米。它基本保存完整，只有封面、封底边缘有少许破损，中间有三页破损，书底部则有虫蛀过的痕迹。 极为珍贵的是，在这本书的封面上，少年毛泽东用毛笔写了“诗经”的书名，并签有“润芝”二字，墨色苍老而遒劲，字体规范工整，近似欧阳询体。 此书共分三个部分，即“新增诗经补注附考备旨卷之一”40页，“诗经补注附考备旨卷之二”28页和“新增诗经补注附考备旨卷之二”23页。它是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从毛泽东的老师毛宇居那里收集来的。 1994年3月，它被湖南省文物鉴定委员会组织的专家鉴定为二级文物，鉴定意见写道： 毛泽东少年时代读过的书大部已佚失。《诗经》是幸存的少数几本之一，该书内文圈点甚多，封面有毛泽东题书签名，是毛泽东现存最早的墨迹之一。从圈点的不同情状与颜色看，毛泽东曾评读该书。这是研究毛泽东少年读书生活的重要历史文物。 毛泽东的诗歌创作最初颇受《诗经》影响，这种影响甚至反映在他的日常谈话、交往中。1915年秋，古城长沙街头出现了这样一张油印蜡版征友启事，名字见了报，署名“二十八画生”。省立女子师范的校长看到之后，顿时怒气冲冲，因为启事中引用了《诗经·小雅·鹿鸣之什·伐木》中的句子：嘤其鸣矣，求其友声。 这本是一首爱情诗，它的前后文是： 伐木丁丁，鸟鸣嘤嘤。 出自幽谷，迁于乔木。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 相彼鸟矣，犹求友声； 矧伊人矣，不求友生？ 神之听之，终和且平。 毛泽东借这诗表达寻求志同道合的朋友的心愿，但显然被女子师范的校长误解了。 毛泽东在1915年11月9日写给老师兼同乡的黎锦熙的信中说： 两年以来，求友之心甚炽。夏假后，乃作一启事张之各校，应者亦五六人。近日心事稍快唯此耳。 毛泽东所寻求到的朋友有李立三、罗章龙、何叔衡等。毛泽东后来在陕北还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起这事： 有一天我就在长沙一家报纸上登了一个广告，邀请有志于爱国工作的青年和我联系。我指明要能结交能刻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 毛泽东正是以这样的挚诚，在几十年间，团结了大批民族精英，共谋人民解放大业。 新中国成立以后，有一次毛泽东用《诗经》中的句子促成了一对青年的婚姻。那是1956年的一天，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姚淑贤与男友约好星期六晚上去北京中山公园会面，但她突然接到命令：随主席出车到北戴河开会。小姚还没有来得及通知男友改期，就已上了主席的专列。她正心神不定，刚登上列车的毛泽东在客厅忽然立住脚，回头望着所有工作人员：“今天是礼拜六噢，你们有没有约会？”大家见主席的目光从众人的脸上掠过，都微笑摇头，含羞带怯。姚淑贤腼腆地说：“我有。” 毛泽东笑问：“跟什么人约会？”主席认真而又带着亲切、关心，还有一点逗趣。小姚如实地说了。“哦，糟糕。搅了你们的好事！”毛泽东望望窗外不断闪过的树木，又望了望小姚，皱紧了眉头，问：“怎么办？你们打算在哪里约会？”小姚喃喃地说：“去中山公园，在门口见……没事。”毛泽东有些急了：“怎么会没事呢？你通知他了吧？”毛泽东又望了望窗外，似乎希望专列停下来，他有些责备地说：“你这个小姚哇，要是不见不散可怎么办？你就连个电话也没给他打？”小姚说：“我们只要接受任务就不能对外人说了……” 毛泽东吮了吮下唇，沉吟着，摇着头：“久了会出误会的，不要因为我而影响你们。” 晚上，小姚将一捧削好了的铅笔给主席送去，毛泽东若有所思地望着她，目光一闪，忽然说：“小姚，你等等，有个东西你拿回去给你的朋友看看，他就不会生气了。” 毛泽东挑出一支铅笔，铺开一张16开白纸，伏案疾书，口中还自得其乐地吟诵，就像少年时代在私塾里的唱咏： 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 爱而不见，搔首踌躇。 这是《诗经·邶风》“静女”篇的开头四句。这显然是一首爱情诗，与小姚与男友失约的事正相符，其实，这正说明毛泽东善于活用古诗于现实生活之中。他吩咐小姚把这诗藏起来，带给男友，但小姚说：“主席，我们有纪律，凡是带字的东西都必须上交。”毛泽东笑着说：“你为什么要那么老实？现在没有谁看到，我是不会打小报告的。”他挤了挤眼睛，做了个藏的手势。 小姚把那张留有毛泽东手书古诗的纸揣到兜里，回到自己的房间即藏入一本书中。从北戴河返回北京，她就给男友看，男友果然不生气了。小姚从恋爱到结婚，一直到如今，还把毛泽东的这份手迹珍藏，成为永久的纪念。 从纯粹的诗艺看，毛泽东之成为杰出的现代诗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继承并发扬光大了《诗经》初创的现实主义传统和注重创意造境的中国诗歌写作手法。毛泽东的诗是与中国优秀的古体诗一脉相承的。《诗经》多采自民间，有浓郁的乡土气息，俨然一幅幅诸侯列国风情画。毛泽东平生所写诗歌也善于从民间汲取养分，他也喜欢并大力倡导讴歌普通人民，反映现实生活，他甚至也采用《诗经》的四言、杂言形式写过不少诗歌。 从毛泽东的读书笔记看，《诗经》也是毛泽东终身爱读的古籍。1913年他在《讲堂录》中写道：“农事不理则不知稼穑之艰难，休其蚕织则不知衣服之所自。《豳风》陈王业之本，《七月》八章只曲评衣食二字。”《豳风》即《诗经?国风》中的《七月》《鸱鸮》等七篇。五四运动之后，毛泽东对相传经孔子修订的《诗经》仍然钟爱，1920年3月14日，他在给周世钊的信中引用了《诗经?小雅》里的句子：“像吾等长日在外未能略尽奉养之力的人，尤其发生‘欲报之德，昊天罔极’之痛。” 毛泽东晚年仍喜读《诗经》，其中句子他信手拈来。1965年7月21日，毛泽东写给陈毅的信，中心内容是谈诗的形象思维，他分别解释了赋、比、兴三种创作手法，而这正是由《诗经》所首创。 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谈话，专门评价了《诗经》： 有人批评孔子西行不到秦，其实他选的《诗经》中的《七月流火》，是陕西的事。还有《黄鸟》，讲秦穆公死了杀三个大夫殉葬的事。司马迁对《诗经》品评很高，说诗三百篇皆古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大部分是风诗，是老百姓的民歌。老百姓也是圣贤。“发愤之所为作”，心里没气，他写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獾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尸位素餐”就是从这里来的。这是怨天，反对统治者的诗。孔夫子也相当民主，男女恋爱的诗他也收。朱熹注为淫奔之诗。其实有的是，有的不是，是借男女写君臣。 毛泽东对《诗经》的深刻认识，显然是一生都喜读，才读出个中滋味。直到他临终前三年，他仍对《诗经》念念不忘。1973年8月17日，他会见美籍华裔科学家杨振宁时说：“《诗经》是2000多年前的诗歌，后来做注释，时代已经变了，意义已不一样。” 《论语》是孔子的学生辑录的关于孔子言论和思想的经典性著作，总共20篇。汉代研究和传播这部名著的有今文《齐论》《鲁论》及古文《古论》三家。三国时代的魏国有孙邕、郑冲、曹羲、荀凯、何晏等五人一同向皇帝上奏，进献《论语集解》，于是，这个本子盛行于世，别的版本都不流传了。宋代大学者朱熹把《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合成“四书”，并给它们做了详细的注解，在明、清两个朝代，它成为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必读之书，这也成了做了17年“清朝人”的毛泽东少年时代的重要读物。 1936年，毛泽东在保安接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时说：“我８岁那年开始在本地一个小学堂读书，一直读到13岁。早晚我到地里干活。白天我读孔夫子的《论语》和‘四书’。”1964年8月18日他在北戴河又说：“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书，读了‘四书’、‘五经’，读了六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 毛泽东小时候读过的“四书”、“五经”、现在只保存了两本，就是其中的《论语》和《诗经》。这两本书可以叫作劫后余生。原来，毛泽东在1910年秋离开韶山，在他的父母去世和弟弟也外出之后，他留在家里的书，都由帮他看家的毛佑生用箩担子挑到祖居地东茅塘藏起来。1927年9月，毛泽东上了井冈山，他受到当局的通缉，他的故居和一切家当也被没收，乡人胆战心惊，不得不把写了毛泽东名字和笔迹的书都放到一个叫乌龟颈的山坳上，一把火烧掉。大火纷飞中，毛泽东的堂兄毛宇居赶忙抢出了几本，就包括这本《论语》。 这本书大致相当于今天我们说的小16开，呈深棕色。少年毛泽东用工整的欧体字，在页面左上方竖写了“论语下”，并签有他自己的名字“咏芝”（“咏”用的是繁体和异体字）。这本书长23.5厘米，宽14厘米、厚1厘米，是朱熹的《论语集注》在清代的石刻线装本。从印出到现在已历200年，但保存尚完整，只是封面、封底有些破损，内页有虫蛀和几处撕坏。内容包括卷之六到卷之十，共80页。全书都有红色的圈点句读。它的封面按韶山乡间通常的保护办法，涂了桐油。1994年3月，湖南省文物鉴定组将它定为二级文物。 毛泽东读“四书五经”，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少年时代、青年时期和晚年。 毛泽东少年时代读《论语》，是迫于先生的压力，他对这些“正书”，能够背诵，但不甚理解。因为这样的书内容十分精练简约而内涵深奥，没有足够的人生体验和相当的古文字根底的人，当然是难以读懂弄通的。虽然幼年毛泽东十分聪颖，对这样难懂的书也是提不起兴趣的。所以他往往用“正书”做掩盖而大读《水浒传》之类的“杂书”。先生发觉后，要他背书，他却能倒背如流。有一回，他还活用了《论语》中的句子，拿来对先生出的对联，用“修身”对“濯足”。 如果说毛泽东少年时读《论语》是被迫，那么，他青年时读此书就是出于自觉的兴趣了。他在1915年9月6日写给好朋友萧子升的信中说：“尚有其要者，国学是也。足下所深所注意……其义甚深……顾吾人所最急者，国学常识也。昔人有言，欲通一经，早通群经，今欲通国学，亦早通其常识耳。”意思是说，国学非常重要，想要掌握别的学问，先就要掌握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的国学。 可见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已经改变了对古文的态度。在写了这段话的第二年，他又谈到“经之类十三种，史之类十六种，子之类二十二种，集之类二十六种，合七十有七种，据现在眼光观之，以为中国应读之书止乎此。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 毛泽东的学问最重要的一部分，正是“国学”。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前后的十多年，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可以说没有这个基础就没有伟人毛泽东，因为他是一位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人。应当指出的是，毛泽东对于“国学”，历来持批判吸收的态度而不是囫囵吞枣。他对“国学”也做到了活学活用。 1913年10月到12月，毛泽东在第一师范的前身即第四师范记下的《讲堂录》中，有好多处引述了《论语》中的句子。其中有这样的话：“古者为学，重在行事，故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夫子以好学称颜回，则曰不迁怒，不贰过……”这段话中，“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出自《论语?学而》；“不迁怒，不贰过”出自《论语?雍也》。毛泽东还分别引用了《论语》的其他一些篇章如《公冶长》《里仁》诸篇，“孔子尝言志矣，曰：志于道，著于德，依于仁，由于义。曰：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朋友信之。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也，未之有也”。 毛泽东在长沙的十年，对《论语》等中国古籍是怀有浓厚兴趣，并花了大气力学习的，这样做的好处是，书中一些积极有用的东西，被他吸收并化入自己的思想（这也是毛泽东思想深厚的民族之根）。毛泽东在以后的几十年间，无论写书作文还是谈话，对他接受过的这些知识也能够时时恰到好处地运用。 1916年12月9日，毛泽东在给黎锦熙的信中说：“昔者圣人之自卫其生也，鱼馁肉败不食，《乡党》一篇载之详矣。”次年4月1日，毛泽东在《新青年》上发表《体育之研究》，其中大量地引用了《论语》的话，如“有圣人者出，于是乎有礼，饮食起居皆有节度。故‘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毛泽东对“国学”态度的一个重大改变是从新文化运动开始的。1918年6月，他从湖南一师毕业，新文化运动已在蓬勃兴起，他投入其中。这以后，他引用“四书”、“五经”的原话明显减少了。五四运动中，他还发表了许多反对孔孟学说的文章，如他在1919年7月14日出版的《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写道：“在学术方面，主张彻底研究，不受一切传统和迷信的束缚，要寻着什么是真理。”他还在几篇短文中讽刺“遍游各国，那里寻得出什么孔子，更寻不出什么明伦堂”。在《湘江评论》随后各期中多有抨击孔子学说的，如《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中说：“于孔老爹，仍不敢说出半个‘非’字；甚至盛倡其‘学问要新道德要旧’的谬说，‘道德要旧’就是‘道德要从孔子’的变语。”又说：“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毛泽东在五四运动之后，的确对孔子学说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但这只看到事物的表面。准确而论，应当说，毛泽东由此开始用马列主义思想清洗了陈旧的孔孟思想，但这种清洗并非彻底抛弃，而是一种全新改造。如此一来，一种为中国民众乐于接受，实际上融汇了儒学积极因素的毛泽东思想逐渐萌芽。 虽然毛泽东晚年曾发动一场“批林批孔”运动，但实际重在“批林”，至于“批孔”不过是少数人混淆视听的把戏而已。毛泽东一直是将孔子及其学说视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 1920年4月，毛泽东由北京南下上海，路过山东，他特意中途下车去拜访孔子的故乡。他后来回忆说：“我在曲阜停了一下，去看孔子的墓，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濯足的那条小溪和孔子幼年所住的小镇。在有历史意义的孔庙附近的一棵有名的树，相传是孔子栽种的，我也看到了。我还在孔子的一个著名弟子颜回住过的河边停留了一下，并且看到了孟子的出生地。” 身为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并不避讳他对孔、孟的崇敬，在对斯诺的话中动情地描述了他拜谒孔子故里的情形。在四卷本《毛泽东选集》中，也不乏引用或化用《论语》等书的句子。在著名的词篇《水调歌头?游泳》中，毛泽东豪迈地写道：“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这里的“子”就是孔子。 毛泽东早年曾深受曾国藩的影响，他在1917年8月23日写给黎锦熙的信中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曾文正即曾国藩（1811—1872），湖南省湘乡人氏，清后期著名政治家和学者，与毛泽东也算得上半个同乡。曾国藩有一套对后世产生了巨大作用的家教理论。 青少年时代的毛泽东之所以佩服曾国藩，是因为受世风左右。毛泽东出生时，曾氏刚刚去世20年。曾国藩“中兴名臣”的声名尚未褪色，尤其是他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种种言论，很使后人着迷。所谓“道德文章冠冕一代”，“人有三不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据说曾国藩三者兼而有之。从地域文化来看，曾国藩是湘乡人，而湘乡是韶山的近邻。韶山曾有成百的民众投入曾国藩创建的湘军，并有数十人立功受皇帝封赏，升至提督、总兵等高官，仅毛氏家族中就有毛有庆、毛正明、毛恩毅当了提督。韶山乡土文化中，曾国藩的影子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毛泽东外祖家在湘乡凤音四都，那里受曾国藩的影响更大，当毛泽东在外祖家的时候，也自然受到了熏陶。 起初的很长一段时期（整个少年时代和青年早期的20多年），毛泽东对曾国藩还不能作一分为二的客观评价，而是一面倒地赞扬。1915年8月，他在写给好友萧子升的一封信中说：“尝诵程子之箴，阅曾公之书，上溯周公、孔子之训，若曰唯口兴伐，讷言敏行，载在方册，播之千祀。” 毛泽东在这里把曾国藩与孔子相提并论。 此前，在毛泽东1913年所作的《讲堂录》中，也随处可见他引用曾国藩的原话或发挥其言论，如：“涤生（曾国藩的字——笔者注），言士要转移世风，当重两义：曰厚曰实。厚者勿忌人；实者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 毛泽东一度把曾国藩视为完人，将他的语录当作座右铭。甚至到了五四运动之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的1920年6月22日，他在《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中，还把曾国藩、左宗棠与黄兴、蔡锷并列为近代楷模，他说：“呜呼湖南！鬻熊开国，稍启其封。曾、左吾之先民，黄、蔡邦之模范。” 随着毛泽东向共产主义者转变，他开始辩证地认识曾国藩，把曾国藩政治思想上的反动，与修身、治国、治军方法上的可取之处区别开来。事实上，他后来在这些方面的确对曾国藩有所借鉴。 应当指出的是，毛泽东创造的境界才是湖湘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境界。曾氏在修身、治家、治军等方面有大量名言警句，但并没有真正兑现，无论他本人还是他的家族及他的湘军，都未能达到他所津津乐道的那种程度，他也没有能使国家中兴，而仅仅是扑灭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之后中国不但没有强大起来，反而陷入列强瓜分的状态。 不过，毛泽东始终对曾氏其人未作全盘否定。1926年，他在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授课时说：“洪秀全起兵时，反对孔教提倡天主教，不迎合中国人的心理，曾国藩即利用这种手段，扑灭了他。这是洪秀全的手段错了。” 正是有鉴于此，半个多世纪之后毛泽东再度领导农民造反，虽然他接受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但他深知必须深深植根在中国的大地，“迎合中国人的心理”。为此他创造了一系列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最终获得极大的成功。 在毛泽东的遗物中，就有可以说明毛泽东早年受曾国藩影响的实物资料，那就是《曾文正公家书》。保存下来的是卷五、卷七、卷八、卷十共四本。是清光绪五年（1879年）即曾国藩去世七年后的石刻线装本，因年代久远已呈灰黄色。它的封面是浅灰色毛边纸，每卷的封面左上方竖写书名、卷别，右下方则竖写“咏芝珍藏”，均为毛泽东的亲笔手书。但书里头没有批语，只有密密麻麻的红笔圈点、句读和着重号。 这几本书与《诗经》《论语》（下）一样，都是毛泽东遗物中现存最早的本子，因为留有毛泽东青少年时代的墨迹而弥足珍贵。

姚元周

好文章，拜读了。